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定发回重审)吴某被控行贿罪、诈骗罪一案之二审辩护词-第三部分
（裁定发回重审）吴某被控行贿罪、诈骗罪一案之二审辩护词－第三部
分
第三部分对行贿罪的辩护意见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的规定，认定行为人构成行贿罪必须运用证据证明两个构成要件：一是行为人谋取的是不正当利益，二是行为人为谋取该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
结合一审判决认定吴某行贿的事实是“2006年6月，国家开始实行渔船用油政府补贴政策，补贴范围为持有效《渔船检验证书》《渔船登记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即…三证齐全?）的渔船给予渔业用油补贴。被告人吴某找到时任洋浦渔政渔监中心主任吴祖教，让其在用油补贴审核工作中给予南鹰公司…关照?，并承诺事成后给予好处费。吴祖教违反渔船用油政府补贴的规定，审批了被告吴某申请的渔船年审和渔业用油补贴。为了感谢吴祖教在此过程中给予的…关照?，2006年10月4日，吴某指使其子吴海彪将一张存有1 0万元人民币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卡号622848*************）交给吴祖教，后吴祖教与吴海彪一同将卡中9.7万元人民币转存至吴祖教农行账户，该卡上剩余3000元人民币由吴祖教在ATM机上提取”（一审判决书第6－7页），因此控方必须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以下三个案件事实：①吴某在申领渔业用油补贴过程中谋取了不正当利益；②吴海彪给予吴祖教好处费十万元；③吴某找到吴祖教要求关照，并指使其子吴海彪给予吴祖教好处费十万元。
然而，本案现有的证据材料在证明以上三个事实时均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证据之间无法相互印证，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无法排除其他合理怀疑，不能得出吴某行贿的唯一性结论，因而不能认定吴某构成行贿罪。
一、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吴某在申领渔业用油补贴过程中谋取了不正当利益
行贿罪要求行贿人谋取的必须是不正当利益，谋求正当利益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不构成行贿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明确指出行贿罪中的“不正当利益”是指行贿人谋取的利益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或者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为自己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
一审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书》第39页明确指出被告人吴某谋取的不正当利益是“非法获取国家渔业用油补贴款”，但现有证据材料显示，南鹰公司名下渔船申领渔业用油补贴申请符合洋浦经济开发区制定的补贴分配方案，即南鹰公司申领渔业用油补贴款并不存在不正当利益。
首先，南鹰公司名下涉案10艘渔船均符合申领渔业用油补贴的条件。《洋浦开发区2006年渔业作业用油财政补贴资金分配方案》（卷2P62）规定能够申领渔业用油补贴的渔船：“为2005年省海洋与渔业厅组织的全省海洋捕捞渔船情况调查登记在册并持有效证件的渔业船舶。即：应持有效《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渔业船舶登记证书》和《渔业捕捞许可证书》。报废、
套牌、…三无?、证书不齐渔船，以及毁损、沉没、和不能生产渔船不得纳入补贴范围”。
南鹰公司申领渔业用油补贴的琼洋浦XXXXX等10艘渔船均持有效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渔业船舶登记证书》和《渔业捕捞许可证书》，符合申领渔业用油补贴的资格条件。
其次，至于琼洋浦XXXXX等10艘渔船是否存在“套牌生产”、“有证无船”等不能申领补贴的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详细指出控方现在提交的证据无法充分证明这十艘渔船2006年至2011年间有“套牌生产”或者“有证无船”的情况，也就无法证明琼洋浦XXXXX等10艘渔船不符合申领渔业用油补贴的条件。
由于控方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琼洋浦XXXXX等10艘渔船不符合申领渔业用油补贴的条件，也就无法证明吴某在申领渔业用油补贴过程中谋取了不正当利益，从而无法证明吴某构成行贿罪。
二、现有证据无法充分证明吴海彪曾给予吴祖教10万元
一审判决认定“吴祖教与吴海彪一同将卡中9.7万元人民币转存至吴祖教农行账户，剩余3000元人民币由吴祖教在ATM机上提取”，但这缺少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持，且与现有证据矛盾。
（一）银行存取款凭证无法证明吴海彪通过转账方式给予了吴祖教97 000元人民币
首先，吴海彪名下卡号为622848*************，账号为88500 1100140324的银行卡的交易记录（卷1P53）显示该账户在2006年
10月4日的确有一笔金额为97000元的柜台转账支出，但是并没有显示收款人账号和姓名。
其次，吴海彪名下的农行账户（卡号622848*************）在2 006年10月4日的取款凭条（卷1P58）显示，该账户是有一笔金额为97000元的转账支出，但同样没有显示收款人账号和姓名。
然后，吴祖教名下的农行账户的存款凭条（卷1P59）显示，该账户在20 06年10月4日有一笔金额为97000元的存款，但存款凭条没有显示存款人信息，凭条上也没有客户签名，根本无法确定该笔存款是何人所存。事实上，这条存款凭条字迹模糊不清，根本难以辨认出有效的信息。
最后，控方提取的另一个存款凭证（卷1P61）反而显示吴祖教这个账户存入97000元的时间发生在2006年10月5日。
综上所述，虽然吴海彪、吴祖教的银行账户存在金额相同的转出/存入交易，但是由于没有能够直接证明两笔交易对应关联的证据，凭仅现有的银行收支流水账单和存取款凭证不能排除两笔交易相互独立，吴海彪事实上并没有转账给吴祖教的可能性。
（二）吴祖教指出吴海彪给予财物的口供不仅自相矛盾，而且与其他证据相矛盾
吴祖教在2013年3月25日自书的《我的交待》（卷13P1）与2013年3月26日的讯问笔录（卷13P2~3）均指出给予银行卡的是“吴某”，而其又在2013年4月25日和2014年7月8日所作的口供指出是“吴海彪”给予的财物，并且只有2013年4月25日的口供对给予财物的过程
进行了描述。事实上，吴祖教的口供不仅前后矛盾，而且一审判决采信的口供内容还与其他证据在关键的事实细节上有根本上的矛盾。
第一，双方交付银行卡的时间前后矛盾。吴祖教在2013年3月25日《我的交待》中指出吴某是在2007年某个周末向其交付银行卡的，在2013年3月26日的讯问笔录中同样指出是2007年某个周末向其交付银行卡的，然而2013年4月25日的供述却变成了2006年国庆的某一天早上。第二，银行卡内的存款数额前后矛盾。吴祖教在2013年3月25日《我的交待》中说自己去取款机查询发现银行卡里有9.6万元，在2013年3月26日的讯问笔录中也指出银行卡里存有的是9.6万元；然而吴祖教在2 013年4月25日的供述中却说银行卡里存有10万元。
第三，吴祖教取得银行卡内款项的方式前后矛盾。吴祖教在2013年3月2 5日《我的交待》中称自己是分多次取完款后将卡还给吴某的儿子吴海彪，在2013年3月26日的讯问笔录中也是多次从自动取款机中取完钱后以后还给吴某的儿子吴海彪；然而吴祖教在2013年4月25日的供述中却说当时即进入农行取了9.7万元转存到其名下，剩下的3000元通过取款机取了2800元，剩下的钱不能通过取款机提取便还给了吴海彪。吴祖教的口供从自己多次取款变化成转账存款，这种根本性的差异让人怀疑口供的真实性。
第四，吴祖教该口供与事实不符。吴祖教称其取了2800元后无法再通过柜员机取出来便将卡还给了吴海彪，但是吴海彪名下622848015002174 6014银行卡的交易记录（卷1P53）显示该卡在2006年10月5日1 5时14分46秒取款2000元后，在2006年10月31日18时10
分14秒、2006年10月31日18时10分55秒分别取款800元和100元。换言之，吴祖教共取款了2900元而不是2800元，而且最后取出100元的时间与之前取出800元的时间只间隔了半分钟，不存在取了2 800元以后无法再取款的情况，也不存在吴祖教取了2800元之后再由其他人取出100元的可能。
三、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吴某找到吴祖教谋求关照，并指使其子吴海彪给予吴祖教好处费10万元
一审判决书（P7~8）认定吴某找到吴祖教谋求关照，并指使其子吴海彪将十万元交给吴祖教，然而一审法院认定吴某找到吴祖教要求关照并指使吴海彪给予吴祖教好处费10万元的事实依据仅仅是吴祖教一人的口供，并无其他证据能够在吴某指使吴海彪给予财物这一个问题上与吴祖教的口供相互印证。
一审判决书第39~40页说明了一审法院仅凭吴祖教口供认定吴某指使吴海彪给予财物的逻辑：“经查，吴某指使其儿子吴海彪向吴祖教行贿10万元的事实，有证人吴祖教的多次稳定证言为证，陈壮平、吴达武领取油补账户及吴海彪农行账户的银行交易流水账与交易凭证证实，吴海彪于2006年10月4日12时57分持尾号为6014的农行卡转取出97000元，又转存入吴祖教农行账户，该情节与吴祖教的证言内容相吻合，印证了吴祖教口供的真实性”。一审法院根据吴祖教的口供中指出吴海彪给予了他财物，而吴海彪、吴祖教的银行存取款凭证又与之印证，从而得出吴祖教口供的内容全部真实的结论。但一审法院这种推理实质上将吴祖教口供中部分内容能够与其
他证据印证歪曲为吴祖教口供的全部内容都能得到其他证据印证，犯了以偏盖全的逻辑错误，错误地认为吴祖教口供的全部内容均为真实。
