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戴震的主要思想

论述戴震的主要思想、著作及其影响

一主要思想

1教育思想：

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素质是有差别的，但只是“等差凡几”，“人虽有智有愚”，但却“大致相近”，“而智愚之甚远者盖鲜”。所以他强调人只要通过学习，虽愚也可以“极而至乎圣人之神明”。他认为愚是可以改变的，只要“加之以学，则日近于智”，“虽愚必明”。因此，他强调“君子慎习而贵学”。

他认为学生首当通经，这是学问的根本，他说：“士不通经，则材不纯，识不粹，不足以适于化理。”

在学习方法上，戴震反对死记硬背或生吞活肃的“食而不化”的办法，认为“食而不化”不可能真正掌握知识。因此，他主张自学自得。

此外，戴震反对沽名而学。他说：“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已，不以已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认为为学者不应为了表现自己而挟击前人，也不应依傍过去人物，作前人的尾巴；不应以先入之见为主，也不应私智穿凿附会。凡此都是说要注重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又必须“实事求是，不主一家”。

2哲学思想

他提出过“由故训以明义理”、“执义理而后能考核”的学术思想，既

反对程朱理学空谈义理的虚玄无物，又反对乾嘉考据的矫枉过正。

他坚持“气化即道”的宇宙观，谓：“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并且说：“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也就是说，阴阳五行永不停息的运动构成了道的真实内容。

他重新梳理了“化之原”与“化之流”、“生生者”与“生生而条理者”以及“自然”、“必然”、“本然”的关系，认为宇宙生命及其变化的源头是“仁”，“仁”是“生生者”，“变化之流”是“生生之条理者”，即“理”。换言之，人道本于性，而人性源于天道；天道固无不善，人道、人性自然也就无不善；于是，人的生命价值与宇宙生命的意义就融汇于“天人合一”的境界：基于本然之德，归于必然之常，以全其自然之顺。

主要理学思想，可分为以下四种：“气化即道，理到气中”的自然观。“就事求理”的认识论。“自然人性论”。“理欲统一”的伦理观。

3，训诂学思想

提出“故训、音声恒相因”、“因声而知义”等训诂学主张。针对当时对汉儒传注株守笃信的学术倾向，提出“志乎闻道”的为学宗旨，主张寓义理于考证，在对儒家经典的训诂中去求义理。

二主要著作

主要著作有：《原善》、《原象》、《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东方文集》《戴东原集》等。

三主要影响

戴震义理思想在江南地区的广泛传播和影响，为清末民初再次掀起研究戴学的高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他们的思想对各自的时代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的发展，促进了历史的进步。

他将考据学的朴学提升为哲学的朴学，这种具有深刻思想意义的朴学成为乾嘉时期的学术思潮，成为近代启蒙思想的先驱。有人称戴震是古代孔孟、朱熹之后的最后一位思想大师，是十八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

浅析荀子“性恶论”思想

浅析荀子“性恶论”思想 摘要：荀子，名况，字卿。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儒学大师。“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认为性是与生俱来的，不是人为或后天所成就的东西，而是“天之就者”。在他看来，人性天生是恶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善良的行为是后天“化性起伪”的结果。“伪”即人为。圣人和众人之所以有区别，不是在于先天的性，而是在于对先天恶性的加工改造，众人和圣人要修养身性、治理国家就要“起伪”，人为地将人性之本恶改造成为道德之善性。荀子的性恶论是对人性劣根性的无情揭露，更可贵的是他的“化性起伪”思想的提出。荀子“性恶论”思想是中国人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思想具有深远影响。 关键词：荀子；性；伪；化性起伪 在中国思想史上，从先秦就已经明确的开始探讨人性问题了。人性问题一直是儒家哲学中讨论的重要思想观点，这个思想观点最早是由孔子提出来的，“性相近，习相远”开创了儒家人性论的先河。荀子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性恶论”是对人性劣根性的无情揭露，是中国人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见解的独特性和内容的深刻性使之具有了重要的意义。荀子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先秦各家观点进行了批判和总结，虽然以儒为宗，但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发挥和改造，具有明显的进步性。 一、荀子生平简介及其主要思想 （一）荀子生平简介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时期赵国人，生卒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98年——公元前238年间。荀子是承春秋乱世，启帝秦发端的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在儒家思想史上，荀子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说：“荀子可说上承孔孟，下接易庸，旁收诸子，开启汉儒，是中国思想史上从先秦到汉代的一个关键。”荀子作为先秦时期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是先秦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他和孟子一起呈现出了儒家思想内部的张力和弹性。他扬弃了孔孟儒家思想，综合了儒、道、墨、法等各家的思想精髓，集百家之长，儒而不纯，开创了自己别具一格的儒家思想体系——荀学。对先秦至汉代思想的转折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司马迁作《孟子荀卿列传》，对荀子的一生作了简略介绍。传记云：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

