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翻译研究新探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2期(总第119期)
JOURNAL OF FUJ IAN NORMAL UN IV ERSIT Y
(Philos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 Edition )
No 12,2003G eneral ,No 1119
林纾翻译研究新探
林佩璇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摘 要:林纾及其林译小说一直是中国文坛的热点话题,但对他的译作持否定态度的人很多。笔者拟用新世纪的新的翻译理念从翻译态度、归化与异化倾向以及他的译文与变体翻译的关系三个方面来审视这位翻译界的前驱及其译作。
关键词:林纾;归化;异化;变体翻译 ΞΞΞ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3)02-0096-05
林纾是中国近代文学史、翻译史上非常典型的人物。他自幼嗜书如命,熟读《史记》、《左传》、《汉书》及唐宋名家作品,练就了一手优雅、凝练的中国古文文笔。更得世人称道的是,他不谙外文,却借他人之口、用娴熟、精湛的古文为国人翻译了180余部的西洋小说,于清末民初风靡一时,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学开辟了道路。
中国文学界对林纾的研究在80年代曾经比较热闹,其中许多文章围绕林译小说而作,但褒贬不一,莫衷一是。近的一二十年人们似乎渐渐淡忘了这一话题。近几十年来,中国译界引进外国论著及观点,在译学观点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译论方面也比先前丰富了许多,因而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新世纪以新的翻译观来重新审视这位充满矛盾的人物。
译书是一项爱国实业
综观中国几百年的翻译史,大多数翻译家并非纯粹从事翻译,而是多项工作兼而有之,在他们丰硕成果的背后总有一种信念在暗暗地支持着他们。林纾一生爱好琴棋书画,著有小说、史传
不下百种,译书180余部,那么,在短短的20
多年里,是什么信念支持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译出数量如此可观的西洋小说呢?是他的一颗拳拳爱国之心。林纾不是一名血战沙场的爱国将士,但马江战役后他奋笔疾书,向钦差大臣控告何如璋的贻误战机;为甲午海战死难将士拟写《甲午海战覆盆录》;每每与朋友商讨新政,指摘时弊……这些都无不表明了他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作为一介书生的他无以报国,但又不希望国人屈服于外国的奴役,便潜心探究国人为何不能与西方人抗衡,得出原因在于“欧人日励于学”,而亚洲人“终日昏昏沉沉”(《清议报》1900年“译林叙”一文)。他认为“开民智,新亚人耳目”是当务之急。在“立学堂”、“作演说”和“译书”之间,他权衡再三,选定译书为实现“开民智”的最奏效的办法Ξ
。于是,他决心“多译有益之书以代弹词,为劝喻之助”(《爱国二童子传》达旨),将译书作为他报国的“事业”。他的愿望是通过译介西方文学作品让国人了解西方社会与文化,他意识到国家正处于危难之际,并奋起保家卫国。他的爱国热情形成了他的译书动机。《汤姆家事》的序跋中,他谈及自己的译书动机是“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悲怀耳。”“余与魏君同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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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ΞΞΞΞ《译林序》“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
作者简介:林佩璇(1972—
),女,福建惠安人,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收稿日期:2002-08-22
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实际上,这一动机一直贯穿着他的译作。1908年他翻译的《玑司剌虎记》、1911年翻译的《保种英雄传》等译作都源于此。林纾对译作的选择往往考虑时局之需,在他译介的180余部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汤姆家事》(《黑奴吁天录》)就是通过讲述书中在美国农场里受虐待的黑奴来影射与控诉美国当局对华工的暴行,以此警醒国人;《辛丑条约》签定之后,他为了敲响“严防行劫及灭种者之盗”的警钟,翻译了《雾中人》一书;林纾慨叹“自己不能任兵”,却希望通过翻译《埃司兰情侠传》来唤起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据张俊才先生收集整理,林纾翻译的作品不仅包括社会科学著作、小说,还有外国评论的翻译。林纾一生翻译了57篇外国人的论文,其中有28篇都是外国人评论中国时局,研究中国内政的文章,如《论中国盐税》、《论中国宪法》、《论中国破产》、《论山东铁路情形》等。从以上的众多例子中不难看出林纾为唤起国人警醒、为完成他的爱国事业而煞费苦心。
林纾著译中的异化和归化现象
异化与归化是翻译过程中解决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差异的两大基本模式和方法。柯平认为,归化翻译倾向于用带有某些文化色彩的词语来翻译原语词语,通常做法是:“撇开原文的词语与句法,抓住其语用意义,从译语中选取与原文语用意义相同的表达方式而译之”[1]。相对而言,异化则更多地在译语中引进原语的表达方式。
林纾著译过程归化倾向与异化倾向兼而有之,但总的来说前者大大超过了后者。这应归因于当时特定的社会与文化背景。清末的知识分子接受的是私塾教育,学的是《四书》、《五经》、《史记》……,争的是通过八股文考试入仕当官。由于从小受古诗文的熏陶,林纾特别热衷于诗文,在他的教学中也采用平日熟读的《史记》《汉书》为教科书。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林纾译文文字表述形式的文言化。以色列特拉维夫派的著名学者Evan-Z 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为我们理解林纾译书的归化倾向提供了更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如果某一文学多元系
统十分强大,使翻译文学处于一个次要地位,以这一多元系统为目标系统的译者往往会采取归化式(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的翻译方法;而如果翻译文学多元系统处于一个主要地位,译者则多采取异化式的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2 tion)[2]。林纾所处的时代仍属于封建王朝社会,长期以来,国人都认定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自然也应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中央大国的意识早已根深蒂固,人民只相信中国有辉煌的文化,而全面否认了外国的文学及文化,在这种情况下翻译文学的地位自然是处于劣势(这一现象是有事实可考的:当时社会对外国文学作品以及对翻译持蔑视的态度,以致于林纾与王寿昌在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中都避免用他们的真实姓名,而是用笔名:冷红生和晓斋主人)。
林纾在思想上的归化倾向决定了他在译书过程中所采用的归化的翻译手法与技巧即意译[3],林纾的译文“全然不拘于原文的句、段”,他认为掌握全文的大意是翻译的关键,在《译林叙》中,他明确提出:“华洋文字,体本不同。更易门面,篡削字句,无乎不可。非必穷意摹凝,反或冗晦。”但他的译作却能生动、如实地传达原文的风格情调。究其原因是他始终恪守中国古文文论精髓———“讲意境、守义法”。在他看来,“意境义法概置弗讲者为庸妄”、“神也,韵也,味也,古文之止境也”[4]。换言之,林纾认为翻译小说不在于讲究具体的字句上一一对应的翻译,而是重在传达小说的意境与整体的神韵,让译本读者体验与原本读者一样的感受。
处在一个社会、文化观念转型历史时期的林纾并不完全保守封闭,他既努力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又提倡积极向西方学习。在翻译思想倾向上由归化向异化转变:在译文序跋中,他提倡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他后悔自己不谙外文,认为学习外文对翻译、对国家都极为重要,于是便“敦喻诸生,极力策励其恣肆于西学”,将“中西二文溶为一片”;他还把当时出版的一切外国书籍的译本买来阅读,为的是更好地熟悉外国作品的风格与写作技巧;译介完成数部外国小说之后,他深感西洋小说“内容新鲜,作法奇妙”,甚至曾经说过要采用哈葛德和迭更斯先生的笔法写小说;除此之外,林译小说中不乏有大量的外来词汇和欧化句法,如:在《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拍卖情节中,林纾多次用音译的“弗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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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货币中franc(法郎);另外还出现了至今都通用的“礼拜”一词代表week(周,星期),对于很多人名和地名,林纾几乎都是直接音译,如地名“拉非德”,人名“马克格尼尔”,“亚猛”,“汤姆”等等。
