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_考古资料的历史学索隐_也谈方法学问题_苏家寅

论“考古资料的历史学索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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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方法学问题苏家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杜正胜先生曾于《考古》杂志1992年第4期上发表有《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一个方法学的探讨》一文，内中提出了所谓“考古资料的历史学索隐”问题。按照杜文的意见，所谓“索隐”指的就是“求索隐微”，即通过对于部分传世历史文献的梳理，自其中提炼出某些为当代社会科学概念所未曾涵纳的“历史实情”，进而以之指导对于考古材料尤其是史前材料的解读。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杜氏根据《礼记?礼运》等文献的记载，构拟出了觇候中国古代国家社会形成的四大标志，即：

（1）血缘家族既是“社会单位”，同时又成为“经济单位”，近支亲族在其中占有特殊地位，与之相对，类似于氏族这类较大团体内部的关系则变得较为“疏离”；

（2）权位传承实现世袭，少数人及其家族垄断了各统治机关；

（3）开始垒筑城垣；

（4）分别身份等级的礼制兴起。

对于这样四项标志，杜氏明言，其中前两项因涉及到血缘关系的演变故而难以与考古材料坐实，所以对于考古实践来讲，具备实际意义的也就是最后两项而已，即城郭等公共工程的兴建以及礼制等区分身份等级差异的政治制度的兴起①。

对于杜文提出的上述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在我们看来，此间有待商榷之处既有技术层面上的，也有认识层面上的，下面先谈具体问题：

一

杜氏提出以公共工程与礼制作为测度国家社会出现的标准，这在技术层面上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漏洞，而且在操作过程中也存在着具体尺度难于把握的问题。

首先，公共工程的有无并不能被看作是测度国家社会形成与否的充分条件。恰如杜文所言，当代研究者可以借助于考古活动中所见的城垣等遗迹，进而揣测当时社会中可能已经存在有一定程度上的集中化了的行政管理活动，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有能力从事类似活动的政体绝不仅限于“国家”一种。在前国家时代，譬如在酋邦社会中，以酋长为首的早期政治组织同样有能力调用他人的劳力来为自己服务，这其中就包括某些规模相当可观的公共工程的兴建，例如灌渠、城堡、土墩、领导人的住宅等，其间同样涉及到为杜文所关注的集体劳动的组织与指挥，自然也体现着“资源集中”、“人力控制”以及“行政组织”在当地社会的发展程度②。当然，无可否认的是，作为进化阶梯中更高的一个层级，国家理应比酋邦展现出更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相应地，被组织在国家政体中的劳动力，在政府的集中指挥与有效管理下，完全有可能建造出较之于酋邦社会中的同类建筑更加宏伟壮观的工程，但也仅仅只是“更加宏伟壮观”而已！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将这种原则性认识付诸考古实践，即怎样从量化的角度来区分“国家”与“酋邦”两类政体在这个方面客观存在着的能力差距？当初，在酋邦概念被运用到对于中美地区考古案例的解释中去的时候，就出现过这类争论，虽然在奥尔梅克与特奥蒂华坎两地都发现有“大规模劳动的产品”，都反映出了当地首领对于集体劳动的调度、组织与使用，但与前者相较，后者那里的纪念性建筑、公共事业以及专门化技术等考古学家最关心的内容无一不表现得“更大更复杂”。于是，双方之间在绝对规模与复杂程度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就有了本质上不同的解释，是仅仅从“量”的角度来理解，即把两者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国与国在绝对规模方面所表现出的多样性，还是从“质”的方面着眼，将这种差别的出现归因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对于这个问题，各研究者之间莫衷一是③。再以中国的材料而论，陶寺古城的规模不可谓不大，但就社会复杂化程度来讲，似又稍逊于二里头，那么这两座体量无朋的古代遗址所代表着的究竟是酋邦与国家，还是一个早期国家与另一个早期国家之间的关系呢？与在美洲地区发生的情形相似，在采取同一研究策略的学者之间同样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分歧④。可以预见的是，类似争论在未来的研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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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仍将继续存在下去，所以，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凭借城垣等公共工程的出现来推断当地社会是否已经发展到了国家阶段，更何况在目前所见到的这些时代相近的城址之间还存在显著的差别⑤。

再以礼制问题而论，与杜氏一样，许多研究者倾向于将“礼”看作是所谓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质，其实在我们看来，“礼”的本质，同时也是这一体系得以存在的最大价值，无外乎是“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⑥，也就是说，礼是一种对于等级化的社会现实进行说明与解释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一体系的目的在于说服人们承认尊卑有别的现状是合理的，同时向人们提供了遵守现行规范的行为指南。

如果从这个角度着眼，我们就不能认为礼制体系是中国社会所独有的，作为对于社会现实的一种说明，任何一个等级制社会都有理由构建起这样一套制度。不同社会中这同一套制度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形而下的某些具体规定，而不在其实质与基本功能，从根本上决定这一现状的，是生产力的低下水平与商品交换的不发达状态。正是因为生产不发达，可进入自由流通领域内的商品相对匮乏，所以社会生产虽已出现剩余，但却远远不足以无差别地满足所有生产者的类似需求，因此必然要以一种多寡有别的方式来在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而主持这类分配的毫无例外地总是某种形式的政治组织，因为政治组织正是为此而生的，正是为了更有效地组织业已复杂化了的生产流程，而由在各级各类环节中负有组织职责的人员所组成的，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国家”这种人类至今仍生活于其中的有史以来最高级的政治组织形式，恰是“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的必然结果⑦。国家如此，酋邦亦如此，因为究其实质而言，它们都是等级制社会，区别在于发展程度不同而已，所以很自然地，它们也都需要构建起一套用以解释自身存在合理性的理由，这种种理由经过受政府豢养的知识分子做了系统整理之后，就产生了我们目今称之为“礼”的这套制度。

伴随着酋邦向国家级政体的演化，也就是政治组织的进一步复杂化，这套意识形态体系必然也要经历一个与此相谐的精细化过程，而这类精细化过程得以实现的物质保障则在于社会生产新近所取得的各类技术成就。譬如在陶寺当地的高等级墓葬中，我们可以见到不少与商周时期相似的葬制资料，包括墓中彩绘木案的陈设方式，附属器物以及可能承担着的主要功能等，这些考古事实无一不为我们展示出了中原地区的这套礼制在自身更早阶段中的发展情势。两者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两点上，一个是修治工艺，另一个则是新材料的使用，这很显然是因为商周时代的贵族们虽然有着表达等级意识的类似需求，但他们毕竟掌握了更新的技术以及类似于青铜这样时新的材料⑧。

如果我们再把研究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就可以看到，那些与陶寺这类北中国内陆地区的政

体处在相似发展阶段上的族群，也总是有着表达同类意识

的需求，那就是利用各种机会以求强调贵族自身的与众不

同，在这里，目的是一致的，区别主要在于借以实现这一目

的的策略与道具不同。对于龙山时代的许多等级制政体来

讲，以阳起石、透闪石，包括部分大理石为原料加工而成的

玉器，以鳄鱼皮制作而成的鼍鼓，笨重的特磬等是人们实现

上述目的的工具，在大洋彼岸密西西比地区的印第安人那

里，承担着类似功能的则是由与鼍皮一样经远途贩运而来

的蛾螺属等软体动物的贝壳加工而成的工艺品⑨，或者是陨

铁、黑曜石以及云母等⑩，而在与中华帝国保持着贸易往来

的菲律宾人中，精英阶层则以持有自亚洲大陆进口的瓷器，

精致且光滑的硬陶与金属制品（例如武器等）为荣耀与地位

的象征輥輯訛。

这种具体而微的差别不仅体现在中外两类材料之间，

即便是在完全由中国考古活动所提供的材料中，我们同样

可以看出，各地族群对于等级意识的表述策略各有千秋。在

与红山文化、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以及良渚文化等东部沿

海地区诸文化比较的过程中，无论就玉作工艺抑或出土玉

器的绝对数量而言，包括陶寺在内的中原地区各族群似乎

都处于劣势，但这显然并不能成为我们推断陶寺当地的社

会复杂化程度同样低于前述各支文化的充分理由，因为正

如高炜先生指出的那样，这其中可能存在着诸如玉料来源

受限等地方化因素的影响輥輰訛。反之，我们同样不能像杜正胜

先生那样，以大汶口大型墓葬丰富的随葬品中未曾见有与

后世礼器直接相关的项目，就推测在当时的海岱地区仍未

形成某种意义上的礼制。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当地人同样在

茔域布局、墓葬规格、葬具以及随葬品等方面形成了一系

列可用以展示等级秩序的制度輥輱訛。这套可能表现有地方化色

彩的制度，就其实质而言，不正与我们经由历史文献了解到

的那种所谓礼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吗？实际上，这些制度也

正是大汶口时代的礼制。这套制度与中原地区类似制度之

间的差别体现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地域不平衡性，而这

套制度与形成于千年之后的礼书中对于礼的具体规定之间

的差异表现的则是历史发展的过程性。

显然，部分研究者并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种种差别存在

的合理意义，而设想中国这片广邈的土地上自三皇五帝直

至夏商周三代，各地文化总是“一道同风”的，对于这种缺乏

灵活性的一元化的认识框架，无论是疑古的顾颉刚还是指

斥其疑古过头的徐旭生等，都曾明确指出过其中的不合理

成分輥輲訛。所以杜文虽然承认商周礼制各有侧重，但却未曾将

这类更符合实际的多元化的认识延伸至对于更早阶段的国

家起源机制的讨论中，反而主张生于战国时代的礼书编撰

者与千余年前的龙山时代的古人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然

而我们知道，即便是在同一个时代，黄河中下游的各个社区

仍有可能归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这一点在历史文献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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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明确的透露：