事实上，由于吴祖教口供中“吴海彪给予自己财物”和“吴海彪给予我财物是受吴某指使”这两个事实是完全独立的，均需要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但是本案现有证据无法做到这一点。
首先，吴某在所有的讯问笔录中均否认其曾要求吴祖教给予关照，也否认自己曾指使吴海彪给予吴祖教十万元，更是指出自己在2003年即与吴祖教产生矛盾，自己不可能寻找其关照，更不会给予其好处费。
其次，本案证据材料中没有吴海彪对案件事实的陈述，无法直接证明吴海彪是否曾给予吴祖教十万元，更是无法证明该行为是出于吴某的授意还是出于吴海彪本人的意思。
最后，本案其他证据材料根本不涉及吴海彪是否受吴某指使而给予财物的内容，无法与吴祖教口供中关于吴海彪是受吴某指使而给予自己财物的内容相互印证。
综上所述，现有证据根本无法证明吴某找到吴祖教谋求关照并指使吴海彪给予吴祖教财物，一审认定吴某行贿的证据不足。
四、涉案10万元行贿款并非来自吴某，也不受吴某控制
一审判决第40页称“《洋浦经济开发区2006年第一批柴油补贴发放表》《洋浦经济开发区2006年第二批柴油补贴发放表》显示系吴海彪签字代领南鹰公司名下10艘渔船柴油补贴款，被告人供称在申请油补时曾让吴海彪帮其签过名”，从而推定涉案10万元柴油补贴款虽然来自吴达武、陈壮平的
账户，但受吴某的控制。但是，这种推定显然存在逻辑错误，也与事实情况不符。
首先，根据《洋浦区第一批第一阶段柴油补贴发放表》（卷2P104~106），柴油补贴款是直接发到吴达武、陈壮平等人的银行卡中的，而不是由吴海彪代领的。事实上，吴海彪在《洋浦区第一批第一阶段柴油补贴发放表》上签字的行为只不过是一个代表南鹰公司作一个形式上的确认而已，并不代表吴海彪本人真的“代领”到相关的补贴款。这一点有证据材料予以证明：《洋浦区第一批第一阶段柴油补贴发放表》的签字时间是2006年9月11日，而陈壮平名下领取补贴的账户流水账单（卷1P74）却显示补贴的发放日期是在2006年9月8日，这说明补贴早已经直接打入银行账户，而吴海彪签字的行为只是代表南鹰公司对已收到补贴款的一个确认，不是真正的代领补贴款。
其次，吴某曾委托吴海彪办理申请补贴款的事宜，不能扩张性、无逻辑地得出吴某控制了补贴款的结论，更不代表吴某有授意吴海彪向吴祖教行贿。在吴某的口供中，虽然提到其曾委托吴海彪办理补贴款事宜，但无法反过来倒推吴海彪所做的所有与补贴款有关的事情都是出于吴某的授意和指使。吴海彪并非南鹰公司的员工，其代表南鹰公司办理业务必须要有相关的授权和身份证明，吴某也曾指出其委托吴海彪办事都会出具授权书，但是在案卷材料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吴海彪可以确认领到补贴款的授权书，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怀疑，由于2006年补贴款也曾打入吴海彪的账户，可能存在吴海彪确认自己账户已领到补贴款的时候顺便将吴达武等人的补贴款发放情况也一同确认了，但这个行为并非出于吴某的委托和授权。退一万步说，即使吴某授权
吴海彪去代领补贴款，但实际直接控制这些补贴款的仍是吴海彪，吴某只是观念上的“间接控制”，完全存在直接控制这些补贴款的吴海彪基于个人原因给予吴祖教财物，而间接控制这些补贴款的吴某对此完全不知情的可能性，从而根本无法从吴某曾让吴海彪代领补贴款就得出吴某授意吴海彪向吴祖教行贿的肯定性结论。
最后，现有证据材料反映出行贿款的整个流转都与吴某无关，无法得出吴某指使吴海彪行贿的结论。从控方提交的所有与行贿款项相关的证据以及一审认定的事实来看，涉案的10万元首先从陈壮平、吴达武的账户进入吴海彪的账户，再由吴海彪转存至吴祖教的账户，但是这些事情都是吴海彪所为，与吴某没有任何关联，在吴海彪未说明案情的前提下，根本无法得出吴某指使吴海彪向吴祖教行贿的结论。
五、现有证据材料无法排除其他人向吴祖教行贿的合理怀疑
一审判决认定吴海彪给予吴祖教的财物是来自吴达武、陈壮平的账号，但是却莫名其妙地跳过吴达武、陈壮平等人，直接将吴达武、陈壮平账号内的存款认定为是吴某支配下的财物，先入为主地认定吴海彪给予吴祖教财物的行为是出于吴某的指使（一审判决书P42），但是由于除了吴祖教的口供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吴海彪给予财物的行为是出自吴某的教唆，因此一审法院先入为主地认定吴海彪是受吴某指使的事实缺少事实依据，而且不符合逻辑，也无法排除其他可能性。事实上，由于缺少吴海彪本人的陈述，因而不能排除是吴达武或陈壮平为了能够得到吴祖教关照而指使吴海彪行贿吴祖教的合理怀疑。
另外，由于吴海彪对存款转出记录与吴祖教的转入记录之间并不对应，因此也不能排除吴海彪没有打钱给吴祖教，只是时间、地点、金额等细节上存在巧合，而且这种巧合能够从吴祖教的口供变化中得到佐证。吴祖教2013年4月25日的口供与2013年3月26日、26日的口供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根据人的记忆规律，2013年离2006已有7年之久，吴祖教的记忆不可能在前两次讯问后一个月的时间内“自主地”对事实的回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发现侦查部门在2013年4月23日向中国农业银行儋州支行提取了吴祖教和吴海彪名下银行卡的交易记录和存取款凭证（卷1P52~61），这也就可以合理地推断是吴祖教在哪些证据材料的“帮助”下合理地“回忆”起案件的“实际情况”的。
换言之，现有证据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不能推导出吴某指使吴海彪行贿吴祖教的唯一结论。
六、综合全案证据，由于直接证据为孤证且其他间接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不能认定吴某构成行贿罪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和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和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运用间接证据定案必须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认定的案件事实足以排除合理怀疑，得出的结论具有唯一性。
另外，最高院发布的第656号刑事指导案例（陈亚军故意伤害案，《刑事审判参考》2010年第6辑总第77辑）的裁判要旨更是明确指出：直接言词证据为孤证，其他间接证据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的，应依法作出无罪判决。比照本案的证据材料，吴祖教证明吴某犯行贿罪的口供虽然属于直接言词证据，但无论在吴海彪是否给予自己10万元财物方面，还是在吴海彪给予自己财物是受吴某指使方面，均缺少能够充分与之印证的其他证据，属于孤证；而其他间接证据之间也相互矛盾，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因此，应当依法认定吴某不构成行贿罪。
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辩护词
遇到刑事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s://www.wendangku.net/doc/7113303589.html, 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辩护词 如大家所知，只要行为人涉及毒品，就可能构成毒品犯罪，比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容留他人吸毒罪，以及非法持有毒品罪等。那么，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我们辩护人应当从哪些方面为被告人辩护呢，下面，赢了网小编马上为大家说明。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颐海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赵XX的委托，指派本所王XX、郝兴利两位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律师接受委托后进行了阅卷，会见了被告人，并参加了庭审，在此基础上，辩护人已基本了解案件事实，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辩护人对公诉方指控被告人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犯罪性质不持异议。 二、被告人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 1、根据最高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而本案的事实是：2017年3月31日，在公安机关的监督下，被告人于X给被告人赵XX打电话说要购买冰毒，被告人赵XX于4月1日凌晨在前来送冰毒的过程中被抓获。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赵XX的行为应当属于“犯意引诱”，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2、根据最高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因“数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罚。本案中，被告人因自己吸食而非法持有毒品21.7克(黄色晶体)，因犯意引诱而持有20克毒品(白
