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亚里士多德理论中的中庸思想

1、基本内涵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分别生活在东西方两个不同的文明古国。一方面，大致相同的时代背景和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两人有着一些相同或相似的思想，中庸思想便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两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及两人不同的生活际遇又使得其中庸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一）相同点

1、社会背景：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均生活在社会剧烈动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

具体说来，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中国正经历着“礼崩乐坏”的社会剧变；而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希腊古典时代末期，城邦制度也已盛极而衰，并最终为马其顿所灭。

2、理性精神的一致：不走极端。

中庸或中道，要在持“中”，不走极端，强烈地反映出人类的理性精神。

3、主体指向的一致：至上美德。

无论是孔子还是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中庸是一种至上美德，并非人人具有，平常人只有完善自己的人格，逐渐向中庸美德靠拢。

4、思想方法的一致：致中和适中。

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中庸和中道要求人们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时，要“致中”和“时中”。

5、政治立场的一致：反对折衷主义

中庸或中道所指向的，是事物内部存在着的相互对立相互依赖的矛盾双方，在某一点或某个方面因对立统一而达成的平衡及真实的和谐一致，反映的是事物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中庸强调“允执厥中”，中道强调居二恶之中点，都是指要把握好事物矛盾的度，把握事物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而绝不是指将不能统一在一起的相互矛盾的东西无原则地加以调和，更不是教人圆滑处世。

（二）不同点

1、经验德性论与先验人性论的不同

亚里士多德认为，中道德性并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行为习惯中形成获得的，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中道的伦理德性也可称作习惯德性，因为伦理德性是由风俗习惯熏陶出来的，而不是自然本性，自然的东西不能用习惯改变。

孔子认为作为至德的中庸实际上是“仁”在日常生活中的运行、实现，“仁”又是先天地内在于人自身的，是人生来就本有的东西，不是在后天的学习与实践中获得的，所以中庸之德也是先天本有的。

2、德性自愿与道德自觉的不同

亚里士多德虽然也认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按一定的社会道德准则去选择，这样才能符合中道，不过，他更尊重中道选择中的个人意志自由。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选择原本就是人的一种高度自主的活动，因为人都有自由的意志，正是这种自由的意志使人成为并非消极地接受环境的影响，而是对环境主动施加影响的积极主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德行和恶行都出于人的目的，“目的是我们愿望的对象，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乃是我们的审量及选择的对象，所以，凡是关于手段的行为，必是由于选择、并且必定是自愿的。”

孔子中庸观的侧重点在于强调道德主体对道德之“仁”、“礼”的自觉，侧重于对做人的责任和义务的自觉。在他看来，人性本身己经包涵有一定的中庸因素，有善端、恶端之分，要克服人性恶的一面，发扬善端即可“率性”以行“中庸”，它强调人的中庸行为是一种自觉利人的道德行为，个体不是为实现其幸福而追求道德，他们追求道德更多是履行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和义务，不是获取个人的幸福生活，而是实现国家与社会生活的道德。

3、社会生活中的归宿不同

（1）求公正与致中和

自由与德性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中的两个原则，其德行的实践是个人内心良知向外部环境的自由抒发，从而使得古希腊的中道选择观在社会实践上又表现为在尊重个人意志自由的基础上，对社会公平和正义不懈追求的精神。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追求，为西方建立法制和民主社会制度提供了厚实的理论基础，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科学和技艺都以善为目的，一切之中最为主要的科学则以最大和最高的善为目的，政治学即是最主要的科学，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

与亚里士多德追求公正的目标不同，孔子追求的是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式的道德自由，以求实现主观意识与客观规律的完美统一的和谐与中和，这种和谐与中和指人与事物之间处在合乎中道原则的共处状态，这种状态表征的是人的情感发挥恰到好处，“发而皆中节”，合乎人类的伦理道德规范，是人性本体的表现，也是人性至善的表现。孔子一开始就把人作为出发点，着重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对宗法统治秩序的维护，并将这种统治秩序放在一切价值之首，作为社会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孔子认为，和谐是实现宗法统治的基本目标，所以，把维护和谐稳定的致中和作为中庸的目标就是非常自然的理论与现实选择。

（2）法治与德治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在事实上也优于人治，因为：在法律未能作出规定的地方，人也同样不可能作出明断。法律教导人们遵循这一目的，委任各种官员根据最公正的意见来判决法律自身未能涉及的其余事例。此外，人们还完全可以根据其经验修正或补充现存的法规，崇尚法治的人可以说是崇尚只由神和理智来统治的人，而崇尚人治的人则在其中掺入了几分兽性，因为欲望就带有兽性，而生命激情自会扭曲统治者甚至包括最优秀之人的心灵。法律则是摒除了欲望的理智。

孔子寻求的是一种德(礼)治社会，他在把中庸视为伦理之“礼”的同时，更强调中庸的“仁”的道德性。“仁”与“礼”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仁的概念，孔子以前就有，春秋前期人们把尊亲敬长、爱及民众、忠于君主和仪文美德都称为仁，孔子在继承已有观念的基础上把它发展成为系统的仁说。理想的政治应当是免刑、无讼和去掉残暴、免除虐杀，但在现实生活中孔子也不是主张绝对不要刑，在讲德治时，也不是完全不要刑，而是主张“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认为宽猛相济(即文武两手并用，德治与刑治结合)，政事才会谐和，反对过度榨取，主张“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

