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启超到李慎之

20世纪中国的“新道统”

——从梁启超到李慎之（何家栋）

三年前，我在喻希来《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欲把握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风貌，需全面了解它的政治家、学问家、企业家、军事家、艺术家，但提纲挈领的还是认识它的思想家。人们以往习惯于从孙中山（或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个“政统”的角度解析20世纪的中国，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增补由思想家们所构成的“道统”。从某种意义上说，道统的重要性还在政统之上。如果在总结一个世纪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21世纪中国继续现代化、与世界接轨、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大方向，就需要确认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新道统”。在笔者看来，其主链应是梁启超——胡适——顾准。再延续下去就涉及到活着的人，尽管会有争议，窃以为李慎之还是众多具有候选资格的思想家中领先的一人。在90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义大旗，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中国思想史上却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在不久前怀念慎之的文章中，我更加明确地指出：新道统的主链应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一些朋友写信给我，希望对此略加申说。

在早期文明中，政统与道统是合二而一的，张灏称之为“宇宙王制”（cosmological kingship）。在这种体制之下，国王是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是人王也是法王。公元前十世纪至二世纪间（所谓“枢轴时代”），在以色列、希腊、波斯、印度和中国各地几乎同时出现以具有“超越”意识为特征的宗教与哲学运动，包括西方的希腊哲学、犹太教（和随后的基督教），印度的耆那教与佛教，以及中国的儒教等等。这种超越内化的思想在政治文化中造成了二元权威中心的契机。这个政治文化的契机在西方文明后来的历史演变中是逐渐实现了。但是这一契机在中国文明中的发展很不稳定，时隐时现，若断若续，以致二元权威的思想一直未能在思想传统中畅发与确立。在汉代“独尊儒术”后形成的国家宗教，教主并不是孔子及其传人而是历代君王。一直要到韩愈、二程、朱熹，才逐渐把所谓“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的“道统”彰显出来。道统首先是思想学术的统系和精粹，认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所表达的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把道统从政统、皇统中独立出来甚至凌驾于后者之上，就可以用“圣人之言”来拒绝和匡正当朝执权柄者的悖谬之言和随意之政。道统也体现为古来贤君良臣面临各种情形时的行为举止，构成一种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即使贵为天子，也必须从小学习和终生遵循。这样，道统一方面为政统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撑，另一方面对于皇权专制也构成一定的制衡。国民党把政统和道统系于孙中山一身，林彪给毛泽东加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顶冠冕，是对历史的一种反动、对思想的一种扼杀，是现代专制主义后来居上、达到极致的一种表现。

当中国文明的道统成型之际，西方文明的道统再次发生分裂。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西方的道统分化为教统和学统，教统掌控大众伦理，学统传承精英文化。而20世纪初的所谓“儒教”，仍是一种教统与学统的混合物，袁世凯、康有为、陈焕章等人把孔教国教化的企图，引起了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反弹，结果不仅没有把孔孟之道宗教化，连它的学统地位也被从根本上动摇了。我在这里所说的新道统，主要是指新学统，至于中国的教统是否需要接续、或者再造、或者引进，或者扬弃，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同样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

（一）

康有为想要在“创造性阐释”基础上复兴孔教的努力没有成功，反而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戴季陶把孙中山装扮成“继往开来，道统直承孔子”，结果却疏远了五四以后的中国知识青年，断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基业。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新学统对旧学统的替代，标志着中国传统思想的断裂与中国思想传统的蜕变。新学统虽然还是用中国的语言文字来表达，也尽量用中国的典故事例来阐释，但其内涵思想的渊源却是西学。新学统影响所及，首先是精英文化或者说上层文化，至于中国的大众文化或者说下层文化，还有着根深蒂固的前“枢轴时代”巫史传统的遗存。它们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譬如说20世纪初的义和拳情结，“文革”中的政治癫狂与社会迷乱，以及最近SARS疫情引发的种种民间反应。新学统的核心话语是现代化，包括国家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而分歧最多、障碍最大的则是政治领域的现代化即民主化。如果我们把关注点聚焦在现代化尤其是民主化上，中国新道统（新学统）的鼻祖只能是梁启超。无论是同代人的严复，还是晚一辈的陈独秀、胡适、毛泽东，对此都是认可的。

梁启超不仅是将民族、国家、国民等新术语引入中国思想界的第一人，也是宪政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等新观念的权威阐释者。他不仅比其他人做了更多的引进和宣传工作，而且从现在的眼光看，他依然是这些思想在中国的“正宗”。譬如说民族主义。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是基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也叫做“国族主义”。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国族主义势必是一种“大民族主义”。“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起初是“驱逐鞑虏”、“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的“小民族主义”。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开始向梁启超靠拢，从种族主义转向国族主义，从“小民族主义”转向“大民族主义”，但还留下一条民族同化的尾巴。此时他鼓吹：“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用现在的话来说，梁启超倡导的“大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孙中山心目中的“大民族”是同化了各少数民族的单一大汉族国家。又譬如说民主主义。不管梁启超一生思想怎样多变，他在民国建立后始终没有离开民主、自由、人权的思想底线，而且是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清室复辟、再造共和的主要功臣。严复虽然是最先在中国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思想家，但晚年思想趋于保守，成为“筹安会”罪魁之首。在孙中山晚年诠释的三民主义中，自由主义受到抨击，民权主义受到“先知先觉”论、“国民资格”论（接受国民党训政并宣誓效忠党义后才能获得国民资格）的阉割，由此开启了“党在国上”、“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

梁启超的某些洞见，为他的后辈所忽视或反对，因而直到今天，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他在《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中说：“讲到国计民生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潮的人，渐渐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但我的意见，提倡这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至于实行的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欧洲为什么有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欧洲面临的迫切问题是改善多数劳动者的地位，中国的迫切问题则是使多数人民变成劳动者，因为中国人十之八九尚处于“欲求一职业以维持生命，且不可得”的境地，国民的多数属于游民阶层。如何使游民变成劳动者呢？“舍生产事业发达外，其道无由。生产事业发达，……我之需要品，不必仰给于伦敦、纽约、巴黎、大阪，然后我多数人之职业，不致为伦敦、纽约、巴黎、大阪之劳动者所夺，然后我之游民可以减少，而我之劳动阶级可以成立。劳动阶级成立，然后社会运动得有主体，而新社会可以出现。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逾越之阶段，殆如此。”至于资本主义之流弊，可以“矫正态度与疏泄态度”加以克服。前者即“奖诱资本家，唤起其觉悟，使常顾及劳动者之利益，以缓和劳资两级之距离”；后者即“设法使生产事业，不必专倚赖资本家之手，徐图蜕变为社会共同事业”。经过七十多年的历史检验，胡绳在去世前才对上述观点作出了比较公允的评价。可以说梁启超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见解，还在陈独秀与胡适之上；直到1990年代，吴敬琏和邓小平才接续了梁启超的思想。

从21世纪回溯以往，自然不难发现梁启超在一个世纪前的思想缺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受性别、阶级、学识限制的公民普选权还没有在欧美国家普及，因而梁启超在那时鼓吹的还不是“大众民主”而是“小众民主”，即以伸张“绅权”为目标的“宪政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积极推动“国民运动”，扩展了政治参与主体的范围，但出于对民初党争的失望，他不是用国民运动来辅助政党政治、议会政治，而是试图用前者来取代后者。他在研究系刊物《改造》的发刊词中宣称，"同人确信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五四以后中国政治的走向。

（二）

严复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时认为，为了“愈愚、疗贫、起弱”，避免在国际生存竞争中弱肉强食的遭遇，可以不考虑伦理道德的问题，“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然而，以“天演论”为思想依据，从政治功用和工具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宪政、民主，很容易因为一时的成败得失而发生动摇。到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都强调要以伦理学而不是进化论作为民主主义的思想根基。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认为，仅仅引进共和立宪的制度而不引进“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的“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那样的“伪立宪”就成了专制政府的“装饰品”。“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胡适则鼓吹“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在

