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某非法制造爆炸物罪案件二审辩护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接受非法制造爆炸物一案被告人王××亲属委托，指派我们作为王××的辩护人，今天出席法庭，为王××辩护。通过参加今天的庭审，我们对本案事实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和掌握。辩护人认为，由于案件退回补充侦查期间由公安机关重新委托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作出的物证鉴定结论同样不具备刑事诉讼证据效力，不能据此证明被告人王××制造的所谓“爆炸性可疑物”属于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爆炸物”，因此，本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非法制造爆炸物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不能成立：

一、侦查机关送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验鉴定的检材是否是原来公安机关从被告人王××处查获的“爆炸性可疑物”，存在重大疑问，同时，鉴定程序也存在违法情形：

1、根据《刑诉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对扣押的物品、文件，侦查机关要妥善保管或者封存，不得使用或者损毁。由于侦查机关未依法对本案查获的“爆炸性可疑物”或其样品进行封存处理，在提取鉴定检材时也未安排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到场见证，致使本次鉴定送检的检材是否是原查获物品难以认定。

2、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王××制造的“爆炸性可疑物”是由硝酸铵、柴油、硫磺、工业盐等物品混合而成，根据化工知识，硝酸铵具有很强的吸水性，易吸水受潮而结块甚至溶化，因此，一般厂家所生产的塑料袋包装的硝酸铵，其保质期为四个月。如果再掺加上柴油、硫磺、工业盐这些物质，其受潮、结块、溶化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保质期将更短。比如，由硝酸铵和柴油按照规定的比例制成的铵油炸药，其保质期仅为15天。公安机关先后两次查获被告人王××制造的“爆炸性可疑物”的时间是2007年1月份和3月份，本次检验鉴定的时间是2008年1月份，从查获到送检，前后间隔分别为近一年和近十个月，而且其间还经过了一个高温多雨的夏季，并且也无证据证实公安机关在此期间曾采取特殊手段和方式对查获的物品或其样品进行了储存，按正常情况推断，侦查机关从王××处查获的这些由硝酸铵、柴油、工业盐、硫磺等成分组成的物品应当早已溶化，及时侥幸没有溶化，也必然已经严重结块，其爆炸性能必将严重下降，甚至拒爆。而融化了的硝铵炸药，是根本无法引爆的。

3、但是，极为出人意料的是，2008年1月10日由本案侦查机关向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提交的检材，竟然试爆成功了，且是“爆炸完全”，且是用8号工业雷管直接引爆成功的！对此，辩护人认为，这只能说明本次侦查机关向鉴定机构提供的检材根本不是从当初被告人除查获的物品，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个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检验鉴定结果。理由是：第一，根据化工知识，由硝酸铵、柴油、硫磺等成分混合而成的硝铵炸药，即使是由正规厂家生产的且在保质期内的，也不具有雷管起爆感度，也就是说，这类炸药用雷管根本无法引爆，更不用说王××依照道听途说的土方法自制的这种“爆炸性可疑物”，而且是早已过了保质期早该融化掉的了。同时被告人王××的当庭供述也证实，他矿上的经过诸城民用爆破器材销售公司业务培训的爆破工，曾用导火索、8号工业雷管和王×

×所制“炸药”做过三十多次试验，结果一次也没有试爆成功。本次侦查机关所送检材由鉴定书证实可以被雷管引爆，而上次国家民用爆破器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鉴定过程中检验的物品却只有“在约束条件和强力起爆条件下”，才“可以爆炸”，两相比较，第一次鉴定提交的检材的起爆条件竟然比第二次提交的检材的要严格的多，而这是明显违反常识的，其唯一的合理解释只能是两次鉴定提供的检材不是同质的物品。

4、该物证鉴定书仅在其“送检检材”部分载明送检的是“查获的私制炸药样品500克”，但对于该样品的形态和外在特征，并未加以一字一句的描述，辩护人认为这是明显违反物品鉴定的常规做法的。鉴定书有意避免对检材外部形态进行描述，是否就是有意掩饰两次鉴定检材的不同，任何人都会对此产生疑问。

5、同样的，对于检材的内在理化成分，在该次鉴定过程中也没有进行检验，而是直接借用了已被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为无效证据的国家民用爆破器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第T7026号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果，并认定送检检材为“硝铵类炸药”。对此，辩护人提请合议庭注意：第一，国家民用爆破器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的鉴定报告已被终审裁定为无效证据，因此，公安部物证鉴定书对检材理化成分不经检验直接照搬国家民用爆破器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验报告的检验结果，并据此作出检材为硝铵类炸药的结论，两者都是无效的。第二，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及其鉴定人是否具有对爆炸物品的理化成分具有检验能力和鉴定资格？如果没有，该鉴定中心就无权进行爆炸物品的鉴定活动，如果有，就应当依照法定鉴定程序亲自就委托鉴定事项进行检验和鉴定，而不是借用其他检验机构的检验结果。第三，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在借用其他检验机构检材理化成分检验结果的条件下，将原检验机构认定的所送检材为“铵磺类炸药”的结论变更为所送检材为“硝铵类炸药”，对此改变的原因竟未加一字一句的说明，反映的不是一种严谨的工作态度。第四，原鉴定报告认定所送检材为“铵磺类炸药”，正说明两次鉴定所送检材不属于同一种物质。公诉人庭审中辩称鉴定书此处出现的“硝铵类炸药”是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鉴定人在在制定鉴定书时出现的文字性错误，是“铵磺类炸药”的误写。对此，辩护人不得不问，检材属于何种爆炸物是侦查机关向鉴定机构提出的主要鉴定要求，如果连鉴定的主要结论都会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该鉴定书还有证据价值吗？

同时，由上述4、5点足以看出，该次鉴定在鉴定程序上也存在违法情形，尤其表现在鉴定人和鉴定机构不是依照法律规定利用自身技术和知识亲自就委托鉴定事项进行检验鉴定，而是照搬其他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的检验鉴定结果，从根本上违背了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独立性和自身职责。