孔子中庸思想内在逻辑

孔子中庸思想内在逻辑 一、尚中：中庸的逻辑起点 孔子的“中庸”思想，其逻辑起点，是传统的“尚中”观念。从《论语》及相关典籍中不难看出，“中”是孔子品评人物、选才交友的标准之一，也是其自我修养的行为准则。如：“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 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2]（先进）师，颛孙师，即子张。商，卜商，即子夏。二人均为孔子弟子。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谁更强一些，孔子评价说：“子张有些过分 ，子夏有些赶不上。”子贡以为，子张“有些过分”，自然要比“有些赶不上”的子夏强些，孰料孔子的回答则是：“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在这里，孔子衡量弟子孰优孰劣的标准是“中”，即“无过无不及”。 又如：“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2]（子路）“中行”，即中道之人。孔子认为，得不到合乎中道之人和他交往，不得已而求其次，也一定要交到激进的人或狷介的人。因为激进的人一意向前，狷介的人也不肯做坏事。可见，孔子选才或交友的理想标准也是“中”，不得已才求其次。 “中”也是成就“君子”品格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原则：“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雍也）“文质彬彬”也就是前文所谓的“中行”，关于此点，《颜渊》篇的一段话正好可作注脚：“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A，犹犬羊之A。’”棘子成，卫国大夫。“A”即皮革。子贡的意思是说，礼仪形式和朴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对君子来说同等重要，假如把两张兽皮的毛全部拔去，就分不出哪张是虎豹的皮，哪张是犬羊的皮了。因此，对一个人而言，美好的素质和合理的行为都是不可偏废的。 以“中”为标准，孔子常常告诫人们思想行为要合乎中道，如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2]（泰伯）朱熹解释说：“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二者之心，善恶虽殊，然其生乱则一也。”[4]（P105）“好勇而不安分”就是孔子所谓的“勇而无礼”；“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有类于孔子所谓的“直而无礼”[2]（泰伯）。二者的行为方式虽或不同，但思想根源却是一个：即“一意孤行”，而不能中道行之。有见于此，孔子十分推崇“中庸”之德：“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2]（雍也）。从孔子的赞扬（“其至矣乎”）和惋惜（“民鲜久矣”）中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中庸之德是何其完美。 事实上，孔子本人也正是以“中”为自己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的，其曰：“吾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2]（子罕）“两端”，或谓指“不及和过头两个极端”；[5](p26)或谓指“事情的两个方面”。[6](p160)总之“叩其两端”是孔子在认识事物、获取知识、解疑释惑的过程中体会到的一种思想方法，此种方法，其核心即为“用其中”。就道德修养和行为修养的层面说，孔子“用其中”的具体体现则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子罕）“毋意”，不悬空揣测。“毋必”，不绝对肯定。“毋固”，不拘泥固执。“毋我”，不唯我独是。“子绝四”，则是指孔子没有“意”、“必”、“固”、“ 我”四种毛病。[4](p87- 88)在这里，“四毋”的核心仍是“中”。这种思维观念、行为原则，或许可以谓之“允执其中”。这说明，对于传统文化持“因、损、益”态度的理性主义大师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是持完全赞成的态度的。 二、时中：中庸的内在本质 如果说“尚中”是传统观念，为孔子所继承，并成为其“中庸”思想的逻辑起点；那么“时中”则是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的丰富和发展，是其“中庸”思想的逻辑展开。 与“中”一样，“时”也是一种起源甚古的观念。早在尧帝时，就曾“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7]（尧典）。孔子一向重视“时”，其曰：“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学而）强调“时”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不但治国，就连说话，孔子也是“时然后言”[2]（宪问），并主张“言不当其时则闭慎而观”[8]（二三子）。不但说话，就连看到飞鸟，孔子也不免“时哉时哉”之叹：“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2]（乡党）因此，孔子特别强调：“君子务时。”[8]（二三子） 孔子的贡献在于，将“时”与“中”联系起来，形成了“时中”的观念：“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4]（中庸章句）“时中”，即“随时以处中”，用《论语》所记孔子的话说，就是“无可无不可”：“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2]（微子）这段话，记载了孔子对那个时代公认的几位贤人的评论和比较。透过这种评论和比较，孔子说明了自己与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 （一）亚里士多德的关于国家起源、本质和目的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是西方最早创立独立的政治学体系的思想家，是古希腊奴隶主中产阶级利益的思想代表。他对城邦国家的产生、本质和目的做了系统地论述。 1 ．国家产生的原因。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的产生基于人的本性，因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有天然要过道德生活的愿望。 2 ．国家产生的过程。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自然赋予人的本性是过国家生活，但是任何事物的本性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只有当它发展到最高阶段时，才充分显露出它的本性，社会也是如此。亚里士多德指出；国家在产生过程中经历了家庭、村落而最终形成了高级完备的社团，它是人的本性的最充分体现。个人只有作为城邦的组成部分，才能满足其自给自足的生活。 3 ．城邦的本质。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至高广涵的社会团体，它是行业与职能相异的许多分子的集合，是由许多公民各以其不向职业、家庭等参加而组成的有机的整体。 4 ．城邦的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社会生活包括许多内容，城邦的存在不只是为了便于交换，防止互相损害等等。城邦的目的在于实现道德的良善，即以城邦协调各人的功能，导致人类的优良生活。个人和城邦的主要和最终目的都是谋取优良的生活。这是城邦区别于其它社会团体的本质所在。 5 ．学说的意义。亚里士多德首次从政治学的意义上讨论了国家的起源、本质和目的等一系列的重要课题，为这门学科的建立提供了基础理论。 （二）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 １．政体的定义：政体就是城邦的最高政权组织，是城邦一切组织的依据。政体又关涉到全邦人民的生活方式，是公民的生活规范。所以政体是城邦的决定因素，它决定城邦性质。

