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现状、挑战及对策讲解
“一带一路”现状、挑战及对策分析
——吴逸萍、秦秋月、江春娥摘要：“一带一路”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屹立于世界的领导地位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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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带一路”的起源及现状
2013 年9 月和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简称“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道路。
2015年是“一带一路”构想完成规划和实施之年。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努力与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对接，已同27国签署产能合作协议，初步形成覆盖亚、非、拉、欧四大洲的国际产能合作布局。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年份。2016年1月10日，在距离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50多公里处的吉拉姆河畔，三峡集团承建的卡洛特水电站主体工程开工。1月16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仪式在北京举行。在57个创始成员国代表的注视下，习近平主席为亚投行标志物“点石成金”揭幕。“点石成金”，凝聚了大大小小国家合作共赢、梦想成真的共识。
二、“一带一路”的意义
（一）“一带一路”是一项极佳的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战略举措。
我国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和突破的过程，从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一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持续发展创造前提条件，在区域合作新格局中寻找未来发展
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更充分落实西部大开发。而这里的西部不仅指中国西部，而是中亚乃至西方更多国家之间通过经贸合作共同的发展。以中国为中心势力的“一带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带，起于中国，贯穿亚洲乃至欧洲部分区域，涉及亚太经济圈、欧洲经济圈，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目前已有多个国家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再加上“一带一路“区域内使用人民币交易的提议都说明了以中国为首的经济圈正在逐渐形成。
（二）“一带一路”平衡现今国内外经济贸易体系严重失衡的局面
从国内来看，“一带一路”将平衡如今国内经济重心沿海化、东西部经济状况严重失衡的局面，建立东西、海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形成中国国内市场和亚欧大市场的协同联动。过去受地理区位空间条件制约，广大内陆地区发展水平显低于东部沿海地区开放水平，沿边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受地缘政治影响，为防止战争破坏，经济建设步伐放缓，基础设施建设受到限制。边疆等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就业岗位较少、生活有待改善，特别是一些青壮年劳动力长期处于贫困失业状态，容易滋生不满情绪，“一带一路”建设带动边疆地区和沿途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振兴，从而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强彼此之间的理解、包容、融合，消除各民族、宗教间的各种隔阂和误解，促进地区的安全稳定、经济繁荣和人文交流。从国外经济贸易体系来看，”一带一路“还将扭转当下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不平等的三角贸易结构，将中国各种货币基金、资源、技术等与沿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能源、市场相联合，建立起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平等、共享、共赢的新型经济循环，开创新合作局面。中巴和中蒙俄经济走廊注重能源开发运输与国家安全，孟中印缅强调与东盟贸易往来，新亚欧大陆桥是中国直通欧洲的物流主通道。中国急缺的各类矿产资源，如油气、天然橡胶、黑色金属矿、有色金属矿等得到满足，现在这些资源主要通过沿海海路进入中国，铁矿石依赖于澳大利亚和巴西，石油依赖于中东，渠道较为单一，与其他重要资源国的合作不深，新增了这些有效的陆路资源通道对中国十分重要。与中国情形不同，沿途国家需要大量的轻工品、家电、机电、高铁建设等高端装备正好多为中国过剩的产能，在国内消费加速启动难以推进、传统贸易伙伴难以消化过剩产能的情况下，通过“一带一路”来开辟新的进出口市场、互通有无是一个新的合作发展思路。
（三）化解贸易“双顺差”，缓解通货膨胀和国际贸易摩擦近年来，在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的火暴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的驱动下，大规模投机性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我国，加之我国采取鼓励出口和鼓励外资流入的非对称性国际收支政策，导致国际收支的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
