清华简《系年》作者立场问题探讨
DUAN
Yali
There are lots of discussions on the author's standpoint of
in the academic circle.can not provide enough direct material and there is not specific evidence to judge the author's clear orientation of
.
The thesis discusses the author's standpoint of Tinghua Bamboo Slips
and it puts forward its own opinion on the
basis of combination of views of different schools.At present,there are three views about the author's standpoint of
in the academic circle.Most the scholars thinks the author's standpoint of
is the State of Chu.Howev-
er,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carding,the author's standpoint of is the State of Chu is probably the most unreli-able.There are a lot of evidences indicating the author's standpoint of
being the State of
Jin.
the author's standpoint of
;author;standpoint;competition betwen Jin and Chu;
摘要:学界对《系年》作者的立场问题多有讨论，《系年》能提供的直接材料不多，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判断《系年》作者的明确立场倾向。文章对清华简《系年》作者立场进行讨论，在综合各家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目前学界对于《系年》作者立场的讨论有三种说法，大部分学者认为《系年》作者立场为楚国。但经笔者梳理，《系年》作者立场倾向于楚国的这种看法恐最为站不住脚，而有较多的证据证明《系年》作者立场倾向于晋国。
关键词:清华简《系年》；作者；立场；晋楚争霸中图分类号：K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2094(2019)01-0050-07
清华简《系年》作者立场问题探讨
段雅丽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重庆
400715）
收稿日期：2018-10-30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央高校学生项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的编撰成书及其史学成就研究”(SWU1809441)阶段性
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段雅丽（1992-），女，山西太原人，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与典籍。
清华简《系年》一经公布，学界对其作者的立场问题就展开了讨论，但是清华简《系年》能提供的直接材料并不多，这给研究造成了较大困难。目前学界对于《系年》作者立场的讨论有三种观点，大部分学者认为《系年》作者立场倾向于楚国。笔者通过梳理，认为《系年》作者立场倾向于晋国的可能性更大。文章拟对有关《系年》作者立
场问题的已有研究进行述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思考。
一、《系年》作者立场问题研究述评（一）认为《系年》作者立场为楚国
具有代表性的是陈伟先生和尤锐先生的讨论。
陈伟先生主张《系年》作者为楚人的理由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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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其一，在楚国，不仅国君以谥称，而且封君也有谥称；其二，楚王去世称“即世”，而对晋国国君多称“卒”，应是作者楚人立场自觉或不自觉的表露；其三，第二十二章用楚国纪年标记他国之事，体现出作者以楚国为本位的叙事角度[1]。