从归化和异化的不同倾向中,我们见到了一个集矛盾于一身,不断完善自己的转型时期的林纾。他囊括了中英文两种语言的精华以及其他译家的经验,译介出了许多有助于国人了解西方国家的文学作品,使中国近代翻译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林纾译作与变体翻译
黄忠廉先生于1997年这样给变体翻译下了定义:变译是译者根据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扩充、取舍、浓缩、阐释、补充、合并、改造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中心内容或部分内容的翻译活动。也就是说,翻译的范围是广袤而深远的,它不是一个教条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一种具有一定特定目标(即译成的可以让读者顺利接受的译作),却可以通过不同手段达成这一目标的一种语言交际活动。变体翻译相对于全译来说为译者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它在解放译者的同时,也将读者从繁重的全文阅读中解脱出来。变译早在17世纪的英国就曾出现———翻译家德莱登译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译罗马诗人维吉尔《伊尼德》都有删节,中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严复所译的《天演论》采用的就是摘译。当今,信息量的飞速增长再也不允许人们对每一篇文章的每一个段落都进行详细的翻译或阅读。较为有效、快捷的摄取信息的途径就是阅读一些经过浓缩处理的译作。这样,读者既能从中了解作品的全貌和整体感觉,又可以节省时间。这是现代社会快节奏生活对翻译提出的新要求。应此需求,变译得到大力的提倡,渐渐成为新时代的翻译新理念。
回顾几十年来译界关于林译小说的评判,虽然大多数评论家对林纾译书的爱国动机、惊人的译书速度、浅显明了的译文效果持一致肯定的态度,但总的看来,否定的观点占了上风。批判的重点集中于:译文中随意添油加醋,用字冗赘;内容上删节很多,在作品体裁上也加以改变,以致于失去了原文的“美与风格”。
但黄忠廉先生在《翻译变体研究》一书中的一段文字从另一方面给我们很大启示:“纵观翻译史,对原文信息总体上不增不减的翻译应该说是世界翻译运作的主流,但不乏对原作有增有删、加入己见、有评有写、甚至是偷梁换柱之作。细读上个世纪之交的严林译作,不难发现主流之下淌着的暗流。”在了解变译的定义和特征后,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对原文的增删,或是原文与译文体裁的相异,都可将林纾的翻译归入“变体翻译”的范畴,而且称得上是成功的变体翻译。林纾采用变译实属无奈之举,因为他丝毫不谙外文,只能靠别人的译述来完成译文。然而,他对小说的情感悟性极高,极易融入小说的情节,正如他在“《鹰梯小豪杰》叙”、“《黑奴吁天录》跋”等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提及的他在译书过程中忍不住“且译且泣,或喜或愕,一时颜色不定,似书中之人。”读到关键之处,则“即吾亲切之凄婉,遇难为悲,得志为喜。”由于他入境快,把握全文的情感准,加上非凡的文言文表达能力,他的译作刻划的人物及故事情节惟妙惟肖,特别感人,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也极为深刻。林纾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不讲自明的道理:译书很重要的是对作品有敏锐、深切的感受能力,全身心地投入,这才是取得佳绩的关键。因此,我们不能狭隘地用“信、达、雅”的标准来衡量林译小说,将其译作一棍打死,给它们扣上了“不忠实于原文”的帽子。反之,笔者认为在多样化翻译得到承认的当今译界,林纾的译作应该得到重新评价和审视。
让我们先以删节的一些实例为切入点,来探明林译小说作为“变体翻译”译例的成功所在。林纾采用的翻译手段中“删节”是最为常见的,同时它也是林译小说被批评的焦点所在。林纾的译本从篇幅的长短上与其他译本有着天渊之别。如一共44章的《黑奴吁天录》,林纾的译本字数是9万2千多,而出自黄继忠先生的《汤姆大伯的小屋》(即《黑奴吁天录》)却有34万字之长;出自林纾之译笔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字数约4万3千多,而陈林、文光所译的《茶花女》译本的字数则达12万6千字左右。以上的数据足以证明林纾在其译作中采用的删节的频繁度。这些删节是否影响了读者对译作的总体感觉呢?让我们一起看看他译作中比比皆是的删节例子中的一个普通段落的翻译(《黑奴吁天录》的第八章第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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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伊丽莎逃亡的译文):
黄继忠先生的译文是:
伊丽莎奋不顾身地逃过俄亥俄河,
正是暝色苍茫时分。河面上缓缓升起了
一片灰蒙蒙的暮霭;她一上岸之后,就
完全消失在晚雾之中。波涛汹涌的激流
以及大片横冲直撞的浮冰,在伊丽莎和
身后的追兵之间,形成了一重无法逾越
的屏障。因此海利只得沮丧地、慢吞吞
地回到小饭店里去再作计较。老板娘为
他打开一间小客堂,里面铺着一块破旧
的地毯,地毯上面摆着一张桌子;桌子
上铺着一块发光的黑油布,周围有几把
瘦长的高背椅子;壁炉架上摆着几个鲜
艳夺目的泥菩萨,炉子里还微微有点冒
烟;壁炉旁边放着一张硬木的长睡椅,
显得地方很局促。海利坐在这把睡椅
上,叹着人生多变,好景不长。
林纾的译文是:
意里赛既脱险,天已向黑,海留犹
怒立河岸视之,模糊不可复辨。然大河
亘其前,万不能涉。因叹息至意里赛所
住之逆旅,主人许店人除一舍处之。海
留独居静念,以为天下事多捉摸不定。
比较两段译文,林纾的译文明显比黄继忠先生的译文短。这当然首先归功于他所采用的简洁的文言文,以及熟练驾驭古文的能力。另外,黄译文中笔者加上下划线的内容在林纾的译文中都被略去了。纵观全段的大意,这两处描写与本段的主要情节———“追踪”并无太大的关系,因此,它们的略去不会影响读者对译文的总体感觉和理解。反之,去掉了这些无伤大雅的旁支末节,林纾的译文显得更加清晰和简洁,同时也为读者节省了许多时间。在林纾译文中这样将一些与主题和中心没有很大关系的细节删去的情况是常见的,在笔者看来,只要它们不破坏原文的主要意旨,能保持原文的神韵,在译文中都是容许的。这样的译文效果也进一步证明了林纾的译文是成功的变体翻译。
林纾译文中另一种常见的变译手段是“增补”。这些增补并非无中生有,而是他根据译文的内容进行的延伸或者是通过一些文字描浓当时的意境。这些增补在以前的许多评论文章中都被认为有“随意增补”之嫌。在这点上,张俊才先生可谓独具慧眼,在1992年著的《林纾评传》中,他这样阐述:“这些增补经常是原文的基础上加上补充和润色……这些增补无疑使译文更富有意境美和艺术表现力。”现在,让我们一同来看看林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中叙述马克在巴尼克温泉疗养区与公爵相识的一段译文:
“无何,女公子死。公爵衔哀,不
可以状。一日闲行堤上,柳荫浓翳中,
见马克微步苔际,倩影亭亭,酷肖其殇
女,大惊,因与马克执手道姓氏,
……”
再看王振孙的《茶花女》中这一段的译文: 一天早上,公爵在一条小路的拐角
处遇见了玛格丽特。他仿佛看到他女儿
的影子在眼前掠过,便上前拉住了她的
手。
相比之下,林纾根据自己对原本主人公思想感情的把握,加入的一些细微、生动的描写字眼,如:“微步”、“倩影亭亭”、“酷肖”、“大惊”,将当时公爵的心情及周围的景致勾勒得惟妙惟肖。如此一来,林氏的译文比起王振孙的译文就显得生动、传神,也更富有感染力。
虽然变译与全译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手段,但结果是一致的。林纾采用了这些变译手段可以说从大体上看并没有影响对读者传达原文信息的目的,反而,在许多地方使译文比原文来得更生动逼真,更吸引读者。于这点译界是有共识的:郑振铎先生曾以《孝女耐儿传》中描写市民妇女的译文为例,说明林纾能够将原作中最难表达的地方有分寸地再现出来。茅盾先生也认为林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与原文中的人物相比,几乎一模一样。
总之,无论是“删节”或“增补”,林纾遵循的都是:顺应中国人民的表达习惯和熟悉的表现形式使译文与原文从总体感觉上保持一致。林纾在翻译过程中更为注重的是读者的感受。这与现今的翻译界将翻译的评判焦点放在读者身上,提倡翻译要以读者为中心(reader-centered),考虑读者在阅读译作时的反应是相一致的。
时代在变迁,人们的观念也在改变,新的时代已给翻译界注入了许多新鲜的血液,虽然林纾在翻译过程中由于不懂外文而出现的某些讹误也确实存在,但我们不应因这些小的瑕疵而否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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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作的优点和价值,我们更有必要用新世纪的眼光来重新辨证地审视这位中国近代译坛的前驱,并正确地估价林译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化史、翻译史上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柯平.释义,归化和回译[J].中国翻译,1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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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陈 芳)
