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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刑事证据证明标准以及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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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就是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利用刑事证据确定案件事实的活动。刑事证明贯穿于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因此司法人员在各阶段通过确实充分的证据认识和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也就是证明实现的过程。

“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诉讼中对案件事实中的待证事项的证明必须达到的要求。其证明结果是排他性的，即通过确定、充分的证据得出的案件事实应当是一种排除了盖然性因素的完全确定的客观事实。同时，该标准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双重要求。证据确实是要求证据具有客观真实性；证据充分，是具有证明力，足以证明待证案件事实。而足以证明是指这种证明标准具有四种特征：其一，是相互印证性。即证据之间应当相互印证，能够互相支撑、互相说明。其二是不矛盾性。证据之间、证据与已证事实之间、证据与情理之间，不应当存在不能解释的矛盾。其三，是证据的闭合性。证据之间、证据与已证事实之间、各事实要素之间环环相扣，不出现断裂，以保证各个事实环节均有足够的证明，实现案件事实清楚。其四是证明结论的惟一性。在对事实的综合认定上结论应当是惟一的，合理排出了其他可能。

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偏重于客观事实方面，对作为认定证据实现判断的司法人员在主观上应达到的标准

没有明晰的要求。

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的刑事证明标准偏重于司法人员的主观认定方面。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是“内心确信”，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53条规定：“法律不责问审判官员形成确信的理由，也不规定他们应当特别依据全部足够证据的规则；法律仅仅是规定审判官员必须冷静沉思，向自己提问并根据理智，根据已经取得的反对受审人的证据及其答辩理由，以真诚之心探求浮显出的印象”。法律仅向审判官员提出惟一的一个要求，就是你们具有内心确信吗？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8条规定：“证据的证明力，由审判官自由判断。”英美法系对刑事案件证明要求的最低限度是控诉一方必须将所指控的犯罪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何谓排除合理怀疑呢？塞西尔特纳指出：“所谓合理怀疑就是指陪审员对控告的事实缺乏道德上的确信。对有罪判决的可靠性没有把握时所存在的心理状态。因为控诉一方只证明一种的有罪可能性是不够的，而必须将事实证明到道德上确信的程度——能够使人信服，具有充分理由可以作出判断确信的程度。”以上两种证明标准都是以主观的确信为标准，而对客观的证据证明应达到的标准没作要求。其实以上两种标准都是很高的证明标准，在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审判制度下也是难以达到绝对的确定的。

我国的刑事诉讼理论追求客观真实主义，强调证据的取舍以及证明力的大小，以证据本身所具有的客观性和关联性为准，尽量避免司法人员的主观因素的介入，在认定事实时，“不应反求于内心，而应当始终盯着客观事实情况。”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及其理论根据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及其理论根据 【摘要】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我国对证明标准的研究由来已久，在有关问题上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学者对证明标准的多元化和层次性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证明标准多元化的表现之一即控辩双方承担证明责任适用差别证明标准进行系统研究的较少。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证据理论研究的一大缺憾，同时也给诉讼实践带来不利影响。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根据 一、证明标准的多元化 在一个国家的证据制度中，证明标准应否分为不同的等级或层次是一个值得研究和讨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国际上存在着两种观点或做法：一种是一元化的标准，即一个国家的所有诉讼活动只有一种统一的标准；另一种是多元化的标准，即在一个国家的诉讼活动有多种证明标准，证明标准根据诉讼性质、案件种类、诉讼阶段、证明对象、证明主体等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一般而言，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该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高于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随着诉讼活动的依次推进，后一阶段对证据质和量的要求应高于前一阶段；实体法事实的

证明标准要高于程序法事实的证明标准，案件主要事实或犯罪构成事实的证明标准要高于案件次要事实的证明标准；不同证明主体因承担证明责任的不同而导致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也应有所差异。多元化的诉讼标准兼顾了诉讼性质、案件种类、诉讼阶段、证明对象、证明主体等各种因素，有利于诉讼活动中各种价值的目标的平衡，也有利于司法人员对证明标准的掌握和运用，因此得到了各国的青睐，是目前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 二、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理论根据 （一）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 刑事诉讼是代表国家的追诉方与作为个体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围绕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是否应受刑事制裁所做的较量，是围绕公权力与自然人私权利的正面对抗，客观上是强者和弱者之间的不平等争诉。作为矛盾的双方，国家公诉权天然地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在以控制犯罪为首要价值的诉讼模式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普遍容易遭到漠视。在有着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优先、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当作敌人予以打击的传统中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是始终处于相对弱小的诉讼地位，不足以在控辩审三方构成的诉讼结构下与公诉方的权力形成张力，进而支撑起正三角形的可视的程序正义。而保障人权是现代

