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一、本章基本历史线索

基本历史线索——（1927.8——1937.7）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该时期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中心内容是土地革命，所以也称10年内战时期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其主要历史特点是：①这10年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经历的最艰难、最曲折的历史阶段，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战胜了千难万险；②党开始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并逐步把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③党同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由破裂到重新组合，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又逐步形成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④在同阶级敌人的艰苦曲折的斗争中，在同党内“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党逐步提高了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水平，毛泽东思想逐步形成并在多方面展开。党逐步达到政治上的成熟。

第八章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政局

第一，新建立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政权，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仍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中国社会的性质没有变化，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且，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榨也更加严重了。由此，也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没有变，依然是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全国统治的建立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实行“清党”、“分共”政策后，国民党立即陷入互争雄长的派系角逐中。1928年底，国民党各派系在一致反共的基础上，建立了以蒋介石为核心的暂时统一的南京国民政府。

当时，国民党各派势力主要的有三个：以蒋介石、胡汉民为代表的南京派(简称宁派)；以汪清卫、唐生智为代表的武汉派(简称汉派)；以谢持、张继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简称沪派)。宁汉两派各有一个国民党中央，各有一个国民政府，西山会议派则有一个国民党中央党部。三派之外还有一些各自为政的地方实力派，如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以冯玉祥为代表的西北军和以阎锡山为代表

的山西军阀等。国民党内各派的纷争，当时主要表现为宁汉的矛盾和斗争。武汉方面组织有东征军，兵分两路，由唐生智、张发奎指挥“东征讨蒋”；南京方面也派出军队，由李宗仁指挥，“西征讨共”。冯玉祥则居间调停。宁、汉双方都争做国民党纳“正统”，以便由自己来掌握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的反革命政权。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宁汉双方在共同反共的基础上开始相互妥协，并在宁方宣布废除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恢复西山会议派骨干分子的国民党党籍后，宁汉沪三方开始合流。

此时，对蒋介石的处境十分不利。以汪精卫为首的汉方要求宁方承认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为国民党的最高机关，并取消蒋介石的权力。在宁方内部，由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徐州前线败于孙传芳的部队，早有取蒋而代之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机移兵南京，逼蒋下台。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采取暂避锋芒，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927年8月13日宣布下台，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宁方实权落到早就想联汪伐奉的桂系手中，从而为宁汉双方合流创造了条件。

蒋介石的下野，进一步促进了宁汉合流。8月22日，汉方代表汪精卫、孙科、唐生智等与宁方代表李宗仁等在庐山商议合作办法，决定武汉政府于9月3前迁往南京，与南京政府合并。9月间，宁、汉、沪三方代表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作为行使党权的临时最高机关。

特委会的成立，形式上把宁汉对立的两个政权合并为一个包括各派联合的政权，但实际上，国民党各派的矛盾和纠纷并未解决。汪精卫因未获中央实权，回到武汉后，即与唐生智结合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攻击特委会代行中央职权是“违法篡党”，挟鄂、湘、皖三省与南京相峙，这样，宁汉合流又形成了宁汉对立。并且于1927年10月至11月间，演成了宁汉战争。后来，桂系联合湘系的程潜，在冯玉祥的配合下，唐军迅速败退，放弃武汉。11月11日唐生智通电下野，部队撤往湘南，南京方面的桂系势力扩展到武汉。

与此同时，1927年9月底，粤系张发奎回到广州后，公开打出“拥汪护党”的旗号，反对特委会，并且联合桂系李济深联名电请汪精卫回粤“主持党国大计”。汪精卫抵达广州后，积极与李济深、张发奎等各方势力联合，企图以广州为据点，与南京方面对立。宁汉对立又演变成为宁粤对立。

再说蒋介石下台后，带领张群等一班亲信东渡日本，与日本各界要人频频举行会晤。蒋以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享有特殊地位和权益为条件，谋求得到日本的支持。在日本期间，蒋还与美国驻日特使达成秘密协议，以保障并帮助发展美国在华权益为条件，取得了美国的支持。他还拜见了宋美龄的母亲，取得了宋母对他和宋美龄结婚的同意。通过这种政治婚姻，蒋以宋氏家族为纽带，进一步密切了同美国的关系。

从国内政局来说，当时国民党内互相斗争的各派，为了加强自身的地位以战胜对方，都希望得到蒋介石的帮助。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因遭到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事进攻，很希望蒋介石重新上台，以便联合国民党各派共同讨奉；桂系则主张蒋介石复职，实行拥蒋反汪的策略；汪精卫本来与蒋对立，但11月间张发奎突然攻击在广东的桂军，12月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了广州，桂系及各派官僚政客均引为口实，一致攻击汪精卫集团。汪精卫处境孤立，不得不对蒋让步，同时又想拉蒋制桂，遂于12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上，提议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取消也为蒋介石所反对的特委会，并愿将

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之事交由蒋介石办理。不久，江精卫被迫秘密出国。

1928年1月9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告复职。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整理党务》、《改组国民政府》、《制止共产党阴谋》和《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等议案。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全面地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抛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蒋介石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建立作了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即着手整编军队，准备“北伐”。将何应钦掌握的第—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蒋介石嫌总司令；将国民革命联军改编为第二集团军，以冯玉祥为总司令；北方的国民革命军改编为第三集团军，以阎锡山为总司令；两湖的部队改编为第四集团军，以李宗仁为总司令。蒋、冯、阎、桂四派新军阀的暂时妥协，完成了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北伐”准备。5月中旬，北伐军逼近京津地区，奉系军阀部队退往山海关以外。在退军过程中，日本人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6月8日，阎锡山部进入北京，反奉战争基本结束。

张作霖死后，东北政局复杂，日本一方面以武力相威胁阻挡国民党军北进；另一方面，企图乘东北混乱之机扶植清皇族博仪等复辟势力成立“满蒙帝国”。张学良潜回东北，宣布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并发出通电，希望和平与不妨碍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决定改用和平方法解决东北问题。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发出“易帜”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至此，国民党政府取得了全国政权形式上的“统一”。

附加：蒋介石为什么能打败其他对手，取得国民党的领导权。

由蒋介石来继承外逸仙的衣钵，比如说，在1925年孙逸仙逝世时，是无从预见的。那时，国民党领导权似乎注定要给汪精下、胡汉民或廖仲凯；他们三人都比蒋介石有丰富得多的革命经历，与孙逸仙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然而，蒋介石对于政敌有三大优势，他之所以能当权多归因于此。首先，他是军人，而军队当时已成为主要的政治工具。他上台的最重要的一步，是他在1923年受孙逸仙指派指挥国民党在黄埔的军校。作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监督千万名军校学生的训练(在1924一l 926年间仅在最初四期就有5000名学生毕业)，他与许多学生之间形成了中国师生之间的强有力的联系。毕业后，这些青年军官取得党军的指挥权，而党军一般比军阀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达支军队成为效忠蒋介石的有力的工具，他得以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有效地加以运用。例如，蒋介石在1927年8月被迫下野之后，他继续得到党军的效忠，从而有效地控制了党军。所以，没有蒋介石的合作，中央特别委员会实际上无力对华北进行北伐。此外，在1927年12月20日，18个将领由何应钦领衔联名打电报给特别委员会，要求重新任命蒋介石为最高军事司令官。利用军队的支持——连同各种政治和金融势力的支持——蒋介石迫使特别委员会辞职，并在1928年1月恢复了他在党政军中的统治地位。

蒋介石在政治斗争中享有的第二个优势，是优越的财政基础。北伐期间，一些革命领导人向蒋介石建议，绕过重兵据守的上海去占领华北。他们认为到那时上海将会不战而落入革命军手中。然而，蒋介石像1913年以后的孙逸仙一样，把这座长江沿岸的大城市看作主要军事目标。

蒋介石比国民党大多数其他领导人更加认识到上海在财政上的重要性，知道控制上海税款收入胜过指挥许多个师的军队。在1912年和1922年间，蒋介石有很多时间在上海。他和那里的金融界领袖人物有密切关系，据说同青帮一—一这是个控制上海下层社会的秘密团体一一头子也有密切关系。当然，上海的财源必须加以发掘。这点起初不会遇到困难，因为上海的资本家在1927年春被共产主义日益迫近的幽灵弄得惊慌失措，他们联名上书，要求蒋

介石防止过激的革命行为发生。这正合蒋介石之意。虽然蒋介石过去有时唱过左派过激的高调，但是，他也被越来越激进的共产党人所困扰。或许，甚至更加使他心神不宁的，是由鲍罗廷和中国左派分子在武汉谋划的对他领导权的政治威胁。

由此可见蒋介石和资本家互相需要。上海资本家在3月未同意向他提供首批预付款390万元。作为回报，他答应制止上海劳工运动，并从革命运动中清除共产党势力。1927年4月12日黎明前，蒋介石以大举镇压上海共产党领导的工会，来忠实地履行这宗交易规定的义务。数以百汁，或许是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和工人，在这次血腥的清洗中被杀害。可是资本家却如愿以偿；共产党人不再成为上海的威胁。