孔子“中庸”之提出

孔子“中庸”之提出 “中庸”已成为人们行为处事的重要思想和准则。本文概述了孔子“中庸”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阐释了孔子“中庸”思想理论渊源及逻辑起点：首先，原始巫术图腾时代向人本位转变的观念为孔子“中庸”提供了思想基础；其次，深远的历史文化及优秀的思想成果为孔子“中庸”提供了理论渊源；再次，社会动荡致使思想纷繁杂乱，基于历史现状，人们渴望能拥有统一理论来指导生产生活；第四，“尚中”观念成为孔子思想的逻辑起点。 标签：孔子；中庸 马克思认为社会意识产生于社会存在，并由社会存在决定。[1]社会历史产生相应社会反映，人们对所处时代做出哲学思考，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同然，“中庸”思想于先秦动荡时期孕育而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及中央集权的政权结构是孕育“中庸”思想理论的社会土壤。任何一种思想的诞生、确立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其思想的衍生、发展也定有其轨迹可循。孔子面对当时变动的社会环境勿忘勿助其长（《孟子·公孙丑上》），冷静观察，总结规律，借鉴前人的思想和智慧，提出“中庸”的适时思想。“中庸”思想在其后来思想学说不断地演进和发展中逐渐确立了其核心地位。 一、孔子提出“中庸”的历史背景 春秋末年，周室式微，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旧体制、文化观念渐趋瓦解，新格局尚未成形，社会变动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皆有体现。如此社会，生于其中的孔子喟然叹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一词首次提出。 政治上，当时诸侯争霸、天下失去了应有秩序。诸侯各国发展失衡，突出表现便是周王室衰落、诸侯国崛起与纷争。东周天子大权旁落，徒有虚名，驾驭不了旗下诸侯，他们彼此争霸，连卿大夫及其家臣也效法诸侯出现凭借占据自己采邑领地闹独立的局面。孔子深谙社会动荡危险，警示各等级：“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目睹这些，孔子寻找根源，加以反思，意欲恢复具有中庸意蕴的周礼。 其次，经济上私田代替公田，初税亩代替井田制，生产发展促进个人意识及家庭意识的觉醒与维护。西周末战国初，铁器、牛耕的广泛采用使生产力较大提高，新兴地主阶级采用“与之分货”（《管子·乘马》）的分租制，奴隶“公作则迟，分地则速”（《吕氏春秋·审分览》），使得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井田制遭破坏，代之土地的私有。随着生产力的改变，古代奴隶制中人们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始巫术图腾时代渐被维护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秩序、宗族模式代替，同时义、利矛盾随之突显。孔子看到当时统治阶级为利益置民众于不顾，无度剥削百姓便感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认为，只知追求功利置伦常之理于不顾之人缺乏教养，势必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为调和“君子”与“小

孔子的中庸之道

《孔子的中庸之道》 一、中庸的起源 “中庸”的看法起源于上古的时代。我们看《尚书》的《周书》里面，周武王向殷代的遗臣箕子请教国事，箕子提出九条大法，“洪范九畴”，其中就有所谓的“中道”的思想。“皇极”它是讲正直为主要，有刚有柔，相互调剂的中正的思想，“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尚书·洪范》）讲这样一个中平的、中正的中庸之道，正直的政治哲学。所谓的“极”，它就是一个大房子中间的一个大梁，房屋中间的最高、最中、最重、最正的东西，它引申为一个中正平直的一个标准。春秋末期，孔老夫子对“中庸”的思想大大地加以推进。 乡下上梁的时候要举行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梁就是房屋的最正、最中、最重、最大、最主要的物件，它也是一个标准，老百姓家都非常看重这一点。你如果坐在直升飞机上看北京的古城，你看从天坛到紫禁城到皇陵，它是在一条中轴线上，古城是一个中庸、平和的、是对称的，这是一个建筑美学，是城市规划的美学，实际上很多有名的城市都是这样。大家可能也看到一些考古资料，辽阳的辽河流域，有一个古代四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的遗址，那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祭祀上天，他有一个遗存，他有祭坛，相当于北京的天坛。可见我们这个民族，它的审美，它对世界、宇宙的看法，它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一定是非常对称、非常中正。有一条主轴，有对称性的这样一个结构，这可能是最稳定的结构，也是最美的一个结构。这就是所谓的中庸。 二、孔子对中庸的解释 孔子主张中庸，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是一个“其至矣乎”，是一个非常高的道德修养的境界，一般人很难达到，但也是可及的。中庸的第二意思，它是一个方法。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智慧和方法，处理各种事务的一个方法，或者叫方法学。中庸的“中”就是中正的“中”。 中庸的“庸”字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平凡，很平常； 第二个意思：庸者不易也，庸是一个原则，不要轻易变化的一个原则；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比较11111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比较 在西方，当古希腊文化蓬勃发展的时，在遥远的东方正处于春秋战国时候的中国，也出现了文化的繁荣。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古希腊有带着光环的亚里士多德，中国也有被后世称颂的孔老夫子。下面就主要比较一下孔亚两位大家的政治思想。 一、政治学说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治理问题 （一）孔子的人治思想 在治国的问题上，孔子主张“人治”，即“圣王之治”。他非常重视统治者个人的表率作用，认为“为政在人”。“人治”是维护“礼治”、提倡“德治”的必然结果。孔子主张的“圣王之治”包括三层意思： （1）天子立法。“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制礼作乐的立法权应归天子掌握，出兵讨伐等军事行动权也应由天子决定，其他人无权涉及。 （2）人存政举。“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论语·中庸》）。其意思是：最好的制度和政策，是西周文王、武王时的制度和政策，这些都记载在典章之中。只要文王、武王这样的贤人存在，那么，他们的政治就能实现；没有这样的贤人，政治就无法实现。 （3）身正令行。孔子认为，政治是一种上行下效的关系，榜样的力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特别强调统治者以身作则的重要性“：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孔子心目中的圣王主要包含修身、无为、法天、无私、安民等内容。在孔子眼中，“圣王”的内涵可以简单分为两个方面，即“内圣”（修身）与“外王”（治国），其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但“圣王”的基础、根本却是“修身”。 （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 “人治”与“法治”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坚持“法治”。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系统论述法治的思想家。他指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必须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正义是城邦的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础。人类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就会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也就不可能有优良的生活。“国家的存在是为了过美好的生活——它的目标或目的是公民们的福利。由此很容易推断，政府应该为美好的生活立法，所有公民的福祉都应该得到国家行为的保证”。对个人来说，城邦的善是最高而最广的。亚里士多德的善政，首先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善政与正义相联系。“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世上一切学问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整治团体的存在并不由于社会生活，而是为了美善的行为。“而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入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 二、政治学说的核心理念在于努力追求 （一）孔子的“中庸之道” 孔子的“中庸”观的目的是“三个合一”。“中庸”一词，最早见于《论语》：“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大致意思是指把两个极端统一起来，遵循适度平衡的原则。“中庸”可以说是孔子所持有的一种积极而不激进、执着而不偏执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折中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1.人是政治的动物 1）群居 2）语言和理性（logos）：语言和理性能“揭示正义和不义”，动物中只有人“知善与恶、正义与不义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而在这些方面的合作关系造就了家庭和城邦”。 3）实现人的优良生活：在城邦中始可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城邦对于人的自然潜能的实现至关重要。 “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是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弃世俗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就是一位神灵。” “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成为最恶劣的动物。” 2.城邦的自然性与人为性 1）自然性：家庭－村落－城邦 2）人为性：城邦并非单纯是生长成的，而且还是通过特定的人们的活动而创立的，尤其是通过法律，借助必要的强制和武力。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人就会因其天性中存在的与城邦及其目标相抵触的方面而堕落。 3.政体 1）六种政体：君主制－僭主制；贵族制－寡头制；公民共和制－平民制 平民政体是自由人当权的政体，寡头政体是富人当权的政体。“公民政体简单说来是寡头政体与平民政体的一种混合。通常人们把倾向于平民政体的这种混合政体称为共和政体，把倾向于寡头政体的混合政体称为贵族政体。”（《政体学》，1293B33－37） 2）政体区分的标准：按统治者（参与公职的人）的人数——量的标准； 按德性标准或是否合乎公共利益——质的标准 贵族政体的准则是德性，寡头政体的准则是财富，平民政体的准则是自由。（1294A11）3）政体与公民：政体的性质由统治者的性质所决定；政体塑造公民品性（形式－质料）；政体的改变导致城邦的改变（城邦的同一性取决于政体的同一性）。 “政体是有关公职的城邦制度，特别是有关对所有事务都有权威的公职的制度。因为在城邦中拥有权威者不论何处都是统治集团，而统治集团就是政体。”（《政治学》，1278b7-10）“决定城邦的同异的，主要地应当是政体（regime）的同异……，凡政体相承而没有变动的，我们就可以说这是同一城邦，凡政体业已更易，我们就说这是另一城邦。”（《政治学》，1176b11-14） 4.最佳政体 1）王制：理论中最佳的政体是王制，它由最优秀、最卓异，像神一般的人来统治。但这样的人非常罕见，而且即使存在，他死后也难以为继。 2）中产阶级占优势的城邦（合乎中道的政体）。 3）混合政体（共和政体）：贵族（或寡头）与平民的结合。 后两种政体都是具有现实可行性的较优政体。因为中产阶级处于中间位置，受过一定的教育，易于听从理性，免于极端；同时，中产阶级也能团结富人和穷人，制定政策时会同时考虑两者的利益，避免城邦党派纷争，故最值得遵循。而共和政体的统治中也同样混合了富人和穷人，从效果上来说，接近于中产者的统治。 “在一切城邦中都有三个部分或阶层，一部分是极富阶层，一部分是极穷阶层，还有