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輥輳訛在这里，启以某政，疆以某索，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各地社会文化之间的显著差异，所以封于殷墟者，需要借鉴商代的旧政，而封于夏墟者，则要借鉴夏代的旧政，至于疆理土地时是否要依循周人的制度，也是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形而定的，像是对于戎狄杂居其间的山西地区，因为双方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就没有必要强制性地推行周人制度。周初统治者之所以在取得了普遍的军事胜利之后，于文化及社会制度改造中仍能保持此类谦逊务实的低姿态，其主要原因不在执政者的个人素质，而在于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即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任何一种能够居于压倒性优势地位的主流文化体系。在周人殖民势力所及的范围内，展现在执政者面前的，仍然是各地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文化模块，作为外来者的周人要在这种异质的文化环境中维护自己那种建立在军事征服之上的政治统治，就必须在处理包括礼制、仪轨、宗教信仰等在内的文化问题时表现得尤为小心谨慎，否则就有可能激化族群矛盾，从而动摇政治统治的稳定性：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史记·鲁周公世家》）輥輴訛

要想使民归附，就必须尊重当地固有的传统，这种政治传统的地域性特征反映出来的正是在更早的新石器时代就已形成的各个“文化地域”之间的对立輥輵訛，而造成这种对立的核心因素之一，则是正在经历等级化过程的各地族群结合自身具体环境而构拟出的各具特色的礼制，也就是各具特色的对于本地等级制度进行表述的意识形态体系。所以正如顾颉刚先生早年间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统一始于秦，中国人民的希望统一始于战国；若战国以前则只有种族观念，并无一统观念。”輥輶訛这种“种族”之间的差异主要不是来自于人种，而是来自于文化，各地文化之间的这种差异，恰如上文所述，也是已经被广泛开展的考古活动所证实了的，并且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界的共识輥輷訛。所以，对于所谓“礼制”的问题，我们需要明确这样两点基本的认识：首先，礼制不是某一社会独有的，而是任何一个奉行等级制度的社会都可以有而且必须有的；其二，礼制同其他任何一类历史事物一样，在其发生、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中，总是同时体现着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上的差异性，也就是发展的不平衡性，因此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中，“礼”是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是多元并立而非一元独存的。

晚出历史文献所表达的，准确地来讲，也只能是作品写成的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往古历史的看法与意见，而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往古历史的真实过程，而判断古人的上述意见中是否含有所谓合理的“历史素地”则不得不仰仗如今广泛开展的考古学田野实践。所以正如杜氏自己讲到的那样，真正为当代古史研究开启无限新天地的是考古学而不是狭义的历史学自身，同时，前者也是未来“杰出的古代史研究”必须凭依的基础，对于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着的这个社会发展阶段来讲，这是两者之间关系的基本格局，这种同样为杜文所承认的基本格局使我们有理由怀疑，其所提倡的“历史学索隐”到底有多大的现实意义。

二

与礼制问题相关，杜文在阐述的过程中提到了一个据我们来看更具本质意义的问题，即经济意义上的“富”与政治意义上的“贵”两者孰先孰后，孰主孰次？杜氏的意见是，作为统治要素来讲，贵是先于同时也是高于富的。杜氏的这类观点在国内该领域的研究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被部分学者解读为是中国历史特殊性的主要内涵輦輮訛。然而在我们看来，问题似乎比这部分学者看到的某些表面现象要更加复杂。

即以杜文所引古书中的记载为例，新筑大夫仲叔于奚因为击退了齐国军队的进攻，救了孙良夫，立下军功，因而卫君赐之以“邑”，然而仲叔于奚却谢绝了这类显现出经济价值的赏赐，转而谋求“曲悬”、“繁缨”等可用以抬升自身政治地位的礼器。因为这些高规格的礼器不是大夫这一阶位所可享有的，但卫君却答应了仲叔于奚的僭越请求，因而孔子听说之后，就此评论道：

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左传?成公二年》）輦輯訛

表面上看来，孔子在这里谈论的是政治问题，是礼器所代表的政治意义，实际上我们应该意识到的是，礼器是政治地位的表征，而尊卑有别的政治地位则是深藏于其后的经济诉求的表征，换言之，不同的政治地位所代表的，正是占有这一阶位的人所应享有的经济利益，即在社会总产品中可以分得的份额。从这种角度来理解，在等级制社会中，政治地位实质上是一种显现出通货性质的凭证，持有者据此凭证换取所需的各类生活资料，而负责向持有某种阶位的人兑换这些物资的则是政府，政府之所以能够承担而且必须承担起这类经济职责，主要原因在于，政治组织是当时社会上各类生产、生活资料的最大持有人，隶属于政府的库藏是当时所有库藏中最丰厚的，如果说中国历史有其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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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则其特殊性或体现在中国政府在垄断社会物资分配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问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问士之富，以车数对。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礼记?曲礼下》）

虽然注释者以为：“云富者，非问其多金帛，正是问最所优饶者也。”輦輰訛但究其实质而言，谈话的主题仍然是探求归属于对方所掌握的物资的多寡，所以对于国君而言，答之以本国土地广狭，山川河泽的出产，问大夫，则答之以可食多少封邑，其中赋税几何，士在统治集团中地位较低，占有土地不多，故而转以所拥有的车马数相对，车马多者，地位高，反之，地位低，其中反映出的仍然是有等差占有的问题，庶人食力，不劳作就要冻饿而死，所以面对这类问题就直接以实际掌握的生产资料多寡而对。之所以在这里没有问及天子，是因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輦輱訛耳目所及，各种产品从最终意义上来讲都是属于天子的，所以也就无须多问。正是因为有着这类隐藏于政治地位背后的经济原则，所以身为皇帝的刘邦才有资格满怀骄矜地对太上皇讲：

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置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史记·高祖本纪》）輦輲訛

为天子者，以天下为私产，为诸侯者，以封国为私产，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孔子的前述评价便有了另一重含义，“器”与“名”之所以不可轻许，是因为它们是政治地位也就是政治权力的象征与信物，而在那样一个时代，政治权力恰是最高级的财产所有权，而能够保证这种抽象的所有权转化为现实的则是政府所掌握的军队等强制性力量，所以在周代金文中，我们常可见到在天子的主持下，于贵族集团内部进行财产调整的记载輦輳訛，同时孟子又主张：

天子适诸侯曰巡守，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孟子·告子下》）輦輴訛

可见，天子欲令诸侯驯顺，则要做到赏罚分明，而所赏所罚者，无外乎是土地这类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保障掌握政权的天子得以行使这类财产分配权的则是“六师”等军事力量。因此，讲求实际享受与占有的经济收益与注重形式与仪轨的政治权力这两方面从本质上来讲是一致的，是目的与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的关系。这一点恰如杜文所言，当时没有不贵而富的阶级，攫取更高的政治地位恰是增殖财富最有效同时也是最有保障的手段，尽管如此，但杜文仍将经济上的“富”与政治上的“贵”，将私有制与礼制对立了起来，这种理解在我们看来是不合适的，因为礼制也罢，当时社会上任何其他的上层建筑也罢，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私有制这一社会生产领域内的基本原则的，都是为这一基本原则服务的。

