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雌性出发_严歌苓的历史叙事与人性情怀

收稿日期:2008-08-24

作者简介:张艳艳(1978-),女,山东滨州人,文学博士,汕头大学文学院教师,从事文艺学研究。

2008年第5期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No .52008第21卷JOURNAL OF HA I N AN NORMAL UN I V ERSI TY

General No .97

(总97期)

(Social Sciences )

Vo1.21

从雌性出发

———严歌苓的历史叙事与人性情怀

张艳艳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汕头515063)

摘　要:严歌苓的雌性叙事,既指以雌性的视角展开叙事,也指严氏以雌性气质为生命本性存在情态。由此,严氏在正史书写的历史缝隙之中,消解时代意识形态的本质力量,勾勒严氏视域中的历史本相:自在、自然、原初态的生命活出的生活构成着更鲜活的历史。

关键词:严歌苓;雌性叙事;意识形态;历史书写

中图分类号:I 206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3X (2008)-05-0071-06

文学比历史更真实。

———亚里士多德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克罗齐

引言

在西方古典诗学理论里,亚里士多德有一段经典表述谈及文学、历史与哲学的关系,“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

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1]

进一步说,文学道

出存在的本真真实,洞见存在的实相,趋近哲学真理。而历史道出存在的事件真实,描述社会的现象实存。在古典阐释学中,写历史被理所当然地认定为客观记录已发生诸种的书写行为,但是后现代史学理论却发见到历史书写的本质内核:意识形态性。“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这一命题无疑指出历史作为当下的过去必然受制于历史书写者的时代与个人观念,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而这两个命题切实提供了本文展开的基本理论依据。

严歌苓的文本叙事,从叙事母题来讲,备受瞩目的基本有三个序列。占相当比重的是文革序列,以《雌性的草地》、《天浴》、《人寰》为代表;另一个序列或可称为移民序列,《少女小渔》、《扶桑》为其翘楚;再者是在长线的历史时空中展开的以个体生命为本的传奇序列,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以及2008年新作《小姨多鹤》同属此列。

然而悉心梳理便发现,不同的文本序列其实包涵着严歌苓共通而一贯的叙事情怀:将个体放置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在历史的嬗变之中,深度拷问人性,呈现生存切实的本真样态。她的叙事视角往往从主流历史叙事的

缝隙进入,从被主流历史叙事无意(或者有意)遗忘的切切实实的个体生存实存出发,由此在主流历史叙事之外涌动着另一股暗流,它来自构成历史的生活自身,来自生活着的鲜活生命自身,故而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个体在不同社会历史时空之中的人性考验与本性展露构成了严歌苓有血有肉的历史叙事。由此严歌苓的文学叙事与主流历史书写呈现出饶有意味的对照关系。所以我们试图探讨严歌苓文学叙事的基本视域,探讨她的写作谱系呈现出怎样的叙事情怀与历史书写姿态?这一叙事基调与时代意识形态主导的历史书写有着怎样的差异度?而这个差异度势必见出严歌苓文学叙事的独特特质。

在《雌性的草地》的代自序中,严歌苓谈到她的写作,“我是认真写‘性’的,从‘雌性’的立场去反映‘性’这个

现象。……性当中包括理想、美学、哲学、政治、一切。”

[2]

确实“从雌性出发”,“雌性叙事”成为严歌苓文本叙事的主导形态,雌性的视角关注每一个雌性的形象,她的大部分短中长篇小说都呈现出如此鲜明的叙事倾向。严歌苓的“雌性叙事”并非简单指作为女性的作家严歌苓展开的女性书写,它更指一种“调动一切心灵或感官的触动”,以生动的生命贴近生命,细腻灵动的触角触及生命深处的本性,揭示历史生活的本相。如其所言,写“性”绝不仅仅指向肉体,也不单单担承着爱欲,写“性”对她而言意味着

