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孟浩然的“隐逸”
谈孟浩然的“隐逸”
谈孟浩然的“隐逸”
李白酒隐安陆时，和他的前辈诗人孟浩然很有交往，李送给孟很多的诗，表达了对他的崇敬和倾慕。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
李白是接近他的人，这观感和评价应该是正确的了。《孟浩然集》的编者王士源大概也是孟的熟人，在《集序》中他也说：“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学不为儒，务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独妙。”这和李白所写的是相合的，不过更具体罢了。
孟浩然的一生是很简单的。《旧唐书》、《新唐书》都替他立了传。王士源当日曾叹息道：“嗟哉！未禄于代，史不必书。”这总算颇不容易了，但《旧唐书》却只寥寥记下：“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与之唱和。不达而卒。”这样几笔。《新唐书》写得稍微多一点：记了他在太学赋诗；在王维署中偶值玄宗，令诵己作，因“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
疏”，没讨到皇帝的欢喜而见放；记了采访使韩朝宗要带他入京，他却故意与人饮酒，弄得韩采访很生气，京师也没去成；。。等等。但内容还很空泛。
这不怪写传的人，这样的传和他是相称的，他的一生到底是简单的。经历简单，并不等于说这个人的思想也简单。他是隐者，李白说他：“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这都是对的，但真正到达这境地却有过程的。
《旧唐书》说他：“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最后还是“不达而卒”，可见他四十以前乃至四十以后，绝大部分时间过的是隐者的生活，这是无疑的。孟浩然生逢开元盛世，既为“盛世”，“隐居”似不相宜，孟自己也说：“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为了回答
这问题，闻一多先生在他的《孟浩然》论文中提出，他的隐居是为襄阳的历史地理环境所决定：“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这正是隐居的好去处；“从汉阴丈人到庞德公，多少令
人神往的风流人物，我们简直不能想象一部《襄阳耆旧传》，对于少年的孟浩然是何等深厚的一个影响”，“孟浩然原来是
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闻先生这回答是不很完全的，这些是原因，但并非最主要最重要的。
入长安以前，孟浩然一直在襄阳住了三四十年，到底他
在那儿干了些什么？史传说他：“隐鹿门山，以诗自适”，王士源说他在乡间作些排难解纷的事、研究学问、讲求道德修养，此外还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这些大约都近于事实，但我们却不能从这些生活现象中贸然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说他“为隐居而隐居”，实际上他这一段生活是有其目的的。他在“书怀贻京邑故人”诗中说：“惟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绍末躬。昼夜常自强，词赋颇亦工”；在《南阳北阻雪》诗中说：“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在《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御》诗中也说：“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可见在“隐居”的名义下，他这三十多年是努力在为科举，为入世作准备。他自强不息，闭门读书，继承的是儒家的传统，诗礼的遗训，（他很以来自邹鲁而自豪，这似乎暗示他是孟子的后代，他之于儒是有历史渊源的。）这样苦学了几十年，自认“词赋颇亦工”了，于是才“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的，这时他心境开朗，抱负很大，他“冲天羡鸿鹄”，希望能像献《甘泉赋》的扬雄一样因自己的词赋而见赏于当代的皇帝。（《田家作》：“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题长安主人壁》：“犹未献甘泉”。）唐代是以词章取士的，孟浩然的“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是有所为而为的，“词赋”越工，录取的可能性也越大，对考试能直接起作用，此外还可以借“温卷”的方式预先造成声誉，于入选有间接的作用，再不然，在当时人们真可以像扬雄那样去献赋的，杜甫就献过“三大礼
赋”。了解了这一层，也就可以了解王士源说他“学不为儒，务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独妙”的意义了。当然，“务掇菁藻”，“匠心独妙”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治学和创作的精神。
那么是不是就说他没有隐士思想，没有受地理环境和历史人物的影响呢？那也不是。《夜归鹿门歌》和《登鹿门山怀古》当是诗人入长安之前的作品，他在这些诗中就明白地表白了自己的志趣和向往说：“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纷吾感耆旧，结揽事攀践。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又说：“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隐居”有它的传统，有它的内容，然而他的“隐居”，除了上面说过的在为应试作准备外，本身也有着积极的入世意义，这是一种姿态，一种方式，以前的“竹林七贤”这样，以后的“竹溪六逸”也这样。这种“隐居”可以造成名誉，于进于退都是有利的，因此它与求仕进的思想是统一而不矛盾的，这种“隐居”的心情是“幽雅”的，它充满了幻想和期望而无萧瑟之感。关于这，只要念念他那首《洗然弟竹亭》的诗我们就会首肯的，他说：“吾与二三子，平生结交深。俱怀鸿鹄志，共有鹡鸰心。逸气假毫翰，清风在竹林。远是酒中趣，琴上偶然音”。“鸿鹄志”和“竹林”、“清风”、“逸气”摆在一起，看起来并没有任何不顺眼反而那么自然，那么调和，似乎使我们觉得这“鸿鹄”只有从那青翠欲滴的“竹林”中冲天而起才是莫大的喜悦！这决不是真正绝望了的，像庞德公那样乱世
