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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典人文主义重新阐释哈姆莱特的悲剧

从古典人文主义的局限性重新阐释哈姆莱

特的悲剧

摘要: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竭力宣扬了古典人文主义的魅力。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在颂扬文艺复兴在反抗宗教神权方面的功绩时,却忽略了其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即其面对世俗强权时所表现出的宿命论思想。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哈姆莱特在实施其复仇计划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定和无可奈何的心态来揭示并论证古典人文主义思想中所包含的宿命论因素,从而更准确地认识古典人文主义的实质。

关键词:古典人文主义;人的发现;哈姆莱特;宿命论

一、人的发现——古典人文主义的魅力

十四至十七世纪席卷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竭力彰显了古典人文主义的魅力。面对着古希腊罗马的辉的艺术成就,人们以复兴古典文化的方式重新审视着人的价值。对人的发现最终导致了对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宗教神权的全面而有力的挑战。

恩格斯曾经说过:“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的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失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古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了。”古代的文化遗迹,特别是古代典籍的发现,使当时的意大利人马上意识到他们原来是生活在文化贫瘠的状态中。他们在辉煌的古代文明面前感到惭愧和惊讶。古代文化所呈现的是一个美的世界,不能不激起他们的珍藏和仿效的热情。同时,古代的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不仅体现了美,更昭示了人的生活意义和人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地位和权利。于是,对“人的发现”促使人们充满热情地向往着全面发展并充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以达到个人的完美化。这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分子所极力追求的完美的人文主义品格。

古典人文主义的魅力使“人的发现”也逐渐成为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的核心。

对哈姆莱特性格的理想化塑造正是集中体现了被重新发现了的人的完美品格。丹麦王子哈姆莱特曾就读于德国威登堡大学,有着为人文主义者所赞赏的种种美德。他爱好哲学和艺术,热衷于深邃的思考,对世界和人类抱有美好的期望,他说:“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是道德的典范、国家的希望。奥菲莉娅曾把他描述为“朝臣的眼晴、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典范、举世注目的中心。”他身为王子,却能体察民间疾苦,为人民所爱戴,他曾十分感慨地说道:“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庭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他还是一个忠于爱情的王子,他给奥菲利娅写过这样感情炽烈的情书:“你可以疑心星星是火把,你可以疑心太阳会移转;你可以疑心真理是谎话;可是我的爱永没有改变。”除此之外,莎士比亚还赋予了他很多其他的优点,比如,他拥有强健英武的体魄,他一向光明磊落、诚恳待人,等等。总之,通过对哈姆莱特完美品格的塑造,莎士比亚以极大的热情对古典人文主义所倡导的“人的发现”做出了具体而有力的回应。

二、人的困惑——哈姆莱特的悲剧

然而,冲破了中世纪宗教神权枷锁的人们却又无可奈何地陷入了世俗强权的桎梏之中难以解脱。莎士比亚通过对哈姆莱特形象的塑造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可是这被重新发现的人却无法担当起改造社会、重整乾坤的重任。

17世纪初的英国,正是伊丽莎白王朝(1558---1603)统治的后期,各种衰败的迹象已经显露无遗。女王无嗣更使表面安静的社会生活背后隐藏着无穷的政治危机。伊丽莎白时代令英国人颇为自豪的繁荣安定已经转化为整个社会日益激烈的动荡不安。作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莎士比亚本能地对这一迅速变化的社会现状投入了极大的关注。面对当时英国政治及社会的黑暗,莎士比亚借哈姆莱特之口向英国人民大声疾呼:“丹麦是一所牢狱……是其中最坏的一间。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显然,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被赋予了对抗世俗强权的重任。可是哈姆莱特在实施其复仇计划的过程中却频繁地表现出犹豫不决、困惑不堪的心态。这似乎已经预示了哈姆莱特命运的悲剧性结局。

哈姆莱特出场时显得郁郁寡欢,满面愁容。先王的死和王后的再嫁使他的精

神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本来在他的心目中,老哈姆莱特是人类最完美的代表,他的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最和谐的关系。这梦幻般的美好景象怎么会突然就变得如此龌龊不堪呢?他感到自己难以承受了,以至于希望“这个太坚实的肉体会融解,消散,化成一堆露水!或者那永生的真神未曾制定禁止自杀的法律”。人世间的一切在他看来也只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

当哈姆莱特从父亲亡魂那里得知了真相后,便决心要复仇了。然而对手的强大、世态的炎凉又使他预感到力不从心,前途难料,他发出了这样的慨叹:“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楣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重任!”为了不让对手看出破绽,他不得不假扮疯癜,闪烁其词地与其周旋。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哈姆莱特实施复仇的过程是迟缓的,举棋不定的。他时常为自己的犹豫和彷徨感到痛苦不堪。他在听了一个令人声泪俱下地念了关于一个老国王被杀的故事后,深受触动,觉得自己连那伶人都不如,只不过是“一个糊涂颟顸的家伙”,“只会用空言发发牢骚”。

民间剧团来宫廷演出给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然而任务的艰巨又迫使他在演出之前权衡起生死的利弊来:“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人文主义思想的薰陶确实赋予了哈姆莱特敏锐而深邃的洞察力。他从家庭和宫廷的变故中看出了这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剧,他意识到了自己所承担的责任有多么重大。他不仅要为屈死的父王向篡位的叔父复仇,更要为维护其人文主义理想而改造现实。同时他还意识到正是“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炽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他在告诫自己顾虑太多只能使自己踌躇不前而贻误大事。

