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_一大_代表何叔衡的性格特征
第24卷第4期 攀枝花学院学报 2007年8月Vol.24.No.4 Journal of Panzhihua University Aug.2007
?政治法律?
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的性格特征
苗体君 窦春芳
(广东海洋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湛江 524025)
摘 要 何叔衡是“一大”十三名代表中的年长者,他的长相也颇具特征:“矮敦结实、肩膀宽阔、长方形脸膛
上留着黑胡子”。除此,何叔衡的个性最具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来自于他的父亲何绍春和他的启蒙老师姜
方谷的影响,用何叔衡的好友毛泽东的话来概括主要有以下三点:一:“何胡子是一条牛”;二:“何胡子是感情
一堆”;三:“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关键词 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性格特征
作者简介 苗体君(1969———),男,广东海洋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的13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代表全国当时53名党员。当时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只有毛泽东、何叔衡两名党员,毛泽28岁,何叔衡45岁,他们二人就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何叔衡是当时“一大”13名代表中的年长者,13名代表中30岁以下的占10人,他们多数在20岁左右,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刘仁静当时只有19岁。其余三人的年龄是:李达31岁,董必武35岁,何叔衡45岁。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42岁,李大钊32岁。可见何叔衡的确是年龄最大的人。
何叔衡的长相也颇具特征:“矮敦结实、肩膀宽阔、长方型脸膛上留着黑胡子”[1]22熟知何叔衡地著名作家萧三回忆记到:何叔衡“宽肩膀、矮矮身材、一口黑胡子,”[2]而且还“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3]过去最流行的说法是,何叔衡18岁考中秀才,经认真调查,何叔衡的两个侄媳妇证实,何叔衡考中秀才是在“即1902年(清光绪28年)”[4]当时何叔衡26岁。而在“一大”13名代表中,除何叔衡外,还有董必武(1903年,17岁考中秀才)也是光绪年间的秀才,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也是一位秀才(1896年,17岁考中秀才)。
除此,何叔衡的个性最具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来自于他的父亲何绍春和他的启蒙老师姜方谷影响,用何叔衡的好友毛泽东的话来概括主要有一下三点:
一、“何胡子是一条牛”[5]
让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称何叔衡为“何胡子”的?1918年与毛泽东一起组织新民学会的肖子升是这样解释的“何叔衡长着一脸浓密的胡髭,比我和毛泽东约大十岁,我们叫他‘何胡子’”[6]还有一种说法,“何叔衡同志是宁乡的老秀才,和姜梦周、王凌波、谢觉哉三同志是老同学,也是好朋友。他们曾同在云山小学教书,提倡学生学科学,作应用文,遭到一群守旧分子的激烈反对。”[7]谢觉哉比何叔衡小8岁,也是湖南宁乡县人,是清末秀才,1906年宁乡闹灾荒,何叔衡与谢觉哉等人联合起来替穷人打抱不平,大革命时期他们二人与宁乡的姜梦周、王凌波四人在长沙合影,四人都留着胡子,谢觉哉在照片上题字“宁乡四髯”,在四人中何叔衡年龄最大,又被称为“何胡子”。
何叔衡,字玉衡,号琥璜。1876年5月27日,这天正是中国农历的五月初五端午节,何叔衡就在这一天出生在湖南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中,其父何绍春是位勤劳朴实的农民,除在家种地外,每年利用农闲时节到洞庭湖沿岸打工,何叔衡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弟弟。按宁乡农村流传的一种迷信的说法:“男子要午(五)又得五,逢五就是福。”就是说生辰逢五是最吉祥、最幸运的事,而何叔衡生在五月初五,又在兄弟中排行第五,凭此被亲友认为将来一定有出息,他的父亲也就信以为真,于是节衣缩食省出钱来只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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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人读书。
何叔衡从7岁开始就学着看牛、砍柴、割草、干家务活,家中孩子多,粮食少,特别是逢到青黄不接时,父亲就要在饭量上对孩子进行限制,因为何叔衡年纪小,每餐父亲只给他一碗饭,何叔衡常常感到十分饥饿。一天,何叔衡放牛回来的早,端起碗来几口就把碗里的饭吃光了,但他仍然感到十分的饿,他看着刚刚端起碗的姐姐,想起了吃草的牛,说:“吃饭要是象牛吃草那样能放肆吃饱就好了。”站在一边的父亲听到后说:“你长大了象牛一样地做事,一定会吃得饱的。”7岁的何叔衡牢牢地记住了父亲的这句话,直到他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止,他始终“象牛一样地做事。”[8]2
1913年,毛泽东与何叔衡同时考进入公立湖南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四师并入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在刚刚入“四师”就认识了年纪最大的同学何叔衡,当时毛泽东20岁,而何叔衡已是37岁的中年人了。半年后,何叔衡提前从“一师”毕业,到长沙市内的中学任教,还担任省通俗教育馆馆长。毛泽东则在“一师”继续读书,前后共读了5年,直到1918年才毕业。1918年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何成为学会中年龄最大的成员,二人还建立了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二人之间配合得十分好,当时在会友中流传一句话:“毛润之所谋,何胡子(叔衡)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何叔衡同志被捕牺牲距今已经46年了。但是,他那老成持重,实干重于言辞的形象却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矍铄老翁何叔衡,建党初期立殊勋。,感情一堆烈火腾”[9]毛泽东也常常说:“何胡子是头牛”[1]24