浅谈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理论_

亚里士多德一生著述颇丰，主要包括《论正义》、《论诗人》、《论财富》、《论灵魂》、《论快乐》、《论科学》等等。涉及了当时科学的所有门类，其中有关于逻辑、语言、文学艺术、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的著作。其政治学方面的著作是《政治学》、《雅典政制》《家政学》。《雅典政制》相当于雅典城邦政治制度史，是亚里土多德对158个城邦政治制度调查分析的成果的一部分。《政治学》是他最有影响的代表作。该书将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现存《政治学》分八卷，分别论述城邦的起源、目的、本质，理想城邦的原则，城邦的性质及现实城邦等问题。对城邦的考察和分析是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什么是城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是一种伦理共同体，是为实现某种善业而建立的，是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是至善。同时，城邦也是一种政治共同体，因为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城邦的至善在政治上体现为公正。 亚里士多德在探讨城邦起源时，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他认为，人按本性的要求必须过城邦生活，只有通过城邦生活，人的本性才能够实现。他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必定存在着这样的结合体，他们一旦互相分离便不可能存在，例如，男人和女人，主人和奴隶。在这两种共同体的基础上，形成了构成城邦的最简单要素――家庭。家庭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当多个家庭为着比生活必需品更多的东西而联合起来时，村落便产生了。当多个村落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以及为了生活得美好结合成一个完全的共同体，大到足以自主或近于自足时，城邦就产生了。亚里士多德提出，城邦是自然进化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组织由低级向高级即由家庭——村社——部落——城邦逐步演进的结果。人类天生是合群的动物，必须过共同生活。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城邦不只为生存而存在，它本质上是为优良生活而存在。同样，城邦的目的也不仅仅为寻取互助以防御一切侵害，以便利物品交换以促进经济的往来。 亚里士多德阐述了城邦的本质和目的。他把城邦比作有机的整体，个人是城邦的有机组成部分。个人的价值依赖于城邦。离开了城邦，人就无法完善自身。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因为人类生活可在城邦范围内得到完全的自给自足，人的善业在城邦中得以完成。只有成为城邦的一员，人的本性在城邦生活中才得以充分显现，他才成为真正的人。虽然家庭和村社都以善为目的，而城邦的目的是“至善”，是公民“优良的生活”。亚里士多德用复杂性看待城邦，并相对突出城邦的政治性质。他认为关于把整齐划一是最优良的观点的论据明显不足，而且把整齐划一作为实现城邦目的的手段是无法付诸实施的。首先，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城邦趋于并达到整齐划一将会不再是一个城邦了……因为，城邦的本性就是多样化，若以倾向整齐划一而论，城邦将变成家庭，家庭又将变成个人”。家庭比城邦、个人比家庭更是“一”。因此，即便是能够使城邦趋向优良，而是促使城邦毁灭。其次，城邦不仅是由多个人组成的，而且是由不同种类的人组成的。种类相同是不可能产生一个城邦的。城邦不同于军事同盟，同盟的目的是相互支援，其力量在数量，至于异质还是同质，并不影响同盟作用的发挥。城邦也不同于民族，民族并不必须使其人口按村落为生。一个统一体在构成元素上必须是多元的，而且，各个元素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互利互惠，平等互惠是政治共同体的运行规则。亚里士多德认为，尽管由同一些人一直执政可能要优于轮番为治，但是，“根据所有公民天生平等的理由，这并不可能，同时，所有人都共享统治权才是公正的”。同样一些人，若当政，他们是统治者，若不当政，就成为被统治者，这样就消除了自由人不愿意完全被统治的烦扰。因此，一个城邦并不能在本性上是整齐划一的。亚里士多德指出：“追求城邦的这种极端齐一性显然并不是某种好事；因为家庭要比个人自足，城邦又比家庭要自足；而且只有在共同性达到了足够的自足时，一个城邦才能形成。”因此，整齐划一对城邦有百害而无一利，且只有多样性才能确保城邦的自给自足。 城邦从本质上说是多元而非整齐划一的，是所有公民共同参与其中的共同体。城邦的统治不