A Further Study on Linshu and His T ranslations
L IN Pei2Xuan
(The Foreign L anguage Institute,Fujian Norm al U niversity,Fuz hou350007,China)
Abstract:Linshu and his translations is always a topical subject in Chinese literary world while there were many negative ideas on his translations before.As a lot of new theories have emerged in Chinese trans2 lation field in recent years,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reevaluate this outstanding pioneer of Chinese translation front and his translations.This paper aims at discussing this topic from his translation attitude,foreignizing and domesticating tendency of his ideology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his translations and transformed transla2 tion.
K ey w ords:Lin Shu,foreignizing;domesticating;transformed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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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林纾之翻译选材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7816017634.html, 浅析林纾之翻译选材 作者：范荣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9年第20期 摘; 要：林纾的翻译在晚清翻译运动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无论是林译的数量还是其影响力都堪称晚清翻译史上的奇迹。对林纾翻译的研究多集中在其翻译策略或翻译手段的选择，其实林纾对翻译作品体裁的选择也是全面研究晚清翻译运动不可缺少的内容。林纾对小说这一体裁的执着受制于内外动力的驱使，这样的选择虽然局限了当时国民对西方文学的全面解读，但却使得其顺利进入晚清读者视野，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晚清翻译运动的兴起。 关键词：林纾;翻译选材;内外合力 作者简介：范荣（1976-），女，汉族，重庆市人，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生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翻译与文化、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0--02 1.引言 作为晚清小说翻译运动中杰出的翻译家代表，林纾以其巨大的译本数量及广泛的译作影响堪称第一人。据统计，晚清纯文学作品的译本大约为300-400种左右，而林纾的作品即使以最保守的计算也有180种之多。基于林纾对晚清翻译运动的杰出贡献，后世学者对其译作研究颇多。然而，学者们大多关注其“归化”的翻译策略及“删、减、改”的翻译手段，而鲜有讨论在翻译过程中林纾为何对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执着的选择和偏爱。众所周知，林纾的翻译发生在晚晴这一“翻译之社会功能高于文学功能”的特殊时期，因此，探讨林纾及当时整个晚晴译界何以将“开启民智”这一重任施以小说——这一从问世以来就一直备受中国史家轻视的文学体裁是完善对林译小说甚至整个晚清翻译运动研究的有益尝试。 2.林纾之翻译选材 1897年是林纾人生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位完全不识外文的落第举人与魏翰、陈 家麟等曾经留学海外的才子开始合作翻译了域外小说，而且凭借引起巨大社会反响、造成“洛阳一时纸贵”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让自己奇迹般地走上了自己辉煌且短暂的翻译生涯。 林纾一生译作丰硕，在经过历代学者锲而不舍的努力考证下，我们对其翻译作品的数量及类型做出了基本清楚的统计。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纾的翻译》里著录了林译作品184种;1982年第六期的《读书》连燕堂撰写了《林译小说有多少种》将其翻译作品数目更正为183种;1991年商务印书馆重印《林纾的翻译》，其中马泰来先生在所编的《林纾翻译作品全
2020年评价林纾 [林纾翻译思想评价]
林纾翻译思想评价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纾是中国翻译史上的开拓者，与严复齐名。他合译了《黑奴吁天录》、《茶花女》等多部西方小说。 林纾（1852-1924），福建岷县人。林纾出生于普通家庭，父亲是小商人。但林纾志存高远，可惜仕途坎坷。31岁中举，后七次考进士。 林纾所处时代，中国正在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西方列强瓜分对方。林纾的爱国思想贯穿于其翻译思想之中。时过境迁，但是对林纾翻译思想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评论家们对其思想亦是褒贬不一。 首先，林纾讲究翻译作品的救世功能和启发民众智慧的作用。林纾深受梁启超文学思想的影响，倡导多译小说。他指出国外作家多靠小说启发民众智慧，因此要大量介绍小说，发展翻译事业来?开民智?。林纾提出此点，归根结底也是因为其一颗赤子之心。因此，使其译品的受众更广，这一点十分可贵。林纾翻译作品，有其爱国救世的崇高目标。并从这一目标出发，选择翻译作品的类型。林纾多选择西方小说进行翻译，便更加专注和专业。因为译者即使拥有良好的双语能力，但是都有其所擅长的风格和领域。 其次，林纾经过长期艰苦跋涉和探索，其有关译学思想的论述都集中在翻译目的与功能上。在近代翻译家中，他是对翻译目的和功能强调最多的一位翻译家。
既强调译品要能达到预期目标和效果，要求译作能够完成其所肩负的任务。而林纾的翻译目的就是爱国与救世。林纾认为救国要靠?实业?，因而在他的译品中也关注对兴办?实业?思想的宣传。 然而，首先，林纾的翻译思想并未形成体系和框架，而只是在其译品的译序和后记之中有所涉及。即使他提出了注重翻译的目的和功能，但是其并未将其系统化，形成翻译理论框架体系。其在翻译思想上贡献也不及严复。 其次，林纾过分注重其因译文中救国思想的宣传，对原文的内容则是有删有减，这一点没有达到对原文忠实的要求。《快肉余生记》（《大卫科波菲尔》）是林纾最满意的译作之一。1981年商务印书馆林纾版重译本字数为27万，而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庄绎传译本字数为80.6万。从这一数字就可看出其中删减了多少内容。 再次，林纾和译了数量最多，且最集中的西方文学作品，这一点无可比拟。但实际，林纾一生却并未出国门一步，不懂得外语。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应当具有较好的双语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准确理解原语内涵。把握原文的语言结构和表现手法等等。如果不懂原文，而是经过他人转述，其中便会丧失很多原语所要表达的内容，或语言形式上的美感。同时，他人在转述是并非能够完全将原语表达内容和形式解说清楚，第二 人在通过转述进行翻译，一定会与原文差距拉大。
林纾的翻译
林纾的翻译——钱锺书 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譌?。”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所施的引“诱”，“譌”、“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1]。“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ni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2]。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象经过翻译似的[3]。但是，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4]，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Traduttore traditore)。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释赞宁《高僧传三集》卷三《译经篇·论》：“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这个比喻使我们想起堂·吉诃德说阅读译本就象从反面来看花毯(es como quien mira los tapices flamencos por el reves)[5]。“媒”和“诱”当然说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里所起的作用。它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6]。 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的，却一变而为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