书写理想、美学、哲学、政治、一切,自然折射历史本相。我们的分析序次展开,看其各个书写序列里,雌性叙事展现出的爱欲的、国族的、文化的多维意义空间,辨析其中的潜在观念嬗变,见出严歌苓及其文本愈益成熟的生命意识与历史观念。

一

当中国现代社会中的“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运动终于走下政治舞台,成为历史,关于此段中国历史生活的书写便陆续开始了。我们看到作为被直接压制群体的知识分子由此展开了蔚为大观的书写,从伤痕到控诉再到反思,某种意义上讲,这段历史在这样的书写过程中被重新“妖魔化”了一番———如果说当一切还是现在进行式时是虚假神圣化了的话。如康正果对昆德拉批评奥维尔《一九八四年》的认可,“把那个可憎的社会的生活缩小成了简单的罗列罪状。”[3]194我也认可康正果对《人寰》的评价,“《人寰》也写了那个可憎的社会,我以为它最值得称道的就是,没有把那几十年描绘成铁板一块的恐怖,而是向其中的生活打开了风景的窗口。”[3]194那么在恐怖与惨烈的缝隙中,严歌苓怎样避免了一边倒式的简单控诉,而是触到“其中的生活”?这是怎样的生活?在这“生活”中将见出怎样的历史本相与生命底色?

在严歌苓颇有些争议的文本《白蛇》中,孙丽坤由魅力四射的舞蹈家沦落为全无尊严的个体,无疑来自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文革期间,“他们没料到两年监牢关下来,一个如仙如梦的女子会变得对自己的自尊和廉耻如此慷慨无畏。”[4]8而这并不构成她的生命、生活、历史真相的全部。看押她的小鬼们怀着莫名的焦燥甚而嫉妒发现似乎一瞬间那个光艳照人的生命又回来了,这不是来自政治气候的改变,而是来自于另一个生命:徐群山(珊)。在女红卫兵们眼中,“他不属于她们的社会,她们的时代。我们轰轰烈烈的伟大的时代,她们说。他要么属于历史,要么属于未来。”[4]19然而他并不归属于历史、现在或者未来,因为此时的他(她)并非时代的产物,他(她)只是生命自身,他的一切行为只是因为生命深处不可遏制的被美好事物的吸引,她心中对于孙丽坤白蛇舞的迷恋让她无法自制地走向现在这个如肥桶般的肮脏女人,在暧昧的同性之恋的依赖中,两个生命仅靠着生命本身的力量,矛盾着、纠结着,却切实地度过了残酷岁月,当然官方版本对此无所察觉,或者察而不觉;民间版本也只是充满着蜚短流长的猜测;只有在私人的版本中,她们自己才知道什么是她们生活隐秘的真实,那一点不为社会俗流所容的生命本然的爱欲构成她们的生活、她们的历史。

读罢《天浴》,我们依然不禁被那力透纸背的惨烈卑琐人性书写所震惊,必然的反省和意识得到,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给多少年轻的生命带来深度伤害。简单纯洁得如同等待描绘美丽画卷的白纸一般的少女文秀,一夜之间,丧尽所有为人的廉耻,似乎“人的廉耻是多余”。[4]68她简单而执拗地认定唯一让她走出草原回到城市的方式就是用自己的身体资本去换取,在一次次被愚弄、被奸淫之后,她已全然漠视自身的一切,身体与尊严被他人更被自己麻木地踩在了脚下,枉若粪土,“他还嗅到她身上一股不可思议的味道,如此的断水使她没了最后的尊严与理性。”[4]68面目模糊的奸淫者们,麻木执拗的文秀,似乎都不约而同地指向政治意识形态,淋漓尽致地直陈这场曾经貌似伟大的政治运动是多么地荒唐与残酷。由此或许我们就认定政治意识形态根本地控制和愚弄了人性,这一切龌龊与残酷构成着《天浴》中这段历史的全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读者无法忽略文秀身边一直有个人存在,他就是老金,时时刻刻地守在文秀身边,给出本心呵护的老金。在清水如金的大漠,走越来越远的路找水给这个成都女娃娃洗澡;揪心地瞅着这个成都女娃为了回家的极端自我摧残,心碎到无言;终于,选取了最不完美的完美方式保护住了他心中的洁净姑娘。如果说初读是惨烈的,读罢确是另样温暖的。当想起他落在文秀脸上让文秀吃惊极了的热泪;当他结束最后一次浴洗后如圣女的文秀的生命,而后相拥随之而去时,老金的存在,老金的发自生命内在的人性光辉最终照耀时空,这是严歌苓有意为之、用心强调的。在个体生命被时代意识形态操控的缝隙之中,生命内在的力量依然散发光芒,它构成着生命的底色,也是严歌苓着力挖掘的真相。