二、“何胡子是感情一堆”[10]
何叔衡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在家排行老五,就在何叔衡5岁时,母亲就去世了,他的家境在附近几个村子还算是“小康”,但他的父亲却一直没有再娶,辛辛苦苦拉扯着6个孩子,父亲何绍春在婚姻方面对何叔衡影响较大。
1898年,22岁的何叔衡与袁少娥结为夫妻,袁少娥比何大三岁,没有读过书,虽是个文肓,但通情达理,勤劳俭朴,二人虽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但婚后,夫妻感情笃厚,他们俩共同生的两个男孩不幸夭折,只留下两个女儿,1908年袁少娥又生一个女孩,亲朋友人怕何叔衡绝后,联合起来劝何纳“二房”,这在当时的社会是十分正常的事,但何叔衡坚决不答应,并说女孩也一样是传代人,并以实际行动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伦礼发起挑战,他给大女儿取名实懿,二女儿取名实山,三女儿取名实嗣,“实山”表明女儿也可以是父母老年生活的靠山,“实嗣”二字则表明女儿就是何家的实际的继承人,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妻子的一片深情。
何叔衡本来家道“小康”,当时他又有很高的社会威望,是个让人尊敬的读书人,而且还考中了秀才,纳妾对于何叔衡真是易如反掌的事,但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后来二女儿、三女儿在何叔衡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为防止父女在外发生不测,他把大女儿留在家中照顾妻子的生活,他有一首诗中写到“此身合是忘家客”,[11]这也表达了他对于妻子的一片深情及浓浓的爱意,难怪毛泽东称赞他“何胡子是一堆感情”。[10]虽然没有男孩,何叔衡一直没有嫌弃过妻子,没有买小纳妾。在革命生涯中,他常惦记着家中艰辛劳动的贤妻。在信中他这样称慕着自己的妻子:“您如果活到六十岁,我或者与您有见面之日。但您的一生,是捡柴、栽菜、喂猪的一生,不去求人的一生。”[8]29同时,在何叔衡心里,妻子并不是一个没文化的劳动妇女,而是一个贴心人。在革命最艰苦的日子里,他对妻子表示说:“我是要永远地对得起我的骨肉和您啊!我要问您,假使我遭到危险,您是求死呢?还是求生?请答复我。”[8]29伉俪情深,相濡以沫,令人感动。
袁少娥始终支持丈夫及女儿的革命工作,在湖南老家掌管家务,侍奉家翁,一生含辛茹苦,却毫无怨言。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当局悬赏捉拿何氏父女,并标价“抓到何叔衡者,奖赏3000大洋”,何叔衡父女被迫逃离,当一批批叛徒为赏金去何家探听消息时,他们个个被袁氏骂出大门。后来为了躲避敌人的迫害,袁氏与大女儿一起躲进了深山老林里,由于过度惊吓大女儿不幸去世,袁少娥悲痛欲绝,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真是祸不单行,不久,又传来二女婿被敌人残杀的噩耗。随后她与何叔衡及两个女儿中断联系长达21年之久,她天天盼望丈夫及女儿回家,盼到牙齿掉了、头发白了,连眼泪都流干了。在父亲的干涉下,何叔衡把自己的九侄新九过继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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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何叔衡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已52岁高龄的何叔衡要克服语言关,为了记熟一个单词,他要读上百遍甚至上千遍,被大家誉为“学习上永不疲倦的人。”[12]143何叔衡仍然抽出时间给两个哥哥玉书和玉明,及养子新九写信,询问湖南老家的情况。
1950年春天何叔衡的两个女儿回家看母亲,直到这时袁少娥才知道,她朝思暮想的丈夫何叔衡早在1935年就去世了。1957年春天,袁少娥病重,两个女儿回家伺候母亲,母女相守一个月后,一天,袁氏把女儿喊道床前,她知道留给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便向女儿交待后事说:你们俩是公家的人,已请假一个多月了,也不能老为我呆在家里,这样会耽误工作的,赶快回去工作吧!我这一生活得好孤单啊!与你的父亲在一块的日子少的可以数出来,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死了能与你们的父亲合葬……。面对母亲的最后要求,姐妹俩不知如何回答,她们的父亲何叔衡牺牲后,尸骨至今也没有找到,哪里去建坟合葬哪!不久,袁氏去世,死后依然是孤孤单单的。
三、“叔翁办事,可当大局”[13]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成立,何叔衡成为年龄最大的会员,不久,又担任学会的执行委员。五四运动爆发后,湖南开始了驱除统治湖南的皖系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在驱除张敬尧的运动中,何叔衡被毛泽东派往衡阳,1920年3月1日,何叔衡到达衡阳,他以衡阳三师为基地,在衡阳组织了一大批群众,1920年6月,张敬尧被赶出湖南,在驱张运动中,衡阳代表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因此称赞何叔衡“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何叔衡的办事能力主要来自于父亲与启蒙老师姜方谷二人。
1、塾师姜方谷的影响。何叔衡从12岁到22岁,先后在几家私塾学堂读了8年书,在众多的塾师中,姜方谷对他的影响最大,姜方谷也是何叔衡革命的启蒙老师。
姜方谷学识渊博,曾经在外地做过小官,但他性格耿直,从来不愿随俗浮沉,并对满清政府的腐朽懦弱十分不满,何叔衡在姜方谷门下读了4年书,除修完五经四书外,姜方谷常常用历史上民族英雄的事迹,启发学生的爱国爱民思想,在姜方谷的启发下,何叔衡目睹了甲午战争的失败,看到了清王朝的腐败,看到了官吏横行,人民生活的艰辛。