在南京的10年时期，政府从全国经济的贸易和制造部门——大多集中在上海地区——取得政府税收的近85％。政府在财政上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发行公债来弥补赤字。这样，又是上海的资本家认购公债的大部分。由于能够发掘中国这个最大、最现代的城市的财富，蒋介石比他的政敌享有一种值得羡慕的优势。例如，冯玉祥痛感他所以不能与蒋介石竞争，是因为国民党军队的薪饷、给养和装备都比他的军队优越。他声称，蒋介石还非常富有，足以用钱收买对方军队归附以挫败对手。

第三个为蒋介石在国民党运动中取得优势的因素，是他对派系和军阀政治的权术运用自如。蒋介石很少对一种思想意识的立场或派系政策矢志不渝。只要在政治上有利，他能很容易地适应任何派系，而本成为该派系的一员。例如，在l 927年末和1928年初，他与左派国民党和元老(一批以前的无政府主义者和老政治家，以张人杰、吴稚晖、蔡元培和李石曾为代表)合作；到1928年8月，他又与元老和右派结盟反对左派；而到了1929年3月，他又与右派联合既反对元老又反对左派了。于是在一年半之内，他联合过国民党政治派系的各个集团。他又有使相互敌对的派系都为之效忠的才能。例如，在30年代中期，CC系与蓝衣社“准备火并——可是两派都尊他为领袖。而CC系和蓝衣社都蔑视政学系——可是蒋介石最亲密的顾问部受到信任的官员，有许多是政学系成员。

这种政治操纵技巧，也可在蒋介石同地方军阀的关系中看出。这些以前的军阀妒忌和不信年蒋介石，并且几乎部不时举起过叛蒋的旗帜。情况总是，反蒋军阀希望其他地方军阀与他们联合，并且可以肯定，如果蒋介石的敌人行动—致，蒋氏是会被打垮的。可是他能把对手们孤立起来逐个消灭。他胜过任何其他军阀，是使用“银弹”——用贿赂诱使对方军队叛变——的能手；在不使用银弹时，他以欺骗、许诺和恐吓来取得地方上的对手支持，或至少保持中立——直到他准备好转过头来对付他们。

虽然蒋介石的思想意识灵活多变，但是，他对权力的追求都坚定不移。不过，他的权力野心并非全由追求个人的满足促成的，他深以谋求中华民族的幸福为己任。不管怎样，他深信他的无私和道德纯正，认为他的权力利益就是国家的权力利益。所以，什么对蒋介石有利，就是对国家有利。而且，在蒋介石看来，反对他就是反对国家的最高利益。他声称，这类入“刚愎自用”、“投机”和缺乏“固有美德”。在蒋介石的世界里，没有忠诚的反对派的余地；反对他，仅根据这一事实就是不忠于国家。这种自视正直的特点是蒋介石的一大长处，使他面临批评和逆境时充满决心。然而，这也是他的性格中的悲剧因素，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把他推向1949年的失败。

南京政府的对外关系

南京惨案

“南京惨案”又叫“三.二四”惨案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３日，大革命北伐军兵临南京城下。这时，南京城里的一些兵痞和流氓乘机进行抢劫。下午３时４０分，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英国、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军舰竟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向南京城内进行猛烈炮击，时间长达一小时之久，酿成炸死炸伤中国军民２０００多人，毁坏房屋无数的南京惨案。

惨案发生后，帝国主义列强又向中国大量增兵，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经过两年多的谈判，南京国民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道歉、赔偿，并答应惩办“骚乱”分子，而对中国人民所遭到的惨重损失却只字不提。

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第二次北伐进行期间，日本恐怕中国一旦统一，必不能任其肆意侵略，是以竭力阻挠北伐之进行。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一九二八年，国民革命军于五月一日克复济南，日军遂于五月三日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将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然后枪杀，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并肆意焚掠屠杀。此案中中国官民被焚杀死亡者，达一万七千余人，受伤者二千余人，被俘者五千余人。2012年5月3日，山东济南鸣响警报纪念惨案84周年。

改订新约运动

1928年，南京政府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制造对外“自主”形象；同时也为扩大税源，解决内战军费，在它建立不久，围绕实现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问题，发起了要求帝国主义支持的“改订新约运动”。

改订新约运动的原因：

1、废除近代以来列强各国强迫中国订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无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所力争实现的重大历史任务之一。

2、改订新约以废除旧的关税制度, 反映了处于上升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愿望与要求。

3、它可以增加财政收入, 以应时需, 稳固政权。

4、可借此笼络及稳定民心, 从内部来巩固新建立的政权

5、可借此谋求国际认可, 从外部来巩固新建立的政权。

改订新约运动的评价：

作用表现：

1. 收回了关税收支的保管权, 关税收入有明显增加。

2. 通过改订新约, 使南京国民政府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

局限性表现：

1. 改订新约过程中对日本妥协让步较多, 从而损害了本民族的利益, 而其后事实也表明, 过多地对日妥协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2.在威海卫续租等问题上未坚持自己的严正立场, 海关总税务司仍受洋人控制(中高级职员多由洋员担任)。

3. 改订新约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外交涉中的不平等地位。

历史评价

1. 南京政府的资产阶级两面性, 在对外谈判中有时就会表现为妥协。

2. 就改约谈判的过程与手段上讲, 一定的妥协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也是必然的。

3. 从策略上讲, 改约谈判首选美国也是名智之举。

4. 从改约的时机与背景上看, 改订新约提出之时, 正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 急于得到国际外交承认, 故谈判中不可能面面俱到

1928年，国民党政府宣布向帝同主义乞求支持的“改订新约运动”。7月7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发表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对此美同抢先表示同意，1928年7月25日，美国首先

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美国为什么如此积极地与国民政府签订条约呢？

关税自主权的交涉始于北京政府时期。早在华盛顿会议时，就有一些列强慑于中国民众民族觉悟之觉醒，作出表示，愿就“中国恢复关税自主”问题进行讨论。此后，北京政府便开始就这一问题与列强进行多次谈判。在1925 年10 月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上，中国政府提出我国关税自主的“固定关税税率”的实行，至迟不过1929 年 1 月1 日，并于同年11 月通过了这项决议案，这是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的一项法理基础。“二次北伐”统一后，各国对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已有准备。如美国国内就有相当部分人认为：中国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列强倘不及时放弃其一切特殊权利，中国将自起而收回”，尤其是对关税的控制，既然国民政府出于财源的考虑，收回已急不可耐，而美国输入中国者，以机器、汽车等高价品为多，即使加税，也不感苦痛，反可以此获中国民众好感。于是美国政府主动表示要重订关税，并率先于1928 年7 月，与国民政府签定了《中美关税条约》。以后半年中，国民政府又相继与德、挪、比、意、荷、葡、英等国签定了同类条约。

撤废领事裁判权是南京国民政府与列强各国关于“撤废不平等条约”谈判的又一重要内容。然而，需要首先指出的是，这项内容的提出和“废约”所涉及到的其他各项内容一样，它最初的提出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1922 年华盛顿会议时，中国代表又再申了要求各国“速采步骤，以便于最短期内将此治外法权制度废除”的要求。其后，北京政府也根据“情势重大变迁”与“届期废约”两大原则，从较小国家入手，采取了一些“改约”、“废约”的实际步骤，重点就在撤废这些国家的领事裁判权上。

而孙中山领导的南方的国民革命更是高举此一旗帜。孙中山北上时，即声明他致力于推行“收回关税自主权与撤废领事裁判权两件大事”。逝世前他所谆谆叮嘱的也是这两件事。所以，此时正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欲成“一统天下”的蒋介石，为赢得民心和巩固自身地位计，是非常需要把这面旗帜抓到自己手中的。在大唱“革命外交”时，自然也就把撤废领事裁判权列上了“废约”的重点议程。然而，撤废领事裁判权却不轻易为列强所接受。在国民政府发出关于“裁撤领事裁判权”的照会后，在华享有这一特权的各国便以“中国各项法律尚不完备”，“中国政局也尚非稳定”，“撤废治外法权为时过早”为借口，拒绝就此进行谈判。以后，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西班牙五国虽同意取消领事裁判权，但提出须待华盛顿会议签字各国一律承认时，才得实行。而英、美等国则完全无意于放弃这项特权，分别以“逐步撤废”，“步步解决”为遁词，故意拖延，致使此项交涉在进行年余后，毫无进展。南京政府迫于朝野巨大压力，乃于1929 年12 月28 日发表一宣言，称自明年1月1日起，在华外人“应一律遵守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依法颁布之法律规章”。但此举立即招来列强的激烈反对，纷纷向国民政府发出“不可片面废约”的严重警告，声称“无法承认中国武断性的解决方式”，国民政府见列强反应激烈，赶紧声明“此为原则性废除，但不坚持立即实施”。其时国内中原大战已阴云密布，蒋正欲与反对派一决雌雄，为阻止列强支持反蒋派酝酿中的北平扩大会议政府，蒋需努力交好于列强，交涉无形停顿。至1931 年5 月，宁、粤分裂中的国民政府突然抛出一个《管辖在华外人实施条例》，意在堵人口舌。但不久后又有“九·一八”事变发生，政府正须向国联乞援，哪敢再得罪列强，此条例的贯彻遂以“暂缓执行”束之高阁，不再有下文，国民政府的所谓废约交涉也就此不了了之，偃旗息鼓。因此，改订新约运动中收回法权也还是不彻底的，如比、意等国虽在条约中声明放弃领事裁判权，但还带有附带条约。如《中比条约》规定，在比利时放弃领事裁判权以前“中国政府与比国政府签订中国对比国人民行使法权之详细办法，如该项办法届时尚未订定，比国人民应于现有领事裁判权之国半数以上承认放弃是项特权时，受中国及法院之管辖。”比利时的允诺不过是把继续保留领事裁判权的责任推给了其它国家。