6、特别提请合议庭注意该鉴定书底部鉴定机构所作“特别说明”第一条，“检验鉴定结果仅对所送检材和样本有效。”这说明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仅对鉴定过程本身负责，假如委托机关没有向鉴定机构提供真实的建材和样本，鉴定机构对此检验鉴定结果不负责任。

通过以上六个方面的意见和疑问的提出，辩护人认为已足以支持辩护人对本次鉴定所送检材是否是案发当初被公安机关查获的被告人王××制造的物品的质

疑，而鉴定过程中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对鉴定程序的违反，是支持我们这一质疑的有一个理由。

二、实施本次物证鉴定的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及其鉴定人员同样不具备司法鉴定资格，其出具的鉴定报告和鉴定结论同样不具备刑事诉讼证据效力

（一）公诉人当庭提交的鉴定人职业资格证书不能证明鉴定人具有司法鉴定资格

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出示了实施本次鉴定的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三名鉴定人的鉴定资格证书复印件，但是，1、该三名鉴定人的鉴定资格均是由公安部授予，而不是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规定经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登记造册和公告后授予的。2、三名鉴定人登记的鉴定业务范围中，有一人为法医类鉴定，两人为痕迹类鉴定，均与本案涉及的鉴定项目不符（依据《决定》第二条的规定，本案的鉴定项目应属于其中的“物证类”鉴定；即使依照公安部的内部规章《公安机关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案鉴定项目也应属于“理化检验鉴定”）。由具有法医类、痕迹类鉴定职业资格的鉴定人对物证进行理化检验鉴定，是明显超出鉴定人的鉴定人的鉴定业务范围的，不仅全失技术鉴定工作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无法保证鉴定结果的准确性，同时也严重违反我国司法鉴定技术规程，尤其是违反了《决定》中有关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登记管理制度、须在登记的业务资格范围内执业的规定。

（二）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物证鉴定书不具有刑事诉讼证据效力

依据《决定》第二条、第三条、第七条、第九条的规定，国家对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等司法鉴定业务实行登记管理制度，只有经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登记造册并公告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才能依法从事相应的鉴定业务。侦查机关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设立的鉴定机构，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在诉讼中，对上述鉴定事项发生争议，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列入鉴定人名册的鉴定人进行鉴定，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应当在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名册注册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司法鉴定业务。

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辩护人认为，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及其鉴定人员，没有依照《决定》在依法主管全国司法鉴定工作的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登记造册并公告，从而取得司法鉴定资格，其所出具的物证鉴定书及其结论，属于《决定》第七条所规定的“侦查机关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设立的鉴定机构”，它随出具的鉴定报告只能为公安机关侦查工作服务，用来确定侦查方向等，一旦其鉴定结论在诉讼过程中发生争议，就必须委托有司法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就争议事项进行鉴定，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规定的、依法由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登记造册并公告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所出具的鉴定结论才具有刑事诉讼证据效力，经审查后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本案中，对于被告人所制物品是否属于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爆炸物”，被告人及辩护人对此已提出明确质疑，已经形成争议，就应当依法委托经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登记造册、公告并取得司法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进行鉴定，以查明事实，消除争议，

才是法律的正当程序。但是，在案件发回重审期间，侦查机关又委托本系统的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不仅属于“自侦自鉴”，难以保证鉴定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同时更违反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鉴定报告作为证据材料其提供主体是不合法的，此证据属于无效证据。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论述，辩护人认为，第一，由于侦查机关向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送检的检材是否属于原物存在重大合理怀疑，这一重大合理怀疑目前无法排除，依照法律应当认定公安部物证鉴定书及其结论与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第二，由于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及其鉴定人不具备法定司法鉴定资格，其所出具的物证鉴定书和鉴定结论是无效证据，不能有效证明本案事实，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其精神必须得到贯彻，其尊严必须得到维护，所有的下位法，包括公安部的内部规章，都不能与其发生抵触，任何违背《决定》的规定和做法，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第三，该物证鉴定存在多处程序违法情形，据此也足以否定其证据效力。

总之，辩护人认为，本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犯非法制造爆炸物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人民法院应依法宣判被告人无罪！

辩护人：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窦荣刚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武汉朱某某涉嫌寻衅滋事罪一审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朱某某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朱某某涉嫌聚众斗殴罪一审辩护人，接受指派后，我履行了律师职责，反复查阅了本案卷宗材料，详细向被告人朱某某了解了案情，庭审中认真听取了公诉机关指控意见，根据本次庭审结果，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朱某某犯有聚众斗殴罪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指控不能成立。为了更好的支持辩护人的这一观点，辩护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结合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望合议庭给予重视。 一、朱某某的行为不构成聚众斗殴罪。 按照我国刑法体系的要求，当我们要追究某个行为刑事责任时，首先要查明是该行为是否具备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是否是这些要件的有机整体。当某个行为符合了某种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时，才能认定其为犯罪，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否则就不能认定该行为是犯罪，更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朱某某犯有聚众斗殴罪，在审理聚众斗殴罪时，首先要明确该罪的犯罪构成，而犯罪构成取决于具体的法律规定，目前审理聚众斗殴罪的法律依据：一是《刑法》第292条。二是公通字[2008]36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三十六条：“组织、策划、指挥或者积极参加聚众斗殴的，应当立案追诉。”的法律规定。因《刑法》292条对“聚众斗殴”四个字未作任何解释和说明，而《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三十六条也没有对“聚众斗殴”法律含义进行界定。目前又没有相关“聚众斗殴”法律含义的司法解释，而一些学者只是从字面意思来解释什么是“聚众”，什么是“斗殴”。 为了准确界定“聚众斗殴”法律含义，确保司法统一，避免冤案、错案发生，在此有必要追溯一下“聚众斗殴罪”的由来及当时的具体法律规定。因“聚众斗殴罪”来自1979年的旧《刑法》，是从1979年旧《刑法》第160条的流氓罪分解出来的四个单独罪名之一，进一步深入到当时流氓罪司法解释当中，发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有“聚众斗殴”的界定标准，该《解答》将聚众斗殴法律含义界定为：“聚众斗殴，一般是指出于私仇、争霸或其他流氓动机，而成帮结伙地斗殴，往往造成严重后果。”明确了“聚众斗殴”法律含义，结合目前正在实施的《刑法》第292条，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中所规定的聚众斗殴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从中得出聚众斗殴罪犯罪构成要件是：一、犯罪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二、犯罪主体是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首要分子”是指聚众斗殴的组织者、指挥者策划者；“积极参加者”是指在斗殴中发挥重要作用者；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主观态势是出于私仇，争霸一方等流氓动机。客观方面表现为成帮结伙地斗殴，并造成严重后果。 回到本案中，结合本案事实来分析本案是否具备聚众斗殴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因结合本案事实进行分析，为此先回顾一下案件发生

