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考古文献
吉林考古文献
一发掘简报
综述
康家兴：《吉林江北土城子附近古文化遗址及石棺墓》，《考古》1955年1期
康家兴：《浑江中游的考古调查》，《考古》1956年6期
王诚贤：《吉林市附近发现多处古代文化遗址》，《考古》1957年3期
李莲：《吉林头道江下游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58年9期
吉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吉林省前郭、扶余、德惠考古调查》，《考古》1961年1期
李殿福：《一九六二年春季吉林辑安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2年11期
古兵：《吉林辑安历年出土的古代钱币》，《考古》1964年2期
吉林市博物馆：《吉林永吉县学古东山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1年6期
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泡子沿前山遗址和墓葬》，《考古》1985年6期
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吉林省饮马河沿岸古文化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86年9期洪峰：《吉林东丰县南部古遗迹调查》，《考古》1987年6期
尹郁山：《吉林吉安县出土窖藏铜币》，《考古》1988年2期
四平地区博物馆等：《吉林省梨树县二龙湖古城址调查简报》，《考古》1988年6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1985年吉林东丰县考古调查》，《考古》1988年7期
辽源市文物管理所：《吉林辽源市龙首山城内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94年3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东丰、海龙县考古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1994年6期郑新城：《吉林松原市后土村发现古代墓葬》，《考古》1999年4期
吉林省博物馆：《吉林江北土城子古文化遗址及石棺墓》，《考古学报》1957年1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浑江永安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2期
吉林市博物馆：《吉林永吉杨屯大海猛遗址》，《考古学集刊》第5集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吉林永吉杨屯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7集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长春市腰红嘴子与北红嘴子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8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通化市万发拨子遗址二十一号墓的发掘》，《考古》2003年8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长白县干沟子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8期
吉林省揽头窝堡遗址考古队：《吉林德惠市揽头窝堡遗址六号房址的发掘》，《考古》2003年8期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吉林敦化市敖东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9期
旧石器时代
吉林省博物馆：《吉林镇赉县细石器文化遗址》，《考古》1961年8期
吉林省博物馆：《吉林大安东山头新石器文化遗址》，《考古》1961年8期
新石器时代
东北考古发掘团：《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1期
吉林大学考古教研室：《农安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2期
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安广县永合屯细石器遗址调查简报》，《文物》1959年第12期
张忠培：《吉林市郊古代遗址的文化类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3年第1期
吉林大学考古教研室：《农安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郭珉、李景冰：《吉林省干安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北方文物》1992年第2期
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吉林省农安德惠考古调查简报》，《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董学增：《吉林市郊二道岭子、虎头砬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文物》1973年第8期
延边博物馆：《吉林省龙井县金谷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朱凤瀚：《吉林奈曼旗大沁他拉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79年第3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农安县元宝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考古》1989年第12
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东丰县西断梁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考古》1991年第4
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长岭县腰井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2年第8期康家兴：《吉林两半山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1955年4期
李莲：《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附近发现石圹墓》，《考古》1956年6期
王恒杰：《长春市郊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57年1期
白瑢基：《吉林延吉县龙井镇附近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57年1期
金万锡：《延边汪清县西崴子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58年5期
金万锡：《延边珲春县凉水泉子石棺墓》，《考古》1959年6期
王亚洲：《长春附近发现的石制农业工具》，《考古》1960年4期
吉林大学历史系文物陈列室：《吉林西团山子石棺墓发掘记》，《考古》1960年4期
吉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吉林通化市江口村和东江村考古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7期刘法祥：《吉林省永吉县旺起屯新石器时代石棺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7期
吉林省博物馆：《吉林大安东山头古墓葬清理》，《考古》1961年8期
王亚洲：《吉林汪清县百草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8期
王亚洲：《吉林汪清县百草沟古墓葬发掘》，《考古》1961年8期
张忠培：《吉林两半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4年1期
匡瑜：《吉林蛟河县石棺墓清理》，《考古》1964年2期
陈相伟：《吉林辑安浑江中游的三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5年1期
盖山林：《吉林科右中旗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1977年3期
吉林省博物馆集安考古队等：《吉林集安大朱仙沟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7年6期吉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永吉星星哨水库石棺墓及遗址调查》，《考古》1978年3
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吉林农安田家坨子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9年2期
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吉林扶余北长岗子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9年2期
延边博物馆：《吉林延吉柳庭洞发现的原始文化遗存》，《考古》1983年10期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大安县洮儿河下游右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84年8
期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洮安县双塔屯原始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83年12期
怀德县文物工作队：《吉林怀德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4年8期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舒兰黄鱼圈珠山遗址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4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靶山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12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长岭县腰井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2年8期