1902年,26岁的何叔衡考中了秀才,同年11月,县衙请何叔衡去担任管理钱粮的职务,何叔衡“感世局之汹汹,人情之愦愦”[1]22—23他拒绝到任,回到乡间一边种地,一边教书,因此被乡人讥笑为“穷秀才”。1909年何叔衡受聘于新式学堂的云山高等小学堂,在那里他开始大量阅读外界新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率先剪去头上的辫子,还动员周围的男人剪辫、女人放脚。暑假他又回到家中,操起自家的菜刀,把家中的裹脚布和尖脚鞋全部搜出来,当众砍烂。1921年初,新民学会内部就“改造中国与世界“应用什么主义展开讨论,何叔衡明确反对无政府主义,表示应信仰马克思主义。同年6月,湖南军阀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销其教育馆馆长之职。7月间,他与毛泽东在长沙同登一条轮船赴上海,参加中共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2、父亲何绍春的“一概要公”“世间只有私心坏”的遗嘱。
父亲何绍春对何叔衡的影响是最大的,他勤俭劳作一生,“是一个位非常正直而又深谙世情的农民”[1]22而且在乡里乐人好施,“有几个穷苦孩子,偷偷地挖何家的芋头,何氏父子不但没有斥责他们,反而担心他们逃跑时摔伤,并主动送给他们芋头吃。”[12]51926年8月,何绍春在临终前给6个子女留下了这样的遗嘱:“余年八十零,难道还贪生吗?你们娘早死,我教养你们未争得一个什么局面,只望你们兄弟合好合力将债还清。一概要公,世间只有私心坏,事情公则大家安。叔衡抚九孙为嗣莫撒手。我死了不做道场,不烧纸钱冥屋,不劳动亲朋,只行几堂神,装殓不用一根丝,葬于就近就是。切记切记!”[1]23父亲何绍春乐于助人的品德对何叔衡影响较大,小时候,遇到来家逃荒要饭的穷人,何叔衡宁愿自己不吃,也要把碗里的饭倒给他们,遇到衣衫破烂的穷人时,何叔衡就会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送给他们。在做私塾老师时,何叔衡常常帮助穷苦人家的孩子,1980年5月4日,当年何叔衡教过的学生刘华陔回忆说:“他教私塾收费比别人低。”[8]3何叔衡的私塾学堂开学后不久,有一位十多岁的男孩手执割草刀天天站在窗外听课,何就主动走过去询问,才知道这个男孩姓李,因交不起学费就抽割草的闲余时间来窗外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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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何叔衡被这个男孩的行为所打动,就让男孩进教室免费听课。
父亲何绍春“一概要公”“世间只有私心最坏”的朴素的思想,成了何叔衡做人的“座右铭”。[12]193年何叔衡化装成富商大贾,经香港、广东、闽西到达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检查部部长、临时法庭主席的职务,他的住处与毛泽东的住处仅仅相隔30米远。何叔衡工作时,身上随时背着三件宝[布袋子、手电筒和记事簿]。布袋子是由他自己设计请人缝制的,袋子中分成几个小袋子叫“袋中袋”,每个小袋子都有特定的用场。他的视力不好,第二件宝的手电筒随着他起早摸黑,走村串户。他的记事簿上无所不记,他常常对人说:“人老了,脑子不管用,记在本子上忘不了”。[12]159到了瑞金时,他的布袋子已满了,人证物证齐全,检察工作、司法工作、内务工作、干部教育情况,什么都有,东西虽多但条理清楚,杂而不乱。
他白天和群众在田间地头边干边谈,晚上召集部分干部群众座谈,没几天工夫就掌握了很多材料。通过汇总整理材料,何叔衡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县、区政府,单靠行政命令去解决问题,有的甚至吞没公款,贪污腐化。何叔衡认为,这些问题如不及时克服,将直接威胁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于是,他随即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项英等领导作了汇报。
当时在中央根据地,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五人年龄较大,被人尊称为“五老”,后来何叔衡因反对极“左”的肃反政策,被诬为右倾并撤销了全部职务。但凭他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在他受错误打击、蒙受委屈的时候,能够顾全大局,不计个人恩怨,不改变对真理的信仰。
那是在1933年前后,先是“左”倾领导者通过1931年11月召开的赣南会议和1932年8月召开的宁都会议,错误地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同时王明等人为了打击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和地方组织中的威信,错误地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何老被作为“罗明路线”的“另一种倾向”而被错整。他们整何老的主要理由是说他在分管中央革命根据地监察、司法等项工作中有严重的右倾错误,而实际情况是何老在掌管司法大权时恰恰是采取审慎而又稳妥的工作方针,认为不该杀的坚决不能杀,该杀的也要证据确凿才能杀,不能滥杀。如,1932年5月26日,何叔衡审批瑞金县上报的一个叫朱多伸的案件就是采取的慎重方针。朱当时犯有一般刑事罪,基层法院决定判他死刑。何老复审时,认为并非反革命罪,且朱组织过游击队,参加革命,又年已72岁,因此由死刑改“监禁二年”[14]。这种审慎的作风和态度本来是司法人员应有的职业道德,但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推行者却反诬何叔衡:“只有那些有意曲解苏维埃法律的阶级异己分子,或者那些崇拜资产阶级‘司法神圣’的书呆子或俘虏,才会把苏维埃活动用来替反革命辩护或减轻罪行”[15],并且从1933年6、7月开始对他进行完全错误的打击和批判,还在当年年底还撤掉了何叔衡担任的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中央检察部长和中央苏维埃临时法庭主席等重要职务。对此,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谢觉哉十分不满,曾对毛泽东说:“中央为什么要整何老头,何老头有么子错?”[1]25但何叔衡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严格要求自己,同时坚持从大局出发,从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忍辱负重,服从分配,努力做好组织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哪怕是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