仲叔于奚之所以愿意舍去几个封邑而取貌似徒有形式

的若干礼器，就是因为他看到了礼器代表着的是政治权力，

而有了政治权力也就有了经济上的物质享受与保障，同样

地，孔子所担心的，也不仅仅是这样几种陈设与装饰，他实

际上是在敦促卫君认清这样一个事实，即以政权为表现形

式的对于整个国家的占有与区区几个封邑相较，孰重孰轻？

所以双方貌似在讨论政治上的名位与形式等问题，实际上

反映出的仍然是贵族集团内部对于更大的社会剩余产品支

配权的争夺。如果我们把对于这类记载的认识仅仅停留在

政治或宗教等层面上，那么就犯了和杜林先生一样的错误，

而这一点是恩格斯早就明白指出了的輦輵訛。

总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意见是，“富”是“贵”的目

的，“贵”是“富”的手段，而礼制则是对于这种手段的说明与

具体规定，可以说是这一组关系中最趋向表象化的一层结

构，也是最不稳定最容易因时因地发生改变的结构，因此它

不能成为用以解释社会复杂化包括国家起源等若干重大社

会变迁过程的根本原因。

三

杜正胜先生之所以提出上述种种主张，一个基本原因

在于，他天然地将《礼运》一文中关于社会由“大同”演进至

“小康”的过程理解为是“原始氏族社会”向国家的过渡，也

就是说，古人所提及的小康社会也就是我们如今所讲的国

家。实际上，这类看法是武断的，因为杜氏自古人的记载中

为小康社会所总结的四项特征，无论是否能为考古活动证

实，其实都不是从国家社会才开始出现的，无论是第一项所

言及的亲族结构内部产生了远近有别的分化，第二项所讲

的权位世袭，抑或是城垣等公共工程的修造及礼制等身份

地位区分制度的兴起等，按照战后人类学界的认识，这些社

会内容早在国家出现之前的酋邦或与之相当的阶段，譬如

阶等社会或部分分层社会中就已经出现并可以发展到相当

复杂的程度了輦輶訛，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将之与国家社会

的形成过程捆绑起来去理解。

其实古人根本不可能像当代社会科学家那样为我们就

前国家时代的社会发展进程做出详尽而准确的划分，这一

点同样为杜氏所承认，但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与“大同”社会

一样，古人关于小康时代的描述若与当下认识相较同样是

“远为粗疏”和“不够精确”的。事实上，就《礼运》一文的叙述

逻辑而言，小康社会是为与更早阶段的大同社会对举而存

在的，从这一点上来讲，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其中一方较另一

方更为精准的问题，因为后者只是依次重复了前者涉及到

的各个主题而已，譬如，与“天下为公”对立的是“天下为

家”，与“选贤与能”对立的是“大人世及以为礼”，与“人不独

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相对的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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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知道，酋邦与国家一样都属于等级制社会，都可能存在着权位世袭的现象，这是两者之间显而易见的共同点，古人关于小康时代的定性描述就是从这类共同点着眼的，所以我们无法仅仅依据《礼运》一文中的相关记载来判断作者所指称的究系当代学术视野下的“酋邦”还是“国家”。与杜正胜先生相仿，长期以来，部分研究者之所以倾向于将“小康”时代理解为是国家社会，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礼书的作者将“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等同列为小康时代政治精英的代表輦輷訛，这种表述方式就容易给读者造成这样一类印象，即这些对象所处的时代其社会性质是同一的。加之国内学术界向来主张将历史文献中所述的夏王朝与二里头的田野发现联系起来思考，而当地业已现世的物质遗存则愈益倾向于证实后者确实有资格代表一类国家级水平的社会輧輮訛，这在部分研究者看来等于是为自己的上述观点提供了考古学方面的实证，从而使得“夏=二里头=一个国家级水平的社会”这一联等式得以成立輧輯訛。然而我们知道，虽然这一等式的右端的正确性可以借由考古活动来证实，但因为缺乏同时代的文献记载，作为等式的左端，二里头与被解读为王朝的夏之间的关系目前仍无法得到确证。所以严格地讲来，历史文献中所述的夏是否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界关于国家级政体的认识，这一点仍是有待讨论的。

杜正胜先生主张建立一种具备中国特色的历史解释，这种努力是值得嘉许的，也应该是当代学者共同钻研的方向之一，但显然不太可能依靠杜文中所提供的前述途径去实现。正如上文辨析的那样，无论是对于大同社会还是小康时代，古人对于许多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若与当代的若干概念相比，都显得相当粗糙与模糊，双方之间所展现出的是科学发展史上的时代差距，而杜文恰恰没有认清这种区别的实质，反而并不恰当地将之看作是中外不同学术团体之间的流派分野。如果杜文认为，所谓历史解释中的“中国特色”仅仅体现在自本国历史文献中借用某些文言概念的话，则未免显得有些肤浅。在我们看来，由于古今认识水平之间的落差，要想使古人对于某一类型社会的描述符合当代科学研究的撰述标准，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古人因受时代的局限而常所忽视的大规模统计与量化分析，正是当代科学研究中最常使用的一些基本技术，即便有类似于“方国”这样一些为古人所用的名词也曾出现于现代学术作品中，但在那里，这类术语的指称对象已不同于古代文献中的常见用法而被作者以现代研究经验赋予了新的意义，而在这类新意义的创建过程中，较之于古人的成说，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当代科学研究为学者本人所提供的时新的丰沛资料輧輰訛。这些资料都是古人所未知，或已知而未详其底里的，因此当我们使用这些资料的时候，就有条件站在较古人更高的认知水平上去重新审视已为无数先贤思考过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给出具备当代特色的解释，我们认为这才是学术发展的合理模式，也是一种前进的模式，而杜文所主张的那种以数千年前历史文献中的点滴记载来替换现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框架的做法，不啻于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是一种是古非今的退化的历史观。

注释：

①杜正胜：《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一个方法学的探讨》，《考古》1992年第4期。

②a.Marshall D.Sahlins,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lynesia,pp. 15～16,24～25,31,66～67,115～116,and passi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8. b.Colin Renfrew.“Beyond a subsistence economy:the evolu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n prehistoric Europe”,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Supplementary Studies,No.20,Reconstructing Complex Societies:An Archaeological Colloquium,1974,pp.69~95.c.Charles R.Cobb.“Mississippian chiefdoms:how complex?”,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32, 2003,pp.63~84.

③（美）乔纳森·哈斯：《史前国家的演进》，第166～173页，罗林平、罗海钢、朱乐夫、陈加贞译，余灵灵校，求实出版社，1988年。

④a.高江涛：《陶寺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中原文物》2007年第3期。 b.[澳]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陈星灿、乔玉、马萧林等译，文物出版社，2007年。 c.何驽：《从陶寺遗址考古收获看中国早期国家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总第18期。 d.何驽：《2010年陶寺遗址群聚落形态考古实践与理论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总第21期。

⑤赵春青：《中国史前城址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总第21期。

⑥（汉）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第341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⑦（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75～176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⑧高炜：《陶寺龙山文化木器的初步研究——

—兼论北方漆器起源问题》，解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第452～465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⑨Mary Beth D.Trubitt.“Mound building and prestige goods exchange:changing strategies in the Cahokia chiefdom”,American Antiquity,Vol.65,No.4,2000,pp.669~690.

⑩Timothy K.Earle.“Chiefdoms in archaeological and ethnohistorical perspective”,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16, 1987,pp.279~308.

輥輯訛Laura Lee Junker.“Craft goods specialization and prestige goods exchange in Philippine chiefdoms of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Asian Perspectives,Vol.32,No.1,1993,pp.1~35.

輥輰訛高炜：《陶寺文化玉器及相关问题》，解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第466～477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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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輱訛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第643页，中华书局，1991年。

輦輳訛杨宽：《西周史》，第2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輦輴訛杨伯峻：《孟子译注》，第287页，中华书局，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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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輮訛许宏：《从二里头遗址看华夏早期国家的特质》，《中原文物》2006年第3期。

輧輯訛a.陈淳、龚辛：《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b.沈长云：《夏代是杜撰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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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輰訛王震中：《文明与国家起源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和“邦国-王国-帝国”说》，《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2013年第1期。

（上接第199页）

中央王朝内部出现多人称王，原本是中央王朝势力衰退导致的现象。对先秦政治思想产生影响的有两次称王，一是文王称王，文王称王的结果是周代商，由是出现了以德作为天命归属依据的思想，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二是东周各诸侯称王，代表周王朝彻底的没落。这次变化以韩、赵、魏受命为诸侯为转折点，周王在丧失实际控制力的之后，由此也丧失了政治和道义上的至上地位。此后，中国的政治思想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注释：

①王国维：《古诸侯称王说》，《观堂别集》（卷1），《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②⑤齐文心：《关于商代称王的封国君长的探讨》，《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

③輥輯訛张政烺：《夨王簋盖跋--评王国维〈古诸侯称王说〉》，《古文字研究》（第13辑），中华书局，1986年。

④林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

⑥⑨葛英会：《殷墟卜辞所见王族及相关问题》，《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⑦晁福林：《殷墟卜辞中的商王名号与商代王权》，《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

⑧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1册），第383-388页，中华书局，1996年。

⑩李峰：《西周金文中的郑地和郑国东迁》，《文物》2006年第9期。

輥輰訛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輥輱訛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吕刑》，第1905页，中华书局2005

年。

輥輲訛王震中：《论商代复合制国家结构》,《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

3期。

輥輳訛欧阳修：《泰誓论》，《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7，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3年。