吉林省图珲铁路考古发掘队：《吉林珲春市迎花南山遗址、墓葬试掘》，《考古》1993年8期何明：《吉林前郭县青山头发现一座古墓》，《考古》1994年6期
刘雪山：《吉林镇赉县马场北山遗址调查》，《考古》1996年3期
吉林省博物馆：《吉林镇赉县聚宝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8年6期
吉林市博物馆：《吉林永吉星星哨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集刊》第2集
吉林市博物馆等：《吉林永吉星星哨石棺墓第三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3集
夏商周
康家兴：《吉林省桦甸二道甸子发现石棺墓》，《考古》1956年5期
吉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吉林怀德大青山发现青铜短剑》，《考古》1974年4期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长蛇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80年2期
吉林地区考古短训班：《吉林猴石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2期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发现青铜短剑》，《考古》1981年5期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吉林集安发现赵国青铜短剑》，《考古》1982年6期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磐石吉昌小西山石棺墓》，《考古》1984年1期
陈家魏：《吉林永吉县乌拉街出土“触角式剑柄”铜剑》，《考古》1984年2期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乾安县大布苏泡东岸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84年5期
佟阿伟：《吉林德惠县出土陶器》，《考古》1985年3期
段一平等：《吉林市骚达沟石棺墓整理报告》，《考古》1985年10期
吉林省博物馆等：《吉林市骚达沟山顶大棺整理报告》，《考古》1985年10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汪清金城古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2期
董学增：《吉林舒兰发现一件青铜短剑》，《考古》1987年4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九台市石砬山、关马山西团山文化墓地》，《考古》1991年4
期
吉林汪延公路考古队：《吉林省延吉市新光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7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省辽源市高古村石棺墓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6期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德惠县北岭墓地调查与发掘》，《考古》1993年7期
图珲铁路考古发掘队：《吉林珲春市河西北山墓地发掘》，《考古》1994年5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长白县民主遗址的调查与清理》，《考古》1995年8期
董学增：《吉林市长蛇山出土一件青铜短剑》，《考古》1996年2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市猴石山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93年3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汪清县水北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5年1期
秦汉
吉林省博物馆文物队等：《吉林大安鱼场古代墓地》，《考古》1975年6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农安县刑家店北山墓地发掘》，《考古》1989年4期
辽源市文物管理所：《吉林辽源市龙首山遗址的调查》，《考古》1997年2期
郭珉：《吉林大安县后宝石墓地调查》，《考古》1997年2期
魏晋南北朝
吉林省博物馆：《吉林辑安高句丽建筑遗址的清理》，《考古》1961年11期
方起东：《吉林辑安高句丽霸王朝山城》，《考古》1962年11期
曹正榕等：《吉林辑安榆林河流域高句丽古墓调查》，《考古》1964年11期
吉林省博物馆：《吉林辑安五盔坟四号和五号墓清理略记》，《考古》1964年2期
王承礼等：《吉林辑安通沟第十二号高句丽壁画墓》，《考古》1964年2期
吉林省博物馆辑安考古队等：《吉林辑安高句丽南道和北道上的关隘和城堡》，《考古》1964
年2期
吉林省博物馆辑安考古队：《吉林辑安麻线沟一号壁画墓》，《考古》1964年10期
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的两座高句丽墓》，《考古》1977年2期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县两座高句丽积石墓的清理》，《考古》1979年1期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洞沟三座壁画墓》，《考古》1983年4期
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4期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1976年集安洞沟高句丽墓清理》，《考古》1984年1期
张雪岩：《吉林集安东大坡高句丽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7期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五盔坟四号墓》，《考古学报》1984年1期
隋唐五代
王承礼等：《吉林敦化六顶山渤海古墓》，《考古》1961年6期
王承礼：《吉林敦化县牡丹江上游渤海遗址调查记》，《考古》1962年11期
尹郁山：《吉林永吉县查里巴村反现二座渤海墓》，《考古》1990年6期
吉林市博物馆：《吉林省蛟河市七道河村渤海建筑遗址清理简报》，《考古》1993年2期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汪清县红云渤海建筑遗址的发掘》，《考古》1999年6期
宋及以
阎孝慈：《吉林梨树县古城址调查记》，《考古》1957年1期
吉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吉林梨树县偏脸城址调查记》，《考古》1958年3期
谔士：《及吉林农安出土金“会州劝农”官印》，《考古》1961年6期
辑安县文物管理所：《吉林辑安发现宋钱》，《考古》1962年11期
吉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吉林梨树县偏脸古城复查记》，《考古》1963年11期
吉林省博物馆辑安考古队等：《吉林辑安县钟家村发现金代文物》，《考古》1963年11期吉林省博物馆：《吉林省扶余县的一座辽墓》，《考古》1963年11期
吉林省博物馆：《吉林他虎城调查简记》，《考古》1964年1期
陈相伟：《吉林怀德秦家屯古城调查记》，《考古》1964年2期
王建：《吉林双辽县发现两座辽墓》，《考古》1983年8期
邹世魁：《吉林省德惠县出土金代官印》，《考古》1983年8期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通榆县团结屯辽墓》，《考古》1984年9期
刘景文：《吉林扶余县发现金代“利涉县印”》，《考古》1984年11期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同发辽墓》，《考古》1985年7期
邹世魁：《吉林省德惠县天台乡出土“都提控印”》，《考古》1985年11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双辽县高力戈辽墓群》，《考古》1986年2期
景爱等：《吉林舒兰县古界壕、烽台与城堡》，《考古》1987年2期
张英等：《吉林珲春县出土东夏铜砝码》，《考古》1987年2期
吉林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镇赉县黄家围子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2期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前郭茅山辽墓》，《考古》1988年7期
王吉允：《吉安发现一座北宋纪年墓》，《考古》1989年10期
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长春市石碑岭金代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4期郑新城：《吉林扶余发现两座明墓》，《考古》1991年10期
李景冰：《吉林省镇赉县出土东夏官印》，《考古》1993年7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省德惠县后城子金代古城发掘》，《考古》1993年8期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双辽贮灰场辽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4期
刘雪山：《吉林镇赉县出土金代窖藏文物》，《考古》2000年1期
唐洪源：《吉林东辽县发现辽金文物》，《考古》2001年10期
唐洪源：《吉林东辽县尚志金代窑址的清理》，《考古》2004年6期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吉林敦化市永胜金代遗址一号建筑遗址》，《考古》2007年
2期
二考古学总论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省文物考古的世纪回顾与展望》，《考古》2003年8期
