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的外交关系
摘要：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国家之间最吸引世人眼球的问题莫过于中日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问题，这也是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以及民间最关注的问题。如果我们认真地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去分析一些现象，不难发现，中国和日本间的关系实质上已经陷入了一种博弈的局面。具体表现在：第一，历史问题（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侵华战争问题）的博弈；第二，基于文化传统的民族意识的博弈；第三，以基础性能源为核心的经济博弈；第四，以亚洲主导力量为核心的政治博弈。
关键词：中日关系政治外交理性分析博弈局面
眼下，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国家之间最吸引世人眼球的问题莫过于中日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问题，这也是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以及民间最关注的问题。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之间到底如何看待两国间的关系，各类媒体多有报道，但大都是国际交往的表面需要。实际上，认真地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去分析一些现象，不难发现，中国和日本间的关系实质上已经陷入了一种博弈的局面。
一、日本概况
研究中日间的关系，我们首先有必要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邻居的大概状况。
日本国（Japan），面积37.78万平方公里，太平洋西侧的岛国，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４个大岛和约3900多个小岛组成。西隔东海、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与中国、朝鲜、韩国、俄罗斯相望。海岸线长3万多公里，多海湾、良港以及火山和地震，自然资源极其匮乏。属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人口1.2778亿（2005年12月）。主要民族为大和族，北海道地区约有2.5万阿伊努族人。通用日语。神道和佛教较盛行。首都东京（Tokyo）。
公元4世纪中叶出现统一的国家——大和国。公元5世纪初，大和国达到鼎盛时期，其势力扩及朝鲜半岛南部。公元645年通过大化革新，仿照唐朝律令制度，建立以天皇为绝对君主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体制。12世纪末进入由武士阶层掌握实权的军事封建国家，史称“幕府”时期。1868年，革新派实行“明治维新”，废除封建割据的幕藩体制，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恢复天皇至高无上的统治，发展资本主义，并逐步走上对外侵略扩张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战后初期，美军对日本实行单独占领。1947年5月实施新宪法，由绝对天皇制国家变为以天皇为国家象征的议会内阁制国家。
通过对日本概况的一个了解，我们不难发现这样几个事实：日本是一个岛国，自然资源比较匮乏，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形成一种资源依赖型模式，而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这种依赖型会迅速质变为对外扩张型；
2、日本在地理位置上，东南面临浩瀚的太平洋，西北隔海面对欧亚大陆，在整个东北亚地区其生存空间相对比较狭小；
3、日本地处欧亚大陆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汇处，国土呈零散型的群岛状态分布，国家多火山、地震、台风及海啸等自然灾害，加之面对大陆国家，其地缘安全感较差；
4、日本在历史上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纵观日本历史，毋庸置疑，中国是日本历史
文化的母体。
二、中日间的历史渊源
中国和日本的历史渊源是很微妙的，汪公纪先生在《日本史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一书中，更是直言了开创日本正史的神武天皇就是中国先秦时期秦始皇派出的求仙方士——徐福。而现在的日本人也把徐福作为他们的先圣崇拜，尊他为“司农神”和“司药神”。徐福在日本的遗址至今保存有徐福墓、徐福宫、徐福岩、徐福上陆纪念碑等遗址。1991年，日本人民还在佐贺县诸富町建立了一座“徐福之路”公园。每年秋季，佐贺县人民都要向供奉在“金主神社”中的徐福敬献“初穗”。每隔50年，要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祭典。通过中日两国的史书记载，日本忽然由绳文文化时代，一跃而到了精美的弥生青铜文化时代，徐福便是始作俑者。不过这并不能使得我们与日本之间更密切，徐福的原意似乎就是想隔绝日本与中国的关系。
三、当代中日之间的博弈关系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站在历史与现实的角度重新审视中日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以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迅猛发展，中国政府和人民更是不计前嫌，将中日关系摆到了我国外交战略的优先地位，中日间的一些深层次的痼疾在中日友好大潮的挤压下，成为中日关系历史长河的一股暗流。但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这股暗流逐渐翻腾并急涌出来，使当代中日关系步入了博弈局面。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决定这是中日关系的必然结果。
第一，历史问题（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侵华战争问题）的博弈
这是由于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及其所犯下的战争罪行的历史清算不够彻底所造成的。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美国独自占领，美国出于自身在亚洲利益的考虑，在对日本军国主义问题的处理上，采取了消极妥协的态度，保留了日本封建军国主义的精神象征——天皇以及后来引发中日关系不断恶化的导火索——靖国神社，对部分罪恶滔天战犯的敷衍式处理等等，而当时的中国国力衰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被认为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所以也就不能左右战后的局面，这为日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复苏埋下了祸根。正如今年上映的影片《东京审判》中所描述的一样，在日本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意识里，日本不是被中国打败的，而是美国。而更为可怕的是，相当数量的日本人到今天依然不肯承认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那场战争的侵略性以及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巨大伤害，他们仍然顽固地醉心于“大东亚共荣”的荒谬逻辑之中。因此，后来在日本国内出现的诸如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美化侵略战争、篡改教科书等伤害中国等亚洲国家人民民族感情的挑衅性事件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第二，基于文化传统的民族意识的博弈