何者构成历史生活更细腻真切的本相?我们看到,严歌苓的文本中两种力量的较量,这在《雌性的草地》与《人寰》中呈现得更为深入、复杂。《雌性的草地》故事原型来自草原女子牧马班的故事,一群年轻女子在伟大的红色教育之下,秉着革命主义理想,挑战生命极限,抹杀人性,却显示出奇异的近乎神性的光辉。沈红霞,她的不动声色、温和语气,无法掩盖她在牧马班的权威与号召力,故事开始时,她只是在军区的比赛中,为了驯服红马被拖得血肉模糊,而后来她为了寻找红马,再次驯服红马,其实是为了实现理想,肉体生命的存在已几近不存在,在“永不枯竭”的鲜血中,在与死去的女红军芳姐子、女垦荒队员陈黎明的灵魂交会中,她踏着秉持同样红色革命理想先辈的足迹,不断挑战着生命的极限,“用牧马这种艰苦卓绝的形式达到一种伟大的实现。”[5]16然而现在她已看到陈黎明们的理想已失败,“她的生命与荣誉已经经历了淘汰,但失败使她痛心。……‘有谁记得我们呢?是我们,不是我。’”[5]233同样的境况沈红霞最终也会遭遇,当已退却人性、近乎神性的沈红霞终于策马而来,人们却已在说有草原女子牧马班吗?也许曾经有,却早已解散了,或许根本不曾有过。你看,这样一群鲜活的年轻生命就如此轻易地从历史中被抹去。严歌苓说:“这份荒诞的庄严扼杀了全部女孩,把他们年轻的肉体和灵魂作为牺牲,捧上了理想的祭坛。因此这份庄严而荒诞的理想便最终被认清为罪恶。”[2]3当独眼指导员叔叔几乎诱奸了所有牧马班姑娘,当小点儿丰沛驳杂的人性被涤

清却走向死亡,当沈红霞满载理想归来却无人看见,已表明这些曾经被放置于理想祭坛上如“牺牲”一般的年轻生命,似乎只是一个关于政治理念的试验,试验又切实被推翻、颠覆,证明是失败的。严歌苓说“失败告诉我们:人性、雌性、性爱都是不容被否定的。”[2]4很明显,严歌苓显示出很坚定的叙事意图:政治意识形态与生命本性的力量较量。进一步,是我们探讨的话题,何者构成严歌苓认定的历史本相。

