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史的叙述体例_理论命题及研究_省略_角_刘勇强教授小说史研究方法评介_蓝勇辉

第31卷 第1期 天中学刊 V ol. 31 No. 1 2016年2月

Journal of Tianzhong Feb. 2016

收稿日期：2015-10-11

作者简介：蓝勇辉（1988―），男，畲族，福建漳州人，博士研究生。

小说史的叙述体例、理论命题及研究视角

——刘勇强教授小说史研究方法评介

蓝勇辉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刘勇强在小说史研究上有精当的见解与较大的突破，总结来说，主要有几个特色：第一是将小说家作为探究小说史演变的内容，采用“一书兼二体”的小说史叙述体例；第二是从小说文本及小说史的角度归纳总结出一系列理论命题；第三是运用独辟蹊径的研究视角及超拔的鉴赏构建个性化的小说史。 关键词：刘勇强；小说史；叙述体例；理论命题；研究视角 北京大学中文系刘勇强教授在古代小说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中国小说史叙论》《西游记论要》《幻想的魅力》《中国神话与小说》等著作以及发表于《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期刊的学术文章上。《中国小说史叙论》是刘勇强小说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本文主要以此书为对象，旁及历年来他在刊物上发表的代表性文章，综合介绍其学术研究的贡献与特色所在。

一、从心理状态观照小说与独特的叙述体例 小说史的撰写，自20世纪以来，业已历经百年。其中小说史著作层出不穷，要想在其中脱颖而出殊非易事。30年以来影响较大的几部小说史，往往在叙述体例上有所突破。如齐裕焜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引入类型学，“从体例上突破了《中国小说史略》的框架，却又未背离撰写一般通史的原则”[1]1；颇受好评的陈大康《明代小说史》则采用令人耳目一新的叙述体例，建构了一个“明清小说在作者、书坊主、评论者、读者以及统治者的文化政策这五者共同作用下发展的研究模型”[2]

序言

。然

而，《明代小说史》在叙述体例上的新创也带来了相应的缺点，“由于作者淡化了具体文本在小说史中的呈现，小说史一定程度上成了小说出版的历史，而文体由于没有更多地与具体小说文本相联系，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小说史的价值”[3]。《中国小说史

叙论》（以下简称《叙论》）是刘勇强小说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此书所采取的叙述体例卓尔不群，笔者以为主要表现为“一书兼二体”，且动态地把握小说文体演变与文本的内在关系，从而构建了独特的小说史叙述体例。中国古代小说从萌蘖、发展、衰退、消亡以及过渡到近现代小说，时间跨度大，情况复杂。而研究者要想抽绎出契合古代小说发展的叙述体例殊非易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奠定了以作家作品式为代表的叙述体例，其后学界形成了注重小说“外部研究”的写作格局。当然，也有着眼于小说“内部研究”的小说史，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与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4]265。小说史的叙述体例，自可不拘一格，如古人所说的因事立篇，文无定法。事实上，任何一种叙述体例自有其合理性，关键在于哪一种更切中古代小说发展规律之肯綮。《叙论》采用“一书兼二体”，最大化地实现“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平衡。《叙论》认为思想文化的发展、民间与文人的合作、语言的演变及相关文学要素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小说发展的四大主要动力，这四者在明中叶前后促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全面繁荣，并成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因此，它将小说史分为两个大的段落，“上编‘从肇始到成熟：两种体式及其演进’，着眼于小说文体的成熟过程。从时间上说，大致从汉魏到明初。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小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16)01?0001?06

DOI:10.14058/https://www.wendangku.net/doc/7514678868.html,ki.tzxk.2016.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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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包括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不同体式，基本上都已形成。这意味着小说在题材、叙述方式、艺术功能等几个方面，都在长时间的演变中，逐步形成了与其他文体或艺术门类不同的目的与表现特点。下编‘文人独立创作普遍时代的小说世界’突出了小说文体成熟后，以小说家为中心的小说创作特点”[5]16。如前所述，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以文体为中心，着重条分缕析了古典小说在文体上独立的过程。稍稍可以补充的是，囿于篇幅及论述重点，董著主要论述对象为宋前文言小说的文体演变，而对于唐后的小说文体特别是白话小说的演变情况涉及较少。而《叙论》则文言与白话兼论，从题材、语言、叙事、艺术、体制等文体构成要素，全面地透视古代小说文体的肇始与成熟过程，并将成熟时间定位在明中叶，这就在时哲前贤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推进了小说史的文体研究。

然而，小说文体成熟后的古典小说创作特色及发展动力业已发生重大变化。与传统诗文有所不同，小说的创作主体变化较大，这在明中叶以后的通俗小说创作上得到了十分鲜明的反映。综观早期文言小说，其创作者大都是上层文士。而宋代的白话小说创作者大都为民间艺人，他们的小说创作特色从题材、艺术、思想等已迥异于唐代作者。即便经过文人再创作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乃至《金瓶梅》，仍残存着早期说书艺术的痕迹。不过，随着创作主体的变化，明中叶后的小说创作呈现了全新的风貌，而以明末清初为最。有人以为这是时代环境、朝代更迭的结果，“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固然不错，然而试想一下，哪一种社会意识，譬如道德、哲学、宗教不受时代与朝代更迭的影响。从根本上说，社会的政治、哲学、道德、经济等大的宏观条件影响特定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大背景又影响到作家的心理，从而形成文学作品。因此，文学是作家心理的直接反映。小说亦如此，明末至清代中叶，小说创作与小说家之心理特征的关系日益密切。钱钟书曾说：“鄙见以为不如以文学之风格、思想之型式，与夫政治制度、社会状态，皆视为某种时代精神之表现，平行四出，异辙同源，彼此之间，初无先因后果之连谊，而相为映射阐发，正可由此以窥见此种时代精神之特征。”[6]99这也是说，政治与社会、哲学、文学是平行的，它们“共同表示出一种心理状态”[6]100。其实哲人加赛德也曾说：“一个时代最根本的是它的心理状态(ideology)，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不过是这种心理状态的表现。”[6]281因此，与其从政治、经济、社会中把握小说的发展，倒不如从小说家的心理状态把握时代的脉搏。笔者以为，这正是刘勇强《叙论》下编中十分突出的特点，将文人的思想与心灵作为观照小说创作与发展的重要内容，这是小说史撰写上的一大点睛之笔。

小说史介绍小说家的生平经历是必要的，所谓知人方能论世。但是如果能将小说家的生平经历与文本勾连起来，这种介绍才不会与文本欣赏相疏离。一般的小说史囿于篇幅，往往未能体察小说家的精神世界，遑论将小说家视为小说发展的动力。在这个问题上，《叙论》表现出不同流俗的眼光，它将文人小说家的精神品格、心灵历程、创作心态与小说文本紧密结合，并提炼为重要的叙述内容。观念一变天地宽，在书中，随处可见这类精彩纷呈的论述。如下编第五章，《叙论》从时代的共性与作家的个性指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固然与其家境败落的特殊经历有关，但从同时期的文化背景上看，与清代作家自我意识在叙事文学中的新体现关系密切，《叙论》列举了李渔、吴敬梓、夏敬渠等小说家的这种特性。难能可贵的是，《叙论》并未止步于从同时代的小说阐述曹雪芹将自我形象融入《红楼梦》的特性，而是从更广阔的文化血脉与文学土壤，指出曹雪芹创作中流露出怀旧气质与追忆闺阁女子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叙论》认为：“对往事的回忆使《红楼梦》拥有了一种与其他小说不同的叙事起点……曹雪芹对过去的记忆与其说是对自己家族辉煌历史的怀恋，不如说是对一种生命体验的追索。”[5]427

那么，小说家心灵世界的变化与小说创作有何关联呢？如果说，从列鼎而食而变成食粥赊酒的人生经历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成为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理由的话，那么箪瓢屡空的困顿则成为明中叶后许多寒儒创作小说的动机。《叙论》指出作者的心态变化是小说创作的内在驱动力。这可以解释为何“明中叶后小说创作素材与小说家的生平经历与情感世界的前所未有的联系”[5]264，这也可以解释抒愤、逞才与自怜等强烈的自我意识为何屡屡见诸小说家的笔端。《叙论》说：“对明清小说家来说，娱乐则不仅是小说取悦听众的社会功能，同时也是他们自我遣兴逞才的方式。说到底，他们从事小说创作是在失去了诗文经典写作和淡化了史的意识后的一种良心游戏。”[5]267对小说家心态与小说创作之间内在联系的深刻洞见，使《叙论》在相关问题上能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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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勃兰兑斯说得好：“文学史，就其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7]2小说家的心理状态，特别是气质、遭遇、思想、心灵等因素往往在小说作品中有深刻的投影，无疑启示研究者：小说创作及发展，与小说家的心理状态息息相关。