《新思潮的意义》中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

胡适主张把宪政民主的政治诉求建立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之上。他倡导“使各人自己充分发展”为“人类功业最高一层”的“易卜生主义”，或者叫做“健全的个人主义”。他把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分为三种：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Egoism），其性质是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独善的个人主义，不满意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奈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针对独善的个人主义——“新村运动”鼓吹者所说的“改造社会要从改造个人做起”，胡适指出，“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根本观念是：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从改造这些造成社会，造成个人的种种势力做起；改造社会就是改造个人；这种改造一定是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这种改造是要奋斗的，对于反对改造的旧势力，应该作正当的奋斗，不可退缩。针对国家主义者所鼓吹的“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胡适向青年呼吁：“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种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少年的朋友们，不要笑这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腐思想！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

可惜的是，胡适的上述观点在五四以后就已经被认为是“落伍”甚至“反动”的思想。20世纪中国思想界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便是“趋新”，不肯老老实实地、脚踏实地地争取“一尺一步的改造”，总想来一个“大跃进”，“迎头赶上”欧美国家。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胡适的一班朋友倒向了共产国际和无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在欧洲崛起，胡适的另一班朋友又倒向了“德意模式”和“新式独裁”。惟有胡适，是上个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中国最坚定地维护宪政、民主、自由、人权的思想家。他既反对孙中山、蒋介石的“训政”、“党治”，也反对陈独秀、瞿秋白的“阶级斗争”和“苏维埃政权”。陈独秀曾是最负盛名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帅，“德先生”最热烈的鼓吹者，但他后来走了很长的一段弯路，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到托洛茨基主义，晚年才回到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来。很多人推崇鲁迅，认为鲁迅的思想高于胡适。确实，鲁迅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在20世纪中国无人能出其右，但他对于挣脱传统枷锁后国人应当何去何从，很少有明确的指示，这大概与他内心深处对于“国民性”的悲观看法不无关系。而且在他身上，自由的倾向与专断的倾向纠缠在一起，很难分得一清二楚，他反对“宽容”、反对“费厄泼赖”，就不好说是一种民主的风度。

胡适留给后人的不仅有阐述自由民主理念的文章，还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处世态度和行为风范。刘东曾极为传神地刻画了胡适的特点：“总是号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但又总是注意保持个人的独立地位；总是珍重自己对政治的发言权，但又总是超乎政治之外地不愿付出卷入其间的代价；总是强调个人的独立判断能力，但又总是愿意以社会共同利益为准；总是批评社会的种种弊端，但又总是保持一种温和节制的态度；总是和现存的政治组织离心离德，但又总是尊重和利用现行的法律秩序；总是要求社会制度的不断改革更进，但又总是不赞成使用激进的手段；总是祈望人类历史的不断进化，但又总是渴望看到这种进步能够取道于缓慢的调整；总是在内心深处对人的生存状态怀有强烈的价值理想，但又总是倾向于在现实层面采取审慎的经验主义方法……”

吴国光最近指出：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的宪政观念，在本质上却具有“反政治”的特点。归纳起来，这些“反政治”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第一，是对于人性和政治的理解沾染浓厚的乌托邦色彩，认为宪政政治也好，更加高级的某种什么政治也好，都要建立在对于人性的改造上面，而不是从对于人性的现实理解出发来观察和分析政治。第二，则是严重的精英主义，尤其是文化精英主义，从而完全忽略一般民众对于政治改造或建构宪政政治的作用；而这种文化精英主义一旦扩展到政治领域，则不免向宪政政治的对立面比如“贤能政治”甚至“开明专制”转化，因爲它的目光是聚焦在政治领袖方面，而不是对于政治领袖的制约。第三，也是最为关键的，是其文化中心主义的思路，强调的是道德、觉悟、知识和素养，忽略了政治的关键因素：利益和力量。

胡适的自由主义具有“重行动而不重纯粹理论”的学术特色，相对于严复和梁启超在鼓吹自由主义

基本概念上所作的努力，胡适在实现自由人格方面的兴趣显然远超过输入学理，对他来说，自由主义之所以可贵，并不在于它是一种完美的形上学架构，而在于它是一种普通的、人人可以享受到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性的行为。然而，完整的生活方式包括三个领域：个人“私性”领域，比如谋生、恋爱、亲情等；社会公共领域，比如公众舆论、社团活动、社区参与等；国家政治领域，即国家公权力建构与发挥作用的领域，比如党派活动、公职人员选举、政策制定及其强制性实施等。在梁启超及其同人告别代议政治后，胡适没有能够像许多人希望的那样，把自由民主主义政党引入中国政坛。终其一生，胡适都没有跨越从“谈政治”到“干政治”的界限。而如果没有国家政治领域中的自由主义实践行动，把专制制度转变为民主制度，就不可能真正赢得个人“私性”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中的自由主义生活方式。所以，吴国光称胡适是一个“空想的自由主义者”。

（三）

胡适的自由主义学统在台湾得到殷海光等人的传承，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经过雷震等几代“行动的自由主义者”前赴后继的奋斗，到1980年代后期终于迎来台湾的民主化转型。在大陆，自由主义的学统却出现了几十年的断层。1949年毛泽东把自由主义、“民主个人主义”分子宣布为“美国的第五纵队”，表示用“极权政府”这个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传家宝贝对他们实行专政或独裁是“千真万确”的之后，经过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派、“拔白旗”、文革，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可以说已被犁庭扫穴、斩草除根了。后来继承新道统之人，已经不是胡适的嫡传弟子，而是来自原来另一个思想阵营的叛逆者。

顾准一类思想家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在几千万人死于非命，上亿人遭受政治迫害、侮辱和歧视，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韩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大幅度拉开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中还没有人深刻反省、幡然悔悟，那就太没有心肝和头脑了。而正是顾准这个人成为新道统的代表，又有其偶然性。他受到的迫害不算轻，否则他可能会继续做官，忙于为政府敛财用财；他受到的迫害又不是特别重，如果他像胡风那样被关进监狱或者像遇罗克那样被枪毙，也就没有机会继续思想探索。他下台比别人都早，独立思考时间长，又有机会接触国内外的最新资料，因此想的比较深，特别幸运的是他留下了宝贵的文字材料而且还能够公诸于众。据说林昭在狱中的滴血文字，至今还深藏在有关部门的保险柜中，而更多有价值的思想火花，或者在思考者的头脑中湮灭了，或者只是在个别密友之间交流，没能留下片言只字。在没有新的思想考古资料问世以前，我们还是同意李慎之的说法：顾准是“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国最大的思想家”。

从19世纪末开始走上现代化与新政的道路后，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先是推崇德日模式，后来又追随法俄模式，主张学习英美模式的力量一直处于弱势。因而顾准对于近代以来世界文明主流的辨识，就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转折点。顾准指出：17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形成了两股现代化的潮流。过去几十年的中国正统史书强调的是“1789年、1870年、1917年，这一股潮流”，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的潮流。“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即以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1775年美国革命为代表的潮流。“1789年、1917年，这股力量所以强有力，一方面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宗教部分，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1000年，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起千年的王国--一句话，要在地上建立天国。”“社会主义实现了，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德日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宣告破产；苏联模式，在冷战结束后的“苏东波”中土崩瓦解，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英美模式是全球化时代的主流文明。然而，当顾准在1970年代中期得出这个结论时，苏联帝国正处在它的全球扩张的鼎盛期，思想的超前性和鲜明性，正是一个思想家必须具有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晚年陈独秀是顾准的思想先行者，但不是顾准的思想导师，因为顾准没有机会知道陈独秀的“最后见解”。晚年陈独秀认为：民主制乃是近代人类社会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以来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欧洲五大强国就有三个是独裁。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想的机器牛马，随着独裁者的鞭子转动，所以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否则任何好听的

名词，如无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都会无意的在客观上帮助这三大反动堡垒巩固及扩大势力。“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是“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特权之旗帜”。“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英美民主制的具体内容包括：议会选举，无法院命令不能任意捕人杀人，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言论、出版、罢工自由等。

