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伯温_邵博父子的苏轼评价论略_杨胜宽

邵伯温、邵博父子的苏轼评价论略

杨胜宽

(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乐山614000)

提要：邵伯温《闻见录》、邵博《闻见后录》均有关于苏轼的材料记载，但由于父子所处的时代政治背景及各自人生经历的差异，形成了对苏轼不完全相同的认识与评价观念。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邵氏父子虽然都反对熙宁新法及新法派人物，但在交往和评价新法反对派的问题上，两人具有明显差别，并因此直接影响到对苏轼评价倾向的形成。

关键词：邵伯温;《闻见录》;邵博;《闻见后录》;苏轼评价;熙宁变法;党争;苏轼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637（2012）05－0130－05

北宋熙宁年间由宋神宗和王安石力主强推的变法，自当时就引起士大夫的巨大争议开始，直至今天这种争论仍在继续。只不过九百多年来争议的焦点不断切换，或者义、利之争，或者是、非之争，或者儒、法之争，或者富国、富民之争，似乎始终难以得出众人咸服的历史性合理结论。其所以如此，不仅与不同历史时期的评价观念、评价标准、评价方法有关，与不同历史时期评价者的身份、经历与历史态度有关，也与变法本身的复杂性具有莫大关系。今天的学术界，对于熙宁变法的考察、评判，不仅显示出历史、多维和辩证性，更重要之处在于，逐渐找到了合理的评价尺度与检验标准，那就是看其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并体现了最广大民众的诉求与利益。依此出发，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评价，不仅能够符合历史发展进步的内在要求，而且可以理清过去关于历史人物与事件评价的各种歧义，得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结论。

一、邵氏父子身世经历对认识评价苏轼的影响

邵伯温（字子文，1056—1134），是北宋著名理学家邵雍唯一的儿子。其子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录序》云：“先君子尝曰：‘吾自为童子，奉康节公几杖于左右，多闻天下之士。故自富文忠公、司马文正公、吕正献公而下，吾皆得从之游。其学道渊源可尊而行之者，将终吾身焉。’”［1］231《宋史·邵伯温传》亦云：“雍名重一时，如司马光、韩维、吕公著、程颐兄弟皆交其门。伯温入闻父教，出则事司马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辈行，与伯温为再世交，故所闻日广，而尤熟于当世之务。”［2］12851可见，作为著名理学家的独子，邵伯温不仅长时间伴随父亲左右，得闻见其言语举止，思想观念深受父亲的影响，而且因为邵雍的名气与影响，邵伯温在洛阳得以与当世显达名贵交游，这些人清一色都是反对熙宁变法的，使邵伯温始终活动在熙宁变法反对者的圈子之中，他既能因此对朝政事务及时了解，其观念立场亦不得不受到他们的明显影响。

邵伯温一生，没有担任过很重要的职务，即使有机会被提拔到中央的重要部门，他也因为对新法继任者的成见，而拒之避之，主动要求在地方为官，意在不愿与新法派为伍。据《宋史》本传，哲宗绍圣初，曾求学于邵雍门下的章惇当了宰相，有意擢用邵伯温，但他避之不见，最后到永兴军（治陕西西安）去做了一个铸钱监的小官。自哲宗绍圣至徽宗在位时期，朝政大权主要掌握在章惇、蔡京等人手中，他们大兴党锢之役，元祐时期得势的朝臣士夫，悉被列入党籍，排挤贬斥略尽，甚至不放过已死之人，掘墓鞭尸以泄其愤。当年支持旧臣主政的太皇太后高氏，在他们主修的《神宗实录》中，也被诬以阴谋废立皇帝，坐实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凶悖”罪名［3］13704。邵伯温为此向朝廷上书数千言，大致内容为恢复祖宗旧制、辨宣仁高后之谤、化解元祐党锢、区分君子小人、规诫劳民用兵，言语至为恳切。徽宗崇宁、大观年间，蔡京等把上书人划分成正、邪两类，因为邵伯温著《辨诬》为宣仁后分辨，被列入“邪”等。在经历几个地方的任职之后，邵伯温除知果州（今四川南充市），开始进入四川任职；随后任提点成都路刑狱。宣和（1119—1125年）末年，内乱频仍，他记起其父邵雍曾经的提醒：天下将乱，西蜀安定，可以选作避居之所。因此，邵伯温举家迁入四川，一家人幸运地避开了北宋末年的战火。大约在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邵氏全家暂住嘉州（今四川乐山市）凌云山，次年为乐山大佛题写“弥勒大像”四字于佛像左侧石壁。随后迁居犍为县子云山和翠屏山，其翠屏山居所名为“安乐窝”，是邵伯温的终老之所。