王仲殊：《从东亚石棚（支石墓）的年代到日本弥生时代开始始于何时的问题》，《考古》2004
年5期
张锡瑛：《试论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触角式”剑》，《考古》1984年8期
孙福海等：《石棚考略》，《考古》1995年7期
张宏彦：《东北地区史前石镞的初步研究》，《考古》1998年3期
佟柱臣：《东北原始文化的分布与分期》，《考古》1961年10期
三考古学分论
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董新林：《魏营子文化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0年1期
吴耀利等：《试论魏家梁子文化》，《考古》1996年8期
夏商周
张文立等：《黑豆嘴类型青铜器中的西来因素》，《考古》2004年5期
董学增：《试论西团山文化人们的埋葬习俗》，《考古》1987年6期
董学增：《试论西团山文化的装饰品》，《考古》1991年2期
董学增：《西团山文化居址研究》，《考古》1992年5期
张锡瑛：《试论骚达沟山顶大棺的文化性质》，《考古》1986年6期
秦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及以后
四科技考古
赵海龙等：《吉林敦化市敖东城遗址2002年出土的动物骨骼鉴定》，《考古》2006年9期
贾兰坡等：《西团山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2期
潘其凤等：《吉林骚达沟石棺墓人骨的研究》，《考古》1985年10期
云南考古文献
云南考古文献 一发掘简报 综述 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剑川海门口古遗址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6期。 刘绍南：《云南考古的新发现》，《考古》1955年4期 费孝通：《云南大理历史文物的初步察访》，《考古》1957年3期 云南省博物馆：《近年来云南出土铜鼓》，《考古》1981年4期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呈贡天子庙古墓群的清理》，《考古学集刊》第3集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弘胜寺塔清理报告》，《考古学集刊》第8集黄德荣：《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批云南晋宁梁王山出土的青铜器》，《考古学集刊》第10集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2期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和清理》，《考古学报》1981年2期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3期 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4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2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南华县孙家屯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12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江川县李家山古墓群第二次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12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大理市凤仪镇大丰乐墓地》，《考古》2001年12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泸西县和尚塔火葬墓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12期 戴宗品：《云南云县曼干遗址的发掘》，《考古》2004年8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中甸县的石棺墓》，《考古》2005年4期 田怀清等：《云南永平县出土青铜器》，《考古》2006年1期 黄德荣：《云南发现的大理国纪年文物》，《考古》2006年3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永平新光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2期 旧石器时代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宜良的旧石器》，《考古》1961年12期 崔海亭：《云南腾冲县发现石器》，《考古》1982年4期 新石器时代 游有山：《巧山县发现新石器晚期墓葬》，《中国文物报》1992年8月2日。 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77年1期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3期。 王大道：《滇西史前考古的重要收获——大花石遗址、墓地发掘硕果累累》，《中国文物报》1992年4月19日。 沧源崖画联合调查组：《云南沧源丁来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简报》，《史前研究》1984年4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南华县孙家屯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12期。 云南省博物馆保管部：《云南维西戈登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史前研究》1984年4期。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南碧桥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云南文物》第16期，1984年姜础：《云南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石棺墓清理简报》，《云南文物》第38期，1994年9
二十世纪考古文献与楚辞研究 (1)
二十世纪考古文献与楚辞研究 二十世纪特别是建国以后是楚辞研究的丰收季节，而楚辞研究的空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本世纪众多考古文献的发现〔1〕。这些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古文献，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丰富灿烂的古楚文化世界，并以它们的不容置辩的特殊权威性，为楚辞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证据或旁证材料，从而将楚辞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本世纪考古文献对楚辞研究的巨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推动了对屈原生辰的研究。此前研究屈原生辰，主要是根据《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由于这两句诗涉及到古代天文学、历法学上极其复杂的问题，所以古今学者对这两句诗的理解分歧极大。王逸认为“摄提”是指“摄提格”，太岁在寅曰摄提，这是以岁星所当的年次而言；朱熹则以为“摄提”是星名，这个摄提星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这里以摄提星所指的月份而言。按王逸之说，屈原这两句诗是自叙年月日；而从朱熹之说，屈原只叙其出生的月日而没有提到出生之年。王逸、朱熹哪一种说法正确？过去很难说得清楚，因为这两种说法都可以从《史记·天官书》中找到证据。1976年陕西临潼县出土了一件“利簋”，器内有铭文4行，32字，记述了周武王伐纣的过程。汤炳正先生在经过认真考证后认为，“利簋”铭文“岁鼎克”三字中，“岁”指岁星，古人或称“摄提”，今人称为木星。“鼎”即贞，训为当。“克”与“辜”同字，为月名，十一月为辜。“岁贞克”意为岁星正当十一月晨出东方，此系指木星的会合周期而言。这样，“利簋”铭文“珷征商，唯甲子朝，岁贞克，昏夙有商”就与《史记》的“正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的记载完全吻合。“利簋”铭文“岁贞克”，与《离骚》“摄提贞于孟陬”说的是同一范畴的问题，都是以岁星的运行标记年月。若按《离骚》为例，铭文可以引申为“摄提贞于仲辜”；若以铭文例之，《离骚》中的“摄提贞于孟陬”也可以简化为“岁贞陬”。《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两句诗的大意是：岁星恰恰出现于孟春正月的那个月、庚寅这一天我降生了。这里屈原虽然没有正面记述诞生之年，但是凡夏历正月岁星晨出东方，正标志着这一年必然是后世所谓“太岁在寅”之年。这就说明了王逸以“摄提”指木星所 当年次之说的正确性，而朱熹关于“摄提”是指星名的说法是片面的。围绕“摄提”的理解而展开的两千年的学术论争，终于赖“利簋”铭文而有了一个小结。
考古基础知识