但是，陈独秀仍然低估了代议制在民主体系中的核心作用，譬如他说：“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内容，借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而顾准则完全摆脱了梁启超和陈独秀对代议政治的偏见，确认“议会政治”是“民主政治唯一实现途径”。源于英国大宪章的“议会制度始而是一株不牢靠的随时可以摧毁的幼芽，继而经过克伦威尔（Cromwell）确立了权威，但不免还是典型的贵族政治的装饰品（直到19世纪还是如此），然后发达起来成为一种复杂精巧的、适合广土众民国家实行民主政治的制度——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足以代替它的制度，虽然它极不完善。”“两党制的议会政治的真正的意义，是两个都可以执政的政治集团，依靠各自的政纲，在群众中间竞争取得选票。你仔细想想，这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

顾准能够在民主思想上超越梁启超和陈独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对20世纪中叶的西方民主学说有比较多的了解，譬如说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当他强调议会政治、间接民主的作用时，许多中国民主的探索者还在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中打转转。甚至到了1980年代后期，中国思想界的一些人还不能分辨鼓吹“人民主权”、为民主制度奠定合法性基础的政治哲学与探讨民主体制的构造运行、投入产出的政治科学，从而把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等同于大众民主和精英民主的关系。事实上，在当代民主体制中，选民直接选举总统和国会议员，仍然属于间接民主、代议民主的范畴，只有在国家和社区范围中的全民公决以及基层社区的兼职议员和兼职行政官员，才属于直接民主的范畴。

在“全面专政”的政治高压下，顾准不得不采用一些曲笔，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譬如说"娜拉出走以后怎样"，“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等。正如李慎之所言，当顾准表示中国的问题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自己面对“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时，他实际上"放弃的是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今天，我们已经迈入了21世纪的门坎，在言词和学理上超越顾准，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真正难的是继承他在探索中国道路上的“革命勇气”以及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四）

我曾经说过：思想家往往兼为政治家或学问家乃至一身三任，梁启超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反过来说则不能成立。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学术大师的第一人——梁启超以学术大师的身分出现还要晚于王国维——但他算不上是最重要的思想家。20世纪中国历史无论如何绕不开袁世凯和蒋介石这两位政治家，但没有人承认他们是思想家。袁世凯的政治保守主义需要由杨度以及东西洋的顾问们来表达，蒋介石的思想性著作《中国之命运》乃陶希圣捉刀代笔。思想家主要从宏观上思考和阐述人生与社会问题，学问家则侧重于知识的点滴积累与薪火相传。思想家为社会的政治发展指引方向和目标，政治家则为达成既定目标进行团体组织、权力角逐与制度建设。李慎之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学问家，虽然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却没有等身的著作。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自认为我思想的‘大方向’还是正确的，但用作论据的许多事实和材料都不准确，这是因为我不但学力不足而且从头就没有决心潜心治学的缘故。”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李慎之去世前只能算是半个政治家，但如果假以时日，他显然具有成为新时代政治家的潜质和气魄。然而，李慎之当之无愧地是新世纪之交中国大陆最重要的思想家。检验思想家的标准是理论的前瞻性、穿透性与说服力。能够指出世界上的真问题所在并指明前进的路径，就是世界思想家，能够指出中国的真问题所在并指明前进的路径，就是中国的思想家。我们从来没有说李慎之是世界级的思想家，但他的确是大陆目前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自由主义思想家。

在1980年代，已经有不少老中青思想家和学者呼唤和阐释民主、自由，但还没有人将自己的主张冠以“自由主义民主”，正是李慎之最终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的看法是，当面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在中国绵延了两千两百年的专制主义，虽然自八十年代起它已因自身的腐烂而日趋

软化，但极权的本性未变。要救治专制主义，只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至个人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其实自由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它已越来越成为主流，苏联瓦解改制后尤其明显。自由主义在世界上存在了几百年，政策屡有变化，有的甚至就叫社会主义，如英国的工党和西欧、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跟着苏联共产党一贯称之为资本主义。其实并不错，因为他们不论变化多大，总是①承认私有财产存在；②承认市场竞争；③尤其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民主原则。这些在根本上都是自由主义。”我在怀念慎之的文章中指出：慎之最大的价值还不在于他的文字，而是他的行为，他的身教，他的榜样作用。在1990年代初，上一个十年中的许多思想活跃分子不再能够发出声音，另外一些人开始忏悔自己思想的“西化”、“激进”，鼓吹“21世纪是中国文明的世纪”的“文化保守主义”，鼓吹反对市场化、民主化改革导向的“政治保守主义”。李慎之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候，在知识阶层的思想再次发生动摇的时候，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坚持现代化导向，走世界主流文明之路，将自由民主确立为全球价值。由于他思想的透彻、文字的流畅、感情的真挚以及身份的特殊，使他的文章获得了最大范围的读者群与支持者。李慎之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所特有的启迪作用和消解作用，是任何人也代替不了的。

李慎之指出，顾准不但解释了许多困惑人的历史问题，而且提出了一个哲学上或者发生学上的论断：历史上许多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初始时往往凭借许多条件很难凑合在一起的因缘而以特例发生，然后再传布而成为通例。“资本主义注定要发生在一国然后再传布于世界，由英到法－德－美－俄－日。历史上任何重大的、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变革，都是这样发生和传布的”。“以我看来，顾准的分析似乎要比后来在中国大红大紫的韦伯学说更加切实而全面。”民主也是由特例经传布而成为通例。对全人类而言，近代民主最初的萌芽毋宁是偶然的，可能与不同民族传统中的文化因素有关。而民主一旦确立以后就发生了伟大的示范作用，从而也就有了所谓规律性。因此，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西方的民主”或者“中国的民主”，而只有“源于西方的民主”以及“民主在中国”。在顾准的发生学基础上，李慎之补充了民主动力学的论述。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不仅具有内源性的动力，而且具有外源性的动力，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全球化的混合动力。李慎之是向中国思想界系统介绍全球化概念的第一人。他在《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中指出：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标志。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会被“裹胁”进入“加速全球化”（以区别于过去500年慢吞吞地全球化）时代。他在《全球化和全球价值》中指出：对世界上的落后国家来说，在二十一世纪要实行民主比起二十世纪来要容易得太多了。第一是因为全球化的形势，可以说是“万方民主逼人来”。坚持专制难免被鄙视，被孤立。第二是因为已经有百十来个先进国家树立了民主的范例，要学习并不困难，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有关实行民主的概念和实践，已经有丰富的积累而十分明确了。在各个民族国家内部实现民主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还有全世界范围的民主”。

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转型，对于统治者来说，可能是被“裹胁”和“逼迫”的，对于民众来说，则是自觉自愿的，热切追求的。因为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全球价值，是建立在不分人种、民族的普遍人性基础上的。

民主起源于人对自己天赋权利的要求。李慎之说：世界各国历史上大概都有很长时期的由自称权力来自于天或上帝的专制君主或者少数有特权的贵族统治人民的时期。所谓启蒙，就是普通人对自己的权利的觉醒，所谓民主，就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排除专制者或者特权者的统治。从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宣言》以来，一七八九年的美国《人权法案》和同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就都确认：人生而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公民都享有言论、写作和出版自由，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公民有迁徙权、居住权、私隐权，结社权、有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诉的权利，以及以后不断增补扩大的各项权利，写入了各国宪法，写入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公约，凡是联合国会员国的政府都有义务遵守。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归趋与共同要求。

阿玛蒂亚·森说：“民主制度的生命力确实非常强盛，绝不是在某些地区偶然出现的个案。民主的价值之所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影响力最终来源于民主制度的生命力。这就是关于民主价值的普适性所强调的根本之点。任何想象出来的文化上的清规戒律，或者根据人类复杂多样的过去而假设出来的各种文明当中的预设框架，都不可能抹杀民主制度及其价值。”中国和印度两位最重要的思想家都赞同民主是普世价值、全球价值，使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失去了立足之地。近来，甚至连“亚洲价值观”的积极鼓吹者李光耀也开始改弦易辙了。他在2001年1月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说，“某些儒家