怎样评价改订新约运动

由南京国民政府发起的修废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即使从1928年6月实现南北统一时算起，到1931年底宣布推迟实施管理外国人条例，也经历了三年半的时间。这是中国度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史上历时最长，也是声势最大的一个时期(即使与后来1943年与英美签订新约时比，也毫不逊色，后者带有战时速战速决的色彩)。因此，国民党人一直把它称为“革命外交”时期，视为一段可以引为骄傲的历史。但大陆许多学者在很长时间内对此不以为然，并颇多批评指责之词。而更多的公众对此则毫不知情。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看法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有人提出了对其中积极因素的肯定。当然，也有人仍然持批评否定态度。可喜的是，虽然意见对立，但论争是建立在客观的学术基础上的，而并非以往那种有些简单化的以人划线或以党划线。综观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改订新约运动，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综合前所叙述，这三年半中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

A、中国终于废除了列强的协定关税权，实现了关税自主，关税的大幅度增加成为其后几年经济增长酌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收回了关税收支的保管权，关税收入有明显增加。关税收支保管权是海关主权的重要内容。随着近代海关行政权的丧失，关税收支保管权也掌于洋人之手。最典型的事件便是辛亥革命发生后，当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安格联拒绝革命党人动用关税，下领各地税务司将海关关税存入汇丰银行内总税务司的户头上，并以此要挟清政府将北方海关关税收入也交由总税务司掌管。中国政府想动用它，就须报由各国银行团批准，总税务司签字方可。收回了关税收入的保管权后，南京政府则将海关总税务司纳入财政部的管辖范围内，并且自1932 年3 月1日起，关税款全部集中存在中央银行。

第二，“改订新约”后将“协定关税”改为“国定税则”，使关税收入有了较大幅度增加。据统计，1928年的关税收入约为1128 亿元，1931 年则达到3185 亿元。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盐和统三大税中，关税收入高居首位，1931 年竟占到三税总收入的60%多。关税收入增加不仅缓和了财政危机，巩固了南京政府的统治，且为政府改革税制提供了物质基础，为抗战国防建设提供了资金。

第三，从一定意义上讲，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改订新约运动”提高进口关税，保护了国内市场，促进了民族工商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如1931 年实施的第二个国定税则比第一个国定税则的税率提高将近1 倍，而1933 年颁行的第三个税则则比第二个税则的，最高税率又提高了30% 其结果表现在对外贸易上则是外货输入减少、外贸逆差额由1931 年1.78 亿美元缩小为0.7 亿美元。第二个海关进口税则增税的商品主要是“火柴、磁器”等中国民族工业的主要产品，由此促进了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三个税则对国内工业发展所急需的机械、机具、化学产品、工业原料等进口货物维持低税率，而对于洋货轻工业品则实行高关税，这就更刺激了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30 年代上半期中国工业产品总值之所以能够保持稳步、持续上升的势头，即从1929 年的7.73 亿元，增加到1936 年的12.27 亿元可以说，改订新约顺应民意，也博得了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

B、中国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天津比租界，并正式收回了原已事实收回的镇江英租界和厦门英租界。

C、废除领事裁判权虽没有取得多大效果，但却收回了上海临时法院，这不能不算是一项不小的成绩。经过多次照会、交涉之后，终于在1930年4月1日，实行改组上海临时法院。

评价南京国民政府的修改新约运动，也宜如此。其主观上是想制造有利于政府的形象，在客观上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数量上减少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些特权，恢复了中国一些长期失去的关税自主权，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否认了领事裁判的合法地位。“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需要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

提供了什么新东西”。南京国民政府提供了一些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没有提供过的新东西，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些内容是很不彻底的，具有明显的软弱性、妥协性和局限性。

（2）、局限性

其一，美、英等国所在与国民政府签条约中，都冠冕堂皇地写有“享受与他国平等待遇”的条文。就以中美签约为例：美国虽为第一个承认我“关税自主”的国家，但在国民政府与之所签条约中，却留有一条尾巴，即“享受与他国平等待遇”，也就是说中美签约后，只要仍有其他国家在享受“不平等关税特权”，那么美国也要享受一样的待遇。稍有头脑的人也许就能看出，这其实是美国人在玩花样。因为据此条款，美国在重新签约后，不仅仍保住了自身在华先前享有的特权，还轻而易举地将坚持海关特权责任推给了其他国家，“率先承认”几等于零，却可以此博得“中国民众的好感”，何乐而不为?果然，此例一开，其他国家也纷纷效尤，在其后国民政府跟一系列国家所签的关税条约中，都冠冕堂皇地注有这一尾巴，一并坚持了“别人都有我也有”，“别人都肯我才肯”的强盗逻辑和推诿态度。而软弱的国民政府也只好迁就现实，莫之奈何。从这点来看，所谓“关税自主权的收回”，这时只是国民政府自欺欺人的自我陶醉，实际上是谈判中的一次挫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倒退。因为，早在北京政府时期，就注意到了“享受与他国平等待遇”这一外交辞令掩饰下的恶性循环，故而当时的北京政府尽管软弱，在这一点上却仍能坚持不留尾巴的立场。国民政府宣告“统一”后，本应趁热打铁，彻底收回国家的关税主权；而政府却在交涉之初，就轻率地与美签署了带有这一条款的条约，实际上就使这些本已无力维持它们在华特权的国家，统统摆脱了原来的困难处境，不再需要为坚持这些特权而承担任何责任。

其二、在新税则的制定上仍受到列强一定程度的控制。中国不能自主提高关税，如《中日关税协定》附件中规定，日本的棉货类、鱼类及其它海产品、麦粉等三年之内维持原来的税率。杂品税率一年内不准提高。夏布、绸缎、绣货等物品的税率不能高于日本的进口税率等；

第三，海关行政权仍由外国人掌握。总税务司仍是英国人，1937 年各口岸税务司仍只有三分之一中国人担任。1945 年海关高级职员洋人仍高达四分之一。由此可见，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是有限度的。

因而，被南京政府称为“业绩”的“重签关税协定”，与其说是国民政府对外交涉的成功，不如说是列强各国在时代发展了的情况下，慑于中国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世界反殖民主义进步潮流的不可逆转，而相应作出的有限让步，国民政府充其量也不过是吃“现成饭”，它在其间的积极作用极小，而消极作用却令人吃惊。

其三、租界和租借地的收回是南京国民政府“改订新约”运动中最后进行的，经过努力，最终收回了一部分国家在华的租界与租借地，但此运动也存在着重大的局限性和妥协性，因为这些租界与租借地的收回都是附有一定条件的。例如，比租界和英威海卫租界的收回，是被列在南京政府在修约期间所获实绩之前列的。然而，实际情况又是比利时在华的天津租界，早在1926 年底就曾由当时的北京政府单方面宣布过收回，在中方强硬态度下，比国不得不于次年1 月作了允将天津租界交还中国的表示。因当时北京政府迅速垮台，此收回的贯彻被搁置。因此，1929年8 月南京政府宣布成功地收回天津比租界，实际是坐享了北京政府未及收获的“成果”。而对英威海卫租借地的收回，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个名进实退的例子。早在华盛顿会议时，英国即主动表示愿交还威海卫租借地，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租借期限已近结束，英国有必要面对这一问题；二方面也是因为英在山东半岛上投资较少，该港对英无多大商务上与战略上的重要性，放弃它对英国威望无损。此后，北京政府与英方曾就此问题进行过一系列谈判，并于1924 年11 月初步拟就了一“专约草案”，因