《叙论》正是秉承探讨作家心灵与作品关系的理念，因而能得出令人出乎意料但又合乎情理的结论。在下编的第三章，《叙论》着眼于文人精神与世俗载体的矛盾，从二者的互动中重新评价清初短篇白话小说的价值及消亡的历史原因。在小说史上，甚至小说断代史里，历来轻视甚至抹杀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价值。有鉴于此，《叙论》指出，清代的短篇白话小说在精神上更多地向文人的思想、情趣靠拢，应从短篇白话小说自身的创作特点出发评价它们的历史地位。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叙论》自始至终围绕着世俗文化与文人精神的双向互动，从清初短篇白话小说编撰与传播的方式、散发出的新的思想意识、文体的新变及局限等方面重新评价了古代短篇白话小说在小说史上的价值。在小说史上，每个时期推动小说发展的各种动力是不平衡的，而研究者往往对这种不平衡习焉不察或失于揭橥，明代是其中最突出的转折点。明中叶后，最重要的动力便是小说创作主体从说书人向文人的转变，是文人的参与使小说创作呈现出新的风貌，《叙论》敏锐地捕捉文人参与对小说发展的关键作用。因而在下编里，将更多篇幅留给了文人小说家。

然而，古代小说的演变发展，无不是各种内外因素的综合结果。既受文人思想、其他文学体裁、小说体制等的影响，也受政治的、哲学的、经济的等综合因素的掣肘，这对研究造成了挑战。但《叙论》驾轻就熟，并未孤立地阐发文人参与对于小说发展的作用，而是同时将小说的发展规律与商业发展、城市经济、统治者政策、文体特点等关联起来，因而避免了偏照一隅而可能导致谨毛失貌的缺陷。

刘勇强《叙论》所创建的“一书兼二体”的叙述体例，内容并非前后脱节。事实上，《叙论》以明中叶为界限，分上下两编，二者内容如草蛇灰线，左右映带，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二、从小说现象着眼和高屋建瓴的理论命题

刘勇强注重从文本的各种蛛丝马迹中去总结小说史现象，从相类的情节、故事、语言现象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其所归纳出的相关理论命题，大都见微知著，高屋建瓴。例如他提出的从传统文化归纳的“超情节人物”“西湖小说”“万里寻亲型”“水贼占妻型”“美人黄土的哀思”“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等理论，对于研究者诠释小说史现象、发掘中国古典小说叙事艺术均大有裨益。这些针对古典小说现象的命题，具有鲜明的学术品格。例如他提出“超情节人物”概念：“明清小说的人物谱系中，一些僧、道、术士的形象，常常超越于基本情节之上，以简约的形式、近乎雷同地出现于不同的小说中……他们并不是完全游离于情节之外的，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甚至引导了这一（指故事）结局的出现。但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不是作为情节冲突的一方介入其中；如果他们制约或引导了情节发展的走向，那也是作为一种超现实的力量存在的……超情节人物通常是一种‘定型人物’，它反映的是人们对某一群体或类型的人的基本看法，是在部分的基础上对全体进行的概括。”[8]

中国古代人物谱系中，一僧一道一术士的身份很特殊，与历史及传统文化密切关联，从根本上说，可视为宗教世俗化在小说中的生动注脚。这一点与西方小说理论中的人物差异很大，如果套用叙事学理论命题，便削足适履，隔靴搔痒。众所周知，佛道二教在明清时期的教理已无多少创获，而其古奥深邃的理论逐渐衰微。为了扩大生存空间，努力吸引下层民众支持，二者均踏上世俗化之旅。正如陈洪指出的：“佛教各宗派都向最近世俗的净土宗靠拢，道教则背离了全真保和、清心寡欲的原旨，而完全倒向了画符禁咒、斋醮祈祷的一面。世俗化虽使二教苟延一时，却极大地降低了威信。”[9]288于是乎，本庄严肃穆的宗教，渐渐降低姿态，以迎合世俗。僧道术士穿闺入户，游荡市井，乃至混迹青楼。他们诵经修行、参禅打坐的神圣色彩业已褪色，转而热衷于算卦堪舆、打醮消灾等民间迷信活动，理所当然地受到文人嘲讽与抨击，投射在古代小说中，他们大都以猥琐邋遢、好色狡诈、道德败坏的面目出现。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指出：“这种普遍存在于中国人中的对和尚、尼姑的轻视，不是出自对宗教的不敬，而是出自一种势利之心……他们因为社会地位低微，自然会受到猜疑。”[10]186不过，这类人物在小说中的负面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士人为了迎合市民对僧道的印象设计的，正如刘勇强说的，这代表了一类人对他们的看法。而明清僧、道、术在古代小说中大量出现，总结一僧一道一术士具有典范性意义的“超情节人物”的叙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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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意义，无疑给我们很多启示。他指出：“从明清小说的超情节人物来看，他们既不同于叙述者，因而不直接承担叙述任务；又不同于一般的人物(行为者)，因而也不直接参与行动。然而他们可以规定叙述、引导行动，并由此起到某种聚焦的作用……虽然僧、道、术士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历史政治的背景，但作为超情节人物形象，他们又是小说家的一种叙事手段，这种手段能以显豁的方式揭示出小说的基本命意和作者的态度；同时，也能以简捷的方式增强情节的张力、突出人物的品性。”[8]这就鞭辟入里地从共性与个性的角度，肯定了这类人物认识在理解小说主题、情节、叙事等方面的作用。古代小说人物谱系庞大，三教九流，帝王将相、医卜星相、贩夫走卒等星云密布，“超情节人物”为研究者打开认识古代小说人物特殊性的一扇窗口，无疑具有很强的研究示范意义。譬如，笔者也曾注意到明清小说“一渔一樵”联袂出现的情况，追流溯源，他们与古代的隐逸文化密不可分，容当拟文讨论。

刘勇强所建构的理论命题，十分注重小说的细节印证，并从相类的细节中总结归纳出小说的艺术。他曾说：“我一直以为，只有悉心勾勒古代小说艺术创造中的这些细节，才能产生出与中国古代小说实际符合的理论命题，也才能为创造具有中国特点的叙事学提供必要的基础。”[8]在《西湖小说：城市个性与小说场景》中，刘勇强指出：“场景绝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或结构上的要素，它是地域文化在小说叙述中的一个凝结。近十几年，叙事学理论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运用得较为普遍，由于其基本术语都是从欧美移植过来的，并不完全符合古代小说的实际；而过于形式化的思路，也阉割了小说的丰富性，不足以揭示小说叙述的真正成就。西湖作为小说场景的广泛出现，也许给我们又一个启发，即我们可以从古代小说中提炼相关的命题，使之与形象构成、情节类型等研究相呼应，探讨中国小说独特的叙事特点及其理论表述。”[11]近年来，小说与地域关系的研究已成为大热点，此文不无肇始之功。事实上，西湖小说的艺术成就很有限，其意义更多的如此文所说：“西湖小说在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这种重要性不只在于这些作品反映的社会内容如何深广、艺术水平如何的精湛……最值得重视的也许是，为什么杭州和西湖能造就如此广泛的创作群?而这些作品又以怎样的姿态折射出小说家们对区域文化以及特定城市生活的体认?”[11]

姑且不论其结论是否成立，这篇文章拨云见日，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会给研究者这样一些启示：如何认识西湖小说的文本价值、小说史规律及文化意义，西湖小说折射出文人何种创作心理，西湖小说所蕴含的叙事意义又是什么，等等。

如果说从小说创作中提升出理论命题，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古典小说的叙事学成就的话，那么从传统文化血脉中寻找诠释小说的理论命题也是破除陈腐之见的有效途径。刘勇强《美人黄土的哀思——〈红楼梦〉的文化底蕴与文学传统》是近几年来诠释《红楼梦》主题的力作。曹雪芹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传统文化的基因在其血液里流淌，投射到小说作品里，则有待研究者破译人物及情节所携带的遗传基因。就小说部分情节的渊源而言，诸多研究者已撰文指出。笔者以为，最难破译的是作者在众多女性性格及命运设定上所蕴含的、难以言诠的哲思。刘勇强指出：“曹雪芹在追忆往事（闺阁女子）的愧悔中，书写着对女性的纯美想象，成为展开心路历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感情基础。”[12]688而孳乳小说这一层情思，其渊源有自，那便是“美人黄土”这一诗词意象。文章缕述了两汉至清代诗词等作品中这一意象在语汇、意蕴、情感上与《红楼梦》的逻辑联系，不容置辩地说明，《红楼梦》的“美人黄土”意象与文学传统的血脉之亲，而总结为：“《红楼梦》的‘美人黄土’意象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哀艳的悲伤情绪，或者说是一种创作的心理动机，而不是正面描写。但它浸淫于全书中，弥漫于情节里，因此对小说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12]704这对于理解《红楼梦》的主题无疑大有裨益。

