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变化新趋势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

摘要：本文分析了与社会和谐密切相关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新近变化。认为，中国当前贫富分化比较明显，财富的集中化程度较高，分化的形势是比较严峻的。而贫富差距引发社会问题是通过两个环节实现的，即“社会结构紧张”和社会公众主观上产生了“公正失衡”的意识。作者提出阶层结构出现了定型化的倾向，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也逐渐形成，阶层内部的认同得到强化。中产阶层有所发展，但总体上仍然比例较小。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更为明显了，其基本的趋势是从过去的巨型、整体群体，分化为多元利益群体。并认为，社会利益的碎片化有助于减小社会震动、实现社会稳定。

关键词：社会结构社会和谐新趋势

从1979年开始的经济与社会改革，是.. 150年来中华民族朝向现代化社会努力成绩斐然的一段时间，迄今已经有.. 26年历史了。在这.. 26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超过8%的速度持续增长，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在这一段时间里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几乎超过了去一百年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这一段时间也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变最为迅速的时期，社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均发生巨大变化，其变化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然而，改革也引发了众多的社会问题，比较突出的是社会分化问题。社会分化会导致阶层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会威胁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要想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推进小康社会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剖析社会分化、社会结构的现状，以及提出对策。本文就是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笔者认为，社会结构之变迁有如下几方面新的趋势。

一、贫富分化更为明显，财富的集中化程度更高，分化的形势是比较严峻的

前一阶段的不少研究都已经证明，改革以来的贫富财产和收入的分化是十分迅速的。为说明近几年的变化，还是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变迁的历史。我们所采用的测量方法仍然是基尼系数的方法，即基尼系数是一个0到1之间的数值，基尼系数是1的时候，表示最大的贫富差距，相当于全国财富均为一人所有，其他所国民均没有任何财富；而基尼系数是.. 0的时候，表示，全体国民每一个人的财富都是均等的。而这两种极端都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反映贫富差距的是一个大于0而小于1的数值，该数值越接近于0则表示越均等，越接近1则贫富差距越大。我们还知道，用基尼系数测量贫富差距，测量的对象可以是财产，也可以是收入，测量财产比较复杂，测量收入简单一些，所以，我们就用测量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来表示。我们知道，关于中国的贫富差距，可以用来作为基数比较的1979年的改革以前的数据十分稀少，相对较好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1980年对于中国经济考察后所写的报告。根据该报告，1979年，中国城市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16，中国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1，城乡合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3。该报告还指出，当时中国最富的10%的人在全部收入中占的比例为22.5%,最富的20%的人在全部收入中占的比例为39.3%。如果以此为基数的话，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速度是非常快的，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赵人伟等的数据，1988年为0.382，根据笔者的数据，1994年为0.434，1996-1997年为0.4577。到2003年，笔者根据多项抽样调查的数据计算，并且与其他一些学者的数据做了比较，认为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不低于0.5的水平，这应该是不为过的，从趋势上看，还在进一步上升。而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10个国家是塞拉利

昂0.629，巴西0.601，危地马拉0.596，南非0.593，巴拉圭0.591，哥伦比亚0.572，巴拿马0.571，津巴布韦0.568，智利0.565，几内亚比绍0.562。仅从基尼系数看，中国已经朝向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的方向发展了。以上是对于社会分化现象的数据描述。从社会现实生活看，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的现象也变得比较突出。中国的富人在中国就业人口中虽然比例很低，但是，中国的特点是人口基数大，虽然是很低的百分比，却仍然是一个人口巨大的群体。比如，根据美林集团的《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认为，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人为23.6万，尽管在中国16岁以上“经济活动人口”中仅占0.03%，但是，其影响能力巨大。也是根据该报告估计，这些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9,690亿美元，而中国2003年度的GDP总量也仅有1.4万亿美元。另外，许多超级豪华汽车在中国的销售量居然居全球第一或亚太区第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富人张扬、奢华的生活方式。西方的富豪多数都热衷于慈善事业、捐款等，而中国的多数富豪还没有达到这个档次，中国的富豪很多还是以“摆阔”的方式来消耗他们的金钱。在中国的财富分层中，居于另一个极端的是贫困人口。2003年贫困人口总数为2,900万人，比2002年甚至还增加了80万人。而且，这里测算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币637元以下，每天不足2元人民币，这在中国也是很低的标准。如果按照国际标准计算，则贫困人口的数目完全不是这个局面。按照国际标准，极端贫困的“赤贫”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275美元以下，而一般穷人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370美元以下。如果用这样的标准计算，那么，中国西部12省农村的大部分人竟会被划为贫困人口，因为，到2003年，中国西部12省农村平均每人的年收入也只有人民币2,718.14元。