可是当一切正按照他的预料向前发展的时候,他却突然改变了念头。他不愿在国王洗涤灵魂的时刻结果其性命,他要等待一个更残酷的机会,“让他幽深黑暗不见天日的灵魂永堕地狱。”这就是哈姆莱特,他复仇的愿望不可谓不强烈,他“重整乾坤”的抱负不可谓不远大,可是他那思想的包袱是如此的沉重,他那行动的步履又是如此的艰难,一个唾手可得的机会就这样被他轻易地错过了。为了不使自己复仇的行为变为“以恩报怨”,他要让他的对手先去尝尽道义的谴责,似乎这样才能让其死得其所。于是他又去竭力劝说王后疏远国王。如果说在此之前哈姆莱特所有的犹豫和迟延还可以被理解为审慎的话,他接下来的行为就只能被理解为鲁莽了。他竟然出于一时的激愤而错杀了躲在幕后偷听的大臣波洛涅

斯!

终于,在这场激烈的交锋中,国王取得了主动。应该说,此时哈姆莱特复仇的愿望依然是强烈的。他在去往英国的途中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告诫自己不能高谈阔论、瞻前顾后,而要“摒除一切的疑虑妄念,把流血的思想充满在脑际”。可以设想,当国王借刀杀人的阴谋被揭穿之后,被逼上绝路的哈姆莱特必定要再次着手实施其复仇的计划。可是雷欧提斯的出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先是为自己在奥菲莉娅墓前与其发生争执而懊悔不已,又为了求得雷欧提斯的原谅而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说成是“在疯狂中犯下的过失”。“一向厚道”的哈姆莱特于不知不觉之中又一次上了对手的圈套。要不是雷欧提斯临死之前道出了真相,致使暗中得意的国王也命归西天,那么,哈姆莱特的艰难的复仇就会变成是个彻头彻尾的“黑色幽默”了!真是应了哈姆莱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一切都是上天预先注定的”。

由此可见,“人的发现”并没有帮助被重新发现的“人”去实现“重整乾坤”的愿望也就并没有彻底地帮助人们去实现“人的价值”。人们只能无奈地面对这“冷酷的人间”!

三、人的宿命——古典人文主义的局限

哈姆莱特的悲剧是一个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悲剧。他的希望与失望,他的理

想与困惑,他的壮志与踌躇,正是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所能赋予他的全部的精神特征。那是一个无时无刻不让人感受到剧烈变动的时代。朝廷的腐朽,群臣的谄媚,民众的愤怒,无一不在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哈姆莱特有着对于人与社会的美好的理想和善良的愿望,同时他又敏锐地观察到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矛盾。他充满激情地要改变这世界,要“重整这乾坤”。然而问题如此繁杂,黑暗如此沉重,他又感到力不从心。他太沉迷于思考了,他太专注于道德的完善了。他总想把事情处理得周详再周详,公正再公正。这种极富激情却又极为幼稚的思想最终把他引上了任由命运摆布的不归路。走出中世纪的“人”如何在改造社会和重整乾坤的重任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这已经不只是哈姆莱特

个人面对的难题,而是所有充满激情地拥抱着古典人文主义的人们的普遍困惑。而对于莎士比亚来说,认识的局限只能让他通过哈姆莱特之口来宣告一个唯一可能的答案,那就是“一切都是上天预先注定的”。

而悲剧的真正根源恰恰是文艺复兴与生俱来的宿命论思想。这一时期著名的政治学家兼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曾经在他的《君主论》中集中阐述了这种思想:“有许多人向来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是由命运和上帝支配的,以至人们运用智慧亦不能加以改变,并且丝毫不能加以补救;因此他们断定在认识事物上辛劳是没有用的,而让事情听从命运的支配,这种意见在我们这个时代就觉得可信,因为过去已经看到而且现在每天都看到世事的重大变幻远在每个人的预料之外。”

在作为“人的发现”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人充分表现了它的自由意志,并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就。但另一方面,人又感到有所失落,始终觉得人的命运是无法由人的意志支配的。虽然在宗教神权至上的中世纪时期无人文关怀可言,但宗教神权毕竟赋予了当时的社会某种必要的秩序和确定性。一旦宗教神权被打破,人们不可避免地要从上帝或自身之外去寻找确定性,而这正是宿命论的根源所在。这其中自然地贯穿着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在哲学层面上的不可知论思想,即世界是不可知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可能把握自己命运的。身处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哈姆莱特说出“一切都是上天预先定的”这样的话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结论

本文在充分肯定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于人的发现的重大意义的同时,通过详细分析哈姆莱特悲剧的形成过程,阐述了古典人文主义思想虽然起到了反抗宗教神权的作用,但是因其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又使当时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们在面对世俗强权时遭遇到了难以解脱的困惑和无奈,并进一步揭示了古典人文主义思想中所蕴含的宿命论思想,从而为更准确地认识古典人文主义的实质提供了一种文学角度上的论证。

参考文献:

[1] 启良.西方文化概论.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2] 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