邵伯温死于南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活了78岁。其学生赵鼎在为他作的《墓表》中评价其一生经历出处：“以学行起元祐，以名节居绍圣，以言废于崇宁。”［2］12853这不仅反映了邵伯温一生的仕途进退与官场沉浮，而且比较真实地体现了他持之以恒的政治立场与思想信念。这些内容读者可以从其晚年所著的《河南邵氏闻见录》中明显看出。

邵博（字公济，生年不详），是邵伯温的第二个儿子。据我的研究生方丽《邵博〈邵氏闻见后录〉研究》考证，南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十月，博以赵鼎荐，上谕以“趣操文词，不忝祖父，赐同进士出身”。九年（1139年）三月，除秘书省校书郎兼实录院检讨官，五月，出知果州。十一年（1141年），知嘉州。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七月，以左朝散大夫知眉州（今四川眉山市）。也曾在雅州（今四川雅安市）等地为官。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六十三记载，成都府转运副使吴炯讦邵博过恶，被系入狱。提点刑狱公事周绾知其冤，亟诣狱疏决，博乃得出。查实其事，邵博以酒馈游客及用官纸札过数，坐降三官。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四月，降授左朝散郎，是年卒于犍为县居所之安乐窝，葬于城南五里之黄花冲。其父伯温、妹花生、妹夫朱虚均葬于此［4］186。

今天虽然难以确切考证邵博的生年，但从现存资料看，在

他晓事之前，并没有见过祖父邵雍，其书中关于邵雍的逸闻轶事，都是从父亲邵伯温或者其他前辈亲友那里听说的。很明显，他没有邵伯温得以广泛与熙宁变法当事人交往并直接了解纷争内幕的条件和经历，因此缺乏其父那样的切身感受与直接见闻。邵博懂事以后，正赶上北宋末年的社会动荡，随父避乱入蜀，对于四川，比其父有更多、更深刻的印象。他在乐山凌云山居住期间，曾游观本地名胜，据胡方平《邵氏遗踪今何在》一文介绍，乐山地方志研究专家毛西滂所编《乐山历代诗集》，录有邵博咏嘉州水南院、涌佛山等处的诗歌残句［5］。

当邵博在高宗绍兴八年获赐同进士出身时，其父邵伯温已经去世四年，之前更多的活动情况，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况如何，由于资料匮乏，难以详知。但从古代赐同进士出身的相关规定看，多次参加考试而未中、且年龄偏大的考生，可以获得这种特殊恩赐。考《宋史·高宗本纪四》，赵鼎从该年的九月起，就被任命为宰相［6］512，绍兴八年举荐邵博时，仍为宰相身份。看来，作为曾为其父邵伯温入门弟子的赵鼎，以宰相的身份举荐邵博，除了对其才能的肯定之外，也有一定回报师恩的感情因素在起作用。何况，邵博赐同进士出身的次年三月，就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兼实录院检讨官，五月即任命为果州知州，这样超常的提拔擢用，显然是赵鼎在中间发挥了关键作用。