其时突发冯玉祥驱逐曹锟的北京政变，以后北京政局又一直不稳，草案未予正式签署。至1928 年，南京政府宣告统一，在中国国内要求彻底废约的一片声浪下，英政府为免被动，乃同意与中国政府就归还威海卫租借地问题重开谈判。但南京政府在谈判内容中某些重要方面，对英作出了重大让步。1930 年中英签署《交收威海卫专约及协定》规定，英国将威海卫交还中国，撤走驻兵，但刘公岛仍由英国延期续借10 年，英舰仍可在刘公岛抛锚、拖靶和操练。在1930 年国民政府与英签署的协定中，不仅保留了原草案中“刘公岛续租十年”的尾巴，而且原草案中英国外务部答应的“英财政部对威海卫的财政拨款136500 英镑，不再索还”这一项，被改成了“将此款拨还英财政部”；威港原英当局发给外人的“土地租契”，也由中国政府完全承认，改为中国的“永租地契”，这是在当年英与北京政府谈判时，英国政府也未占到的便宜。难怪英谈判代表公使蓝普森不无得意地认为：这次与王正廷所签定的交收专约与协定，在许多方面较之1924 年的“草案”，对英国更为有利。

有此可见，上述运动在客观上收回一部分领土和主权的同时，并没有能彻底实现其最初目标，而是留下了许多的“尾巴”，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仍然被列强所侵害强占，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妥协性。改订新约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外交涉中的不平等地位。只是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英美等出于同盟作战的考虑，才废除不平等的旧约及相关特权，中国才最终摆税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取得了正常国家的地位。

对外政策失败的原因

“革命外交”未能成功地实现预定目标，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些人把责任归之于外交部长王正廷，认为他对列强过于软弱，过于优柔寡断，不敢以果断的手段来对付列强的一再拖延。但公允地说，王正廷是承担了不应该完全由他承担的责任。“革命外交”未能成功，显然不能归之于个人的因素。实际上，在王正廷的谈判对手的眼中，王正廷是一个强硬的人。在观察达一时期的修约交涉时，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中国的国力和中国政局的影响。从一般意义上讲，相对于美、英、日等国，中国仍是一个弱国。南京政府虽然统一了全国，国内的经济建设有了比以往更好一些的发展机会，但短时期内国力不可能有很大的改变。然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即使是一个弱国，若能举国一致，共同对外，其万众一心的势头也并非不可以使列强作出退让。从交涉过程看，英、美也不愿与中国作直接的强硬的对抗，他们采取的主要是拖延和步步为营的策略。中国国内的数次内战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外交涉的权威和力量，为列强提供了机会。在这几年中，除了国民党的“剿共”战争外，国民党内部便有蒋桂战争、粤桂战争、张桂联军反蒋战争、蒋唐之战、蒋石之战，而对交涉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蒋冯阎中原大战和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一个内乱不止的国家如何能对列强产生必要的压力?

对于这一点，直接主持外交的王正廷深有体会。在撤废领事裁判权的交涉刚刚开始之时，他便指出；“办外交不是单靠几个外交人员的力量，要有国家势力为后盾，方可以博得胜利。我们将德俄战前的外交与战后的外交对照一下，即可不言而喻。现在中国的外交，我们同人固要竭尽心力去做，但同时亦须持国内的佳象公诸世界。”他认为中国不强的原因，在于国民缺少团结性和联络性。他还特地指出，军队要统一。

二是民众的参与程度。虽然王正廷也曾说过，“政府办外交须以民意为后盾”，但在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中，民众的参与是远远不够的”。大革命时期，正是有民众运动的蓬勃发展，才会有汉口、九江等英租界的收回。民众既为冲击的先锋，也为政府的后盾。而此时，国民党已远离了民众运动，并把它视为一种危险的因素而加以限制。人们再也不会看到大革命时期的那种民众参与。虽然国民党地方党部也组织了一些宣传或集会活动，但大抵只是场面上的效用，民众运动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声势和力量。

美国学者费正请对此有过很深入的观察，他指出，在国民党夺取了全国政权后，“国民

党就成为官僚政治的一翼而丧失了它的革命使命感……群众运功曾经动员了人民大众起来

支持北伐，但现在南京当局对游行、示威和群众集会看不顺眼了。他们阻拦学生运动，把20年代中期的所有这些活动看作打败军阀的工具，但这时不再有用了”。如此一来，“革命外交”成为一个纯粹的政府行为。缺少了强有力的民意表达和支持的外交，自然不会对列强产生根大的震慑力，其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南京政府与地主买办阶级的关系及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存状况。

总的来讲，封建地主阶级和城市买办阶级都是南京国民党政权的重要支柱。为了维护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国民党蒋介石连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不要了，公开鼓吹在中国实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国民党在1928年制定的《训政纲领》中就很明确规定在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1931年5月，蒋介石通过《训政时期约法》的会议上，公开主张法西斯专政。国民党还建立起一支庞大的军队和无孔不入的特务网络，推行保甲制度，使全国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当中。

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人阶级处于政治上毫无权利，经济上毫无保障的地位。大革命时期组织起来的各地工会被解散封闭起来了，工人领袖和积极分子被开除，遭到残酷的迫害。而在经济上，工人的劳动时间一再延长，劳动强度也一再提高，而工资反而大幅度下降，失业者遍布各个城镇。

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处境也是每况愈下，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负担大大增加，各种税赋扶摇直上，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处于毫无权利的地位，从根本上讲，南京国民政府不是一个代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

南京政权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黄金时代，有了较快的发展，具有了相当的实力。但是，二十年代初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卷土重来、国内北洋军阀的连年混战和黑暗统治，又给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严重障碍。因此，他们有反对北洋军阀的要求。然而，掌握着巨额资本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着较多的联系，他们虽反对北洋军阀，但更恐俱工农运动，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必然要投靠蒋介石集团。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南京建立政权。形势十分严峻:‘西面有武汉革命政府，北面则有北洋军阀的直鲁联军，而且蒋政权内部也不统一。民族资阶级对南京政权则采取了支持的态度，认为国民政府为“人民之政府”，当时南京政权面临的首先，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支持南京政权。民族资产阶级支持南京政权的清共反共政策，攻击武汉政府，污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武装斗争为“搜刮现金，没收土地，鼓动阶级斗争，破坏社会组织”，“中国共产党者，苏俄之鹰犬，而中国全人类之公敌”，支持国民党剿共，认为“剿匪为行政上绝对必要的问题”。同时积极支持南京政府的“北伐”及消灭异己的战争，要求南京中央特委会“毅力合作，一致北伐，傅南北实现统一”。

其次，从经济上予国民党政权以大力支持。民族资产阶级追随蒋介石集团，不仅给予其政治支持，更重要的是提供巨额款项，帮助蒋渡过重重难关，当时南京政府的财政政策和内战经费，相当程度上出自民族资产阶级之手。1927年宁汉对峙时，金融资本家先后为蒋提供三千六百万元巨款，为蒋政权输血打气，蒋介石曾讲:“革命成败，国家存亡，全在此举。”在此后数年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民族资产阶级仍屡以巨款资助蒋介石消灭异己，大力支持南京政府“统一”中国。1928年蒋讨伐奉系军阀，仅上海资本家对他的“捐输征募，前

后将近一万万。”此数占当年度南京政府军费总额的近一半。1929-1930年蒋介石对桂系、冯系、晋系军阀的战争中，曾发行编遣公债、裁兵公债和善后公债，总额达一亿七千万元，主要由银钱业承购。据浙江兴业银行调查处统计:1927-1931年南京政府共发行内债二十四种，共计十亿余元。若以其实收六亿余元算，占同期该政府财政实支总额二十五亿元的四分之一。当时上海对于南京政府财政有生死攸关的特殊作用，政府现金准备几乎全存在上海，其经常费用的近二分之一须侍上海接济供给，财长宋子文坐镇上海，调度政府的全部财政，得到金融界的尽量支持。民族资产阶级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是幻想由此建立和平安定的环境，以保障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提供的巨款使蒋介石在对付共产党和国民党异己分子时，能维持其实力地位。可以说，没有民族资产阶级作财政支柱，蒋介石很难上台，既使上了台也站不住脚。

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特别是其经济支持，对于国民党政权十分重要。南京政府成立后，为了镇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消灭异己，建立一统天下的蒋家王朝，连年发动内战，军费开支不断增加;同时国民党政府还承受着大量的内外债务，为了确保债信，偿还内外债亦需要大量的款项。据统计1927- 1931年度国民党政府军务和债务方面的开支占总支出的75%以上，五年军务、债务费共计为1963.2百万元，而五年中国民党政府用各种方法搜刮到的财政收人合计为1898.7百万。军务、债务费用超过了国民党政权的财政收人。如果不是获得民族资产阶级大约5.3亿元的借款资助(这种资助是以承购政府债券形式出现，据统计1927-193I年国民党政府共发行内债二十四种，共计十亿余元，实收5.3亿元)，不难想象，国民党政府会陷于何种境地。正是有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资助，才保证了国民党政府财政收支的基本均衡，度过了经济难关，从而在历次军事行动中获得最终胜利，使南京政权得以稳定和巩固。有充分的历史资料证明，民族资产阶级是国民党政权的重要经济支柱。