二、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结构紧张”的局面比较严峻

按照上文的分析，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比较严峻了，那么，它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呢？这也是笔者在做社会结构研究时，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人们还经常问起的另一个问题是：贫富差距（比如基尼系数）有没有一个临界值或警戒线，超过了这个警戒线，社会就会出问题？其实，早在1994年，当分析全国调研数据，发现基尼系数达到了0.434时，笔者就曾指出中国的不平等程度“超过了国际中等不平等程度”；所谓“国际中等不平等程度”是指基尼系数维持在0.3~0.4之间的水平；换言之，超过0.4就是高于临界值了。如上文所指出的，中国现在已经达到了不低于0.5的水平，当然，可以认为是超过警戒线了。人们自然会提出进一步的问题：超过了又怎么样了呢？社会真的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吗？因此，本文的这一部分就是试图探讨贫富分化的社会后果。笔者试图分析，贫富差距究竟是怎样引发社会问题的？其引发的机制究竟是什么？笔者以为，贫富差距引发社会矛盾的机制比较复杂，其机制具有“间接性”。什么是直接性和间接性呢？举个例子，近来城市的拆迁引发了很多的社会冲突，拆迁直接侵害了一些居住者的利益，这种引发社会矛盾的特点具有直接性。再比如，城市化扩张中的征地，造成了很多农民失地，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其机制也具有直接的特征。而贫富差距的机制就不是这样了，贫富差距的现象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它有时候引发社会矛盾，有时候并未引发什么矛盾。即使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如果贫穷群体和富裕群体相互之间没有比较，如果没有其他因素或其他环节，两个群体也可以相安无事的。在这种情况下，固然，富人买宝马车、买888万元一辆的宾利车、过花天酒地的生活，只要他没有与其他人发生矛盾，就不存在引发冲突的问题。另一方面，作为穷人，其收入虽然很低，如前所述，人均年收入甚至低于637元人民币，在云贵的山区确实有不少这样的群体，但是，只要还能吃饱饭、生活还能过下去，他们也并不与北京、上海、广州的某些巨富群体发生矛盾。既然是这样，那么间接的机制是怎样引发社会矛盾的呢？笔者以为，贫富差距引发社会问题是通过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客观的“社会结构紧张”，第二个环节是人们主观上产生了“公正失衡”的意识，也可称为：“不公正感”。

以往的社会学研究证明，贫富分化之所以威胁到社会稳定，是因为，分化造成了“社会结构紧张”，而结构紧张使社会关系处于敏感状态，十分容易激化社会矛盾。那么，既然贫富分化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什么样的分化更容易造成社会结构紧张，什么样的分化不容易造成社会结构紧张呢？以往的社会学研究也证明，当贫富的分化过大的时候，虽然富人集团和穷人群体并没有发生直接的矛盾，但是，巨大的差距使得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下。在社会学中，最早提出“结构紧张”（structural strain）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墨顿（Robert Merton）。墨顿试图用这个概念解释社会结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引发或造成社会问题。笔者使用这个概念是想说明，经济上过大的贫富差距，富有阶层与贫穷阶层之间过大的反差，使得社会结构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换言之，不是任何一种贫富分化都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只有当贫富差距太大了，其张力已经形成了结构紧张的局面，这时候，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这时候，矛盾容易激化，冲突容易发生。从这个角度看，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34发展到现在的不低于0.5的水平，就是“结构紧张”的客观证明，应该说是处于比较容易激化社会矛盾的状态下。

那么，“结构紧张”是否就一定会激化社会矛盾呢？笔者认为，事情还不是这样简单。“结构紧张”是一种客观结构，发生社会矛盾有了重要的基础，但是，矛盾是否出现，还要看第二个环节，这就是“公正失衡”。“公正失衡”说的是一种民众的主观心态。社会学传统上有“相对剥夺”的研究，指在与其他更为富有的群体相比较时，个人或群体所产生的一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心理状态。其实，如果细究的话，“相对剥夺”的观点有漏洞。富人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为什么有的时候人们就没有相对剥夺感，有的时候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呢？笔者以为，产生相对剥夺感的时候总是与“不公正”、“不合理”、“不公平”相关联的，所以，更深层次的看法是公正不公正的问题。在结构紧张的客观环境下，如果很多人或社会公众将贫富差别归因为“社会不公”，这就是“公正失衡”的舆论环境，在“公正失衡”的舆论环境下，社会矛盾自然会频繁发生。笔者以为，中国近来发生的诸多事件的，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正失衡”的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宝马车在世界各国很多，但是，因宝马车而引发社会冲突的却并不多见。近来，国内发生了几起宝马车引发的冲突。先是2004年10月在哈尔滨发生的所谓“宝马撞人案”，我们暂且不论事情本身的事实究竟如何，单就一点而论，该事件在网上的评论点击率经超过了对SARS的点击率，确实使人惊讶，如此多的公众对于此事情感兴趣，确实显示了因财富失衡而引发了公众对于“财富、权力”与社会公正问题的关注。另一件“宝马案”是最近发生的，起因本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在某高校内，一辆宝马车向后倒车，碰倒了一名学生，学生并没有受什么伤，只是要求车主道歉。如果车主道歉了，本来就是小事一桩，成不了什么新闻事件。但是，车主不道歉还开车就走，后来又提出“花钱摆平”，学生一方认为：“这些仗着有钱或权的人，以为钱就可以摆平一切。”因而拒绝钱的条件，坚持要求对方道歉。于是，酿成了新闻事件。笔者查了一下网络上的评论，大部分都抨击金钱权力和不公正的。剖析这两起“宝马撞人案”，宝马成了权力、金钱的象征符号，所以，只要宝马欺负人的符号出现，马上引起群情激愤。这个个案印证了笔者关于“结构紧张”与“公正失衡”关系的观点。类似的例证还有很多。比较重要的如，近来炒得很热的“郎咸平事件”，即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认为，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出现了不公正现象，国有的企业内部人和外部人，以压低国有资产价格的方式，在内幕交易中侵吞国有资产。我们暂且不论郎教授观点的是非曲直，仅从该事件引发的全社会关注的程度、该事件争论的激烈程度看，符合了本文所说“结构紧张”的社会背景以及笔者所说的第二个环节，很多赞成郎教授观点的人将产权改革归结为“公正失衡”，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郎教授观点的人，都是在争论，新的产权格局、财产分布的格局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此外，当前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热点事件都可以在“结构紧张”与“公正失衡”的框架下来理解。大的问题比如，“三农”问题、官员腐败问题、社会犯罪问题等等，小的事件，比如，