林纾翻译的得与失
浅析林纾翻译的得与失 摘要：林纾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也是我国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最多最集中的人，享有“译界之王”的美称。在二十多年的翻译生涯中，他一共译书180 多种，达1000 万字以上，其中绝大部分为小说，囊括了英、法、美、俄、日本、西班牙等11个国家90 多位作家的作品。林译小说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学翻译史的新时代，而且深深影响了中国国民，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由于他自身水平的有限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林译小说也常被人们所诟病。本文主要分析林纾翻译的不足与可取之处。 关键词：林纾；文学翻译；小说； 林纾（1852-1924），字琴南，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也是我国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最多最集中的人。在二十多年的翻译生涯中，他一共译书180多本，其中大部分为小说，包括英、法、美、俄、希腊、西班牙等11个国家90 多位作家的作品，世人把它们命名为林译小说。林纾的翻译作品不仅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改变了中国人对外国文学的看法，而且促进了中国文学的革新。 1899年，林纾翻译了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从而掀起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文学翻译高潮。在之后的20余年中，林纾以很快的速度，较高的质量，翻译了180多本文学作品，其中较著名的有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塞万提斯的《魔侠传》、欧文的《旅行述异》等等。由于林纾自己不会外语，所以必须跟他人合
作才能进行翻译。他人口述情节，林纾以极快的速度用文言文笔述出来。这种翻译方法，使得林纾的翻译速度非常快，在短短20年间，竟译出了180多本文学著作（张俊才，1992）。这个数量，至今仍然无人能比。但是，这种翻译方法，有很多不足之处，这些缺点成了人们攻击林纾翻译的主要目标。 林纾的翻译，虽然有很多的不足，但它们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讨论林纾翻译的优点。 第一，近代中国人缺少世界常识，他们对于欧美人总是以一种异样的眼光去看，不是称他们为蛮夷，就是称他们为高超的人种（巴金，1989）。所以，中西之间，总有一道难以跨越的沟壑。通过林纾所翻译的多部小说，近代中国人才知道西方人同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19世纪末，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严复曾说道“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陈衍在《林纾传》中说道“《巴黎茶花女》小说行世，中国人所见未见，不胫走万本”（钱钟书，1981）。这些都说明《巴黎茶花女遗事》在当时的流行。通过这部小说，近代中国人发现，西方社会跟中国的社会，竟然有许多相似之处。顾燮光称《巴黎茶花女遗事》堪比《红楼梦》，这充分说明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和了解西方社会（钱基博，1989）。 第二，以前的中国文人，不仅看不起小说，而且看不起小说作者。所以许多有名气的作家绝不会去写小说，写了小说的也绝不以真姓
浅谈翻译家严复和林纾
西南大学本科生课程论文论文题目：浅谈翻译家严复和林纾 课程名称：翻译文化史 任课教师：孟凡君 专业：英语 班级：语言文学2班 学号：222009322210097 姓名：邬驰倩 2011 年12 月25 日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制
浅谈翻译家严复和林纾 邬驰倩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讨论了近代翻译史中比较重要的两个代表性翻译家严复和林纾。随他们的生平进行了简要介绍，对他们的译著进行了简单分析，并且进行了比较。严复和林纾作为近代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的爱国主义思想先锋，值得我们的肯定和赞扬。 关键词：翻译家严复林纾对比 引言 翻译在我国历史悠久，周王朝时期就有了翻译机构和译员职称的记载，当时所谓“象胥”就是指现在的翻译。当时的翻译多为口头翻译，大规模的文字翻译始于汉代，直至宋元时期，大多是对印度佛经的翻译。这一时期虽然翻译质量，数量都有所发展，但是文化交流局限于东方邻国。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西方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龙华民、汤若望、南怀仁等的到来，西文翻译有所发展。当然，一直到鸦片战争，西文翻译的文本几乎全部为宗教神学和自然科学。 近代中国，从1840 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辛亥革命期间，中国人受到了洋枪、洋炮的攻击，以及洋文、洋教的冲击。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都比中国要先进，于是当时的翻译家们迫切希望通过翻译将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译介给国人，使其开阔视野，革新思想。近代中国对西方知识的译介，严复和林纾这两位伟大的翻译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当时便有“译才并世数严林”的称誉。 1．严复和林纾生平简介 1.1 严复生平 严复于1854年出生在福州南台的中医世家。 1866年，严复父亲病逝，于是他放弃了走科举“正途”。后考入家乡的马尾船政后学堂，主要学习驾驶专业，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
中国著名翻译家：林纾
中国著名翻译家林纾 清朝末年，一个精通古汉语却不懂外文的文人，靠别人的口译，用文言文笔译了《茶花女》等近一百多部欧美小说，为当时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接受西风欧雨的窗口。这个人就是林纾。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秉辉，字琴南，号畏庐、畏庐居士，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闽县（今）人，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 林纾少孤，自云“四十五以，匪书不观”。十一岁从同里薛锡极问古文辞，读杜诗、欧文务于精熟。自十三龄至于二十，“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古籍不下二千余卷。三十一岁结识宗言，见其兄弟积书连楹，一一借读且尽。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后由博览转为精读。对生平所嗜书，沉酣求索，如味醇
酒，枕籍至深。 林纾崇尚程、朱理学，读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饫粱肉”，却能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的虚伪性，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堂堂气节诛教徒。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他维护封建礼教，指责青年人“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还说“荡子人含禽兽性，吾岂可与同群”，又敢把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迦茵小传》整部译出。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诗云： 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林纾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中年而后，“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他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常向马尾船政学堂师生“质西书疑义”。他一生共翻译了英、美、法、俄、日、德、西班牙、比利时、娜威、瑞士、希腊等国小说180余部，其中包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大小仲马、狄更斯、易卜生、司各特、雨果等众多世界名作家的作品。他翻译的小说在当时的读者中曾产生了极大的形响,是大规模介绍西方文学到中国的第一人。“译才并世数严、林”,林纤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是与严复齐名的人物。鲁迅小时候就是林纤译作的一个极为热心的读者。郭沫若在《我的幼年》中说: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最爱好的一种读物。”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就深受林纤译