价值已经差不多过时，遵循儒家传统的社会要紧随全球化的步伐前进”。李慎之认为，李光耀承认“英国殖民地的价值”(其实世界上很多人早已看出了这一点)，并且声明“主动走出去满足全球化的标准”，实际上就是承认“全球价值”。李慎之说：“在民主成为全球价值的时代，个人立身处世的标准应该是全球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互动”。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广义的民主主义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复合体，包括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乡土主义（自治主义）、宪法爱国主义（宪政主义）和世界主义（全球共同体主义）。民主主义纵可以贯通古今（上接民本主义、民贵君轻等），横可以联合中西、南北，是当代可以获得最大共识与合法性的政治意识形态。

对于梁启超以来一直困惑中国知识分子的“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民主素质教育与民主制度建设应该孰先孰后，李慎之给予了明快的回答。中国要否定专制主义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制度的改革，一条是进行启蒙教育。前一条如果机缘凑巧也许可以速成。后一条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耐心的过程，要急也是急不得的。这两条道路有可能是矛盾的：一方面说要民主化必须有合格的公民；一方面又说没有合格的公民就不能民主化，两者顶牛。实际的解决办法是：只有先实行制度的民主化，然后再完成子民的公民化。“历史是人干出来的，不是抠书本，讲死道理抠出来的。如果机缘凑巧中国能够迅速民主化了，可以预言那个民主大概也是很不如人意的民主。然而我们只能以此为起点，认认真真地进行公民教育，既是大刀阔斧地也是一点一滴地剔除中国人灵魂里的专制主义的毒素，使中国的民主逐步健全起来，正规起来，再在大体上实现了民主，亦即人民已取得了基本自由的条件下，完成完全的法治。”民主素质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有经过民主政治的实际演练才能最终完成。民主制度的建设则可快可慢，革命（包括东欧的“天鹅绒革命”）了就快一点，但可能走弯路，还可能有反复；改革就慢一点，但可能比较稳当。历史究竟会走哪条路，取决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方面的博弈，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所以朱学勤与李慎之对谈时说：此为“天问”，无（确定的）解。

李慎之以他的思想和人格魅力以及主动、热情、真诚、平等的待人之道，在身边汇聚了数以百计的知识界（而且不仅仅是知识界）朋友。他“有三个小圈子，一个都是80以上的人，一个是大约60到70的人，另一个大约50上下的人，每一两个月聚会一次”。此外，他还和40岁上下、30岁上下的人有着广泛的接触和联系。可以说，李慎之是大陆一二九一代人、四五一代人和八九一代人思想聚合反应的催化剂。他“一再呼吁”自己的朋友分工合作，批判古代和现代的专制主义，“研究民主的理论和制度”。他常常给周围的人出题目，指派任务，和我第一次见面之后，就给我寄来了一些材料，要我回答一个问题：二十一世纪是不是中国世纪？他最后一次命题是詹明信上海讲话得罪了他的中国门人，招来一场围攻，要我就此事写个评论，并且特意请人送来相关资料。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人们才把李慎之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领军人物”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身是不是矛盾的呢？这里要援引秦晖的观点，自由主义者在非自由秩序下的实践应当分为三个层次：1、维护自己的自由（不做奴隶），2、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做奴隶主），3、反对他人之间的强制（坚持废奴主义）。在存在奴役制的条件下，第三层次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一条，他充其量只是个自由民，却不能说是自由主义者。而正是这一层实践，具有极大的难度。因为这是一种真正利他主义的斗争，一种需要真正的无私奉献的真正理想主义实践。“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以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世俗的“殉教”精神。秦晖所谓“在非自由秩序下”具有“实践原创性”的自由主义者，用李慎之自己的话说，就是“中国应当有一批‘战斗的民主主义者’”。李慎之正是在这一点上超越了胡适、顾准等前辈，成为当代中国有志于献身自由民主宪政实践的理想主义者的榜样。战斗就需要有团队，团队就需要领军人物，这是陈寅恪、钱钟书一类“自由民”不考虑也不理解的。熟悉李慎之的人都深信，如果再给他十年寿命，他的“实践原创性”肯定会更加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因此，他们才不理会“律人而不律己的自由主义者”、“空谈而不践行的民主主义者”对他的贬低之辞。

李鸿章传读书笔记

李鸿章传读书笔记 李鸿章传这本书大家在读过以后都有什么感触呢？以下是本人收集的读书笔记，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李鸿章传读书笔记一我读了《李鸿章传》颇有感触，不禁赞叹梁启超国学功底之深和文采之非凡。他客观而公允的评价以及中西对照的写法，使读者在了解李鸿章生平的同时，也使人对当时国民性和国人的劣根性有了初步了解。 作者一开始并未直接给李鸿章盖棺定论，而是要读者树立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评价一个人并不能单纯的说他是好或者坏，而是应该站在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所处的位置去看待这个人。以前在我对李有粗略认识的时候觉得他实在是卖国-贼一个，然而看了此书之后觉得李的内心是爱国的，其爱国主义精神在当时没几个人可以超越。虽然也知道李也有过错，但是李确实是可称为一代豪杰人物。 一开始李投奔于曾国藩门下，在围剿”义和团”战斗中其军事才能崭露头角，用兵谋定后动，料敌如神，还和曾等人一同建立了淮军和常胜军，且其品德气量也为人所道，故作者评论说：“按此亦李文忠之所以为文也，诏会剿而不欲分人功于垂成，及事定而不怀嫉妒于荐主，其德量有过人者

焉。名下无虚，非苟焉已耳。”后来又写李兴办洋务，实乃为了救国图存而已。他所办的洋务，主要在军事和商务两方面。然最主要的还是军事，他创立北洋水师舰队，成为中国水军的主力。作者也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代表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就是李“兵事上之声誉终，而外交上之困难起。”从此李的外交生涯开始，然而这也是他人生的失败之处。后人多因此事而骂李之卖国，“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虽然李之外交确实不够英明，然而这实在是被-迫无奈之举，要知道“弱国无外交”。试想当时中国之处境，李之举措实在是迫于无奈，后人也应该可以理解吧。晚年是李的投闲时代，在朝中没有居其要位，被派去治水，到了“义和团”起，李又被重用。实在是说明李在当时中国的重要性。最后作者客观地把李同许多历史名人相比较，李也是有长有短，说明作者治学严谨，也说明李虽为当时英雄，也有缺点。从中我们可以更加客观的看待李，看待历史。 我对于李的评价是功过参半，但是我还是十分佩服他的。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图有一腔爱国热情，但是当时的中国实在是无药可救了，再怎么努力也只能做到像李这样吧，当时国民的愚昧麻木，实在是让人心寒。即使