诈骗案辩护词

安某诈骗一案辩护词 尊敬的合议庭组成人员： 浙江宇策律师事务所接受安某家属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安某涉嫌诈骗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现结合庭审调查，发表如下辩护意见，采信与否，请说明理由： 一、安某等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唯一理由是组长和组员在对具体对象实施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但并不成立。一方面，主观上没有证据证明组员在针对具体对象诈骗时有与组长共同联络，无并共同犯意。组长对组员的培训、指导、管理是不针对特定诈骗对象的。另一方面，客观上，除了起诉书中控制的有组长直接参与的犯罪外，并无证据证明组长参与了其他组员单独实施的诈骗。组长参与组员诈骗钱财的提成主要是老板为了激励组长对组员进行培训，教育，争取更多的收益，但不能因此当然的认为与组员间在针对特定对象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 二、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虽然唐某在被公安抓获与安某同组，但安某在公安2012年5月11日笔录第3页最后一段已辩解唐某是2012年4月才与自己一组，之前唐某和刘某一组；这一辩解与安某、唐某在法庭上的当庭陈述一致，与其他知情同案犯（刘祥某等）陈述一致，应当采信。但唐某被追诉的犯罪行为均发生在2012年4月之前（起诉书第16节所指挥的犯罪时间应属笔误），因此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三、关于安某的量刑情节。

1．起初也是受害者。安某大学毕业后刚进公司时并不知道单位实施的是诈骗行为，听信领导所谓的公司上市计划才决定留下来，因此，从另一角度讲，本案包括安某在内的好几名被告都是通过正常的招聘被骗进去犯罪的，还包括在大学校园应聘被骗进来的，从另一角度讲，也是受害者；也折射出了当代大学生求职就业中的一些问题，征对这一社会现象在量刑时应予考虑。 2．有进取心。安某在明知自己所为属犯罪行为时，也有改过从良之意，并报考了公务员（提交准考证），因此是有进取心的。只因就业难，心存侥幸，没有离开。 3．安某认罪态度较好，系初犯，希望在量刑时也予以考虑。 四、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 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出台的《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该规定，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0万元，根据浙江省的规定，诈骗罪数额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万元，因此在不考虑其他量刑情节的情况下，诈骗金额在5万元至50万元的应判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至少每相差6.4万元才相差一年有期徒刑。 综上，请求对安某在四年有期徒刑以下判处刑罚。 此致 XX人民法院 辩护人：刘海林 2012年10月23日

关于XXX盗窃案的辩护词

关于XXX盗窃案的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委托，指派XX律师担任被告人XXX被指控犯有盗窃罪一案的辩护人。辩护人接受委托后通过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结合法庭调查及公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共犯，应对XXX按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进行处罚。 首先，被告人与甲某没有盗窃的共同故意，双方事前并无通谋。被告人与甲某在集市上约定接到甲的电话到某地点收牛的行为不属于事前通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5年12月28日关于对窝藏、包庇罪中“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如何理解问题的电话答复的规定，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所说的“事前通谋”，是指窝藏、包庇犯与被窝藏、包庇的犯罪分子，在犯罪活动之前，就谋划或合谋，答应犯罪分子作案后，给以窝藏或者包庇的，这和刑法总则规定的主客观要件是一致的。本案中被告人只是与甲某约定被动地接到甲某的电话到事前不知道的不固定的多个地点去收牛，且约定时被告人并不知道甲某是否要实施盗窃以及可能实施盗窃的具体的盗窃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如何盗窃等内容。可以认定被告人XXX与甲某并没有事前通谋。 其次，被告人与甲某并没有共同的盗窃行为。 被告人并不知道盗窃的具体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并没有到犯罪现场，也没有帮助甲某实施犯罪行为。而只是在甲某的盗窃行为完成后才被通知到某一地点收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被告人的行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特征，应当对被告人XXX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进行处罚。 二、被告人有以下法定和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 （一）被告人有立功表现 被告人到案后，如实揭发了甲某等人的犯罪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应当认定XXX有立功表现。请法庭依据刑法关于立功的规定，对XXX从轻、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有以下酌定从轻的刑罚裁量情节 1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不掌握其具体犯罪事实时，坦白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使得本案得以迅速侦破，其认罪悔罪态度良好。 2 被告人积极主动地退还全部赃物，减少了被害人的损失。 综上所述，被告人XXX的行为只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不构成盗窃罪，同时XXX又有立功情节，请合议庭对以上事实和情节予以充分的考虑，对其从轻、减轻处罚，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辩护人： 山东XX律师事务所 年X月X日

寻衅滋事罪四要件

寻衅滋事罪四要件 寻衅滋事罪，是指肆意挑衅，随意殴打、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有人认为：“寻衅滋事罪，是指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肆意挑衅，起哄捣乱，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这一概念将寻衅滋事罪局限在公共场所是不正确的。 目录 概念特征 基本性质 1、寻衅滋事罪的客体特征 2、寻衅滋事罪的客观特征 3、寻衅滋事罪的主体特征 4、寻衅滋事罪的主观特征 构成要件 1、客体要件 2、客观要件 3、主体要件 4、主观要件