论戴震与章学诚

论戴震与章学诚

《论戴震与章学诚》是余先生1976年初版的旧作。该书在1996年曾由余先生亲手作了增补，虽则问世至今已经三十余年，然仍不失为了解清代思想史的必读书。 本书的成书目的的照余先生自云“为了解答为什么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经典考证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尚未见有专篇对东原和实斋之间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交涉加以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检讨” “我同时也想借此展示儒家传统在清代的新动向” 。概而言之，即通过对戴东原和章实斋学术思想的分析从而理解儒家何以何以从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考证。余先生提到，在他之前的一些学人，认为清学“既不能’经虚涉旷’则已无积极的思想内容科研，甚至不免是中国哲学精神过程中的一次逆转” ，因而他们的新儒学都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 。但在余先生看来，“如果我们坚持以’心性之学’为衡量儒学的标准，那么不但清代两百多年间儒学已经僵化，即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千余年中儒学也是一直停留在’死而不亡’的状态中。相反地，如果我们对儒学采取一种广阔而动态的看法，则有清一代的’道问学’传统正可以代表儒学发展的最新面貌。

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新的发展恰好为儒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提供了一个始点” 。这大概便是余先生作此书的一个基本前提。 在对儒学采取一直“广阔而动态的看法”的前提下，余先生开始了本书的论述。全书内篇共分八章，除去前两章的引言和末两章的后论及补论外，以戴、章二人分别各为两章的论述中心。儒家本有“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之说，前代学人也多有提及。余先生在此引入了一个重要概念，即“儒家智识主义”。书中“道问学”约等于智识主义，“尊德性”则约等于“反智识主义”。明清之际，儒学主流由理学转入考据，即从“尊德性”层次转入“道问学”层次，这可称为“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这种现象的产生，余先生主要从“内在理路”（inner logic）进行分析。关于“内在理路”，笔者下文还将详论。余先生从程、朱与陆、王相争，王阳明最后不得不重订《大学》古本，欲“复旧本”以“复见圣人之心”悟到“所争者仍在义理之是非，而所采用之方法正是考证辨伪。这里清楚地透露了考证学兴起的思想史的背景” 。书中随后引用的一段材料十分清晰的凸显出此处转变

【吴根友】试论戴震的语言哲学思想

【吴根友】试论戴震的语言哲学思想 20世纪戴震与乾嘉学术思想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能够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研究戴震哲学的论者还属于少数。李开先生在《戴震评传》中开始了这一研究，但并未由此看到这种语言哲学的出现对于整个清代哲学的转向意义。本文则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角度，着重考察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者从语言学角度来思考哲学问题，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新转向，形成了不同于宋明理学，甚至也不同于清初哲学形态的人文实证主义哲学思考方式。这一新哲学思考方式使中国传统哲学初步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明晰性。在追求先秦儒家经典原意的历史还原主义的旗帜下，展开了对先秦儒家经典，进而扩大到对先秦诸子典籍的文本考察，对于重新认识先秦经典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哲学运动虽然并没有带来19世纪后半叶中国哲学形态的新变化，但由这一实证哲学精神所培养起来的“求真”“求实”精神，为中国人培养近代的科学精神提供了自己的文化土壤。其中，以戴震为代表的哲学家，还为新伦理学的建设提供了思想的资源。当然，由于这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以对先秦儒家经典研究为起点的，而且其理论目标带有鲜明的复古主义倾向（尽管戴震本人是托古言志），因此，其理论上的自身矛盾及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语言虽然能够通向道，但毕竟不是道本身。经典中蕴含的思想虽然可以通过语言来把握，但对经典中的思想研究也不完全是一个语言问题，其中还应该有言说者的背景、说话意图等非语言因素的影响。尽管戴震的理想是通过语言、制度、名物、训诂的综合研究来把握经典的原意，但即使如此，人文学的研究还有超越这些实证方法之外的东西。而戴震本人对儒家经典中理、天道、道、性、命、仁义礼智、诚、权等概念的定义，也并非如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绝对的确定性，恰恰相反，这些解释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戴震本人的理解，并不具有他自己所想象的那样的客观性。所以，我们看到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者所开创的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并未完全取代其他哲学家的思考，其中，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学派对戴震及其学派批评，在很多方面都是相当中肯的。由于本文的主题所限，此处我暂不讨论章学诚的历史哲学及其对戴震的批评。[1] 不过，我们应当特别重视戴震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突出贡献。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戴震对自己所讨论的理、分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以及善、欲、私等概念和无欲与无私一对范畴皆有明确的定义，使中国传统哲学在思维的明晰性方面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中国传统的语言哲学主要包括“名实之辩”、“言意之辩”两大部分内容。在乾嘉考据学时代，中国的语言哲学又有新的发展，其纲领性的表述就是戴震提出的“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言能通意的“阶梯式”言意观。在这一纲领性的表述中，“字”具有现代汉语中所说的字（词素）和词语两层意思。词，又作辞，即是现代汉语中的言语。而戴震本人的语言哲学思想可以包括四个部分：第一，名实之辩，第二，通过句法分析达到对传统哲学命题的重新解释；第三，通过句子和经典文本的语言脉络分析达到对传统哲学思想的还原性解释；第四，在言能达意的基本哲学立场上的所阐述的字→词→道的“阶梯式”言意观。这种语言哲学与20世纪西方世界兴起的语言哲学“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己任的目标非常的不同。[2]不仅如此，戴震的语言哲学思想还有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他以孟子“辟杨墨”，挽救世道人心自况，说道：“孟子辩杨、墨；后世习闻杨、墨、老、庄、佛之言，且以其言汩乱孟子之言，是又后乎孟子者之不可已也。苟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是对古圣人贤人而自负其学，对天下后世之仁人而自远于仁也。”[3]这也是以戴震为代表的18世纪中国哲学的语言哲学家们与20世纪英美语言哲学家们的另一个不同之处。一、“指其实体实事之名”与“称夫纯美精好之名”——戴震对名的分类 戴震将名分为两大类，一为“指其实体实事之名”，二为“称夫纯美精好之名”。他说：“学者体会古贤圣之言，宜先辨其字之虚实。今人谓之‘字’，古人谓‘名’，《仪礼》云‘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周礼》云‘谕书名，听声音’是也。以字定名，有指其实体实事之名，有称夫纯美精好之名也。曰‘道’，曰‘性’，曰‘言’，曰‘行’，指其实体实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与确立