表面上,男性、权力、政治、意识形态占据着绝对的强势地位,国族理想笼罩一切,每个个体都将为践履红色理想而献身。沈红霞背后始终有位看不见的“父亲”,在不同的阶段他时不时地作出决定与评价,这评价左右着、甚而指引着沈红霞的理想之路。然而这个将军“他”却是不具名的,自然这一形象的隐喻意味很明显,无主名的集体,无主名的权威意志、无主名的红色革命意识形态。这一形象对沈红霞的塑造,沈红霞对小点儿的改造,无疑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胜利。《人寰》中,接受心理治疗的叙述者“我”深深迷恋崇拜着贺叔叔,“我”其实是共名,那个时代的“我们”,“必须爱慕英雄和偶像”。[6]39这爱慕始于“我”出生之前,因为“爱不爱他不取决于我个人的好恶,情趣,取决于时代和理想,没有这理想,或许他连英俊都没有,理想给了我们成见、审美”。[6]159这一切都表明政治社会体制对个体的控制与塑造,政治意识形态已切实地进入生命内部,幻化为审美情景,被美学化,构筑个体生命的生活、审美、理想。然而在雌性的草地上,叔叔以男性之性对此做了充分的解构,小点儿原本鲜活的生命最终消殒,沈红霞被人们彻底遗忘。《人寰》的日常人伦中,“我”无法抑制的迷恋,也终于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彻底释怀。作为文人的“我”父亲无论如何也对政治不敏感,在贺叔叔对父亲既保护又利用的关系里,父亲在友谊、尊严、生存之间纠缠着,终于在贺叔叔的批斗会上发作,父亲打过去的那一耳光,把父亲自己彻底打败了,他不得不正视自己本性里的脆弱与人格里的卑劣,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无时不陷入自我审视的痛苦深渊,为了疗救他本心的善良,再次自愿自觉地充当了贺叔叔的写手。作为时代偶像,贺叔叔似乎无时不在左右着“我”与父亲,然而文本的内线却并不如此简单,严歌苓以第一人称叙述,为的就是对这矛盾纠结作进身其中又超越其外的省思。父亲的所作所为的确是时代风云给出契机的,却不是时代意识形态造就的,他在尊严、罪责之间的纠结审视,是知识分子个体对自我生命的审视,来自更本源的内心世界、人性自身。故而,在隐微的层面,严歌苓坚定地强调这两种力量截然相反的关系。貌似强势的雄性力量,权力、政治、国族意识并不构成着历史的本相,它们的失败裂出另一股力量:更富有韧性,更来自生活,本质地决定着每个个体生命,给出起生存的能量与活力,当然这“不受社会架构所控制的人之天性”是严歌苓对生命的体察,也是其试图见出的社会历史生活底子。

二

如果说,“文革”系列里,严歌苓还带着控诉的嫌疑,是在控诉的同时,直接反思存在的本相:源自于生命自身的辉光而非国族意识对个体的规训。那么,接下来的文本中,严歌苓的叙事却根本地超越了此一视域,直书生命本性、生活本色,由此呈现她视线之下的历史本相。从雌性出发,从《少女小渔》、《扶桑》到《第九个寡妇》,从小渔、扶桑到王葡萄,这些女性形象把严歌苓对人之天性的形上之思彰显得淋漓尽致。自在、自由、原始于本性的爱欲、良善,构成着这些丰沛、饱满、富有韧性、包容一切的生命,这是严歌苓激赏的雌性特质、生命本色,而各个生命切实生活过来的轨迹构成历史最鲜活真诚的本相。

不同族群、不同文明形态的接触、碰撞,也许在移民生存中体现得最真切,因为这是切实的不同族群的个体生命直接交会、撞击。也因此,人们更习惯从东方学的角度,去读解西方文化窥视中国文化的殖民心态,大量西方学者的移民史书写由简单的猎奇、窥视、血腥、对抗构成,骨子里充满着西方优越感与“物化”东方的意味。严歌苓在翻阅160册圣弗朗西斯科唐人街史料时,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一百多年的金山移民史,到严歌苓是第五代,异域生存的诸种在她这里体认仍然是鲜活的,作为存身其中的亲历者,她的感受远比西方学者的“他者化”描述来得复杂,何者构成华人移民生存的历史实况?怀带着对西方“他者”叙事的不认同态度,严歌苓在这些史料的缝隙里进入,试图描画第一代移民生存的真实的生命印记,勾勒那段岁月白人与华人生命切实碰撞的个中隐微,于是便有了《扶桑》。当然严格意义上讲,《少女小渔》甚至《人寰》也当属此列。