尤锐先生从五个方面来论证《系年》作者的立场为楚国的观点。第一，《系年》除了第一篇专门叙述西周事务以外，其它每部分都是直接论述楚国，还有讨论其主要竞争对手或同盟国晋国。第二，《系年》的地理观明显偏向于周王朝的西部。比如秦是楚的重要盟友，而东部的国家齐、鲁只是楚史上的一个小角色，地位不突出；《左传》中齐桓公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系年》对于齐国只有边缘性的关注。第三，在《系年》文本的最后一部分，楚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即使叙及晋国亦采用楚纪年。第四，文本承认楚国军事失败，但是不直接言及国内动乱，如楚灵王政变导致的楚国衰落等，并没有记述，从是否隐藏国内动荡这一点来看，对待楚同其他国家是有区别的。第五，文本对于楚王表现出尊重，如君主的死亡的表述总是为“即世”，这种礼貌性的称法不用在其他诸侯国的国君上。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文字产生于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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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陈伟先生和尤锐先生所持《系年》记楚王去世时用表示敬重的“即世”，而对晋国国君去世称“卒”，是作者立场为楚的不自觉地显露的观点，笔者有不同见解。《系年》中“即世”一词也用来表述除楚国以外其他诸侯国国君的去世，如《系年》第二章“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武公即世，庄公即位；庄公即世，昭公即位。”第四章“（卫）文公即世，成公即位。”第十八章“晋庄平公即世。”第二十章“阖卢即世，夫差王即位。”在传世文献中，称君主的去世用“即世”则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如《左传·成公十三年》：“献公即世，……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无禄，文公即世，……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灵即位，……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①《左传·昭公十九年》：“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
者，晋大夫而专制其位，是晋之县鄙也，何国之为？”《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穆后及大子寿早夭即世，单刘赞私立少，以间先王。”《国语·楚语下》：“阖庐能败吾师。阖庐即世，吾闻其嗣又甚焉，吾是以叹。”②由以上可得知，“即世”一词并不是仅对于楚国君主去世的一种尊称，而是对于君主或诸侯去世的一种普遍性描述。因此，陈伟先生和尤锐先生以对君主去世的称谓来判断作者的立场问题，这个理由不具有说服力。
笔者对《系年》不书齐桓公霸业也有不同看法。尤锐先生认为《系年》不书齐桓公霸业是因齐在楚史中地位不突出，只是一个小角色。从简文来看，因卫国迁徙一事引出齐国，卫国在齐以西，卫的存亡与齐国的国家安全息息相关，“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霸业兴起于北伐山戎，存邢救卫”[3]。对于齐桓公助卫国徙封楚丘一事，文献多有记载：
《左传·闵公二年》：“僖之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
《春秋·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左传·僖公二年》：“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不书所会，后也。”
《史记·卫世家》：“戴公申元年卒。齐桓公以卫数乱，乃率诸侯伐翟，为卫筑楚丘，立戴公弟毁为卫君，是为文公。文公以乱故奔齐，齐人入之。”③
据史料记载，为抗击戎狄，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在管仲的辅佐下，保护周王室和周边民族的安定，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孔子表扬管仲辅佐齐桓公的“尊王攘夷”之功，言“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4]看似称赞管仲，实则是对齐桓公维护了当时中原的政治秩序，拥戴维护王室，驱赶戎狄之功的歌颂。
但是，在《系年》作者眼里，齐桓公维护旧有的政治秩序是失败的，未能守住旧有的制度。齐桓公虽助卫国城楚丘，但是并未能彻底抵抗戎人的冲击，卫人无法守护自己的城池，屡屡迁徙，在狄人的追击下到处逃窜，与《论语》所记载的“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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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衽”相似。因此，《系年》作者对齐桓公和齐桓公的霸业只给予边缘性的关注。《系年》作者不记齐桓公称霸之事，当是《系年》作者对于齐桓公未能守护周王室的安定，以继续实现“尊王攘夷”之功，也未能维护旧有的政治秩序的贬斥。不记齐桓公称霸一事，看似合情合理，实则暗含作者的褒贬态度，是《系年》运用“春秋笔法”的表现。
其次，《系年》作者不书齐桓公霸业是因齐桓公霸业与晋楚争霸的叙述主线无关。《系年》是一部战争史，第五章以后围绕晋楚争霸这个主题，叙写晋楚之间，晋楚与其他国家的战争。因此，不书齐桓公霸业不足为奇。这一观点侯文学、李明丽先生也有同样论述[5]，不再赘述。
因此，《系年》作者不写齐国当另有原因，暗含了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史学思想，并非只因《系年》的地理观偏向于周王朝的西部，重秦而轻齐鲁。