考古基础知识 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与历史科学有关系。历史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文献资料，而考古学所研究的对象，则主要是古代人类在社会中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考古学所研究的实物，是古代人有意识地经过加工制造的实物，这种实物包括两大类：一是遗迹；二是遗物。所谓遗迹，主要是指古代人类在生产生活过程中遗留下来的聚居村落及其相关的建筑遗迹和埋葬死者的。所谓遗物，主要指古代人类在生产斗争和生活实践中遗留下来的实物，包括劳动生产工具、武器及生活。此外，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或者是能够反映人类活动的自然物，如农作物、家畜、渔猎、和采集所得的动、植物遗存也属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每一个地层堆积和每一个遗迹堆积，在考古学上被称为一个单位。如一个灰坑、一座墓葬、一个地层，都是一个单位。层位关系是指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叠压或打破关系。确定层位关系的目的是为了弄清诸单位形成的先后顺序。任何遗迹堆积都是在某一时期的地层表面上形成的，因此确定遗迹堆积形成的年代，主要看它的基底或开口处位于那个层面。由于人类活动而导致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堆积起来的物质，在考古学上统称为堆积。主要分为地层堆积和遗迹堆积。地层堆积是指不破坏原来地表而形成的大面积成层分布的堆积。一般分为三种形式。 生土层：在人类活动前形成的纯天然堆积。 熟土层：人类居住或长期活动在地表形成的大面积新的土层。 间歇层：在熟土层之间出现的不含任何人工遗物的自然堆积层。 1、遗址的各个堆积单位是按时间早晚自下而上依次形成的。被叠压的堆积单位一定早于叠压它的堆积单位。 2、遗迹堆积与地层堆积是相联系的。遗迹的堆积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低于地表的，如坑、沟、井、墓葬等。另一种是高于地表的，如城墙、河堤等。 3、由于人类活动和自然力的破坏，现在的堆积单位交界面往往不是下层堆积的原有表面。 4、同一时期的堆积处于不同水平深度，而同一水平深度的堆积在时间上可以相差很远。 5、遗迹和遗迹内堆积不可混为一谈。 6、晚期堆积可以出早期遗物，早期堆积不应出晚期遗物。 7、晚期堆积单位会打破早期堆积单位。被打破的堆积单位一定早于打破它的堆积单位。 8、某堆积单位所包含的年代最晚的一件遗物是该堆积单位可能的最早年代。 9、某堆积单位的年代可以该堆积单位所压和被压得上下两堆积单位的年代分别作为它的上限和下限。 田野考古的野外工作方式田野考古的野外工作方式有调查、发掘和清理。这是田野考古最主要的工作，对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指导。 1、依据土质、土色和包含物划分文化层； 2、平剖面结合，将文化遗存置于立体空间内分析研究； 3、必须遵循由晚及早的原则逐层予以揭露。 探方法：探方法是探方发掘法的简称。把发掘区划分为若干相等的正方格（探方），以方格为单位分工发掘。这种发掘方法就叫探方发掘法。 收集原则，按单位收集，遗物要按单位来编号，如H1：2：M8：9。代号： M墓葬 G沟 H灰坑 Y窑址
二十世纪考古文献与楚辞研究
二十世纪考古文献与楚辞研究 本世纪考古文献对楚辞研究的巨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推 动了对屈原生辰的研究。此前研究屈原生辰，主要是根据《离骚》中“摄提贞 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由于这两句诗涉及到古代天文学、历法学上极其 复杂的问题，所以古今学者对这两句诗的理解分歧极大。王逸认为“摄提”是 指“摄提格”，太岁在寅曰摄提，这是以岁星所当的年次而言；朱熹则以为 “摄提”是星名，这个摄提星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这里以摄提星所指的月份而言。按王逸之说，屈原这两句诗是自叙年月日；而从朱熹之说，屈原只叙其出 生的月日而没有提到出生之年。王逸、朱熹哪一种说法正确？过去很难说得清楚，因为这两种说法都可以从《史记·天官书》中找到证据。1976年陕西临潼 县出土了一件“利簋”，器内有铭文4行，32字，记述了周武王伐纣的过程。汤炳正先生在经过认真考证后认为，“利簋”铭文“岁鼎克”三字中，“岁” 指岁星，古人或称“摄提”，今人称为木星。“鼎”即贞，训为当。“克”与“辜”同字，为月名，十一月为辜。“岁贞克”意为岁星正当十一月晨出东方，此系指木星的会合周期而言。这样，“利簋”铭文“珷征商，唯甲子朝，岁贞克，昏夙有商”就与《史记》的“正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的记 载完全吻合。“利簋”铭文“岁贞克”，与《离骚》“摄提贞于孟陬”说的是 同一范畴的问题，都是以岁星的运行标记年月。若按《离骚》为例，铭文可以 引申为“摄提贞于仲辜”；若以铭文例之，《离骚》中的“摄提贞于孟陬”也 可以简化为“岁贞陬”。《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两 句诗的大意是：岁星恰恰出现于孟春正月的那个月、庚寅这一天我降生了。这 里屈原虽然没有正面记述诞生之年，但是凡夏历正月岁星晨出东方，正标志着 这一年必然是后世所谓“太岁在寅”之年。这就说明了王逸以“摄提”指木星 所 当年次之说的正确性，而朱熹关于“摄提”是指星名的说法是片面的。围绕 “摄提”的理解而展开的两千年的学术论争，终于赖“利簋”铭文而有了一个 小结。 既然确定了“摄提”是指太岁在寅之年，那么屈原究竟生于何时呢？由于人们 所依据的资料不同和推算方法各异，所以推算出来的结论不尽一致，较有影响 的有生于公元前366年夏历正月、前355年夏历正月、前343年夏历正月二十 一日庚寅、前340年夏历正月初七日庚寅、前339年夏历正月十四日庚寅、前335年夏历正月初七日庚寅这几种说法。汤炳正先生认为，最可靠的探索方法是：能找到一个与具体历史年代相结合的、以实 测的岁星晨出东方的年月为标志的原始资料，再用岁星的恒星周期和会合周期 进行推算。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竹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1973
考古工作预案
考古工作预案 家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前言 抱着对考古浓厚的兴趣，学期初，我在许多的通识课之中选择了走进魅力考古这门课，它也的确没有让我失望，在这里了解到了考古学并没有我从前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像我学习地质学一样，学习考古同样可能会有艰苦的实习以及充分的准备。但我想，为所爱，踏着荆棘也不会觉得痛。通过多方查阅资料以及对家乡的了解，现设计工作预案如下 一、考察对象：庞葛城 1、地理位置：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哈拉新村前，有座夯土建筑、规模宏伟、遗迹清晰的古城，这是嫩江流域规模较大的辽金古城址之一，称“庞葛城”。大略位于下图中左上角红色图标1所在位置 2、历史记载： 金初太宗时期设置的乌古迪烈统军司及海陵王时期的乌古迪烈招讨司应在庞葛城。 庞葛城见于文献记载，《金史》中两见。一为太宗天会三年二月“以庞葛城地分授所徙乌虎里、迪烈底二部及契丹民”一为《金史·习古乃传》中记习古乃在太宗时受降乌古、迪烈二部后，“以庞葛城地分赐乌虎里、
迪烈底二部及契丹人，其未垦者听任力占射”的治所，应在庞葛城。 3、基本资料：调查得知，该城由南北二城构成，全城周长1 960米，近四华里。其中北城略呈方形，东西长300米，南北长250米，周长1 100米，中部偏东有一道土墙，墙中部偏南处有一大型建筑台基址，现高约3米，四面城墙每面各筑防御用等距马面2个，城四角各有一个角楼，南墙有东西宽26米、长16米的瓮城，城墙均由夯土筑成。南城应为接北城而后建，破坏甚剧，仅存东墙遗迹，东西长300米，南北长130米，周长865 米。近年来，在古城内发现大量辽金石期文物，如金代灰砖、布纹瓦、兽面瓦当、定瓷瓷器残片及辽金时期的石臼、石槽、铁制农具等，认定该城是一座辽金时期的古城。 4、考察目标 1）进一步确定该城的确切年代 2）使学生良好掌握田野考古的方式方法 3）进行文物保护与遗址复原工作 二、齐齐哈尔地区简介 1：名字由来：“齐齐哈尔”名字来源自达斡尔语，是“边疆”或“天然牧场”之意。因世界珍禽丹顶鹤在此栖息，又名鹤城。 2：地理位置：齐齐哈尔市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的松嫩平原。位于北纬45°至48°，东经122°至126°。东北与本省绥化市、东南与大庆市、南与吉林省白城市、西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北与本省黑河市接壤。距省会哈尔滨市359公里，距绥化市328公里，距大庆139公里、距白城市282公里，距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524公里，距黑河市483公里。面积43000平方千米，其中市区面积4295平方千米，建成区面积161平方千米（2010年）。
内蒙古考古文献
内蒙古考古文献 一发掘简报 综述 张郁：《内蒙古大青山后东汉北魏古城遗址调查记》，《考古》1958年3期 张郁：《内蒙古宁城县古城址的调查》，《考古》1958年4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发掘队：《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2期 内蒙古自治区昭武达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敖汉旗孟克河上游的遗址调查》，《考古》1963年5期 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老虎山遗址出土秦代铁权和战国铁器》，《考古》1976年5期 冯永谦等：《宁城县黑城古城址调查》，《考古》1982年2期 盖山林：《内蒙古乌盟南部发现的青铜器和铜印》，《考古》1986年2期 崔利明：《内蒙古兴和县发现窖藏铜币》，《考古》1988年12期 乌盟文物站凉城文物普查队：《内蒙古凉城县岱海周围古遗址调查》，《考古》1989年2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准格尔煤田黑岱沟矿区文物普查述要》，《考古》1990年1期 刘观民：《内蒙古赤峰市大甸子墓地述要》，《考古》1992年4期 李兴盛：《内蒙古卓资县三道营古城调查》，《考古》1992年5期 崔树华：《内蒙古中南部三处古遗址调查》，《考古》1992年7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等：《内蒙古海拉尔市团结遗址的调查》，《考古》2001年5期 赤峰联合考古调查队：《内蒙古赤峰地区1999年区域性考古调查报告》，《考古》2003年5期 王成等：《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发现青铜器》，《考古》2004年4期 田广林：《内蒙古赤峰市阴河中下游古代岩画的调查》，《考古》2004年12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林西县水泉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5年11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6集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准格尔旗二里半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1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中南部古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学集刊》第12集 吕遵谔：《内蒙林西考古调查》，《考古学报》1960年1期 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等：《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考古学报》1973年2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1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2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城崞县窑子墓地》，《考古学报》1989年1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 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安徽考古文献