“双顺差”是一种不合理的国际收支格局，当国际收支顺差来自于大量实际资源的输出时，会制约一个国家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而国外投资的净流入，则增加了对远期利润、利息流出的资金需求，同时可能会对国内资金的利用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如果流入的资金中包含大量游资，很可能会对一个国家的5又称为外汇存底，指一国政府所持有的国际储备资产中的外汇部分，即一国政府保有的以外币表示的债权，是一个国家货币当局持有并可以随时兑换外国货币的资产金融稳定、经济安全带来威胁。另外，长期的国际收支顺差还可能招致伙伴国的经济对抗和制裁。
三、“一带一路”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一带一路”面临的机遇
1、我与沿线国家政治外交关系总体良好，为共建“一带一路”奠定了较深厚的合作基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坚持倡导不限国别范围，不搞封闭排外机制，不以改变他国政治制度为目的，有意愿的国家和经济体均可参与。近些年来，我国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合作共赢、开放包容”时代精神，积极与沿线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以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共同发展为先导，我国与沿线国家关系发展势头总体良好，现有的合作机制平台不断趋向成熟稳定，现有的合作基础也越来越稳固扎实。2013年，我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的贸易总额占我国外贸总额的15%；我国企业对沿线各国的非金融类投资达35亿美元，占我对外投资总额的4.5%；我国企业在沿线各国承包工程营业额占全国对外承包工程总营业额的45.4%。与沿线国家区域经济合作步伐正在加快，与上合组织成员、东盟、南亚、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经贸关系日趋紧密。如今，我国与东盟经贸合作走过了“黄金十年”，双方目前正致力于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共同迈向未来的“钻石十年”。我国与俄罗斯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的战略契合点和利益交汇点明显增多。
2、我与沿线国家经济结构互补优势明显，合作共赢是必然结果。现阶段，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是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普遍面临资金、技术与基础建设瓶颈。而我国资本相对充裕，在高铁、核电、通讯设备等高端制造装备和技术方面拥有明显优势。中国与沿线国家要素互补性强，各自优势的有效结合，将对解放生产力产生革命性影响，尤其在基础设施领域，互补性更加突出。
3、沿线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利用外资，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曲折，政府债务风险不断加剧，社会资金相对匮乏，发达国家对外投资能力显著减弱，其企业资产价值处于历史低位，同时发展中国家外部融资需求却相当强劲，这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境外投资带来了难得的新机遇中国金融资本正处于外国直接投资与对外投资并重的历史阶段。2008年以来中国对外投资年均增速12%。今后10年中国对外投资增量将达1.5万亿美元。中国庞大外汇储备、国内储蓄以及独立的全球支付系统，加上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普及，使中国有条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成本融资平台与信贷机制。
（二）“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
1、仍存在较高的政治风险。大国战略介入和博弈加大，对共建“一带一路”形成一定的牵制或掣肘。中国推进“一带一路” 的过程难免会受到南中国海、东海等海洋争端的干扰。有学者分析，中国的施政思路是希望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把中国和区域国家的共同利益做大，求同存异，淡化争议双方之间的分歧。但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复杂敏感，是大国长期博弈和较量的重点区域。从“一带”战略走向看，美国2011年7月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战略，旨在将阿富汗打造为地区的交通贸易枢纽，通过推动南亚、中亚的经济一体化和跨区域贸易，以实现“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战略计划，同时也意在排斥中国并为遏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提供战略支点。我们知道，“一带一路”涉及到至少65个国家，所经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像从欧洲到中亚到南亚到中东，很多我们是没有预案的，我们中国军队也没有走出去，也没有军事基地，也没有联盟体系，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信誉风险，“一带一路”是和平的，是共赢的是发展的，是有利于大家的，但是有人说是什么马歇尔计划，称霸世界，有人说是朝贡体系，甚至