色晶体)，属于《座谈会纪要》中的“数量引诱”，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三、被告人具有酌定从轻情节。 1、本案因特情介入，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一般都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毒品一般也不易流入社会，其社会危害程度大大减轻，在量刑时，应当加以考虑。 2、通过辩护人在庭审中当庭对被告人的发问，证实被告人是因身体健康原因而非法持有毒品，被告人持有毒品是为了减轻身体病痛，因此，从被告人持有毒品的原因、动机、目的等情节，都可以反映出被告人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小，请求法庭酌情从轻、减轻处罚。 3、从被告人的讯问笔录可以看出，被告人对于自己的组织卖淫的犯罪事实坦白认罪;庭审中，被告人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名也是当庭自愿认罪;根据《刑法》以及最高院印发的《人民法院最高量刑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被告人具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三、被告人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 《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
诈骗案辩护词
安某诈骗一案辩护词 尊敬的合议庭组成人员： 浙江宇策律师事务所接受安某家属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安某涉嫌诈骗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现结合庭审调查，发表如下辩护意见，采信与否，请说明理由： 一、安某等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唯一理由是组长和组员在对具体对象实施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但并不成立。一方面，主观上没有证据证明组员在针对具体对象诈骗时有与组长共同联络，无并共同犯意。组长对组员的培训、指导、管理是不针对特定诈骗对象的。另一方面，客观上，除了起诉书中控制的有组长直接参与的犯罪外，并无证据证明组长参与了其他组员单独实施的诈骗。组长参与组员诈骗钱财的提成主要是老板为了激励组长对组员进行培训，教育，争取更多的收益，但不能因此当然的认为与组员间在针对特定对象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 二、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虽然唐某在被公安抓获与安某同组，但安某在公安2012年5月11日笔录第3页最后一段已辩解唐某是2012年4月才与自己一组，之前唐某和刘某一组；这一辩解与安某、唐某在法庭上的当庭陈述一致，与其他知情同案犯（刘祥某等）陈述一致，应当采信。但唐某被追诉的犯罪行为均发生在2012年4月之前（起诉书第16节所指挥的犯罪时间应属笔误），因此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三、关于安某的量刑情节。
1．起初也是受害者。安某大学毕业后刚进公司时并不知道单位实施的是诈骗行为，听信领导所谓的公司上市计划才决定留下来，因此，从另一角度讲，本案包括安某在内的好几名被告都是通过正常的招聘被骗进去犯罪的，还包括在大学校园应聘被骗进来的，从另一角度讲，也是受害者；也折射出了当代大学生求职就业中的一些问题，征对这一社会现象在量刑时应予考虑。 2．有进取心。安某在明知自己所为属犯罪行为时，也有改过从良之意，并报考了公务员（提交准考证），因此是有进取心的。只因就业难，心存侥幸，没有离开。 3．安某认罪态度较好，系初犯，希望在量刑时也予以考虑。 四、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 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出台的《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该规定，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0万元，根据浙江省的规定，诈骗罪数额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万元，因此在不考虑其他量刑情节的情况下，诈骗金额在5万元至50万元的应判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至少每相差6.4万元才相差一年有期徒刑。 综上，请求对安某在四年有期徒刑以下判处刑罚。 此致 XX人民法院 辩护人：刘海林 2012年10月23日
辩护词(故意伤害案缓刑)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 江西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其辩护律师。在发表辩护意见之前，首先代表被告人向被害人及其家属表达深深的歉意！案发后，被告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非常的后悔，但错误已经造成，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要承担法律责任。鉴于被告当庭认罪，且本案属于因家庭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案情本身比较简单，故本律师对检察机关指控严亮胜的罪名及犯罪事实部分无异议，仅针对量刑情节发表以下意见： 本律师认为，被告具有以下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1、本案属于家庭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被告人与被害人系姻亲关系，两家在长期的交往中没有处理好一些小问题而导致误解与心结，被害人对事情的起因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依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对故意伤害罪的规定中，“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2 0％以下：(1)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 2、被告认罪态度好，悔罪态度明显，积极赔偿。双方达成了赔偿协议，被告支付了全部赔偿款，被害人表示不再追究这件事情，取得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并建议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判处缓刑。依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第16条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及其家属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
能力等情况确定从宽的幅度。(1)积极赔偿被害人及其家属全部经济损失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 0％以下。” 3、被告具有刑法第67条第三款规定的“如实供述，可以从轻处罚”情节，依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第12条规定，可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 4、被告当庭认罪，依据依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第13条规定，可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 5、被告系初犯偶犯，案发前表现良好，无前科劣迹，请法院本着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考虑给他一个从轻的机会，以使其家庭不至于破碎。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综合前述依据，本律师恳请法院从“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出发，本着“惩罚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对被告人严亮胜从轻或减轻处罚，不仅有利于其改造,也有利于其家庭的和谐，同时体现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 此致 XX人民法院 辩护人：XX 2012年月日
张某某涉嫌行贿罪辩护词
---------------------------------------------------------------范文最新推荐------------------------------------------------------ 张某某涉嫌行贿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江苏汇君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张××的妹妹张××的委托，并经被告人张××同意，特指派我们担任其涉嫌行贿罪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经过庭前阅卷、依法会见被告人和参加今天的庭审。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的行为构成行贿罪的定性没有异议，但对起诉书所指控的部分事实的定性持有异议。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就本案的事实而言 （一）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起犯罪事实的定性持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行贿罪在客观方面的给予行为分为主动给予和被动给予。被动给予，就是说在国家工作人员主动要求、索取财物的情况下，被动的交付财物。如果是因为被国家工作人员勒索而被迫交付财物，必须是本人实际获得了不正当利益的，才构成行贿罪，否则不构成行贿罪。 就本案而言，被告人张××是在朱××的安排下给予于××2 万元的。这一点得到了起诉书的认可，在张××和于××供述中也得到了证实。 1 / 8