民族资产阶级支持国民党政权，是指望国民党能够扫除军阀，统一全国，解除工商业发展的障碍，同时也希望取得政治上的发言权，使中国能顺利地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民旅咨产阶级在支特国民党政权的同时，提出了自已的政洽经济要求

第一，要求国民党政府收回已失的各种主权，废除帝国主义在华各种政治经济特权，保持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即取消各种不平等条约，实现关税自主，“严厉施行关税保护政策”，“改定国定税率”，“收回关款自放”，“改良海关行政”废除领事裁判权，“切实收回全国各地租界”。

第二，建立资本主义式的政治经济制度，保护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予民族资产阶级以更多的参政权。

政治上，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保障“人权”。要求国民党政府改良政治，澄清更，制，“废军权专制之政”⑩颁布约法，“以确定国家与人民之权利义务”@实行民治，准许商民参加立法院，设立有资本家参加的、具有立法作用的经济会议，上海等“重要都市之市长一席，准由人民推选”，“由各法团推选物望素孚之地方领袖人士充任”。⑩经济上要求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建立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

第三，要求裁兵。

为了获得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特别是其经济支持，扩大其统治基础，敷衍拉拢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统治初期，也确曾给予民族资产阶级某些政治上、经济上的好处。首先，拉拢或任用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担任政府职务。如蔡元培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钱新之曾任财部次长，穆藕初任工商部常务次长，工商部工商设计委员会、工商法规委员会等组织中也聘用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其次，制定了一些客观上有利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法规条例。如公布《奖励工业品暂行条例》、《特种工业奖励法》，《人民投资建设事业保障奖励法》等。再次，国民党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亦确曾起过一定的保护作用。如下令各地军政当局保护银行、钱庄，解散各地工会组织，严禁工人罢工、增加工资等合理要

求，制定公布保护资本家的《工会法》等。

但是，国民党政权并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不可能得到真正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的矛盾和斗争不可避免。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本质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同时国民党政权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也要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便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第二次“北伐”战争结束前，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之间就出现了矛盾。

首先、在国民党统治下，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负担加重。为了获得不断增加的军事费用，蒋介石授意财政部门:“在军政时代，宜用非常手段特别方法筹款，不能墨守陈规”，对民族资产阶级横征暴敛。其一，增设新税或提高原有税率，据统计，国民政府成立不到八个月，开征的新税已达十余种。其二，国民党政府利用政治军事能力，甚至是流氓手段，向民族资本企业强行摊派，如有不从，便采取高压手段，通缉、绑架富商业主和没收企业，迫使民族资产阶级就范。如国民政府发行第一次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就指定上海银行公会的会员银行及闸北水电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工商企业按数认购。1927年5月，蒋介石以中国银行汉口分行曾借款给武汉政府为借口，胁迫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预垫库券一千万元。荣宗敬曾因不愿出捐款五十万元，以奸商并曾资助过军阀的罪名遭到通缉，荣无奈捐款二十五万元，通缉令撤消。山东峰县中兴煤矿公司。1927年曾“借款认购库券一百万”,1928年“北伐”军到达山东时，又令该公司助一百万，“嗣因该公司筹款为难，未能如期照缴，竟至没收该矿，标卖存煤”，以后经多方疏通，满足了蒋的欲望后，方才发还。许多富商，还经常受到绑架的威胁，上海“凡属局面阔绰家计富裕者，无一不受绑匪之光顾”，据当时在中国的一位澳大利亚观察家报道:估计蒋介石用绑架手段“约共筹集到五十万美元”。这样，民族企业艰难险阻，纷至杏来，“其困厄情形，竞为历来所未有”。

其次，国民党政府推行与帝国主义相妥协的外交政策。在“南京事件”和“济南惨案”中，南京政府充分表现出对帝国主义的妥协、屈膝退让，并开始将北伐战争时期所提出的“取消不平等条约”改为所谓的“改定新约运动”。

第三，官僚资本的侵吞和垄断。同地主官僚买办资本比较，民族资本也是弱小的，它并未占据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1927年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迅速膨胀，1928-1936年中央银行的资本总数、存款额和兑换券发行量分别增长达二十六倍、近五十倍和七十倍以上，而1928-1934年全国主要二十九家银行这二项增长率平均仅二点二倍、二点四倍和一点八倍，可见发展速度之悬殊。1935年官僚资本建立了四行二局的金融垄断系统和资源委员会为主体的工业垄断体系，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将民族资本置于其奴役之下。

1927-1931年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南京政权，虽然得到政治、经济上的好处，但事实很快证明，其根本出路是没有的。软弱与妥协的阶级特点使它只能是南京政权中的一个配角，没有控制军队、警察、法庭，对国家的命运也没有决策权。民族资本虽有较大的发展，但列强在华侵略势力发展得更快，以民族资本力量最强的棉纺织业为例：纱线与线锭两项，1927年外资棉纺企业分别占42.5%与54.2%, 1931年则上升为43.6%与67.2%。棉布一项，1927年外资棉纺企业占53%, 1931年上升为59%。布机一项，1927年外资棉纺企业占49,7%, 1931年上升为51.4%。只有棉纱一项外资企业占有额略有下降。这表明，这一时期内，外国在华资本仍然是咄咄逼人的，既令是棉纺工业，民族资本也难以立足了。列强加紧对中国的掠夺，尤其是日本侵略势力已明显地构成了对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致命威胁，国民党政府无法阻止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中国半殖民地程度不能不继续加深。“九一八”事变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于1932年波及中国后，民族资本开始了历时数年的全面衰退，从此“民族危机是和民族工业的命运，完全联在一起的。”

南京政权统治初期有一个从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到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

段，是一个由地主买办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政权，民族资产阶级只是其中暂时的一员。几年中这两个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矛盾日渐加剧，因此，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一度参加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但马上就受到排斥。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势力结成了强大的顽固堡垒，民族资产阶级无法攻破其大门，它要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自由发展资本主义，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五年来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合作的教训，使民族资产阶级终于有所觉悟，认识到在国民党统治下，“国是日非，政治黑暗”，“祸乱相寻，国无宁日”。因此，“九一八”后，随着民族经济全面衰颓和中华民族空前危机的交相逼来，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从反动统治阵营中分化出来。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第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实际上，貌合神离，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四分五裂。全国各个大小实力派的军阀，都凭借着自己掌握的军队争权夺利。尤其是蒋、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等）几大系之间，矛盾更为突出。他们为了一己的私利，可以暂时联合；同样原因，又互相大打出手。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事实正是如此，当四派联合攻下北京、天津，打垮奉系军阀之后，接连发生了蒋冯、蒋桂、蒋与阎冯桂之间的大战。连年军阀混战是中国政局的一个独特现象。连年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第三，中国革命的低潮。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一方面依靠庞大的军事力量，通过战争消灭异己；与此同时，又通过建立和运用各种反动法律条文、特务组织和保甲制度，残酷地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以不断强化其法西斯专制统治。

由于国民党的叛变和对革命人民的残酷屠杀，中国革命转入了低潮。革命低潮的表现：

第一是革命阵线缩小了，原来四个阶级联盟的国民党变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革命军变成了镇压革命的工具；民族资产阶级倒向了国民党，上层小资产阶级由摇摆而离开了革命。

第二是工农运动由轰轰烈烈转为冷冷清清。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会员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280余万人减至几万人。工人罢工虽然陆续不断，但多以经济斗争为主，以失败告终者居多。拥有近1000万会员的各地农民协会大多被解散。农村虽爆发多次武装起义，但此起彼落，多数也归于失败。

第三是革命的主观力量遭到了极大摧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就有3l万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其中共产员2.6万多人。其中包括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子、陈乔年等党的一大批优秀干部和著名活动家。党内一些不坚定的分子纷纷脱党，有的自首叛变。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减少到l万多人。甚至在共产党员中，有的人公开提出散伙，有的要求休长假，有的不不辞而别。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三十多年后毛泽东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回忆当时的悲惨情景时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我们共产党就

像一篮子鸡蛋，被摔到了地上，绝大多数都打烂了。当时在全党面前只有路，要私被敌人的屠杀吓倒，放弃革命，要么坚持革命，武装反抗。信念坚定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敌人的屠杀吓倒，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上述情况说明，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反革命势力已经大大超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势力；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革命转入了低潮。但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不仅一个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激化。因此，中国革命的客观基础依然是深厚的。革命低潮是暂时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历史所有战争时间列表 (2)