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概览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题目论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专业07秋法学本科 学习中心新丰电大 姓名陈学文学号071110746 指导教师李文敬 2009 年8 月 4 日

目录 引言 (1) 一、证明标准的确立在证据制度中的意义 (1) （一）实体法的意义 (1) （二）程序法上的意义 (2) 二、证明标准模式 (2) （一）证明标准模式是诉讼体制设计上的要求 (2) （二）真实是实事求是原则的要求 (3) （三）客观真实模式与程序正当的不矛盾性。 (3) 三、诉讼证明中的盖然性问题 (4) （一）证明的方式具有不确定性 (4) （二）证据材料具有不确定性 (4) （三）诉讼证明中的逻辑推理前提具有不确定性 (4) （四）证明结果因难以检验和验证而具有不确定性 (4) 四、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4) （一）证据优势标准与诉讼当事人的平等地位相适应 (5) （二）证据优势标准与民事诉讼两造对质的诉讼体制相适应 (5) （三）证据优势标准能充分地调动诉讼当事人的积极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发现客观真实 (5) 五、参考文献 (5)

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陈学文 引言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进行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方能证实事实的真伪。证明标准在证据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如果没有一个证明标准,那么将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其他诉讼法一样,没有明确的证明的标准。本文就这一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以期有益于审判实践。 一、证明标准的确立在证据制度中的意义 查清案件事实是案件纠纷得到正确处理的第一步,而对事实是否清楚的判断则属于证明标准的问题,在职权主义模式下,证明标准一般在证明的任务的题目下进行论证。究其原因,职权主义模式大都强调法院在诉讼中的核心地位和能动色彩。自我国实行诉讼改革以来,职权主义之弊受到猛烈抨击,现今民事诉讼的职权主义色彩已有所淡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重视和强调,故现在人们在谈及证明标准的时候,是与举证责任联系起来进行论述的。例如：在审判实践中，双方当事人举出的证据，无非是对自己的主张有利的，但达不到一定证明标准时，将承担败诉后果。由此可见,举证责任的含义是某一纷争事实应由哪方提出证据加以证明从而使该事实得到法庭认定为真实, 也就是说，我国民事法不仅规定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且规定了法院的调查取证义务。但法院的调查取证义务是有条件的,即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存在举证的客观障碍而且该障碍其本身无法克服。法院所为之调查取证,并非由法院承担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是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一种衡平措施,体现了对举证弱势方的支援,其目的不是要打破诉讼中原被告之间的力量均衡,而是要维持一种实质的均衡。如果在调查取证中无法找到相应证据,则负有举证责任一方仍要承担其举证不能之后果。故证明标准在法院动用职权进行调查、取证时,仍是当事人举证是否充分的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的效用主要有二： （一）实体法的意义在证据量及证明力不变的情况下,证明标准的设置和实际掌握的宽严在一定情况下决定案件实体处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准绳的司法原则清楚明白地说明了事实认定对案件处理的重要性。如何理解“以事实为依