至于邵博绍兴十一年知嘉州的经历，在能够见到的乐山地方志中查不到相关记载，只能暂时存疑。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邵博以左朝散大夫知眉州，在苏轼的故乡任职，对有关苏轼的逸闻故事，必然能够增进许多了解，更会加深他对苏轼的好感。大概就在眉州任职期间或稍后，发生了吴炯告诘邵博以酒馈游客及用官纸札过数等过失，收入监牢，最终虽然从牢里出来了，但受到降职三级的处罚。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授左朝散郎，应该就是连降三级的“责授”职务，并且没有“差遣”的实职安排，处于享受待遇而无实事可做的赋闲状态。约在去世前不久，邵博回到了犍为居住地，其间有过嘉州凌云之游，留下著名的《清音亭记》：

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在嘉州，州之胜曰凌云寺。寺南山又其最胜也。有近岁所谓廉访者辄曰:

亭虽佳，其名字于吾意不可。自书为“横山堂”易之。

余旧闻寺有东坡遗迹，过而访焉，照禅师告余以故。

嗟乎，此孔子习礼之树所以不免于宋人也!虽然，东

坡前日之不幸何独此哉，而小人之无忌惮则不复有加

矣!旧榜尚存，复置于额，而并刻之石，且记其事，以

为往来士大夫之一笑［7］872。

清音亭在乐山凌云山凌云寺山门外，亭的匾额为苏轼所书。邵博见某廉访使改名另书，十分气愤，专门作记，叙述更名、复名的经过，文中对苏轼的崇敬之情，对廉访使的嘲弄之意，洋溢于字里行间，而“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在嘉州”二语，成为此后赞誉嘉州风景之美的名言，邵博也因此而广为世人所知。

从邵伯温、邵博父子的身世经历可以看出，伯温因为父亲邵雍较长时间在洛阳居住，并广泛交往在此为官或闲居的当朝高官，不仅对熙宁、元丰、元祐、绍圣各时期发生的时事相当了解，而且与司马光、二程及其门人有频繁往来和深厚感情，故在《闻见录》中不仅记录这类轶事秘闻最多，对于后人考察熙宁变法的经过及相关各方力量的争斗与角力情形，大有帮助。其记录苏轼的相关材料，不仅偏少，而且言辞间对苏轼并没显出特别的偏好与推崇，甚至有意无意间更偏向程颐一方，如评价引起苏轼与二程不和的矛盾起因，似乎认为苏轼应负更多责任（详后）。邵博自懂事时起，已经不再拥有与洛下达官名流往还的时机和条件，北宋留给他的切身感受，恐怕主要在于行将覆亡阶段的朝政腐败与时局动荡，他随父入川，就是天下大乱的形势所逼。他主要活跃在南宋绍兴年间，这是朝野谴责新法势力、元祐大臣最为吃香的时代，苏轼这时受到宋高宗的特别推崇，亲自颁敕，追赠太师，敕有“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之语［8］610，可见朝野推崇盛况之一斑。邵博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加之曾作眉山知州，他对苏轼的好感远远超过邵伯温，其《闻见后录》中记录与苏轼有关的逸闻，比《闻见录》更多，且其褒贬倾向，明显偏向苏轼一边。《四库全书总目·闻见后录提要》云：“伯温书盛推二程，博乃排程氏而宗苏轼。观所及游酢、谢良佐之事，知康节没后，程氏之徒欲尊其师而抑邵，故博有激以报之。”［9］1199事实是否真如四库馆臣所言，姑且不论，邵氏父子对苏轼的认识与评价态度有所不同，则是显而易见的。

二、邵伯温《闻见录》关于苏轼的评价

《闻见录》系邵伯温晚年寓居四川犍为时所作，据作者《原序》，成书于作者去世前二年的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10］，是邵伯温在“客寓疾病中”完成的［1］231。邵伯温为什么在这样的身体状况和生活境遇之下撰写此书？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是要让读此书的世之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其子邵博也说其目的在于“有以遗后之学者”。全书二十卷中有十六卷记录赵宋开国以来的故事，其中相当部分是有关“王安石新法始末及一时同异之论”［9］1199，可以看出邵伯温著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让后人从熙宁变法的得失及士大夫的异同之论中，获得某些历史启示和经验教训。