认定本罪与非罪的区分 1、本罪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2、本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 3、本罪与抢劫罪的界限 处罚 几点思考概念特征 寻衅滋事罪 寻衅滋事都是凭借自己或者自己一方的人多势众、力气强壮、凶狠残暴来“征服”对方，欺辱他人，以显示自己的强悍和无所顾忌，这类犯罪一般都发生在公共场所，但发生在非公共场所的情况肯定也是存在的。 新刑法典将寻衅滋事罪的客观表现形式规定为四种： ①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②追逐、拦劫、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 ③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④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首先，条文中所列举的第三种情形使用了“公私财物 ”这个字眼，那么进入居民私人住宅强拿硬要或者任 意损毁、占用无疑也应属于寻衅滋事罪。例如村民某甲，整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并纠集一帮“志同道合 ”者组成一帮，在乡里为非作歹，多次被公安机关拘

留。一日某甲又在农贸市场向某乙强要卖的西瓜，某乙不给，某甲遂窜到某乙家乱砸。这是一起典型的寻衅滋事案件，却发生在非公共场所。所以将寻衅滋事罪认定为必然发生在公共场所，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其次，条文中所列举的第四种情形明确强调“在公共场所”，那么由此似乎可以推知，对于其他三种情形来说，就既可以在公共场所，也可以在非公共场所，否则，在第四种情形中就没有特别强调的必要了。 基本性质 一、保护法益刑法分则规定各种具体犯罪，都是为了 保护特定的法益；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只有明确了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才能以该保护法益为指导理解构成要件，进而合理地认定犯罪。可以肯定的是，刑法规定寻衅滋事罪，旨在保护公共秩序或社会秩序。一方面，刑法将寻衅滋事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的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另一方面，刑法第293条项前规定，“破坏社会秩序”的行 为才成立寻衅滋事罪。 但是，公共秩序与社会秩序是十分抽象的概念，满足于将寻衅滋事罪的保护法益概括为公共秩序或者社会秩序，不仅不利于解释本罪的构成要件，而且有损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因为分则条文都是为了保护具体的法益，而非保护抽象的法

诈骗案辩护词

任晓敏诈骗案二审辩护词 唐红新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任晓敏的委托，指派唐红新律师作为任晓敏的二审辩护人。在在详细阅读一审案卷及公诉机关的案卷材料基础之上，辩护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任晓敏诈骗被害人杜菲的40万元有误。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具体辩护意见如下，请法庭予以参考： 一、原审法院认为任晓敏在电影拍摄合作失败后收取杜菲钱财与事实不符 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任晓敏在与李振岩签署《剧本转让协议》之后并未在合同约定期间内付款，该合同自动终止，并以此推论上诉人任晓敏在明知没有拍摄合作的情况下收取杜菲钱财，认为上诉人构成诈骗罪。 然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在本案中，虽然上诉人任晓敏在合同约定期内并未依照合同约定期限付款，其本身是违约行

为，应属于民事纠纷，并不当然的导致转让协议的解除。同时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导演李振岩也一直并未通知本案上诉人任晓敏，要求解除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六条之规定该转让协议尚未解除。 筹备拍摄电影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杜菲直至8月27日才将说好的40万元汇款完毕，已经错过6、7、8月份草原上最佳的拍摄时间，原先的投资拍摄计划需要进行调整。然而不幸的是，在其后短短的不到10天的时间内，徐虹、杜菲遂将任晓敏以诈骗罪向警方报案，随即任晓敏被警方抓获归案，对电影剧本的投资自然难以为继。 需要注意到的情况是，在《剧本转让协议》尚未解除，依据该协议任晓敏享有电影剧本《小牛的草原》版权及所有权，对拍摄电影的投资依然可以继续的情况下，任晓敏收取杜菲钱财，显然不能成立诈骗罪。 二、任晓敏没有诈骗的故意 《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2010年5月23日至2010 年8月7日期间，任晓敏与该剧本的编剧魏术学、导演李振岩经过多次商谈、反复斟酌情节、修改剧本。并于2010年6月18日签订了《联合拍摄电影合同》，后又于2010年8月7日签订《版权转让合同》。以上种种迹象足以表明《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任晓敏为了筹备拍摄电影《小牛的草原》也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可见其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骗取被害人钱财。 三、杜菲支付40万元是基于徐虹的要求

法律援助盗窃罪辩护词是怎样的-

法律援助盗窃罪辩护词是怎样的? 题要 法律援助是政府组织的法律援助机构为案件当事人提供的免费法律服务，它仅针对一些经济较为困难的当事人或当事人未成年等情况。法律援助律师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之后会为当事人进行辩护，那么，法律援助盗窃罪辩护词是怎样的?律师365小编在下文中为您提供了相关内容，一起来看看吧。 法律援助是政府组织的法律援助机构为案件当事人提 供的免费法律服务，它仅针对一些经济较为困难的当事人或当事人未成年等情况。法律援助律师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之后会为当事人进行辩护，那么，法律援助盗窃罪辩护词是怎样的?小编在下文中为您提供了相关内容，一起来看看吧。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 湖北朋来律师事务所接受江汉区司法局委托，指派我为被告人徐某某提供法律援助。本人接受指派后查阅了相关案卷，现结合法庭调查及公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某某构成盗窃罪没有异议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盗窃罪的规定以及本案相关证 据来看，被告人已经涉嫌盗窃犯罪。因此，对指控的罪名没

有异议。 二、被告人具有法定、酌定的从轻处罚情节 (一)被告人属于聋哑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自愿认罪，具有悔罪表现，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今天的庭审中，被告人认罪态度良好。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犯罪行为固然为法律难容，理应惩罚，但被告人被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自主控制能力较弱，无法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且其家人也表示日后会加强对被告人的看管和治疗，盗取金额也比较少，能够自愿认罪，积极悔改，具有多项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因此，本人建议合议庭按照我国刑罚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被告人宽大处理，给予管制、或者缓刑的处罚，以达到感化教育的功效，促使被告人迷途知返，浪子回头，重新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法庭参考并采纳。 辩护人：于XX