案例导入： 在延安中国革命博物馆，珍藏着一块刻有?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石碑，这四个大字气势恢宏，刚劲有力。为什么中国革命博物馆生命要保存这块看似普通的石碑呢？因为它非同寻常，它是我们党确立思想路线的历史见证。。在延安中国革命纪念馆，保存着一块刻有“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石碑。这块石碑，有一段不寻常的来历。 早在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党中央的工作从内容到形式都由王明主持，但白色恐怖下的党中央机关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王明等人经常是四处躲避。恰好此时，共产国际需要中共派一个负责人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于是，“九一八”事变后，王明到了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28岁时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然而王明不真正了解中国的实际，以他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给我们党带来了惨痛的损失和教训。 要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并非易事。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的那天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卓越的领导人，就尝试着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向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作斗争。遵义会议后，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王明的时代虽然结束了，可是所造成的影响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肃清，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还在作祟。 教训如此之多，情况这样复杂，毛泽东认为有必要组织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党的历史经验、路线,进行认真地学习和清理。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开始不久，1942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在“红色首都”延安的宝塔山下落成，毛泽东应邀兴致勃勃地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那字体兼具山海之势，颇见一代伟人的气度与风采。1943年12月12日，这四个大字被刻在石板上，镶嵌在大礼堂正面墙上,作为全党同志学习的座右铭。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人们郑重地取下石刻，埋入地下。解放后，党校旧址上

孟子荀子人性论浅析及其异同比较

孟子荀子人性论浅析及其异同比较(下) 1、“性”所指不同。孟子“性善论”中“性”主要指人的社会属性。“性者，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尽管他提到过一些人的自然属性，但却不承认这是本性中的性。而荀子“性恶”论中的“性”则主要是指人先天遗传的自然属性。“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正名》），荀子所讲的人性，是人的自然机能和性情。 2、对“性”本源的认识不同。孟子将普通的道德属性加在了“天”上，把“天”看成是一种抽象的道德规范，天道、人性合一。荀子提出了“天明人之分”的观点，“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并从理论上论证了要从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同时，他还用天人之分的观点去论证了“性伪之分”：“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荀子·性恶》） 3、孟子强调先验的道德观，荀子强调后天的极伪而成。孟子通过“四端”论，说明了人的本性已经具有仁义礼智的“善端”，道德观念即是善端的扩充。同时，孟子还提出了良知良能来补充“四端”，同样“良能”也是生而就有的能力。而荀子指出“人之学者其性善”，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因此，他反复强调道德观念是后天学习积累而成的。从大方面说，孟子的性善论是站在历史事件已达到的静态成果角度，而荀子的性恶论则是站在动态的历史实践的追求过程角度。 1、人性追求目标同一为“善”。孟子不仅认为人生来本善，而且也认识到后天教育环境的不同导致最重的人性差异。基于此，他提出了追求善的人性目的论“明人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父，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样才会达到善的目的。可见孟子是以善为人性追求的最终目标的。荀子的性恶论虽然主张人性是生来为恶的，但他的性恶论追求的目标也是善而不是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不难看出他不仅提出了人性善的问题，而且还有一种追求善的倾向。他指出，“古之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重刑罚以禁之，是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由于认为人性恶，所以荀子要求通过圣人教化、用礼义法度引导人不断进步，从而达到最高境界——人人为善，合于善也。由此可见，荀子的“礼义之化”同孟子所追求的善有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妙。这充分表现了孟荀人性论在追求目标上的一致性。 2、修养人性的方法同样为教育。孟荀在人性最好追求上都归结于善，在达到此目标的途径上，也都选择了通过教育来修养人性。前者是扩充善端，后者是化性为伪。 孟子认为教育首先是要通过反求诸己的自我教育。“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孟子要求人们存心养性，“求其放心”，把失去的善找回来并扩充之。其次，孟子还十分重视教师对人性追求善的作用。他曾明确指出，“教人以善，谓之忠”、“夫子教人以正”（《孟子·离娄下》）由此，孟子对教育的重视可见一斑。 荀子由于主张人性恶，故他注重化性为伪，通过教育使人为善。“伪”是人为、加工的意思，在这里主要就是指教育，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教育才会使人变善，符合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 同时荀子也强调环境教育在人性善恶转化中的作用，“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捏与之俱黑。”（《荀子·劝学》）基于此，他强调“君子居必择邻，游必就士”，使自己在优良环境中受到熏陶，从而使自己符合圣王之道，以达到善的目的。另外，荀子还提供了积习致善的方法。通过锲而不舍和持之以恒，达到“涂之人可以禹”的境地。 当然，除此之外，二人的人性论在一些细节上亦有相似之处，比如孟子的“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与荀子“顺是”的类似，孟子寡欲思想同荀子节欲思想的相似等。 第二种观点 相异之处： 1、立论的基础不同。通过前面的探讨，我们知道了孟子是以人的社会道德属性作为其“性善论”的立论基础，他认为人具有“四心”，“四心”经过发展壮大又会成为“四端”，“四端”经过环境及个人的主观努力便会成为“善性”。而荀子则是以人的自然属性作为立论的基础，以人的本能为性，人因为有这些本能而相互争斗，残杀，最后导致社会秩序遭到破坏，荀子便是因人的本能而得出“性恶”的结论。立论基础的不同是产生性善、性恶这两种相对立观点的根本原因，因此，立论基础的不同是两种理论的根本区别所在 2、实践的不同。（1）道德实践的目的不同，孟子主张修善的核心是“扩而充之”，找回失去的善端；而荀子则认为修善是为了除掉人的恶性，人为地去培养善心，即“化性而起伪” （2）“道德实践过程的不同，孟子认为修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找回善心，因而主张顺着人性扩充；荀子则认为修善的主要目的是要除掉恶性，建立善性，因此主张逆着人性去修善。” （3）培养德性的方法也有所不同。孟子强调培养道德要先自律而后推己及人，鼓励人们发挥主体能动性；而荀子则强调道德修养一方面要自己不断地学习和积累，以及学时择人择地的重要性，