简谈梁启超

简谈梁启超 一．梁启超简介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启蒙思想。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包括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少年中国说》。 二. 前人眼中的梁启超 1.1.梁启超的合群思想 他认为, 合群更需合德,无群德而没有群的精神,也不过是一盘散沙。他所说的合群是合大群,是合一国之大群,囊四海而为一体而非只限于社会的小群。由此看来,梁启超群观念的提，显然是要唤起国人合群的意识, 培养国人的群德,整合一般社会群众的力量,以个人服从集体的精神，达到保国保种的目的。梁启超指出: 盖国民未有合群之德,欲集无数之不能群者强命为群,有其形质,无其精神也。故今日吾辈所最当讲求者,在养群德之一事。合群之德即为公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 无公德则不能团, 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而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就是要达到人们之间的和敬、和亲、和顺,使社会实现有序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 ,和是被作为一种道德要求的,而梁启超的这一群思想正是和思想在道德方面的体现。 1.2、梁启超之中西文化调和观 世界上万事之现象,不外两大主义: 一曰保守,二曰进取。人之运用此两主义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两者并起而相冲突,或两者并存而相调和。在对待中西文化调和的问题上,梁氏的基本原则是,既要反对以本国固有之学而始为学的保守思想,又要反对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的不良倾向。 1.3梁启超之政治调和观 梁启超的政治调和思想主要以其政治上之对抗力理论为核心, 政治对抗力是指政府发动力和人民制动力之间的调和平衡,主张通过培养壮大政治上之对抗力,以实现政治由专制向宪政的演进。而政治对抗力的形成,必须要以调和之宽容品格为精神理念。梁深刻探讨了民初政体改革之调和,解析调和之宪法与调和之国会,使国会与政府形成对抗调和之势。 1.4梁启超的图书馆学情结 梁启超一生酷爱图书，他的饮冰室藏书达 3470 种， 41819 册，且有不少珍本、类书。尤其是晚年，不仅潜心研究图书文献学，写下了一批有价值的论著，而且身体力行创办图书馆。他是“近代藏书楼运动”和“新图书馆运动”（1917－1927）的倡导者、组织者和最积极的实践者。总之，梁启超一生特别是最后十年，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与中国图书馆事业，推动了中国文献的发展并做出极大贡献。虽没有鸿篇巨著，但从其散见于报刊杂志的一系列文章中，可窥见这位文献学家的崭新理念。他的诸多理论开启了近代文献学研究的序幕，既阐前人之精微，又启后学之津梁。他在文献学上的工作与实践，使他成为近代文献学史上的领军人物。 1.5论梁启超的辨伪学成就 19 世纪以来，中西文化的交融促进了中国近代学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在以顾颉刚、胡适为代表的疑古辨伪运动中，梁启超尽管承认自己不如胡适、钱玄同“疑古最勇，辨伪最力”，但就辨伪学而言，他的论述最为系统、详密，最具代表性而又影响最大。其后，如张心澂著《伪书通考》，其《总论》部分即多沿梁说。从《中国历史研究法》到《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彰显出梁启超辨伪思想的发展变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谈到“伪书”的概念，并指出辨伪的必要性：“苟无鉴别伪书的识力，不惟不能忠实于史迹，必至令自己之思想途径大起混乱”。叙述了伪书出现集中的几个时期，最重要的是提出了辨伪的十二条公例，分为“据具体的反证”与“抽象的反证”两类，显得简洁实用。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论清代古籍辨伪部分，进一步强调辨伪的必要性，并且把伪书泛滥分为三个时期，逐步分析各个时期的特点，指出：“大抵宋元间，伪书较少。因为他们喜欢自出见解，不甚借古人为重。”至此其所叙述的辨别古书真伪的方法与前书相比，显出更强的理论色彩。在辨伪书种类部分，将伪书归为十个大类。到1927 年出版《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时，梁启超的认识更加深刻和系统。他以专书的形式论述书籍的真伪问题，其内容的系统性大大超过前两书。在讲辨伪方法时，梁启超以胡应麟的《四部正讹》为基础，将其归纳为两个系统，即

学年论文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学生：施妍 学号：2010221109120006 专业：新闻学 指导老师：杨翠芳 【摘要】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声名远播的学者和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他的新闻传播思想主要是通过报刊传播，在办报过程中梁启超形成了他自己的报刊理论和新闻思想。他提出了?去塞求通?的办报思想，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且有办报的四原则，并提出强调舆论之母、舆论之仆与造舆论的重要。最后还提出了党报的观念。 【关键词】去塞求通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办报四原则舆论党报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报人，梁启超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和影响，其新闻思想?是半个世纪国人探索新闻传播规律的最高成就，因其标志着资产阶级报刊思想萌芽期的结束?。 一、梁启超及其办报活动 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号饮冰、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人称?梁任公?。广东新会县茶坑存人。生于1873年2月23日，殁于1929年1月19日，终年57岁。他从小熟读经、史，"八岁（1880）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梁启超《三十自述》，1902年）。12岁考中秀才。15岁进广州学海堂就学。

17岁考中举人。次年入京会试，但未考中。南归途中，经过上海，?够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见《三十自述》），并见到上海制造局译出的若干中西书。梁启超接触西学自此始。回到广州后，由同学陈通甫的介绍，得见康有为，并拜康氏为师。对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当时的梁启超异常倾倒，他在《三十自述》中回忆说：?先生乃以大海潮音，做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子兹始。? 从1892~1894年，梁启超就学于广州府内长兴里的万木草堂三年。 1895年后，梁启超和康有为一道，参加并组织了资产阶级的正直改良运动，在当时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成为维新变法运动中的领袖人物。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组织保皇会（1899年3月），鼓吹?保皇?。后又组织宪政会（1906年冬）、政闻社（1907年10月）等政治团体，鼓吹?君主立宪?。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在?仓皇去国?14年后，于1912年10月间从日本神户启程回国。民国初期，他倚靠袁世凯又组织进步党（1913年5月），1914年曾任熊希龄内阁司法总长职数月。1915年初，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梁特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予以痛击，积

梁启超《李鸿章传》 读书报告读后感

《李鸿章传》读书报告 书之开章，梁启超曰：“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之人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诽谤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针对时人对李鸿章的贬讽，梁启超用客观的事实，客观求实地定位李鸿章，评价李鸿章一生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梁启超十分欣赏李鸿章的才识：“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对李鸿章所犯的错误和自身的不足，梁启超也尖锐地指出：“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道，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着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作者并没有将当时的许多责任归咎于李鸿章，而是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待李鸿章。梁启超在文中客观地分析道：“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所困，而不能自拔。…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 综观李鸿章，得益于淮军失意于淮军。咸丰、同治间，受曾国藩之托，回乡建立有别于八旗而效仿湘军的淮军，作为李鸿章得意的淮军，在剿灭太平天国、捻军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也由此

为李鸿章奠定了其飞黄腾达的官宦生涯。然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淮军在朝鲜的失败，在东北的望风披靡，以及所倾力打造的北洋水师（其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亦属淮系）在黄海大黄沟的战败，在威海的全军覆没，使得李鸿章的声誉扫地，四十年所经营的淮军、二十年所倾力打造的北洋舰队就此溃崩瓦解，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也就此开始走向末路。 其二，滥觞于外交亦身败于外交。十九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进行传教，而两种文化的冲突，以及固有保守守旧的思维，使得这些冲突变得尖锐复杂，由于满清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以及官僚保守自大无知，对西方的文化以及政体了解甚少。正因为如此，在许多外交事物的处理上，满清政府官僚自以为是的处理方式，往往引发了许多冲突，综观从鸦片战争的外交事物的处理，清朝庭官僚多不熟谙外交为何物。 同治九年（1871年），天津教案爆发。身为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接案处理此事。然而，处理的结果让法方和国人皆不满意，李鸿章奉旨接任曾文正的直隶总督。梁启超评述道：“是为李鸿章当外交冲要之滥觞，使同治九年八月也。”因为有在上海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李鸿章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上有了个双方满意的结果，从此李鸿章善于外交的解决纠纷的声誉大起，从此以后三十年大清国的重要外交国事基本受其操纵。 但是随着甲午战争的失利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清政府都任命当时最善外交的李鸿章出面解决，虽然签署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

梁启超简介

梁启超简介 简介一：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 简介二： 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见戊戌变法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立即表示支持。1907年10月，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由于清政府并不真心实行宪政，政闻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1915年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进行猛烈抨击，旋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袁

【课外阅读】陈寅恪《论韩愈》

【课外阅读】陈寅恪《论韩愈》 陈寅恪一贯坚持发扬中国文化的主张，他的文化理想简练地表达在二十年代为王国维纪念碑写的铭文中，其中有：“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后来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他又申述自己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看法并展望未来发展趋向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他还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五十年代初，郭沫若邀请他到北京担任科学院中古历史研究所负责人。他不同意时兴的“先有马列主义的观点，再研究学术”的办法，提出要坚持自己的学术自由主张。在与劝说他赴任者的谈话中，他提到自己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铭：“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我的碑已经流传出去，不会湮没。”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向陈寅恪约稿时，他在第一、二期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论李唐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另一篇就是《论韩愈》。可见，他肯定和赞美韩愈，除了对中华文化复兴和延续寄托希望之外，还有上述的现实原因：他反对举国尽是八股洋腔，生吞活剥马列主义术语。 陈寅恪当然会注意到郭沫若其时的种种言行。但他没有批评韩愈的人品而影射郭沫若——韩愈的人品的确有无法遮掩的瑕疵——他的着眼点在韩愈的历史贡献，而不是斤斤于文人细行。 陈寅恪从六个方面赞颂韩愈在唐代文化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贡献。 第一，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第二，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第三，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第四，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第五，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第六，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第一点，韩愈《原道》一文追溯道统，并有自配孟子之意，历来攻击者颇多。但陈寅恪