在该书评价苏轼的内容中，基本都牵涉到当时的变法纷争及由此演变而成的政治派别斗争，似也能够显示作者的上述用意。第一条材料是关于苏轼与王安石、吕惠卿、李定之间的矛盾纠葛：

王介甫与苏子瞻初无隙，吕惠卿忌苏子瞻才高，辄间之。神宗欲以子瞻为同修起居注，介甫难之。又

意子瞻文士不晓吏事，故用为开封府推官以困之。子

瞻益论事无讳，拟廷试策，献万言书，论时政甚切。介

甫滋不悦子瞻，子瞻外补官。中丞李定，介甫客也。

定不服母丧，子瞻以为不孝，恶之。定以为恨，劾子瞻

作诗谤讪。子瞻自知湖州下御史狱，欲杀之。神宗终

不忍，贬散官，黄州安置。移汝州，过金陵，见介甫甚

欢……［11］127

作者之意，在于说明苏轼与王安石本来没有什么矛盾，所形成的矛盾，都是吕惠卿、李定他们要么离间、要么报复造成的。这条材料代表了邵伯温对熙宁变法时期苏轼的认识与评价，即此时的苏轼，是一个对自身才能高度自信、对时政得失仗义敢言的热血文人，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向朝廷建言献策，希望改革弊政，有所作为。但他受到以王安石为首的当政者的压制甚至迫害：王安石千方百计阻止宋神宗重用苏轼的意图，想用繁杂的俗吏事务困乏之；吕惠卿挑拨离间王安石与苏轼的关系，在王安石越来越看不惯苏轼的时候，这种目的自然是容易达到的；李定则攻讦苏轼诗歌谤讪皇帝和朝政，罗织文字狱，最

后酿成著名的“乌台诗案”，把苏轼送进了御史台监狱，还想借神宗之手杀掉他。显然，在这一系列由王安石、吕惠卿、李定操纵的事件中，苏轼是最大的受害者。要说邵伯温对苏轼有一定同情的话，主要是熙宁变法时期的苏轼；跟他更不喜欢的王安石比起来，对苏轼显出一定同情倾向。

第二条材料是关于雇役法与差役法兴废过程的记载及其对苏轼役法主张的评价。邵伯温在叙述了王安石新法的设计与实施过程及其得失以后，以下一段话涉及对苏轼役法主张的评价：

独役法新旧差、募二议俱有弊。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役为便。荆公与温公皆早贵，

少历州县，不能周知四方风俗。故荆公主雇役，温公

主差役，虽旧典亦有弊。苏内翰、范忠宣，温公门下

士，复以差役为未便;章子厚，荆公门下士，复以雇役

为未便。内翰、忠宣、子厚虽贤否不同，皆聪明晓吏

治，兼知南北风俗，其所论甚公，各不私于所主［12］119。

关于苏轼在元祐初与司马光争论役法之事，苏轼《辩试馆职策问札子》叙述其经过甚详：“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务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各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心乐。’（司马）光闻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计将安出？’臣即答言：‘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昔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养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13］791苏轼当年就明确认为，差、雇两种役法，各有利弊，当政者所应当做的事情，不是在两种役法的兴废上变来变去，让老百姓无所适从，而应该兼取所长，去其所短，让役法改革更加符合社会发展实际和民众的切身要求。邵伯温完全赞同苏轼这种观点，所以在记载事情的经过与得失时，给予了苏轼肯定性评价。