史料记载,中国第一代移民群体中男子多做苦力,女子多做娼妓,做苦力的男子心甘情愿地做着奴隶,并以做得了奴隶而心满意足;做娼妓的女子多数活不过20岁,她们勾起了金山白人男童嫖妓的普遍现象,成为一时的社会问题。严歌苓的叙事从这里进入,叙述者“我”这个第五代移民中的一员看到一个女子:扶桑从历史中走来。她可以是一个人,但是也可以是第一代被贩卖的移民华人女子的缩影。这不是一个白人男童遭遇中国娼妓的性猎奇,而是在种族的看与被看的较量之后,超越国族的两个生命发自本性的爱恋。当然还是孩子的克里斯第一次看到扶桑时,是被一系列的东方符号吸引,她的猩红绸衫、她的三寸金莲、她的不自知的喝茶、嗑瓜子的样子、房间里的中国竹床,在在充满东方魅惑,扶桑这“奇异的东西”让白人男童产生了在本种族异性那里无法感受到的眩晕,对异族的窥视与物化尽显其中。如果止于此,自然严歌苓恰好图解了东方主义一语道断的西方对东方的他者化本相。然而严歌苓的叙事由此悄然一转,还是扶桑———独属扶桑的特质、扶桑与克里斯最终的关系,将白人书写的移民史单向度主位视角颠覆了。

扶桑,这一雌性形象,有着“母牛似的温厚”[7]10,“有点呆,她的眼神不知痛痒”[7]41,如“温和、顽韧的生物”[7]44,“她一视同仁地接受每个男子”[7]168,在西方人眼里是对西方道德的污染,是西方对东方的猎奇,让他们迷乱而不知所措的东方鸦片,但是这在严歌苓的叙事意图里却承载着本质性的隐喻意义,扶桑给出的“牲畜般的可贵感知”[7]140和屈跪姿态的宽恕,是因为她的心中有一片本原的自由,这样的生命如大地、如大海、饱含母性、佛性,以她泥土般的真诚去藏污纳垢,悲悯地宽宥世间一切,在受难中自在涅槃,同时不自知地享受生命本能的快乐。她的人性辉光有点接近《周易》之厚德载物、坚韧容受的“坤”。严歌苓也提到中华族群汇入集体无意识的文化血脉对扶桑的滋养,这样,扶桑形象的隐喻意义将指向东方女性形象或者东方形象。但是严歌苓并不特别强调此点,她将自己人性探索的理想情态寄予扶桑之身,“实质的你属于人类的文明发明之前,概念形成之间的天真和自由的时代。……随你返归到了无概念的混沌和天真中去了。”[7]122扶桑,“她从原始走来,因此她健壮、自由、无懈可击。”[7]222这里我们看到严歌苓对于生命的形上之思,渐趋成形。不受任何时代意识形态观念操控和渗透的生命,葆有生命本原的自由与丰沛感知,自在而非自觉地彰显生命的自由与生命力,这是其理想生命情态的呈现,她闪烁的人性辉光我们称其为“雌性气质”。正因此,扶桑与克里斯的关系才超越了看与被看、被动与主动、对象(物)与主体的东西方对峙关系,扶桑的原始生命力将克里斯带出了一切意识形态的牢笼,才有可能成就两个生命发自本心的萦绕一生的情愫。既如此,严歌苓的叙事无疑充分消解了白人学者移民史书写的(准)殖民叙事。见出严氏对移民史本相的理解:依然是生命与生命的切实碰撞与交会。种族、文化、意识形态的诸种终将在生命本原的辉光里黯淡、退场。