戴震字东原休宁人原文及译文赏析

戴震字东原休宁人原文及译文赏析 戴震，字东原，休宁人。读书好深湛之思，少时塾师授以说文，三年尽得其节目。年十六七，研精注疏，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从婺源江永游，震出所学质之永，永为之骇叹。永精礼经及推步、钟律、音声、文字之学，惟震能得其全。 性特介，家屡空，而学日进。北方学者如献县纪昀、大兴朱筠，南方学者如嘉定钱大昕、王鸣盛，馀姚卢文弨，青浦王昶，皆折节与交。 乾隆二十七年，举乡试，三十八年，诏开四库馆，徵海内淹贯之士司编校之职，总裁荐震充纂修。四十年，特命与会试中式者同赴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震以文学受知，出入著作之庭。馆中有奇文疑义，辄就咨访。震亦思勤修其职，晨夕披检，无间寒暑。经进图籍，论次精审。所校大戴礼记、水经注尤精核。又於永乐大典内得九章、五曹算经七种，皆王锡阐、梅文鼎所未见。震正譌补脱以进，得旨刊行。四十二年，卒於官，年五十有五。 震之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谓：“义理不可空凭胸臆，必求之於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必求之古训。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义理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古训、义理而二之，是古训非以明义理也。” 震为学大约有三：曰小学，曰测算，曰典章制度。震卒后，其小

学，则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兴化任大椿传之：皆其弟子也。后十余年，高宗以震所校水经注问南书房诸臣曰：“戴震尚在否？”对曰：“已死。”上惋惜久之。 （选自《清史稿·儒林传》，有删改） 先生是年（震十岁）乃能言，盖聪明蕴蓄者久矣。就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塾师：“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朱文公所说。”即问：“朱文公何时人？”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时人？”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曰：“几二千年矣。”“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师无以应，曰：“此非常儿也。” （节选每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 4．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的解释，不正确鲫一项是（3分） A．震出所学质之永质：问 B．征海内淹贯之士司编校之职司：掌管 C．皆折节与交折节：降低身份 D．就傅读书，过目成诵就：完成 5．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3分） A．家屡空，而学日进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 B．古训明则古经明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 C．上惋惜久之顷之未发，太子迟之