董某合同诈骗罪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董某合同诈骗案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饶为为，法学硕士，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诈骗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诈骗类案件的辩护工作。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董某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期间被发现还有漏罪未处罚，即涉嫌诈骗他人20万元人民币，但发现该漏罪时，该案的同案犯张某已经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判决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但是董某的漏罪却以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又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向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量刑意见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辩护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接受董某女儿的委托后，积极开展辩护工作，分析本案卷宗，最后以公诉人确定的罪名错误，并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最终法院采信辩护人的观点，将董某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并在董某有漏罪可能从重处罚的情况下，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与前罪剩余刑期合并执行。以下是本律师作为该案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并认为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更符合同诈骗罪教唆犯的犯罪特征。 首先，被告人董某指使张某用其所有的走私宝马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即为教唆行为，而抵押借款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张某亦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利用该走私车向被害人周某进行了抵押借款，即被教唆的人犯了教唆的罪。 其次，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并未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一方，被告人董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再次，被告人董某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张某与被害人周某签订借款合同而实现的。被害人周某所遭受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某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借款也是与借款合同有关的标的物；非法占有借款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张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实际为同一客体。 综上，被告人董某与张某属于共同犯罪，其犯罪行为应当与张某的犯罪行为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其为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为17万元。 因被害人实际仅向张某卡内汇款17.4万元，且张某仅将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另4000元无证据证明用于支付公司房租。 三、被告人董某的教唆行为，在本案中仅起次要作用，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被告人董某采取的教唆方式较为缓和，教唆内容简单 首先，从本案张某和汪某的笔录均可以证明，被告人董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均只有授意，并未对二人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极端方法。 其次，被告人仅授意张某利用其拥有的宝马走私车抵押借款，并未指使张某和汪某伪造与车主陈杰的车辆买卖合同。虽然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均称是受被告人指使而伪造的车辆买卖合同，但是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对该事实的陈述矛盾，并不能相互认证，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的两次讯问笔录均记载：“因为用车抵押借款需要车辆买卖合同，董某说他和陈杰关于鄂DE0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丢失了，找不到了，还联系不上陈杰，他就让我和汪某签的这份假合同。当时董某还拿出了一份陈杰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让汪某按着身份证的信息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或书写的。”而在汪某的询问笔录记载：“董某打算亲自拿此车的买卖合同（书面显示是陈杰和董某签的）去借款，但当时好像他因为犯病了，就让我按照原合同打字并填写并

不构成盗窃罪辩护词

不构成盗窃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浙江万豪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赵XX亲属的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我担任其一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开庭前辩护人仔细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赵XX，结合今天法庭调查情况，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赵XX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理由如下： 1.在主观方面，赵XX没有和张XX等人共谋盗窃电瓶三轮车，赵XX的主观意愿是想用购买张XX等人的三轮车再进行出售而牟取利益； 2.在客观方面，赵XX没有实施盗窃行为； 3.张XX等人的盗窃行为和赵XX的收购赃物行为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行为。如果收购赃物是张XX盗窃集团的组成部分，那么赃款也应由犯罪集团统一分配。而本案的实际情况是赵XX接收电瓶三轮车后，由其丈夫陈XX 高价卖出，从中每辆赚50-60元钱，并不存在销售赃物后与张XX等人共同分配赃款的事实。这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盗车行为与收购赃物行为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行为。 辩护人认为：收购赃物构成盗窃罪共犯必须具有事前通谋，并且对盗窃必须具有共同协商的行为，事后对盗窃分子所窃赃物予以收购。对“事前通谋”，应理解为“事前共同商议盗窃”。只是连续多次收购赃物不足以认定是事前通谋。本案中，张XX等人盗车前，与赵XX不存在谋划或合谋，赵XX只是知道张XX等人可能要去盗窃，但对张XX等人去盗车的时间、地点、作案的具体目标等均不知情；张XX等人盗车时，赵XX既没有直接参与，也没有就每次特定的盗窃行为对张XX等人进行教唆、组织、或提供帮助（如指示作案目标、时机，提供作案手段，指引作案路线等）；张XX等人是在每次作案得手后才联系、商谈销赃。所以，赵XX主观上与本犯张XX等人事

涉黑犯罪的辩护词

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 Jiang Su Co-Far Law Firm 中国〃南京〃石头城6号石榴财智中心05幢邮编：210013 building 05,6 shitoucheng Rd,gulou district,Nanjing, 210013 PRC 电话Tel：(86)-25-6851 5999 传真Fax：(86)-25-6815 6199 黄某某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犯罪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受黄某某家属委托和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聚众斗殴、开设赌场犯罪被告人黄某某的辩护人。 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参加了法庭召集的庭前会议，参加了法庭调查，从而对本案的案情有了比较客观、全面和深入的了解。辩护人认为：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武检诉刑诉【2013】157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某某犯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不能成立。 一、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起诉书》指控黄某某早期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2003年至2007年，2007年脱离组织），该指控缺乏证据支持。 第一、《起诉书》中指控黄某某的内容多处自相矛盾，基本事实没有查明。 1、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聚众斗殴 《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部分第9页第11行至第15行:“2003年至2011年10月31日期间，为争夺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小河地下赌博市场，被告人陈志相组织、领导被告人陈伟……及黄某某等人，分别与以刘红夫……为首的赌博团伙3次持械斗殴。其中，被告人陈伟……黄某某、陈玉建各参与1起”；