近来关于“机动车是否应该负全责”的争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此相关。

所以，笔者认为，近来，分层、贫富差距的特点是，该问题已经开始引发一些比较激烈是社会矛盾、社会争论和社会冲突，对此，我们要十分小心，应尽量采取缓解社会矛盾的对策。

三、阶层结构出现了定型化的倾向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阶层结构处于剧烈变动过程中，定型化的特点不突出。内战、日本人的入侵、解放战争、土改、社会主义改造、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造成中国各阶层出现巨大变迁，以往的研究也证明，中国各阶层之间的流动率是比较高的。

80年代初的改革以来，再次出现巨大变迁。笔者曾经表述为：政治分层的社会结构转变为经济分层的社会结构，这一时期社会流动的特点仍然是，阶层之间的流动率颇高。从80年代直到90年代中期，是中国富裕阶层产生和膨胀比较迅速的时期，原先经济地位低下者后来跻身于富裕阶层者比例较高。然而，自9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地位低下者进入富裕阶层的比例明显下降，富裕者来自同阶层或临近阶层的比例上升。换言之，80年代，一个穷人想变为富人的话，机会还是比较多的，但是，90年代后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此种机会大大减少了。

对于社会阶层以及阶层之间的关系愈来愈趋于稳定的现象，笔者称之为：“阶层结构定型化”。对于阶层结构定型化现象的研究，可以参见，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一书，在该书中，吉登斯使用了“阶级关系结构化”（structuration of class relationship）等概念。中国的情况与吉登斯所说的情况有些相似。笔者使用“定型化”的概念，反映经济分层成型的现象。笔者认为，目前，中国阶层定型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50年代中国进行了打碎阶级的实验以后，阶层变得界限不明显了，从50年代到70年代，各社会群体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异性不很大，阶层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80年代初的市场改革以来，直到90年代中期，各社会群体之间的流动比较频繁，阶层之间的界限也仍然不很清晰。当时，有一大批原来经济地位比较低下、生活十分贫苦的人，甚至是社会边缘群体，在市场经营中赚了很多钱成为富有阶层的成员。然而，到了90年代后期和新世纪以来，阶层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明显，富有阶层准入的条件比以前严格多了，包括注册资本的限额、土地或铺面房的价格等，这些准入标准越来越成为难以逾越的鸿沟。从产业结构看，80年代进入市场的多是小商品经营者，这些小商品经营者有些逐步积累做大，到了90年代成为富有阶层。但是，90年代中期以后，房地产、金融、高技术产业兴起，进入这些产业的准入条件大大提升，一般社会群体难以进入该阶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数据证明，从学历等看，经营层、企业家层，大多有了较高的学历、文凭，这些也成为阶层定型化和界限形成的重要标志，产权和文凭证书的排他作用开始出现。

第二，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阶层界限形成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阶层之间流动率发生变化。80年代的中国，很多低收入层也可以竞争进入高收入层，笔者曾经将此种象称为市场转型的一个“特殊阶段”：“社会边缘群体从市场中获得利益”；当时的研究发现，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例，比社会上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例还高，甚至引发了“脑体倒挂”的现象。到了90年代末期，底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大大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李春玲博士等人通过全国调研的数据证明，总的流动率虽然比较以前的流动率高，但是，如果区分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则社会上层向上流动的比率更高，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比率较低，社会下层流入上层的机会减少。笔者分析一些区域调查的数据，发现了类似的现象：社会下层群体、社会边缘群体获利明显下降，向上流动比例减少。

第三，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也逐渐形成。社会各个阶层都开始形成一些作为本阶层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在50~70年代打碎阶级实验的时期，中国城市的居住模式是阶层混杂型的。比如，在城市里“单位大院”的居住模式中，高层人员和低层人员都居住在同一个大院里、甚至同一幢楼房里。由于当时采取的非市场型的“分房模式”，将家庭人口、是否结婚、参加工作年限等看作最重要的分房记分标准，所以，分房、居住与经济分层没有关系。近来，随着居住房屋的市场化，因房地产价格的巨大差异造成的阶层区隔正在形成，城市中形成了一些高档社区、高档物业小区，在这里，房屋的价格和物业管理的价格都十分昂贵，只有一些富有阶层可以承担。另一方面，社会边缘群体聚集的地方，也形成了一些低收入和边缘群体的社区。从消费上看，不同的消费档次开始区分开来，从富有者消费的极高档次的商品和服务，直到专为社会边缘群体服务的小商店、小理发、小诊所等，各个档次等级次序分明。对于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品位，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经作过详细描述。其实，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文化模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过去有一段时间里，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下，分层的文化模式受到了严重冲击，而在稳定的社会局势里又出现了复归的倾向。