輥輴訛a.王晖：《周文王受命称王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

第4期；b.刘国忠：《周文王称王史事辨》，《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

期。

輥輵訛于省吾：《释中国》，《中华学术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

輥輶訛《尚书·召诰》。

輥輷訛《礼记·表记》。

輦輮訛《尚书·西伯勘黎》。

輦輯訛《尚书·牧誓》。

輦輰訛张秉权：《卜辞中所见殷商政治统一的力量及其达到的范

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1分，1979年。

輦輱訛伪古文《尚书》之《泰誓》篇亦有：“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

谓祭无益，谓暴无伤。”

輦輲訛《尚书·西伯勘黎》。

輦輳訛輦輴訛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商务印书馆，1936年。

輦輵訛《礼记·表记》。

輦輶訛吕庙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关于周公摄政称王问题研究述

评》，《高校社科动态》2011年第6期。

輦輷訛郑杰祥：《试论夏代历史地理》，《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

年。

輧輮訛《荀子·儒效》。

輧輯訛《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輧輰訛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特约责任编辑：徐义华）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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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物

2016年第1期

古史新证

本期导读

一、苏家寅：《论“考古资料的历史学索隐”———也谈方法学问题》

自20世纪古史辨派兴起以来，对中国古代史的审视和重构就一直是学界的重大问题。由于文字资料的不详和古代史学系统的不完善，越来越多学者认为考古学是重构中国上古史的基础和依赖。但是，考古出土的多是具体的实物，用来观察古

代的物质、技术层面的问题比较容易，认识制度、意识层面的问题则十分困难。因此，如何把考古资料与历史资料相结合，如何进一步发掘考古资料更深层次的价值，是值得学界关注的问题。本文从考古学角度结合礼制，对杜正胜提出的中国国家社会形成标志进行了评析，认为其未充分把握礼制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其总结的规则缺乏深意也无可操作性，体现了作者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思维空间。

礼制是一复杂的问题，甚至是可以容纳整个社会运行规则的问题，必须进行更充分的说明，才能为反驳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一个重要问题，考古学与历史学问题。在中国讨论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必须考虑中西考古学和史学的差异，我们看到，西方的埃及学、亚述学是由考古学建立起来的学问，用考古资料复原历史，史学是依靠考古学建立起来的，甚至可以包含在考古学之内。中国则有丰富的古代文字资料和完整的史学系统，可以为考古学的研究提供定位和参考，离开历史学，考古学无法复原中国古代历史。

二、徐义华：《商周“称王”与政治思想变化》

先秦时期存在诸侯“称王”的现象，许多学者认为“称王”较为普遍，并由此推论商周时代国家体制，在学界形成较广泛的影响。此类研究多把各种“王”作为平等的对象进行比较和分析，未充分考虑“王”称的社会、文化与政治背景，基于此认识的国家性质分析也不免出现失误。

本文将商周时期文献、甲骨文、金文中各种称王资料进行对比，并从称王者的政治地位、族群差异、文化属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梳理了商周时期政治体系内、外称王现象，以及同一政治体系内部称王现象，对商周称王现象进行了原因分析并做了时段演变的考察。对于认识中国历史早期的国家性质、政治思想演变有一定的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称王现象更为丰富，政治思想内涵演变更为明显，如果增加更多分析，更利于对称王现象的说明。

三、王丁、朱彦民：《从奴隶到宰相———傅说之傅为官职保傅义考索》

傅说在商代历史是一个特殊人物，是商代贵族政治体系中极少见的从社会底层获得提拔并获取高位的人物。傅说除出

古史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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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历史研究方法论

建筑历史研究方法初探 吴梓林 （湖南大学2013级建筑学院 S1304W1033） 前言 建筑的古代遗存是非常有限的，迄今发现保存的最早的中国木构建筑不过建于唐代，在此之前的建筑史料主要源于地下和古人的记录，但即使是相对完整保留下来的建筑遗存在百年之内不重修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岁月沧桑中其存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从支离破碎的历史碎片中还原历史的真相？如何超越感官的极限梦回远古？ 让我们从建筑史研究中寻找答案。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方法林林总总、气象万千。笔者尝试将中国建筑史的典型研究方法大致分为如下几种类型：考古学式研究、历史学式研究、图像学式研究及解释学式研究四种类型。 考古学式的研究 以土木材料的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具有很多突出的特殊性。其遗址与世界上很多的砖、石建筑体系不同，往往只保存夯土部件和少量残砖、断瓦、碎石之类，原来大量的木构岁造成的形体一般不复存在，几乎不存在像埃及、希腊、罗马上千年的古建筑遗存那样，尽管残破还任然伫立着列柱、梁、枋和墙体。中国的古建筑遗迹，基本上都是土中埋藏的一些土而已。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建筑考古的难度。在西方，建筑考古学的问题并不突出，而在中国，则是一项非常必要的特殊考古学分支学科。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普通考古学为了获得古代器物,往往着重于古墓葬的发掘。随葬器物是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实物史料,它所提供的信息是文献所不能代替的,自然是非常宝贵的。而在实际工作中,重视墓葬的考古发掘,往往是因为它遗存的随葬品可以充实博物馆的陈列。这显然是片面的观点,因而被学界讥讽为“挖宝的思想”。基于挖宝的思想,当然对于很少伴生器物、而且也搬不到博物馆里去的建筑遗址,不会感到兴趣了。另外,不论是建筑还是聚落、城市的遗址,对于它们的认识和研究,需要很多普通考古学以外的专门知识,这也是一般田野发掘对遗址无意问津的原因。反映在发掘简报和报告中,对于建筑遗迹往往是一带而过,附图也是示意性的,很难作为研究的依据。这个问题,近年来已有明显的改善,对遗址的发掘和复原研究,日益被重视起来。遗址反映了古代人居环境,它所揭示的信息是墓葬不可能提供的。 对于建筑史学来说,建筑考古学也是非常重要的。“要认识已经灭亡的动物物种和身体组织,研究遗骨的构造是重要的;要判别已经灭亡的经济社会形态,研究劳动手段的遗物,有相同的重要性。”依同理,要了解早已废毁了的古代建筑形制及其发展的历史,考察其遗址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以古代遗迹、遗物为对象的考古学,就成了建筑史学极为密切的毗邻学科,甚至可以说,二者的内容

考古人类学复习资料

考古学研究 选择、填空、判断： 19世纪末日本学者从中国古代吕大临《考古图》的书名得到启发，译名考古学 英国考古学家皮戈特将考古学定义为一门研究垃圾的科学 总体而言，考古学可以分为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两段 我国的历史考古学始于秦汉 中国考古学之父是李济 当代科学考古学的目标大致分为三个方面：研究文化历史、重建人类的生活方式和阐明社会演变的规律 认识人类古老性的三个阶段：神学或神话解释阶段、哲学解释阶段和科学解释阶段 均变论的代表人物：赫顿、赖尔,而赖尔的著作《地质学原理》是均变论与灾变论的斗争转折点 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为人类古老性的确立扫除了最后的障碍 1784年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对其庄园内土墩的发掘是考古学史上的第一次科学发掘 金石学到宋代达到鼎盛期 金石学的基本功能：考订、文章、艺术 创造出一种不求助文字记载的年代学方法是考古学区别于古物学的主要标志之一 丹麦哥本哈根国家博物馆馆长汤姆森的著作《北方考古指南》确立了三期论，汤姆森的三期论核心定义立足于切割工具与武器，并从墓葬和窖藏这些封闭状态出土器物的共生关系来建立相对的年代早晚 沃尔塞于1849年出版的《丹麦远古古物》为三期论提供了考古学实物证据 石器时代被英国史前学家卢伯克爵士分为新、旧石器时代 类型学代表人物：汤姆森、皮特?里弗斯、约翰?伊文思、蒙特柳斯、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其中英国埃及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创立了序列断代法，英国考古学家惠勒爵士发明了著名的布方系统，称为惠勒的方格 原生堆积：未受重大扰动的堆积，次生堆积：堆积的地层受到水流的搬运的堆积 埃及的重大考古发现：罗塞达碑、书吏坐像、图坦卡蒙陵墓，罗塞达碑的文字解读最后由法国学者商博良完成，英国埃及学家皮特里为埃及考古学带来科学方法论变革，赖斯纳对赫特普赫若斯陵墓以及卡特对图坦卡蒙陵墓的发掘标志埃及考古学最后的成熟 对玛雅遗址的科学研究始于1883年英国学者艾尔弗雷德?莫兹利 1903年刘鹗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 世界考古学转向的三个原因：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欧洲19世纪下半叶的工业化发展导致的地下文物大量出土、人文地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 考古学研究转向对民族和人类群体的研究与德国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西纳的工作有关，古斯塔夫?科西纳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考古学文化概念的人，也是第一个用考古学文化来研究区域文化历史的人 真正将考古学文化概念普及的是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 文化历史考古学最重要的分析概念或单位是考古学文化 丹尼尔的世界考古学的四个重要变化：史前考古学成为世界性的学科；美洲考古学空前繁荣；科学技术方法成为考古学家的辅助手段，并且成绩不俗；原始时期和历史时期的考古学得到发展和确立，历史学和考古学受益匪浅 美国化学家威拉德?利比发明并于1949年公布了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技术（简称碳十四方法）