其实同样的叙事早在短篇小说《少女小渔》中已露端倪,早些时候严氏笔下的小渔被赋予近似的特质,“少脑筋往往又多些好心眼。”[8]2“人说小渔笑得特别好,就因为笑得毫无想法。”[8]2她有着愚呆的善良,包容污垢,也恰是来自生命本原之初的良善最终改变了意大利老头,或者说曾经被社会生活磨掉了人性最初的尊严与光彩的生命重新发现了自己。在现代移民中,华人女性以假结婚的方式换取西方世界的长久居住权并非个别现象,对其解读也完全可以导向种族与意识形态省思。但是严氏此处便已显示出其此后一贯的历史体认方式:剥落时代、种族、家国,赤裸裸的生命彼此碰撞,暴露人性本原的底色。小渔对老人的拯救无疑是严氏对自己理想人性“雌性气质”早期的尝试。而从小渔到扶桑一直到王葡萄,严氏以此“雌性”形象叙事展开的人性情怀与历史书写最终成熟。

三

《第九个寡妇》是严歌苓2006年的长篇小说,在笔者看来,也是严歌苓雌性叙事成熟的巅峰之作。故事的历史视线很长,从上个世纪初的军阀混战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在政治话语主导的历史表述里,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迭变被表述为: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新中国之土改运动、大跃进、四清运动、文革(知青下乡)、知青返城、1976-1978年拨乱反正,甚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当然这是正史书写的历史,在严氏的历史视域中,历史本相并非如此,严氏的历史叙事又是透过王葡萄的眼界展开的。

我们曾经说过,这是严氏非常写意的叙事视角处理,而如果纵观严氏的整体创作,可见这是她一贯的叙事处理方式,前文已经说过,她的雌性叙事总是由生动的生命原初的感知去触动一切,包括她惯于以写性写出政治、美学、一切,其对社会、政治、时代意识形态、历史的理解都可以也最好落实到具体生命上表达,所以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化就在这些“腿”、“胳膊”、“人头”的纷纭表演中上演了。

文本中第一次书写葡萄满眼看到的腿,“葡萄从门缝看出去,都是同样的人腿,不过是绑腿布不一样罢了。有时是灰色,有时是黄色,有时不灰不黄,和这里的泥土一个色。”[9]17灰的、黄的、不灰不黄的,自然这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各个武装力量的身份标识,但是在葡萄眼中,这一切失去了意义,因为都是腿,同样的人腿,政治的意识形态表征意义在葡萄这里压根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同样的人腿之上,同样鲜活的个体生命。

接下来解放战争结束了,土改运动在即,史屯的葡萄又看到“她熟悉的腿”了。“那些腿给一个个灯笼照着,也吼唱着什么,不久听见这些有劲的腿回来了,不再是吼唱,……是吼叫要打倒谁谁谁。”[9]35葡萄只觉得这些腿喜滋滋、乐颠颠,批斗会就要开始了,“葡萄这回看见的不是腿了,是胳膊。四十个村都有人来,场院坐不下,坐到田里去了。田里长出数不清的拳头,打向满天星星的黑夜。葡萄半张着嘴,看着满坡遍野的拳头,一下一下地往空气里打着……葡萄一直看得合不拢嘴,这么些胳膊拳头,她简直看迷了。”[9]38-39被挤在“穿着烂鞋打赤脚的腿”中间,葡萄看被枪毙的所谓地主恶霸,“看见腿们矮下去,后来就是一大片脚板了。”[9]70葡萄的视角是调动一切感官的,充分地去感知这些胳膊、腿们的悲喜哀乐的,当然其实是去感知这些生命的悲喜死生的。

接下来是大跃进、四清运动,葡萄“眼前就是一大片沾着泥巴的脚,进进退退,一会东、一会西。反正这场院常有这样撒野的脚,分不清张三李四,打孽、打日本、打汉奸、打地主富农、打闹玩耍……”[9]70此时的葡萄已经有点“蛮不在意”了,反正这院子常有这样的腿与脚,纷至沓来,分不清,也不必分,因为根本的这对葡萄不构成任何差异,“她看看黑麻麻的人头,看看衣衫不整的脊梁、前胸,这不和十多年前一样?连人坐的东西都一样,还是鞋,烂席、黄土地。不一样的是台上的毛笔大字。乍一看也看不出啥不同来。”[9]218好的,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没