三、独特的研究视角与个性化的小说史

刘勇强在小说研究上取得的成果，极大地受益于其超拔的小说鉴赏与诠释能力，不拾余唾的追求使其研究表现出极强的个性化特色。他在《叙论》中说：“小说史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通过大家和名著不断发现与诠释，对小说史现象进行的分析、归纳与描述。”[5]580因此，他的小说史研究，既不“消解大家”，也不“悬置名著”，不仅对《红楼梦》等名著做了颇见功力的诠释，同时对一些长期被打入冷宫、遭误读、受轻视的作品重新磨光刮垢，使其在小说史的舞台上找到自身的位置。如在小说史上，裴铏《传奇》中的《封陟》篇是不大受注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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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论》认为此作在描写爱情及人物的心灵冲突方面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而对于突出女性悍妒的作品《醋葫芦》，刘勇强却精辟地将其主题归为“男性自虐的戏谑与说教”[13]，并肯定此作擅长制造戏谑的阅读效果。又如，《拗相公饮恨半山堂》鲜为人所提，但刘勇强却将其视为历史题材世俗化的典范，用三千字左右的篇幅，对其可圈可点的艺术成就做了精彩的分析[14]；对于《金鳗记》在表现社会生活的广阔度方面，刘勇强指出其成就足以逾越《碾玉观音》《错斩崔宁》等宋代话本小说[15]。明末的短篇白话小说，整体艺术水平低下，似无足称道，然而刘勇强在《叙论》里秉持公心，披沙拣金，努力撷取小说作品思想的吉光片羽。如对于《石点头》中的《王孺人离合团鱼梦》及《瞿凤奴情愆死盖》流露的复杂思想给予首肯，对于《型世言》在描写农村生活上的新开拓也给予赞赏。而对在小说史上默默无闻的《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巧妓佐夫成名》《长须国》《定婚店》等作品，《叙论》均一语中的地诠释作品在细节上的贡献，从而确定它们在小说史上的特殊意义。

进一步而言，刘勇强超拔的小说鉴赏与诠释能力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例如，从形象构成和情节类型的角度探析小说史的演变是当前小说史较少涉及的，而他则谙熟于此。在《中国神话与小说》一书中，他多次从形象构成切入，分析不同作品在形象构成上的差异，并以此确立经典作品在形象上的小说史地位[16]。循着这一思路，《叙论》指出：“《柳毅传》与《西游记》在题材、文体、语言等似无关联，但在龙宫、龙王、龙女等非现实形象方面不乏相通，而这正是审视小说史应该注意之处。”[5]17又比如，《叙论》在评价《柳氏传》时，就以柳氏狐狸精形象的源与流为切入点，从而确立其在历代同类题材小说中的重要地位。

情节类型的演变也是刘勇强小说研究的独特视角。在《历史与文本的共生互动——以“水贼占妻（女）型”和万里寻亲型”为中心》一文中，他通过对水贼占妻(女)型和万里寻亲型两个情节类型的分析，探讨了白话小说及戏曲创作中本事、情节和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我们示范了如何给予非经典作品正确的小说史地位。譬如“三言”中的《蔡瑞虹忍辱报仇》是鲜有人提及的作品，而他认为：“作者深刻地描写了蔡瑞虹在背负传统道德压力下面对复杂生活境遇的内心世界。例如她对朱源态度的转变，就很细致地反映了一个经历了许多欺侮的女性矛盾的情感。作品的另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是，通过蔡瑞虹曲折经历，串连了诸多阶层人物，从而展现了广阔的社会图景，显示出水贼占妻（女）型具有极大可拓性。”[17]又比如《型世言》卷三的《避豪恶懦夫远窜感梦兆孝子逢亲》屡遭道德说教之讥，刘勇强指出：“在《西湖二集》中，王原寻亲的描写是重点；在《石点头》中，王询的离家出走与王原的寻亲在篇幅上基本相当；而在本篇当中，王喜（即王原父）的被迫出走及流离失所的痛苦，却是情节最突出的地方……作品对贫苦农民生活困境的生动表现，不只在《型世言》中极为突出，就是放在整个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中看，也是值得称道的。寻亲故事往往还与佛教相关联，不外借佛法以显示孝子的虔诚，唯独此篇描写王喜皈依佛门，乃是饱经磨难、求生无路后的心灵追求，比之那些着意宣扬佛教的，更为深刻。”[17]显然，刘勇强通过对比烛照作品在水贼占妻（女）型与万里寻亲型小说中的新贡献，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非经典作品小说史地位的途径。

如前所述，刘勇强注重细节印证，而他的细节印证，往往从动态着眼，从小说史的演绎着眼，沿波探源，为所谓的“二三流”作品翻案，从而重新确立它们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如前所述的《醋葫芦》与《醒世姻缘传》《狮吼记》《妒疗羹》等作品都是以悍妇为题材，它们有共同的创作倾向，单篇而论，其历史地位微乎其微，但是将它们作为一个作品群来看，这些作品无疑是小说演变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叙论》颇有见地地指出：“即使一个小说家不具备对某种生活现象的审美判断，他也会在时代风气的裹挟下，从中找到自己创作的位置。”[5]335这种评骘小说文本，从细节考量小说文体的演变，在刘勇强从地域、传播学、接受美学等研究视角观照古代小说的文章中也有精彩的呈现，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要之，刘勇强卓尔不群的学术追求赋予了小说史研究鲜明的个性化品格。有个性的学术才是有生命力的学术。刘勇强一直提倡与呼吁个性化学术，他说：“我认为具有独立思维与个性意识的学术研究，才是学术发展的真正动力。目前看来，自主性的、创新性的、有个性的研究论题在古代小说研究中还不是非常充分。”[18]在《文学没有“史”》一文中，他认为应建设个性化的文学史，又说“个性化不是一种目标，而是一个现实。我们要做的只是使它得到真正的、合理的凸现。同时，个性化也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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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客观性。相反，它是对纯主观的挑战……而真正有参考作用的，难道不就是个性的眼光吗？”[19]另外，他对吴组缃小说创作及文学研究的个性化击节称叹，推崇备至[20]。缘乎此，其研究亦足以称为一家之言。

在“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背景下，探索古代小说独特的叙事艺术，努力建构起属于中国的小说叙事学理论，无疑有着重要意义。刘勇强在古代小说史的叙述体例、理论命题及研究视角上的贡献，以及他务去陈言、不囿权威的学术胆识和超拔的学术洞见，给学术界以诸多启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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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刘勇强．文学没有“史”——中国文学史研究谈片[G]//

北京大学中文系．缀玉二集：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论文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20] 刘勇强．吴组缃小说的艺术个性[J]．文学评论，2006(1)．

〔责任编辑 刘小兵〕

The Narrative Styl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Novel History

—— On Pro. LIU Yong-qiang’s Research of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Novel

LAN Yong-hui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LIU Yong-qiang’ research on Chinese ancient novel has three identical features: 1) put the novelists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novel history; 2) conclude th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from the aspect of text and novel history; and 3) use the unique perspective and high taste to construct the identical novel history.