第三条材料是关于哲宗元祐时期党争起因的记载，涉及苏轼为领袖的“川党”一方：

哲宗即位，宣仁后垂帘同听政。群贤毕集于朝，专以忠厚不扰为治，和戎偃武，爱民重谷，庶几嘉祐之

风矣。然群贤者不免以类相从，故当时有洛党、川党、

朔党之语。洛党者，以程正叔侍读为领袖，朱光庭、贾

易等为羽翼;川党者，以苏子瞻为领袖，吕陶等为羽

翼;朔党者，以刘挚、梁焘、刘安世为领袖，羽翼尤众。

诸党相攻击不已。正叔多用古礼，子瞻谓其不近人情

如王安石，深疾之，或加抗侮。故朱光庭、贾易不平，

皆以谤讪诬子瞻，执政两平之。是时既退元丰大臣于

散地，皆衔怨刺骨，阴伺间隙。而诸贤者不悟，自分党

相毁。至绍圣初，章惇为相，同以为元祐党，尽窜岭海

之外，可哀也［14］146。

虽然作者认为党争各方的人都是“贤者”，但在这件事情上，他显然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样做，不仅给政敌攻讦留下口实，并且事情本身就是愚蠢可悲的。关于苏轼在元祐时期是否构成朋党，笔者在《苏轼人格研究》一书中，有《群而不党交而不随》一章，专门论述了苏轼与司马光、程颐的关系和矛盾，证明苏轼没有结党营私的目的与行为［15］129—160，在此不再赘述。从上述邵伯温对事情起因的叙述中，不难看出他对苏轼的明显批评，认为是由于苏轼对程颐好用古礼、不知变通的言行极为反感，不仅“深疾之”，甚至有“抗侮”之举，导致程门弟子朱光庭、贾易等愤愤不平，遂以诗歌谤讪的罪名诬告苏轼。是苏轼做得不明智，并且行为过头，点燃了三党争斗的导火索。

苏轼看不惯程颐的道学家言行举止，缘于元祐元年（1086）程颐操办司马光的丧事。多种宋人笔记均记录了苏轼参加了南郊的祀典，就去司马光的灵堂祭拜，程颐按照古礼的规矩不让苏轼进去，苏轼以“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反讥程颐，临走时还丢下一句“墺糟鄙俚叔孙通”讽刺程颐，从此两人结怨。苏轼从不隐瞒他对程颐的厌恶，在向皇帝的上书中明言：“臣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16］913苏轼敢于在奏章中承认他与程颐的矛盾，应该是满朝皆知的事实，跟党同伐异的朋党争斗有所不同。苏轼在司马光的灵堂上讥笑程颐，从他率直的性格看是完全做得出来的，当时也没有预想到会招致程门众人的围攻，更没有想到后来有所谓洛、蜀、朔诸党的长时间纷争，以及章惇对元祐党人的残酷迫害。邵伯温把引起党争的主要责任算在苏轼头上，虽然说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显然有深文周纳、过于牵强之嫌。

从上述《闻见录》的材料看，都是关乎当时“朝廷大政”的。邵伯温对苏轼有肯定、有批评，也有同情，但绝无偏爱与崇敬之情，应该说，他对苏轼的评价大致是客观的。在涉及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与矛盾时，他明显倾向于苏轼；在涉及苏轼与程颐的关系与矛盾时，则多少有些偏向于程颐，这是其长期与洛下文人交往的必然反映。

三、邵博《闻见后录》关于苏轼的评价

邵博《闻见后录》是接续其父《闻见录》的，所以名曰“后录”。《四库全书总目·闻见后录提要》比较此书与《闻见录》的不同云：“伯温所记，多朝廷大政，可裨史传；是书兼及经义、史论、诗话，又参以神怪俳谐，较《前录》颇为琐杂。”［9］1199其记录有关苏轼的材料，远较《闻见录》为多，并且以苏轼生平轶事、诗文创作的“本事”和称赞其文学才能为主，其间明显带有对苏轼的偏爱和崇敬之情，这些构成了与《闻见录》的显著不同。涉及苏轼在熙宁、元祐、绍圣间的政治斗争相对较少，且其切入与评价的角度比之乃父亦明显有别，比如《闻见后录》也记录了苏轼在司马光灵堂上戏谑程颐的事：