一发掘报告 综述 马人权：《安徽当涂洞阳镇发现古墓葬与古遗址》，《考古》1956年3期 修燕山等：《安徽寿县牛尾岗的古墓和五河濠城镇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59年7期 安徽省巢湖地区文管会：《安徽省和县发现古代铜钱窖藏》，《考古》1984年12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舒城凤凰嘴发现两座战国西汉墓》，《考古》1987年8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歙县竦口窑调查》，《考古》1988年12期 宋永祥：《安徽郎溪欧墩遗址调查报告》，《考古》1989年3期 寿县博物馆：《安徽寿县发现汉、唐遗物》，《考古》1989年8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铜陵金牛洞铜矿古采矿遗址清理简报》，《考古》1989年10 期 席为群：《安徽合肥西县发现古代水井》，《考古》1991年11期 宋永祥：《安徽郎溪唐宋墓》，《考古》1992年4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铜陵市古代铜矿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6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濉溪县先秦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7期 胡仁宣：《皖西博物馆收藏的部分古代铜镜》，《考古》1996年12期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安徽省安庆市张四墩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4年1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等：《安徽繁昌县柯家冲瓷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 2006年4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潜山彭岭战国西汉墓》，《考古学报》2006年2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6集 新石器时代 王湘：《安徽寿县史前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第二册1947年3期 胡悦谦：《安徽灵璧县蒋庙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考古》1955年5期 金杏村：《安徽安庆发现古遗址》，《考古》1956年6期 安徽省博物馆：《安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学报》1957年1期 殷滌非：《芜湖蒋公山遗址调查小记》，《考古》1959年9期 安徽省博物馆：《安徽萧萧县化甲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6年第2期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潜山薛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3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肥西县古埂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5年7期 冀和、王敏：《安徽宿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6年4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望江汪洋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6年1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宿松黄鳝嘴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4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潜山县天宁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7年第11期望江县文物管理所：《安徽望江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88年6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第四次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2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濉溪石山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2年3期 宋康年：《安徽望江汪家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2年10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安徽淮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93
考古实习报告文档3篇
考古实习报告文档3篇 Documents of archaeological practice report 编订：JinTai College
考古实习报告文档3篇 小泰温馨提示：报告是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一项任务， 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工作中取得的经验 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本文档根据申请报告内容要求展开说明，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便于学 习和使用，本文下载后内容可随意修改调整及打印。 本文简要目录如下：【下载该文档后使用Word打开，按住键盘Ctrl键且鼠标单击目录内容即可跳转到对应篇章】 1、篇章1：考古实习报告文档 2、篇章2：考古实习报告文档 3、篇章3：考古实习总结文档 篇章1:考古实习报告文档 实习已过去些许天了，可在京实习的一幕幕却还会常常 清晰的浮现于脑海中，那些人，哪些事，恍如昨日…… 三月的北京，春寒还盛，我们便来到了房山大苑村这个 陌生的地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二十余师生一起经历了春天肆虐的沙尘暴，夏天炎炎的烈日，一起由大苑遗址转战于大兴墓葬群，一起睡露天，一起熬夜加班。付出了汗水，却也
收获了成果，通过实习，我们初步掌握了考古田野发掘方法和技能，熟练掌握了室内整理的前期记录整理和资料汇总工作等，同时锻炼了身心，拓宽了眼界，工作之余的生活，在北京文研所的关照下，也度过得很愉快。整个实习，大家都收获良多。 在此，实践和能力的学习提升过程不可置否是发掘实习 的重心，但穿插其间的人情往事也同样让人难忍不提，故此分为实践学习、生活娱乐两篇。 实习期三个月，可比较清晰的分为三段，即初始近一个 月的大苑村寺庙遗址发掘，中间的室内学习阶段及后段月余的大兴墓葬发掘及整体室内整理，三阶段大体可分为两部分，即田野发掘部分和室内学习整理部分。详述如下： 大苑村寺庙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东约1.5千米，大苑村偏西部渠南，东西两边皆为民宅，南边缘靠近公路。为配合北京西六环修建工程的基建考古项目。发掘区原为民房及果园、耕地等，发掘前已被平毁，遍布树根和碎砖瓦块等。 此次发掘，方便起见，以大概发掘区中心位置一固定物 为中心基点，按南北正方向采用象限法布方，共分ⅰ、ⅱ、ⅲ和ⅳ4个发掘区。其中i、ⅳ区首先发掘，多数布方规格55米，少数1010米，ii、iii区发掘较晚些，大部布方1010米，偶
上海考古文献
上海考古文献 发掘简报 综述 上海市文物报告委员会：《上海市松江青浦两县古遗址调查》，《考古》1961年9期 黄宣佩等：《上海市松江县汤庙村古遗址调查》，《考古》1963年1期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青浦县的古文化遗址和西汉墓》，《考古》1965年4期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金山县戚家墩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1期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松江县汤庙村遗址》，《考古》1985年7期 上海博物馆：《上海福泉山唐宋墓》，《考古》1986年2期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浦县金山坟遗址发掘》，《考古》1989年7期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1987年上海青浦县崧泽遗址的发掘》，《考古》1992年3期 上海市文物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遗址1993-1995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 