还有人说中国将来要扩张。而且，长期以来，欧盟和日本也都视中亚地区为其战略利益的重点区域，对该地区有着自己的想法和战略利益诉求。而从“一路”战略走向看，美国2009年高调重返亚太、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综合运用其所谓“软实力”和“巧实力”，不断巩固其传统同盟体系，频繁插手地区热点，以强化其在亚太的主导地位。随着美国对亚太地区战略介入加大，我国与少数邻国间的矛盾明显趋于激化和复杂化。部分国家与我国缺乏政治互信，对共建“一带一路”存有疑虑和抵触心理。一方面，部分国家在搭乘我国经济发展快车和便车的同时，对我国实施和平发展战略心存疑虑。尽管我国一再强调“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营造势力范围、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强加于人”，公开声称共建“一带一路”只是“结伴”而非“结盟”，但仍难免会产生与其他大国抗衡的嫌疑。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则必须尽可能消除他们的安全疑虑。这可能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2、政策和制度缺乏协调性。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站住容易站稳难”。在治理制度层面，中企与“一带一路”多数国家最易冲突的是环境壁垒和社会责任壁垒，被抵制甚至驱赶的主要原因是所谓“污染”“人权”等问题。该地区不少国家法律不健全、不稳定，自由贸易区建设水平较低，国与国之间仍存在较多贸易投资壁垒，如实施较为严格的许可证准入制度等；海关程序和文件不统一，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和规范不一致，交通物流运输信号存在差异等等，都对该地区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形成了严重阻碍。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也使“一带一路”相关协议的落实过程屡遭波折。另外，当今世界诸大国都是“一带一路”的利益攸关方。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它们虽未公开反对，但私下里却在问中国人：你们想做什么？如果不能协调各利益攸关方的立场，它们的搅局能力不可不察。制度建设的国际化本来就是中企一大短板，而许多企业没有问清规则就踏上了“一带一路”，结果是签约容易获益难。
3、各国经济发展的侧重点不同。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活动布局、人口地理分布密度存在差异，发展重点可能不同。以陆上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为例，我国货物运输量大、运输距离远，进行铁路运输符合技术经济要求，而中亚国家地广人稀，制造业基础薄弱，运输量比较分散，公路和民航运输更符合其目前发展的经济性要求。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质是实行“以我为主”的开
放及外交战略，要充分考虑因此而带来的地缘经济格局变化，一方面，中国与亚欧发展中国家的政经合作会加强。要促进沿线国家中小企业的合作，创新合作方式，以企业为纽带，将各国利益捆绑在一起，逐步实现市场一体化。境内沿线省市在国家制定的目标政策前提下，可以根据地方特色发挥自身的作用，但在与相关国家的合作中，也应坚持互利互惠的市场化原则，不能无限制的“让利”。
4、多数国家建设资金缺乏。据亚行估计，2010-2020年间，仅丝绸之路沿线亚洲8国（中国、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投资累计就达5.7万亿美元。我国周边大多数国家经济相对落后，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作为资金提供者，我国可能面临资金无法收回的风险。如果资金接受方发生政局变动，那么如何收回资金就是需要提前进行研究的现实问题。为此，我们可能应当加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尤其是要注意发挥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积极参与“巴黎俱乐部”和“伯尔尼协会”等相关机制的国际协调与合作。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薄弱，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善，加上大多投资又以道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其投资回报率较低且回本缓慢，有时甚至连能否盈利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些都将会制约和影响国外投资者前往投资的意愿和决策，对我国企业来说也不例外。
5、与沿线地区互联互通机制建设滞后。“一带一路”建设涉及诸多发展中国家，初期的互联互通建设就变得非常重要（不仅指交通领域的建设，还包括通讯、网络、口岸、信息化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加深与沿路各国的交往与沟通。过去我们的沿边省份与中东欧、东南亚、中亚等地的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但在新时期需要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下更大的力气，作更大的文章。初步的互联互通后，“一带一路”尚需双边或多边国家间更多地对接和交往，所以“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见成效，应循序渐进。
四、对“一带一路”的几点建议
（一）明确指导思想
我国宜以正确的义利观为指导，大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树立大国思维，充分利用游戏的规则，敢于“先提、先试、先让”国际经济贸易新规则。大国思维、
树立正确义利观是指导我国扩大开放的指导方针。我国仍处于大有作为的发展战略机遇期，这就意味着我国经贸谈判要立足长远，兼顾当前，通过“一带一路”的方式换取中国所需的市场、资源，以及公平、公正的贸易规则。
坚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不变，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之上，打造共同体意识，实现互联互通。“打铁还需自身硬”，而观念层面的不断深化与发展则是夯实自身的基础，同时也是应对“中国威胁论”最强有力的舆论武器，有利于解释和澄清我国立场。我国首先应同各国坦诚相待，传递“一带一路”空前开放与包容的理念，以平等真诚的态度，促使问题的解决，实现彼此的互惠共赢、协同发展。世界养育中国，中国回馈世界，力图分享自身发展红利，实现区域平等互利、共同繁荣，形成“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局面。