司马丞相薨于位，程伊川主丧事，喜用古礼，将祀明堂。东坡自使所来吊，伊川止之曰:公方预古礼，非

‘哭则不可歌’之义，不可入。东坡不顾以入，曰:闻

‘哭则不歌’，不闻‘歌则不哭’也。伊川不能敌其辩

也［17］313。

邵博评价这件事，与他父亲的角度与尺度均有所不同，中间既不关乎党争的是非得失，也不关乎苏轼命运的坎坷沉浮，他看到的只是苏轼才思的敏捷和善辩的口才，仅此而已。

又如关于苏轼与程颐的矛盾，《闻见后录》也有记载，而其大为不同的态度，体现于字里行间：

……伊川后用文正荐，劝讲禁中，未几罢去。先是刘莘老论曰(略)。孔文仲论曰:“颐在经筵僭横，

造请权势，腾口间乱，以偿恩仇，致市井之间目为五鬼

之魁。尝令其助贾易弹吕陶及造学制诡谬，童稚嗤

鄙。”又曰:“颐污下险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

分，遍谒贵臣，历造台监，宜放还田里，以示典刑。”刘

器之论之曰(略)。苏子瞻奏则曰:“臣素疾程颐之

奸，形于言色。因程颐教诱孔文仲，令以私意论事，为

文仲所奏，颐遂得罪云云。又子瞻为礼部尚书，取伊

川所修学制，贬驳讥诋略尽。如子瞻、刘莘老、孔文

仲、刘器之，皆世之君子，其于伊川先生不同如此，至

斥党锢则同在祸中，悲夫!［18］319

按照邵博的说法，首先，程颐罢去经筵侍讲，刘挚、孔文仲、刘器之诸人弹劾在先，苏轼并非弹劾事件的挑头者；其次，对程颐被罢职起关键作用的，是孔文仲的弹劾，苏轼虽然素来反感程颐，但谈到程颐时，远没有其他三位的言辞那样激烈和多少带有人身攻击的意味。再次，对于程颐制订的学制，苏轼作为礼部尚书，大加贬驳，也是因为职责所在，并非无端毁损，况且“童稚嗤鄙”，是许多人都表示不满的。显然，在邵博看来，苏、程之间的矛盾，主要责任不在苏轼一方，而在程颐；并且不难看出，程颐之所以遭人非议，是其言行失范造成的，根本原因在程颐自身。

关于苏轼生平轶事，邵博对其任凤翔签判时与知州陈希亮（字公弼）之间的矛盾经过记载甚详，有助于我们对苏轼此时处境心态的深入了解。按照邵博的说法，苏轼中制举之后，初到凤翔任职，下属官吏均尊呼之为“苏贤良”（因其所中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希亮怒曰：“府判官，何贤良也！”当着苏轼的面杖其吏不顾；苏轼前去拜谒，希亮亦拒之不见；中元节未到知府厅拜见，被罚铜八斤；苏轼作的府事公文，被涂改无遗往返数次才能交差。这些都显示苏轼与陈希亮的关系很紧张，故其《客次假寐》诗有“虽无性命忧，且复忍斯须”之句，可见其忧惧之甚。后来苏轼为陈作《凌虚台记》，希亮未易一字，令人刻之于石。希亮事后对人笑言：“吾视苏明允犹子也，某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邪！”［19］289—290《凌虚台记》中有“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等语［20］351，陈希亮看出了苏轼文中对自己的不满之意。难怪明代李贽说苏轼此文是“一篇骂太守文字！”［21］208