浅谈考古学在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浅谈考古学在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摘要】考古学，是一门以研究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来研究古代历史的科学。它与历史学既求同存异，但又互相促进、互相发展。然而作为历史学的延伸：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则以实物或文献作为依托而存在、而发展，那么也就意味着它们也依靠着考古学的研究发现而生存，而熠熠生辉。因为考古学的出现和发展，历史教学的课文内容不仅得到了丰富与完善，甚至还纠正了流行已久的误传与毫无根据的论述……不仅如此，还为营造拓展式学习、研究发现式学习氛围的形成提供了借鉴和依据，从而充分调动师生走出课本、走进现实，以文献为依据、以实物为依托去发现、论述、完善历史,真实、全面、确切地再现历史表象；与此同时，也因为考古学，历史研究同样地也得到了拓展与完善。考古出土的遗物、遗迹，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为历史研究的某些领域提供了新的材料，这对纠正前人研究错误、丰富前人研究成果、弥补前人研究不足、发现历史、教育现今等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关键词】考古学历史教学历史研究作用意义 【正文】 一、考古学与历史教学 考古学的存在和发展，深深地推动了历史教学的变化与更新，完善与拓展。 （一）“提供实物资料，纠正教材误传”。教材是师生为达成历史教学目标而利用的必备工具，是师生了解历代知识、吸收远古文人志士传统优秀理念、博古厚今的重要资源，它的编排与内容直接影响着师生的想法、乃至做法，它的发展甚至直接关系到整个祖国教育的未来。因此，保证教材内容的正确性与客观性是历史学家乃至教育工作者所要为之不断奋斗的前提。“思想决定做法，理念维系行动”的至理名言客观上要求我们以史为鉴、、以物为本、以真为实。然而考古学的存在和发展则有效地纠正了教材的相关误传，客观上为教材的正确性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考古研究出土的化石、器物、竹简、藏经、壁画、帛书等文化遗存，以如实存在的实物姿态客观地印证了各个时期的产品的工艺特点和各时期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力地推翻了那些没有充分证据的前提之下而胡乱捏造出来的教材的相关论点与相关史实，从而引导教材积极、健康发展。 （二）“补充教材内容，完善知识残缺”。“在20世纪以前，中国学者与广大

考古学复习题

1、考古学的定义及其特定含义 用实地调查和发掘获得古代的实物史料，并用它们来研究古代历史，就叫“考古学”。 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 考古学的特定含义，主要有三点： 第一，指考古研究所获得的历史知识，有时还可引伸为记述这种知识的书籍； 第二，指借以获得这种知识的考古方法和技术，包括资料的收集和保存，以及资料的审定、编排、整理和考证等方法和技术； 第三，指理论性的研究和解释，包括阐明包含在各种考古资料中的因果关系，并论证其存在于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等。 2、考古学研究得范围、对象、目的、功用 考古学研究的范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年代范围，二是内容范围。 考古学研究的年代范围是古代，下限一般定在明王朝（1644年）。历史年代越古老，考古学的作用越明显。尤其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就更需要考古学的研究来揭示和复原当时的社会面貌。 考古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物质文化，但也不限于物质文化。因为，它作为与历史科学有密切关系的学科，就不限于物质文化的研究，也包括研究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观念、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古代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有它自己的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目的：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埋藏在古老底层中的人类化石，以及这些原始人类所遗留下的遗迹和遗物，及共生的动物化石。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人类的起源，发展和人类早期社会的真实面貌。 功用：（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我国的文献资料浩繁而丰富，是研究我国历史的重要根据。但与实物史料相比，文献史料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点。首先，在这些文献史料中关于原始社会以至相当一部分奴隶社会的历史记载是很贫乏的。其次，文献史料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按照历代统治者的意志，经过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之手写成的，不能不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具有种种阶级偏见。再次，我国各少数民族大多数都没有用文字记载本民族的历史，而现存用汉字记载的文献史料，对于少数民族的历史记述不仅残缺不全，而且有大汉族主义之类的歪曲。第四，我国的大部分文献史料多以中原王朝的历史记述为主，对边疆地区记载很有限。因此，单单靠文献史料进行历史研究，不能不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 然而在历史研究中实物史料却可以弥补文献史料存在的缺点。我国各族人民遗留下来的地下、地上的古代文化遗存，保存比较良好，内容丰富多样，其中许多遗物的特点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基本上完整可寻。这样的实物史料与文献史料相比，具有很强的实感性和客观性，更为真实可靠。进行考古学研究，第一，利用大量的实物史料可以具体探讨并弄清文献史料所没有记载或很少记载的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许多历史真象。第二，把实物史料与文献史料结合起来，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对证，既可以补充文献记载的缺遗，又可以纠正文献记载的错误，既补史证史作用。因此，研究我国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古代历史，考古学起

人类学史复习题

人类学史 名词解释： 古典进化论学派：是19世纪中叶西方出现的第一个人类学理论流派，它活跃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这30年间。他主要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的过程，认为人类的社会文化和生物进化一样，也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逐渐地发展。这种循序的进化过程是全世界所有文化的普遍发展规律，造成了这种普遍性的原因在于人类心里的一致性。起主要代表人物有：巴斯蒂安、斯宾塞、泰勒、摩尔根。 英国功能主义学派：是在20世纪20年代在英国形成的人类学学派。该派对进化论学派都持批评的态度。认为人类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要把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来考察，弄清楚这个有机统一体中各个组成部分对整体所做的贡献，以及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代表人物有：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形成了英国较有影响的功能派队伍，为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提供了一套实地调查方法。 播化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人类学学派。其基本理论是直接与进化论相对的传播论，反对进化论学派的方法，主张从空间上研究文化，认为民族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研究文化基本内容的文化传播和文化圈。分为德奥播化学派和英国播化学派。 法国社会学年刊学派：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1897年在巴里创办了《社会学年刊》后形成的学派，故又称“法国社会学派”或“杜尔干学派”。它既是社会学的学派，又是人类学的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迪尔凯姆及其继承人莫斯，为巴黎人类学研究所培养了大量的人类学家。 美国心理学派：20世纪30年代初，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的影响下，美国一部分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转向文化与个人关系研究。他们认为，文化塑造了民族的“基本人格”，而“基本人格”又决定了这个民族文化的命运，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正是由于“基本人格”的差异造成的。文化是抽象的东西，个人才是真正的客观现实，因此，研究某个民族的文化，必须从研究这个民族的个体开始。 历史特殊论学派：美国历史学派形成于20世纪初。该学派是在批判古典进化论和播化学派的基础上形成的。该派以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主张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张过早地做理论概括。其代表人物是：博厄斯。 人类学：以人类群体之间的共同性和相异性为研究对象，对人类群体的变化规律进行研究的科学。 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两大部分之一，他研究的是特定的人类文化及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文化的基本模式。 格雷布纳：德国人类学家。主要代表作有《大洋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层》（1905）、《民族学方法论》（1909）。 反对用进化论的眼光看待人类的社会文化现象，认为民族学研究的唯一主题就是文化现象的传播和借用。 佩里：史密斯的学生。主要著作有《印度尼西亚的史前巨石文化》（1918）、《太阳之子》（1923）等。认为古埃及人是航海民族。 博厄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孩子的成长》（1896）、《原始人的心理》（1911）、《文化和种族》（1913）、《原始艺术》（1927）、《人类学与现代生活》（1928）、《普通人类学》（1938）、《种族、语言和文化》（1940）。他认为，人类学的基本任务是研究社会生活现象的全部总和，这种研究构成了包括一切民族在内的人类历史。提出了“文化区”概念和“文化相对论”。 迪尔凯姆：在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和教育学等方面都有研究。著作有《社会劳动分工》（1893）、《社会学方法论》（1895）、《论自杀》（1879）、《宗教生活的原始形式》（1912）等。在宗教研究主张任何宗教崇拜对象都不过是统治人类的社会力量的化身。在社会组织研究方面认为先有原始群，然后才有氏族，而氏族又是先有母系后有父系的。家族则是在氏族之后才出现的。 莫斯：迪尔凯姆的继承人，与他人组织建立了巴黎民族学研究所。著作有《民族学概论》（1947）、《社会学与人类学》（1947）得出社会生活是受物质条件决定的结论。 本尼迪克特：美国著名的女人类学家，曾到印第安人和新几内亚、非洲等地的许多部落中进行实地调查。著作有《文化模式》（1934）、《菊花与剑》（1946）、《祖尼印第安人的神话》（1935）等。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认为，人格是由文化决定的。 米德：美国著名的女人类学家，曾到印第安人、萨摩亚人、新几内亚等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著作有《萨摩亚人的成年》（1928）、《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1950）等。她认为人格是由文化决定的，用种族差别、生理差别、地域或饮食差别以及自然选择都不能完全地解释人格差别的原因。 二．列举 1、人类学四大分支：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民族学。 2、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后对人类学学科有重要贡献的思想家： 拉菲托（.1670--1740）、G·B·维柯（1688--1744）、孟德斯鸠（1689--1755）亨利·霍姆（1696--1782） 3、列举E·迪尔凯姆的代表作： 《社会劳动分工》（1893）、《社会学方法论》（1895）、《论自杀》（1879）、《宗教生活的原始形式》（1912） 4、播化学派代表人物： 格雷布纳（1887-1934）、施密特（1868-9154）、史密斯（1871-1937）、佩里(1887-1949)

[笔记]《考古学通论》复习大纲.