（二）着手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建立经济合作机制是我国发展与“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关系的基础和保障，也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国家层面需要重点做的工作之一。近期内就可以展开与部分经贸合作关系基础好、有条件的国家商签相关的合作协定，包括双边投资保障协定、避免双重免税协定、政府间经贸合作协定以及部门、产业的合作协定，如司法协助协定、交通运输协定等，并赋予这些协定以法律制度保障。对于条件比较成熟的国家，可以进一步商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次区域合作协定，并扩大示范效应。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未必要按照传统模式，可秉着开放性、多元化的原则，采取先易后难、灵活多样的方式，如先签署框架协定、早期收获计划，只要是互利互惠、双方都能够接受、能够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削减贸易投资成本和壁垒的协定都可以签署，以后再逐渐增加补充协议，只要先起步就可以再逐渐深化和加强，从而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将各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
（三）优化战略布局
首先“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突破应反映在通道建设上。加快涉及公路铁路建设、运输线基础设施建设、过境运输能力配套投资建设、边境货物中转站建设等议题的具体合作谈判。
其次，突破要反映在贸易投资便利化上。积极推动中乌自贸区谈判的启动，
涉及沿边重点口岸可给予特殊政策，配合兹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可重点打造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发挥其示范支点作用，可率先在中哈电子商务领域合作寻求实质性进展，加快信息化通道互联互通、制度政策互联互通、产业互补对接互联互通的相关议题谈判。此外，要激发省际联动共同参与“丝路”国家进行多层次的合作谈判，实现优势对接、优势互补。
再次，突破要反映在货币金融合作上。中国可积极提出进一步加强在本币结算和沿线货币互换上的金融合作谈判，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开发性金融机构，早日建成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
（四）整合内部资源
首先，经济外交是国家整体战略，应纳入经济改革、全而治理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总体协调，科学规划，细腻落实。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协调各个部门，就特定领域开放作出统一战略部署，就具体议题的推进给予相应的政策配套，将开放、安全、经济政策、外交等问题综合起来考虑，进而最终实现“换”的结果符合国家的发展利益。
其次，促进我国企业、商会、行会在国际经贸谈判中发挥出积极的中介组织作用。商会、行会是沟通政府与企业的重要中介，要充分发挥其桥梁作用、纽带作用，商会间的国际合作也可配合政府间经贸问题的磋商与谈判。在规则的制定、标准的修改上，应广泛听取商会、行会的建议和意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简政放权。
第三，调动我国企业在应对经贸纠纷谈判中的参与性、积极性和建设性。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在遭遇不公平待遇，涉及违反双边有关合作协议、WTO规则时企业应积极寻求政府的帮助，政府相关部门也要发挥其组织能力和牵头作用，坚定支持，使企业不逃避、不怕事，愿意主动参与到取证、调查、谈判当中。
第四，寻求主流媒体积极配合我国经贸谈判进程报道，发挥正确引导舆论、民情的有效作用。当今信息化时代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对舆论、舆情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应加强与媒体的公关合作，减少误读、误判、误报的情况发生。寻求与主流媒体良性互动，使其进行有侧重性的报道，有建设性的评论，有选择性地发声。
（五）协调好各国关系
我国应妥善处理同各国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话的形式深化政治互信，寻求同各国政策的利益契合点，共同推动区域的繁荣，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对于大国，我国可以通过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化解其战略疑虑，始终考虑对方利益，推动大国更新观念，转变看法，扩大彼此政治共识及经济合作，使之朝向有利于、至少不妨碍或少妨碍“一带一路”建设的方向发展。
在处理同周边国家领土、领海争议的过程中，我国应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以亲、诚、惠、容的理念同各方进行平等交流，实现睦邻、安邻、富邻的目标要求。在“互联互通”的发展进程中，与一些邻邦国家形成一个紧密的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通过首脑外交深化政治共识，深化同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保证沿线国家信誉的实现。以经济外交的形式，为我国企业的“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域外环境，寻求沿线国家政策上的支持与沿线国家企业的积极参与。同时也应主动的推动国内市场的开放，在展现自身诚意的基础之上逐步推动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