Key words: LIU Yong-qiang; novel history; narrative styl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research perspective

金庸小说在大陆的研究过程

金庸小说在大陆的研究过程，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金庸小说已在内地民间悄然流传，但仍属“下里巴人”，未能进入学术的大雅之堂。1979年，厦门大学郑朝宗首倡“金学”（注：丁进：《金学的四个相关学科》，《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应者寥寥。1985年，大陆出现第一篇金庸研究论文（注：丁进：《中国大陆金学论著目录》(1985-1996)，《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亦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86年，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在《中国》杂志上发表《读金庸》一文，指出金庸小说具有广博的社会历史内涵和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认为把研究金庸小说称为“金学”是有道理的（注：丁进：《中国大陆金学论著目录》(1985-1996)，《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他的强化“金学”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稍后，《鸭绿江》杂志发表了《金庸启示录》。文章认为金庸小说很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特征，金庸正是把以情为特征的小说还给了大众与市场。在“金庸热”已取代了“武侠热”的情况下，大陆应该克服由于体制不同导致的对同种民旅文化产生的某种层次差异和地域性差异，当务之急是积极研究新武侠小说，并以此作为与香港沟通的渠道之一（注：唐解放、李承磊：《金庸启示录》，《鸭绿江》，1988年第4期。）。1988年11月，在姚雪垠的《李自成》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之际，复旦大学的章培恒著文将《李自成》与金庸武侠小说作了比较。文章指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这种分类法并不能用来判断《李自成》和金著武侠小说的高下”，若以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标准来衡量，则金庸武侠小说的假中见真更具艺术感染力；若都以消遣性作品而论，“金庸武侠小说比起《李自成》来更具想象奇特，结构紧凑，富于幽默感等优点；而且还能于消遣之中给人某种有益的启录，因而不失为上乘之作。”（注：章培恒：《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书林》1988年第Ⅱ期。）作者重点虽在评价《李自成》的第一、三卷，比较的结论却使国内震动。次年12月，黄振源也撰文指出，金庸的文学地位在于总结了中国武侠小说的方向（注：丁进：《中国大陆金学论著目录》(1985-1996)，《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同年，陈墨发表《金庸赏评》一文，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金庸之谜”，希望以此打破评论界对金庸的沉默，为大陆的金庸研究揭开新的一页。（注：丁进：《中国大陆金学论著目录》(1985-1996)，《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其后，金庸研究蔚为热潮，“金学”也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通俗文学评论》于1993年2月开始特辟“金学经纬”专栏，发表金庸研究成果。对金庸情有独钟的陈墨，不但极力鼓吹“金学”，致力于“金学”的学科建设，而且接连发表了9部金庸研究专著，充分地显示了“金学”的实绩。另一些学者虽不专攻“金学”，但对金庸小说的价值也十分肯定。如红学家胡文彬就曾说：“如果按划分世界名著的标准来看的话，金庸的作品的确是具有庞大的读者群和持久的艺术魅力这两大基本条件的，所以把它作为一门学问并不是溢美之词，‘金学’终有一天会使大家正确认识”（注：钱文亮：《红学?金学?文学》，《通俗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极力推崇金庸研究自成一学。1994年，对金庸来说是极为辉煌的一年。这一年，先是三联书店推出了15种36本的 《金庸作品集》，接着又有人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大师”的“座次”进行“重排”，把金庸的位置排到了第四位，一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重排者王一川博士认为，金庸对于文学史的意义，在于他的作品以通俗手法表现了极深的意义，写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体现了人的理想性格和对人性的考察，其“作品体现了中国文学发展方向，雅俗共赏”（注：王一川：《重排大师座次》，《读书》，1994年第Ⅱ期。）。对此，许多学者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严家炎教授在授予金庸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仪式的贺词中，就盛赞金庸小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金庸是以精英文化改造通俗文化的“全能冠军”（注：严家炎：《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在查良镛获北大名誉教授仪式上的贺词》，《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但反对一方的声音也很激烈。如林焕平就认为，应高度重视国内外的“金

文学批评与方法 课程总结

文学批评与方法课程总结 一、文学批评的定义 以一定的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以批评家所面对的当代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包括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等)所作的研究、分析、认识和评价活动。 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 作家：毛泽东《论鲁迅》 作品：钟嵘《诗品》 作家作品：托尔斯泰《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 文学流派：冯健男《<荷花淀作品选>序》 文学批评：韦勒克《当代欧洲文学批评概观》 文学批评的学科定位 文学史：是探讨各民族文学发展或世界文学中具体作家和作品的编年史研究。 文学理论：研究文学的普遍原理、一般规律、判断标准等。 文学批评：是分析和评价具体文学作品、作家和文学现象的学科。 二、文学批评的性质 艺术性科学 文学批评既评价优劣，揭示艺术的本质和规律，又创造批评意境和思想美，具有科学和艺术的性质。 三、文学批评的功能 （一）文学批评的阐释功能 阐释功能是文学批评的基本功能。所谓阐释，是指批评家对文本意义的探究和解释。 1、文学批评的中介作用 批评的纽带作用：作家——作品——读者 文学批评与作家：审美发现功能（朋友诤友） 车尔尼雪夫斯基最早发现托尔斯泰作品的特色，?°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味的却

是心理过程本身，心理过程的形式，心理过程的规律，用明确的术语来表达，这就是心灵的辩证法。 文学批评与读者：引导深入理解（平等对话） 夏志清：让历史活埋的作家重见天光 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耶鲁大学出版。 夏志清颇为得意的是捧了四个人：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张天翼。 《小说史》重新给张爱玲定位，推许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2、文学文本的意义阐释 文本释义即批评家立足文本，以解释者的身份分析、揭示作品中所展示和蕴含的意义，包括作品中所萌芽的新的倾向，以及作品中所体现的而作者本人却未明确意识到的东西。 文本释义的表现：对文本内容的阐释 对形式本身的阐释 《野草》:文本内容的阐释：韧性精神的颂歌 自我心灵的解剖 针砭社会的投枪 形式本身的阐释：独创性的散文诗 （二）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功能 通过文学批评中的价值导向，影响社会生活。 1、文学批评的社会评价作用 2、文学批评中的审美价值判断 （三）文学批评的哲学功能 1、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文学史的革新 2、文学批评与思维方式的革命 四、中国文学批评历史（古代） 先秦时期:孟子:以意逆志;庄子:得意忘言 魏晋南北朝时期萧统的《文选》开创了选本批评的先例。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历程

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 引言:作为四大文学体裁的小说，在今天已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网络小说，奇幻小说等等的兴起，给小说带来了一片崭新的天地，然而随着新派小说的兴起，古典小说却逐渐被人们遗忘，而中国小说之发展历程，需要更多人们去关注。对古代小说发展历程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大家下了苦功夫，其中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无疑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鲁迅先生以严谨的笔墨写出了中国古代小说曲折的发展趋势，本文也参考引用了鲁迅先生的很多观点，再加入自己一些独到的见解，希望以此来展现另一个方面的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 小说,作为四大文学体裁之一，它没有诗歌的高雅，没有散文的韵味，没有戏剧的复杂，然而它却以通俗易懂的故事情节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热爱。究其原因，实在是与小说的本质大有关系。 “小说”一词来源于《庄子》，这种带有故事性的说理被庄子认为不可取，小说即小道理之意，事实上，这是小说的本意和本源。小说是以刻画人物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小说有三个要素：人物、故事情节、环境。（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是塑造人物形象。小说中的人物，我们称为典型人物。这个人物往往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创作出来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多数情况是作者心目中几个人的集合体，通过这样典型的人物形象反映生活，更集中、更有普遍的代表性。 小说的主体是故事，虚构性是它的本质，新奇是它的防腐剂，通过故事反应组综合创作思想是它继续发展下去的动力。中国古代小说经过几千年曲折漫长的发展，才逐渐有了后来辉煌的成就，它比诗歌散文晚熟，略早于戏曲。古代小说坎坷的发展，它强大的生命力终于使得它有了成就辉煌的那一天。古代小说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分别叙述。

《金庸小说母题及中外比较研究》

《金庸小说母题及中外比较研究》刘卫英王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引言 母题较多地呈现出客观性、中性，主体熔铸并显露了作家的主观性、倾向性。本书除了从外来佛经文学母题、本土文学特别是明清小说相关叙事套路中寻求金庸小说故事母题来源，更主要地从先前人们关注较少的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以及顾明道、朱贞木、宫白羽等民族武侠小说家的作品中，寻究金庸小说的母题渊源。 第一章金庸小说海洋描写的文化内涵 一、海战描写中人与自然力的对立对抗 二、汹涌波涛下个体情爱对礼法的突破 在诸如海啸这样自然力凌压的生死存亡之际，个体往往会演奏出生命的最强音，冲破社会既有框架的某些约束，摆脱旧有的伦理枷锁，达到一种回归本真的真正的人际关系。 三、海岛描写中透露的个体生命意识 四、大海景观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及其来源 金庸：“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构思的时候，亦是以主角为中西，想象几个重要人物的个性，这个人有怎样的性格，才会发生则那个的事情。”心理学家荣格认为：“人类文化开端时的神话原型经反复地强调与重复，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而积淀于人的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中，并且内在地制约着人们不断地通过各种形式而复现于文化之中。 五、大海景观的特色呈现与武侠小说的传奇性延展 第二章金庸小说草原大漠描写的跨文化眼光 一、草原大漠与男性人物的尚武、家国观念表现来源 金庸小说通过地点的变化，写出了这种家国挂念的选择问题。郭靖萧峰 金庸擅长把人物“推向伦理和道德的边缘，制造人性本能与社会规范的高度冲突。这样的冲突，引发出小说人物的痛苦抉择，对作者与读者而言，无疑也都是一种严酷的考验。” 陈益源《金庸小说的不伦之恋》 郭靖是一个来往于两族的旁观者；萧峰是一个置身于两族中的亲身经历者。二、区域文化与女性人物的性别、婚恋观念表现来源 游牧民族的女子大都主动追求自己的爱情 也许由于陈家洛是汉人，或清廷就有意识地按汉人习惯与他相处。但这种方式却适得其反，恰恰葬送了自己的爱情。 三、地域文化意象与金庸小说的地域文化视野 第三章金庸小说春恨主题的审美继承 一、春恨主题的文本渊源及叙事表现 二、春恨叙事中春与男女情欲伴生的人类学内蕴 三、春恨文学意象的审美表现及其来源 第四章金庸小说与古代叙事文学中的比武招亲母题 一．金庸小说中的比武招亲描写 二．比武招亲：一个带有世界性意义的人类学母题 成婚考验 三、比武招亲仪式的程式、规则及旁观者反应 在中国这个家族制度无所不在的社会里，比武招亲，表面上是标举求婚女方武艺