浅谈朱熹的法律思想

浅谈朱熹的法律思想 朱熹生活的南宋初期，国内各种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已十分尖锐，对外有北方金贵族集团的入侵，对内有南宋政权的腐败与无能和不断爆发各种形式的农民起义。针对当时内外患忧的时局，从维护封建王朝的最大利益出发，他从理学上提出和阐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唯心主义思想。 一、朱熹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哲学宇宙观。 首先，他从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出发，将“理”看成是宇宙的最高本体和产生万物的本源，它不是人们主观想象的，它是客观实际存在的，是自然界的主宰，它是人类社会最高精神的本体；“理”必须靠“气”来体现，“气”的千差万变就构成“理”具体的多样化的宇宙万物。自然界的人自然是“理”与“气”的混合物，“理”在人类社会的体现就是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在人性上称作“天地之性”。“气”在人性上则表现为“气质之性”，它含有为恶的危险性，即“人欲”。“圣人君师”是“无人欲之私”的，所以才具有主宰人类社会的神圣资格，封建皇帝便成了“理”在人间的杰出代表者。他们的职责是“代天而理物”，谁违背了他们的意志，就是违背“天理”。他认为人间的忠孝仁义、三纲五常这些道德伦理观念是千古不变的，是上天规定下来的，是天理的组成部分，那么人间的立法和司法当然必须以“天理”作为指导。统治阶级用来统治人间的一切措施、方法，如德、礼、政、刑，其目的无非就是根除人们的“人欲”，恢复“天理”或曰“存天理，灭人欲”。一方面，因为人们的“气质之性”不同，因而“人欲”的多少也不同，所以要针对性运用德、礼、政、刑四项措施，逐渐改善人们的道德面貌，针对屡教不改者只能以刑罚严惩之，决不能心慈手软。但刑罚的作用是有限的，它不能尽绝“为恶之心”，因此，根本的措施还是教化。促使人们改恶从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最高准则和标准，是先天地而生的，它是世间万物的本源，是千古永恒的真理，它是理学的最高范畴。 第二，因事致宜进行变法和改革主张 针对南宋当时政权腐败、外族入侵及民不聊生的局面，朱熹从历史的观点来裁判“天理、人欲”。他认为尧舜禹三代是“天理流行”“无不尽善”的时期，而三代以下则是“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的“利欲之私”泛滥的时代，他深感南宋“法弊、时弊”（即材木之心已皆腐朽，腐烂而不可复支持），以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要求效法三代，改革时弊，要起死回生，只有改弦更张，重建“天理流行”的盛世，不能死守祖宗法度。“必须别有规模，不用前人硬本子”。在朱熹看来，变法不过是改变人心的一个条件，改革时弊的改变方法是改变人心。要尽除人们的私欲，使他们的思想、道德、行为一准于“天理”，光靠法律制度，哪怕是良好的法律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君主“心术”的优劣是社会历史的决定因素：“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有无不正”，为了改变君主的“心术”，他主张限制君主的独断专横。他确信，只靠良好的政体，还不能改变君主的“心术”。

戴震义理之学中的人性结构模式

戴震义理之学中的人性结构模式 戴震论“人性”，是展示其进步伦理观和思想启蒙意义的重要方面，是其义理之学的核心内容。戴震从元气实体的本体论观点来规定人性，反对宋儒以所谓“天理”来“凑泊附著以为性”，把其人性理论建构在坚实的“血气心知”基础之上。戴震论“性”，已不单纯局限于“性”之自身，而是具有超越“性”自身的人类学或伦理学的含义。本文将从人性的生成阶段、人性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对戴震的人性结构模式学说做一番梳理，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戴震人性思想的核心内容。 人性的生成阶段 戴震论“性”，首先把“性”描述为一个生成的过程。戴震的这一思想完全是来源于《周易》。《周易·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戴震通过对《周易》这段话的诠释，实则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意愿，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戴震是借由疏证、诠释儒家典籍来表达展露自己的思想。从这种借由“经言”外衣来表达自己思想的形式来看，戴震与中国所有思想家并无本质的差别。 对《周易·系辞上》的这段话，戴震认为它正好表征了人性生成的三个阶段。对“一阴一阳之谓道”，戴震这样说：“一阴一阳，盖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阴一阳，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条理乎！以是见天地之顺。”[①]何谓“顺？”戴震解释说：“言乎自然之谓顺”，“上之见乎天道是谓顺”。由于戴震认为性本之于天道，所以把“天地之顺”看着是人性生成的第一阶段，生命现象的存在是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

如何解释“继之者善也”这句话？戴震认为“天地之常”是“继之者善也”的内容。所谓“天地之常”是指阴阳二气的变化，是一个由天道蕴涵“性”内容之变化演化到人生内容之变化的过程。戴震说：“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条理者。条理之秩然，礼至著也；条理之截然，义至著也，以是见天地之常。三者咸得，天下之懿德也，人物之常也”。[②]戴震在这里是以“生”释“仁”，“仁”是人生命存在的道德内涵，有生命便有条理，有生命便衍生出仁、义、理等道德内容，道德的存在是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人性发展的最后阶段是其进入社会领域，戴震认为人性生成的第三阶段是“天地之德”。他说：“言乎人物之生，其善则与天地继承不隔者也。有天地，然后有人物；有人物而辨其资始曰性”。[③]人性的内容就存在于日用事为之中，日用事为即指社会生活。戴震认为，人的社会性是人性生成第三阶段的内容。这三个阶段，既是戴震对《周易·系辞上》这段话的新的理解和诠释，也是戴震对人性生成阶段的概括和总结。因此，戴震便由“性”的生成进到了对“性”的结构的剖析。 人性的自然结构模式：才、性、命的内在统一 “性”作为沟通与连接天道与人道的中间环节，从逻辑上说，它必然在内在结构上既包含有天道方面的一般特性，也包含有人道方面的一般特性。 才、性、命是戴震自然人性理论的三个重要概念。戴震义理之学之主旨核心即在于“理欲之辨”，而自然人性论正是其“理欲之辨”的理论基础。戴震把才、性、命称之为“天性”，他说：“所谓性，所谓才，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 《中国共产党章程》把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完整地表述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意义 1、它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中的运用、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将思维的客观性和能动性统一起来，阐明了人类意识和社会生活的本质：人类意识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思维的真理性应该由实践来证明，等等，从而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结合。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确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哲学基础的。这条思想路线强调从实际出发，用全面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强调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强调认识是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没有止境的过程；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民主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重要条件、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等等，都充分体现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2、它是制定并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 政治路线是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而制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它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民的根本利益。然而，正确的政治路线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须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的深刻了解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必须以正确的思想路线为指导。回顾党的历史，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从根本上说，我们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因为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制定出并贯彻执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从而推进了党的事业的发展和党本身的成熟；而所遭受的一切挫折，或者是因为违背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而没有能够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或者是因为在实践过程中偏离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而没有能够将原来制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坚持贯彻下去的结果。 3、它是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提高领导能力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概括为中国共产党新的工作作风。在这三大作风中，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最根本的，强调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要自觉地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而不会浮在上空、脱离群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要老老实实做人和老老实实办事，严于律己，接受群众的批评，勇于自我批评，而不能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实事求是还是党的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中，我们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戴震的学术志向