国际法

国际刑事法院 1.设立：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是根据联合国1998年7月17日在意大利的罗马举行的外交全权代表会议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又称《罗马规约》）的规定建立的。《罗马规约》于2002年7月1日起正式生效，国际刑事法院也于当天正式成立。其主要功能是对犯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的个人进行起诉和审判。国际刑事法院设在荷兰的海牙，其最高刑罚是无期徒刑，工作语言为英语和法语。 2.性质和地位：国际法院是具有国际法律人格的国际机构。与其他国际司法机构不同，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永久性的国际法院，没有期限。 3.成员国：到2010年6月，已经有114个国家加入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另外有37个国家签署了该规约，但是并未得到各自国家立法机构的批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以及以色列均未加入该规约。 4.组成和机构：根据《罗马规约》第34条，国际刑事法院有四个内设机构：法庭；院长会议；检察官办公室；书记官处。法庭，包括预审庭、审判庭和上诉庭，由18名法官组成。 5.管辖权：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限定在整个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最严重的犯罪：灭绝种族罪、反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国际刑事法院现行的管辖权只涉及规约生效后实施的有关犯罪。因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不具有追溯力。罪行发生地或犯罪被告人的国籍国是缔约国，国际刑事法院就可以行使管辖权。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行事，也可以向法院提交案件。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安理会根据第七章行事具有强制性质，即使犯罪发生地国或被告人国籍国都不是缔约国，法院也可以行使管辖权。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可以分为： （一）属人管辖权作为刑事被告人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人及国家均被排除在法院的属人管辖权范围之外。《罗马规约》对任何人一律平等适用，不得因官方身份而有所差别。官方身份不能作为管辖豁免的理由，即无论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政府官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免除个人根据《罗马规约》所负的刑事责任，也不得构成减轻刑罚的理由。 （二）属物管辖权国际刑事法院的属物管辖权范围只限于那些引起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的国际罪行，即：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前三类罪行都在《罗马规约》中明确列出，并对其定义、犯罪要件等进行了精确界定。由于罗马会议没有达成所有各方都能接受的侵略定义，有关侵略罪的定义、犯罪要件和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条件在经缔约国谈判达成协议之前，国际刑事法院不得对侵略罪行使管辖权。而根据《联合国宪章》，只有安全理事会有权断定是否实施了侵略行为。因此，目前国际刑事法院主要管辖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这三种罪行。 6.适用法律：（一）《罗马规约》和《法院程序和证据规则》 （二）条约和国际法原则及规则，包括武装冲突国际法中已确立的原则 （三）一般法律原则 （四）国际刑事法院先前判决所阐述和解释的法律原则和规则 7.中国与国际刑事法院 我国政府对建立国际刑事法院一直持非常积极的态度，认为“一个独立、公正、有效和具有普遍性的国际刑事法院对国家司法系统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制度将起到补充作用，这是国际社会和国际法发展与进步的体现。但在对《罗马规约》进行表决时，中国却投了反对票。

浅析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

摘要：行政诉讼其自身的性质和特点表明一律采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已不符合行政诉讼工作的现实需要。在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适用问题上，我们应当采用清楚而有说服力的标准为一般标准，优势证明标准和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为补充，结合具体行政行为种类、行政案件的性质及对当事人权益影响的大小等因素，具体确定案件的证明标准从而保证最大程度地作出正确的判断，最大程度地实现公正与效率，这样才能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有助于实现司法的公正。 关键词：证明标准，行政诉讼，多元化

Abstract：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its own nature and the characteristic indicated that all uses “the case fact to be clear, the evidence is truly full”the proof standard has not met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work realistic need，I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proof standard's suitable question, we must use clear and the convincing standard are the general standard, the superiority proof standard and the elimination reasonable suspicion proof standard are the supplements，Union concrete administrative action factors and so on type, administrative case's nature and to litigant rights and interests influence's size, determined specifically case's proof standard can guarantee the greatest degree makes the correct judgment, the greatest degree realizes can meet the modern government by law requirement like this fairly with the efficiency, is helpful in realizes judicature's fair， Keywords：Standard of Proof,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the multiplication

刑事诉讼法试题及答案

刑事诉讼法试题及答案 论述题： 1.试论无罪推定原则。 2.试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3.试论禁止重复追诉原则。 4.论述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 5.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6.试论刑事诉讼的目的。 7.论刑事诉讼的结构。 8.论刑事诉讼的辩护原则。 1、试论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意指“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前，推定被控告者无罪”。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通行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国际公约确认和保护的一项基本人权，也是联合国在刑事司法领域制定和推行的最低限度标准之一。 无罪推定最早是在启蒙运动中被作为一项思想原则提出来的。1764年7月，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抨击了残酷的刑讯逼供和有罪推定，提

出了无罪推定的理论构想：“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意味着，在法院依法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处于有罪公民的地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被追诉者在被起诉前处于犯罪嫌疑人的地位，被起诉后则处于被告人的地位，从而避免将其视为“有罪者”、“人犯”或“罪犯”。2、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公诉人负有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义务。3、疑罪从无，即公诉人不能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人的罪行，法庭经过庭审和补充性调查也不能查明被告人有罪的事实，那么就只能判定被告人无罪。 该原则的影响，对被告来说，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既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冤狱的发生，也有利于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及推动其他诉讼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对检方来说，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可使警察与检察单位在调查犯罪搜集证据时需更加用心，而不致于草率办案，栽赃无辜民众，积极寻找证据的同时也更能接近事实真相，达到罪刑相当原则的要求。 与国外通行的无罪推定相比较，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并没