中国小说发展史课件资料

中国小说发展史 一、中国小说发展史线索 二、小说的起源神话诸子史传:（1）源头（2）影响：①题材、幻想的方式、情节结构 ②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对小说叙事方式的影响十分深刻。 三、古代小说发展史概述 （一）先秦——古代小说的萌芽期 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宗教故事等都孕育着小说的艺术因素，为小说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同时也露出小说雏形时期形成志人志怪两大类的端倪。 神话：神话是原始先民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它的内容涉及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包括世界的起源，又包括人类的命运，努力向人们展示“自然与人类命运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意象”。

如《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等。神话有简单的故事情节和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这正是萌芽时期的小说艺术要素。 其特点寓言故事是一种短小精悍而又富于讽刺力量的文学样式， 是通过假托的故事，说明一个抽象的道理。先秦寓言，它敢于干预生活，有助于中国古代小说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它的讽刺艺术，直接为后世小说继承和借鉴。后世的讽刺小说的小说中的讽刺艺术，无不受到寓言的积极影响；它是最早的叙事文学之一，又开创了自觉地虚构故事的先河，在叙事、写人、拟人、状物、夸张等多方面的艺术经验，为小说家所汲取。 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迷信传说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它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致形成了古小说中语怪与纪异两大类别。先秦时代的宗教形式主要表现为巫教。 先秦诸子重道而菲薄小说，对后世小说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二）汉代——地位略有提升 （1）桓谭《新论》：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2）班固《汉书?艺文志》列九流十家，小说家附列于诸子之末。“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诸子之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3）汉代小说有： ①无名氏《燕丹子》，叙荆轲刺秦王之事；

中国古代小说史

绪论 一．中国古代小说史可分为准备期(远古先秦两汉)、成熟期(魏唐)、繁荣期(明)、高峰期(清初至清中叶中叶)、演进期(清末)。 二．中国古代小说有文言小说、白话小说两大系统。 三．中国古代小说题材可分为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公案侠义、人情世态、讽刺谴责、灵怪神魔这六大类，又可归为讲史、世情、神魔三大类。 第一章志怪传奇小说 第一节概述 一、什么是志怪传奇小说：古小说的一种，以记载神鬼怪异故事以及人的异行幻梦为主要内容的小说。 二、志怪传奇小说发展的几个阶段：萌芽和形成(先秦两汉)鼎盛时期(魏晋南北朝)演变期(唐)萧条期(宋元)复兴兴盛和终结(明清) 第二节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 一、魏晋时期志怪小说繁荣的原因：A社会动乱人民幻想的寄托。B宗教迷信盛行C谈风盛行。 二、《搜神记》干宝(神仙鬼怪法术)、《博物志》张华(山川地理异物神话)、《拾遗记》王嘉(历史遗闻佚事仙山灵物，想象丰富语言雅畅)--作者、作品内容。 三、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思想内容：A反映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统治阶级的凶残荒淫，表现人民的反抗精神。《干将莫邪》《韩凭夫妇》代表.B歌颂纯真美好爱情,对婚姻自由的追求《紫玉韩重》.C对和平幸福的渴求.《桃花源》 四、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在小说史上的意义:艺术成就(A加强了故事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情节曲折多变,表现手法富于现实性B赋予描述对象人性和音容笑貌C初步注意了场面人物动作语言进行细节性的描写渲染,以衬托人物性格.)意义(具有更多的小说因素,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唐传奇,为白话小说,戏剧提供丰富的神怪故事素材.为后代小说积累了一定的艺术经验.) 第三节唐代传奇

金庸小说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金庸小说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由金庸小说研究而引起的争论，无疑是当今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剔除那些商业炒作的痕迹和意气用事的语言，仔细分析这些争论文章，就会发现，虽然评的是金庸小说，根本差别还是在于学术观念和学术风格上。本文将这些问题归纳如下，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通俗小说就是低档次、低品位的小说吗？ 平心而论，批评金庸小说的人并不否定金庸小说的可读性，并且认为"金庸小说的出现，既是旧武侠小说的脱胎换骨，但也开辟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新时代。" 但是，"武侠小说的低档次、低品位毕竟是金庸先生的致命伤。" "说到底，金庸小说仍然是一种'高级通俗小说'，仍然是一种'高级文化快餐'，仍然深深打上了商业文化的印记。" 意思很清楚，金庸小说再好也是通俗小说，也是武侠小说，通俗小说及其武侠小说本身就是低档次和低品位的小说，所以金庸小说也就是低档次、低品位的小说。我暂且不论这样的逻辑推论是否合理，我要问的是通俗小说（武侠小说是通俗小说的重要文类）就是低档次、低品位吗？ 通俗小说的概念并没有严格的标准，但学术界基本认同以下的说法：它是表现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具有说故事、讲情节等传统小说的表现技巧的小说文类。根据这样的概念，我们可以论定通俗小说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小说。中国传统小说确实有很多陈旧、落后的东西，当年众多的新文学家对此已经有了很多切中肯綮的批判。问题在于通俗小说有没有高档次、高品位的作品呢？我认为是有的。理由有二： 一是通俗小说自有它不可取代的道德传统和美学优势。通俗小说主要表现的是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除暴安良、因果报应、慈悲为怀、尊老爱幼、赤胆心肠……中国这些传统的道德文化确实有不少封建糟粕，但更多的作为优良的道德标准融化于中国人的是非判断和行为规范之中了，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道德文化内涵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调整和改良。试想一下，将这些道德文化都否定掉，中国社会又将是怎样一个社会呢？"以法治国"和"以德治

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 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 ?不只是因为理论方法的新颖才成为研究对象 ?不是一个仅靠时间概念聚集的对象 ?20世纪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方法和理论 ?重构了一种有异于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范式 ?这个研究范式质疑甚至瓦解了传统的文学观念 学习的问题意识和要求 ?①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研究提供了哪些新的文学理论知识；这些知识对文学批评产生了什么影响；是否合理、必要。 ?②由这些知识的更迭、转换所构成的文学研究谱系，呈现出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与之相应，学习要求也是两点： ?①掌握20世纪西方文论的基本知识及其研究方法； ?②了解文学理论研究发生了什么变化，寻找和思考自己学习、研究取向。 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学习参考书 ?①塞尔登、威德森、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伊格尔顿：国内译为《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即《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③塞尔登编著：《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The Theory of Criticism From Plato to the Present）》，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研讨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方式 研究角度： ?各种文学批评知识和文学研究的演变趋势 基本内容： ?①重要的文学研究思潮的观点、理论、方法及其形成的知识背景 ?②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研究发展、演变的轨迹 1.导论 塞尔登： ?“60年代兴起的理论大潮无疑是对过去占主导地位的人文主义、道德主义传统的突破。”马尔赫恩： ?（20世纪文学研究）“对古老的文学批评世界是致命的。……它们瓦解了文学这一学科赖以建立的深层分类学和标准性原理，并以这一方式解构了文学全体的想象力。” 1.1 范式转换： 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意义 ?借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理论来说：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所发生的变化可以说是一种文学研究的“范式”（paradigm）转换。 ?“范式”转换意味着“世界观的改变” ?库恩论范式转换的意义：“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 范式构成 ?①“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共有的东西”，“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因素。 ?②拥有共同的知识背景，经受过相同的教育和专业训练。 ?③具有相近的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