第四，阶层内部的认同得到强化。阶层之间流动率的下降与阶层内部互动的加强几乎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富有阶层的交往形成了一些新的社会组织，比如，近来有一些高会费的俱乐部、会馆等，如果要进入这些俱乐部、会馆就要交纳很高的费用，从而将低收入者阻挡在门槛之外。又如，目前一些大学开设新型高学费的E-MBA教育，学费高达25-26万，结果许多企业的经理、老板以参加这样的学习组织为荣，在学习中加强了企业高层管理者的互动，促成了富有阶层内部的社会网络。当然，这些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建立商业信任关系的作用。如何评价阶层结构定型化的趋势呢？其实，对此也不必惊讶，任何市场经济社会，经济分化、分层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出现分层结构定型化。虽然在现阶段出现了一些阶层向上流动率的下降，但是，阶层结构定型化本身，也并不一定造成长久的流动率下降。阶层结构定型化的主要作用是使得社会流动循着一定的标准进行，因而更有规律了。中国过去的社会流动确实没有规律，更多地表现为阶级、阶层瓦解所造成的社会流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出现了靠“造反”起家向上流动的现象。阶层结构定型化以后，其社会流动变得常规化了。记得大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曾经讲过，阶层就好比是一节、一节的火车车厢，成员就好比是从这些车厢里上上下下的过客，他讲的就是阶层结构定型化以后，社会流动的特点。阶层结构定型化以后人们社会地位的上升更有规律性，人们争取地位的上升采取更为常规型的手段，比如考试、文凭、职务晋升等，其结果是社会变得更为稳定。

四、中产阶层有所发展，但总体上仍然比例较小

近一段关于中产阶层的讨论比较多。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中产阶层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确实起了重大作用，其意义不可忽视。中国中产阶层与其他国家的中产阶层还是有巨大差异性的，对于这种差异性笔者曾经撰文指出，西方新式中产阶层的主体是由受雇人员构成的，而中国新产生的中产阶层的主体是大批非受雇阶层，如大批中小工商业层、独立经营者阶层。其实，差异不止于此，下面试分析一下中国中产阶层的构成，由此可以更进一步观察这种差异性。笔者认为，中国中产阶层主要由以下四部分人构成的。

第一，中国大陆中产阶层中最为稳定的力量，是传统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如果将所有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干部）都算在内的话，占就业人口的 1.67%。当然在这1.67%的人中，有一小部分属于比中产阶层更高的阶层，由于其人数甚少，我们暂时将其忽略不计。虽然，新近的研究证明，干部和知识分子也出现分化，比如，传统的知识分子都是在体制之内的，但是，近些年来市场的发展，也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吸引到了体制之外。

所以，部的全体还可以算作体制内资源，而知识分子的主体很难说属于体制内资源了。将知识分子看作体制内与体制外平分秋色比较符合现状。当然，不管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如果将所有专业技术人员都算在内的话，目前占就业人口的 5.7%。这里面包括所有的在政府、机关等国家部门，学校、医院、研究机构等事业单位，厂矿、企业、公司等经营单位工作的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这里所说的专业技术人员在统计上，与前述的占就业人口的 1.67%的单位负责人完全没有交叉，这两部分人加在一起占就业人口的7.37%。专业技术人员与传统的知识分子的概念并不完全吻合，笔者只是为归类方便暂时将他们归入知识分子大类。

第二，所谓“新中产阶层”。笔者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中国大城市中正在出现一个新生的“新中产阶层”。这个阶层的基本特征是：年龄比较轻，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学历，有新的专业知识，懂外语，会电脑，大多就职于三资企业、新兴行业，如金融、证券、信息、高新技术等领域。由于该群体处于产业结构的高端，技术含量高，体制上又多属于外资、外企，所以，收入上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在消费行为上有着很强的高消费倾向。生活方式上也开始形成所谓新的“格调”。近来流行的所谓“小资”、“BoBo族”、“布尔乔亚和波西米亚”等就是指以该阶层为主导的一种生活方式。新崛起的一代人实际上是一种标志，它不仅是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且是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从全体人口的角度看，新中产阶层的增长速度并不快，但是，在大城市里他们人数的持续上升还是明显的。当然，近来，大学毕业生、研究生毕业人数的激增，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中产阶层内部的激烈竞争。该部分人数不多，没有确切统计，估计占就业人口的1~2%。

第三，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其他经营比较好的企业、公司、单位的职工层。笔者以往的研究曾证明，从相对的意义上看，改革开放以前，国营企业职工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典型中间阶层，笔者曾称之为“类中产阶层”。无论与当时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相比，还是与城市中其他非国营企业的劳动群体相比，当时，国营企业职工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都占有明显优势。改革以来，尤其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国企职工队伍出现了明显的衰落。很大一部分传统中间层的国企职工成为城市失业、下岗、离岗、内退等等大军的主体，被淘汰出中间阶层的队伍。经过90年代中后期的震荡，到了新世纪初叶，国有企业的分化已经大体结束，因此，效益比较好的企业、公司职工的经济地位也是比较稳定的，大约占就业人口的3~4%。