通过中日间的历史渊源的分析，这个博弈其实早在我国的隋朝时期就开始了。大和民族及其文化传统脱胎于中华民族母体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日本古代女作家紫式部所着的《源氏物语》被誉为是三千万日本家庭不朽的国民文学，读过该书的中国人普遍存在一个共同的感觉：该书体裁颇似中国唐代的传奇、宋代的话本，加之大量引用汉诗，及《礼记》、《战国策》、《史记》、《汉书》等中国古籍中的史实和典故，使该书具有了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学氛围。但是，日本似乎缺乏雅量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继而也就开始回避这个事实。那时的日本自认为向大唐学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便想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想借助西方的思想文化在原有的中国文化传统基础上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传统，但却适得其反，误入歧途，走上了军国主义绝境。究其原因，日本在模仿他国文化传统时，虽然很认真、刻苦，但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文化常识——民族文化的排他性。时至今日，日本依然没有调整好心态，无法正视其母体文化——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试图通过非军事手段取代中国文化
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日本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高科技，将经济产业链向文化、教育延伸，将其所谓的“大和民族文化”融入到经济链条之中，并通过其苦心经营的对外经贸桥梁向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渗透。中国是其重点目标，采取先易（港、澳、台，脱离母体时间较长）后难（大陆，华夏文明的发源地）的方式，而这一策略已初显效应。
第三，以基础性能源为核心的经济博弈
日本矿产资源贫乏，除煤、锌有少量储藏外，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其主要资源依赖进口的程度为：煤95.2%，石油99.7%，天然气96.4%，铁矿石100%，铜99．8%，铝矾土100%，铅矿石94.9%，镍矿石100%，磷矿石100%，锌矿石85.2%。这种先天性的缺陷，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日本除了不远万里从中东、非洲、南美、大洋洲进口所需资源之外，更多的将目光投向了周边的国家以及本国周边的经济海洋区域。中国虽然自然资源的蕴藏量远远高于日本，但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们对于一些基础性资源的需求量逐渐加大，本国的储量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我国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使日本感到极为不安，日本认为自己的能源补给线因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而面临波动。因此，日本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了与中国在能源上的争夺。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开始与俄罗斯政府洽谈能源合作事宜，并初步确立了安（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安加尔斯克）——大（中国的大庆油田）线油气供应项目合作意向，由于日本从中作梗，使安大线最终变成了有利于日本的安（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安加尔斯克）——纳（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纳霍德卡港口）线，此项目最终流产；中国在东海的春晓油气田开发，也让日本处心积虑地与中国争夺开采权，并迫不及待地伸张自己在东海油气田经济专属区的权利；在最近的萨哈林1号油气田输送能源的问题上，中国初步取得了主动权，但日本仍然寄希望于萨哈林2号。此外，日本不顾史实，厚颜无耻地主张自己对钓鱼岛的主权，除了政治层面上的意义外，恐怕利益所在就是200海里经济专属区问题。总之，在中国与国外进行能源开发合作的过程中，日本总是阴魂不散地从中觑觎破坏。另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改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政治与经济地位不对等的窘迫，这也让日本政府的心理天平发生了倾斜。日本政府将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的开发援助（ODA）中期计划作了战略调整，大幅度削减对华开发援助项目。同时，与美国、印度等一些国家遥相呼应，在国际社会大肆散布“中国威胁论”。这些做法不得不让我们要从战略高度重新审视中日的经济关系。
第四，以亚洲主导力量为核心的政治博弈
日本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在政治上始终与其经济地位相距甚远。因此在近些年来，日本外交呈全方位进取态势，积极展开大国外交，更加倚重美国，加强日美安全合作，同时致力于稳定对华关系，深化与东盟关系，加强对欧关系，改善日俄和日朝关系。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事务，力争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2000年4月森喜朗担任首相后表示，日本将继续奉行在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基础上，将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作为优先课题，立足国际协调，致力于“人的安全保障”，发挥日本的主体性，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具体的如：作为唯一的非欧美国家加入G8峰会；积极参与“朝核六方会谈”，维系其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联合巴西、印度、德国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关于联合国改革的议案，意图谋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小泉上台后欲加强军事力量以提升大国地位的战略意图更趋清晰。2001年10月，小泉政府借“9.11”事件之机出台的“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一举突破制约日本发挥军事作用的“地区限制”、“行为限制”和“国会限制”三大禁区，使自卫队首次远赴印度洋配合美军行动。此举实际上已经突破日本宪法“专守防卫”的范畴，等于变相实施“集团自卫权”。2002年4月日本政府又将“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有事法制三法案提交国会审议。被俗称为“战争法”三法案进一步强化了首相的权限，可