陈希亮子陈慥（字季常），后居黄州之歧亭，喜任侠。元丰初，苏轼因“乌台诗案”谪居黄州，执政以为陈希亮之获赃罪与苏、陈当年关系不睦有关，意欲让其子陈慥报复之。然而二人一见如故，相得甚欢，往还十分密切，苏轼不仅为慥作《方山子传》，称道其弃富贵而独隐穷山的高洁品行，许为“异人”［22］420—421。特为其父希亮作传，既写其“好面折人”的个性，又高度评价其政绩人品，拟之汉代汲黯。文中述及二人凤翔共事一节：“方是时，（轼）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执，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窃尝以为古之遗直，而恨其不甚用。”［23］419不管当时二人不和是否全是苏轼的责任，此时经历人生重大挫折的苏轼，把责任全部揽在了自己身上，一直为自己不善于处事表示反思和后悔。邵博《闻见后录》卷十五备载苏轼之语，且对他的这种高尚姿态深表敬意。该书卷二十云：

东坡先谪黄州，熙宁执政妄以陈季常乡人任侠，家黄之歧亭，有世仇;后谪惠州，绍圣执政妄以程之才

姊之夫有宿怨，假以宪节，皆使之甘心焉。然季常、之

才从东坡甚欢也［17］312。

既嘲笑了两个时期的执政小人居心叵测，对逆境中的苏轼落井下石，又极为感叹苏轼受人爱戴，即使曾经有过不快往事的当事者及其亲人，在苏轼不幸时反能善遇之，彼此冰释前嫌，相处友善如初。

《闻见后录》赞美苏轼文学艺术才能与思想主张的文字甚多，且往往以当时同侪或名流称道之语出之。如称赞苏轼对传统文化的兼容通脱态度有云：“东坡书《上清宫碑》云：‘道家者流，本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谢显道亲见程伊川诵此数语，以为古今论仁，最有妙理。”［24］237又如称赞苏轼早年的文学观念云：“东坡《江行唱和集叙》云：‘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别本通作云雾），草木之有实（别本通作花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虽欲无有，其可得耶？故予为文至多，未尝敢有作文之意。’时东坡年方冠，尚未第，其有发于文章已如此。故苏黄门论曰：‘公之于文，得之于天也。’”［25］281评苏轼文章风格则云：“韩退之之文，自经中来；柳子厚之文，自史中来；欧阳公之文，和气多，英气少；苏公之文，英气多，和气少。苏叔党（过）为叶绍蕴言，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二篇而先生病，惜哉！先生胸中尚有伟于‘武王非圣人’之论乎！”［25］283评苏轼教人作文方法则云：“鲁直以晁载之《闵吾庐赋》问东坡何如？东坡报云：‘晁君骚辞，细看甚奇伟，信其家多异才耶！然有少意，欲鲁直以渐箴之。凡人为文，宜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尔，非为之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25］283不仅指出了文学后辈作文好奇的缺点，而且非常注重箴规的方法技巧，即既不伤害其个性探索的勇气，又希望其懂得文学创作的根本道理，不能违背创作的基本规律。

颇为难得的是，邵博虽然十分推崇苏轼，但也对苏轼作文的弊端与疏误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对苏轼诗歌散文中使事用典的不少错误，加以一一指摘，如《梅花》诗误以玉儿为玉奴，《过歧亭陈季常》诗将唐人郑余庆事误为卢怀慎事，《送子由出疆》诗将王僧绰事误为王僧虔事……胪列十余诗，指出错误，辨明出处，用功甚勤。又批评苏轼评价鲜于侁（字子骏）的词，认为可以追步屈原，所拟非伦，是过誉之辞：“《楚辞》文章，屈原一人耳。宋玉亲见之，尚不得其仿佛，况其下者。唯退之《罗池词》可方驾以出。东坡谓鲜于子骏之作，追古屈原，右之过矣。”［25］283邵博为什么毫不客气地批评苏轼的失误？他借问学童子之口云：“东坡信天下后世者，宁有误耶？”邵博应之：“东坡累误千百，尚信天下也。”［26］292—294意在表明，学识渊博如苏轼者，仍然难免千虑一疏；如实指出苏轼的疏误，不仅不会影响苏轼在后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反而有助于其作品千古流传的可信度与美誉度。