历史论文 评价李鸿章

李鸿章 李鸿章出生于1823年，卒于1901年，安徽合肥人。李鸿章本名为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清朝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其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世人多尊称李鸿章为李中堂，也称他为李合肥。李鸿章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他是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从李鸿章的基本背景来看，他是一个晚清很重要的人。李鸿章还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水鸥？遥指芦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这是李鸿章在道光二十三年遵父命，北上入京时所作的《入都》中的一首。可见李鸿章有报国的志向和出众的才能。 李鸿章发迹之事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咸丰十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上海正面临着太平军的威胁，当曾国藩与李鸿章商议，李鸿章欣然应命，于是开始招募和组建淮军。此时形势极为严峻。上海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李鸿章的淮军抵达上

海时，正直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李鸿章面临着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的重大考验。李鸿章面对着上海官绅和外国雇佣军的嘲笑，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并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顿时令中外人士刮目相看。后来，李鸿章配合曾国藩的湘军攻下了天京。江苏肃清后，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李鸿章镇压太平军，维护了封建统治，被看作是他人生留下的挥之不去的污点。但是，他身为一个清政府的官员，他能怎么办。太平军虽是为了推翻腐败的清政府，他人看来这是正义的农民起义。但太平天国真的能代表中国的先进领导吗？如果洪秀全真的通知了中国，中国将陷入怎样的境地呢？ 李鸿章在洋务运动时期的起落。 李鸿章军功显赫，历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终于在1870年继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又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筹办洋务，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地方重臣。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权，统领一方，有人甚至称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李鸿章是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之一。李鸿章曾说：“练兵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新闻121班：惠才贤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报刊活动 梁启超一生办报生涯共有27年，亲自创办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有17家，撰写各类文章达1400万字，其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对报界和近代报业史产生过重要影响。他的报刊生涯分为五个时期：戊戌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护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 一、维新变法时期 在此期间，梁启超为推行变法，重视办报制造舆论。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为即将到来的国人办报高潮拉开了序幕，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 《万国公报》、《中外纪闻》：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1895年8月17日由康有为创于北京，梁启超、麦孟华担任编辑，为双日刊，不署出版时间和地点，自撰文章不署名，每期有一篇论文，主要表达变法维新的强烈要求，宣传富国强兵之道、国家振兴之源、养民教民之法。

1895年强学会成立后，将其转为机关报，并改名为《中外纪闻》，仍为双日刊，署出版时间、地点，报刊接受袁世凯等达官贵人的捐款，经济实力雄厚，内容更加丰富。 《强学报》：康于1896年1月创立《强学报》，是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其政治色彩比北京的两份报纸更加鲜明，大张旗鼓地倡导变法维新，提出“明定国是”、“开议院、立议员”等激进的政治主张。 《时务报》：由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成为办报活动高潮的标志性事件，内容设“论说”、“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初期由汪任总经理，梁担任主笔，在每期卷首发表鼓吹维新变法的政论文章，文字通俗、切中时弊，其中最有名的是《变法通议》，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纲领性文件。他在报章中呼吁变法维新，痛陈亡国的危险，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驱赶时代前进的号令，吹起了时代的最强音。开创了新式报刊文体——时务文体。这种新式报刊论说文体是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度的形式，它生动活泼，夹杂着大量的俚语和外来语，雅俗共赏。 此外，梁启超还策划和支持了澳门的《知新报》、上海的《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通过舆论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使中国第一场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开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

读李鸿章传有感

读李鸿章传有感 读李鸿章传有感（一） 作为晚清朝政重臣之一，李鸿章在中国背负的指责和诽谤很多，自我们从中学课本中学到的历史以来，李鸿章这一“卖国贼”的形象就已深入人心。而众人眼中的李鸿章各不相同，唯有梁任公先生的这本《李鸿章传》最为公正。 这是一个英雄眼中的另一个英雄的形象，梁先生在这本书中这样评价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而这本书，确实是围绕晚清复杂的政治时局中，李鸿章的功与过来写的。 以李鸿章的学识，虽大权在握，但他的成就也就今天看到的这些，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只知道有军事，而不知道有民政，只知道有外交，而不知道有内治，只知道有朝廷，而不知道还有国民。 这本《李鸿章传》给了我颇多收获。 首先，是梁公治史的态度。梁启超和李鸿章是政治上的公敌，但作者曾亲口说道：“这书中有不少为他开脱辩护的语言，很多与时下的论调不一致，这完全是因为作史者一定要禀着公平之心来写。”为自己的敌人写传记，还能脱离世俗的论调，以公允之心来评定，这是一个史家所拥有的胸襟和态度！ 其次，是获得了对李鸿章接近真实的认识。从前对他“卖国贼”的认识，在今天读到这本书后，才是真正地把李鸿章放在他所处的时代、政治时局、世界、和周围的人和事中，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李鸿章。李鸿章虽饱受国人非议，却被外国人誉为“东方俾斯麦”。他所犯下的历史过错不少，不学无术，许多“不平等条约”的中方代表，都是他签的字，但我读到的更多是惋惜。虽对朝廷忠心耿耿却不知体恤百姓，虽从政严谨细心，却不明时局。总的来说，“李鸿章之遇”之所以“悲”，其根源在于整个民族的落后，而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梁先生的介绍彻底改变了我先前对李鸿章的认识，由此比较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李鸿章确实是伟大的开拓者！ 读李鸿章传有感（二） 是功，是过？

梁启超的故事简介范文.doc

【主持词大全】 梁(启超)先生学问是第一,道德人品是第一,他是名副其实的大师。收集了关于梁启超的名人故事，欢迎阅读。 梁启超三拒红颜 国学大师梁启超自小聪明,17岁参加乡试,成了举人。当时主持乡试的考官、清末著名维新派人士李瑞棼,对梁启超的才华极为赏识,当即请人做媒,将堂妹李惠仙许配给他。 1898年6月,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参与维新变法的梁启超,由此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然而,好景不长,百日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匆匆逃亡日本,李惠仙只得避居澳门。第二年秋天,梁启超将家人接到了日本。 不久,28岁的梁启超应康有为之召,前去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事宜,在那里邂逅了美丽大方的何惠珍。当时,梁启超在檀香山演讲,何惠珍为其担任翻译,两人配合默契,演讲活动盛况空前。此时,何惠珍对才华横溢的梁启超暗生情愫,活动过后,向他表白了爱慕之情:“今生今世,我之心惟有先生……” “不行,我家中已经有妻子了。”梁启超明确地拒绝了她。 初遭拒绝,何惠珍不仅没有气馁,反而为梁启超的忠贞感到快慰。事后,为博取梁启超的好感,她动员父亲为康、梁保皇之事捐了一笔款,并托人设宴向梁启超交接捐款事宜。席间,梁启超又一次见到何惠珍。这次,何惠珍提出一个让梁启超心惊的要求:“我情愿下嫁梁先生做小。” 晚上,回到寓所的梁启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知道,何惠珍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她作出这样的决定,其痴情实在令人感动。他们在事业上,确实可以相互扶持,可是,他和妻子李惠仙这些年来一直相濡以沫,感情深厚,怎能让妻子伤心?为此,他异常苦闷。于是,他连夜给身在日本的妻子写了一封信:“余归寓后,愈益思念惠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不知惠仙闻此事将笑我乎,抑或恼我乎?”梁启超心想,妻子接信后,定会生出一些醋意来,大骂他一顿,这样,他发热的头脑也好冷静一下。 很快,妻子回信了。梁启超打开信后,愣住了,妻子给他寄来了《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竟然乐意成全他的婚事。李惠仙说:“我远在日本,不能照顾,先生身边若有个情投意合的何小姐照顾,岂不更好?” 梁启超在妻子的宽容面前惭愧万分,将妻子的信转给何惠珍。何惠珍一看,欣喜地笑了,说道:“惠仙姐贤德,我就向她学习,我们就做先生身边的娥皇、女英吧。” 梁启超却提笔为何惠珍写了一首诗:“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实创之(“浏阳”指谭嗣同)。尊重公权割私爱,须将身做后人师。”聪慧的何惠珍马上明白了梁启超的意思,她眼泪汪汪地拿着梁启超赠给她的一张自题诗词的小像,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梁启超。 “惠珍是一位多才多情的好女子,可惜……”梁启超叹了一口气,把何惠珍亲手织的一把

试析陈寅恪——孤独的中国文化“托命之人”.