第四，大量的个体、私营经营者。在农村里包括那些经营比较成功的富裕起来的阶层，在城市里包括大批下海的、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中小工商业业主、独立经营者、中小公司经理等。中产阶层的这个部分的构成最为复杂，这也正体现出变迁中的中国社会阶层重组的特点。近来，中产阶层的这个组成部分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部分，目前大约占就业人口的5~6%，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中小工商业经营者有可能上升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最主要构成群体。以上四部分人，有些是交叉的，比如专业技术人员就与“新中产阶层”和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职工相交叉，所以，中国中产阶层的总比例比上述四部分之和还要小一些，估计总数不超过中国就业人口的15%。对于中产阶层以上四个阶层的分析就可以看到，中国中产阶层具有三个突出特点：第一，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的各个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差异性，四个群体在经济利益、生活方式、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性大于一致性。这意味着，对于中国来说，形成统一的中产阶层具有巨大的难度。换言之，中国中产阶层很难有所谓统一的利益要求。第二，中国中产阶层的力量还是比较弱小的。从人数比例上看，前述的中产阶层的四大群体，不管是哪一个，与全国就业者、劳动者、工人、农民比较，都显得人数很小，全部加起来不足15%。所以，中国社会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还不可能形成力量雄厚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的长期短缺，使得“结构紧张”在一段时期内还难以消除。为此，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只有积极培育形成中产阶层的社会条件。第三，从“世界体系论”的角度看，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是受到制约的。如果中国作为出口初级产品的边缘国家，而

接受核心国家的高端产品，那么，中国因被大大压低了价格的初级产品而造成的广泛的低入者阶层就不可避免，其结果只会是支撑着发达国家的庞大的中产阶层，而不会在本国产生庞大的中产阶层。所以，这成为制约中国中产阶层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

五、阶层利益的多元化与“碎片化”特点

从上述对于中产阶层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中产阶层的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而是分割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其实，中国不仅中产阶层，社会其他阶层也出现了利益分割甚至利益碎片化的趋势。

笔者过去的分析已经指出，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分化的过程，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从分化开始的，分化也具有某些正向的、积极的作用。过去人们以为，分化只能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其实不尽如此。我们知道社会分化如果是简单的两极分化，那当然是不好的，但如果社会分化是利益的“碎片化”，人们的利益是多元的，那样，反而不容易发生重大利益冲突。比如，过去，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居民都就业于按照全国统一工资标准的国营集体企业中，那时侯，长工资都需要中央颁布全国长工资的命令。如今，绝大多数就业者就业于各种类型的公司、企业之中，长工资是千百万公司、企业自己的事情，大家不用“齐步走”、不会产生“共振”。就业者的利益被众多类型的公司、企业所分化。最近的变化表明，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更为明显了。其基本的趋势是从过去的巨型、整体群体，分化为多元利益群体。在此，笔者试剖析利益分化的以下三方面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阶层分化与身份群体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多元利益群体。如上文所述，经济利益确实分化了，产生了贫穷与富裕的巨大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与身份群体交织在一起，是环环相交叉的复杂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叠加关系。笔者以前分析过，中国80年代初的市场改革以前，社会各群体的关系更多地是一种身份制关系。比如，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农民等，他们之间的区分主要不是市场型的经济地位差异的区分，而是社会身份地位的差异。改革以后，经济指标作为社会地位区分的指标愈来愈突出，最终形成了上文所说的“阶层结构定型化”的趋势。但是，新的阶层产生，并不意味着传统的身份制就完全不起作用了。实际情况是，阶层结构定型化与传统的身份制交织在一起。其结果是，阶层与身份并存，在阶层内部会有很多身份群体。比如，二十余年来，中国工业化速度很快，产业工人的队伍迅速膨胀。然而，由于原有的身份制的存在，中国产业工人内部有众多不同的身份群体，其内部的差异性一点不小于外部的差异性。目前在中国工人的内部，既有传统的国有、集体企业工人，也有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工，有在乡镇企业劳动的工人，有相当多的家庭企业劳动的工人。即使在同一个单位里面，也存在着几种不同身份的工人。所以，工人的总人数虽然十分巨大，但是，却分化为很多小的利益群体。

第二个特点是户籍、地域的差异与阶层差异交织在一起，而形成了利益多元化、碎片化的特点。改革以后，虽然允许农民进城，但是户籍制度并没有弱化，在有一段时间里甚至还有加强。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虽然公安部允许各地做户籍改革的实验，但是，大城市的户籍管理和控制还是很严格的。新近的改革特点是将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区分为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比如上海、广州、北京等特大城市曾推出了“蓝印户籍”，.. “A、B、C户籍”等区分多种户籍的政策。因此，其结果是，在同一个阶层的内部，产生了更为复杂的户籍利益群体。比如，同是在一个城市里经商的老板、经理，由于户籍身份的不同，就形成阶层内的小的利益群体。除了户籍以外，还有地域的巨大差别。近年的经济发展并没有造成地区经济差异的缩小，反而是差异更大了，比如，到.. 2002年底，北京郊区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贵州农民的3.62倍，而上海郊区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贵州农民的4.18倍。所以，中国不同区域的农民有巨大差别，虽然都叫农民，其内部的分化是很厉害的。从大的地域上看，中国东

北、华北、华中（或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省份、西南地区、西北地区都有显著的经济差异，虽然都是农民，在不同区域经济地位会有巨大差别，很多情况下，区域的差异远远大于阶层的差异。