浅谈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浅谈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摘要]随着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不断深入发展和完善，在实践中确立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也就成为当务之急。文章首先阐述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一般理论；然后分析了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发展和理论；最后指出了当前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建议和看法。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 证明标准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最低程度或者最低标准。具体而言，在诉讼证明中，证明主体对待证事实的证明达到了证明标准，法院就应当对待证事实予以认定；反之，达不到证明标准时，就说明待证事实未被证明或者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 证明标准在诉讼法证明理论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衡量负证明责任的一方是否实际履行了证明责任的尺度，而且也是法官决定具体事实能否认定的行为准则。因此，合理地界定不同诉讼类型的证明标准，对于保证诉讼公正的实现和诉讼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法律界说 我国过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即三大诉讼的证明标准是一样的，都是指证据必须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既包括对证据质的要求，也包括对证据量的要求。质和量的要求都符合，才能认为证据已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1] 近年来，有些学者对传统的证明标准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指出有必要对刑、民诉讼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2]认为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侵害的是受害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具有高度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当然应采取严格的证明标准，仅仅证明犯罪嫌疑人可能实施了犯罪行为是不够的，要认定其有罪或无罪，就必须进一步得出唯一的结论，要达到排除一切可能的标准。而在民事诉讼中，如果全案证据显示某一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的可能性明显得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尽管还没有完全排除其他可能，但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法官也应当可以根据现有的证据，认定这一事实。 对刑、民事诉讼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的主张，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及实务界人士的共鸣。这种观点充分地考虑了两种诉讼在性质及追诉原则上的重大区别：从诉讼的性质上看，刑事诉讼要解决的是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涉及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利益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这样重大的问题，而民事诉讼要解决的则是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人身权益的争议，置这种差别于不顾而采取相同的证明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从两种诉讼的追诉原则及举证责任看，刑事诉讼强调国家公诉，民事诉讼则实行“私权自治”的处分原则。公诉机关是国家司法机关，具有相应的法律手段及必要的装备，要求其达到较高的证明标准是有保障的；民事诉讼主要由双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其证明的手段、装备一般都会弱于公诉机关，达到刑事诉讼同等的证明标准是很困难的，也是不合理的。 在进行理论探讨和总结审判方式改革经验的基础上，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才初步确立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即“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战争罪中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一)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战争罪中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一) 1998年《罗马规约》通过之际，在7个投反对票的国家中，中国、美国和以色列都阐明本国投反对票的理由。其中，中国和以色列均对战争罪的有关规定提出质疑。以色列无法理解为什么“将人口迁入被占领领土”的行动也被列为一种战争罪1]。中国则对国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罪行范围内提出保留意见。 一、战争与武装冲突的区别 传统国际法认为，只有国家间的战争才是国际法上的战争。战争是敌对国家之间相互使用武力造成的冲突。战争是具有相当规模和范围，并持续一定时间的武装冲突，偶然发生的、地方性的、短暂的边界冲突等，不构成国际法上的战争。而现代国际法则倾向于使用“一切武装冲突”(包括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敌对行为”等术语。在现代国际法中“武装冲突”和“战争”这两个概念同时存在，而“武装冲突法”有取代“战争法”的趋势2](pp.614～615)。 实际上，战争和武装冲突从有战争史以来始终就是一对相互交错的概念，有学者认为某一国际性武装冲突究竟有无战争状态，抑或仅有敌对状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冲突的规模；二是冲突双方的意向；三是第三国的态度及反映3](pp.679～680)。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确立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后①，战争与武装冲突之间术语的使用，随着国际法的发展更加难以厘清。著名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教授在其拟订的《国际刑法典草案》中认为：“战争罪，是指在国际协