摘要：戴震是乾嘉学派的朴学大师与皖学的创始人，他知识渊博，一生著作颇多，后人编为《戴氏遗书》。戴震在实证考据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他的实证考据不单只停留在知识的古文献整理上，而是要通过文献考据厘清古圣贤立言之意，明经而闻道。 关键词：戴震；学术志向；明经；闻道；重民爱民 戴震（1723-1777），字东原，号果溪，徽州休宁隆阜(今属黄山市屯溪区)人。戴震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是18世纪中国伟大的哲学家，乾嘉学派的朴学大师与皖学的创始人，是实事求是学术治学研究方法的提倡者和践行者。在戴震去世不久，其亲家曲阜孔继涵（戴震的女儿嫁给孔继涵的长子孔广根）刻印了《戴氏遗书》，包含著作15种，校勘著作11种。这些著作流传后世，对学术界及社会影响深远。 戴震在考据学方面成就巨大，但他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考据学家，他效仿先贤，志在闻道，重民爱民、为百姓谋福利是戴震通过明经而要通达的"大道"。为了实现这一志向，戴震付出了毕生的努力。 一、明经 戴震十七岁时就有志闻道，并悟出明道要从通经和语言文字入手。利用语言文字学诠释古代经典，以寻求所谓的"道"，乃至对"道"进行再创造，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他在写给段玉裁的信中说道："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戴震对群经小学穷搜研讨，就是为了在广泛知识的基础上确立普遍之道。"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他认为圣贤经传之义在小学文字，在制度考核，不经由此途入，便不是明经的正途。实证考核之学才是寻求圣贤之理，进而训释教民的根据。 如何明经呢？戴震认为要本着事实求是、务求其真、不偏一家的态度，对故训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反复参证。戴震曾说："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私智穿凿者，或非尽掊击以自表暴，积非成是而无从知，先入为主而惑以终身；或非尽依傍以附骥尾，无鄙陋之心而失与之等，故学难言也。"对于戴震来说，考据学是一种以古文献为研究对象、以恢复古文献的真实面目为治学宗旨的专门学问，从事这门学问的研究，需要具有为求知而求知的知性精神和以求真为目的的严谨学风，必须破除"人蔽"和"己蔽"，使对古文献的理解建立在对字义的准确理解的基础上。"人蔽"主要是指汉宋学者对古文献的附会臆解。戴震指出汉儒的缺陷是有时附会，也委婉批评了惠栋一派的考据学有盲目崇信汉儒的缺陷。戴震认为，宋儒不重视考据，基本文献都没读懂，只凭一己之见便妄下结论，并将己见假托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进行学术造假，"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他们连古文字字义都没搞懂，怎么能读懂古书，发挥义理呢？结果就是"事情源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自以为于心无愧，而天下受其咎"。所以戴震发愿要破除人蔽，以科学的考据来证明宋儒的悖谬，让天下人都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古圣贤立言之意。破除"人蔽"，就是"传信不传疑"，不以假说自欺欺人，不获得十分证据，不自以为是。这就要区分"十分之见"与"未至十分之见"。"十分之见"就是建立在充分证据基础上的科学结论；"未至十分之见"就是依于传闻、择于众说、出于空言、据于孤证而草率得出的结论。戴震要破除的己蔽，就是要破除以"未至十分之见"为定论的弊端。戴震认为，关键是要从"未至十分之见"到达"十分之见"，即从假说达到定理，这就要下一番辛苦考证的真功夫，要"目睹渊泉所导""手披枝肆所歧""循根达杪"，最终"深思自得"而得到确切的结论。如果不能达到"十分之见"，则毅然割舍。 戴震还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进一步整理总结中国古代文化，既分门别类，又融会贯通，力求建立完整的中国学术体系。其《七经小记》，就是试图以七经总结概括中国古代的学术体系的代表作品。深明其志的段玉裁说："《七经小记》者，先生朝夕常言之，欲为此以治经也。