第三个特点是体制的差异与阶层的差异交织在一起而产生了多元化利益群体。近年来，在中国阶层分化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体制变迁和体制分化。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体制改革大步前进，迄今为止，由传统的国有、集体体制覆盖的人群已经大大减少，新产生的体制五花八门，包括私营、个体、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合作单位、联营、合资企业、香港、澳门、台湾商人投资企业等等。这些还仅是一些大的分类笔者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实际运作中的体制比这些要复杂得多，比如：承包的、转包的、租的、租柜台的、包工队式的、挂靠式的、交管理费式的，除了登记了的正式单位以外，还有大量的没有登记的非正式单位，其管理方式更是花样繁多，不同体制的单位，其工资制度、收入体系、福利体系均有巨大差别。中国目前的收入构成、工资体系、福利体系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期。由于体制的“碎片化”与阶层分化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利益的碎片化。比如，失业本来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的群体，但是，在中国当前却成为一个异常复杂和利益“碎片化”的群体，很难说有什么边界。且不说笔者以往的调研已经证明失业与“隐性就业”和“隐性失业”的群体交织在一起，仅就失去工作这种现象看，也出现了复杂的局面，比如分为：下岗、离岗、内退、买断等等情况，再加上，不同单位对待曾在本单位工作的下岗者待遇很不一致，失业者的利益也碎片化了。著名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曾经认为，群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差异越是相互叠加在一起，比如贫富的差异又叠加上种族的差异，群体之间的冲突就会越强烈，反之则会越减缓。而中国目前的现实是，正如达伦多夫所讲的减缓的方面。由于社会利益结构朝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使得社会的多重利益交织在一起，而不是壁垒森严的裂痕型的分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阶层利益的碎片化、社会利益的碎片化减小了社会震动，有利于社会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一方面中国的贫富分化很严峻，但另一方面，却有没有发生巨大的社会不稳定。总之，中国的现状是有利于和不利于社会和谐的因素同时存在，我们应该推进那些有利因素的发展而控制那些不利因素的发展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美国近年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

美国近年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两大阵营的对垒转变为多元格局，在人们关注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们也在思考着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它的走向和未来。有两个情况越来越引起世界的普遍关注，一方面是原苏联、东欧国家解体或转制后，私有化过程并没有带来原先预想的效果，反而长期受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困扰，同时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并坚持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中国，出现了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二者形成了反差和对照；另一方面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西北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体制发生危机，社会保障的负担过重使经济增长过缓，失业率长期高达10％且居高不下，而政府降低福利支出的努力又往往引发大规模社会抗议事件的发生，与此同时，美国经济近年来却出乎意料地保持较高增长速度、较低的失业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并开始出现超越经济衰退期的“反周期繁荣”，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社会结构也发生一些深刻变化，美国已有学者在谈论什么“新资本主义”、“后工业资本主义(Nelson,1995)”、“没有可拥有资本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out ownable capital）”、“没有阶级冲突的不平等”等等发生了哪些变化？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变化会对美国社会未来的发展产生什么影

响？ 一、美国的就业、职业结构的变化 就业结构是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产业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世界发达国家的一般发展经验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产业结构也会发生一些阶段性的变化，起初是农业产值比重的大幅度下降和自然资源开发为主要动力的工业产值比重快速增长，随后是工业产值中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所占的比重上升，最后是服务业产值所占的高比重成为产业结构提升的重要标志，最新的发展趋势显示，信息产业的比重将成为未来产业结构的新的衡量标志。 伴随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美国的就业结构近十几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3-1995年，在美国全部就业人员的分布中，农业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从4％下降到3％，工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从33％下降到24％，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从63％上升到73％。 从1963年到1996年，美国的总人口从亿人增加到2亿人，劳动力总人数从7000多万增加到亿，就业人员从6700多万增加到亿，但农业就业人员从469万下降到344万，劳动人口的失业率随经济状况而波动，但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6％左右波动，1996年为5 .4％。根据美国劳动部劳动统计局的分类，非农业从业人员的就业分成物品生产业。

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风险

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风险 龚维斌 2012-8-12 14:52:55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京)2010年5期第16～21页【内容提要】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社会结构，时代不同社会结构也会有所不同。社会结构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动。社会结构和社会需求结构变动的一个后果是产生诸多社会问题，增加社会风险。 【关键词】社会结构变迁/社会风险 [中图分类号]D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314(2010)05-0016-06 一、社会结构变迁 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与关系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等诸多方面。 (一)人口结构转变 1.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实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其内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此，中国的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本世纪伊始，中国完成了向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较低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

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主要表现是，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总和生育率表现出持续的下降。1971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5.4，从那以后，这个指标大幅度下降到2，即更替水平以下，目前总和生育率为1.7左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国家的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自1998年以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10‰，2004年进一步降到6‰以下。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的则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由于生育观念的变化，大城市老龄化程度远高于一般中小城镇。例如，上海市老龄化程度已经接近世界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近一倍。2008年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300.57万人，占户籍人口21.61％，而世界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为23％至25％。据专家预测，到2030年上海老年人口将达到500万至600万的峰值，且上海人口日益向高龄化方向发展。而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将成为上海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主体，据预测，2013年新进入老年阶段的人口中80％以上为独生子女父母。 2.当前正处于人口红利期 统计数据显示，0-14岁少儿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已经从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的40.69％下降到2007年的17.88％，足足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而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所占比重，则由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的55.75％上升到了2007年的72.78％。从理论上说，目前中国人口结构正处于人