从林纾文学翻译谈翻译规范
從林紓看文學翻譯規範由晚清中國到五四的轉變：西化、現代化和以原著為中心的觀念* 關詩珮 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 引?言 中國文化從傳統走到現代，林紓（1852–1924）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說，無論在文學史、翻譯史、思想史以及文化史的著作，繞過林紓不論，勢必殘缺不完。林紓從1898年翻譯小仲馬（Alexandre Dumas, 1824–1895）的《巴黎茶花女遺事》（Dame aux camélias）開始，1短短時間便譽滿天下，達到「中國人見所未見」的成就。2五四以來，即使是不同文學觀念的作家、評論家和文學研究者，全都承認或多或少地受到林紓的影響，3甚而在作品中加以模倣以至抄襲。4就是早在五四以前便明確地對林 *本文初稿發表於2006年12月21–23日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舉辦的第二屆中國譯學新芽研討會「書寫中國翻譯史」。會上承蒙彭小妍教授及朱志瑜教授賜予寶貴意見，令我獲益良多；論文修改期間，獲王宏志教授多番不吝賜教，謹此向三位學者深致謝忱。 最後，匿名評審人就本文提出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1阿英（錢杏邨）清楚指出，《巴黎茶花女遺事》譯於1898年，1899年正月「已刻印完峻」。 見阿英：〈關於《巴黎茶花女遺事》〉，《世界文學》1961年第10期，頁113。 2陳衍說：「《巴黎茶花女》小說行世，中國人見所未見，不脛走萬本。」見《福建通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二六〈清三?文苑傳〉，頁2501。 3魯迅、周作人、胡適、巴金、鄭振鐸、朱自清、錢鍾書、郭沫若、鄭伯奇、林語堂等全都承認曾受林紓的影響，在此不贅。 4例如鍾心青三十回的《新茶花》，見〈小說管窺錄〉內所載，「因武林林稱茶花第二，而慶如號東方亞猛，故以《新茶花》名書」。見梁啓超等：《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頁508；另外，曹聚仁也指出過：「至於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絳紗記》、《焚劍記》、《碎簪記》那幾種小說……多少也受了《茶花女》、《迦茵小傳》一類翻譯小說的影響。」見曹聚仁：《文壇五十年》（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頁44。與曹聚仁有同樣看法的還有蘇雪林：〈林琴南〉，載人間世社（編）：《二十今人志》（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頁71–80。當然，更多人熟知的是鴛鴦蝴蝶派。姚鵷雛出自林紓門下，見鄭逸梅：《清末民初文壇軼事》（上海：學林出版社，1987年），頁24。另外，張豂子記述林琴南直指鴛鴦蝴蝶派的周瘦鵑是「摹余筆墨，皆頗肖也」。見張豂子：〈畏廬師近事〉，《禮拜六》第153期（1922年3月19日）。
林纾的翻译
林纾的翻译 —— 钱锺书 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 《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 十六字： “囮，译也。从 ‘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 ‘囮'，读若 ‘譌 '。”南唐以来， “小学”家都申说 “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 ”，好比“鸟媒”对“禽鸟”所施的引 “诱”，“譌”、“讹”、 “化”和 “囮”是'同一个字 [1] 。“译”、 “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 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 “虚涵数意 ”(manifold meaning) ，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 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 “化 ”。把作 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 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又能完 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 “化境 ”。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 “投胎转世 ”(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 ，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 [2] 。换 句话说， 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 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象 经过翻译似的 [3] 。但是，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 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 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 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 [4] ，这是很 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 和走样的地方， 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 那就是 “讹 ”，西洋谚语所谓 “翻译者即 反逆者 ” (Traduttore traditore) 。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 “翻 ”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 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释赞宁《高僧传三集》卷三《译经篇 论》：翻也者，如翻锦绮， 背面俱花'旦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这个比喻使我们想起堂吉诃德说阅读译本就象从反面来看 花毯 (es como quien mira los tapices flamencos por el reves)[5] 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 彻底和全部的 “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 “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 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的， 却一变而为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 读原作。 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 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 向往， 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 引起了胃口， 可是没有解馋过瘾。 他们总觉得读翻译象 隔雾赏花， 不比读原媒”和“诱”当然说 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里所起的作用。 它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 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 引 文学因缘 ”[6] 。
浅析林纾和林纾的翻译
东西方文化关系 课程论文：浅析林纾及林纾的翻译 学号：A0839001 姓名：陈杰 浅析林纾及林纾的翻译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从古到今，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翻译思想及理论层出不穷，关于翻译的标准也不一而言。就翻译