浅析朱熹《小学》中的道德教育思想

浅析朱熹《小学》中的道德教育思想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李月 摘要：朱熹作为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和理学思想集大成者，从教五十余年，其教育思想历来为中外学者所分析研究，尤其是其道德教育思想。居于人的年龄，心理及理解能力差异，朱熹将道德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处于第二阶段的小学教育是朱熹非常重视的。笔者先从简要介绍朱熹个人情况入手，引出其道德教育思想，再从其编制的小学教育教材—《小学》入手，详细介绍其小学阶段的道德教育思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朱熹道德教育思想进行了批判，但与此同时，挖掘其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为我国当下的道德教育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朱熹；道德教育思想；《小学》；批判；现代价值 A Brief Analysis on the Moral Education Ideology in Zhu Xi’s《Primary School》 Student majoring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iYue Abstract:As a famous philosopher, educator, thinker and a synthesizer of Neo-Confucianism, Zhu Xi has been working as a teacher for more than fifty years, his educational ideology has been studied by Chinese and overseas scholars , particularly his moral education ideology.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in age, mentality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each individual, Zhu Xi divides his moral education into three stages, in which the second stage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is taken seriously by him. The author begins with a briefly introduction of Zhu Xi, then draws forth his moral education ideology ，and ends with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his moral education ideology in the period of primary education from textbooks for students in primary school-《Primary School》. Moreover, this article gives a criticism on Zhu Xi’s moral education ideology to some extent, but at the same time, this article also explores modern value of Zhu Xi’s moral education ideology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our today's moral education. Key words: Zhu Xi；moral education ideology；《Primary School》； criticism；modern value 引言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翁，祖籍安徽婺源县（今江西婺源县），是我国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全身心致力于儒学的研究，是程颐、程颢“二程”第四代弟子，也是宋代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理学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尤其是其教育思想曾影响我国元明清三朝600余年，是在我国历史儒家人物中仅次于孔子，董仲舒的第三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上承孔子和孟子关于伦常的思想理论，又取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的理学的思想，综合构成了自己的理学体系[1]88-91。朱熹教育思想的基础是其理学思想，而道德教育又成为其理学思想的中心。朱熹生活的南宋时期，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严重，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面，宋室统治危机不断加深的现实，许许多多的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都在寻求匡扶宋室的办法，朱熹也是其中之一，他深刻体会到道德教育是控制人们思想，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他特别重视道德教育。 居于人的年龄，心理及理解能力差异[2]480-490，朱熹将道德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处于第二阶段的“小学”教育是朱熹非常重视的，虽然他视小学为封建社会的“末流”，但他在小学教育上却花费了颇大的精力。为此，朱熹还收集古代圣贤之人好的言论和行为，加以统合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小学的教材。全书共6卷，分别为内篇和外篇，总共有三百八十五章。其中内篇为《立教》、《明伦》、《敬身》、《稽古》这4卷，外篇为《嘉言》、《善行》这 2卷，以补充和说明《立教》、《明伦》、《敬身》。其中采用了众多历代儒学大师关于修身齐

《中国思想史》期末作业.

《中国思想史》期末作业 第六章宋元时期的思想学术 一、填空题: 1、由开创的关学, 开创的闽学,被后人称为濂、洛、关、闽,是宋代理学的四个著名学派。 2、北宋初期,理学的先驱人物有、、等,他们昌明儒术,注重经书“义理” ,旗帜鲜明地反佛反道,为理学思想体系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被称为“宋初三先生” 。 二、改错题: 1、北宋王安石设立经义局,训释《诗》、《书》、《春秋》三经义,对儒家经典重新作了训释, “天下号曰新义” , 这就是《三经新义》。 2、南宋朱熹同时,出现了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思想家,他们分别为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三、名词解释 : 1、宋明理学(道学、宋明新儒学。 2、北宋五子。 3、《太极图说》。 4、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5、一物两体。

6、关学学派。 7、荆公新学。 8、耦。 9、剥落。 10、简易功夫。 11、鹅湖之会。 四、简答题: 1、《皇极经世书》的主要思想。 2、拭勾勒二程理学思想体系的基本轮廓。 3、王安石思想的基本内容。 4、元代思想状况。 五、论述题: 1、周敦颐的思想特征是什么?有那些重要内容? 2、张载的理学思想反映在那几个理论环节中?其基本观点是什么? 3、为什么说朱熹是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理学体系的基本内容有那些? 4、与理学思想比较起来,陆九渊心学思想有那些特点? 5、陈亮、叶适如何通过针对性地批评程朱理学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的?