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的研究状况及其范式

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的研究状况及其范式 作者：李强邓建伟晓筝 生命历程研究(lifecourseresearch)作为一项跨学科的研究计划，从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研究对象主要涉及生命过程中的一些事件和角色(地位)，及其先后顺序和转换过程。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所谓的生命事件一般包括接受教育、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结婚或离婚、生养子女、参加工作或辞职、居住地的迁徙、退休等事件；通常考察的角色或地位大致包括阶级或家庭成员资格，教育、婚姻和受雇的状况，有时还包括政党成员资格、宗教归属、自愿者团体及活动的参与等。在上述研究中，个人的生命历程被主要看成是更大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的产物。生命历程研究不仅要求在一个共同的概念和经验性研究的框架内对个体生命事件和生命轨迹的社会形式做出解释，并且注重考察影响这些事件和轨迹的社会进程。在许多从事生命历程研究的学者看来，他们的诸种努力不仅有利于对特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而且还能超越社会生活研究中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长期隔离状态，并具有对各理论学派、学科加以综合的潜力。 生命历程大体是指在人的一生中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的，受到文化和社会变迁影响的年龄级角色和生命事件序列。它关注的是具体内容、时间的选择，以及构成个人发展路径的阶段或事件的先后顺序。一般而言，尽管生命历程与家庭、经济、政治中的社会过程相联系，但它基本是个体层次的概念，与生命周期所包含的世代概念没有内在联系。 生命历程研究的历史回顾 (一)1940年以前的生命历程研究 生命历程研究作为一种分析范式，从时间上看大体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本世纪初到1940年以前的时期，其主要推动者是社会学中的芝加哥学派。这一时期，美国在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大量人口从农村纷纷涌入城市，城市规模迅速扩展。然而社会问题也有很多，如移民问题、青少年越轨问题、犯罪问题、家庭婚姻问题等。它们引起了芝加哥学派极大的研究兴趣，许多学者深入实践进行社会调查，著书立说，寻求解答社会问题的答案。尤

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学的理论回应

2010年第3期 (总第120期)黑龙江社会科学H e il o ng ji a ng Soc i a l Sciences N o 3,2010G enera.l N o .120 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 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学的理论回应 刘仲翔 (人民出版社,北京100706)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为身份制的合理化改革、单位制的社会 化改革以及国家、市场和社会合理化格局的形成。社会学对这种巨变作出了及时的理论回应,对于人们理解 和掌握这种社会结构变迁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社会结构;社会转型;身份制;单位制 中图分类号:C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0)03-0137-05 收稿日期:2010-03-17 作者简介:刘仲翔(1973-),男,湖南怀化人,编辑,社会学博士,从事社会学理论和医学社会学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把工作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各项体制改革进入了加速时期,尤其是1992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来,我国社会转型进入了加速期,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身份制的合理化改革、单位制的社会化改革以及国家 市场 社会合理化格局的形成。社会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对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表现出足够的理论自觉,对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作出了独特的理论回应。 一、身份制的合理化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我国的社会转型明显加快。社会转型对身份制造成了很大冲击,身份制得到了合理化的改革。 由于经济建设成为各项工作的中心,社会生活中的政治色彩开始淡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为错划的右派平反以及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受害者落实政策、平反昭雪无疑纠正了经济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倾向。与此相连,政审制度虽然还存在,但范围缩小了,且更加注重人们的现实表现,而不是其阶级身份和家庭出生。这意味着阶级身份系列已丧失了它赖以维系的条件。社会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评价一个人不再将其家庭出生放在首要位置,而是着眼于他的能力和成就。因此,原有的阶级身份系列在城乡社会日益弱化,并趋于消灭。 以!大包干?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民有了生产与分配的自主权,导致了国家对生活资源的松动。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又相继出现了可以自由流动的资源。这又导致了与生活资源的分配密切相连的户籍制度与票证制度的日益松动。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城市中计划外经济的发展,则使大批农民有了进城改变自己身份的机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和乡镇,出现了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维系城乡居民身份的前提条件日益减弱,导致城乡居民身份界限逐渐模糊和松动。 城市中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与发展,创造了大量体制外的新的就业岗位。这些就业岗位也意味着多种新的职业身份,而这些身份是原有的干部与工人两大身份系列都无法涵盖的。体制内的干部与工人在利益驱使下流向体制外这些新的就业岗位,模糊了原有的干部与工人的身份界限,并发展出一种用 体制外的职业身份系列来包容体制内的干部与工人身份系列的趋势[1]。随着体制外力量的增强,所有 制身份也日益弱化,社会上逐渐出现了新的社会群体,他们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群体,被概