[笔记]《考古学通论》复习大纲 第一部分为绪论章，6学时。本章以考古学科的形成发展历程为线索，阐释考古学的知识、 方法论和基本理论。主要内容为： 一、西方古物学被认为是近代考古学的前身，它的形成既与相关学科的成熟，又与当时的社会要求密切相关，学习它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要了解下列的基本事实及其所包含的人类文化 和社会的发展要求： 1、为什么文艺复兴复活了人们对古典世界的兴趣？因为工业革命的结果，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增强了经济实力之后，尚未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取得相应的地位，所以他们必须利用“文化再生”来恢复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而古物最能达到此目的。进一步说，一门学科诞生的内 在原因与许多外在要求密切相关。 2、C.莱尔在1830-33年发表了《地质学原理》否定了“灾变说”，为什么能支持人类的诞生要早于B.C.4004年？人类诞生于B.C.4004年，被诠释为《圣经》所言，但面对着人类化石和人工制品与绝灭早于此年代的动物化石共存，地质学要屈服于宗教，就只能以“灾变”来解释地球史，但《地质学原理》坚持了科学，以渐变来解释。这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很有 启发意义事件。 3、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们不仅对中世纪的遗物和建筑方面的遗存感到兴趣，而且对史前遗物的兴趣也在增加，但丹麦R.尼厄鲁普教授却在迷茫中。迷茫在于利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理解“史前遗物”。这是人们探求未知世界历程的必由之路和必然碰到的问题，也是考 古学形成的契机。 ——大学学习要从考古学形成的历程中认识到一门新兴学科（或者一个新生事物）形成过程 中的本质，举一反三。 二、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方法论和目标 一门学科必须具备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方法论和目标。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遗存。文化遗存是人类制造和使用过的遗物和遗迹，前者是可搬动的，后者是不可搬动的。 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是考古学形成之初的两个方法论，它们借用于地质学和生物学，理解它们。随着考古学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有更多的方法和手段被利用到考古学研究中来。

《史学方法论》的读后感

《史学方法论》的读后感 当第一次拿到这本书时，随手翻了翻，没有吸引到我，感觉有点枯燥，《史学方法论》的读后感。当开始读后，发现印证了我的第一个感觉，很无聊，又有点看不懂。那时我正在看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没有太多的感触，就这样看着。后来在读书会时我也向老师提出了我的感想，老师说这一定不是书不好，一定是你还没看懂，还没明白这本书要告诉你什么，当你读懂时，就知道了这本书的魅力。 果然老师的话是对的，努力看下去，越看到后面越有感触，让我情不自禁又回过去细细地读了前部分。 史学方法是训练史学家的一门学问。杰出的史学家，可能是天纵的，道地的史学家则是训练出来的。在历史洪流中，史学方法是一门真实的学问，一定要在史学发展既久、史书大量盈积之后，才能出现。而写一部理想的史学方法，一定要有一个世界史学的基础，最低限度要兼通中西史学。要客观的看待各国、各民族的史学，不要存在偏见，要取其长而去其短。 什么是历史？记得刚进入历史系，老师就问过我们。当时的第一感觉是好简单的问题，历史就是·····突然有回答不上来，想了想就说是过去的就是历史。已经记不清当时老师给我们的对历史的定义。这本书中杜维运先生告诉我们历

史是由所谓”历史事件”及历史学家两部分组成的，缺一不可。历史事件、历史学家就成了《史学方法论》所关注的两个主要对象。 对历史事实的选择、考证和描述是有方法的，本书的前一部分就对此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史学家在治史要综合应用归纳方法、比较方法、综合方法和分析方法。要了解这些方法的利弊，合理利用，不能把其中一种认为有用，就当成是万能的。在史料的考证上要注意史料的不同分类和考证的方法。文史不分家。描述历史就离不开写作，但史学的写作与文学又不同，在本书中作者详细地历史文章的特性、风格及写作方法、注意点。 接下去作者比较了中西史学，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来比较了中西的`史学。西方以欧洲史为其多数时候的唯一，并视为人类历史的核心，且常认为其它地方是没有历史的；中国近代史学虽不如西方澎礴，但在《史记》中就已知将历史推至历史学家所知的一切地域。何不算得是一种领先。史学的发展有赖历史学家的眼界、心胸的不断扩展。治史为信史实不易，许多时候也不是历史学家可以做得了主的。 最后介绍了史学家的素养、历史的境界。这让我记起在一次课堂上，一位老师对我们说的历史并不是谁都可以教的，不懂历史的人以为历史很简单谁都可以教，只要看一下书就行。却不知道教历史是不简单的，不仅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还要很高的素养，也是本书写的史德。 战争是曾经历史极其重要的部分，也是史学家极其关注

人类学概论章节要点整理

人类学概论章节要点 第一章人类学要义 第一节何为人类学 第二节人类学的领域 第三节认识论与方法论主题 章节要点： 人类学有如下概念要点： 人类学是研究人性与文化的学科，具有兼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学科的跨学科特征。人类学是关于不同文化的他者及他者性的学科，是以文化概念为中心，参与观察为主要方法，采取经验性的田野工作进行研究的领域。人类学是人类学者和田野调查点当地人进行的有关文化涵的知识性交流实践，并就文化撰写的结果——民族志素材进行分析、诠释或建构而著书立说（含口传记录和影视作品）。当我们承认存在着超越文化和语言界限的客观现实，以及总会有共同的可供研究的分析单元与要素的前提下，发现人类行为的共性及差异，以及发现某种通则或进行理论概括的跨文化比较法才能得以实现。 在人类学的诸分支学科中，跨越时空的生物——文化连续性与中断是人类学视野下体质与考古研究的共同旨趣。在此基础上，引起对人类自身进化和多样性的科学分析与文化诠释。由于不同文化中的语言和言语规则不尽相同，因此，话语分析和交际民族志在关注同一族群部的交际的时候，同样注重跨文化互动中的语言文化差异及其意义。而当代的文化研究，因日益凸显政治的、经济的、区域的、国家的、信息的，以及全球化的巨大的系统侵入，不断影响传统人类学旧日的研究领地，为此传统乡土社会和外在力量移入之间的联动过程尤为引人注目，成为今日人类学不可逾越的考查要点之一。 人类学在形成自身学科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特有的学科认识论主题。例如对人类普同性的认识是建立在对各个地理区域社会与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别的基础之上；不同文化具有相对性和平等性，并不意味着放弃批评或赞成某一群人的所思所为，而是将其文化行为放入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中加以评估和看待。人类对环境的适应，不只是修正自己的社会文化系统，同时也是修正自然环境以适应自己的生存需要。人类群体的适应还包括教育、创新、发明等方式调整成员的行为习惯，以使社会得到持续的发展。人类学主把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视为一个动态的整体，从过程的、功能的、综合的（人的生物——文化系统）、认识论的和方法论的出发点考察人类社会，以下不断认识田野工作中的较小的社区和更大的人类社会之总体。上述人类的普同性、文化相对性、适应和整体性等，也和田野工作、参与观察以及民族志一样成了人类学的几个重要学科标记。