本身而言，一般的翻译人员无需有复杂的翻译思想，只要选择一些有价值的境外作品，用通达、符合本民族文化的要求的语言描述即可。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翻译活动千百年间从未停止，但是翻译这门职业并未获得世人应有的尊敬，也并未承认他在文化交流中应有的价值。若单从翻译学科的角度讲，原作与译作的等值、可译与不可译性是翻译理论中争论的焦点，随着时间和文化的发展，近代西方翻译理论也各持己见。彼得.纽马克在《翻译教程》 中这样描述翻译：什么是翻译，在多数情况下是这样：将原作在文本里的表达的含义通过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但林纾的翻译若只单从翻译学科的角度看，是不能够用翻译标准来衡量其成功或失败的。林纾的翻译与他所在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所以只能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林纾个人和林纾的翻译。 林纾的翻译活动前后可大抵分为两个时期，辛亥革命之前，与辛亥革命之后。林纾生活的年代是中国新旧历史交替时期，社会本身处在变革的年代，且自身政治腐败，经济科技十分落后，面临着外国列强的经济文化的双重侵略。林纾作为一个受过封建 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思想中有进步的东西，也有落后的东西。 《闽中新乐府》是林纾公开发行的第一本诗集，诗文通俗易懂，号召民众反帝救国，对封建科举制度和教育方式十分不满，因林纾生活贫苦，在他的作品里很多反映下层民众生活疾苦，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林纾鲜明的民族思想。与维新派不同的是，他不但主
林纾小说文学翻译论文
林纾小说文学翻译论文 在译自狄更斯的《董贝父子》（DombeyandSon）小说中，林纾描述了 董贝一家由盛而衰的不幸遭遇以及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疾苦，希望以 此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从而改良政治，推动社会变革。在《迦茵小传》（JoanHaste）、《巴黎茶花女遗事》（Ladameauxcamélias）、《块肉余生述》（DavidCopperfield）、《离恨天》（PauletVirginie）等小说中，都传递出对西方社会自由、平等婚恋 观的肯定，表现出强烈的反封建礼教色彩和人文精神。 而同时，林纾为使译作被广大读者所接受，他在翻译过程中适时迎合 主流意识形态、考虑国人的心理接受水准，对原著内容进行删减或改编。在《黑奴吁天录》的《例言》中，林纾曾写道：“是书言教门事 孔多，悉经魏君节去原文稍烦琐者，本以取便观者”。因此，在不影 响情节叙述的前提下，他将书中原著作者抒发宗教情怀、宣扬宗教力 量的大篇幅相关基督教义的描写大量删去，以剔除宗教局限性对作品 思想意义的影响。此外，为迎合国人的阅读习惯，将大量细致的环境 描写、人物心理描写删减或缩译以突出作品的故事情节。例如，《块 肉余生述》开篇第一章原著作者关于医生的127个词的大段描写，被 林纾仅以“医生平惋不杵人，亦不叱狗”11个字一笔概括，堪称经典。同时，为顺应我国传统儒家思想“以孝治天下”“百善孝为先”的价 值理念，林纾还将很多原著的书名加以中国化转译，例如，将英国作 家哈葛德的《蒙特祖马的女儿》（Montezuma’sDaughter）译为《英 孝子火山报仇录》、将大畏克司蒂穆雷的TheMartyredFool译为《双 孝子喋血酬恩记》、将狄更斯的《老古玩店》（TheOldCuriosityShop）译为《孝女耐儿传》、将Dr.JohnsonandHisFather译为《孝子悔过》等。 第二，林纾还采用异化策略，在坚持使用古文笔体翻译西文小说以挽 救古文逐渐衰亡命运的同时，积极改良章回体等文言叙事传统，借鉴 西方文学元素，介绍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西方文学的创作手法，以 通过“以彼新理，助我行文”赋予古文更加丰富的价值和表现力，另
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
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 林纾（1852～1924年）近代文学家、翻译家。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早年曾从同县薛锡极读欧阳修文及杜甫诗。后读同县李宗言家所藏书，不下三、四万卷，博学强记，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考进士不中。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名益著，因任北京大学讲席。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后在北京，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 林纾，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室名春觉斋、烟云楼等。 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举人，官教论。工诗古文辞，以意译外国名家小说见称於时。复肆力於画。山水初灵秀似文徵明，继而浓厚近戴熙。偶涉石涛，故其浑厚之中颇有淋漓之趣。其题画诗云：“平生不入三王派，家法微微出苦瓜，我意独饶山水味，何须攻苦学名家？”花鸟得其师陈文台之传，淡墨薄色，神致生动。晚年居北京，求者多以山水，而花鸟则不复作矣。著畏庐文集、诗集、春觉斋题画跋及小说笔记等。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别属冷红生，1852年出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林纾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孰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但由于家境贫寒、且遇乱世，他不得不为生计终日奔波。闲时他也不忘苦读诗书，13岁至20岁期间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1882年对于林纾来说是关键而又具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从一个穷秀才一跃成为江南赫赫有名的举人。在摆脱贫困窘境的同时，他广结师友、饱读诗书。爱国心切的他，虽已过而立之年，却不辞辛苦，七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原本一心报效祖国的林纾"七上春官，屡试屡败"因而从此绝意于仕途，专心致志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897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纾捧着《闽中新乐府》和让洛阳"一时纸贵"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开始了他迟来且丰硕的著译生涯。然而，林纾涉入译界却是极为偶然的事，他的译作如此畅销也在意料之外。当时恰逢林纾母亲去世，接踵而至又是妻子病故。魏翰、王寿昌等几位好友为帮林纾走出消沉的困境邀他一同译书。 林纾起先再三推脱，最后才接受了这一请求。《巴黎茶花女遗事》得到国人相当的认可，从某种程度上激励着林纾沿着翻译文学作品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在之后短暂的27 年生命里，他不仅用一腔爱国热血挥就了百余篇针砭时弊的文章；用犀利、恰切的文笔完成了《畏庐文集》《讽喻新乐府》《巾帼阳秋》等40余部书，成功地勾勒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人生百态；而且
林纾翻译研究新探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2期(总第119期) JOURNAL OF FUJ IAN NORMAL UN IV ERSIT Y (Philos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 Edition ) No 12,2003G eneral ,No 1119 林纾翻译研究新探 林佩璇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摘 要:林纾及其林译小说一直是中国文坛的热点话题,但对他的译作持否定态度的人很多。笔者拟用新世纪的新的翻译理念从翻译态度、归化与异化倾向以及他的译文与变体翻译的关系三个方面来审视这位翻译界的前驱及其译作。 关键词:林纾;归化;异化;变体翻译 ΞΞΞ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3)02-0096-05 林纾是中国近代文学史、翻译史上非常典型的人物。他自幼嗜书如命,熟读《史记》、《左传》、《汉书》及唐宋名家作品,练就了一手优雅、凝练的中国古文文笔。更得世人称道的是,他不谙外文,却借他人之口、用娴熟、精湛的古文为国人翻译了180余部的西洋小说,于清末民初风靡一时,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学开辟了道路。 中国文学界对林纾的研究在80年代曾经比较热闹,其中许多文章围绕林译小说而作,但褒贬不一,莫衷一是。近的一二十年人们似乎渐渐淡忘了这一话题。近几十年来,中国译界引进外国论著及观点,在译学观点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译论方面也比先前丰富了许多,因而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新世纪以新的翻译观来重新审视这位充满矛盾的人物。 译书是一项爱国实业 综观中国几百年的翻译史,大多数翻译家并非纯粹从事翻译,而是多项工作兼而有之,在他们丰硕成果的背后总有一种信念在暗暗地支持着他们。林纾一生爱好琴棋书画,著有小说、史传 不下百种,译书180余部,那么,在短短的20 多年里,是什么信念支持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译出数量如此可观的西洋小说呢?