1934年秋红军长征开始,何叔衡被留在了中央苏区,在当地帮助乡政府做动员工作。对于留下何老的决定,四老和苏区的许多同志是在预料之中的,这也是当时王明“左”倾错误打击何老的必然结果。
何叔衡以“一概要公”“世间只有私心坏”为革命事业的座右铭,1935年2月,何叔衡在福建上杭牺牲,“实践了他生前说的:‘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12]19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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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79年8月13日,李维汉给何叔衡的女儿何实嗣的信,见《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第31页.
[14]1932年6月2日《红色中华》,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四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版,第33页.
[15]何实山、何实嗣《何叔衡同志在中央苏区》,《革命回忆录》[五],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
O n the C ha rac te r C ha rac te ris ti c o f the R ep re sen ta ti ve o f
C PC“F irst Co ng re s s”He S hu-heng
M iao Ti-Aug Dou,Chun-fa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 m inistrati on,Guangdong university,Guangdong zhanjiang524025)
Abstract:He Shu-heng was the seni or in the13rep resentatives of CPC“First Congress”.H is appearance has rather char2 acteristic;short and sturdy,br oad shoulder,rectangle facial cont ourwith black beard.H is individuality als o has rather characteris2 tic that effect by his father and his first teacher J iang Fang-gu.U se Mao Ze-dong,his good friend,said that had the f oll owing mainly three-point:first,“Mustache He is a bull”,the second,“M ustache is man full of e moti on”,finally,“He is capable of generati on the overall situati on.”
Key words:He Shu-heng;character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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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sea rch o n the Exp l o ita ti o n o f Hum an R e so u rce s o f
R e tired P e rso nne l i n the U n i ve rsiti e s and Co ll ege s
Mao Ya-qin
(Retired Staff Management Depart m ent of Panzhihua University,Panzhihua617000)
Abstract:This article discourses on the necessity of exp l oiting hu man res ources of retired pers onnel in th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nd analyzes its current situati on.Based on this study,the article advances the means and measures t o further devel op hu2 man res ources of retired pers onnel in th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Key W ords: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retired pers onnel;human res ources;exp l oitati on
“一大”13位代表的人生归宿
陈独秀、李大钊为何没有参加“一大” 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参加中共“一大”，是历史上的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的。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又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离开广州，这笔款子就会落空，所以未能出席“一大”。而李大钊当年担任北京八校的教职员联谊会议主席，正在领导索薪斗争和暑期会务，也不能离开北京。他们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不影响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一大”会议的曲折 许多人都知道“一大”在上海召开时曾遭到法国巡捕的搜查，但很少知道事情的原委是出在马林身上。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从欧洲来到上海，一路上已引起各国反动当局的警觉和注意，并掌握了他的行踪。租界巡捕房详细记录了他1921年6月至12月在上海的化名和几度迁移的地址，当他在李汉俊家参加会议时，就发生了法租界巡捕房搜查“一大”会址的事情。 上海开会遭到搜查后，经“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议，“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开会时为掩人耳目，还特意将带来的麻将牌倒在桌上。王会悟也装扮成歌女的模样，坐在船头充当会议的哨兵。