1997年2期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部：《上海市松江县姚家圈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9期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青浦区寺前遗址的发掘》，《考古》2002年10期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奉贤县江海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10期 新石器时代 康捷：《上海淀山湖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物》，《考古》1959年6期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上海县马桥俞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60年3期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松江县广富林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探》，《考古》1962年9期黄宣佩等：《上海青浦县发现千步村遗址》，《考古》1963年3期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青浦县崧泽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62年2期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1期 黄宣佩等：《青浦县崧泽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1期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青浦福泉山遗址崧泽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3期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1999-2000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 10期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金山区亭林遗址1988、1990年良渚文化墓葬的发掘》，《考古》 2002年10期 夏商周 黄宣佩：《上海市嘉定县外冈古墓清理》，《考古》1959年12期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青浦县重固战国墓》，《考古》1988年8期 周丽娟：《上海青浦福泉山发现一座战国墓》，《考古》2003年11期 秦汉 黄宣佩等：《上海市青浦县骆驼墩汉墓发掘》，《考古》1959年12期 孙维昌：《上海市松江县佘山汉墓清理》，《考古》1962年5期 王正书：《上海福泉山西汉墓群发掘》，《考古》1988年8期 隋唐五代 上海博物馆：《上海市郊上海县唐墓》，《考古》1984年7期 宋及以后 沈令昕等：《上海西郊朱行乡发现宋墓》，《考古》1959年2期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卢湾区明潘氏墓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8期 黄宣佩：《上海宋墓》，《考古》1962年8期
考古学与文献学
考古学与文献学的关系问题 考古学与文献学虽然属于不同的学科领域，但我觉着二者有着直接的联系，二者相互补充，相互完善，二者在研究历史方面各有优缺点，不能把二者孤立起来看。 首先，就考古学对文献学的影响而言，考古学在验证文献学的同时也丰富和拓展了文献学资料。每个时代的历史文献资料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尤其是先秦文献，或以残缺不全，或有后世辗转传抄造成的讹误，还有像在文字记载还不是很普及的时代，文献资料中那些历史事件的描述不一定是在那个时代就被记载下来了的，有可能是通过人们的口口相传，后来才被别人记载下来，本来排除记载者主观思想的因素一万，但从文献的真实性而言，本身就是有待于考证的。 例如我们以前看的那个关于良渚古国的那个视频，其中有提到这样一个例子，在中国一直流传着大禹治水的传说。大禹手下有一个重要的诸侯防风氏，他统领的古国据说就是良渚古国。然而有专家考证，古防风氏之国应在今天的山东境内，而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在浙江和江苏的环太湖地区，地理位臵相去甚远，他们更主张良渚古国可能是蚩尤部落集团中的羽人国。这就体现了历史文献或传说与考古之间的不一致。 还有譬如夏朝，虽然《史记》等历史文献中有所记载，但因为没有考古文物出土，一直以来都有对这个朝代是否真正存在的争议。而商朝也是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几乎完全印证了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商王世系表之后，才使得自己的存在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这就体
现了考古学对文献学的一种验证，也使得这段历史更加可信。 其次，文献学对考古学的影响我觉得在于文献学为考古研究提供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甚至其中某些文献资料本身就可以当作对考古发现的一种解释。 例如，秦始皇陵墓地宫，现在的科学技术，虽然可以挖掘皇陵地宫，但是挖掘后无法保护，而且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暂时还没有挖掘。但现存有一些关于地宫的文献记载，虽然简约，且又不免带有小说家言的色彩，但仍是考古学家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和依据。这样看来这些文献资料在研究秦始皇陵墓地宫方面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当然最终的地宫考古发掘也可以帮助完成对全部文献的释读。 所以考古学和文献学是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二者结合更有利于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在真实的还原历史和解释历史方面，是很有意义的！
考古和文献记载说明
考古和文献记载说明，至少在四五千年之前，中国的文字——汉字，已经诞生并日趋成熟了。关于汉字起源的历史，基于现存的古代文献记载和现已得到确认的考古发现，至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而汉字起源的历史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端历史，所以通常我们说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史。 中国的文字从出现至今，已经历了早期的图画文字、甲骨文字、古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要求而逐渐派生出来的各种印刷字体等漫长的发展历程。其中，甲骨文字被人们看作是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 甲骨文 19世纪后期，在河南安阳，农民在耕地时偶尔发现了甲骨的碎片，他们把这些甲骨作为龙骨卖到药房。1899年，古文字学家刘鄂在别人所服的中药中，发现了这种上面刻有古文字的甲骨，便开始了收集研究工作。 甲骨文字是商朝后期写在或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因为那时人们用被灼烫过的甲骨上的纹络来判断事物的吉凶。占卜完毕，就将占卜的时间、人名、所问事情、占卜结果，以及事后验证刻在上面，形成了具有明显特征的甲骨文。 甲骨上的文字，有刀刻的，也有朱书墨书的。刀刻的甲骨文字有的填满朱砂，其字体与今不同，因此难以辨认。现已发现的甲骨文字有四五千个。经过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分析、判断，能够辨认的已近两千。这些甲骨文字，多为从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文字，许多字的笔画繁复，近似于图画，而且异体字较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另一方面，甲骨文中已有形声、假借的文字，从而说明文字的使用已经有了相当长久的历史。金文 继甲骨文之后出现的汉字书体就是金文。由于这种文字多铸于各种青铜器上而得名，也称为钟鼎文或青铜器铭文。至今所见最早有铭文的青铜器，为商代中期以后之物，铭文都很简单，文字书体近似于甲骨文。最有代表性的是西周的青铜器铭文。金文还载于各种彝器、乐器、兵器、度量衡器、铸币、铜镜和金属印章之上。其中以彝器之上载文数量最多。各种器物上的文字，较之甲骨文长且完整，字数少者数十字，多者数百字。例如西周前期的大盂鼎就载字二百九十一个。 大篆和小篆 篆书又分为大篆和小篆，是汉字书体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小篆较之大篆，形体笔画均已省简，而字数日增，这是应时代的要求所致。从古文到大篆，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占有重要地位。 隶书 隶书始为秦朝程邈所作。程邈本为秦朝县之狱吏，因得罪于秦始皇而被投入云阳狱中。他在狱中苦心凝思十年，损益小篆，作隶书三千字，上之始皇。始皇采纳用之，遂拜其为御史。当时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务多端，文书日繁，记录事务单用小篆已深感不便，迫切需要一种比小篆更为省简、规范的文字，以便于书写和镌刻。由于当时改简小篆为社会急需，势在必行，致使隶书这一比小篆规范得多的新的字体应运而生，得以面世。 楷书 楷书，又名真书、正书、今隶。楷书之"楷"者，法也，式也，模也。草书之名出于草率、草稿，楷书之名则反之。虽然篆书和隶书也有草写者，以此而论，其工整者亦可谓之为"楷"，但这里所说的楷书，是指自成一体、现在通用的"楷书"而言，如欧阳询、柳公权等碑帖的字等。关于楷书的首创者，众说不一。因为魏、晋、南北朝几百年来的文字，是隶书中的八分与楷书笔意错杂时期。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由东汉王次仲所创。现存实物中，只有魏时期钟繇的“贺克捷表”的法度可称为楷书之祖。钟繇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楷书书法家。今天的楷
当考古与文献矛盾时