金庸武侠小说之赏析

金庸的小说塑造了很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比如郭靖，杨过，张无忌，韦小宝，也创造了很多爱情故事比如郭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同时金庸小说里还蕴藏了更为深刻的哲学思想，而这些哲学思想正好体现了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与国民习性。下面我们来一一具体分析。 金庸小说里唯一有关联的就属射雕三部曲，射雕三部曲其实也是英雄三部曲，这三部小说里面描述的都是英雄人物，都是大侠，先说说《射雕英雄传》。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巨作，里面的武有武的精彩，侠有侠的感人，情有情的魅力。金庸的武侠思想在这部著作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那就是宣扬一种反侵略，反投降的基本立场，宣扬一种朴素的爱国主义，深沉的人道主义。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正确与否是以是否造福于民为标准的。英雄的出现就是为了救民于水火中，这就是一种侠义的精神。 《神雕侠侣》可以说是一部爱情百科全书，里面的爱情之美，爱情之壮，爱情之甜蜜，爱情之悲苦都写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特别是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在曲曲折折之后最终走到了一起，在经历血雨腥风的江湖后最终归于平淡，“平平淡淡才是真”，两人为国为民后就告别群雄携手归隐。《神雕侠侣》里最感人的一段莫过于杨过与小龙女十六年后相见的那一刹那，经历十六年的漫长等待，杨过成熟了，从一个玩世不恭的少年成为了一个真正懂得爱情的男人。 《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其实算不上一个合格的英雄。他既没有英雄气概，又没有政治才能，在爱情上又是拖泥带水，唯一的强处就是武功高强，可以说张无忌是政治与爱情上是无能的。这部小说最感人的不在于男女之间的爱情，更多的是在于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张三丰对张翠山，谢逊对张翠山父子，武当七侠间的兄弟情谊都在这部小说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张无忌虽不是英雄，但我们反而觉得他更为亲近，更为可爱，因为他跟我们普通人一样，有一样的缺点，有一样的无奈，他可以做我们的朋友，而且是那种善良的，又可以帮助我们的朋友。 《天龙八部》是金庸小说里篇幅最长的两部小说之一，这部小说结构宏伟，人物众多。刻画最为显著的还是里面的三位主人公——顶天立地的萧峰，痴情善

文学批评方法

第九章西方现代文艺批评方法的借鉴 20世纪欧美文艺批评形形色色，各种流派都有自己的理论、方法体系，同一流派中也存在不同见解，兴衰更迭，情况复杂。西方文艺批评流派及其方法，产生于外国一定历史条件下，与当时当地的文化背景密切联系，即使在欧美不同国家的文化也是各具独特的民族性和地方色彩，与中国特有的文化系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研究外国文艺批评方法，要联系具体方法产生的时代及文化背景，了解其理论主张及方法，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加以比较辨析，才能正确借鉴。 特别要指出，西方各种批评理论与方法，往往与某种哲学观。念、美学思想、文艺理论或与某一门学科的理论密切相关。20世纪以来，欧美哲学表现为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峙，随着战后情况的变化，在美学中表现为经验主义抬头和理性主义衰微，一个新的经验主义的时代开始了。在艺术理论上继承了18世纪末浪漫主义兴起以来，强调艺术创作中的无理性和直觉能力的理论；弗洛伊德学说更加推进了无理性的导向；艺术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与现代主义兴起同时表现出反写实、反传统、反理性的偏向，强调主观，倡导表现，关注审美经验，注重形式，从模仿论走向表现论。在文艺批评上摆脱传统批评模式，批评对象从以作家创作为中心转移到以作品文本和读者为中心。批评范围由作家身世及社会文化背景缩小到文本的语言文字；从阅读作品研究接受转移到抛开作品去研究阅读接受。总的看来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脱离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注重形式，分析作品本文；二是引进现代学科成果，使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向文艺批评渗透结缘，注重综合互补，开拓新方法。我国80年代文艺研究出现“由外向内转”的趋向，如果走向极端，把作品与外部联系分割开来，将使文艺远离社会，使批评走向歧路。这方面西方就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由于西方各种文艺批评理论、方法，都是一门专门学科，加上流派繁多，本章只能就几种主要批评方法概略评介，供大家批判地学习，为发展和完善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提供借鉴。 第一节新批评 新批评的产生 新批评又称形式主义批评、本体论批评或本文批评。它产生于20年代的英国，30年代出现于美国，四、五十年代在英、美红极一时，60年代在法国形成一个高峰，成为一股国际性的文学理论批评思潮，之后逐渐衰落。但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仍然活跃于西方，特别是大学的文学课堂。美国韦勒克就是当代新批评的著名代表。 新批评得名于1941年美国兰索姆发表的《新批评》一书的标题。所谓“新”，主要是针对英美传统的旧式批评流派而言。它是在反对只注意作家，从历史、道德、心理或社会等外在方面去寻求作品解释的流行批评倾向，一为适应现代派文学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直是一种适用于现代派文学的批评方法。新批评只强调研究作品本文，中心是探讨作家如何表现他们的经验和感爱？作品如何通过形式产生美学效果？兰索姆的《新批评》提出了“本体论”的主张，体现了新批评的根本特点，即认为文学的研究对象只限于作品本身，把作品本文看作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新批评发展了20年代苏联动形式主义批评理论，使文艺批评的中心从作者引向作品。兰索姆认为“新批评几乎可以说是由理查兹开始的。”因为英国理查兹所代表的语义分析学为其提供了批评方法。而被认为是新批评派的创始人的文略特，作为新批评派的批评家、现代派诗人，他所提出的有机形式主义的文学观和象征主义的诗歌理论。奠定了新批评的理论基础。 理查兹从语义研究出发，把语言的使用分为“科学性”的和“感情性”的，前者的功用是指事称物，传达真实信息；后者的功用则是激发人的情感和想象。前者是真实的陈述，是科学的真，后者是所谓的“伪陈述”，是艺术的真。艺术的真实不等于客观事实。他强调文学作品在读者心理上产生的效果，认为一部作品只要总的效果是统一的，前后连贯具有内在的必然性，使读者觉得合情合理，就具有艺术的真实。因此文学作品本身符合逻辑，就形成了一个独立体，不必仰仗历史或科学来取得存在的理由，因而在批评中也无须用实证的态度来进行。 艾略特针对浪漫主义的表现理论，宣称：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因为艺术的情感不是个人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诗人要表现这些情感就必须找到与这些情感密切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简史.pdf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简史 我国的古典小说，比较合乎现代“小说”概念的应从唐宋以来出现的用文言 或白话写成的传奇、话本小说算起。但是，“小说”一词早在先秦《庄子·外物》篇中就有记载： “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远亦远矣。”这里的“小说”，是指于社会人生无涉的琐屑言谈，与后来的小说概念相去极远。西汉时的“小说”，形式上与先秦小说稍有差异，内容有所变化，开始涉及社会人生。东汉时，刘歆在《七略》中 首辟“小说家”一类。随后，班固《汉书·艺文志》据此著录各家人物和其著作， 指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他著录“小说家”书十五种，可惜已经亡佚。但从班固的论述来看，这些“小说”，大概指来自民间的传闻轶事，与后代作为文学创作的一大部类的小说不完全相同。根据 以上记述以及传世的文学史料来看，我国先秦至两汉尚未有近似现代小说的文 学创作。 我们知道，先秦文史哲不分家，汉代仍不脱这一习惯，因此，先秦两汉出 现的神话传奇、寓言故事、传闻轶事以及史传文学，当然不能看成为小说，但 它们又在内容和形式上为后世小说创作做了准备，特别是《史记》，对我国的 小说创作影响最大。但《史记》毕竟是历史，而不是小说，所以，我们称先秦 两汉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孕育期。 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大量谈论神鬼怪异以及记述名士的奇闻轶事的故事， 较有代表性的是干宝《搜神记》、刘义庆《世说新语》，这类作品，有人物形 象，有故事情节，结构完整。如《搜神记》中的《三王墓》、《韩凭夫妇》、 《李寄斩蛇》、《白水素女》、《东海孝妇》等篇，把人神怪异之事混杂在一 起，后世称为“志怪小说”。一般比较短小，在刻画人物形象上较有特色，被称 为“志人小说”或“轶事小说”。这两类小说带有明显的捏合“丛残小语”的痕迹。 唐代，我国古典小说创作开始出现新的局面，作家在六朝志怪、志人小说 的基础上，创造了“传奇”体短篇小说。其中《古镜记》、《白猿传》、《游仙窟》等，是由志怪向传奇过度的早期小说，艺术上比六朝志怪小说有了重大突 破，较有代表性的是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李朝威的 《柳毅传》、元稹的《莺莺传》、许尧佐的《柳氏传》、李公佐的《南柯太守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金庸小说母题研究_读刘卫英_王立教授_金庸小说母题及中外比较研究