第七章明代及其明清之际的思想与思潮 一、填空题: 1、明初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有(试举五人 :、、、、等。 2、明代中后期形成的王学派中影响较大的, 是以王畿 (龙溪、钱德洪 (绪山的和王艮的。 3、的准备工作和部分编写工作, 在“学案体”学术思想史方面具有开创之功。 4、在《东西均》中提出的的命题在思想史上有重要意义。 二、改错题: 1、明永乐年间组织编撰的三部《大全》是指《六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书。 2、真正实现明初理学向心学的转变的代表人物是吴与弼。 3、吕留良的《无何集》是把王充《论衡》中批判谶纬神学的言论加以分类编排而构成的论文选集。 三、名词解释 : 1、三部《大全》。 2、静中养出端倪。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历史演变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历史演变 [摘要]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取得的一切成就，归根到底是因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这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做到了实事求是。所以，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实事求是都是我们始终坚持和内化的重大思想，是不能放弃、不能偏离的。 [关键词] 实事求是创新贯彻坚持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必要性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地界定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801回顾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建设的进程中，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顺利的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引着中国社会主义不断地向前发展，这一切都源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正确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是我党在不断地探索、摸索中所得到的真理，就是因为我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联系，就是因为我党能够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不断的将党的政策同发展变化的具体情况相联系，做到了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当今复杂的党情、国情、世情下，我党则应该更加注重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抓住机遇，坚定信心，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事物总是在变化发展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很多人会认为我们也应该时刻适应变化发展的事物，这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不管怎样变化发展，有一点是不能变的，那就是我们必须始终都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的发展变化的进程中，则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这些理论的形成则是根据我国不同时期的国情所提出的指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理论，实践也证明了这些理论推动了我国的不断向前发展，而这些理论取得的成就归结到一点:就是坚持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了实事求是，而不是墨守成规，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只言片语去当令箭、凭自己的感觉经验当真理。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我们可以看到事物的变化发展是瞬息的，我们要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时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地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二、实事求是的历史演变

国学经典解读 叔世硕儒 戴震

国学经典解读叔世硕儒戴震 叔世硕儒戴震 （1723—1777） 作者:杨世文 戴震是清代中叶最具个性的儒学大师，他在学术上、思想上的卓越建树，对他生活的时代以及后世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梁启超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胡适也认为，“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戴震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基础上，主张治学须“志存闻道”、“求之《六经》”，回归儒学原旨，重建儒家“人学”，在中国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上篇：几番科场坎坷一代朴学大师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屯溪市）人。生于清雍正元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休宁这个地方向来人文荟萃，商贾云集。戴震的祖上没有什么显赫的人物，父亲是一个商人，走南闯北，很见过一些世面。

文献记载戴震大器晚成，10岁时才开始说话。为他作《年谱》的戴门弟子段玉裁解释说“盖聪明蕴蓄者深矣。”就在这一年，他去拜师读书，无非是《四书》、《五经》之类。他的记忆力非常出众，能达到“过目成诵”的境界，每天能记诵数千言甚至更多些。这表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戴震自幼养成了独立思考、盘根问底的学习方法。当时学子都要读《四书》、《五经》。《大学》是《四书》之一，宋代理学家极力表彰，朱熹并作《大学章句》，将《大学》一篇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移易旧文。从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朱注云：“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对于朱烹区分经传，虽然有人提出过怀疑，但五百多年来，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占据了统治地位，人们也就相信了朱熹的说法。可是戴震是不相信的。有一天塾师讲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戴震问：“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塾师回答说：“此朱文公所说。”又问：“朱文公何时人？”回答说：“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时人？”“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

浅析荀子的法律思想

浅析荀子的法律思想荀子的法律思想与“人”的联系

浅析荀子的法律思想 荀子法律思想与“人”的联系 荀子，名况堪称先秦后期儒家泰斗，其学术集儒家之大成，又采百家之长，是第一个将儒法合流的思想家，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与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皆有巨大影响。在教材中我们简略的了解了一下荀子的法律思想，我想就其法律思想与“人”的联系谈谈我的理解。 人性 关于人性大家总会想到孟子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而在荀子看来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所谓的善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人为努力达到的，也可以说善只是人们后天伪饰，如果不对人的本性加以遏制的话，社会的秩序将会十分混乱，由此表明教化必行，良好的教化可以遏制人们的犯罪，而遵循统治者制定的法律对人的恶性的节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荀子在论述礼的人性起源时，强调了礼的社会作用。但礼自身并不能独自完成和实现“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这样的美好目的。作为现实主义者的荀子深刻地分析和认识到了人性的特性，并不会止欲于有节，止恶于劝善。因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所以，

在“礼义文理”都可能亡焉的情况下，必须寻求另外的对人性调整的方法和手段，来达到止欲于为恶之后，这个手段就是法。为了制止人性恶的争夺，必须有多种手段和方法。因为“礼义之化”不是万能的，不是改造人性的唯一手段，还必须与“君上之势”、“法正之治”、“刑罚之禁”等相结合。 总之，荀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虽以性恶为论，但他绝不是对人性的否定。刊以人性为核心建立的礼治、法治思想对我国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具有分重要的借鉴价值。创制法律治理国家是人类最富有智慧的实践活动，其成功与否就是要看立法者对人性的认识，对于人性在特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条件下的认知只有秉持对人的真正慈爱之心，对事物规律、时代精神、社会现状及其人类自身白本性建立起科学的认知，正确把握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及所蕴含的利益，其所创衫的制度才能获得社会的普遍服从。国家治理不仅要顺应人性，而且，还应该强调又 人性的引导和重塑。荀子以“隆礼重法”的方式通过“化性起伪”的人性改造的i}路，突出了礼法在驱使人性向善过程中的作用，进而达到养民情、理民性的目的。 在现代社会，法治只有深通人性的情理，肯定和注重人性的合理内容，体现夏多的人性关怀才能真正树立自己的权威，赢得人们的尊奉和信仰。荀子的人性法得思想体现了我国古代那种“德为善政，政在养民”、“为政之要，重在富民”〔“〕的泥 国理念。而这种治国理念的实现必须要通过法律和道德两种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