什么不同,也就是说这一切对葡萄、对史屯人的生存不构成多大影响,轰轰烈烈,你方唱罢我登场,史屯依然还在,史屯的人照旧得活,而无论任何的境遇里,活着才是根本的大过天的事情,或者说“生命”才是大过天的事情。

很显然,由葡萄的视角看历史,严氏很有效地实现了其叙事意图,时代意识形态嬗变籍由无等差的自然生命躯体呈现,在严氏看来是有穿透力的,而在表意上,我们也确见其已成功。它成功地消解了时代意识形态赋予个体生命之上的政治文化寓意,生命被还原为本原的不被意识形态塑形的生命本身。这样的叙事视角“看的历史被虚化,看的只是个体生命身上最原初自然本在的东西”[10],“在生命的生存场域中,时代的意识形态的诸种都不是根生于此的,‘匆匆一过’,不会发生根本的关联与关系,最根本的是活着、过日子。”[10]那么,透过王葡萄的视角对时代意识形态主导的历史叙事进行虚化、模糊化处理,当然是由严氏推崇的理想生命存在体睹见的,而同时也反过来佐证其理想的生命情态更具有根本的生命力,文本中无处不见这种较量。

孙怀清,这可是史屯十里八乡的能人,他以一己之力尽可能地帮扶乡里,殷勤持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他

:地主恶霸,在政治生存空间里,他是被枪毙了的,然而王葡萄却硬是将他救了下来,理由简单却发自生命本原,“我”可不能没有爹地活着,爹这一条命也自是要活着的,几十年的岁月,王葡萄愣是把孙怀清藏匿、保护下来,以看似匪夷所思的方式。饶有意味的是几十年后,当史屯的人们发现了葡萄院子里那个白胡子仙人就是孙怀清时,却选择了集体缄默,纷纷听到、看到,却共谋着这个尽人皆知的“谎言”。显然,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终将退场,孙怀清的“仁义”本性和葡萄的孝行终究很是打动人心的。

春喜,在青春萌动的少年时光里,葡萄如他的性启蒙者,是他生命里爱欲冲动的全部来源。后来的春喜,当兵、上党校、成为最年轻的乡干部,他怀带着充分自觉的身份认同,自以为他的爱只为志同道合的同类留着,再不会被葡萄这样蛮野原始的生命所动,然而,再见葡萄的一瞬间,他的防线再次坍塌,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依然在劫难逃。然而葡萄的魅力不简单是“性”的,甚至并非是“性”的,而是自然生命本原的蓬勃生命力构成无法抑制的吸引,在生命与生命的碰撞中,赋予春喜身上的意识形态表征自然无力地宣告失效。

蔡琥珀,某种意义上,是作为王葡萄的镜像书写的,她最初是和王葡萄同样作为寡妇出场的,她之所以用自己丈夫的命救下八路军的命,并不是出于政治觉悟,或许更是秉性里不可利己的仁义意识暗中支配,她自己也对自己的行为混沌得很,而后的蔡琥珀迅速地进入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场域,充分成长为政治性个体,接受意识形态的充分浸染。相形之下,王葡萄却愚蛮不化,毫无政治觉悟可言。然而,王葡萄却获得鲜活跃动、娇艳欲滴,散发着汪洋恣肆的原初生命力;对比之下,已抹却任何女性特征的蔡琥珀,一身看不出性征的中山装,黯淡地坐在角落里,佝偻着背,抹着眼泪。蔡琥珀生命的黯淡与王葡萄生命的鲜活,无疑是一个鲜明的照见:生命自身如何在人文化成的诸种中消损了本性?生命自身又如何葆有原初的力量,浑然自在地活出辉光?王葡萄鲜活饱满、有滋有味的生命无疑宣告了返朴归真式的本原生命的胜利。“葡萄”无疑成为严歌苓“雌性气质”的最佳代言人,“凭着本心”,给出生命本真的爱惜与尊重,却以不自知的方式自然呈现,葡萄式的生存更构成史屯的历史,一般意义上,构成严歌苓眼中更切实的历史生活实相。