是他的一颗拳拳爱国之心。林纾不是一名血战沙场的爱国将士,但马江战役后他奋笔疾书,向钦差大臣控告何如璋的贻误战机;为甲午海战死难将士拟写《甲午海战覆盆录》;每每与朋友商讨新政,指摘时弊……这些都无不表明了他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作为一介书生的他无以报国,但又不希望国人屈服于外国的奴役,便潜心探究国人为何不能与西方人抗衡,得出原因在于“欧人日励于学”,而亚洲人“终日昏昏沉沉”(《清议报》1900年“译林叙”一文)。他认为“开民智,新亚人耳目”是当务之急。在“立学堂”、“作演说”和“译书”之间,他权衡再三,选定译书为实现“开民智”的最奏效的办法Ξ 。于是,他决心“多译有益之书以代弹词,为劝喻之助”(《爱国二童子传》达旨),将译书作为他报国的“事业”。他的愿望是通过译介西方文学作品让国人了解西方社会与文化,他意识到国家正处于危难之际,并奋起保家卫国。他的爱国热情形成了他的译书动机。《汤姆家事》的序跋中,他谈及自己的译书动机是“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悲怀耳。”“余与魏君同译 — 69—ΞΞΞΞ《译林序》“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 作者简介:林佩璇(1972— ),女,福建惠安人,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收稿日期:2002-08-22
钱钟书《旧文四篇：林纾的翻译》阅读练习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象经过翻译似的。但是，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 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的，却一变而为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他们总觉得读翻译象隔雾赏花，不比读原作那么情景真切。 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勇于自信的翻译家也许认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需再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效力。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品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灭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 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他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能读原文以后，再来看错误的译本，有时不失为一种消遣。有人说，译本愈糟糕愈有趣。我们对照着原本，看翻译者如何异想天开，把胡猜乱测来填补理解上的空白，
林纾论文：林纾翻译和“林译小说”
林纾论文：林纾翻译和“林译小说” 摘要：林纾是晚清翻译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我国近代翻译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林译小说”对我国很多文学家和作家起到了很大的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同时也丰富了我国文言文的表达和白话文的词汇。本文以林纾翻译的背景和特点为主要分析对象，最后总结了“林译小说”的历史作用和贡献。 关键词：林纾；林译小说；晚清翻译；贡献 林纾是晚清翻译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我国近代翻译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林纾所翻译的多是外国文学作品中的长篇和中篇小说，且数量巨大，达180余种，涉及11 个国家的98 位作家，其中不乏名家名著，而且很多名著还是第一次被译成中文，因而林纾所翻译的外国小说曾风靡一时，使得无人问津的小说书籍一时“洛阳纸贵”，故被人称为“林译小说”。“林译小说”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时代现象，成为一个特有事物，除了以上原因，还在于林纾特有的翻译过程和备受争议的翻译方法。林纾翻译的过程是和别人合作完成的，因为他本人不懂外文，所以他是在别人口述的基础上，经过第二次加工再译成文言文的。这样做就不免会有误译、漏译甚至是歪曲原文的情况发生。故而，林纾的翻译曾受到过后人强烈的抨击，尽管如此，“林译小
说”仍然备受晚清读者的厚爱，并对中国文学翻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林纾翻译目的和晚清翻译状况 清朝末年，中国正处于社会存亡的危难时刻，内忧外患激起了不少爱国志士的救国之心。严复希望通过翻译西方社会学著作来拯救国家，而林纾则选择西方文学来唤起国人的民族意识。尽管林纾在选材上会有科幻小说、侦探小说这样能够吸引读者眼球的作品，但其中也有不少是政治小说，“急于翻译能够开通民智、激励民气的政治小说或英雄传记”（朱安博，2009：66）。比如《汤姆叔叔的小屋》（林译《黑奴吁天录》），他在译本的《序》中强调了自己译书的政治目 的:“其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原书以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生其悲怀耳! 方今嚣讼者已胶固不可喻譬,而倾心彼族者又误信西人宽待其藩属,跃跃然欲趋而附之。则吾书足以儆醒者,宁云少哉! ”（朱耀先、张香宇，2009）。 林纾在选材上多是小说，尽管当时小说的地位还很薄弱，但是当时的林纾已经认识到了文学作品对于改变国人精神面貌的重要性。对小说教育功用的强调使得小说的历史地位得到改善，从“小道”一跃进入大雅之堂。为了开启民智、鼓荡民气、输入新观念与新知识，政治小说、军事小说、科学小说的翻译为晚清译者所追求。既然精英知识分子推广小
钱钟书《旧文四篇：林纾的翻译》阅读练习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17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但是，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 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的，却一变而为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他们总觉得读翻译像隔雾赏花，不比读原作那么情景真切。 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勇于自信的翻译家也许认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需再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效力。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品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灭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 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他引导若干读者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能读原文以后，再来看错误的译本，有时不失为一种消遣。有人说，译本愈糟糕愈有趣。我们对照着原本，看翻译者如何异想天开，用胡乱猜测来填补理解上的空白，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简直像一位?超现实主义?的诗人。但是，我对林译的兴味绝非想找些岔子，以资笑柄谈助，而林纾译本里不忠实或?讹?的地方也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助手们语文程度低浅、不够理解原文。
浅谈林纾林译小说的贡献及影响
浅谈林纾林译小说的贡献及影响 摘要：林纾及其小说一直以来是中国文坛和翻译史上的热点话题，对他的译作争议也颇大．持肯定和否定态度的人争论不已。本文就林纾小说的地位和影响来探讨他的翻译在当代的可取之处。 关键词：林纾；林译小说；思想观念；近代文学；贡献及影响 一、引言 作为一名不懂外语的翻译家，林纾为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这是学术界一直在探讨的热点话题。尽管在“五四”以后，评论家对其翻译时有诟病，但作为一名不懂翻译源语的古文大家，林译小说在当时能成为“畅销书”，就足以证明其独特性及存在的合理性。 他的翻译活动都是经由通晓外语的朋友述说情节，在做出记录之后，加工润色，然后译出。虽然他翻译的作品后世评价不一，以现在的翻译理论与标准来衡量林译小说，其翻译的忠实程度和技巧确实值得商榷，但是总的说来，他给后世留下的大量的介绍西方的作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在当今在翻译时他的翻译思想还是值得借鉴的。 二、林纾其人及林译小说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自号冷红生，晚年称补柳翁、践卓翁，福建闽县人。林纾幼年家境贫寒，靠母亲、姐姐做女工度日。出生在一个小商人家庭，家境较贫寒。林纾自幼好学，酷爱读书，但脾气暴躁、固执。林译小说运用古文，且全部采用合译的形式，即在别人的口头翻译合作下，“耳受手追，声已笔止。”他以极好的古文修养，娴熟的表达技巧和流畅的文笔，形成了他独特的译文风格。第一部林译小说是1899年出版的根据法国小仲马的小说译成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以后著名的如《黑奴吁天录》等。林纾一生共译出11个国家中98位小说家的163部作品。 三、林译小说的贡献 林纾的翻译思想受到不少人的争议，有的人说他的翻译漏洞百出，错误随处可见。那么，林纾的翻译在当代到底还有没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呢?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书中写道：“重温了大部分林译，发现都值得重读，尽管漏