试析陈寅恪——孤独的中国文化“托命之人” 论文关键词:孤独文化独立自由论文摘要:作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陈寅格先生的文化态度与思想精神是一种学术态度和思想精神。在那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大转型的时代里，他选择远离政治权力风暴的中心，孤独地徜徉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长河中，在已凝固的字里行间，窥测贯注于其间的生命律动。先生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体现着一种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沉重的文化承载;先生的学术经历与人生磨难，曲折地呈现给学人的是一望无际、郁郁葱葱的精神森林。雨果说:“孤独使人明白，使人燃烧，并把人引向伟大的热忱，用千种灿烂，用万种奇妙，慢慢造就一个人的灵魂。”陈寅格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孤独的漫步者。在那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大转型的时代里，他目睹并亲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浪潮、抗日战争、“文革”等的洗礼，无法不感受到近代中国屡遭外侮，有清中兴一代已成残迹的哀感，更切肤体会到社会纷乱变异下文化与社会风习的分崩离析。故此，他选择远离政治权力风暴的中心，游学海外，博闻强识，设杏坛执教鞭，“续命河汾”，独自徜徉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长河中，在已凝固的字里行间，窥测贯注于其间的生命律动。“他眼中的历史，充斥着兴亡盛衰的痛感;他视觉中的文化，紧紧扣着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这一主旨。祖父的壮志难酬，父亲的含悲而逝，兄长的命赛早疡，三位先生至亲至爱之人的相继离去，梦般消逝的世家繁华，已使他对生命的感悟中蒙上一层怨苦意识，心灵敏感、纤细、寂寞。加之王国维的自沉与临终“文化托命”，先生在这个世界上愈显形单影只，愈知落在他肩上的责任之重大。他更进一步思索中国文化的本质和出路问题，陷人了一种两难境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在先生心中，交织着理智与情感的纠葛，理智上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随风逝去，走向歇绝的历史命运，但情感上却无法摆脱对此文化的深深眷恋。对先生而言，做全面继承文化传统的“国粹派”很难，但要他做全面抛弃传统文化的“西方论者”也不易。于是，他不得不选择第三条道路:既要维护传统文化的内核和民族性，又能实现其蜕变与飞跃，以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文化重建之路。这种文化视角与那些“要摧毁、清算旧世界”者或“抱残守缺”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比起前者，它多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宽容;比起后者，又多了一种放眼看世界的文化心理磨砺。穷其一生，先生无不在以近代的理性精神，探索和阐释传统文化，乃至其生命的深处无不氮氯弥漫着传统文化的意绪与精神。在他看来，“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他毕生崇尚气节，贬斥义利，推扬宋贤，以士的精神自持。学术活动中，也始终洋溢着“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生命热情，并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期待“终必复振”为宗旨。为了这个目标，他坚持着文人的操守，百折不挠，始终不渝，在以维系民族文化命脉为己任的同时，亦汲取西方启蒙时期以来知识分子所高扬的学术独立的自由精神，倡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侄桔，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用生命呵护心灵中这片学术的净土，维护学术的尊严。在时世的动荡中，在积极人世和消极遁世之间，先生选择的是以学术为安身立命之本，在学术中寻找自我、确立自我的价值。选择了“边缘”与“流浪”，也就选择了寂寞与痛苦，陪伴他的，只

【历史名人李鸿章】如何评价李鸿章

如何评价李鸿章？ 李鸿章死后仅两个月，时代舆界骄子的梁启超即写出其传世大作《李鸿章传》。梁氏以其犀利目光和如椽巨笔，纵横古今，附比中外，为时人后世生动而深刻画出了一幅李鸿章之巨像。 在这本书中，梁启超不留情面地提示出了李鸿章“无学无术”的大吏本相，但他也相当客观地提示后人说，“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同时，他也不无感慨地指出，自己“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应该说，这是最早的研究李鸿章之严肃著作。后来有关李鸿章的种种研究著述，大部分都在相当程度受到了梁启超这一著作的影响。其时其世，东西方国际社会对李鸿章也有较高的评价。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死了已经100 多年。在这100 年多中，中外学术界总计出版了40 多部有关李鸿章的专著和多达1400 多篇研究论文。李鸿章研究成果数量的如此之多，表明了中外史学界对这样一个近代历史风云人物的高度关注。这是因为，李鸿章毕生所从事的活动，几乎涵盖了近代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举凡晚清时代之许许多多的重大事件，李鸿章几乎无不与之。也正如梁启超早在100 年前就提出的那样，李鸿章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是晚清40 年的历史。 作为晚清一代重臣和权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作为实力最强的洋务派淮系集团的首领、清政府重要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之一，为了因应不可抗拒的时代变局，他在中国早期的洋务——近代化活动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争议和非议也最大。有人曾用八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然而，真正使李鸿章声名扫地的是甲午战败，当时弹章盈廷，国人一片唾骂。“使当日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经当过李鸿章僚属的严复，在李氏去世所作的挽联。它所表达的评论性意思，当主要也是就此而生发出来的感慨。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李鸿章的时候，我们不妨用公平、公正的眼光，把李鸿章放在当时那个大背景大环境中去评判。在这里，我们特别愿意征引著名近代史论家袁伟时先生的新论。在其所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一书中，袁先生专门用两章的篇幅集中讨论了“李鸿章的是是非非”问题，并从下述三方面为李鸿章重新作了历史定位——第一，李鸿章为庸众中的杰士。 晚清统治层从最高统治者至大小官员，总体来看是个平庸的群体。他们是处于衰败状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产儿，又在腐朽不堪的专利制度制约下活动。按照19 世纪下半叶人类文化已达到的水平去衡量，这批统治者都是知识低下，目前短浅的平庸之辈。但在激烈的社会震荡中，他们中也分化出一些比较杰出的人物。李鸿章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氏的见识超出同侪，这个论断是公允的。但这不等于说，他在一切方面都比大小官员高明。准确点说，他是甲午战争前为数不多的识见超群的清政府大员之一。 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1865 年他便指出：“书生坐谈误国，可为口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 1、梁启超的身份 我们在介绍梁启超的时候，通常都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他：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领导人、维新运动出色的政治宣传家、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首先是一个政治家。这和以前早期的国人办报者的身份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像王韬，那一批办报者大都是知识分子身份，他们办报只是为了“立言”，已实现他们个人的“修身齐家治天下”的抱负，因此，他们所办的报纸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代表个人的意见，而不是代表某个阶级或阶层民众的意见，所以早期的报纸经营惨淡也就可想而知。而政治家办报，则注重的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民众的意见，个人的东西少了，公众的东西多了，所以也能够受到来自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支持。梁启超一生中亲自创办、主编的报纸达到11种，这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十分罕见的。而所有的这些办报活动都是梁启超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去从事的，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就是，梁启超投身政治活动的一个特点是主要从事办报宣传工作。这个特点，使政治和报纸这两个词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一点与我国以前的国人办报活动是有区别的，这一点也是我们理解梁启超所办报纸的性质的关键。 2、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文体 梁启超最早与报刊接触，是从参与编辑康有为创办的《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开始的，当时《万国公报》几乎每期都刊登一篇他的论说文章，在当时的舆论界就已经初显锋芒。 后来黄遵宪在上海办起《时务报》，梁启超担任主笔，所有的编撰工作都有他一个人来完成。每天要写4千多字的评论，还要撰写、修改2万多字的文稿。但是他当时是一个热情洋溢的青年，20岁出头，因此不知疲倦地夜以继日的工作。他这样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工作状态：“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为了宣传维新变法的需要，梁启超这个时候开始改革和发展了王韬的报刊政论文体，并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被世人称之为“时务文体”。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开始独立创办报纸，先后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仍然亲自担任报纸的主笔，继续撰写大量的政论文章。这个时期的文章比前一阶段更加成熟，被当时的人称作“新民文体”，梁启超本人也因此而被人称作“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梁启超的新文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时务”）有感而发。原来文坛中存在的诗词曲赋，不能够促使民族觉醒，反而有巨大的麻醉作用，因此，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士主张用救国醒民的“时务”文章，来冲出义理考据词章的限制，来达到宣传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的目的。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写出的文章生气勃勃，激动人心。 （2）语言浅显易懂、文体灵活自由。梁启超认为报纸上的文章是为“开民智”而作，所以应该浅显易懂。他大量使用口语来论证问题，用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道理。同时，他还主张打破写作上的清规戒律，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此他的文章恣意奔放、酣畅淋漓。 （3）梁启超的文章感情充沛，富于煽动性。这是他文章最能打动读者之所在。他的文章也因此而具有了某种魔力，使读者不知不觉地就会被他说服。 3、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李鸿章传读后感