约中规定的适用于武装冲突的规则，以及普遍认可的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所禁止的作为或不作为。”4](p.56，p.149，p.297)但是，战争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纽伦堡军事法庭宪章》和《远东军事法庭宪章》定义的战争罪属于普通战争犯罪(或称为通常的战争罪)，因为广义的战争犯罪还包括侵略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这一定义在《纽伦堡原则》中进一步得到确认②。武装冲突则既有国际性武装冲突，也有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上述四个概念间的区别，决定了适用法律规范的不同，适用于战争和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文件相对较多，而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文件虽少，但是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的规定已经被视为习惯法及代表交战各方不应偏离的最低标准。这些规则随着时间、地点、道德和文明进步的程度逐渐发展变化，1977年《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的规定已作为习惯法的内容纳入战争和武装冲突规则。 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纳入战争罪的学理分析 《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39条的规定③是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到以强制手段维持或者恢复和平之间的连结条款和基础条款，而且是联合国集体强制行动的法律基础5](p.282)。笔者认为，该条有意用“威胁和平”、“破坏和平”、“侵略行为”的措辞取代过于敏感的“侵略”或者“战争”，一方面，突出《联合国宪章》仍能适用于现代社会出现的“新型冲突”现象；另一方面，避免用语的过于精确而受到自身规定的束缚。有学者指出，使用“侵略行为”和“侵略战争”都是侵略的表现形式，而使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明标准与适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明标准与适用 《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也就是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一般认为，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可以作以下理解：(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这是指作为定案根据的每一个证据都具有证据的本质属性，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这是指司法机关所认定的对解决争议有意义的事实均有证据作根据，没有证据证明的事实不得认定。(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办案中收集到的证据可能与其他证据或案件事实有矛盾，这时，必须进一步补充证据，有根据地排除矛盾，查明事实真相，否则，不得认定有关的事实。(4)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结论是惟一的，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以上四点必须同时具备，才能认为是达到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 有一种观点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就是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这是正确的。因为在司法实践中，我们根本做不到完全发现或者证明原来客观上发生的事实。这是符合证明的相对性原理的。但是，应当注意，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并不等于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实、充分。因为诉讼必须对于基本的事实，实际上也就是实体法规定的要件事实作出清楚的证明。但是，事实基本清楚，则是大大降低了对于案件事实本身的证明标准和要求。两者是性质不同的事实认定标准，不可同日而语。

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一)

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一)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含义，并依据其要求和作用及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将其划分五种情况：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二、确定证明标准的要求 三、证明标准在实践中的作用 四、如何正确把握证明标准 五、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关键词】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实践中司法机关办理的案件往往会出现从有罪到无罪的反复，具体分析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司法人员仍未形成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无罪推定”观念，二也说明司法人员收集、运用、认定证据的能力较弱，未能全面、正确地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究竟掌握怎样的证据，换句话说，证明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做有罪认定？本文试图从这些方面予以论述。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的要求。有的学者称为证明要求。 在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在理论上要求达到客观真实。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明确的证明标准，这就是《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41条、第162条中多次规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说，侦查机关对案件侦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对于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都必须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谓犯罪事实清楚，是指作为定罪量刑根据的有关的事实和情节，都必须查清。至于那些不影响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细枝末节，则无必要查清。所谓证据确实、充分，是对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质和量的总的要求。证据确实，即每个证据都必须真实，具有证明力；证据充分，即证据必须达到一定的量，足以认定犯罪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具体是指达到以下标准：（1）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2）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具有证明力；（3）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4）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并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 二、确定证明标准的要求 确定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原则必须是从高从严，即高标准，严要求。这是由刑事案件的性质所决定的。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同国家的安危，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相关，如果搞得不准，任何一个冤、假、错案或司法不公，都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公益，关系到稳定的大局和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证明的标准直接涉及到人权保护问题，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程和世界范围内的人权斗争的潮流，都要求诉讼证明的标准要从高从严。就刑事诉讼的本身而言，其全过程无不同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紧密相联。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环节，一方面涉及到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另一方面又关系到嫌疑人、被告人、被判刑人的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矛盾冲突。解决这一矛盾冲突，尊重和保障人权，严格证明标准，是惟一的途径和方法。另外，我国长期以来人民司法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诉讼证明的标准必须从高从严。尤其是我党从延安整风，到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十年的悲惨教训，党和国家对打击刑事犯罪，总结和制定了“稳、准、狠”的刑事政策、贯彻执行这一刑事政策的核心是一个“准”字，所谓“准”，在刑事诉讼中就表现为诉讼证明的标准，既要高又要严，要严格按照运用证据的客观规律完成证明的任务。近、现代刑事诉讼的证明标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摘要：本文主要针对民事诉讼法解释109条规定将证明标准从“高度盖然性”提高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改变进行研究。本文从广义的证明标准进行阐述，并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历史发展以及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具体分析。此改变有利于与民事实体法衔接，但也存在问题诸如有可能打破了民诉“高度盖然性”的一般性原则，模糊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界限等。虽然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由来已久，但其确切含义不够明晰，司法实践也难以把握应用的尺度。时至今日，对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仍莫衷一是。 关键词：证明标准;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排除合理怀疑 The Application of Reasonable Doubt in the Standard of Proof of Civil Litigation in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109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interpretation, which raise the standard of proof from “high probability”to “reasonable doub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tandard of proof in broad sense, and makes a concret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reasonable doubt” and its existing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This change is conducive to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civil substantive law, but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breaking the “high probability”of the civil lawsuit, and blurring the boundaries of civil litigation and criminal litigation. Although the standard of proof of reasonable doubt has long existed, its exact meaning is not clear enough, and judicial practice is difficult to grasp the yardstick of application. Up to now, there is still no 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reasonable doubt. Keywords:civil litigation; standard of proof; high probability;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一、证明标准概述 （一）证明标准的基本理论 证明标准是以事实证据为依据来达到程度要求的，在诉讼主体中承担证明责任的可以证明事实证明的证据标准[1]。它其实是裁判者内心对已有证据的可能性