当考古与文献抵牾时 文献与考古是历史发展的两个车轮，车轮协调乃能前进，如果相互阻碍不仅会磨损自身更是会阻挡这辆车的前进。纵观考古学传入中国的这近百年间，中国的史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数出土文物的发现和研究为历史学开辟了广阔的视野，新材料、新方法、新思想地不断出现，在疑古与寻古中不断进步，寻找历史的真相。然而在实际的操作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考古出土物与文献记载不同甚至相抵牾的情况，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是历史学界面临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也是我在学习考古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留的一道思考题，当然这里讨论的考古主要是指历史时期的考古，在史前考古中没有文献故也不存在考古发现与文献的矛盾。 文献和考古都在历史研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实际操作中他们也各自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相对于文献资料，考古是相对真实的一手资料，古人不可能刻意地去欺骗后人，因而可信度很高，然而对于古代遗存的解读却是一个大问题，古代遗存本身是客观的，但是人们对他的理解却是主观的，比如对于年代的测定和矫正还没有达成共识，又比如出土文物数量比较少容易造成以点概面的状况，这就会造成分歧。而传世文献的优点在于丰富，尤其是进入历史时期的文献为我们寻找古人的具体遗存位置提供了很好的指引，然而他的最大的缺点在于主观性比较轻，人为的影响他的书写内容、方式和保存流传，可信度有待商榷。
面对考古资料与文献的冲突，存在三种态度。第一种是重视甚至完全依赖考古遗存而忽略甚至不信任文献，其中有的人抬着所有“考古纯洁性”的招牌而不用文献，或者秉持着“疑古”的态度把文献尤其是上古的文献当作伪书而置之不理，吃这种观点的往往是考古“出身”的，没有了文献的辅助考古恍若在一片沙漠里跋涉。既然已经有了一个框架，我们何必去打破它而去建立另一个更加遥远的有可能根本不存在的框架呢？第二种观点是只重视文献而轻视考古资料，甚至完全不用考古资料认为他们不可靠，他们往往是传统的文献历史学出身的，这种情况以前有，但会逐渐减少的。比如甲骨之发现，王国维等人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商代历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同样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则置之不理，认为甲骨资料不足信，这样便造成了遗憾，倘若他能潜心研究，以其学时成就当不再四堂之下。只注重文献为不注重出图资料就会落伍，现在这种现象越来越少了，考古发现也出现了大量的文献，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他、重视他。因为出土的东西永远是不确定的，因而史学的发展永远是不会止步的，寻求真理的脚步也是不会停止的。第三种观点就是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结合，也就是1925年王国维先生提出来的“二重证据法”。九十年来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发展，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甚至“五重证据法”，其大意不出王氏之见解。 对于二重证据法，要求研究者熟练地掌握文献和考古资料，十分了解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并有丰富的考古学基础和经验，在中国现在存在的考古学和历史学学科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的隔阂与不同的状况下是
文献与考古中的夏文化
文献与考古中的夏文化 一、传世文献 材料一：（夏朝之前）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公有），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夏朝起）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家：私人的）。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货力：货物财力）为己。大人世及（大人世及：国君父子兄弟相传）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 ——《礼记·礼运》 材料二：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益：伯益）。……诸侯皆去（去：离开）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史记?夏本纪》关于启继位的另一种说法：“益干启位，启杀之。”——《晋书》 材料三：有扈氏起兵，启亲领大军讨伐，声称有扈氏犯了“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的罪行，他要“恭行天之罚”。（参见《尚书·甘誓》） 夏启称他的“六卿”为“六事之人”，这些人是当时地位较高的官尹，他们既管“民事”，又统军旅。 夏王朝建立之后，……就正式制定了《禹刑》，帝芬时造“圜土”，即圆形高大的围墙，这是监狱（参见《左传》） 《夏书》说：“关石、和钧，王府则有。”使用一般通用的石、钧等衡量器械征收贡赋，保持王室的经常收入。 ——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七：《韩非子·五蠹》篇说“禹之王天下，身执耒锸（耒锸：翻土农具），以为民先”，……文献中多有制酒的记载，……《夏小正》中有孵化小鸡、养羊、养蚕、调教马匹、渔猎祭祀等记载。 ——《高中历史第二分册教学参考资料》
二、考古发掘（二里头文化遗址） 材料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位于偃师西南的洛河岸边，总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建成和使用的年代约在3900-3500年前，正处于文献记载的夏史纪年当中。其地理位置，东距偃师商城约6公里，西距洛阳东南的西周城约24公里，与《逸周书·度邑解》所记恰好吻合。 ——《高中历史 第二分册 教学参考资料》 材料二：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中心，……宫殿 区居中，手工业作坊和一般民居区分布于四周， 它们彼此有道路连贯，整体布局呈现出对宫殿的 拱卫之制。……一号宫殿遗址是一座大型的夯土 台基，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面积约 1万平方米。……二号宫殿同样有廊庑、大门、 庭院、中心殿堂等建筑，……庭院中还发现有陶 制的水管、石砌的方腔水道。……主殿后是一座大型墓葬。 材料三：……一般民居遗址，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①平地起建的。此类房屋一般比较宽敞。都为土木结构，……②半地穴式的。此类居所的面积约三四平方米至10平方米不等，平面呈不规则形，较为简陋。③窑洞式的。……大都是选择在断崖、沟崖并经过修整的地方，面积一般约4平方米，比较简陋。 材料四：二里头文化的两个类型……都有青铜器的发现，……铸造工艺比较复杂，……生产工具多数是石器、木器和骨器。……有石镰、石刀、石斧、石铲、蚌镰、蚌刀、蚌铲等工具。……发现的兽骨，以牛最多，其次是猪、羊、狗、鹿等。完整的狗、猪、羊的骨架屡见不鲜。 材料五：遗址中发现的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 二里头宫殿复原图 青铜乳钉爵 青铜鼎 镶松石兽面纹铜牌 兽面纹玉钺 玉璋 三孔玉刀 灰陶盉（酒器） 鸭形壶
湖北考古文献
一发掘简报 综述 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考古》1956年3期。蓝蔚：《武汉在防汛中的文物发现》，《考古》1955年2期 郭冰廉：《湖北黄陂杨家湾的古遗址调查》，《考古》1958年1期 湖北省文物管理处：《湖北红安金盆遗址的发掘》，《考古》1960年4期 杨锡璋：《长江中游湖北地区考古调查》，《考古》1960年10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队三峡工作组：《长江西陵峡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1961年 5期 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调查》，《考古》1965年8期 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随县唐镇汉魏墓清理》，《考古》1966年2期 纪南城文物考古发掘队：《江陵毛家山发掘记》，《考古》1977年3期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房县的东汉、六朝墓》，《考古》1978年5期 鄂城县博物馆等：《湖北鄂城发现古井》，《考古》1978年5期 楚皇城考古发掘队：《湖北宜城楚皇城战国秦汉墓》，《考古》1980年2期 鄂城县博物馆：《湖北鄂城县新庙瓦窑嘴窑址调查》，《考古》1983年3期 湖北宜昌地区博物馆等：《湖北宜昌白庙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5期 吴晓松：《湖北黄冈县禹王城出土一批铜蚁鼻钱和其他文物》，《考古》1984年12期 张典维：《湖北长阳出土一批青铜器》，《考古》1986年4期 湖北长阳县博物馆：《湖北长阳清江沿岸遗址调查》，《考古》1988年6期 孝感地区博物馆：《湖北孝感地区古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86年7期 宜昌地区博物馆等：《湖北宜都发掘三座汉晋墓》，《考古》1988年8期 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8期 黎泽高等：《枝城市博物馆藏青铜器》，《考古》1989年9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工作队：《鄂西北地区三座古墓》，《考古》1990年8期 长办库区处红花套考古工作站：《湖北宜昌前坪包金头东汉、三国墓》，《考古》1990年9期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湖北麻城栗山岗战国秦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90年11 期 孝感地区博物馆：《湖北孝感地区两处古城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91年1期 孝感地区博物馆：《湖北省汉川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93年8期 襄樊市博物馆：《襄樊市博物馆藏铜镜选介》，《考古》1994年1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等：《湖北黄梅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94年6 期 李端阳等：《湖北孝感市古文化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94年9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罗田庙山岗样子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9期 王善才：《湖北蒲圻市赤壁山遗址调查》，《考古》1995年2期 湖北省孝感地区博物馆：《1080年湖北广水市考古调查报告》，《考古》1995年2期 沙市市博物馆：《湖北沙市李家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3期 鄂西自治州博物馆：《巴东长江段几处古遗址调查》，《考古》1995年5期 黄冈地区博物馆：《湖北黄冈巴水流域部分古文化遗址》，《考古》1995年10期 宜昌博物馆：《湖北宜昌市中堡岛遗址西区1993年发掘简报》，《考古》1996年9期 荆州博物馆等：《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东城墙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5期