以强行征用土地、拆除民房，并使与该法有冲突的“道路法”、“土地法”、“地方自治法”等国内法无条件地让路。日本政府的种种做法，彰显了其谋求亚洲主导力量乃至谋求世界政治大国的战略意图。但这个发动侵略战争的战败国对历史问题的反省态度极大地损害了其国际形象，为其谋求政治大国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拒绝承担历史责任的国家很难会对国际社会负责、对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负责！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一个不敢正视本国历史甚至回避本国历史的国家，根本没有资格去续写历史，更谈不上去开创人类新的历史！我们还有理由相信，一个不与人为善、狂妄自大的国家，很难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责任！
当前中日关系已经降到二战以来的历史最低点，随着安倍晋三首相的走马上任，中日间的关系会何去何从，我们将拭目以待！
中国与周边国家外交关系综述：与邻为善以邻为伴https://www.wendangku.net/doc/7911369000.html, 2003年2月21日 18:18 中新社网站
中新网2月21日电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在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上撰文，对中国中国与周边国家外交关系进行了阐述。王毅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基于“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原则处理与周边国家外交关系，周边外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显著成就。
下文为王毅文章全文：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这既是对迄今我国周边外交实践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又为我们在新世纪、新时期的周边外交指明了前进方向，对进一步做好周边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任何国家都重视与邻国的关系。“远亲不如近邻”，周边外交在我国外交全局中也始终占有重要位置。与周边邻国关系搞好了，有利于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开创必要的外部环境；有利于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利于我们站稳脚跟，运筹外交全局，开展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同世界其他大国相比，中国的周边地缘环境最为复杂。首先，我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陆地边界22000多公里，海岸线18000多公里，周边国家多达29个，其中直接接
壤邻国就有15个。其次，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周边不少国家与我交往很深，接触很广，历史上的一些恩怨现在仍有影响。第三，我国周边的多样性突出，各国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各异，各种文化、民族和宗教聚集在我国周围。第四，我国周边也是世界各主要大国利益交汇之地，冷战时期曾形成不少“热点”，有些至今尚未彻底解决。中国周边环境的复杂背景，是我们开展周边外交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周边外交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从政治上看，周边是我国维护主权权益、发挥国际作用的首要依托。周边多为发展中国家，在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与我国有较多共识。很多国家长期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在国际舞台上一直与我国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从经济上看，周边是我国对外开放，开展互利合作的重要伙伴。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始终占外贸总额的60%以上，从周边国家和地区获得的投资多年来占吸引外资总额的70%以上。中国的发展首先给周边带来机遇；周边的繁荣，也使中国从中受益。我们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依存日益加强，周边正在成为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地区，也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外部延伸地带。
从安全上看，周边是我国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和睦的直接外部屏障。周边环境历来对我国国内形势以及发展战略有直接牵动作用。维护周边安全是周边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如果周边动荡，则不可避免会对我国经济建设造成干扰。
二
新中国历代领导人始终高度重视周边工作，他们的外交理论与实践为周边外交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身体力行，与时俱进，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的外交战略思想，
始终将推进睦邻友好、开创周边和平环境作为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之一。
我国的周边外交政策立足于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具有三个基本目标：一是确保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二是维护周边和平与稳定，三是促进地区对话与合作。从总体上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服从和服务于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中国外交宗旨。在与周边各国的交往中，我们注重外交理念的和平性、军事战略的防御性、安全政策的合作性，承认各国的自主性，尊重地区的多样性。
在中央睦邻友好外交思想指导下，我国的周边外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显著成就。