近代时期战争年表(简)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至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 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5月三元里人民抗英之战 1851年(清咸丰元年)至1864年(清同治三年) 太平天国运动1852年(清咸丰二年)12月至1853年1月武汉之战 1853年(清咸丰三年)至1855年上海小刀会起义 1856年(清咸丰六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2年(清同治元年)5月至1864年7月天京之战 1883(清光绪九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 1884年(清光绪十年)8月马尾海战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9月平壤之战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9月黄海海战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911年10月10日(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 武昌起义 1915年(民国四年)12月至1916军6月护国战争 1917年(民国六年)9月至1918年11月护法战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战争年表(简) 1924年(民国十三年)1月至1927年7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6年(民国十五年)7月至1928年12月北伐战争 1926年(民国十五年)8月汀泗桥之战 1926年(民国十五年)8月30日贺胜桥之战 1926年(民国十五年)9月至10月武昌战役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战争年表(简) 1927年(民国十六年)8月至1937年7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年(民国十六年)8月南昌起义 1927年(民国十六年)9月秋收起义 1927年(民国十六年)12月广州起义 1929年(民国十八年)12月百色起义 1930年(民国十九年)3月至11月中原大战 1931年(民国二十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 1931年(民国二十年)9月至1933年春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日作战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1月至3月淞沪抗战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1月至1945年8月东北抗联游击战争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秋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1月至5月四渡赤水战役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2月遵义战役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5月泸定桥之战

中国国民革命军(国军)抗战大型战役列表：

中国国民革命军（国军）抗战大型战役列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之前： 战役名称时间 江桥抗战 1931年10月-1931年11月 淞沪抗战1932年1月-1932年3月 长城抗战1933年1月-1933年5月 热河抗战 1933年2月-1933年2月 绥远抗战1936年11月-1936年12月 中国国民革命军（国军）抗战大型战役列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之后： 战役名称时间 平津作战1937年7月 太原会战1937年10月-1937年11月 南口战役1937年9月 平型关战役1937年9月 (注：由刘茂恩将军第十五军为主力，国军此役歼灭日军主力两万两千余人，历史上有“平型关战役”，而没有共党欺世盗名的“平型关大捷”) 忻口战役 1937年10月[ 娘子关战役1937年10月-1937年11月 太原保卫战1937年11月 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937年11月 南京战役1937年12月 徐州会战1938年2月-1938年5月台儿庄战役

1938年3月-1938年4月 兰封会战1938年5月-1938年6月 武汉会战1938年8月-1938年10月 广州战役 1938年10月[ 南昌会战1939年3月-1939年4月 随枣会战1939年5月 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939年10月桂南会战1939年11月-1940年2月 昆仑关战役1939年12月-1940年1月 枣宜会战1940年5月-1940年6月 豫南会战1941年1月-1941年2月 上高会战1941年3月-1941年4月 晋南战役1941年5月-1941年6月 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1941年10月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1942年1月香港保卫战1941年12月 滇湎路战役1942年3月-1942年9月 浙赣战役1942年5月-1942年8月 鄂西会战1943年5月-1943年6月 常德会战1943年11月-1943年12月 豫湘桂会战1944年4月-1944年12月 豫中会战1944年4月-1944年6月[ 长衡会战1944年5月-1944年8月 第四次长沙会战1944年5月-1944年6月衡阳保卫战1944年6月-1944年8月 桂柳会战1944年8月-1944年12月

中国近代革命的几个时期

中国近代革命的几个时期： 1、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1919年（五四运动） 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年（五四运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 1924年（国民党一大）——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国民大革命时期 国共第一次合作1927年——1937年：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土地革命时期 1937年——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 1945、1946年——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时期 ***补充：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 领导阶级不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 指导思想不同——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 革命的前途不同——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共和国 3、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前） 4、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时期：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曲折1978年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的背景： 1、日本： 明治维新使日本“脱亚入欧”成为东方工业强国，但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加速了日本于1936年建立了法西斯专政，形成战争策源地。 2、中国： 20世纪30年代，中国依然是徘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国家；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十年对峙、内战，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坚持“壤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给日本侵华可乘之机。 3、世界： 经济危机导致世界政局动荡，德、意、日法西斯结盟，气焰嚣张； 20世纪30年代，英、法等国实行绥靖政策，纵容法西斯侵略，国际联盟不能发挥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 二、日本侵华行径： 1、抗日战争爆发之前： ①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1894——1898年；《马关条约》 ②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1931年；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一小段 铁路，诬称东北军所为，袭击东北军驻扎的北大营，次日沈阳陷落；1932年，东北陷落，日本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 2、抗日战争爆发：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1937年；北平西南宛平县；日军借口一名士 兵失踪，要求进城搜查被拒绝，随即进攻中国守军第29路军还击；标志着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3、抗战爆发后： ①八一三事变：1937年；上海；日军越过两军对峙线，中国守军还击；淞沪会战开始。 ②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3日始，淞沪会战后；凶残的法西斯暴行引起了中国和全世

民族精神培养了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代青年

民族精神培养了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代青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时候，美国人写了一本毛泽东传记，书中写道：共产党之所以胜利，国民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蒋介石是个军人，毛泽东是个思想家。美国人的观点不全对，但他确实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看到了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注重培育和发扬民族精神，培育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北坡精神。在这些伟大民族精神这面光辉旗帜指引下，无数爱国青年和仁人志士排除艰难万险，奔赴延安。在抗战爆发后的短短两年内，延安就接纳了三四万名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下，在民族精神的感召下，他们在延安锻炼成为了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然后奔赴解放区，成为民族解放的先锋和领导骨干，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著名作家魏巍曾这样讲述过：那时的青年人，不但有美好的社会理想，而且有艰苦奋斗的实干精神，把人生的意义同国家的兴衰荣辱联系在一起，乐意为祖国的事业牺牲个人利益。我正是受了这种时代精神的感召才并奔赴延安的。在北上途中我曾三次被敌人抓到并关押，但每次都设法逃出来，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是爬也一定要爬到延安。（二）民族精神仍然是当代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光辉旗帜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十六大闭幕不久，刚刚当选为党的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就到西柏坡学习考察，强调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学习和弘扬民族精神，需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温家宝在当选总理后的记者见面会上回答记者提问前对记者说：对不起，耽误几分钟，我要对全国人民说几句话。他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长经历，他说道：我从在大学学地质到从事地质工作，整整25年。这期间大部分是在非常艰苦和恶劣的条件中度过的。我深知人生的艰辛，也知道国家建设的艰难。但我也树立一种信心，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不畏艰险，勇于攀登，就一定能达到光辉的顶点。看电视直播时，我在想，当年有谁能预测得到，一个学地质的，大学毕业后到甘肃那个偏僻、贫穷的地方从事地质工作的青年人，日后能成长为共和国的总理呢？温总理的成长过程不正是闪烁着热爱祖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精神的光芒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培育了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64字创业精神、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等等，在这些伟大民族精神的鼓舞和感召下，无数有志青年茁壮成长，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私地奉献了青春和聪明才智，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蒸蒸而上，我们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国际地位明显增强。也正如温总理所说的，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有了一种信念、一种精神，才能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才能有光明的前途。在伊拉克战争接近尾声时，有些人包括有的军事专家都预言伊拉克战争将持续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还会有更激烈的战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到客观因素的制约，也受到主观因素的制约。上述看法只是从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精良的装备和几十万军力这个物质的角度出发做出的，没有看到精神的作用。据报道，是萨达姆的堂兄让士兵脱下军装和军靴回家了，共和国卫队一夜之间就这样神奇地蒸发了。在国家和民族面临最危险的时候，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没有下级军官和士兵拒绝执行命令呢？恐怕他们缺乏一种民族精神。与伊拉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我们抗击非典的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幕幕非常感人的场面，整个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伟大的民族精神在发扬，在得到培育。正如国外媒体评论的那样，将没有什么能阻止中国前进的步伐。青少年正处在长知识长身体的时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未形成，鉴别是非的能力还比较差，思想很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干扰。然而，当今国际局势、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复杂，大大增加了青少年认识世界的难度，源于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各种观念，包括一些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影响着青少年。特别是网络时代的来临，一些不健康的内容就象SARS病毒一样侵袭着我们，影响我们青少年的学习和身心健康，少数青少年深受其害，不能自拔，极少数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因此，特别需要用崇高的民族精神武装青少年，帮助青少年树立远大的理想，培养高雅的性情，塑造高尚的品格。青少年时期是一个做梦的时期，要实现自己的美好梦想，今天我们青少年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刻苦学习，为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任何投机取巧，寻找捷径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出国留学的中学生越来越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在异国他乡生活非常悲惨，荒废了学业，有的被称为是留学垃圾，遭到留学国的唾弃。他们是被骗的还是什么原因沦落如此，我们暂且不论。内因在事物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内因而言，有些学生是因为害怕国内激烈的升学竞争，为逃避学习的艰辛而出去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习是一个艰苦的脑力劳动过程，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没有坚忍不拔、克勤克俭、顽强拼搏、不畏艰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艰苦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安徽