“一大”13位代表的人生归宿 13位代表的人生归宿可以归为五类。 其一，践约信念，奋斗终生包括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毛泽东参加“一大”期间虽然寡言深思，但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时间超过了几任总书记的总和。董老长期在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工作，1975年去世。王尽美从1923年至1925年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病逝。 其二，英勇献身，视死如归包括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1935年，何叔衡在转移途中与敌人遭遇，壮烈牺牲。邓恩铭1928年被捕入狱，1931年英勇牺牲。陈潭秋1942年被新疆盛世才逮捕入狱，1943年被秘密屠杀。 其三，性格倔强，身离心仪包括李达和李汉俊。李达在上海机关工作时，多次和陈独秀、张国焘发生矛盾，于1923年夏愤然宣布脱党。但李达从未放弃信仰，一如既往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李汉俊也因与陈、张意见不合，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1927年12月，李汉俊被桂系军阀杀害。 其四，误入歧途，迷途知返包括刘仁静和包惠僧。刘仁静是“一大”最年轻的代表，1929年赴苏学习，回国途中拜会托洛斯基，从此开始成为党内的反对派，后在国民党政府任职，1950年回北京，1987年死于车祸。包惠僧在1927年革命低潮时决定退党，后曾迫于生计在国民政府内政部任职，1949年回到北京，1979年病逝。 其五，投敌叛党，下场可耻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陈公博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人物，抗战时期追随汪精卫卖国求
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进退沉浮给我们的启示
大浪淘沙谁主沉浮 ——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进退沉浮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经过90多年的风雨征程,从最初的57人,发展到现在已拥有七千五百多万党员,她领导中国人民朝着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的道路路上不断前进。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决不是一帆风顺的，她领导的民族革命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革命道路充满艰难险阻，有流血、有牺牲。在严峻的斗争面前，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历史的挑战，如果顺应历史潮流，勇于拼搏，就会成为革命的中流砥柱，反之，就会成为被革命大潮卷起来冲走的泡沫。追寻中共十一大代表的人生道路，会给我们有益启示。 1921年7月23日，在当年上海望志路106号，从全国各地来了13位口音不同、衣着不同、年龄不同的知识分子。这13位代表分别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湖南代表毛泽东、何淑衡，广东代表陈公博，海外代表周佛海和陈独秀特派代表包惠僧。他们在这里成就了在中国历史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一件大事，即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为党的“一大”代表，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功不可没的。 岁月悠悠，斗转星移。90多年后的今天，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现在都已作古了。回过头来看，他们虽然当年都是怀着探索救国救民寻求真理、积极投身改造中国社会洪流的热血青年，同样也都是党的“一大”代表，但是在以后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最终的归属是各不一样的，真可谓历史无情，大浪淘沙。 十三位代表中，有成为坚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有中间脱党仍追求进步的李达、李汉俊；有成为革命叛徒的张国焘；有不仅成为人民敌人，甚至成为民族千古罪人的陈公博、周佛海；还有一度投入敌人营垒，新中国成立以后做过有益工作的刘仁静、包惠僧。 中共“一大”13位代表，从创立中国共产党那天开始，我们党至今已经走过了90多年的历程，回顾“一大”这13位代表的迥异人生，对于我们这些后来人而言，可谓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因为他们原本都是积极探索救国救民和寻求革命真理的党的创始人，为什么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从他们的进退沉浮之中，给我们的深刻启示起码有如下几点： 一、坚强的党性，崇高的革命理想始终是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精神动力。只有确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远大理想，立志于为国为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去奋斗，才能自觉融入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潮流，并成为社会发展的弄潮儿。在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同样也是这样；对于创立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是这样，对于普通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来说，同样也是这样。