中庸思想及其对中庸感悟

中庸 《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中庸》郑玄注：“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 《中庸》强调中庸之道是人们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但要实行“中庸之道”，还必须尊重天赋的本性，通过后天的学习，即《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天命之谓性”，是说人性是由天赋予的。“率性之谓道”,是说循着这种天性而行就合于道,认为人性是善的。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治儒家之道，所以说“修道之谓教”。实行“中庸之道”既是率性问题，也是修道的问题，这是发展了孔子“内省”和曾子“自省”的教育思想。 中庸之道就是忠恕之道 《中庸》要人们贯彻孔门相传的“忠恕之道”，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正是孔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发挥，要求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合于“中庸之道”。 《中庸》又提出了有德之人必须好“三达德”，实行“五达道”，才能达到“中庸”的境界。所谓“五达道”即“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处理这五方面关系的准则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五达道”的实行,要靠“三达德”:智、仁、勇。而要做好“三达德”,达到中庸的境界，就要靠“诚”。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努力进行主观心性的养成，以达到“至诚”的境界。 《中庸》还阐述了学习程序，并强调“择善而固执之”的勤奋不懈精神。它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为学必有的过程。它又说：“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在教育上它所提出的为学程序与顽强的学习精神，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中庸 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孔子提倡、子思阐发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质达到太平和合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 这一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质达到太平和合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其主题思想、理论基础、具体内容、主要原则、检验标准、知行方法、重要途径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集中反映在《中庸》的三十三章之中。简述如下。1．主题思想 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这一主题思想主要体现在《中庸》第一章。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言简意赅地揭示了中庸之道这一主题思想的核心是自我教育。“天命之谓性”是指人的天性是善良的。“率性之谓道”是说人们自我教育之道就是按照人们的善良的天性办事情。“修道之谓教”是说自我教育就是按照人道原则去进行修治。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远，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自我教育贯穿于人一生之中，人们一刻也离不开自我教育。要将自我教育贯穿于人生的全部过程，就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精神。这种精神就叫做慎独。也就是说，在自己一人独处的情况下，别人看不到自己的行为、听不见自己的言语，自己也能谨慎地进行内心的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监督。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揭示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目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指出了自我教育目标的重大意义。“致中心，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歌颂达到自我教育的理想目标后的无量功德，也就是具备至仁、至善、至诚、至道、至德、至圣的品德后的效应。中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致中和是社会价值的体现。 宋朝临江黎立武著《中庸分章》分析《中庸》第一章时也对中庸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说：“中庸之德至矣，而其义微矣。首章以性、命、道、教，明中庸之义；以戒惧谨独，明执中之道；以中和，明体用之一贯；

孔子的中庸思想对现代教学方法的启示-2019年精选作文

孔子的中庸思想对现代教学方法的启示 《中庸》历来被理解为中华文化的精髓，孔子的中庸思想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庸思想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灵魂。“中庸”这一古老的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不仅维系了封建社会的稳定与秩序，而且作为一种观念，曾以一种超越时代的力量，渗透于人们日常的观念、习俗、思维方式之中，并对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中庸思想的起源 中庸思想萌发于中国古代时期，它来自于当时人们对大自然的推崇。在我国古代的弓箭文化中，旗帜是军队的标志，代表了军队中的指挥权；“中”是旗杆之正，人们以旗为号召，在人们的聚集之地，旗帜常常在人们集体活动的中心，所以“中”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在先秦时期的典籍中，“中”有三重含义，“中礼、时中、适中”，“中礼、时中、适中”，中庸的“中”正是把上述几种意思抽象、提炼、升华而得来。使得“中”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规则、标准的意义。 二、孔子中庸思想的基本观点 孔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他生活时期正经历着“礼崩乐坏”的社会剧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及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孔子对中庸做了“过犹不及”、“和而不同”的表述，这说明中庸兼

有哲学的方法论意义。孔子中庸思想的一个来源是“尚中”的观念，这个概念在氏族社会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孔子总结了前人的“中和”、“尚中”、“和同”的思想，将“中”与“庸”联系起来，提出了“中庸”的思想，中庸思想便由此产生。“中庸”最早出现于《论语?雍也》中：“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孔子把中庸视为最高的道德境界。在《论语?先进》中，孔子对中庸概念做了“过犹不及”的解释。孔子认为保持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关键所在，从而提出对待事物必须坚持适度、合宜的原则和方法。“中庸”就是“执中两用”，要求人们言行符合礼节。结以上各种解释，中庸就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始终坚持。 孔子的中庸思想是一种方法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孔子认为要做到中庸，就要遵循因时、因事而变通的原则，即做到“时中”。意思是处理事情要审时度势，随事情的变化而改变方法，做到适中、适宜。中庸思想的最终目的就是“致中和”，“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通达，即达到了和谐的状态。中庸思想极力推崇“至诚之道”，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实事求是。孔子的中庸思想就是哲学意义上的“度”，要求人们要坚持适度的原则，做事把握分寸，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这也是中庸思想所追求的意义。 三、孔子的中庸思想对现代教学方法的启示 教学方法是教师和学生为了实现共同的教学目标，完成共同