诈骗案辩护词
任晓敏诈骗案二审辩护词 唐红新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任晓敏的委托，指派唐红新律师作为任晓敏的二审辩护人。在在详细阅读一审案卷及公诉机关的案卷材料基础之上，辩护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任晓敏诈骗被害人杜菲的40万元有误。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具体辩护意见如下，请法庭予以参考： 一、原审法院认为任晓敏在电影拍摄合作失败后收取杜菲钱财与事实不符 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任晓敏在与李振岩签署《剧本转让协议》之后并未在合同约定期间内付款，该合同自动终止，并以此推论上诉人任晓敏在明知没有拍摄合作的情况下收取杜菲钱财，认为上诉人构成诈骗罪。 然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在本案中，虽然上诉人任晓敏在合同约定期内并未依照合同约定期限付款，其本身是违约行
为，应属于民事纠纷，并不当然的导致转让协议的解除。同时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导演李振岩也一直并未通知本案上诉人任晓敏，要求解除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六条之规定该转让协议尚未解除。 筹备拍摄电影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杜菲直至8月27日才将说好的40万元汇款完毕，已经错过6、7、8月份草原上最佳的拍摄时间，原先的投资拍摄计划需要进行调整。然而不幸的是，在其后短短的不到10天的时间内，徐虹、杜菲遂将任晓敏以诈骗罪向警方报案，随即任晓敏被警方抓获归案，对电影剧本的投资自然难以为继。 需要注意到的情况是，在《剧本转让协议》尚未解除，依据该协议任晓敏享有电影剧本《小牛的草原》版权及所有权，对拍摄电影的投资依然可以继续的情况下，任晓敏收取杜菲钱财，显然不能成立诈骗罪。 二、任晓敏没有诈骗的故意 《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2010年5月23日至2010 年8月7日期间，任晓敏与该剧本的编剧魏术学、导演李振岩经过多次商谈、反复斟酌情节、修改剧本。并于2010年6月18日签订了《联合拍摄电影合同》，后又于2010年8月7日签订《版权转让合同》。以上种种迹象足以表明《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任晓敏为了筹备拍摄电影《小牛的草原》也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可见其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骗取被害人钱财。 三、杜菲支付40万元是基于徐虹的要求
故意伤害案的辩护意见
Xxxx故意伤害案的辩护意见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陕西书宝律师事务所受xxx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辩护人。通过庭审，辩护人对案情有了进一步了解，现结合法律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鉴于被告人认罪及全案证据情况，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并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不持异议。辩护人就被告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做如后陈述： 一、被告人xxx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事实，并愿意接受刑事处罚，应该构成自首。刑法规定自首是指犯罪后自动投案，向公安、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行为。我国刑法规定，自首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告人在案发后，主动报警，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犯罪过程，从自首至今天法庭审理阶段，供述稳定没有对其供述做过改动，符合自首的法定构成，已经构成自首。本案在山阳县检察院审查起诉中，已经认定自首。现丹凤检察院将自首改为坦白，有违本案的事实。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有自首情节不是坦白，应该从轻减轻处罚。根据《量刑指导意见》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投案
的动机、时间、方式、罪行的轻重及悔罪的表现，可以减少基准刑40%。 二、被害人对本起故意伤害案矛盾的激化有一定过错。 本案被告人骑摩托经过丰泰园差点和受害人骑的摩托相撞，两人不快相互自责对方，互骂结束准备离开。受害人之母出来骂被告，受害人趁机打了被告一拳，两人发生厮打。后来受害人亲属参与，多人发生厮打，后被告离开。被告人和受害人因为差点发生交通事故发生冲突，因为没有后果，事件完全可以平息。双方因言语不和，亲属参与发生殴打，导致被告被打自认吃亏，产生报复心理。最终，导致伤害后果的发生。辩护人认为案件起因上，受害人有一定过错。根据《指导意见》“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一定责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15%以下。 三、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认罪态度较好，请求法院酌定从轻处罚。 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根据《指导意见》第三条第七款的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恳请法院对xxx酌情从轻处罚。 案发后，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公诉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均能主动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积极配合调查，没有任何逃避责任的行为,他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后悔，并委托家人
关于XXX盗窃案的辩护词
关于XXX盗窃案的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委托，指派XX律师担任被告人XXX被指控犯有盗窃罪一案的辩护人。辩护人接受委托后通过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结合法庭调查及公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共犯，应对XXX按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进行处罚。 首先，被告人与甲某没有盗窃的共同故意，双方事前并无通谋。被告人与甲某在集市上约定接到甲的电话到某地点收牛的行为不属于事前通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5年12月28日关于对窝藏、包庇罪中“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如何理解问题的电话答复的规定，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所说的“事前通谋”，是指窝藏、包庇犯与被窝藏、包庇的犯罪分子，在犯罪活动之前，就谋划或合谋，答应犯罪分子作案后，给以窝藏或者包庇的，这和刑法总则规定的主客观要件是一致的。本案中被告人只是与甲某约定被动地接到甲某的电话到事前不知道的不固定的多个地点去收牛，且约定时被告人并不知道甲某是否要实施盗窃以及可能实施盗窃的具体的盗窃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如何盗窃等内容。可以认定被告人XXX与甲某并没有事前通谋。 其次，被告人与甲某并没有共同的盗窃行为。 被告人并不知道盗窃的具体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并没有到犯罪现场，也没有帮助甲某实施犯罪行为。而只是在甲某的盗窃行为完成后才被通知到某一地点收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被告人的行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特征，应当对被告人XXX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进行处罚。 二、被告人有以下法定和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 （一）被告人有立功表现 被告人到案后，如实揭发了甲某等人的犯罪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应当认定XXX有立功表现。请法庭依据刑法关于立功的规定，对XXX从轻、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有以下酌定从轻的刑罚裁量情节 1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不掌握其具体犯罪事实时，坦白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使得本案得以迅速侦破，其认罪悔罪态度良好。 2 被告人积极主动地退还全部赃物，减少了被害人的损失。 综上所述，被告人XXX的行为只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不构成盗窃罪，同时XXX又有立功情节，请合议庭对以上事实和情节予以充分的考虑，对其从轻、减轻处罚，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辩护人： 山东XX律师事务所 年X月X日