因为坚强的党性和远大的理想事关一个人的基本信仰。实践表明，胸无大志，绝对干不出大事。只有那些不但具有崇高理想而且又具有坚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最终人生结局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最终人生结局 1921年07月的中共一大，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会议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骚扰以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但是，由此所点燃的革命的火把，给黑夜沉沉的中国大地带来了一道光亮，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也由此谱写出了灿烂的篇章。出席中共一大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共有13人，另有共产国际及远东书记处派来的两名外籍人员。中共一大代表的曲折经历，尽现了复杂离奇的社会变迁，折射出剧烈动荡的时代特点。 李达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李达，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生， 湖南零陵（今永州）人。早年在长沙、北京等地读书。1913 年后，两次赴日留学。1920年8月回国后，与陈独秀、李汉 俊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主编《共产党》 月刊。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当选中央局宣传主任。9 月，创办人民出版社。1922年7月出席中共二大，后到长沙 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1923年4月，任《新时代》月刊主编。 同年，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激烈争论，随后离开中共 组织。1923至1926年任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学监兼教授。1927 年1月，任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代理政治总教 官。5月，任国民党湖南省党校教育长。9月回到武汉，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1928年到上海创办昆仑书店。1930年任上海法政学院及暨南大学教授。1932年后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兼经济学系主任。1938年到桂林，任广西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41年9月后，长期困居家乡。1947年任湖南大学教授。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2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任北京法政大学副校长，1950年任湖南大学校长，1953年任武汉大学校长。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诬陷和迫害，同年8月24日在武汉含冤去世（1980年平反昭雪），时年76岁。 李汉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号汉俊，又名人杰。1890年10月 12日生，湖北潜江人。1902年去日本读书，1918年从东京帝 国大学毕业回上海。随后，从事翻译和撰稿工作。1920年， 与陈独秀等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共产党早 期组织。同年8月创办《劳动界》周刊，任主编。年底陈独 秀赴广州后，负责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并任《新青 年》编委。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作为上海组 织的代表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因与陈独秀的意见不一， 离开上海到武汉，在武昌中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执教， 10月，湖北工团联合会成立，任执行委员、教育主任委员。 1923年2月，参与京汉铁路大罢工。二七惨案后，潜居北京。6月，当选中共三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秋返回武汉，继续在武汉高师任教。1924年中共中央鉴于他自动脱党，正式将其除名。1925年底，主持武昌大学校务工作。1926年春，任教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同年夏，参加中国国民党，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秘书。9月，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后兼任教育科长。1927年1月，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委。2月，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委员，主持校务。4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7月，任改组