同一页第21行“（2003年下半年间）……至2004年11月间，黄某某组织人员与刘红夫一方多次持械斗殴……”。 那么，在起诉书指控的黄某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期间（2003年至2007年），黄某某到底参与了几次聚众斗殴？根据现有证据以及2005年5月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只能认定黄某某参与1次聚众斗殴！即2003年12月23日下午与刘红夫等人的聚众斗殴。但该次聚众斗殴黄某某已经承担过刑事责任。 2、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开设赌场 《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部分第13页24行：“2003年至2008年间，被告人陈志相、陈伟伙同被告人黄某某等人纠集了被告人……等人开设赌场”；第15页第3-7行：“被告人黄某某虽在服刑，但因其与刘红夫一方斗殴及隐瞒了与被告陈志相、陈伟共同犯罪事实保障了该赌场的顺利进行而享有相应分成，2007年初刑满释放后获利人民币30万元”；第10页第3-4行：“2004年11月，黄某某因本起斗殴及其他赌博犯罪被常州市新北区公安机关抓获后被判刑惩处”。 黄某某2004年11月被抓获，2005年5月被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其中一项罪名是：“赌博罪”（见《起诉书》第2页19行）。2006年6月《〈刑法〉修正案（六）》公布实施之前，赌博罪包括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三种行为，开设赌场罪是《〈刑法〉修正案（六）》从刑法第303条赌博罪中分离出来的新罪名，修改后的赌博罪只包括聚众赌博和以赌博为业两种行为。那么，2005年黄某某被判承担责任是因“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三种行为”中的哪种行为？《起诉书》所谓“其他赌博犯罪”是指什么？如果不能查明，疑点利益应当归属被告人，即因该开设赌场行为黄某某已经承担过刑事责任！黄某某无需再次为2007年以前的赌博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黄某某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 XX周立太（开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唐冬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本案涉嫌诈骗罪被告人唐冬的辩护人，现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并就本案客观事实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公诉机关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问题 （一）首先，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唐冬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构成诈骗罪的指控，没有异议。 （二）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 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领取另一个人（配偶）的移民补偿款事出有因，不应列入嫌疑犯罪金额。 在移民拆迁登记过程中，被告人唐冬想到马上就要结婚生子了，于是就把未婚妻廖芩的名字和所怀孩子取名为唐聪的名字先登记了上去。廖芩自称达到了结婚法定年龄的，去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时才知道廖芩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结果就没办理到结婚证。后来因为怀的孩子流产和其它一些原因，被告人唐冬与廖芩分了手。移民拆迁登记时又已经登记上报了廖芩和小孩唐聪的名字。这个情况，移民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是知情的。于2018年6月左右比较快速的办理了移民拆迁补偿的手续。再之后经人介绍被告人唐冬与李玉婷认识恋爱并于2018年7月1日办理了结婚登记。被告人唐冬多次到移民局请求把原来移民拆迁登记的廖芩的名字更改为李玉婷。但是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说：“廖芩的名字已

经登记上报了，不好更改，反正你只报了一个配偶的名额。”后来一直以廖芩的名字领取到的配偶这个名额的移民拆迁安置补偿款。 根据以上事实，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犯罪金额为39763.32元。 综上，本辨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人民法院能够根据本案客观事实，结合相关法律，对本案部分事实予以重新认定。 二、关于本案的量刑情节 就本案而言，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唐冬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具有明显的酌情从轻、减轻情节。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1、被告人唐冬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有自首情节。 2、被告人唐冬过去一贯表现良好。 3、被告人唐冬是初犯、偶犯，获利也不多。其主观恶意不大，只是因一时贪念以及对法律的无知，参与了诈骗。 4、被告人唐冬在归案后，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并且已经在审查起诉阶段之前积极退还了赃款。在审查起诉阶段，能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5、被告人唐冬的犯罪行为已即将超过追诉时效。按照我国“历史从宽、现行从严”的刑事政策，请求人民法院从宽处理。 以上辩护意见，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充分考虑。 辨护人：刘朝阳

盗窃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亲属的委托，指派李渝生律师为被告人郑国强提供辩护。辩护人接受指派后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相关案卷，现结合法庭调查及公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辩护人对公诉人对本案盗窃罪的定性不持异议，但在此想就本案事实部分做两点说明： 第一，被告人郑国强实施的盗窃行为是5次，而不是121次。公诉人在起诉书中称被告人"通过网上银行先后121次从他人账户非法转入金额30497元到自己的账户"，辩护人认为这一点与事实有出入，疑为公诉人的笔误。公安机关提供的对被告人的讯问笔录第39页和第40页载明，被告人从2000年4月27日至2002年6月中旬先后5次通过网上银行转账121笔，即是说被告人通过网上银行共作案5次而不是121次。 第二，关于盗窃数额巨大的问题。公诉人在起诉书中称被告人盗窃数额巨大，辩护人没有异议，但辩护人想说明的是本案被告人盗窃的具体数额是30497元，刚刚达到盗窃罪关于数额巨大的起点30000元，所以辩护人恳请合议庭能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另外，本案中被告人具有如下从轻或者减轻的情节，请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首先，从主观上来讲，被告人郑国强的主观恶性不大。被告人郑国强年龄较小，系初犯，以前从未受过任何处分，工作业绩也不错，系原工作单位培养的年青工作骨干。被告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与他平时法律意识不强和一时心存侥幸有很大关系。2001年4月27日，被告人在网吧上网通过网上银行取钱，因输错自己的"阳光卡"账号，发现与自己同期受赠"阳光卡"的持卡人没有及时修改密码，所有的卡只是卡号不同而密码一样。当时，被告人正面临结婚，需要大量花钱而手头并不宽裕，面对这次偶然发现的没有设防的金钱诱惑，被告人没能经受住考验，于是犯下了令他今天后悔没及的错误。当然，这并不能成为其犯罪的借口，究其犯罪的根源，应该说是由于挣钱少而又面对没有设防的金钱诱惑的原因，加上他自己自我约束、控制能力比较差，再加上结婚需要钱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如果没有以上因素的促成，被告人可能不会走上犯罪道路，还有可能继续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好青年。因此，可以认为，被告人通过自己懂得的一点计算机知识，利用受害人的麻痹大意，走上犯罪道路，只是一念之差，心存侥幸所致，比起那些惯犯，或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来讲，其主观恶性并不算大。 其次，从犯罪后果来讲，本案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被告人只是秘密地侵犯财产权，没有对他人的生命健康及人身权利构成危害。因每个受害人损失的金额较小，除有一位受害人报案外，没有其他反应，说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没有给社会造成大的危害。另外，案发后被告人及其家属马上就退还了全部赃款，挽回了受害人的损失，从而最大限度地弥补了由于其犯罪行为而造成的后果。 第三，被告人具有悔罪表现，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从庭审的证据可以看出，本案能够顺利地得以侦破，被告人积极主动交待犯罪事实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从整个案件的侦查到起诉再到审判，从被告人的口供中可以看出，被告人在案发后能够积极主动、全部、彻底地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明被告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良好愿望。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被告人服从管理，能积极协助管理人员开展工作。从今天的庭审情况来看，被告人也能够主动交待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良好。