读书笔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读书笔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有一部在古希腊思想家最重要的政治学论著——《政治学》。读《政治学》，便不得不介绍其作者——亚里士多德。首先，我简单叙述下亚里士多德生平。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古希腊斯吉塔拉人，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亚里士多德一生勤奋治学，从事的学术研究涉及到逻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等，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据说有四百到一千部，主要有《工具论》、《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等。其对后世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有人说：如果说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人类国家的政治体制开启了一扇窗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为国家政治体制撑起了一片天。在西方历史上，亚里士多德对后世欧洲的影响仅次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既师承柏拉图，又有独创性的发展。那么在这里我与大家简单分享下我读著作《政治学》的总结和感想。《政治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它所建立的体系和一系列政治观点，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全书在对 100多个城邦政制分析比较的基础上，从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这一前提出发，系统论述了什么是对公民最好的国家。全书共 8卷103章，按内容可分4部分。①第1、3卷，探讨城邦、政体等基本理论。认为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一种社会团体，追求最高最广的善业。人类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经家庭、村坊而组成城邦。政体按其宗旨及最高统治权执行者的人数，分为正宗与变态两大类。前者为君主、贵族、共和 3种，后者为僭主、寡头、平民3种。②第2卷，批驳取消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主张,评析当时的各种政制。③第 4、5、6卷, 论述现实中的平民、寡头、共和等政体的具体形态、变革原因及其防范措施，提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体。④第7、8卷，论述理想城邦中的道德、人口、疆域、民族性和教育等问题。《政治学》主要强调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提出和谐发展教育观和教育年龄分期。 在书中，他和他的老师柏拉图一样，把教育视为奴隶主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教育的政治意义，要求由国家创办并管理学校教育。他还把心理学引进教育学的讨论中。他首次提出的教育须依靠并适应自然、发展儿童天性中的潜在能力的思想，开启了后代资产阶级"遵循自然"教育思想之先河。他最早依据儿童发展顺序作了划分教育年龄阶段的尝试，并从理论上论证了和谐发展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西方教育史上，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并论证了教育要适应儿童自然天性发展的思想，并以之确定了教育的年龄分期，对各年龄阶段教育的要求、组织、内容和方法等具体措施提出具体意见，要求成人应根据儿童年龄特征对其进行教育。他认为人不同于其他动物，身心具有作人的某种特性。因而只有遵循这种特性，教育才能卓有成效。他把一个人从出生到21岁期间受教育的年龄按每7年为一自然阶段划分为三个时期：从初生到7岁为第一个时期；从7岁到14岁(青春期)为第二个时期；从14岁到21岁为第三个时期。他把课程分为有用和文雅两类的"文雅教育"思想支配欧美中等和高等教育达两千年之久。亚里士多德及他的《政治学》，既影响了阿拉伯的文化教育，促进了中世纪欧洲学校教育的发展，又对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及发展，起了相当大的启示作用。他对幼儿教育的专门论述及在道德教育中注重躬行实践的思想对今天的教育实践仍有借鉴作用。须指出的是，他的整个教育体系，体现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其中充满了阶级的偏见和反动思想，这些都要需要批判的。 这也正是说明了在该书中也存在许多不足取之处。不过这大部分体现在他对政治体制方面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提出了“人从本性上说是政治的动物”的命题，阐述了城邦的起源、性质、目的、任务和活动原则，提出了关于公共权力、政体、法治等方面的理论。亚里士多

浅析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

浅析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 论文摘要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家，被恩格斯誉为“最博学的人”。作为一名哲学家，他的贡献遍及逻辑学、形而上学、神学、伦理学、心理学、政治学、修辞学教育学、实学、风俗和雅典法律各个学科。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亚里士多德被称为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奠基人。他著名的一部关于政治理论的著作《政治学》，不仅标志着政治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对西方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政体思想是整部著作最有影响力的部分之一，至今对我们仍有启迪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其《政治学》的研读，来研究亚氏的理想政体思想。 论文关键词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城邦理想政体 在世界文明上，被誉为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人物。他的老师柏拉图谓之曰“学园之灵”，恩格斯高山仰止赞其为“最博学之人”。《政治学》作为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论著，其思想对西方文化的根本倾向和内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寻找世界理想政体的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在其专著《政治学》中用其独特的分析思维巧妙的设计了亚氏政体，这不仅仅对古希腊时代先哲们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分析开辟一代先河，且其分析论证的成果对于后代社会发展都是一部难能可贵的大作，为当今社会的现状和处于急剧改革的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浪潮中提供宝贵的涓涓细流般理论养分。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的思想，体现在《政治学》，《尼各马科伦理学》两书中，其中以《政治学》尤为集中。豍笔者认为，亚氏关于政体的思想在方法论上主要体现有三个层次：一是坚持整体的方法，视政体为相对独立的部分，整体内部的发展变化牵动部分的改动，在这个层次上，某些改动因子会直接导致政体的瓦解和重构。二是坚持务实中庸的思维方式，即以中道的方法来察看政体，在最接近实践中寻找适合现实的理想政体。豎亚里士多德通过横向的比较和纵向的时空不同维度对政体进行比较，运用独特的逻辑思维推论，从中发现唯有采用中道的方法才能够平衡政体的两种极端不良发展，从而实现政体最良好最长久存在之道；三是坚持自我价值原则，即在分析中设定一个自我的价值判断，当结合实证分析的时候，联系已有的价值原则，从而在理想的政体中佐证出人类终极价值追寻的政体。 一、政治学概述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分八卷阐释了自己的理论。在第一卷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动物。人无论愿不愿意都会在彼此的需要中产生对彼此的关系，从而在社会形成一定的政治范围内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卷中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准备考察最好的政体是什么。考察人类生活中存在的政体形式是非常必要的，包括那些人所称颂的理论形式，我们寻求他们之外的某些东西，为的是有意地做诡辩式的炫耀，我们从事这种研究只是因为现存的政体都有弊端；在第三卷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人要想研究每一种政体是什么，就必须首先对城邦有清楚的认识，知道城邦是什么因为城邦是由一定数量的

孔子(附)