翻译家林纾
林纾其人（不懂外文的译者林纾） 林纾(1852～1924年)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人。工诗古文辞，以意译外国名家小说见称于时。 林纾的翻译活动 林纾翻译小说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庐刊行。这是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具有里程碑标志的作品，也是介绍到中国的西洋小说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备受赞扬。也正是这一译著的成功激起了林纾译介外国文学的热情，促使他走上了文学翻译的道路。 后来他又与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先后翻译了共计二百余种（说法不一），达一千二百余万字的作品，包括英国、法国、美国、俄国、希腊、比利时、瑞士、西班牙和日本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个作家的作品，它们牢固的确立了林纾作为中国新文化先驱及译界之王的地位。至此，林纾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及译界的泰斗，并留下了“译才并世属严、林”的佳话。他的译作打开了一扇窗户，使国人通过外国文学著作了解西方的社会生活，人民思想感情，人生观与价值观。钱锺书曾说：“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 前后两个时期的翻译质量 “接近三十年的翻译生涯显明地分为两个时期。癸丑三月（民国二年）译完的《离恨天》算得前后两期之间的界标。在它以前，林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在它以后，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钱钟书先生甚至用袁枚论诗所说的“老手颓唐”来形容林后期的翻译。 在前期的翻译工作中表现出了极严肃的态度，出现了很多精品。林纾早年翻译外国小说，重视社会效应，并不看重稿酬，翻译生气勃勃，流光溢彩，翻译的作品以名著和政治小说居多。但辛亥革命后则正好相反，他的翻译开始向末路过渡，政治小说逐渐被越来越多的言情、侦探小说代替。林纾后期译笔渐失光彩，不仅文字枯燥，支离纠绕，而且不想前期那样写有序、跋、小引、例言、短评等。“后期翻译所产生的印象是一个困倦的老人机械地以疲劳的手指驱使着退了锋了秃笔，要达到“一时千言”的指标。他对所译的作品不再欣赏，也不甚感觉兴趣，除非是博取稿费的兴趣。换句话说，这种翻译只是林纾的“造币厂”承应的一项买卖”。 译者主观感情的介入问题 客观要求不介入，译者不自觉介入。（翻译的过程体现着译者意识形态的参与） 林纾极力主张译者应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强调翻译的目的与教化、传播
不懂外语的翻译家林纾
不懂外语的翻译家林纾 1897年，林纾（1852-1924）夫人的病逝是他郁郁寡欢，适逢此时，他认识了从法国归来的王寿昌，后者劝林纾与他合译小仲马的名作《茶花女》以派遣忧愁。这样，不懂外语但有深厚古文修养的林纾借助于口译者的解说，用文言完成了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不料，此书出版后竟轰动一时，名扬天下。小仲马的故事固然荡气回肠，林纾的译笔也哀婉动人，因而当时有人称此书为“外国《红楼梦》”。从此，林纾一发不可收拾，一位不通外文的古文家竟成为中国近代最著名的翻译家。林纾一生共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一百八十余种，其译作在社会上广泛流产，“林译小说”也成为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专名。 Lin Shu, the Translator Who Did Not Know a Foreign Language In 1897 Lin Shu (1852-1924) lost his wife,leaving him in a state of grief and depression. It was at this time that he got to know Wang Shou chang, who had returned to China from France. The latter managed to persuade him to co-translate Camille as a way of relieving his despondency. Lin Shu, who did not know a word of French but had an excellent mastery of classical Chinese, then finished translating the novel into classical Chinese by virtue of Wang's interpreting. Renamed The Tragedy of Camille in Paris, the publication of the novel caused a great sensation and made the translator known throughout the county. The original story is heart-rending and soul-stirring, and Lin Shu's language is felicitously pathetic and touching. Hence some Chinese people claimed this book to be " an outlandish Dream of Red Mansions". From then on, Lin Shu translated more books, and this master in classical Chinese language who did not know a word of any foreign language thus became the most famous translator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is lifetime, he translated altogether over 180 titles of foreign literary works, which became very popular in his time. "Lin's translation of novels" has become a special term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林纾晚年成为新文化运动最激烈的攻击者，然而他最大的贡献恰恰在于以其译作推动了近代文学的发展。“五四”时期几乎所有著名的作家都坦言曾受到林译小说的滋养，正是林纾小说使他们对外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寻求利用异国文化资源来建立新的文学。可以说，林纾最终用自己的译作使他们开始向新文学和新文化过渡，而埋葬了自己最执著的传统文学与文化。 Lin Shu, in his later years, was the most vehement critic of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Nevertheless, his greatest contribution lies in none other than the fact that his translations propell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lmost all the famous writers active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frankly admitted that they drew sustenance from Lin's translations. It was Lin's translated novels that cultivated in them a strong interest in foreign literature and led them to turn to foreign literary source to create their transition to new literature and new culture, effectively heralding an end to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o which he was so devo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