考古学与人类学,历史学的关系

考古学与人类学，历史学的关系 本学期，有幸聆听了郭愉老师给我们讲授的《考古人类学》这门课程。我觉得，郭老师在授课时所展示的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洞察，精辟的讲解，严谨的学风，都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永久印象。然而，更令我钦佩的却是郭老师面对生活的态度，对人生的感悟，对学子的敦促，对世俗的大度，率性随我，真实随我，笑看人生百味，也随我。有师如是，是我辈三生有幸。以为序，最后，祝郭老师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考古学是一门边缘性学科。这不仅是由于它的研究范围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然向后推移，它的材料库会不断因新的发现而改观，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考古研究犹如破案一样富有挑战性，它经常不得不以有限的具有较大局限性的材料为根据来进行研究。为了能从考古实物中获取更多有用的信息，考古学一贯不耻于从其他学科吸取助益，只要其他学科发展出来的概念或方法对它有用，就毫不迟疑地加以采纳。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正在成为一个多学科的汇合点。考古学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文化人类学提供的概念运用于它的大部分理论；在学科的终极目标上，它又自然而然地向历史学靠拢。考古学所运用的手段和方法则大部分来自诸如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同时，作为一门主要依靠田野工作和实验分析来取得研究资料，具有较强实践性和操作性的学科，工程技术方面的进展也往往给考古学以较大的影响。 所以，当今考古学的组成是比较复杂的。新思潮往往导致新的考古学流派，与其它学科进行交叉渗透则可能导致新的分支学科出现，使考古学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致使考古学的学科界线逐渐模糊，并常引起关于考古学学科地位的争论，其中犹以考古学到底属于人类学还是历史学的争论影响最为深远。下面就这个问题略谈些看法。 一个遗址或者一个考古学文化，既存在同时共存的空间分布现象(组合和文化相),又存在历时的变迁和发展关系(文化层叠压或遗迹间的打破关系),考古研究者必须在历时态中复原和研究共时态现象，以共时态研究为基础探索历时态的规律，而不能将历时态研究和共时态研究截然分开。因此，对于强调共时研究的人类学和强调历时研究的历史学而言，考古学称得上是人类学中的历史学，历史学中的人类学。也许正因为考古学的这一特性，再加上各国学术传统和研究旨趣上的差异，当不同学派从不同角度来看待考古学时,对于考古学的学科地位就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美洲学者多把考古学当作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中国学者多把考古学当作历史科学。 人类学所代表的其实是一个内容复杂的学科群。若从研究对象来分，一般认为它有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主要分支。其中文化人类学又可划分为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一些人将考古学纳入人类学体系，是因为考古学与人类学特别是民族学具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都重视研究方法的整体性和相比较性，均大量使用分类、排比和统计分析，重视个案研究，特别是都注重田野工作。可以说，田野工作是进行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的起点，是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没有田野工作，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考古学与人类学研究。人类学田野工作与考古学田野工作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强调对对象的亲知和体验，强调直接观察和现场记录；其区别在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对象是仍具有活力的社会，研究者可以直接观察，甚至与对象对话交流，可以了解对象各方面的情况，

考古学通论复习资料

《考古学通论》复习资料 第一部分考古学概论 遗迹是古代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不可移动的文化遗存；通常分为房屋、水井、陶窑、村落、运河、墓葬等人工建筑和设施。 考古学中的地层学最初来自地质学，是指地层堆积和遗迹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即在考古发掘中判明地层和遗迹的相对年代关系；考古地层学主要有先后关系和共存关系两种基本情况。 人类居住在一地，一般都会在原来的天然堆积或沉积的生土上面，堆积起一层熟土，这种熟土常夹杂着人类无意遗留下来的或有意抛弃的器物；这种包含文化遗物的熟土层，考古学上称为“文化层”。 考古学文化是指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存。 判断考古遗存年代的方法可分为“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前者是指各种遗迹和遗物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后者是指它们的作成距今已有多少年。断定相对年代,通常是依靠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研究，地层学断代的要旨，是先确认各文化层次序的先后以断定它们的相对年代，然后再以各层所含的遗物断定各层的绝对年代；类型学断代的要旨,是将遗物或遗迹按型式排比,把用途、制法相同的遗物（或遗迹）归成一类，并确定它们的标准型式（或称标型），然后按照型式的差异程度的递增或递减，排出一个“系列”，从而体现了它们之间的相对年代。断定绝对年代，在历史考古学的领域内，主要是依靠文献记载和年历学的研究；无文字记载的史前考古学的绝对年代的断定，则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如放射性碳素断代、热释光断代、树木年轮断代等。 利用死亡生物体中碳-14不断衰变的原理进行断代的技术称为放射性碳素断代；一般适用的年代范围是5万年以内；美国芝加哥大学W.F.利比是该方法的创始人。 我们将以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和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叫做青铜时代。 利用航空摄影和航天摄影探寻到的遗迹大体可分为三类：根据土色明暗判别的，如坑穴、壕沟、道路等；阳光斜射阴影显示的，如堤坝、坟丘、城墙等；植物的绿色深浅差异判断，如村落、都市、运河等。 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正经补史的目的。

从历史学的角度谈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

从历史学的角度谈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 摘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揭示了隐藏在社会科学活动中的表征人类科学的最基本特性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实现机制。运用正确的科学思维方法进行合理的科学思维，可以提高创造力。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的研究成果。此外，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科学方法论；历史学 社会科学在20 世纪获得迅速发展，对人类的社会实践产生深刻影响，显示了它的科学价值，但是，从20 世纪70 年代起，以社会学为肇始，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场域内，出现了一场有关社会科学危机的大讨论，关于这场危机的探讨和争论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到目前为止，这场持续数年的讨论虽然尚未能得出结论，却提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其中大多涉及到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 其实关于历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在世界范围内曾有过很长时间的大争论，即使在当今世界还是持有多种观点，有人认为是种科学，有人历史学是门艺术。“我国史学界自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统治地位后，从未有人怀疑过历史学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历史科学是同义语”①。因而我打算从历史科学性的角度谈谈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 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必须弄清楚它的含义。深层次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才能更有利于我们了解它的现实指导作用和意义。社会矛盾分析方法、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以及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三要素： （一）社会矛盾分析方法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同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的诸要素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指唯物辩证法中所讲的矛盾。矛盾的对立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否定的关系是指矛盾的斗争性。“像人民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生物界中的生存竞争，社会领域的阶级斗争，无机界的排斥，思想理论领域不同意见的争论等等，这些自然社会、以及思维范围内相互排斥的趋向，所有的相互否定，都是矛盾斗争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②。 在历史学研究过程中，几个主要的研究课题就是围绕矛盾分析法展开，具体说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展开的。所以研究历史问题，必须利用辩证的眼光看待社会问题及现象，正确对待社会矛盾，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统筹兼顾，一分为二，把握实质，抓住主流，把握大方向，实现社会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 （二）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认识的基础，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是以运动和时间、空间的形式存在的。他认为物质总是在时间与空间两个层次上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提出了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处理问题的方法。认识和解决一个问题，需要以实践为基 ①朱卫斌.历史学：科学还是艺术？[J].中山大学学报.1995（4） ②王广科.学习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J].政法论坛.145-146

中国民族学史复习资料1

鸟居龙藏,生于1870年卒于1953年,日本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她就是最早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的日本学者。生于日本德岛县,卒于东京。鸟居龙藏在学术上的成就,表现于将考古学与人类学相结合;除了在日本国内从事考古工作外,还在西伯利亚东部、千岛群岛、库页岛、朝鲜及中国的内蒙古、东北、云贵、台湾等地进行调查发掘,研究东亚各民族、特别就是少数民族的古代历史与文化,晚年致力于中国辽代文化的研究。她非常重视实地调查,在1895年以后的50余年间,曾到东西伯利亚、库页岛、千岛、朝鲜,以及中国的东北、西南与台湾、内蒙古等地进行考察,对当地各民族的历史、体质、语言、宗教、习俗作了详细记录,写出多种调查报告与专著。她在1896—1899年先后4 次对台湾高山族进行调查,很多研究成果发表在《人类学杂志》上。鸟居龙藏坚持历史与实际相结合的观点,重视通过考察古迹文物,广泛钻研中、日古文献,参阅英、法、德文有关资料并对风俗、习惯、语言、宗教等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对民族文化进行纵横分析。学术界认为她就是日本对东亚民族的历史、文化、民俗进行调查研究的创始人,为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开拓了道路。她对中国民族所作的调查研究及所写出的调查报告,深为中国学术界所重视。她历任东京大学副教授、国学院大学教授、上智大学教授。《史前期的日本》《千岛阿伊努人》《苗族调查报告》《东北亚人类学人种学问题》 费孝通出生于江苏吴江。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她被誉为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完成题为《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该书成为欧洲一些学院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也因此在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代表作品《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中国生育制度》 林耀华(1910年3月27日—2000年11月27日),福建古田人,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与民族教育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1935年在北平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194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以文学体裁撰写的《金翼》一书(伦敦,英文版)成功地表现了中国南方汉族农村宗族与家族生活的传统及其变迁。1941年回国后,深入凉山地区,对凉山彝族社会结构与诸文化现象作了缜密的考察,写出《凉山彝家》一书。后来林先生又多次重访凉山,写下了很多相关的文章如《三上凉山》等,树立了回访研究的典范。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年11月28日－2009年11月1日)法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哲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法国结构主义人文学术思潮的主要创始人,与马凌诺斯基并称为结构功能主义之父。她所建构的结构主义与神话学不但深深影响人类学,对社会学、