此外，李学勤先生、罗运环先生、王刚先生也认为《系年》作者立场为楚国。李先生在《从〈系年〉看〈纪年〉》一文中提到：“《纪年》是三晋之一魏国人所撰，于东迁以下用晋纪年，实即始于晋文侯。他将‘晋文侯定天子’，拥立平王，杀死携王一事讲得更有理据，是可以想象的。《系年》的作者估计是楚国人，没有必要为晋文侯说什么好话，落笔自然有区别了。”[6]罗先生认为《系年》以楚国外交资治为目的[7]。王刚先生认为“在《系年》中，楚国是主题所在，它占据着显赫位置，在历史书写中有着明显的政治避讳，这就与其他诸侯国分出了界限”[8]。
总体来看，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大多从《系年》对国君去世称谓的记载、用楚标记晋国之事、不记齐国史事等角度来看问题。
（二）认为《系年》作者立场为晋国
认为《系年》作者立场为晋国，主要有以下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及论述。
黄儒宣认为《系年》作者立场为“重晋轻楚”，《系年》描述晋军、楚军战争胜败的笔墨是有差异的。此外，在同时记录晋、楚纪年的第十八章，是晋国纪年在前，楚国纪年在后。《系年》记弭兵之盟，将晋国纪年置于楚国纪年之前，借此证明作
者没有站在楚国的立场，作者非楚国人[9]。
李学勤先生也有过论述，在《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一文中说：“篇中不为楚人掩丑,有时措词颇为严厉,如说‘楚师大败,……楚人尽弃其（帱)幕车兵，豕逸而还’,作者在这里是站在哪方立场，需要研究。”[10]
李旭颖先生通过对比《系年》与《左传》对于鄢陵之战和河曲之战史事的记载，认为《系年》表现出对晋国的倾向意图[11]。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大多从晋楚战争胜败描写的差异来看问题。通过《系年》全篇可以看出，记述的笔墨确实有所不同。《系年》第十八章，对晋国攻打中山国发生瘟疫，晋军战败的描写为“晋师大疫且饥，食人”④，《系年》作者认为晋国发生瘟疫，出现人吃人的惨状是因天灾造成的人祸，而非人为原因，且简文晋师“伐中山”在前，遭遇天灾在后。与此对应的记载为《左传·定公四年》：“水潦方降，疾疟方起，中山不服”，据《左传》可知，晋师在未伐中山国之时已遭天灾。《系年》作者记载楚军战败时，对战败的场景作了细致的刻画，将楚军败逃的狼狈状毫不隐晦的展现出来。如《系年》第二十一章记晋楚长城之战，楚国战败的描写为“楚师无功，多弃旃幕，宵遁。”第二十三章武阳之战，楚军战败的描写为“三执珪之君与右尹昭之竢死焉，楚人尽弃其旃幕车兵，犬逸而还。”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系年》作者将晋国的战败归于“天灾”，将楚国的战败归为“人祸”，《系年》作者似乎对晋国抱有一定的同情心，可以看出《系年》作者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偏向晋国。
（三）认为《系年》作者立场为晋楚之外的第三方立场
主要有以下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及论述。
侯文学、李明丽认为《系年》叙事立场超越楚、晋二国。“第十三章、二十一章、第二十三章，以楚王纪年叙事，则云‘楚人被驾以追之，遂败晋师于河’、‘楚人舍围而还,与晋师战于长城’、‘楚人尽弃其旃、幕、车、兵，犬逸而还’；第十七章以晋公纪年，则云‘晋人既杀栗盈于曲沃’。参以《春秋》、《左传》等鲁国叙事立场的史书对于鲁人并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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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人’为称，《系年》称‘楚人’、‘晋人’，则似乎完全是第三者的叙事立场。[12]”
朱晓海先生认为“编撰者乃是以抽身于列国之外的全照观点叙事。[13]”
陈民镇先生通过《系年》的用词风格来推测作者的国别问题，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但是并无充分理由来判定《系年》作者的国别问题[14]。陈先生指出“《系年》的用词风格不同于一般的楚地文献，而且《系年》的素材来源当是复杂的”。且认为《系年》“可能系楚人著作，但作者的视野不局限于楚国”。
二、对于《系年》作者立场的思考
以上是各家对《系年》作者立场问题所持有的观点以及笔者的一些辩驳。目前来看，学界有关《系年》作者立场讨论的三种说法中，《系年》作者为楚国立场的这种看法恐怕最站不住脚，而作者立场倾向于晋国则有更多证据。文章试从四个方面论述。
第一，从《系年》对晋三家的称谓来看《系年》作者的立场倾向。
《系年》简文最后三章均统摄在“晋公以弱”的背景之下，《系年》第二十一章作者在提到晋三家韩、赵、魏时，用“晋魏斯、赵浣、韩启章”“晋韩虔、赵籍、魏击”这样的表述，三家之前以晋冠之。第二十二章言“晋魏文侯斯从晋师”“晋三子之大夫入齐”，也不称其名，而是用在爵号之前冠以晋或者用“晋三子之大夫”这样的称号，据此推测，在《系年》作者眼里，只有晋可与楚抗衡，《系年》作者不承认晋国三家公室的地位，或对三家心有怨恨，怀念过去晋国的霸主地位，故撰述时不用三家年号，依旧以晋统称之。确如王刚先生所言，《系年》叙史时，对秦、晋等大国和蔡、卫这样的小国，都分记其世系与史事，而三家却无此待遇。可见《系年》对三家不予承认，更大的可能为《系年》作者在完成此书的时候，晋虽已被分，但尚未最后覆灭，在撰作者看来，三家不可与之同列[8]。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系年》作者对三家的排斥。且《系年》第二十二章记“晋公献齐俘馘于周王，遂以齐侯贷、鲁侯显、宋公田、卫侯虔、郑伯骀朝周