余言

试观严歌苓的人生轨迹,或许我们可以发现严氏历史叙事视域与生命体认由来的某些端倪。显然,她是社会体制内成长起来的,少女时代的严歌苓有很长一段女兵生涯。然而却并不是纯然遵奉体制的个体,事件之一:她的初恋行为便是对体制内生存的无意叛逆,当然是并不自觉的生命自我觉醒。而后来我们看到自由本性与体制规训的纠结关系在她的《雌性的草地》有自觉的领悟与省思。在另一个重要的人生历程中,严歌苓结束第一段婚姻,开始异域生存,经历与美国外交官的爱情与第二次婚姻,其波折与传奇无疑折射出移民生存的个中隐微。而就个人视域而言,由国族意识笼罩的语境转而游离于其外,无疑获得了反观的自由距离(时空的、心理的),获得了省思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其文本中进一步明晰成熟起来,让其重新体认个体、人性、集体、国族意识的复杂关系,何者构成存在更真实的本相,《少女小渔》、《扶桑》、《人寰》皆与之相关。她的叙事视域由疏离而来,既是对母语国意识形态灌注的疏离,也是对寄身国意识形态渗透的疏离,如其所言,在《第九个寡妇》的写作过程中,她长时间地伫立在广袤原始的非洲大地上,伫立、沉思而后无思而内心澄净平和,所以才能重新迹近原初生命。不受(忘却、超越)意识形态笼罩的叙事主体获得了洞察历史最切实的入口,得以窥见更真实的历史,由鲜活的各个生命构成的生存实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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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艳艳1浑然自在的生命存在———解读严歌苓《第九个寡妇》的生命姿态[J]1华文文学,2007(2)1

(责任编辑:陈智慧) A D iscussi on on Yan Geli n g’s H istory Narra ti ve and Hu man ity Feeli n gs

Z HANG Yan2y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 iterature,Shantao U niversity,Shantao515063,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i m s t o p r obe int o Yan Geling’s fe male narrative which refers both t o her narra2 tive in the pers pective of fe males and t o the p redom inance of fe m inine qualities in herwritings.A s thus,Yan Geling has in her writing endeavored t o diss olve the essential power of the epochal ideol ogy and t o sketch his2 t ory in its true col ors:a fresher hist ory made up of a life of freedom,naturalness and p ri m itivis m.

Key words:Yan Geling;fe male narrative;ideol ogy;accounts of hist ory

(上接第70页)

[3]刘荒田.童年杂忆[M]∥刘荒田美国笔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337.

[4]刘小枫.爱的碎片的惊鸿一瞥[M]∥沉重的肉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223.

[5]刘荒田.金山箱[M]∥刘荒田美国笔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147.

[6]刘荒田.纽约闻笛[M]∥刘荒田美国笔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222.

[7]刘荒田.面对父亲[M]∥刘荒田美国笔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360-366.

(责任编辑:毕光明) The Sp i r itua l A sp i ra ti on of L i u Huangti a n’s Prose

Y ANG Chuan2zhen

(D epart m ent of Chinese,Zaozhuang College,Zaozhuang277160,China)

Abstract:L iu Huangtian has comp leted the transiti on fr om a eul ogy of life t o a p r obe int o the metaphor2 ic meaning of life in ter m s of the subject consci ousness,for he would tend t o transcend beyond s pati ote mpo2 ral bounds t o questi on hist ory in the face of s ocial reality and t o reconstruct the value syste m of mainstay cul2 ture in his unique manner.

Key words:L iu Huangtian;metaphor;deconstructi on;reestablish 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