国际刑事法院

国际刑事法院 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于2002个人进行起诉和审判。国际刑事法院成立的基础是2002年6月1号开始生效的《罗马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因此该法院仅对规约生效后 目录 简介创立背景要项管辖权内的罪行重要影响 简介 国际刑事法院是根据联合国1998年7月17日外交全权代表会议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又称《罗马规约》）的规定，于2002年7月1日正式成立的。 根据规定，国际刑事法院必须在《罗马规约》获得６０个国家的签署和批准后才可成立。截至2006年11月1日止，全球已经有134个国家签署了《规约》，并有104个国家批准了《规约》，其中非洲国家29个，美洲国家23个，欧洲国家37个，但在亚洲48个国家中，仅有阿富汗、柬埔寨、约旦、东帝汶、韩国、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蒙古、塞浦路斯9个国家批准了《规约》，却有30个与美国签署了旨在排除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98条协定”。此外，在公约所有缔约国中，有40个国家已经具备实施《规约》的国内法律，有31个国家已经完成了立法草案。但在亚洲国家中却没有一个国家具备实施《规约》的国内法，只有极少数国家完成了实施公约的相关法律草案。 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筹备活动。但中国、美国、以色列、日本等重要国家出于政治原因至今反对或拒不签署/批准《罗马规约》。 根据《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将对批准国及联合国安理会移交的案件进行审理，但只审理2002年7月1日以后发生的案件。国际刑事法院与现有的其他国际司法机构的不同，其他法庭均有一定存在期限，而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永久性的国际司法机构。国际刑事法院设有18位法官，1个检察官办事处，1个预审庭，1个审判庭和1个上诉庭。18位法官经选举产生，任期9年，不能有两位法官来自同一个国家。国际刑事法院首批18名法官2003年3月在荷兰海牙宣誓就职。 国际刑事法院将审理国家、检举人和联合国安理会委托它审理的案件。此法院有权对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反人类罪和侵略罪进行审判，但是只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而且是在各个国家所属的法院不能自主审理的情况下才可介入。检察官将根据国际刑事法院预审法庭的同意，应某个国家或联合国安理会的请求对罪犯进行起诉。根据规定，国际刑事法院无权审理2002年7月1日以前发生的犯罪案件。 自2002年成立以来，已经有三个缔约国（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中非共和国）主动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案件，一个非缔约国（科特迪瓦）自愿就其境内有关情势接受法院的管辖，联合国安理会也于2005年3月就苏丹达尔富尔情势通过第1593号决议首次向法院提交案件。此外，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除正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苏丹达尔富尔情势进行调查外，还密切跟踪包括中非共和国和科特迪瓦在内的8个情势。 国际刑事法院设在荷兰的海牙，其最高刑罚是无期徒刑，工作语言为英语和法语。 创立背景 二次大战国际社会已经设置了很多国际和地区性保护人权的机制，但仍有百千万的人沦为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的受害人。非常可耻的是仅有少数的加害者最后受到国家法庭的审判，绝大多数的加害者至今逃脱受惩罚的后果。有些人在犯下罪行时，甚至于非常清楚的了解，只有很小的机率会被绳之以法。「国际刑事法院」将有几项目的：吓止预备要触犯或进行国际法所认定的严重罪行；促使负有基本责任起诉犯案者的各国检查官履行其职责；使受害者及其家人得到真相与公义，由此作为抚平创伤的第一步；协助受害者及其家人得到补偿；当掌控国家机器的群体没有能力或不愿意促使侵犯人权的加害者受到应有的惩罚时，代表国际公义的机制必须介入。 要项 国际刑事法院乃常设机构，在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大会批准后，设于荷兰海牙，并在适当情况下于其他地方开庭。本法院具有国际法律人格及必需的法律行为能力，并根据本规约之规定，在缔约国及特别协定的其他国家境内，行使其职能和权力。法院的组成由四个部门组成：院长会议；上诉庭、审判庭和预审庭；检查官办公室；书记官处。 法官 法官由缔约国提名，不必是本国人，但必须是缔约国之公民。提名后在缔约国大会会议上，以无记名方式选举法官，以得到出席缔约国三分之二多数票的十八名票数最高者当选为法官。法官一共有十八名，不得有二名法官为同一国的国民。第一次选出的法官由抽签决定，三分之一任期三年，三分之一任期六年，其余的任期九年。任期三年的法官，可连选连任一次，任期九年。院长和第一及第二副院长由法官互选并以绝对多数选出。法官分配在审判分庭至少六名和预审分庭至少六名，上诉分庭四名及院长。上诉分庭由全体法官组成，审判分庭由该庭的三名法官组成，预审分庭由该庭的三名法官组成或由一名法官单独履行。上诉分庭的法官仅可在上诉庭任职，审判分庭的法官可被临时指派至预审分庭，预审分庭的法官可被临时指派至审判分庭，但不得参与预审分庭所审理之案件。预审分庭和审判分庭