被告人寻衅滋事罪一审辩护词

被告人**寻衅滋事罪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安徽皖松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母亲**的委托，指派江石焰、陈文律师担任被告人周勇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本辩护人查阅了案卷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周勇，了解有关案情。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以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之规定，构成寻衅滋事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此，本辩护人不持异议。 二、被告人**具有如下法定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 1、被告人**出生于1996年10月8日，公诉机关依法审查查明犯罪的时间为2014年7月27日，被告人**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一、三款的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本案为共同犯罪，被告人**在本案中起次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3、被告人**自愿认罪。本案中被告人**在接受侦查机关讯问时，其在讯问笔录中都如实供述了自己罪行，前后完全一致。从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到法院阶段，从未出现过拒不认罪，翻供等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4、被告人**及家人对被害人**的伤害表示深深的歉意，并积极的赔付了被害人**的各项医药费，被害人及家人对被告人已表示谅解，并向法院出具了谅解书，恳请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5、被告人**主观恶性不深。被告人**与被害人之前认识，也没有任何矛盾纠纷。此次犯罪并没有提前预谋，完全是因为想在女孩子面前表现一下，临时约被害人见面，双方见面发生了语言冲突，刺伤被害人的行为并不是被告人所为，且所使用的匕首也不是被告人预先携带的，从而可以看出被告人在本案中主观恶性不大，应酌情从宽处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6条规定，“对所犯罪行不重、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较小、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要依法从宽处理。对于其中具备条件的，应当依法适用缓刑或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 23条规定“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综上所述，被告人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且自愿认罪，认罪态度好，主观恶性不深，社会危害性较小，又有悔罪的意愿，被害人表示谅解。且从《刑法》的立法宗旨来看，惩罚只是一种对犯罪的处罚手段，而其最终目的是让犯罪分子能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能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为此，本辩护人恳请法庭能给被告人一个悔过从新的机会，对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望请能予以采纳。 谢谢 辩护人：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二日

电信诈骗 诈骗罪 辩护词

王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福建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王某某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被告人王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的辩护人。现辩护人就本案事实，结合庭审的情况，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 首先，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没有异议；但在犯罪事实方面，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其中5起诈骗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扣除相应的数额，以221850元认定本案的犯罪数额。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害人包XX、张XX、黄XX被诈骗案与本案被告人无关。 1、本案，现有证据仅能证明上述被害人遭遇类似的诈骗手法从而将款项汇入李XX、樊XX的银行账户，但无法证明该三起诈骗发生时上述户名为李XX和樊XX的银行卡系由本案被告人持有、钱款由本案被告人提取；另，侦查机关亦未从被告人处扣押到与上述三名被害人所接的诈骗电话号码相关的电话卡，同样没有证据证明三名被害人接到的诈骗电话系由本案被告人拨打的。 2、本案三名被告人均未供述对包XX、张XX、黄XX实施了诈骗行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首先，公诉机关在没有其他证据与三名被害

人的陈述形成证据链，从而证明上述三起诈骗行为系由被告人王某某实施，仅以本案被告人使用过李XX的银行卡诈骗了被害人陈余，以及被告人使用过樊XX的银行卡，就推定包XX、张XX转款至李XX的银行账户、黄XX转款至樊XX的银行账户也是由本案被告人诈骗行为所致，明显具有主观臆断性。其次，公诉机关指控三名被告人共同实施了上述三起诈骗犯罪，即共同犯罪。但在上述三起共同犯罪中，三名被告人各自的分工、具体的行为以及分赃的情况等影响量刑的情节均未查明。因此，无法达到上述法律规定中第（一）项“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的要求。最后，本案尚且不能排除上述三起诈骗行为仅由被告人朱光照与戚双喜二人共同实施、或二人当中的一人单独实施、又或是其中一人与案外人员共同实施的合理怀疑。加上案涉诈骗手法在当地是人尽皆知并被广泛使用以及用以诈骗使用的银行卡具有极快的流转性。所以，本案同样无法排除上述三起犯罪行为均由他人利用同样的手法使用李XX和樊XX的银行卡实施的可能性。 因此，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三起诈骗犯罪的证据不符合确实、充分的条件，依法不能认定。 （二）颜XX被诈骗案亦与本案被告人无关。首先，公诉机关指控的该起犯罪同样没有供述，且存在证据不符合确实、充分的条件的问题。此外，本案用以证明该起被诈骗款项支付的证据仅为被害人颜XX提供的支付宝手机截图，该截图作为证据本身并不具备合法性与真实性，依法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侦查机关亦未调取户名为张煊龙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导致本案无法查明颜XX是否实际向张煊龙的银行账户转账15000元。因此，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该起诈骗犯罪事实的发生。