《李鸿章传》读后感 读了梁启超先生写的《李鸿章传》，不禁赞叹梁启超国学功底之深和文采之非凡，客观而公允的评价以及中西对照的写法使我了解了李鸿章的一生，读完之后颇有所感。李鸿章一生毁誉参半，褒贬不一。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的一生最为后人所憎恨的是他当政期间，先后签署了《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作为大清外交第一人，李鸿章由此身败名裂，留下骂名。然而，把全部的责任都归咎于李鸿章是有失公允的。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图有一腔爱国热情，但是当时的中国实在是无药可救了，无论怎么努力都改变不了当时人们的愚昧麻木，他是想救国的，但是那个黑暗的社会不允许他这样做。梁启超先生在书中写道：“李鸿章是时势所造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尽管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尽管李鸿章在军事，改革运动中是杰出的带领者，然而他不懂得民众的实质，不通晓世界的发展趋势，不懂得政治的本源，没有从根本上考虑国家的严峻形势，再者在改革前进的摸索中无人指引，也只能让他停滞不前，却又无能为力。 一开始李投奔于曾国藩门下，在围剿”义和团”战斗中其军事才能崭露头角，用兵谋定后动，料敌如神，还和曾国藩等人一同建立了淮军和常胜军，且其品德气量也为人所道，故梁启超评论说：“按此亦李文忠之所以为文也，诏会剿而不欲分人功于垂成，及事定而不怀嫉妒于荐主，其德量有过人者焉。名下无虚，非苟焉已耳。”他是一介书生，但是戎马生涯改变了他的初衷，做不成学问却成为了“忠臣”，举起屠刀的时候没有眨过眼睛然后时候也扪心自问，那双满沾鲜血的双手让人心惊胆战。想想为什么“粤匪”会反朝廷，为什么朝廷军队会不堪一击？这一切的一切不得不令人深思！国之痛，民之哀，他深知自己没有能力能扭转这一切，所以只能在自己权职范围内的一些事情，让老百姓有饭吃，让朝廷放心东南这一块。最令人担心的是夷技这一块，外国军械优越，若起祸端，吃亏的肯定是中国，后来他就想尽快新办洋务，他写下了《致总理衙门书》想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后来朝廷同意了，他可以放手大干一场了。他提倡“自强”、“求富”，开办近代军事工业，设立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建立北洋舰队。他试图以自己的力量来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然而他所提倡的自强求富，他所建立的北洋水师却渐渐的被列强的枪炮和昏庸的王朝所粉碎。 李鸿章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在鼎盛时期“坐镇北洋，遥执朝廷”。他推动了中国将现代化的进程，为民族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但是就因为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被众多人所误解，留下骂名，实属不公啊！

陈寅恪经典语录

陈寅恪经典语录 【篇一：陈寅恪经典语录】 共收录25个陈寅恪的句子：本页收录的陈寅恪经典语录/陈寅恪名句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陈寅 恪名言名句可以了解陈寅恪的文字风格。如果您也有私藏的陈寅恪经典语录或喜欢的陈寅恪的句子，欢 迎出来与我们共享。 【篇二：陈寅恪经典语录】 国学大师陈寅恪——经典语录>,>国学大师陈寅恪——经典语录国学 大师陈寅恪——经典语录2016-06-12 06:38,抑更在可论者，中国之 文学与其他世界诸国之文学，不同之处甚多，其最特异之点，则为 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 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其原因固甚不易推论，然有一点可以确言，即对偶之文，往往隔为两截，中间思想脉络不能贯通。若为长篇，或非长篇，而一篇之中事理复杂者，其缺点最易显著，骈文之 不及散文，最大原因即在于是。吾国昔日善属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作骈俪之文。但此种理想能具体实现者，端系乎其人之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 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若就六朝长篇骈 俪之文言之，当以瘐子山哀江南赋为第一。若就赵宋四六之文言之，当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浮溪集一三)为第一。 《论再生缘》 寅恪四十年前常读希腊梵文诸史诗原文，颇怪其文体与弹词不异。 然当时尚不免拘于俗见，复未能取再生缘之书，以供参证，故噤不 敢发。荏苒数十年，迟至暮齿，始为之一吐，亦不顾当世及后来通 人之讪笑也。 《论再生缘》——陈寅恪名言 吾国昔时社会惑于“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谬说，加士大夫之家，亦不 多教女子以文字。今观端生、长生姊女未，俱以才华文学著闻当世，则句山家教之力也。句山所谓“娴文事，享富贵”者，长生庶几近之。至若端生，则竟不幸如世论所谓“女子不可以才名，凡有才名者，往 往福薄”。 《论再生缘》 文人薄命，才女亦然。 《论再生缘》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对李鸿章的评价

李鸿章评价 1.序言 (1) 2.李鸿章简介 (1) 3.生活的时代背景 (2) 4.为华工争取权利 (2) 5.李鸿章与太平军 (3) 6.伴随李鸿章的30多个条约 (4) 7.洋务时期贡献 (6) 8.简评 (7) 9.历史人物对其评价 (8) 10.个人对李鸿章的评价 (8) 1.序言 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精英。 国之大器，百年不遇. 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 2.李鸿章简介 李鸿章（1823.2.15-1901.11.7），字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世人多称?李中堂?。道光18年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 1872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自此，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达25年，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清廷倚作畿疆门户、恃若长城的股肱重臣。随着李鸿章地位、权利的上升，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他一手创建出的淮军，陆续被清廷派防各地，

成为充当国防军角色的常备军；而以他为领袖的淮系集团，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一个洋务派集团，并在其带领下，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洋务——自强——近代化运动。 3.生活的时代背景 三千年之大变局，海禁大开，强林环绕的时代。是中华文明受到西方文明挑战，中国开始重新认识自己，从封建专制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型的时代，中国第一支海军、第一批留学生、第一个煤矿、第一个驻外使馆、第一条铁路、第一份电报，这些第一个无不刻着李鸿章的名字。 自1840年英国人用舰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以后，中国人沿海岸修筑的所有整齐对称的炮台和花费巨银买来的位居世界第六的舰队，没有一次阻挡住?蛮夷?的入侵：?自道光中叶以来，外患渐深，至于今日，危迫极已。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都，毁圆明园，文宗出走，崩于热河……自此以后，法并安南，日攘朝鲜，属地渐失。各海口亦为列强所据，德占胶州，俄占旅顺大连，英占威海九龙，法占广湾……?而就在李鸿章死时，因为允许外国在中国驻军和几近天文数字的赔款而成为?将来无数困难问题发生之源?的《辛丑条约》刚刚签订，外国联军仍在整个朝廷逃亡在外的情况下占领着大清国的都城北京。 4.为华工争取权利 李鸿章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的机会，在访美结束后，他有意避开了美国西部，而选择了加拿大作为他回国的路线，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就此事对他采访。李鸿章借机请求美国媒体帮助中国移民：?……我只期望美国的新闻界能助中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中国移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力法》进行较大的修改。……中国移民在加州等地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力法》不但不给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