在冷战结束、西方国家对我实施无理制裁的形势面前，我们根据中央确定的对外方针，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从周边入手，排除干扰，打破制裁，增信释疑，广交朋友，开创了对外工作新局面。
我们利用对日工作的深厚积累和中日互为近邻的利害关系，积极开展对日工作，促使日本从中日关系大局和自身利益出发，在解除对华制裁方面先走一步。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成功访日，中日关系实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
我们抓住两极争霸终结给国际格局带来的新变化，相继与越南、老挝、蒙古以及印度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恢复了与这些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我们还及时同俄罗斯以及独联体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我们全面参与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进程，推动各方达成政治解决柬埔寨冲突的协议。在此过程中，东盟对华态度发生积极转化，我与泰国等建立起相互信任，与印尼实现复交，与新加坡、文莱等国建交。
我们积极应对朝鲜半岛形势出现的变化，在维护中朝传统友谊的同时，逐步开展与韩国的交往，并在1992年北南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后，实现中韩建交。
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我国以更加积极和进取的姿态开拓周边，周边外交进入全方位
发展的新阶段。我国与周边国家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济合作日益深化，合作形式更加多样，共同利益逐步扩大。我国的周边环境迎来了更加良好和稳定的局面。
在东面，江泽民主席1998年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方全面阐述了对历史问题的立场，日方首次以书面形式承认过去对中国的侵略。双方强调应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基础上，实现世代友好。近年来，中朝之间恢复了高层交往，金正日总书记两度访华，江泽民总书记2001年成功访朝，提出把“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加强合作”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方针，中朝传统友谊获得巩固和发展。同时，我国与韩国确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各个领域交往进展迅速，双方一致同意将这一伙伴关系推向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在南面，我们与东南亚各国关系连续迈上新台阶。1996年，我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1997年，江泽民主席与东盟领导人举行首次会晤，确定双方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东亚金融危机期间，我国以负责任的态度，坚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并向泰、印尼等国伸出援手，提供金融帮助，有效遏阻了危机的蔓延。2001年，我国倡议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短短一年后，双方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奠定了自贸区法律框架，明确了10年建成目标，启动了全面谈判进程。这一重要举措首先体现了中国与东盟政治上的相互信任，经济上的相互需求，同时顺应了时代潮流，带动了区域合作，成为中国与东盟关系新的突破，也是南南合作的成功实践。
我们与东南亚解决领土和海洋争议的努力也取得重要进展。在两国领导人的支持和指导下，我们与越南签署了陆地边界条约，解决了北部湾划分问题，确立了与邻国的第一条海上边界。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向外界发出双方愿致力于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以和平方式处理本地区争议的积极信号。
在西面，中印两国1996年决定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1998年，印度以中国威胁为借口进行核试验，两国关系出现波折。经过做工作，印对华态度出现积极转化，两国领导人达成中印互不构成威胁共识，一致同意在相互交往中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关系得到
全面改善和发展。我国十分珍视与巴基斯坦之间的真诚友谊，同巴方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9·１1”事件后，我们坚定支持巴基斯坦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调整内外政策，帮助其改善对外环境，中巴友好进一步加强，巴称我为患难之交。我们及时提出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五点主张，得到各国响应，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我们积极参与阿富汗和平进程和战后重建，恢复发展了中阿传统友谊。
在北面，江泽民主席等中国领导人与俄罗斯领导人保持频繁接触，相互理解与信任不断增强。1996年，双方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两国又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新世纪中俄关系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中国和中亚邻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我国与蒙古签署新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后，两国关系进展顺利。
随着中国的外交舞台不断延伸，多边合作成为周边外交的重要内容。我们通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深化睦邻友好，通过参与地区安全对话维护周边稳定。江泽民主席等中国国家领导人积极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等跨区域合作进程。中俄等国共同倡议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为探索建立新型国家关系、树立新型安全观及新型区域合作提供了宝贵启示。2002年第六次东亚领导人会议期间，中国领导人提出了20多项建设性倡议，签署或发表了10多个协议或宣言，引导了区域合作发展方向。我国还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ARF)，开展了以对话增进信任，以合作谋求安全的新安全观实践。我们通过实际行动增信释疑，使周边国家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而不是威胁。加强对华合作日益成为周边各国对华政策的主导面。