盗窃案辩护词

盗窃案辩护词 盗窃案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的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委托以来，我会见了被告人，详细查阅了案卷，今天又依法出庭参加了庭审调查，可以说，我对本案的了解是全面的。本辩护人认为：起诉书对被告周某盗窃罪的指控不能成立，请求法庭依法宣告被告周某无罪。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向公诉人质疑，供合议庭参考。 一、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所谓事实清楚，是指构成犯罪的各种事实情节都必须是清楚、真实的。这就必然要求：1、据以定案的单个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2、单个证据与事实之间必须存在客观联系，而且具有相当的证明力。所谓证据充分、确实，是指案件的证明对象都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其真实可靠，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这就必然要求：1、所有证明对象都依法收集到相应的证据;2、证明对象都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并且能够排除合理怀疑，从而达到确然的程度。 详细查阅案卷，就不难发现本案疑点重重，实难定案。起诉书指控我的当事人伙同易某某、李某某三人共同盗窃手机，而本案中除了孤立的证据李某某供述称被告人周某实施了盗窃行为，并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而易某某的供词和周某的供词却都证实周某在本次盗窃案中，周某案前并没有参与达成盗窃的犯意，也不知情，实施盗窃过程中也没有参与盗窃行为。虽然在易某某和李某某实施盗窃时周某可能知情，但是作为公民的周某并没有强制性的义务去揭发、去阻止。 二、其他疑点 1、虽然本案被告人李某某的供述称，实施盗窃行为的是易某某和周某，假设该供述成立，试问如果作为是正常人而且在精神上没有问题的一般人在实施盗窃行为后，会否把自己所

诈骗罪成功辩护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合议庭： 四川迈德律师事务所受本案被告人李某某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曾永红、李松琴律师担任李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的辩护人。经过刑事诉讼程序，辩护人对本案的案情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某构成诈骗罪的指控不能成立，应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被告人李某某定罪量刑。 1、本案被告人李某某无论是否明知其实施转账分流的资金来源于诈骗所得，均不成立诈骗罪。其一，李某某等人对于有关资金可能属于犯罪所得，是属于违法性认识。是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基本前提，如果不明知有关资金属于犯罪所得那是没有违法性认识是不成立犯罪的。其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第五款明确规定“明知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以下列方式之一予以转账、套现、取现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3，多次使用或者使用多个非本人身份证明开设的信用卡、资金支付结算账户或者多次采用遮蔽摄像头、伪装等异常手段，帮助他人转账、套现、取现的4，为他人提供非本人身份证明开设的信用卡、资金结算账户后，又帮助他人转账套现、取现的……。实施上述行为，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此条规定已经明确在事前无通谋的情况下，明知是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主观条件。帮助他人转账、套现、取现是客观行为要件。因此，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明知是诈骗所得而予以协助转账、取现的属于诈

骗罪的共犯是存在逻辑错误的。明知不是犯罪行为，通谋才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各被告人与犯罪团伙存在通谋行为。 2、无论王某某是否与诈骗团伙是否存在事先通谋，对于李某某均只能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理由如下：其一、王某某实际存在两个行为一是组织谢某、李某某等进行转账，取现等洗钱活动，二是向诈骗团伙发送银行卡。因此，李某某等人与王某某的犯罪故意存在重合，但不完全相同。也许诈骗团伙归案以后能够查证王某某与其有通谋行为，甚至追究王某某的诈骗罪刑事责任。但并不影响本案各被告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其二、目前与王某某联系接单的上家身份不明，虽然从现有证据可以证明被害人损失的资金部分流入各被告管理的银行卡，但仍然不能确定与王某某联系人员属于诈骗团伙成员以及存在共谋的客观事实。 3、李某某等人所实施的行为属于诈骗等上游犯罪既遂以后独立实施的下游犯罪。即便没有李某某等人的参与，也不会显著提升诈骗的成功率。电信诈骗成功率的高低取决于诈骗团伙对于被害人的识别、诈骗媒介的利用、诈骗情景的设计等因素。而不再于资金被骗后的多手转移、隐瞒。因此，即便没有本案被告人的参与，电信诈骗的危害和风险依然没有消除。因此，各被告人的行为仅仅是增加了公安机关查缉诈骗的难度，而非导致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本案各被告的行为，与电信诈骗行为从社会危害性来讲明显不具有相当性。 二、对李某某的量刑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情节 1、在本案中，李某某应认定为从犯。、 （1）关于李某某入股10万元不应明显影响他在本案中的从犯地位的认定：其一、该款确系由王某某借用，且因其无法偿还后由其提出让李某某作为股东，但实际上10万元已经用尽，只是王某某的还

盗窃罪辩护词范文

盗窃罪辩护词范文 盗窃罪辩护词范文 尊敬的审判员： 安徽虹途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的委托，指派姚立基律师为被告人***提供辩护。辩护人接受指派后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相关案卷，现结合法庭调查及公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辩护人对公诉人对本案盗窃罪的定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被告人***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不大，犯罪情节较轻依法应从轻或减轻罚： 第一、从主观上来讲，被告人***的主观恶性较小。被告人***系初犯，以前从未受过任何刑事处分，工作业绩也不错，系工作单位培养的年青工作骨干，在居住地也一向表现良好。2012年8月3日20时许被告人***因饮酒过多，在很长时间都未能打到出租车的情况下，临时想找辆车子骑回家，其只是急于找到交通工具而临时解决回家的交通问题，与恶意盗窃、占有他人财产还是有区别的。并且。被告人是在醉酒的状态下，一念之差而做出失去理智的违法行为。 第二、本案涉案金额为2550元，稍微超过安徽省认定盗窃数额较大的标准，犯罪情节较轻。 第三、从犯罪后果来讲，本案没有造成多大的社会影响。被告人只是秘密地侵犯财产权，没有对他人的生命健康及人身权利构成危害。涉案的洪都牌黑色踏板式燃油助力车当场被追回，于2012年8月6日由公安机关发还给受害人。另外，案发后被告人及其家属向受害人支付了车辆的修理费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弥补了由于其犯罪行为而造成的后果。 第四、被告人具有悔罪表现，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从整个案件的侦查到起诉再到审判，从被告人的口供中可以看出，被告人在案发后能够积极主动、全部、彻底地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明被告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良好愿望。在取保候审期间，被告人服从管理，随叫随到。从今天的庭审情况来看，被告人也能够主动交待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