王于周”，此事实际上是三晋以献齐俘馘为名，要求周威烈王命为诸侯，但简文仍以晋公统称，可以看出《系年》作者仍是尊晋的，在心理上倾向晋国。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魏文候”的称谓在《系年》文本前后有所不同。《系年》第二十一章对其直称其名“晋魏斯”，第二十二章称其爵号“晋魏文候斯”。《系年》所载三晋伐齐之事在公元前404年，此时三晋还未被封侯，晋国依然是魏斯当政，而与魏斯同时执政的赵浣、韩启章都已过世。赵浣之子赵籍、韩启章之子韩虔继承父位，与魏斯同为晋卿，但就资历或实力而言，魏斯要比赵籍、韩虔高。因此，《系年》称“魏文侯斯”或意欲将其与下辈赵籍、韩虔的地位、名望区别开来[15]。“魏文候”这一称谓当是《系年》作者对其辈分地位的尊崇，但另一方面，《系年》作者仍然以晋冠之，说明《系年》作者对其心有不满，或不承认其地位。
第二，从《系年》作者对于吴起变法和州西之战的忽视来窥探《系年》作者立场倾向。
目前，学界绝大多数学者是以《系年》为完整的篇目作为研究基础，笔者也试在这个基础上对《系年》的作者立场问题作出讨论。《系年》作者对楚国楚悼王晚年的吴起变法只字不谈，是很值得重视的现象。《系年》第二十三章对楚悼王早期的史事记载较详，但对楚悼王末年具有变革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吴起变法没有记载。从简文来看，《系年》作者在最后一章用到了楚悼王的谥号“悼哲王”，说明《系年》作者撰述该篇的时间晚于吴起变法和楚悼王的去世。据传世史料，楚悼王在位期间，吴起贡献巨大，经过变法运动，楚国经济、军事等方面得到一定发展，国力逐渐强盛，尤其是在军事上，主要表现为：向北伐魏救赵，收复了被三晋占领的陈国、蔡国故地，将势力扩展到黄河岸边；向南，平定百越，疆域拓伸至江南，占有洞庭、苍梧之地。史书对楚悼王变法所取得的成就多有记载，《史记·赵世家》：“（赵敬侯）六年，借兵于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黄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16]《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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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鬬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战国策·秦三》：“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南收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17]此外，在《淮南子·道应训》《说苑·指武》《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均有吴起变法及其在楚悼王末年所作的贡献的记载。
从传世文献对于吴起变法的记载可以看出吴起变法与晋楚争霸的主题息息相关，应在《系年》作者选材的范围之内。吴起变法对楚国意义之重大，《系年》作者若是楚国人，对此具有重大变革意义的事件应予以记载。但是，现在看到的《系年》对上述史事却避而不谈。从这一点来看，《系年》作者的立场一定程度上也是偏向于晋国的。
楚国经过变法，国家实力大大增强，公元前381年发生了楚救赵而伐魏的州西之战，史书对此有所记载。《战国策·齐五》：“昔者，赵氏袭卫，车不舍，人不休，傅卫国，城刚平，卫八门土而二门堕矣！此亡国之形也！卫君跣行告遡于魏，魏王身被甲砥剑，挑赵索战。邯郸之中骛，河、山之间乱。卫得是藉也，亦收余甲，而北面残刚平，堕中牟之郭。卫非强于赵也，譬之卫矢而魏弦机也，藉力于魏而有河东之地。赵氏惧，楚人救赵而伐魏，战于州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赵得是藉也，亦袭魏之河北，烧棘蒲，坠黄城。”[17]经过这次战争，赵与楚从此修好，赵不再参与韩、魏伐楚，楚在魏的后方找到了一个牵制魏的力量，楚分割三家，彻底打破韩赵魏三角联盟。《系年》全篇以晋楚争霸为主题，三家为晋的代言人，若作者立场为楚，对此重大事件也应加以叙述。但事实上，《系年》作者亦选择了避而不谈。据此亦可推测《系年》作者的立场有可能为晋国，对于楚国彻底瓦解韩赵魏三家，晋国彻底灭亡心有不甘，因此对此事不记。
第三，从《系年》与传世文献对鄢陵之战的不同记载来分析《系年》作者的立场倾向。
鄢陵之战是晋楚争霸战争中继城濮之战、邲之战后春秋中晚期晋楚之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役，鄢陵之战结束了晋国霸业的危机，楚国在与吴国的不断竞争下逐渐衰弱，终春秋之世不能北上争雄，再也无力重创中原。《系年》载“共王亦率师围郑，厉公救郑，败楚师于鄢”，即楚共王起兵围郑，因郑国是晋国的盟友，晋厉公出兵救郑。《系年》的记述突显了晋国出兵的正义性，其为维护友邦，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左传》的记载中，晋国出兵讨伐背叛者郑国，原因为楚国割汝水以南大片土地予郑国，郑国叛晋亲楚，同时郑国攻打晋的忠实盟友宋国，因此晋国出兵伐郑，郑国向楚国求救，楚国出兵北上，晋楚开战，楚国大败。《国语》亦言晋厉公伐郑，楚王救郑，《国语》记载与《左传》相合。