一大十三个代表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不同历史命运 综述: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其最终结局可归为五类。奋斗终生者，如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其二是英勇牺牲者，如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三为性格倔强，身离心仪型，包括李达和李汉俊。四是误入歧途型，例如离党的刘仁静和包惠僧。其五为投敌叛党者，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今期为大家详述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不同结局，其中烈士、领袖、叛徒皆有例证。 中共一大会址 毛泽东董必武：从南湖到开国大典 毛泽东：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董必武：董必武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 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 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董老享年90岁。 王尽美：英年病逝感撼后人 王尽美：王尽美是济南代表。1921年6月，王尽美接到一大通知后，乘轮船到上海。 一大结束后，他与瞿秋白、邓恩铭等同志一道，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 回国后，王尽美协助罗章龙组织了京奉铁路、开滦煤矿等地政治大罢工，亲自指导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 从1923年至1925年5月，王尽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他积极发展组织，办报写文章，还经常组织民众演讲。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王尽美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肺病逝世。 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 何叔衡：何叔衡生于1877年，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尽管董必武比毛泽东长9岁，何叔衡比董又长9岁。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44岁，已有相当的经历和学识。“一大”闭幕后，何叔衡与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 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后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三年后，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去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
中共一大十三名代表
中共一大的十三名代表 参加会议的这13位代表，他们有着同相的理想，同样的目标，同样的起点，却各自有迥异的人生结局。有的成为烈士、有的当了叛徒，还有的做了汉奸，只有2个人在28年后，最终站上了天安门城楼。 一、毛泽东 （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二、董必武 （1886年3月5日-1975年4月2日），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曾任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1975年4月2日
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
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 【摘要】中共一大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中共一大的代表人数一直以来存在几种不同的说法,但最终通过党史工作者的考证确定为13人。 【Abstract】Medium total a big have in China the process of the revolution count for much function, but medium total a big of representative number always existence a few kind dissimilarity of parlance, but end pass a party history a research of worker assurance is 13 people. 【Key words】Medium total a big;The number of the representative 在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人数这一问题上,亲历者的回忆往往相互矛盾,甚至同一个人的回忆因为历史条件的变化也有所不同。几十年来,党史研究者经过研究考证了不同的说法,但在某些方面至今仍难有一致的结论——中共一大代表的人数谜团。 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的代表,对于这第一次会议的重要性几乎没有什么概念。再说当时代表的党员才54人,会议是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的。客观地说,起码在当年没有人能预测到这个小小的党会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共一大的重要性随着党的地位的提高,一大的重要性也就日益彰显出来了。参加一大的代表也因此有了不同寻常的地位。就有了代表人数是13人、12人、11人、10人的不同说法。 几十年以后,经过党史专家的考证,终于得出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结论:当时的代表为13人。他们是: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广州代表陈公博、包惠僧;旅日代表周佛海。还有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参加会议的人数是15人。但这个代表人数确定的过程并不像现在说起来这么简单,其中尤以12人的说法影响最大,也最广泛。 12人说的来源有三个,分别是毛泽东、张国焘、共产国际的报告。毛泽东在1936年秋同斯诺谈话时,说参加一大的代表是12人,但没有列出代表名单。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又说是12人。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党内已确立了真正的领袖地位,他的观点就带权威性。 此前,周佛海于1927年发表的《逃出了赤都武汉》中说,参加会议的代表是13人,并给出了除两位济南代表之外的名单。1936年,陈潭秋在莫斯科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也说是13人,并给出了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的名字。这两份回忆加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代表名单,可惜在毛泽东谈话之后,13人