过失致人重伤罪辩护词
遇到刑事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 问>>https://www.wendangku.net/doc/7113303589.html, 过失致人重伤罪辩护词 如果行为人的过失致人重伤事实已存，那我们需要帮被告人做的是，书写一份好的过失致人重伤罪无罪辩护词，那么，我们一般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书写呢？下面，赢了网小编马上为大家介绍相关内容。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华林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张某某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一审辩护人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依法参加本案庭审调查。通过多次会见被告人，查阅卷宗材料，参加开庭审理，我已对本案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现依据事实与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合议时参考： 首先，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某犯过失致人重伤罪罪名没有异议，但纵观本案，被告人张某某存在以下几个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的法定、酌定量刑情节，希望合议庭在合议时予以考虑。 一、被告人张某某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事故发生后，被告人张某某在莱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一大队事故处理中队如实陈述了案件的全部事实，当得知案件由交警支队转交到莱城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并已立为过失致人重伤案以后，立即主动到花园派出所投案接受调查。根据《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被告人张某某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主动投案，属于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张某某系过失犯罪，且已经尽到了谨慎驾驶和危险提示的义务。
一般人都不知道叉车不属于机动车，而属于特种车辆，需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操作证。即使是交警也无法立即确认这一点;被告人张某某在购买该车辆时，卖方没有告诉他驾驶叉车需要特别操作证，也没有按法律规定附随文件;被告人张某某自1989年取得A1A2驾驶证，一直开车，有着丰富的驾驶经验。按照公安部颁布的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对照表，持有A1A2驾驶证可以驾驶除火车之外的所有机动车。基于以上认识，被告人张某某决定将叉车从博山开回泰安，没有想到在莱芜发生了该次事故。 从博山到莱芜一路安全行驶，到事发地点后，因路面不平，颠簸过程中方向失灵，导致车辆失去控制，被告人立即紧急刹车，并大声呼喊提醒别人，但由于是个下坡，才导致本案的后果。 综上所述，由于对叉车性质认识错误，被告人张某某才驾车上路，由于车辆方向失灵导致事故发生，本案属过失犯罪。在事故发生过程中，被告人张某某采取了一个驾驶员所能够采取的一切谨慎驾驶和危险提示的义务，其过失程度相对较小。 三、从事件发生的位置来看，受害人对本案发生存在明显过错，应适当减轻被告人张某某的刑事和民事责任。辩护人为了履行律师职责，分析说明受害人有过错，请受害人及其家属能理解。
董某合同诈骗罪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董某合同诈骗案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饶为为，法学硕士，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诈骗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诈骗类案件的辩护工作。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董某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期间被发现还有漏罪未处罚，即涉嫌诈骗他人20万元人民币，但发现该漏罪时，该案的同案犯张某已经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判决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但是董某的漏罪却以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又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向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量刑意见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辩护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接受董某女儿的委托后，积极开展辩护工作，分析本案卷宗，最后以公诉人确定的罪名错误，并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最终法院采信辩护人的观点，将董某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并在董某有漏罪可能从重处罚的情况下，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与前罪剩余刑期合并执行。以下是本律师作为该案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并认为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更符合同诈骗罪教唆犯的犯罪特征。 首先，被告人董某指使张某用其所有的走私宝马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即为教唆行为，而抵押借款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张某亦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利用该走私车向被害人周某进行了抵押借款，即被教唆的人犯了教唆的罪。 其次，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并未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一方，被告人董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再次，被告人董某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张某与被害人周某签订借款合同而实现的。被害人周某所遭受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某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借款也是与借款合同有关的标的物；非法占有借款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张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实际为同一客体。 综上，被告人董某与张某属于共同犯罪，其犯罪行为应当与张某的犯罪行为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其为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为17万元。 因被害人实际仅向张某卡内汇款17.4万元，且张某仅将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另4000元无证据证明用于支付公司房租。 三、被告人董某的教唆行为，在本案中仅起次要作用，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被告人董某采取的教唆方式较为缓和，教唆内容简单 首先，从本案张某和汪某的笔录均可以证明，被告人董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均只有授意，并未对二人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极端方法。 其次，被告人仅授意张某利用其拥有的宝马走私车抵押借款，并未指使张某和汪某伪造与车主陈杰的车辆买卖合同。虽然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均称是受被告人指使而伪造的车辆买卖合同，但是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对该事实的陈述矛盾，并不能相互认证，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的两次讯问笔录均记载：“因为用车抵押借款需要车辆买卖合同，董某说他和陈杰关于鄂DE0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丢失了，找不到了，还联系不上陈杰，他就让我和汪某签的这份假合同。当时董某还拿出了一份陈杰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让汪某按着身份证的信息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或书写的。”而在汪某的询问笔录记载：“董某打算亲自拿此车的买卖合同（书面显示是陈杰和董某签的）去借款，但当时好像他因为犯病了，就让我按照原合同打字并填写并