浅议考古学与文献学的相互关系

浅议考古学与文献学的相互关系 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在中国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文献学是以文献和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研究内容包括：文献的特点、功能、类型、生产和分布、发展规律、文献整理方法及文献与文献学发展历史等。在此，我主要说的是历史文献学，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汉文与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 说起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众说纷纭，例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所说，他认为考古学自己有一套可以向公众表达的东西，排除那些与有名的历史人物有关的东西，仅将考古的发现放到博物馆中作为考古学展出，依然可以吸引大量的观众，并且考古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不需要依附于历史学，两者是平行合作的关系。通过考古学特有的一些方法，考古学可以自己写一套历史——非文献的历史。 但在我看来，单纯的从考古学角度很难构成完整的理论考证体系。前面所说的仅仅强调了考古器物的艺术价值、在器物史上的功能或者科技方面的重要性等，没有一定的历史方面的底蕴，或者是可考据的历史文献资料，我们有时会发现历史学家根据文献得出的结论与考古学家根据物质材料得到的结论相左。历史文献同样有一套自己的研究科学，对考古活动有着重要的考据验证作用，毕竟，考古材料也要有史可依，器物的断代、考古遗址的朝代认定等，仍是要从历史文献中找到相关的史料记载，以弥补证据不足的缺陷。正如秦始皇地陵的考古发现，仅仅有地理位置上的吻合远远不足，封土丘浩大，考古挖掘也只能搁置，如何确定这就是几千年前留下的墓葬遗址，考古学家把注意力转向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上，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正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失，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树草木以象山”，不仅如此，短短百字的记载也为我们描述了未曾发掘的神秘地陵下的壮观景象。相反的，此次考古发掘工作也同样印证了《史记》文献的可靠性。所以说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的作用是相互的，不仅仅是平行关系，或者应该说是一种交叉关系。 既然说是交叉关系，考古学对文献学的反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以夏、商、周鼎盛的青铜文化为例，对于这一阶段的历史，仅靠文献进行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是文献所记载的夏、商、周历史资料不多，内容贫乏，不能全面反映当时的历史状况；其次，文献所载的有关夏、商、周的历史内容，多数传说，由于年代久远和传说记载难免会有一些失实之误，所以，对我国夏、商、周历史的研究，单凭文献资料是不可能全面复原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的，这就需要考古学的研究来填补空白。 所以说，考古学与文献学是在相互补充，文献学也会存在时代的局限性，考古材料在每个时代都有变化，而文献资料又比较笼统，而且资源匮乏，两者之间有时甚至互相矛盾。任何一种文献记载的与考古学在同时代的发现都不相同，所以两者之间也会存在空隙。考古学和其他学科都是一样的，应该在学科间寻求必要的合作，将自身优势渗透到历史文献学当中，假如对方的领域，这样子，考古学更能发挥自身的特点，文献学也会日益得到补充和完善，学科的交叉，会带来更多的裨益。 09历史李玮 学号：09034004

中国民族学史复习资料(1)

鸟居龙藏，生于1870年卒于1953年，日本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他是最早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的日本学者。生于日本德岛县，卒于东京。鸟居龙藏在学术上的成就，表现于将考古学与人类学相结合;除了在日本国从事考古工作外,还在西伯利亚东部、千岛群岛、库页岛、朝鲜及中国的、东北、云贵、等地进行调查发掘，研究东亚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古代历史和文化，晚年致力于中国辽代文化的研究。他非常重视实地调查，在1895年以后的50 余年间，曾到东西伯利亚、库页岛、千岛、朝鲜，以及中国的东北、西南和、等地进行考察，对当地各民族的历史、体质、语言、、习俗作了详细记录，写出多种调查报告和专著。他在1896—1899年先后4次对高山族进行调查，很多研究成果发表在《人类学杂志》上。鸟居龙藏坚持历史与实际相结合的观点，重视通过考察古迹文物，广泛钻研中、日古文献，参阅英、法、德文有关资料并对风俗、习惯、语言、等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对民族文化进行纵横分析。学术界认为他是日本对东亚民族的历史、文化、民俗进行调查研究的创始人，为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开拓了道路。他对中国民族所作的调查研究及所写出的调查报告，深为中国学术界所重视。他历任东京大学副教授、国学院大学教授、上智大学教授。《史前期的日本》《千岛阿伊努人》《苗族调查报告》《东北亚人类学人种学问题》 费孝通出生于吴江。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完成题为《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该书成为欧洲一些学院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也因此在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代表作品《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中国生育制度》 林耀华（1910年3月27日—2000年11月27日），古田人，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民族教育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1935年在北平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194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以文学体裁撰写的《金翼》一书（伦敦，英文版）成功地表现了中国南方汉族农村宗族与家族生活的传统及其变迁。1941年回国后，深入凉山地区，对凉山彝族社会结构与诸文化现象作了缜密的考察，写出《凉山彝家》一书。后来林先生又多次重访凉山，写下了很多相关的文章如《三上凉山》等，树立了回访研究的典。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年11月28日－2009年11月1日）法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哲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法国结构主义人文学术思潮的主要创始人，与马凌诺斯基并称为结构功能主义之父。他所建构的结构主义与神话学不但深深影响人类学，对社

论考古学与历史研究

论考古学与历史研究 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虽然只有不足百年的历史，但它使传统历史学中单靠文字叙史的历史得以改变，传统的治史观念受到严重的冲击，考古学以其独特的叙史语言体系和方法在史学研究中担当着“重建史前史”和“证经补史”的重任，极大地开拓了传统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展。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近代考古学，因资料的可靠性与特殊性，其史料价值与传世文物相比有很大不同，特别是与仅以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相比较，它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使人耳目一新，为历史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更为清楚地显现出来。近年来，随着考古学和自然科技发展，大量的科学技术手段被应用于考古学科，高科技含量的新兴分支学科蓬勃发展，考古遗存中越来越多的关于人类行为和文化变迁的信息正逐步地被认识，考古学正以它独特的学科特性逐步地向人们提供了包括政治、经济、贸易、交通、商业、宗教等物质和精神范畴的历史文化信息，在新时期历史研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考古学的定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虽然至今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其概念本身的内涵是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而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考古学发展的方向。夏鼐先生认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科学。”[1] 而在今天西方考古学界却普遍认为，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是要从残缺不全的材料中，用间接方法去发现无法观察到的人类行为[2]。西方考古学界理论权威炊格尔指出，无论是考古记录还是物质遗存，如果不与人类行为相联系就根本无法了解它们。这也是考古学唯一可以与其他学科相沟通的方面[3]。实际上，中西方在考古学概念上的分歧是与考古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密切相关的，但无论如何，有着史学倾向和人类学理解下的考古学概念最终可以统一于“人类行为”或“社会过程”，因此考古学研究要做到“以物透人”。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领域。夏鼐曾指出，考古学“所要恢复的古代人类历史是要包括各个方面，不限于物质文化。考古学可以通过物质遗存的研究以了解古代社会的结构和演化，即所谓…社会考古学?，和美术观念和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的历史”[1]。俞伟超也指出，考古学研究中应当注意精神领域的问题[4] (pp. 137～142)。 历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历史学指历史科学，它的资料来源既有文献史料，也有实物资料；狭义历史学专指在近代考古学产生以前延续下来的传统方法，是以传世文献为出发点来复原人类社会历史的，或称为文献历史学。 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甚至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但对于二者关系的认识，还存在着理解上的片面甚至是认识上的偏见。有人认为考古学是为历史研究提供实物资料的，好像考古学只是发现实物资料的一个手段，掩盖了历史研究的内容。对于二者的关系，夏鼐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指出。他认为，虽然考古学和历史学“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密切而各自独立的部门”[1]。在这里，夏鼐先生明确了历史科学的概念，也进一步强调了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长期以来，考古学与历史学形成了明显的学科隔阂，对历史学科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朱凤瀚先生曾撰专文对二者关系做了全面恰当的评述，值得深思[5]。文章认为，从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来看，现代考古学本质上仍当归入人文科学，亦即广义历史学中。关于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关系，朱先生从学术界争论较多的夏史与夏文化问题入手，重点讨论了原史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关系，“作为原史考古学的一种探索，将有可信性内核的文献史料同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结合，得出带有探索性质的学术见解，应该是可行的”，而“中国的历史考古学必然会与以研究文献资料(以及各种古文字资料)为主的历史学(含历史文献学)形成特别密切的关系，二者构成了研究历史时代的历史科学的双翼”。可见，考古学不管从取得实物资料的过程还是对实物资料的分析整理，以及对所反映的古代社会问题的分析讨论，是考古学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考古学最基本的特质就是以调查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作为基本研究对象，而文献历史学是以文献资料为基本研究的对象；同时二者有着明显不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所以考古学应该是与文献史学相并立的独立学科，有着自己的学科特性。但二者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上又有共同之处，无论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