【黄海书评】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金庸小说母题研究———读刘卫英、王立教授《金庸小说母题及中外比较研究》 郝哲 （大连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化研究基地，辽宁大连116044） 摘要：金庸小说作为中国武侠文学的重要一隅，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内涵和文化意蕴。刘卫英、王立教授《金庸小说母题及中外比较研究》一书从主题学研究方法入手，从16个母题和意象专题研究来阐释金庸小说中的深层意蕴以及某些人类学解读。不同于其他一般性金庸小说研究的论著的是：该书创新性地从部分母题的中外文学主题史来源、以及民国武侠小说代表作的介入等方面阐发，成为该书的重要特色。 关键词：金庸小说；母题研究；中外比较；民国武侠小说；主题学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8572（2014）01－0143－02 金庸小说，作为中国武侠文学长河中的重镇，以其丰富的情感内涵和文化内蕴，被众多来自不同学科学术背景的研究者所关注。本书著者较早且一直将金庸小说研究纳入到主题学研究的大范畴大视野。从与众多论文相呼应的论著可以了解，著者深知，随着金庸小说的普及和研究的深入，一般性的、印象式的赏析已积累甚夥，比起那些“对具体人物、篇章的解读”，我们需要从“更大的文化视野、民族文学流脉上，去寻究金庸小说具体肌理的生成”（2—3页）。因此，在著者多年笔耕不辍既得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这一具有跨文化视野的专著应运而生。 该书近40万字，主要运用主题学的研究方法，分别从金庸小说中海洋、草原、春恨、比武招亲母题等16个专题研究，探讨金庸小说母题意象的来源以及金庸笔下母题意象所蕴含的新的意义及其旧有意义的延伸和重铸，并且与整个武侠文学（尤其是民国武侠文学）相互勾连来探寻母题和意象的一脉相承的内在关联。此外，该书除了将研究溯源根植于本民族文化的土壤之外，著者还细致归纳出金庸小说中所深藏的外来文学渊源以及某些人类学意旨，视野更为开阔地采取了跨学科的角度来探究课题，实证性地考察母题所蕴含的深刻涵义及其旨归，以便于更为深广地理解金庸小说乃至武侠文学。 区别于以往几乎绝大多数的金庸小说研究论著，该书特点我觉得至少有二：其一，金庸小说母题的域外溯源及其意旨延展。著者将金庸小说母题纳入世界文学的叙事母题范畴之中，在既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补充考证其域外渊源。仅就大雕意象而言，著者在溯源本土依据的基础上，又分别从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美洲印第安神话《斑鹰与乌鸦》以及南亚、东南亚的神话和相关传闻等方面做了详细考证，提出中土古代史书中提到的大鸟“事实上是在一种中外既有传闻中，中心地区对边缘地区博物视野下的关照。”（160页）而金庸小说也在吸收了印度佛经故事中的动物人性化这一动物观念的同时，以人物同大雕多重多维的相亲相助，来强化“金庸小说中生态环境和人伦意趣”。再如动物求医报恩母题，同样受到佛经故事或中古佛经文学的启发，引自《出雀王经》中慈悲心肠的“雀王”，便被以侠文化为底蕴的中国本土叙事改写和放大为“具有侠义气概的 — 341 — 第16卷第1期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Vol．16No．1 2014年2月Journal of Eastern Liaon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Feb．2014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 吴组缃 中国的小说，也和世界各国一样，是从神话传说开始的。有人说我国小说有很多起源，如寓言、史传、诸子散文等等，其实源头只有一个，那就是神话传说。神话是把神人化，传说是把人神化，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很难确切划分。 到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志怪、志人小说。这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起的名字，我觉得概括得很恰切。神话传说也好，志怪、志人也好，都是作为一种史实记载下来的，是靠实地访问，从民间搜集而记录下来的，因此叫作“志”。“志”是记录的意思，而不是创作。所以最初的小说，同历史归于一类。比如《穆天子传》是个神话传说，可史书上却把它归于帝王“起居注”一类；《山海经》也是神话传说，《汉书》中却把它归于“地理志”中。 直到梁代萧统编《文选》，才第一个要把文学和历史区分开来。他在序中提出他的文学定义，即“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但这时他所指的文学只包括诗、文、赋，并不包括小说。我国的小说脱离历史领域而成为文学创作，还是进入唐代之后的事。唐代的文化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文人的思想也有所发展、开阔；这时传奇小说应运而生，如陈鸿写的《长恨歌传》、白行简写的《李娃传》，都是依照传说创作而成，不再是历史性质的东西了。唐代

小说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富于想象虚构与讲求文采，这就同过去的作品有所区分。参照萧统的文学定义看，虚构、想象正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则正是讲求文采。从此，小说便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了，但作为史的志怪志人传统也并没有中止。 传奇小说发展到宋代就衰落了。宋代的小说大致是根据史事记载完成的，没有什么虚构和富有文采的创作加工，同唐代小说大不相同。后来人们写了各个朝代的历史小说，大多走了宋代传奇的路子，即按照史书的记载编写，作为文学作品是失败的。 这时随之兴起的是话本。话本经过文人加工，就变成许多话本小说和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等，大都是文人采用民间创作而进行再创作的。话本是民间“说话”艺术的底本，它是经过说书艺术的千锤百炼才产生、流传的。它以描绘精彩动人的情节场面和塑造生动活泼的人物性格见长；这就与专供人阅读的小说有了明显的不同风格，因为它们是植根于讲给人听的说书艺术的。 由这里再发展，便成为文人的独立的创作。这时不再拿民间的东西来加工了，而主要是自己创作。这一类代表作是《金瓶梅》，它在小说发展史上开辟了一条新路。无论《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是《西游记》，写的都是非凡的人物或者不寻常的英雄；而《金瓶梅》开辟了一条写平凡人和日常生活的道路，通过写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显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长足发展。沿着《金瓶梅》所开创出来的道路，《红楼梦》问世了，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达到

浅析金庸小说写作技巧

浅谈金庸小说写作技巧 中国语言文学系世界之大，只有中国才有武侠小说，天下武侠作者奇多，繁星满天，只有金庸才是侠之大者，众星捧月。金庸的小说博大精深，将中国文化的传统诗意表现的淋漓尽致，他的14部作品无一不是精雕细琢之器。本人仅从构思、言语、境界三个方面浅谈金庸小说写作技巧。 金庸曾将自己十四部作品的首字连成一幅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谈神侠倚碧鸳”，可见他的书名都曾经过详细周密的思索，不是随便安上去的，同样的，他的每部作品也都是经过严谨构思、仔细推敲的。 虚实结合‘技巧连环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色。金庸的小说，差不多都有真实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真实的历史人物，如康熙、乾隆、朱元璋、李自成等。这样，虚构的人物与真实的人物同处一起，构成了虚实结合的奇异效果。再加上金庸创造的美妙动听、充满诗情画意的武功招式及传奇浪漫的人物经历，当真成了假作真时真亦假，令人沉醉其中，拍案惊奇。 金庸的文字古朴通俗、准确传神。 金庸小说的一大重要贡献是，矫正了五四以来新文艺的欧化恶习，真正写出了汉语的神韵。金庸小说所用的笔法，是中国传统小说特有的笔法，虽然不是纯白话文，但是口语化的程度，甚至在白话文之上。他用他广博的史地与古典文学知识，用古朴雅致、通俗易懂的文字，准确传神地写出内容真实而丰润、意境深远而确切的作品。 金庸小说中最吸引人的，除却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惊险刺激的内容和古灵精怪的武功，还要数那充满中国味道的境界。 诗词、历史、天文、地理、民俗、武术、医术、巫术、音乐、棋艺、舞蹈、书法、绘画、甚至植物学、动物学、心理学等等融汇在一起，构成金庸小说的博古通今，包罗万象。上至儒、道、佛的哲学伦理，下至古老中华的民风民俗。尤其是对人性最全面最丰富的表达，使他的小说悲沉深邃、博达深旷。神秘悬疑、置身云雾的开头，诡异神秘的气氛渲染，秘境绝景的匪夷所思，诗情画意、稀奇古怪的武功招式，使他的小说意境神秘曲折，变幻莫测，引人入胜。 金庸、古龙、梁羽生将中国武侠文学魅力发挥到了极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浪漫的传奇。但无论是在同时代比较还是至今比较，金庸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小说博大精深，当真是品之不尽、回味无穷。