《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学案 【考试要求】 1.了解孔子的生平：在鲁从政、周游列国、晚年从事文化教育事业。 2.了解孔子的基本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 3.探讨孔子在中国以及世界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知识梳理】 一．结合P20了解孔子的生平 二．孔子的基本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 1.孔子创立儒家学说的背景及目的： 背景：春秋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时期，充满着新与旧的矛盾。违背周礼行为司空见惯目的：通过恢复周礼，承担传承文化和改善人际关系的社会道义 2.孔子的思想观点： ①“礼”的思想（含义、地位、达到“礼”的方法、评价） 礼的含义：即周礼，指西周建立的以分封制和宗法制为核心的等级名分制度。“君臣有别，长幼有序”。 地位：孔子以“礼”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礼”作为立国立身的基础。 方法：“克己复礼”。 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恢复周礼，目的在于维持奴隶主贵族的统治。 评价：孔子推崇周礼，恢复周礼，实质是维护摇摇欲坠的奴隶社会规范制度。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违背历史潮流，体现了思想保守的方面； 追求统一安定、和谐有序的社会局面，使人们生活安定，有积极意义。 ②“仁”的思想（含义、地位、达到“仁”的方法、评价） 含义：“爱人”包括仁爱、关怀、体谅、包容等一切美德。 “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 “克己复礼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地位：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准则。 方法： 对于普通人：孝敬父母，尊敬兄长 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敬父母，尊敬兄长。 反映儒家注重家庭伦理关系的和谐，并主张将和谐的家庭的伦理扩展到社会上，从而来稳定社会秩序。 对于统治阶级：关爱百姓，反对苛政，为政以德 子曰：“苛政猛于虎！” 评价：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具有进步性。 仁与礼的关系怎样? P22 正文第三段。 如何协调礼和仁的关系呢？ ③“中庸”思想（含义、达到“中庸”的方法） 含义：“过犹不及”，过头和不及同样不好，恰到好处才是中庸。 达到中庸的做法：“和而不同”，P22“历史纵横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孔子的中庸思想？它是墙头草两边倒吗？中庸=折中吗？ “中庸”的本意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也就是去除偏激，选择正确的道路。 中庸思想要求执政者妥善协调各方面的矛盾，实现“和为贵”（和谐）的价值目标。应该说中庸思想倡导的崇尚和平，讲究信义，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群体的和谐，是社会政治稳定与发展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对调适、化解、规范社会各方面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使社会

11、论《中庸》的夫妇之道

论《中庸》的夫妇之道 苏明 人道之本，始于夫妇；夫妇之隅，乃家庭之基，乃见人类之源和人伦之始。常言道，家道立则人道全，人道全则国家兴，国家兴则天下治，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家和万事兴”。是故，自古以来，人们对夫妇和谐相处、构建和谐家庭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儒家把夫妇关系列为三纲之一，对夫妇之道予以高度的重视，认为夫妇之道不仅是人伦之始，而且与天地同德，具有某种神圣的特征。为此《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天地人为一体，这也是中国古文明最为伟大之处，所以在夫妇之道方面，赋予了天理、天道的责任与义务。 一、夫妇之道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最直接的体现 道是中国古代本体论的一个哲学范畴，其定义是对“形而下”有形之器物相状描述抽象概况之后而形成的“形而上”的理性概念。是宇宙的本源和规律。“道”的内涵由阴阳构成，阴阳既是宇宙的本源，又是宇宙的规律，故而有“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命题。中国古代哲学观把阴阳看成道，是因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存在着阴与阳既相互吸引又排斥，既对立又统一，既矛盾又和谐的关系。也就是说，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复杂性和变动性均受阴阳规律的制约，所以阴阳又是古代哲学的内核。“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是从“道以阴阳”生成论角度对道本源演绎出来的一套概念体系的描述。当这个概念体系的描述以阴阳这对“形而上”理性思维对象转化为“形而下者”象征对应万事万物情状的时候，阴与阳的基本元素便具有规律性的变化而形成了宇宙创生的大原则和大规范，并且贯注于宇宙间万事万物之中，成为广大无边、无所不包的“恒道”和“大道”。这个“大道”统贯天、地、人三者，构成三才之道，即天道、地道和人道。天体运动变化和规律为天道，地上万物生长变化规律为地道，人类社会活动的规则和伦常为人道，天、地、人三者在具体内容所指向虽有区别，但本质上是一致的。《周易》对此有所诠释：“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阴与阳、柔与刚、仁与义三者都是对立统一体，从气的角度叫阴阳，从属性的角度叫刚柔，从德性叫仁义。其实，仁与义、柔与刚乃是受阴阳形成的，均受阴阳规律的约束，阴阳作为从万事万物的普遍对象概括出来的二基本元素，其本身就涵盖了表示事物属性、功能、品德的抽象意义和表达事物本质规律的道理。就天而言，日为阳、月为阴，就地而言，山为阳、水为阴，就人而言，男为阳、女为阴。由此看来，与社会现象的人类同样赋予了阴阳二基本元素的实质含义。夫妇是顺应人欲之道的自然选择的男女关系的缔结，是自然秩序的结果，人类的这种“有自然法而产生的男与女的结合”，我们把它叫做婚姻。夫妇关系的形成，即是“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这两句话都有一个“愿”字，“愿”是愿望、憧憬、含有喜悦之情。《周易》有一卦叫“咸卦”，给我们描述了男女感应的动态过程，该卦上艮下泽，大象为山上有泽，山在下承载泽，泽在上滋润山，上下感应，阴阳交合，表达了一种和平融洽的动态关系。从属性取象而言，艮为少男，兑为少女，少男谦恭有礼追求少女，