《陈某某涉嫌故意伤害罪辩护词》 焦鹏
《陈某某涉嫌故意伤害罪辩护词》焦鹏 案情简介：被害人崔某于2009年11月27日下午，醉酒驾车在街上遇到陈某某，对陈某某进行恫吓，扬言要致陈某某于死地。陈某某打电话向其孪生哥哥陈甲及堂兄陈乙求救。后陈某某驾车离开，被害人崔某某纠集多人绕路迎面截住陈某某，将陈某某从车上拽下殴打。陈甲和陈乙赶到现场，见到被害人崔某某及数名同伙正在殴打弟弟陈某某，遂加入战团，双方撕打在一起。混乱之中，陈甲用利器将被害人崔某某刺伤，后陈甲离开现场。崔某某当晚经抢救无效死亡。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将被告人陈甲诉至法院。陈甲在案发次日中午于家人的陪伴下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且其家人主动向被害人家属道歉，表示愿意对被害人家属进行赔偿。在法官的主持下，就民事赔偿部分，双方达成调解意见，陈甲家人赔偿被害人家属100万元。 另查，被告人陈甲曾于2011年12月19日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执行；于2006年7月14日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期一年执行。 起诉后，被害人家属不仅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刑事诉讼。开庭时，公诉人当庭给出对被告人陈甲处以无期徒刑的量刑建议。开庭后，经过合议庭合议，采纳了辩护人大部分辩护意见，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12年。诉讼各方对判决均未提出异议，一审判决生效。 《陈某某涉嫌故意伤害罪辩护词》节选
鉴于被告人认罪及全案的证据情况，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不持异议，但是辩护人不同意公诉人给予被告人无期徒刑的量刑建议。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应在有期徒刑幅度内进行量刑，并且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综合考量各量刑情节的调节率，本案可以在有期徒刑5年至有期徒刑10之间量刑。具体理由及意见如下： 一、关于量刑起点以及基准刑的确定 根据2010年10月1日开始试行的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规定，量刑步骤的第一步为“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结合本案案情，能够确认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因此应该在《刑法》第234条规定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同时根据《指导意见》关于常见犯罪量刑起点的规定：“有故意伤害致一人死亡的情形，可以在10年至15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除外。”本案中被告人并不具备应当处以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例外条件。《刑法》第234条明确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包括了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与致人死亡的后果两个客观方面的要件。被告人被指控的犯罪行为与之相符，符合基本的犯罪构成要件，但被告人没有其他可以提高量刑起点的证据与事实。
法律援助盗窃罪辩护词是怎样的-
法律援助盗窃罪辩护词是怎样的? 题要 法律援助是政府组织的法律援助机构为案件当事人提供的免费法律服务，它仅针对一些经济较为困难的当事人或当事人未成年等情况。法律援助律师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之后会为当事人进行辩护，那么，法律援助盗窃罪辩护词是怎样的?律师365小编在下文中为您提供了相关内容，一起来看看吧。 法律援助是政府组织的法律援助机构为案件当事人提 供的免费法律服务，它仅针对一些经济较为困难的当事人或当事人未成年等情况。法律援助律师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之后会为当事人进行辩护，那么，法律援助盗窃罪辩护词是怎样的?小编在下文中为您提供了相关内容，一起来看看吧。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 湖北朋来律师事务所接受江汉区司法局委托，指派我为被告人徐某某提供法律援助。本人接受指派后查阅了相关案卷，现结合法庭调查及公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某某构成盗窃罪没有异议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盗窃罪的规定以及本案相关证 据来看，被告人已经涉嫌盗窃犯罪。因此，对指控的罪名没
有异议。 二、被告人具有法定、酌定的从轻处罚情节 (一)被告人属于聋哑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自愿认罪，具有悔罪表现，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今天的庭审中，被告人认罪态度良好。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犯罪行为固然为法律难容，理应惩罚，但被告人被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自主控制能力较弱，无法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且其家人也表示日后会加强对被告人的看管和治疗，盗取金额也比较少，能够自愿认罪，积极悔改，具有多项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因此，本人建议合议庭按照我国刑罚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被告人宽大处理，给予管制、或者缓刑的处罚，以达到感化教育的功效，促使被告人迷途知返，浪子回头，重新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法庭参考并采纳。 辩护人：于XX
从23个无罪判例看单位行贿罪无罪裁判要旨及无罪辩点
单位行贿罪辩护律师整理|从23个无罪判例看单位行贿罪无罪裁判要旨及无罪辩点 金翰明温天元 前言 《中华人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规定，【单位行贿罪】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取得的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如何对被控单位行贿罪进行有效的无罪辩护，一是主观方面的核心问题即“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目的的界定。虽然行贿类犯罪的立法中，因一个条文或不同款项对于该罪的注意规定，使司法实务中，对“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目的的理解存在争论，但结合中国刑法学界权威学者观点，及行贿类犯罪的本质特征，单位行贿罪必须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
其次，行为人客观上未实施行贿行为，及在案证据未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的，亦是对于本罪的指控进行无罪辩护的核心点。 为此，笔者通过最高院指导案例、刑事审判参考、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无讼等权威判例搜索平台，通过关键词检索查阅了单位行贿罪相关判例268个，并从中筛选出23个有效的无罪裁判，总结司法实务中的单位行贿罪无罪裁判要旨及无罪辩护要点。 目录 一、主体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 (一)不能代表单位意志的个人或少数人实施的行为 (二)实施行为的主体本身不是“单位” (三)实质上属于单位部组成部分之间的行为 二、主观方面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不能证明行为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目的 三、客体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 四、客观方面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
合同诈骗辩护词