文学批评理论研究

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观念与方法——塞尔登《文学批 评理论》的意义 字体：[大中小]2006-10-10文章来源：文章作者：赖大仁 摘要：塞尔登按文学批评理论的主题或论题来做西方文论选编，不仅打破了历来的编选惯例，而且显示了某些新的研究观念与方法。一方面他在相同论题中将古今文论同时并置，试图揭示其历史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他提出“隐含的理论”，致力于说明不同文论之间的相对独立性与逻辑关联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倡“比较的”、“历史的”、“对话的”研究方法。在相对主义和解构主义观念颇为流行的今天，塞尔登所倡导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观念与方法，是值得重视和颇有启示意义的。 关键词：文学批评理论；历史连续性；逻辑关联性；“隐含的理论”；相对主义 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是一部别开生面、别具一格的西方文论选编，它打破了历来文论选编按时代和作者来编选的惯例，改为按文学批评理论的主题或论题来编选。在同一个主题或论题下，不同时代文论家的相关论述共时态并置；而不同的文学批评理论主题或论题，则又形成彼此的参照。我以为，这并不仅仅是一种编选体例上的改变，更是一种文学批评理论观念的改变。这从编者那篇不长的序言中可以看出来，其中所阐述的某些理论观点，的确可以引发我们的诸多思考。 对于当代人来说，我们实际上是处于历时态与共时态纵横相交的时空坐标之中。任何知识谱系中的认识与创造活动，都可能一方面割断不了历史的关联性与连续性，另一方面也回避不了多元并存中的选择与对话。其中可能会有太多的误区、盲区，有太多被遮蔽的可能性，因此也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困惑。在文学批评理论方面也同样如此。看来塞尔登是把这个问题给挑破了。 首先，从纵向关系而言，当我们看待一种知识谱系的发展历程时，最便利于我们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也许是历史进化论的观念；然而当我们坚信今必胜昔，新事物必将胜过并取代旧事物的时候，却往往容易使我们忽视和历史传统之间的关联性与连续性，从而遮蔽应有的历史视野。 比如五四“文学革命”的著名口号之一便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一以“取代性”为内核的进化论的文学观，无疑为当时反传统和实现文学革新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从而也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文学发展和文学研究的格局与走向。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一理论观念既与文学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小说，经过漫长的道路，直到唐代才真正地具备了小说要素。 1．先秦两汉──古代小说的萌芽时期。 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宗教故事等都孕育着小说的艺术因素，为小说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同时也露出小说童年时期形成志人志怪两大类的端倪。 神话：如《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等。神话有简单的故事情节和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这正是萌芽时期的小说艺术要素。 寓言故事是一种短小精悍而又富于讽刺力量的文学样式，其特点是通过假托的故事，说明一个抽象的道理。先秦寓言，它敢于干预生活，有助于中国古代小说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它的讽刺艺术，直接为后世小说继承和借鉴。后世的讽刺小说的小说中的讽刺艺术，无不受到寓言的积极影响；它是最早的叙事文学之一，又开创了自觉地虚构故事的先河，在叙事、写人、拟人、状物、夸张等多方面的艺术经验，为小说家所汲取。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学，它改变了以往以编年体或国别体记叙史事的传统，以人物为中心，通过人物的历史性的活动来说明历史。就对小说的影响而论，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外，还在于曲折细致地描写妙趣横生的故事场面，惟妙惟肖地表现人物的身份、性格。故事生动、人物逼真，富于戏剧性和小说意味，不仅为后来的小说提

供了丰富的题材，更重要的是为小说文体的形成直接提供了编写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经验。 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迷信传说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它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致形成了古小说中语怪与纪异两大类别。先秦时代的宗教形式主要表现为巫教。 2．魏晋南北朝──古代小说的童年期。 此时出现了“志人”“志怪”小说，合称笔记小说。这一时期，我国小说初具规模，刘义庆《世说新语》（志人）干宝《搜神记》（志怪），这些小说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只是“粗陈梗概”：描写人物不能写出一个完整的形象，所写故事，大多是实录性质，缺乏艺术上的虚构，作者们只是搜奇记轶，而不是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但它对后世小说戏剧的影响是巨大的。 3．唐代──古代小说的成熟期。 唐代出现了唐传奇。唐代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典小说的成熟。较之童年期的作品，唐人小说有长足的进步：有意识地做小说，从鬼神灵异、奇闻逸事走向现实生活，在艺术上有了很大的创造和提高。著名的唐传奇有：蒋防《霍小玉传》、元稹《莺莺传》、李朝威《柳毅传》、白行简《李娃传》。 4．宋代──话本产生。 宋代出现了白话小说──话本，也称“话本小说”。从此以文言短篇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逐渐转为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同时，文言小说依然存在，至此，才以小说作为故事性文体的专称。话

金庸小说研究

金庸小说研究课程有感 吴俊辰21201011034 诚然，金庸小说是武侠小说迈不过去的一道坎，但凡说起武侠小说，所有人都会想起金庸，他应该算得上是通俗小说中里程碑式的人物了。虽然对金庸之名早有耳闻，甚至于小时候都是看金庸先生的作品长大的，但是我确实直到这门课上课之前都没有怎么读过金庸小说，而就算是为了上这门课读过了金庸小说之后，我更加深刻的体会到，我之前的选择是正确的。 虽说社会上对武侠小说早已不是当年那种“难等大雅之堂”的论调，但是作为通俗小说，他当中迎合读者喜好的成分毕竟不少。但他迎合的读者是当时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人，也就是所谓的七零后八零后，虽说时隔不长，但是在网络盛行的今天长大的我们，在通俗小说方面的阅读量早已不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所能想象的了。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正经书没有读过多少，读过的杂七杂八的书倒是一摞一摞的跟小山似得。而像这种书，一般来说作者文笔都不怎么样，而且基本都是读金庸啊古龙啊一群人长大的，也就是说他们腹中不见得有多少墨水，所以他们会在情节上下更大的功夫，并且因为网络小说是按字数算工资的，网络上的小说就变得无比的，长。 说实话，在这种情节无比曲折结构却非常臃肿的小说中熏陶了十几年的我们这一代，对金庸小说这样简单的情节已经是司空见惯了，甚至于不论是人物形象的刻画，情节的曲折和动人心魄上，都有一大堆一大堆的网络小说要做的比金庸更好，而金庸小说值得称道的无非也就是他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内涵，说实话，金庸小说当真没有给我多少蕴含许多中华文化的感觉，在我看来，金庸先生虽然在古典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涉猎，但是都涉足不深，小说中也就是偶尔提及却语焉不详，借此来提升逼格，就是现在所说的装逼，现在很多小说也在使用这样的套路，也就是套用一大堆的金刚经啊坛经啊道藏啊里面的句子，加上易学里面的一些内容，很容易就会给读者营造出一种“诶？读不懂诶？看起来似乎很高大上诶？”这样的感觉，实际上呢？真的很高大上吗？没人知道，因为读完书还去查查看书中所说对不对的人真的是极少极少，大多数人其实只是想要读的爽罢了。金庸老先生作品里面涉及的很多道家，儒家，法家的说法虽然我没有考证过，但是我觉得不管他对与错，通俗小说用这种方式来提升自身格调是无伤大雅的，只要不给读者以错误的引导，那么小说自身的价值会因为这样的关系而得到一定的提高。 但是我还是坚持金庸小说我读起来很乏味无趣的看法，一方面剧情上确实没有多少看点，何况电视剧中基本已经知晓大致剧情，再一方面思想内涵的程度始终停留在很初级的阶段，写民族矛盾的时候没有写到人性的矛盾，写勾心斗角还没有当下宫斗剧来的迷雾重重，这样的小说节奏真的不适合于当下这个社会环境下生长的我们。就不说我了，高中时有一个阅读面很广的女同学，她看书很挑剔也很精细，每一本书看完都会做很深刻的总结，我仍地记得她说过一句话：“金庸小说就像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解放牌汽车，或许没有坐过车的人坐上去会觉得耳目一新，沾沾自喜，但是体会过现在的摩托车、汽车、火车、高铁乃至于飞机之后，再回到那老旧的解放牌汽车上，领会了什么是真正的风驰电掣后的你就会觉得坐上了乌龟的背，哪怕走路也不会愿意坐在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