解放军挺进安徽 1947年从7月到9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华东野战军挺进豫皖苏；在此前后，其他战场的解放军也相继转入进攻。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1947年6月10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二、三、流纵队组成南征野战军，执行挺进中原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任务。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3万人，在临濮集至张秋镇300语里宽地段强渡黄河，然后在冀鲁豫和豫皖苏军区配合下，发起鲁西南战役，作战28天，歼敌6万余人。8月7日，刘邓大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1947年11月初，刘伯承、小平在指挥高山铺战斗全歼敌第四十五军和第五十二师第八十二旅后，把指挥部东移到太湖县刘家畈。 挺进大别山时的刘伯承、邓小平 刘邓大军胜利到达大别山 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 1947年8月31日，陈毅、粟裕率第六纵队、特种兵纵队主力到达阳谷、寿张地区，与第十纵队会合。9月9日，陈粟指挥华北野战军在沙土集将敌整编第五十七师9000余人全部歼灭。9月26日开始陈粟大军南下各纵队先后于兰封、民权间和砀山以西越过陇海线，分别向尉氏、鄢陵、太和、蒙城挺进。经过1个月的战斗先后攻克24座县城，其中有安徽的涡、蒙、亳、太、阜、颖、灵等8县。12月，陈粟外线兵团参加了平汉线战役，破击平汉路郑州至漯河段，陇海线郑州至开封段。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右）、副司令员粟裕 1947年9月，华东野战军挺进豫皖苏 淮海战役在安徽 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继辽沈战役之后，由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对国民党徐州集团进行的一次战略性的大规模歼灭战。 淮海战役经过 淮海战役历时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战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自临城（线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区域内。人民解放军参战的有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和1个军，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以及江淮、鲁中南、苏北、豫皖苏、豫西、陕西、冀鲁豫军区部队共60万人。国民党军投入了7个兵团、2个绥靖区、34个军的兵力，约80万人。人民解放军相继歼灭了黄百韬第七兵团、黄维第十二兵团和杜聿明集团。

革命战争年代党隐蔽战线斗争的历史真相93分

革命战争年代党隐蔽战线斗争的历史真相 93分 ? 1.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秘密工作的宗旨是（）。（单选题3分）得分：3分 o A.为武装斗争服务 o B.为建设军队服务 o C.为土地革命服务 o D.为建设根据地服务 ? 2.打入国民党中统核心机构，掌握了国民党特务情报最高指挥机关的核心，包括围剿红军的计划的“龙潭三杰”是（）。（单选题3分）得分：3分 o A.钱壮飞、克农、胡底 o B.汉年、克农、胡底 o C.钱壮飞、汉年、熊向晖 o D.钱壮飞、汉年、胡底 ? 3.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抗日战争，需要同时完成（）两个革命的任务。（单选题3分）得分：0分 o A.民生、 o B.民族、 o C.民族、民生 o D.民权、民生

? 4.据国际上情报工作的普遍规律和中国国情，周恩来规定了地下工作者的基本要（）。 （单选题3分）得分：3分 o A.合法化 o B.普 o C.特殊化 o D.职业化 ? 5.从1926年直至1949年，党的地下工作主要由（）来领导，可谓是隐蔽战线的统帅。 （单选题3分）得分：3分 o A. o B.周恩来 o C.少奇 o D.克农 ? 6.抗战时期，周恩来总结提出党在国统区开展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针是“三勤三化”，“三勤三化”的中心是（）。（单选题3分）得分：3分 o A.合法化 o B.社会化 o C.职业化 o D.勤业、勤学、勤交友 ?7.在（）时期，党隐蔽战线斗争达到高峰。（单选题3分）得分：3分 o A.土地革命时期 o B.大革命时期 o C.解放战争时期

o D.抗日战争时期 ?8.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与国民党特务的最大区别在于（）。（单选题3分）得分：3分 o A.有无政策保护 o B.有无隐蔽性 o C.有无组织性 o D.有无群众掩护 ?9.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的秘密工作的成功是以群众最关注的（）问题作为动员。（单选题3分）得分：3分 o A.政治 o B.文化 o C.教育 o D.经济 ?10.1928年春，周恩来主持了特科培训班，亲自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其中“一不许”指（），这一规定保证了党最基本的政治生活安全，同时与恐怖主义划清了界限。 （单选题3分）得分：3分 o A.不许靠手枪恫吓取得情报 o B.不许靠金钱取得情报 o C.不许在党相互侦察 o D.不许靠美色取得情报 ?11.秘密工作要贯彻群众路线，主要体现为（）。（多选题4分）得分：4分 o A.斗争形式发动群众

政治中必须记住的几个“三”

政治中必须记住的几个“三” ?近代中国三次大论战 （1）维新派和守旧派的论战 1898年前后，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 论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首先，要不要变法。其次，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最后，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这场论战，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通过论战，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戊戌变法运动的帷幕随之拉开。 （2）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 1905年至1907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这个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双方论战涉及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这是双方论战的焦点。 第二，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 第三，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 这场论战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场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但这场论战也暴露了革命派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弱点。比如，他们主张推翻清政府，但对“革命是否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的问题不敢作出理直气壮的正面回答等。 （3）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论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论者曾经进行过三次大的论争，分别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同实用主义的论战）”；“社会主义论战（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争论）”；“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旧三民主义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1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后被称为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即民族革命，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 但是，同盟会纲领中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另一方面，强调了对满族封建势力的清除而放松了汉族封建势力，结果就保留了大量封建势力，导致了辛亥革命后封建势力的反扑。 民权主义即政治革命，内容是“创立民国”。不过，民权主义归根到底都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很难得到真正的保证。 民生主义即社会革命，指的是“平均地权”。但是，“平均地权”并非将土地所有权分给农民，没有正面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初步描绘出中国还不曾有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一个比较完整而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的提出，对推动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新三民主义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 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内容，强调对外实行中华民族的独立，同时主张国内备民族一律平等；在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应为“少数人所得而私”；把民生主义概括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后来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并提出要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 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一致，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大会实际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这样，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就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中国近代史两大阶段

中国近代史可以分为以下两大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第一小阶段：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1840-1864）。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式农民战争时期。此间爆发了两次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了领土主权、关税自主权和贸易主权、司法主权、领海主权和内河航行权，中国被动地卷入资本主义市场，封建自然经济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二小阶段，从太平天国失败后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地主阶级改革派推行洋务运动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时期。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迫使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一直居主导地位。 第三小阶段：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到辛亥革命（1901-1912），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化和中国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时期，也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和中西文化碰撞与新旧文化并存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支持的清朝统治阶级的矛盾。 第四小阶段：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1912-1919）。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时期。辛亥革命后，为了维护共和与民主，革命派又先后发动了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反对张勋复辟，进一步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由于其阶级时代的局限，这一系列运动多是失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到了尽头，中国社会陷入黑暗的谷底。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统治的矛盾。 也有人把近代史概括为：“两个过程”（“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三个高潮”（第一次高潮时期是1851-1864年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高潮时期是1894-1900年，戊戌维新与义和团运动；第三次高潮时期是由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11-1912年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建立）。八大事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第二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第一小阶段：从五四运动到国民大革命的失败（1919年5月至1927年7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和国民大革命时期。

中国革命烈士列表罗列在中国不同时期被授予

中国革命烈士列表罗列在中国不同时期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的人。其中，既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华民国国 军将士，也有中国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解放军官兵，还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牺牲的人。此处罗列的都是由不同时期 中国政府正式授予“革命烈士”称号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牺牲都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正式肯定。 宋教仁（1882年－1913年3月22日，31岁），在上海遇刺 后不治身亡，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1950年被中华人民共 和国追认为革命烈士。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遁初， 号渔父，汉族，湖南桃源人。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的 主要缔造者，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中华民 国临时政府唐绍仪内阁的农林部总长，国民党的主要筹建人。1913年被暗杀于上海，享年三十二岁。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牺牲： 佟麟阁（1891年－1937年7月28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中将副军长。 佟麟阁，七七事变时，指挥29军浴血抗战，喋血南苑，壮烈殉国，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捐躯疆场的第一位高级将领。国民党追赠陆军2级上将。佟麟阁早年参加护国讨袁战争。曾任冯玉祥部陆军第11师第21混成旅旅长。1926年9月五原誓师后，随部参加北伐。1928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35军军长、暂编第11师师长、第29军副军长。1933年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取得喜峰口大捷。同年5月，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第一军军长兼代理察哈尔省主席，跟随冯玉祥驰骋察省，打击日军，收复失地，为察省光复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 赵登禹（1898年－1937年7月28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 二十九军第一三三师中将师长 赵登禹(1898—1937)，字舜臣，汉族，陆军上将，民族英雄，山东菏泽赵楼人（今菏泽牡丹区牡丹办事处）。少年时因家 境贫寒，未入私塾读书，在家务农并师从武术名家朱凤军练 习武术。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后任冯的随身护兵。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任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旅长，后任第132师师长。后在抗日战争（七七事变，卢沟桥保卫战）中壮烈殉国，是抗日殉国的第一位师长。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中国历史时期的划分