四、结语

从以上邵氏父子在所著书中对苏轼的认识与评价可以看出，时局形势的变化与各自人生经历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父子心目中的苏轼形象。邵伯温的《闻见录》虽然写成于靖康之难以后，但书中所记皆北宋后期的朝野见闻，由于他能够接触当朝要人，所以对当时政局纷争、朋党政治内情知之甚多甚详，关系于苏轼者，也多与这种朝局变化、权力消长有

直接联系。加之邵伯温居洛日久，与司马光、程氏兄弟过从甚密，在看待苏轼与司马光、程颐之间的争执或矛盾时，自然难以完全超脱，喜好倾侧于程氏一方，不难理解。就今天掌握的材料而言，邵伯温平生与苏轼没有直接交往，虽以“闻见”名其书，其实关于苏轼的材料，均属“闻”于他人，而鲜有亲“见”者，如果其结交者多程门中人，而少苏门人士，则所“闻”的材料较有利于程氏一方，恐怕难以避免。好在邵伯温坚信元祐时期的士大夫都具备君子人品，这决定了他对苏轼的认识评价以正面肯定为主。但由于他对苏轼知之甚少，所以其心目中的苏轼，距离真实与“全人”，尚有较大差距。

相比之下，邵博则具备更多有利条件了解苏轼，不管是朝廷大张旗鼓对苏轼的宣传评价，还是由此必然形成的崇苏、爱苏热潮，都为邵博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与外部环境。陆游《老学菴笔记》有云：“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27］537可见一时社会风气所向。他在南宋初随父入蜀，家于离苏轼家乡眉山很近的犍为县，又在眉山做地方官，亲身感受了眉山地方文化气息和苏轼的巨大影响，这些经历十分有利于他对苏轼的深入全面了解，并逐步形成对苏轼的崇敬、爱慕评价倾向。在《闻见后录》三十卷文字中，有关苏轼的材料多达数十条，涉及内容相当广泛，而尤其对于苏轼的思想、学术、道德、文章等方面记录为多，显示了南宋初期，社会与士林从文化反思和传承角度观照苏轼的时代风习。邵博的所“闻”所“见”，虽然远离了苏轼活跃的时代风云，但从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展示了苏轼其人其文蕴涵的历史价值，这似乎印证了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世有定价，非人以口舌能够定其贵贱。［28］1419

参考文献：

［1］邵伯温．邵氏闻见录·附录二［M］．李剑雄、刘德权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

［2］脱脱等．宋史·儒林传三·邵伯温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脱脱等．宋史·奸臣传一·刑恕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同治重修嘉定府志·方舆志·古迹［M］．乐山市市中区编史修志办公室，1986．

［5］胡方平．邵氏遗踪今何在［N］．乐山日报，2008－12－5

［6］脱脱等．宋史卷二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同治重修嘉定府志·艺文志一［M］．乐山市市中区编史修志办公室，1986．

［8］赵构．苏文忠公赠太师敕［M］．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上编二．北京：中华书局，1994．

［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录·原序［M］．河南邵氏闻见录卷首，李剑雄、刘德权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

［11］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二［M］．李剑雄、刘德权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

［12］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一［M］．李剑雄、刘德权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

［13］苏轼．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其二［M］//苏轼文集卷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三［M］．李剑雄、刘德权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

［15］杨胜宽．苏轼人格研究第六章［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

［16］苏轼．杭州召还乞郡状［M］．苏轼文集卷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

［17］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M］．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8］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一［M］．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9］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M］．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0］苏轼．凌虚台记［M］．苏轼文集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21］旧题杨慎．三苏文范卷十四［M］．曾枣庄苏文汇评卷上．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

［22］苏轼．方山子传［M］．苏轼文集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23］苏轼．陈公弼传［M］．苏轼文集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24］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五［M］．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5］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四［M］．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6］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六［M］．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7］陆游．老学菴笔记卷八［M］．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教研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上编二．北京：中华书局，1994．

［28］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M］．苏轼文集卷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

作者简介：杨胜宽(1958—)，男，四川安岳人，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责任编辑：胡政平；校对：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