孔子_中庸_之提出

孔子“中庸”之提出 张荣荣 （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 安徽合肥 230091） 【摘要】“中庸”已成为人们行为处事的重要思想和准则。本文概述了孔子“中庸”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阐释了孔子“中庸”思想理论渊源及逻辑起点：首先，原始巫术图腾时代向人本位转变的观念为孔子“中庸”提供了思想基础；其次，深远的历史文化及优秀的思想成果为孔子“中庸”提供了理论渊源；再次，社会动荡致使思想纷繁杂乱，基于历史现状，人们渴望能拥有统一理论来指导生产生活；第四，“尚中”观念成为孔子思想的逻辑起点。 【关键词】孔子；中庸 马克思认为社会意识产生于社会存在，并由社会存在决定。[1]社会历史产生相应社会反映，人们对所处时代做出哲学思考，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同然，“中庸”思想于先秦动荡时期孕育而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及中央集权的政权结构是孕育“中庸”思想理论的社会土壤。任何一种思想的诞生、确立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其思想的衍生、发展也定有其轨迹可循。孔子面对当时变动的社会环境勿忘勿助其长(《孟子?公孙丑上》)，冷静观察，总结规律，借鉴前人的思想和智慧，提出“中庸”的适时思想。“中庸”思想在其后来思想学说不断地演进和发展中逐渐确立了其核心地位。 一、孔子提出“中庸”的历史背景 春秋末年，周室式微，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旧体制、文化观念渐趋瓦解，新格局尚未成形，社会变动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皆有体现。如此社会，生于其中的孔子喟然叹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一词首次提出。 政治上，当时诸侯争霸、天下失去了应有秩序。诸侯各国发展失衡，突出表现便是周王室衰落、诸侯国崛起与纷争。东周天子大权旁落，徒有虚名，驾驭不了旗下诸侯，他们彼此争霸，连卿大夫及其家臣也效法诸侯出现凭借占据自己采邑领地闹独立的局面。孔子深谙社会动荡危险，警示各等级：“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目睹这些，孔子寻找根源，加以反思，意欲恢复具有中庸意蕴的周礼。 其次，经济上私田代替公田，初税亩代替井田制，生产发展促进个人意识及家庭意识的觉醒与维护。西周末战国初，铁器、牛耕的广泛采用使生产力较大提高，新兴地主阶级采用“与之分货”（《管子?乘马》）的分租制，奴隶“公作则迟，分地则速”（《吕氏春秋?审分览》），使得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井田制遭破坏，代之土地的私有。随着生产力的改变，古代奴隶制中人们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始巫术图腾时代渐被维护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秩序、宗族模式代替，同时义、利矛盾随之突显。孔子看到当时统治阶级为利益置民众于不顾，无度剥削百姓便感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认为，只知追求功利置伦常之理于不顾之人缺乏教养，势必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为调和“君子”与“小人”间的冲突与矛盾，孔子提出“仁”的学说。 “仁”学体系作为“礼”的理论基础,使内“仁”与外“礼”、内圣与外王渐而合一。孔子思想核心之“仁”，认为要达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理想状态必由之路是行“中庸”。 二、孔子“中庸”的理论渊源 孔子批判并保留周制“天人合一”的信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礼记?中庸》）。他充分吸收先人优秀思想，建立适应社会发展的理论体系，提出“中庸”的学说。就理论渊源言，孔子是承继了夏、商、周三代文化精神基础的“中庸”观念。当然，主要是为解决实践性伦常之教及与天道的关系问题，这在社会习俗、文化传承等方面有所体现。 首先，原始巫术图腾时代向人本位转变的观念为孔子“中庸” 提供了思想基础。周王室认为“商无德而国亡”（《尚书?康浩》），孔子极推崇周公之典，把道德标准当作贵族君子所志、所据的至极理想人格，把努力提高心性作为达到与天地为一、宇宙同体至极境地的必修门径。“礼”原本作为祭祀祖先神的仪式渐使社会愈加富有秩序，氏族成员聚在一起载歌载舞，“致其敬于鬼神”（《礼记?礼运》），也使人民更加归顺。在孔子“中庸”体系之中，“礼”是核心观念“仁”得以实现的保障：“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若说“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核，那“中庸”便是使内容（仁）同外在形式（礼）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其次，深远的历史文化及优秀的思想成果为孔子“中庸”提供了理论渊源。孔子极好地表现并发展了夏、商、周的思维方式及理论成果，特别是同时代老子“道”的思想。尧的“允执其中”，周公的“中正”、“中德”，《周易》的“中行”及晏婴的“中和”等，这些无不成为孔子“中庸”思想的重要源泉。 商末周初，社会矛盾突出，思考、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文王及先哲们“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审人情”，完成中哲史上奠基性著作《周易》。《周易》对前夏《连山易》及商《归藏易》中人们“群”形态的矛盾作用的认识予以承继和发展，开启了中国哲学宇宙生成论的理路，也成为三道（即天、地、人）统一的系统论思维模式。 与此同时，因强调敬德广业、崇德修业，确立了性善论的道德哲学和创造生命的价值系统。当时人们虽受夏商周以来祖宗崇拜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沉溺于其偶像式的崇拜，然恰恰是这种土壤孕育了“中庸”文化。 文明初期，氏族发展不平衡性尚不明显，氏族间相互作用中主、次矛盾不突出，这从箕子“五行”理论中可得。西周末年，社会矛盾再次尖锐，太史伯在肯定箕子五行思想前提下看到金、木、水、火、土间相互关系的主次之分，这时期伯阳父又总结出阴阳二气，并用其间相互作用认识和分析对象，强调统一体两方面的协调对统一发展的重要。此后，《易经》与五行并用，但思想体系仍各有侧重。儒家思想体系较重《易经》认知模式，道家思想体系则重五行。儒家与道家各有不同又相互补充，然正是二者皆崇尙中和的特征使其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主干，支撑中华文明绵延不绝。把握《易经》和五行两种认知模式，将二者有机统一，对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庸”思想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易经》及“五行”，加之老子“道”与“德”学说，与孔子“中庸”内在相通，与战乱纷争中人民社会安定统一愿望整体相合，从总体上反映了上古生活，保留了丰富史料。天道与人事、自然与社会，自然变化律则与社会人事条理相互联系，强调两者的同一及相互感应，强调从大的空间与长的时间考虑问题，以及自然与社会人事相互平衡与和谐。老子的自然之道虚其心，孔子人伦之用诚其心，正是二者与孔子人伦之用的相合才成为不悖的人“道”、宇“道”，世界观、宇宙观由以鬼神为中心的巫术图腾时代向自然、人道的转变才终得以完成。可以说，是“中庸”思想的助推，一切才得以完成。无论哪家学说，其讨论对象无不以“人”作为主体谈及，“人”为学说间相通提供依据。取“中”成为中华民族历来择取的理想状态，也成为各家学说联系的纽带。 101 《新西部》2013．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