吉林考古文献
吉林考古文献 一发掘简报 综述 康家兴：《吉林江北土城子附近古文化遗址及石棺墓》，《考古》1955年1期 康家兴：《浑江中游的考古调查》，《考古》1956年6期 王诚贤：《吉林市附近发现多处古代文化遗址》，《考古》1957年3期 李莲：《吉林头道江下游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58年9期 吉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吉林省前郭、扶余、德惠考古调查》，《考古》1961年1期 李殿福：《一九六二年春季吉林辑安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2年11期 古兵：《吉林辑安历年出土的古代钱币》，《考古》1964年2期 吉林市博物馆：《吉林永吉县学古东山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1年6期 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泡子沿前山遗址和墓葬》，《考古》1985年6期 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吉林省饮马河沿岸古文化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86年9期洪峰：《吉林东丰县南部古遗迹调查》，《考古》1987年6期 尹郁山：《吉林吉安县出土窖藏铜币》，《考古》1988年2期 四平地区博物馆等：《吉林省梨树县二龙湖古城址调查简报》，《考古》1988年6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1985年吉林东丰县考古调查》，《考古》1988年7期 辽源市文物管理所：《吉林辽源市龙首山城内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94年3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东丰、海龙县考古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1994年6期郑新城：《吉林松原市后土村发现古代墓葬》，《考古》1999年4期 吉林省博物馆：《吉林江北土城子古文化遗址及石棺墓》，《考古学报》1957年1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浑江永安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2期 吉林市博物馆：《吉林永吉杨屯大海猛遗址》，《考古学集刊》第5集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吉林永吉杨屯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7集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长春市腰红嘴子与北红嘴子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8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通化市万发拨子遗址二十一号墓的发掘》，《考古》2003年8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长白县干沟子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8期 吉林省揽头窝堡遗址考古队：《吉林德惠市揽头窝堡遗址六号房址的发掘》，《考古》2003年8期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吉林敦化市敖东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9期 旧石器时代 吉林省博物馆：《吉林镇赉县细石器文化遗址》，《考古》1961年8期 吉林省博物馆：《吉林大安东山头新石器文化遗址》，《考古》1961年8期 新石器时代 东北考古发掘团：《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1期 吉林大学考古教研室：《农安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2期 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安广县永合屯细石器遗址调查简报》，《文物》1959年第12期
考古文献学
考古学与文献学的关系 谈论考古学与文献学的关系，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二者的定义。 文献学就是狭义上的历史学，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汉文与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文献学是对文献的产生发展、表现方式、流传情况，以及文献的内容类别、整理利用乃至文献数据化进行探讨和研究，并阐述其发展规律，总结其实践经验，进而加以理论说明的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文献学是一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其研究的领域主要是历史文献学理论与方法，历史文献学史，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文献整理。这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具有综合性，基础性和实践性的特点。现在多数历史学学生学习的都是文献学。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与历史科学有密切关系。中国的考古学是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 一、考古学对文献学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考古发现有利于检验一些古籍的真伪。 例如，1971年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了《晏子春秋》残简，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孙膑兵法》等残简，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老子》、《战国纵横家书》、《易经》以及阴阳、天文、五行、杂占等10多种12余万字的大批帛书，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了《晏子春秋》、《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文子》、《太公》等8种残简，这些简牍帛书的出土使其中历来被怀疑或断言是伪书的《文子》、《尉缭子》、《鹖冠子》、《晏子春秋》、《六韬》、《孙子兵法》等成了真书，促使学术界对前人辨伪成果重新审视考辨，七十年代这些竹简帛书的出土，无疑是辩伪这门学问的试金石，它促进了学者对古籍真伪的重新研究和审视，而古籍真伪的辨别也有利于我们正确的利用这些文献资料，更好的了解和研究古代社会生活和文化。 2.考古发现不仅能检验一些古籍本身的真伪，还能证实文献资料记载的可靠性。 例如，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考证出王亥为殷之先祖，而长期以来存有疑义的《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报乙报丙报丁，也在卜辞中有了相应的位次。另外，又考证出殷人兄弟无论长幼，与已立未立，其名号典礼并无等别，化解了卜辞中父甲父乙等名称求诸世系不能通的疑惑。他的《续考》，则将殷先公之名完全考释清楚。《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的问世，澄清了长久以来殷商世系不清的问题，也证实了《史记》等一批文献资料的可靠性，使中国可信古史可上溯至殷商时期，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 二、在考古学对文献学做出贡献的同时，文献学对于考古学也是具有重要作用的。 1，文献学对考古学的影响我觉得在于文献学为考古研究提供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资料，甚至其中某些文献资料本身就可以当作对考古发现的一种解释。 例如，秦始皇陵墓地宫，现在的科学技术，虽然可以挖掘皇陵地宫，但是挖掘后无法保护，而且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暂时还没有挖掘。但现存有一些关于地宫的文献记载，虽然简约，且又不免带有小说家言的色彩，但仍是考古学家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和依据。这样看来这些文献资料在研究秦始皇陵墓地宫方面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