关于xxx涉嫌合同诈骗一案 辩护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本人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通过查阅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并听取了被告人对有关问题的陈述，辩护人对本案有了一定了解。现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及相关法律法规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一、关于本案事实部分，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本案相关证据来看，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定性及相关证据、事实没有异议。 二、关于本案量刑部分，被告人具有以下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1、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根据我国《刑法》第67条第3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对此，公诉机关在起诉书和量刑建议书中也作了相应认定，因此，请求法庭能从轻处罚。 2、被告人系初犯、偶犯，之前没有任何前科劣迹，一贯表现良好，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一是其法制观念淡薄，二是因为当时被告人也被人骗了不少的钱，为了弥补窟窿，才铤而走险采用合同诈骗的方式骗取他人的钱财。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本人也是受害者。他对被他骗的受害人也深表歉意和愧疚，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宽恕和谅解。 3、被告人到案后无论是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在今天的庭审中，都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接受人民法院的审判，说明其认罪态度较好，有明显的悔罪表现。所以，请法庭根据其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给予从轻处理。 4、由于本案适用“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程序，被告人也当庭表示自愿认罪，愿意接受惩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因此，请法庭在量刑时能酌定考虑。 综上所述，虽然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但是鉴于其具有诸多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请法庭从挽救与教育的原则出发，对其从轻处罚，给其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采纳。 辩护人：xxx律师事务所 xx 律师 2012年9月27日
故意伤害罪辩护词(最轻辩护)精编版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东江和兴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李兴的母亲曾江的委托，并征得被告人李兴本人的同意，指派我担任其辩护人。在接受委托后，我通过查阅案卷材料，并会见被告人，对本案有了准确的认识。我现依据事实与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采纳。 一、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 2009年11月22日凌晨1时30分许，被害人马某及其朋友王某、黄某、刘某到本市镇海区东兴路2号梨园公寓找被告人李兴借钱，因被告人李兴不愿借钱，被害人马勇及其朋友对被告人李兴施以殴打，被告人李兴在被殴打过程中，从被害人马勇的朋友王和的左侧腰间皮带上摸到不锈钢折叠刀一把，并用该不锈钢折叠刀将被害人马勇刺伤，致马勇右胸刀刺伤（右肺下叶基底断裂伤，右膈肌穿透伤，右10肋骨骨折）右侧外伤性血气胸（经鉴定为重伤）。 二、关于量刑方面辩护人意见如下： 1．本案中的纠纷由对方首先引起，被害人在纠纷的起因上有明显的过错。根据调查我们发现，本案被告人李兴之所以发生斗殴行为是被害人马勇在借钱不成后，伙同朋友多人对其实施殴打、侮辱等行为，被告人李兴为了自保才愤然反抗，其并非为伤害对方之目的而恶意进行斗殴。这一点从该案各相关涉案人员的询问笔录也得得出：李兴在被殴打之前并无任何预谋斗殴的犯罪准备，他也未随身携带任何能致人伤害的凶器。而致使被害人马勇被捅伤的凶器——一把不锈钢折叠
刀，根据询问笔录证实其为马勇朋友王和所有，被告人李兴在被殴打过程中出于本能反抗，顺手摸到王和左侧腰间皮带上的折叠刀并刺伤马勇。因此本案中，对方人员首先对我被告人李兴等实施不法侵害，我方为反抗才实施伤害行为，虽造成了不该发生的严重后果，但对方也难免该结果的发生免除责任。显然，本案相比那些蓄谋进行故意伤害的行为的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显然要小很多，在量刑上也应考虑对方的过错责任而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对我被告人适当减轻处罚。 2．本案被告人李兴系在对方先行实施伤害行为后才实施的反抗行为，且发生在夜间凌晨一点过，并未发生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及社会不良影响等危害后果，究其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等明显小于那些蓄谋伤害、杀人的行为，根据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理应从宽处罚。 3．被告人李兴平时行为表现良好，本次犯罪系初犯，可考虑从轻处罚。根据调查我们发现，被告人李兴此前并无任何违法或犯罪记录，其所在江城市郁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梨园管理处有书面证明，李兴在工作上认真负责，有上进心，爱学习，对人有礼貌，与同事相处融洽，领导及同事对其表现都很认可。被告人在被殴打过程中出于自保反抗失手伤人，其本质上并非大恶之徒，且年龄尚小，从轻处罚可以给被告人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故请法庭酌情处理。 4．被告人李兴从到案后一直到今日庭审，积极主动坦白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犯罪分子认罪态度的好坏，反映出犯罪分子人身危害性的大小及改造的难易程度，是量刑的一个酌定情节。本案被告
不构成盗窃罪辩护词
不构成盗窃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浙江万豪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赵XX亲属的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我担任其一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开庭前辩护人仔细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赵XX，结合今天法庭调查情况，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赵XX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理由如下： 1.在主观方面，赵XX没有和张XX等人共谋盗窃电瓶三轮车，赵XX的主观意愿是想用购买张XX等人的三轮车再进行出售而牟取利益； 2.在客观方面，赵XX没有实施盗窃行为； 3.张XX等人的盗窃行为和赵XX的收购赃物行为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行为。如果收购赃物是张XX盗窃集团的组成部分，那么赃款也应由犯罪集团统一分配。而本案的实际情况是赵XX接收电瓶三轮车后，由其丈夫陈XX 高价卖出，从中每辆赚50-60元钱，并不存在销售赃物后与张XX等人共同分配赃款的事实。这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盗车行为与收购赃物行为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行为。 辩护人认为：收购赃物构成盗窃罪共犯必须具有事前通谋，并且对盗窃必须具有共同协商的行为，事后对盗窃分子所窃赃物予以收购。对“事前通谋”，应理解为“事前共同商议盗窃”。只是连续多次收购赃物不足以认定是事前通谋。本案中，张XX等人盗车前，与赵XX不存在谋划或合谋，赵XX只是知道张XX等人可能要去盗窃，但对张XX等人去盗车的时间、地点、作案的具体目标等均不知情；张XX等人盗车时，赵XX既没有直接参与，也没有就每次特定的盗窃行为对张XX等人进行教唆、组织、或提供帮助（如指示作案目标、时机，提供作案手段，指引作案路线等）；张XX等人是在每次作案得手后才联系、商谈销赃。所以，赵XX主观上与本犯张XX等人事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 XX周立太（开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唐冬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本案涉嫌诈骗罪被告人唐冬的辩护人，现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并就本案客观事实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公诉机关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问题 （一）首先，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唐冬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构成诈骗罪的指控，没有异议。 （二）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 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领取另一个人（配偶）的移民补偿款事出有因，不应列入嫌疑犯罪金额。 在移民拆迁登记过程中，被告人唐冬想到马上就要结婚生子了，于是就把未婚妻廖芩的名字和所怀孩子取名为唐聪的名字先登记了上去。廖芩自称达到了结婚法定年龄的，去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时才知道廖芩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结果就没办理到结婚证。后来因为怀的孩子流产和其它一些原因，被告人唐冬与廖芩分了手。移民拆迁登记时又已经登记上报了廖芩和小孩唐聪的名字。这个情况，移民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是知情的。于2018年6月左右比较快速的办理了移民拆迁补偿的手续。再之后经人介绍被告人唐冬与李玉婷认识恋爱并于2018年7月1日办理了结婚登记。被告人唐冬多次到移民局请求把原来移民拆迁登记的廖芩的名字更改为李玉婷。但是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说：“廖芩的名字已
经登记上报了，不好更改，反正你只报了一个配偶的名额。”后来一直以廖芩的名字领取到的配偶这个名额的移民拆迁安置补偿款。 根据以上事实，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犯罪金额为39763.32元。 综上，本辨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人民法院能够根据本案客观事实，结合相关法律，对本案部分事实予以重新认定。 二、关于本案的量刑情节 就本案而言，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唐冬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具有明显的酌情从轻、减轻情节。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1、被告人唐冬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有自首情节。 2、被告人唐冬过去一贯表现良好。 3、被告人唐冬是初犯、偶犯，获利也不多。其主观恶意不大，只是因一时贪念以及对法律的无知，参与了诈骗。 4、被告人唐冬在归案后，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并且已经在审查起诉阶段之前积极退还了赃款。在审查起诉阶段，能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5、被告人唐冬的犯罪行为已即将超过追诉时效。按照我国“历史从宽、现行从严”的刑事政策，请求人民法院从宽处理。 以上辩护意见，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充分考虑。 辨护人：刘朝阳
行贿案件取保候审申请书
取保候审申请书 申请人：***，河南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系行贿案件犯罪嫌疑人 ***的辩护人。 申请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男，因涉嫌行贿罪，已被郑州 ***检察院刑事拘留，现羁押于郑州***看守所。 申请事项：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 申请理由：河南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犯罪嫌疑人***亲属***的 委托，指派本人作为***涉嫌行贿罪一案的辩护律师。通过询问委托人，会见犯罪嫌疑人，现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对犯罪 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改为取保候审。其可以提供保证人或者保证金。取保候审的具体理由如下： 1、***涉及金额较小，犯罪情节轻微，认罪态度良好，积极配 合侦查机关调查。 《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 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处有期 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本人认为，本案不属于暴力型犯罪犯罪嫌疑人对社会没 有现实危险。并且***系初犯，平素表现良好，并且如办案机关认为 有必要，采取取保候审后***也可以不回原籍，在郑州暂住随时接受 讯问，目前对其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 2、***此次的行为，并不是主动行贿，其是被迫进行该行为。 因工程发包人及负责人刘**一直拒不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导致 ***无法按时给工人发放工资，为了不引起更严重的后果，出于无奈，
才实施了给刘**行贿以及转卖的行为，其本意是为了争取合法的权益。 3、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会更加积极的配合侦查机关进行调查，更加有利于尽快查明案件的事实。 ***作为本案的行为人，其清楚整个案件的前因后果关系并详细细节，其取保后，会积极联系其他人员，配合侦查机关进行调查，有利于案件的尽快进行。 综上，对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既不会妨碍本案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不会有社会危害性，而且有利于查明案件的事实，促进案件尽快处理，符合《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的条件，故申请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5条之规定，提出取保候审申请，恳请予以批准。 此致 郑州***检察院申请人： （系犯罪嫌疑人***辩护人） 年月日
不构成故意伤害罪辩护词范本
不构成故意伤害罪辩护词范本 如果有证据表明，犯罪嫌疑人是不构成故意伤害罪的，那么此时辩护律师该如何来写这个辩护词呢?这对犯罪嫌疑人来讲是很重要的。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规定，本律师接受被告人xxx的委托，经过上海伟创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担任xxx的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依法履行职责，承担辩护任务。 接受委托后，辩护人查阅了涉及该案的全部卷宗资料和证据材料、先后多次会见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辩解，了解了本案案情，现结合本案证据、事实及适用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合议时参考： 一、被告人xxx的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可知，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必须是主观上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伤害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结合本案的案件事实可知，被告人xxx的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
(一)被告人xxx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被害人xxx 重伤的损害结果; 根据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可知，被告人xxx与被害人xxx因为摊位而发生的互相殴打的冲突过程中，仅短短几分钟时间内，其根本无法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对方重伤的结果，即其主观上根本不具备“明知”的故意。 (二)被告人xxx根本不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xxx重伤结果的发生; 结合本案中被害人陈述、相关证人证言可知，被害人xxx 在纠纷发生后，正常收摊回家，并未立即出现身体异样。试问，如果被告人xxx是故意致被害人重伤，那被害人xxx还有何种可能在纠纷发生之后正常回家，且并未立即发生身体不适的异样?与之相反地，被告人xxx不仅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导致被害人重伤的结果，而且其在主观上根本就不希望发生这样的情况，更不论说是放任此种结果的发生! 与此同时，正因为被告人不具有伤害的故意，不希望或放任重伤结果的发生，所以，结合案件事实可知，从此次伤害行为发生(即xx年3月14日上午10时)至被害人xxx重伤结果的出现(即xx年3月14日下午 17时)，这中间间隔达7小时之久，很难保证被害人xxx是否在此期间遭受到其他外力侵害，或旧病复发。虽然有相关证据证明被害人xxx在案发后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