三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面对的战略机遇具有十分丰富和全面的内涵，就外部环境而言，首先在周边有着充分的体现。周边各国大多以振兴经济为主要政策方向，通过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的意识在上升；我国在周边的影响力稳步增强，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把自身的发展同中国联系在一起；周边大国间的对话与协调进一步加强，互不构成现实威胁。我们要努力巩固和扩大周边地区和平与合作的因素，参与和推动周边地区对话与协调的潮流，
使周边成为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牢固地缘依托。
有机遇就有挑战。在看到大好形势情况下，我们也要像十六大报告指出的那样，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周边还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和严峻的挑战。比如，传统安全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开始上升；朝鲜半岛、印巴关系等热点问题在反恐背景下也被注入新的复杂因素；一些国家冷战思维尚存，继续强化双边军事同盟。此外，随着中国迅速崛起，有的国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与走向存有疑虑等。
新世纪新阶段，周边外交要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深入贯彻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以加强睦邻友好和加强区域合作为两大工作方向，不断提出新举措，努力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推向新水平。
(一)睦邻友好是我国周边外交的精髓。加强睦邻友好，就是要不断加强增信释疑与互利合作，巩固与周边中小国家的关系，开拓与周边大国的关系。
我们与周边中小国家的友好关系历经时势变迁考验，具有强大生命力，他们是我们靠得住的朋友，信得过的伙伴。对他们，我们必须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坚持互信互利，谋求共同发展，避免强加于人，防止大国沙文主义。我们重视巩固同朝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的传统友谊，将继续为他们的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致力于深化与东盟各国的政治互信与经济合作，并且积极探讨确保双方长远友好法律基础的实现方式。
我们将本着求同存异、和睦相处的精神，努力扩大同周边大国的共同利益。俄罗斯是世界主要力量之一。我们将按照中俄两国元首达成的“世代友好、永不为敌”共识，努力维护和发展两国政治上相互尊重、经济上相互合作、安全上相互信任的新型睦邻关系。日本是对亚洲未来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我们要继续根据“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敦促日本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努力扩大两国新的利益汇合点，加强双方协调与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承担振兴亚洲的责任。印度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两国间的共识远远大于分歧。我们将努力增进相互了解，加强政治对话，扩大经济合作，搞活
民间交流。
(二)区域合作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点投入领域。加强区域合作，就是要加快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合作以及其他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的全面发展，积极探索符合本地区特点及各方利益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路子。
我们将从三方面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一是推进该组织的自身建设；二是在加强安全合作的同时，逐步开展经贸和能源合作；三是积极开展与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对话与合作。
我们将以东盟和中日韩的合作(10＋3)为东亚合作主渠道，继续尊重和发挥东盟的重要作用，在深化经济融合的同时，以非传统安全领域为切入点，推动10＋3逐步开展政治和安全对话，丰富其合作内涵，引导其全面发展。同时，我们也要加强中日韩三边协调与合作，为深化东亚合作做出贡献。我们将以东亚合作为区域合作核心，同时支持其他区域或次区域合作机制，最终形成整个亚洲多层次、多样化、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的复合型地区合作框架。
(三)多年来，我们一直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十六大报告从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四个方面就建立新秩序作了明确阐述，丰富了新秩序的内容，形成了我们的新秩序观。周边国家大多同我们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和现实处境，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在建立新秩序问题上共识较多，周边可以成为我们建立新秩序的首要实践场。
我们提出新秩序，不是要抛弃或否定现行秩序，而是要对其中不合理、不公正之处进行调整和改革，使之能够反映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利益，推动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我们倡导新秩序，不是要排他，而是希望实现开放、包容和共赢。我们重视发展与美、俄、欧等大国的关系，重视与他们就亚洲问题加强对话与协调，愿意看到他们为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长期以来，我们在周边坚持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可以说是对政治新秩序的实践。我们与东盟建设自由贸易区，促进互利共赢的经济融合，
谋求共同发展与繁荣，是对经济新秩序的实践。我们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倡导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是对安全新秩序的实践。我们尊重周边国家不同的文化、宗教和历史背景，推动多种文明和平共处，可以说是在文化领域对新秩序的实践。我们将本着积极稳妥的精神，与周边国家一道，继续沿着这个方向作出努力。
当前，中国周边外交既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又有多年打下的坚实基础；既承继了“亲仁善邻”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又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就一定能够谱写出中国睦邻友好外交的新篇章，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