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的新标准

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的新标准 樊崇义张中 樊崇义教授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尤其是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经过“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大讨论，人们对证明标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于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是一直未能达成共识。 为了便于司法人员在实践中准确把握“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2010年《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第5条将之细化为五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四)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有的学者将之概括为“结论唯一”标准或者“唯一性”标准，并把“唯一性”解释为“排除其他可能性”，认为只有对主要事实的证明达到“唯一性”，才能保证裁判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相符，并认为它体现了“绝对”的因素。 应当说，上述关于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及学理解释反映了我国长期以来对待死刑的审慎态度，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是最高、最严的，以确保判处死刑案件的万无一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认识到，“结论唯一”标准并不是一个客观真实标准，一方面是因为由证据得出唯一结论是经过法官运用逻辑和经验规则推断出来的，它与法官的个人素质和自由裁量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另一方面，该条第二款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于以下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定、充分:(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发生……说明死刑案件需要证明的事实并不是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本身，而是“指控的犯罪事实”。 关于“唯一性”标准的普适性问题，有学者援引1984年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的规定，即“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据此认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该高于普通刑事案件。在本质上，这里的“没有其他解释余地”与“唯一结论”的标准是一致的，但它是否适用于非死刑案件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印发两个“证据规定”的通知，办理其他刑事案件，参照规定执行。因此，对于非死刑案件犯罪事实的认定，也必须满足“唯一性”标准。事实上，证明标准是一个事实认定问题，对任何犯罪事实的证明其结论都应该是唯一的，而是否判处死刑是一个法律适用问题。很显然，那些坚持“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最高”的人把这两个内容相关但性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又有了新的发展。从新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的规定来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仍然是“证据确实、充分”，但其第53条对这一标准的内涵作了新的规定，具体包括以下三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

1、浅论民事诉讼优势证明标准

浅论民事诉讼优势证明标准根据英国证据法学家摩菲（Murphy）的论述，证明标准是指证明责任被解除所要达到的范围和程度，它实际上是在事实裁判者的大脑里证据所产生的确定性或者可能性程度的衡量标尺，也是富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最终获得胜诉或所证明的争议事实获得有利的裁判结果之前，必须通过证据使事实裁判者形成信赖的标准。这一标准的达成，预示证明责任承担者对其责任的卸除并获胜诉，故选择哪种证明标准，直接关系到诉讼的基本趋向以及当事人对诉讼的把握和预期。在实践中，人们如果没有可以达到证明标准的证据，即使遇到纠纷，一般也不会选择诉讼，当事人、代理律师概莫能外。 现在世界各国一般都存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之别，有的国家如我国，在两大诉讼之外还专设了行政诉讼。在不同的诉讼领域，各国采取了不同的证明标准。在普通法国家，民事案件一般仅要求占优势的盖然性，在刑事案件中则要求，盖然性排除合理怀疑，后者明显高于前者。 在我国，长期以来，三大诉讼活动采用统一的证明标准即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41条和162条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的规定也体现了这个标准。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彻底抹杀了三大诉讼活动的个性，在民事诉讼中实行如此严格的证明标准，加重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从而导致他们产生畏讼心理，给民事诉讼活动的开展造成不利影响，民事诉讼的价值难以充分体现。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民事诉讼的重要地位日益突出，其不同于刑事诉讼的个性特征受到关注。传统的基于过分追求客观真实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逐步退出了民事诉讼领域：以往的一元论逐渐被多元理论所取代，“优势证明标准”被引入并日益占据主流地位；而2001年4月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的规定更是在民事司法实践中将优势证明标准确立起来。可以说，在确立优势证明标准的进程上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是由于