13位代表后来结局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不同结局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其最终结局可归为五类。其一是奋斗终生者；其二是英勇牺牲者；三为性格倔强，身离心仪型，；四是误入歧途型；其五为投敌叛党者…… 毛泽东董必武：从南湖到开国大典 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董必武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 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 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董老享年90岁。 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 何叔衡生于1877年，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尽管董必武比毛泽东长9岁，何叔衡比董又长9岁。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44岁，已有相当的经历和学识。“一大”闭幕后，何叔衡与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 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后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三年后，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去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
13位代表后来结局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不同结局 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其最终结局可归为五类。其一是奋斗终生者；其二是英勇牺牲者；三为性格倔强，身离心仪型，；四是误入歧途型；其五为投敌叛党者…… 毛泽东董必武：从南湖到开国大典 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董必武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 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 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董老享年90岁。 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 何叔衡生于1877年，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尽管董必武比毛泽东长9岁，何叔衡比董又长9岁。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44岁，已有相当的经历和学识。“一大”闭幕后，何叔衡与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 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后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三年后，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去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不料与敌“义勇队”遭遇。何叔衡落崖受伤，被两个匪兵发现，结果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 邓恩铭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到领导党的运动只有11年，但这11年生命确实壮观。 邓恩铭出身在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1918年，邓恩铭在亲戚帮助下考上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了革命的起步。 在1920年末，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邓恩铭和王尽美成为负责人。 中共一大召开时，正值邓恩铭放暑假，他接信后迅速从青岛赴沪，是到会较早的代表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他是较活跃的青年。一大之后，他又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结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 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陈潭秋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仅是武汉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同时已是著名的学生领袖。 大革命失败后，陈潭秋在江西、满洲、江苏等地做党的工作，曾被捕入狱。 1933年春，陈潭秋与谢觉哉化装同行，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粮食部长。 1935年7月，陈潭秋回到上海。不久，被中央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