的隐者所能道出，也不是后期的他自己所能道出的。
这是盛世和乱世隐者的不同。虽然在封建社会里，任何“盛”的“盛世”，总有许多被埋没的人才像后期孟浩然那样，而前期孟浩然隐居的意义是不同的，是可以解释的。
并不是因为孟浩然生在“开元盛世”才硬要强调他思想中
的积极的入世的因素，实际上他的确是那样的。不要以为把“骨貌淑清，风神散朗”的孟浩然说成热衷仕进很可怪，恰恰
相反，如果只根据现象就断定他天生清高出尘，那才真正可怪。也并不是故意要唐突诗人，孟浩然用世的心情是殷切的，他要求有所作为，有所建树，同时也不免像陶渊明一样多少受到生活的煎逼。他在《书怀贻京邑故人》诗中说：“慈亲向羸志，喜惧在深衷。甘脆朝不足，箪瓢夕屡空。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因此很希望能得到当路者的提拔，作为进身之阶。他《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诗》说：“吾观鹪鹩赋，君负王佐才，惜无金张援，十上空归来。弃置乡园志，翻飞羽翼摧。故人今在位，歧路莫迟回”，这是他在借丁大凤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他深谙“惜无金、张援”的痛苦，因此闻道：“故人今在位”而感到“歧路莫迟回”了。这不仅是为友人庆幸，自己也不禁雀跃了。
到后来孟浩然的壮志受到现实的挫折，前期隐居时的乐观心情渐渐暗淡下来了。除了史传所载：我们还可以从他的诗中看出他入世后的失意和痛苦。他在长安的生活是这样的：
“久废南山田，谬陪东阖贤。欲随平子去，犹未献甘泉。。。我来如昨日，庭树忽鸣蝉。促织惊寒女，秋风感长年。授衣当九月，无褐竟谁怜！”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那位后来长安一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老杜来。长安居来原是不易！虽然他以为“擎来玉盘里，全胜在幽林”（《庭橘》），而现实终是现实：科举无望了，友人呢？也只有锦上添花，他认识到：“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他掩不住自己的愤怒：“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弊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寂寞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祗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这是多少被埋没者的抗议！像盛唐那样的时代，像孟浩然这样的人才尚且如此，其余可以想见。这些诗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它标志出即使是较为承平的封建政治所能任贤授能的极限性。人材能得到充分使用，个性能得到充分发展，那祗有在今天崭新的社会里才有可能。
孟浩然在长安完全绝望了，也就变得更刚强，更坚决了。他宣称：“吾道昧所适，驱车还向东！。。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他因“风尘厌洛京”才“山水寻吴越”，才不得不走向江海，走向山林。不要以为孟浩然前前后后总是隐居，实在前后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应该了解这种差异，这个过程。应该从发展上来观察他。
离开京洛政治中心，他长期在江南一带漫游，他的心境
是寂寞的，他叹息：“仲尼既已没，余亦浮于海”！又说：“陈平无产业，尼父倦东西。负郭昔云翳，问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他在后一首诗中还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这是实际存在的历史矛盾，对这问题，他究竟还是解答了，他认为这是由于“朝端乏亲故，”“亦为权势沉”。俗语说：“朝中有人好作官”，这在旧社会中的确是一个真理！
后期他虽在张九龄的荆州幕中被署为“从事”，也结识一些官府，但那也只是为了生计，这对他自己是十分痛苦的。在《和宋太史北楼新亭》诗中他就表达了这种委屈的“争食羞鸡鹜”的复杂心情：宋太史新亭建成，他本也“愿随江燕贺”，无奈“羞遂府寮趋”而宁作“竖儒”，宁被目为不谙人情的“狂歌者”。要曾“怀鸿鹄志”而得不到施展的孟浩然效“世途自媚”，镇日与“尔虞我诈”的吏卒打交道，诚然是痛苦的，他不屑为小吏，在《京还赠张维》诗中早就说过了，他说：“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就是因这“七不堪”，嵇康乃与山涛绝交，陶渊明乃赋归去来，李白乃不肯事权贵，这是“寒士”、“布衣”的传统，“竖儒”的骨气。
政治上没有出路，除了自叹“贾谊才空逸，安仁鬓欲丝，。。穷通若有命，欲向论中推”就只能学陶渊明那样冀求完成一种人格，冀求“清节映西关”了。“常恐填沟壑，无由振羽仪”这两句诗不觉宣泄了诗人的这个夙愿。
虽然时代不同，个人遭遇与成就也不一样，孟浩然和陶渊明还是很相像的：他们生活虽似出世，而精神是入世的，他们都有抱负，都经受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矛盾的痛苦，都认识了并揭示了现实和官场中的黑暗与丑恶，都冀求完成一种独立的不媚世的人格。孟浩然的《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诗说：
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
余复何为者，栖栖徒问津。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
忠欲事明主，孝恩侍老亲。归来冒炎暑，耕稼不及春。
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涧滨。因声谢朝列，吾慕颍阳真。
这诗一方面可用来说明他的确是在自觉地效法陶渊明，同时也可以看作他的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