第一部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一般划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三部分。 一、中国古代史：（170万年前—1840年）中国古代史开始于我国境内人类产生，结束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发展阶段。（中国古代史不作为河北省考试范围，应用较少，所以在这里不细分。） 二、中国近代史：（1840—1949）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新中国成立，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也被称为民主革命时期。 （民主革命是指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和封建专制制度并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通常由资产阶级领导，故又称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时期按照领导阶级的不同及完成的任务不同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注：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1、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1919）旧民主主义革命一般指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政权，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目的的革命。在中国历史中一般指1840-1919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但领导阶级不仅有资产阶级，还有农民阶级的加入。（这一概念了解即可，不必深究。） 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指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性质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共和国。这一时期是指1919-1949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实质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一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1921—1949）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开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1）中共创建时期（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标志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2）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4—1927）也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也称国民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以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为基础，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至1927年4月21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告终。 （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也称国共十年对峙时期；也称土地革命 1

革命战争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他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了。为替奶奶报仇和救出老钟叔，嘎子历经艰辛，找到了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电影《小兵张嘎》讲述了一个小八路战斗成长的过程。这部儿童军事题材影片，通过寓意丰富的细节安排和少年儿童所特有的心理活动的描写，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影响了几代小观众。这部影片荣获了1980年中国第2届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后来，小兵张嘎的故事又被改编成了电视剧。送鸡毛信的抗日小英雄——海娃《鸡毛信》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喻户晓的电影。影片的主角是十二岁的儿童团团长海娃，他的任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发现敌人，给村里人打信号。海娃的父亲是民兵中队长。有一天，父亲让他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海娃以放羊作掩护，携信上路。不料途中却遭遇敌人…… 故事的情节一波三折，扣人心弦，深受广大观众特别是孩子们的喜爱。这部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黑白片不仅在国内影响很大，而且在国际电影节上两次获奖。1955年，在英国第9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荣获优胜奖，是新中国在国际上获奖的第一部儿童故事片。小说里的抗日小英雄——雨来芦花村里有个叫雨来的男孩，他喜欢游泳,也喜欢读书。有一天，村里的李大叔急急忙忙地进了雨来家，挪开了水缸，跳进了缸下面的地洞。雨来将水缸挪回了原位，这时，鬼子也到了...... 这是小说《雨来没有死》描述的一段情景。雨来是抗日战争年代冀东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这其中也包括小说作者管桦本人在内。管桦从小就和村里的儿童一起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送鸡毛信，上树?望，捕捉敌情。1940年，他离家奔赴抗日战场，长年转战南北。他参军以后，童年时代的情景常常浮现在他眼前。于是，他创作了以雨来为主人公的小说《雨来没有死》，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一位负责语文教科书的编审专程找到管桦，告知他的小说改名《小英雄雨来》，被选进了语文课本。从此，小英雄雨来便成了整整一个时代全国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烽火中的儿童剧团——孩子剧团孩子剧团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和爱国知识分子创办的儿童艺术团体。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上海，以沪东临青学校为主的一部分中小学生，自发地在难民收容所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难教育社得知情况后，立刻派人前往，于9月3日正式成立了孩子剧团。孩子剧团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抗日救亡爱国宣传。小团员大多是10－15岁的孩子，他们在老师的领导下，进行各种宣传抗日节目的排练，然后再深入到各地特别是抗日前线去演出，宣传抗日。孩子剧团的足迹遍及8个省市和几十个农村集镇，演出过《乐园进行曲》、《猴儿大王》等优秀节目，为宣传抗日做出了贡献。最年轻的抗日组织——抗日儿童团抗日儿童团是广大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成立的儿童组织。尽管与敌人的斗争非常艰苦，广大抗日根据地仍处处成立了抗日儿童团，把儿童纳入组织的关怀。毛泽东和朱德曾多次题词勉励儿童团员。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生产，同时也担负着“宣传抗日”“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等任务。在百团大战中，王家峪儿童团帮助八路军割草喂马，为前线送干粮；晋察冀边区儿童团破坏日军的交通干线近百次，牵制了敌人的进攻和扫荡，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儿童团的成立不仅给孩子的生活带去了乐趣和希望，同时壮大了抗日队伍的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接班人。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简文)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1936年12月在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的讲演。始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印行单行本，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为了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批判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系统地阐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如何研究战争；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第三章，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第四章，“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第五章，战略防御。按原计划，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等章节，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未能写完。这部著作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纲领性文献，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 该著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 1、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而且经历了1924～1927年的革命； 2、敌人强大； 3、人民军队弱小； 4、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 其中，第一、第四特点决定了人民军队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第二、第三特点决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和艰苦性。 第一章如何研究战争 第一节战争规律是发展的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革命战争——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北伐战争，又称“第一次大革命”。是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７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１９２４年１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随后，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了国民革命军，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恢复和发展了工农运动。所有这些，都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 １９２６年２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明确提出了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１９２６年５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部击败而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７月１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７月９日国民革命军的８个军约１０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共产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别担任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参加北伐军各级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陈毅、陈赓、蒋先云、张际春、包惠僧、叶挺、周士第等。７月１２日至１８日，共产党为了讨论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方针政策问题，在上海召开了四届中央第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民众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北伐战争打击的对象是占据中国广大地区、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和孙传芳。在西路主攻方向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同第八军会合后，在７月１１日胜利进入长沙；８月２２日，占领岳州；随后又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主力，直指武汉；９月６日、７日第八军主力占领了汉阳、汉口；１０月１０日，第四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在湖南和湖北战场一些关键性的战役，如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战役中英勇搏杀，建立了重大功勋，因此，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誉为“铁军”。北伐军中路部队进展缓慢，蒋介石的嫡系一军一师在南昌附近屡遭挫折，溃不成军，不得不向武汉求援。第四军、第七军先后转入江西，于１１月初在南浔铁路一带发动猛烈进攻，终于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在东路福建战场，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于１２月中旬进占福州。在北伐军攻占汉阳、汉口的同时，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也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员刘伯坚、邓小平等的帮助下，于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７日在五原誓师，绕道甘肃东进，参加北伐。北伐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主力，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以两湖为中心的全国工农运动亦迅猛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北伐战争还得到苏联政府的援助，苏联政府不仅以大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装备北伐军，还派遣了大批军事干部担任顾问，参加作战指挥。 革命势力的猛烈发展，直接威胁到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１９２７年３月，帝国主义命令它们在下关的军舰对南京市内的北伐军和市民开炮轰击，制造了中国军民死伤２０００余人的南京惨案。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同帝国主义和中

中共成立以来出现几次历史性转折的时间

中共成立以来出现几次历史性转折的时间、地点、主要涉及的人物、历史背景和对中共以后的影响和意义 八七会议（1927年）：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遵义会议（1935年）：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抵达贵州遵义时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在行军途中，中央先后决定由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指挥小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978年12月18-22日在北京举行。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口号，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放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的“左”倾错误，及时地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解决了我党从1957年以来未能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经济建设上要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要保障几亿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解决了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要健全党规党法和民主集中制。会议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又称“大革命”，但不等同于“大革命”。是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称这段时期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简称“大革命时期”。 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

共产国际在不同时期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研究型式教学论文 共产国际在不同时期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日期：2011年春季学期

共产国际在不同时期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是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破产，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客观形势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组织。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等文件，宣告第三国际成立。它的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它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它帮助中国的无产阶级成立了自己的政党，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因此，它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机关。它在存在的时间里，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建立中国共产党之初 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同共产国际有关。甚至，还在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之初，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就已经试图组织中国的共产党了。莫斯科早在1920年就开始同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并指导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共产党。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魏经斯基来华，在北京找到李大钊又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他们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了建党的具体准备工作，1921年6 月，共产国际又派马林和尼柯洛夫来到上海，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 二、国内革命战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一、本章基本历史线索 基本历史线索——（1927.8——1937.7）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该时期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中心内容是土地革命，所以也称10年内战时期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其主要历史特点是：①这10年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经历的最艰难、最曲折的历史阶段，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战胜了千难万险；②党开始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并逐步把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③党同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由破裂到重新组合，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又逐步形成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④在同阶级敌人的艰苦曲折的斗争中，在同党内“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党逐步提高了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水平，毛泽东思想逐步形成并在多方面展开。党逐步达到政治上的成熟。 第八章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政局 第一，新建立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政权，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仍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中国社会的性质没有变化，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且，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榨也更加严重了。由此，也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没有变，依然是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全国统治的建立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实行“清党”、“分共”政策后，国民党立即陷入互争雄长的派系角逐中。1928年底，国民党各派系在一致反共的基础上，建立了以蒋介石为核心的暂时统一的南京国民政府。 当时，国民党各派势力主要的有三个：以蒋介石、胡汉民为代表的南京派(简称宁派)；以汪清卫、唐生智为代表的武汉派(简称汉派)；以谢持、张继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简称沪派)。宁汉两派各有一个国民党中央，各有一个国民政府，西山会议派则有一个国民党中央党部。三派之外还有一些各自为政的地方实力派，如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以冯玉祥为代表的西北军和以阎锡山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