试析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第三国的关系

国际刑法 试析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 与第三国的关系 关 晶 内容提要 2002年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正式生效,国际刑事法院也随即建立。 该法院被赋予宽泛的管辖权,强行使第三国承担规约义务,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原则造成了 巨大的冲击,为各规约第三国所强烈反对。这种声称建立在各国普遍管辖权和属地管辖 权基础上的管辖权规定,在理论和实践上均不足以论证国际刑事法院对第三国之管辖权 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基于各国的不同国情和国家利益,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本身存 在的缺陷,各规约第三国有权拒绝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并选择其他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 关键词 罗马规约 I CC 管辖权 第三国 一、引 言 1998年7月17日,联合国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罗马外交大会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以下简称 罗马规约 ),投票的结果是120票赞成,7票反对(美国、中国、利比亚、伊拉克、以色列、卡塔尔、也门),23票弃权。支持 罗马规约 的国家普遍认为,规约的通过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刑事法院即将成立,其最大的特点是为国际刑事法院(以下简称!ICC ?)建立了普遍管辖权,这是国际刑法的重大发展,是传统国际法的重大突破。著名国际刑法教授巴西奥尼(罗马外交会议起草委员会主席)指出:!ICC 的建立象征并包含着全世界人民所共有的某种基本价值和期望,因此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罗马外交会议的另一大胜利在于使ICC 独立于联合国安理会,不受其掌控。据Philippe Kirsch(罗马外交会议全体委员会主席)所言,建立ICC 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使国际社会从联 合国安理会的独裁中解脱出来。?这实为诸多非安理会国家支持建立ICC 的一大要因。他 们希望通过建立ICC,在联合国以外为和平、公正解决国际争端另辟蹊径。对规约持反对意%97%# ?Dinah Shelton ,Recent Book On International Law :Book Review :International Crimes,Peace,and Human Rights:T he Role of the Internati onal Criminal Court,Am 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 onal Law.Vol.96,Jan.2002,p268. 转引自杨力军:!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浅析?,载 环球法律评论 2003年第2期。

论诉讼证明标准

论文 论诉讼证明标准 学院：法学院 专业：法学 学生姓名：赵小竹 学号：02

论诉讼证明标准 一、证明标准概述 证明标准时为了实现法定证明任务，法律规定在每一个案件中诉讼证明必须要达到的程度。证明标准是衡量证据的证明程度的标准，它既是衡量当事人举证到何种程度才能满足举证要求的标准，又是确信案件事实以及评判法官对事实认定是否妥当的尺度。 两大法系国家对民事和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即采取二元制的证明标准。《英国大百科全书》（第15版）“证据法”条款指出：“在普通法国家，民事案件仅要求占优势的盖然性，刑事案件要求盖然性超过合理性怀疑。在大陆法国家中，则要求排除合理怀疑的盖然性。”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不仅对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而且在民事案件中，还根据案件的性质不同，区分普通民事案件与特殊民事案件，分别设置的不同的证明标准，从而在证明标准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现象。 二、我国的诉讼证明标准 长期以来，我国诉讼证明标准上的通说认为，在民事和形式案件的证明标准上实行的是统一的、无差别的标准，都要求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采取一元制的证明标准。“证据的确实、充分，既是对证据质的要求，也是对证据的量的要求，具体体现在：一是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二是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三是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四是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这四点必须同时具备，才能认为证据已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对此种证明标准上的要求，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概莫能外。” 但从我国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立法来看，我认为，我国实行的仍然是二元制的证明标准，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153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