通过《系年》与《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记载的对比可知，《系年》对于鄢陵之战的发动者和晋郑关系的的记载与《左传》《国语》都不同。《系年》的记载中鄢陵之战的发动者为楚国，晋国因保护同盟国郑国而与楚开战。而在《左传》《国语》的记载中，晋国为讨伐背叛者郑国而起兵。《系年》作者将鄢陵之战的发动者记为楚国，是否为《系年》作者有意为之，不得而知。《系年》以晋楚争霸为记述的主线，对晋楚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战争当掌有充分的史料，就《系年》对鄢陵之战发起者的记载来说，《系年》作者当有可能为有意为之，其在心理上倾向于晋国，为了美化晋国。这一点陈民镇先生也有论及[18]。
第四，从对晋文公流亡路线的记载来看《系年》作者的立场倾向。
关于晋文公流亡路线，史书多有记载。传世文献的记载中，晋文公流亡路线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记载了经过的国家以及在所经过国家所受的待遇。《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遂奔狄，……处狄十二年而行。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及宋，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及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及楚，楚子飨之，……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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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诸秦。”《史记·晋世家》：“重耳遂奔狄，……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过卫，卫文公不礼。去，过五鹿，……至齐，齐桓公厚礼，……过曹，曹共公不礼，欲观重耳骈胁，……去，过宋，宋襄公新困兵于楚，伤于泓，闻重耳贤，乃以国礼于重耳，……过郑，郑文公弗礼，……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适诸侯礼待之，……重耳至秦……”《国语·晋语》：“公在狄十二年，……过五鹿，……遂适齐，齐侯妻之，甚善焉，……过卫，卫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礼焉，……自卫过曹，曹共公亦不礼焉，……公子过宋，与司马公孙固相善，……襄公从之，赠以马二十乘。公子过郑，郑文公亦不礼焉，……遂如楚，楚成王以君礼享之，……秦伯召公子于楚，楚子厚币以送公子于秦。”
《系年》第六章亦记载晋文公流亡路线，《系年》的记载为“文公十又二年居狄，狄甚善之，而弗能入，乃适齐，齐人善之；适宋，宋人善之，亦莫之能入；乃适卫，卫人弗善；适郑，郑人弗善；乃适楚。”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传世文献记载晋文公经过楚国时，楚国君主均以重礼待之。而在《系年》
的记载中，简文对晋文公在狄、齐、宋、卫、郑所遭受的待遇均有“善”或者“弗善”的记载，而晋文公流亡到楚国之时，《系年》作者却对晋文公是否受到礼遇没有记载，只言“乃适楚”。从《系年》全篇所反映的材料占有情况，以及叙述晋文公流亡时的用词看，《系年》作者当知楚成王善待晋文公之事，只不过刻意加以回避。刻意加以回避是因为《系年》作者试图美化晋文公，这是站在晋国的立场叙事。
综上，目前学界对于《系年》作者立场问题争议较大，对于《系年》作者立场的讨论主要有三种观点。大多数学者认为《系年》作者的立场为楚国，也有少数学者认为《系年》作者立场为晋国或者晋楚以外的其他国家。笔者从《系年》对晋楚战败的描写差异、对晋三家称谓的记载、对吴起变法和州西之战的忽视、对鄢陵之战的记载等角度分析了《系年》作者的立场问題，认为《系年》作者立场偏向于楚国的观点在证据上多有不足，偏向于晋国的观点在证据上较为充分。
注释:
①[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以下《左传》引文《左传》均出自于此《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
②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16年出版，以下《国语》引文均出自于此《国语集解》。
③[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五册），中华书局，2014年出版，以下《史
记》引文均出自于此书。
④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中西书局，2011年出版，以下《系年》
释文均引自此书，不再一一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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