社会变迁与人的观念变化

社会变迁与人的观念变化调查报告 一：调查前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具有能动作用。 第一,社会存在的性质决定社会意识的性质.第二,社会存在的变化决定社会意识的变化.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从质的方面看,不同性质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着不同性质的作用.先进的、革命的、科学的社会意识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反之,落后的、反动的、非科学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着重大的阻碍作用.第二,从量的方面看,无论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起什么性质的作用,都会对社会存在起作用。 自1979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来，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从“五讲四美三热爱”到“讲文明树新风”，从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到“百城万店无假货”，从“心连心，手拉手”到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蓬勃开展，三十余年过去了，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的人们的观念是如何发展变化的，针对这一问题我们随机选取了几名志愿者对其生育观，婚恋观，消费观，休闲观等进行调查。 二：调查结果及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来看大部分的人对于二胎政策开放问题表示支持，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孤单与自我重心的叛逆性越来越严重，放开二胎政策或能从中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的家庭，特别是城市家庭，一个孩子的占据多数。由于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多，很多年轻人结了婚之后，彼此之间商量着怎么着维护这个家庭，要一个孩子成为他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有的甚至为了减轻压力选择了一生都不要孩子。相信，丁克族这个词已经不再陌生。当然，我们不能绝对的左右人的自由权和选择生活的权力，但是相信每个年轻人都不希望结了婚，一辈子就两个人空守着诺大的屋子吧！可是生活压力让他们不得不做丁克或者一生都不婚不嫁的这类人。就算现在结了婚生了孩子的，大部分也是一个独苗，一个孩子压力是小，但父母为了工作给孩子的爱却很少，孩子从小缺少欢乐，自闭症的孩子是不是也逐渐增多。 而且二胎政策开放可以避免对孩子过度保护和溺爱；只有一个宝宝，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口里又怕化了。什么事情都不让他做，好好地当少爷/公主就行了，该骂的时候舍不得骂，做错了事，该罚的时候又舍不得罚。不经意间，疼爱就变成了溺爱。对孩子过度保护和溺爱，到头来只会害了孩子，当孩子踏入社会的时候，不能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更扛不起一丁点生活挫折。有两个宝宝，可以促进两个孩子相互的竞争；一个宝宝在家里是“最大”的，没有人跟他竞争，往往说什么就是什么，想要什么也很快就能得到，就算什么都不做，大家都是围着他转的。这样的生活环境，容易让宝宝缺乏竞争意识，如果有两个宝宝，有了比较之后，在无形中，从小就会形成一种相互竞争的意识。 现在的家庭只有一个小孩，他的成长过程都没有兄弟姐妹的陪伴，没有知心的小伙伴，长大了也没有可以商量的兄弟姐妹，遇到困到也找不到最近亲的人来帮助自己，小时候没有人陪着过家家，成长中没有人互相学习，长大了没有人一起照顾父母。小时候5-6个大人疼一个小孩，小孩大了结婚成家后，两口人一起承担数位老人，压力山大。 第二个方面：人口老龄化需要二胎政策的放开。从人口老龄化角度看，放开二胎政策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缓解，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不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的直接钥匙。人总归要变老，谁都不能让自己永远年轻，这是客观的事实。但是，让出生率和死亡率平衡起来，让出生一族和老另一族所占的比例平衡，不是单纯的靠只生一胎就能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好。因此，适度的放开二胎政策，对缓解老龄化问题，有利是绝对的，毕竟我们国家现在的出生率已经很低，和大多数国家相比，我们的出生率都是非常非常低的。之所以我们国家还有那么多人，是上个世纪的某个时间段没有控制好的原因，和21世纪后近五六年来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二胎政策开放以后，照顾两个孩子精力不足；一个宝宝的时候，或许只是刚开始升级妈妈那会，你会显得手忙脚乱；不久后你就适应并喜欢上了妈妈的角色，并

专题九 近代以来社会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生活得变迁—高考题集锦

专题九近代以来社会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生活变迁（近10年高考题）1．(2011·海南单科·16)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派出四批留美幼童，其中绝大部分学成归国后在军政和实业部门就职，在政治上基本是清政府的拥护者。1905年前后留日学生近万名，其中公派生的相当部分转向革命或同情革命。出现此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 A．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 B．清廷革新能力的丧失 C．国内武装起义的推动 D．中日甲午战争的影响 2．(2019·海南高考·8)1897年，清政府根据两年来很多官员的建议，发布上谕，决定逐步将江南制造总局从上海迁往湖南，同时在内地大力兴建与扩充军事工厂。这一决定旨在() A．降低生产成本 B．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 C．加强国防安全 D．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 3．(2019·新课标全国Ⅲ卷高考·28)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人将自己的名字租借给中国人经办新式企业的做法，在通商口岸较为盛行。这一做法() A．导致民间设厂高潮局面的出现 B．有利于中国新的社会阶层发展 C．加剧了外国资本对中国的输入 D．扭转了中国对外贸易入超局面4．(2019·新课标全国Ⅰ卷高考·28) 表) A．科举取士转向选拔实务人才 B．传统社会结构受到冲击 C．儒家的义利观念被抛弃 D．新式工业在经济中居于主导5．(2017·新课标全国Ⅱ卷高考·28)1879年以前，福州船政局所造之船均“派拨各省，并不索取原价分文”；此后造船所用材料费用由用船一方拨付，采取“协造”方式生产。 这种变化反映了() A．军用工业由官办转为商办 B．“协造”意在缓解经费压力 C．军工产品市场化趋势明显 D．近代轮船制造业走出困境 6．(2017·新课标全国Ⅰ卷高考·28)开平煤矿正式投产时，土煤在国内从一个通商口岸装船到另一个通商口岸卸货，须缴纳出口税和复进口税，每吨税金达1两以上，比洋煤进口税多20余倍。李鸿章奏准开平所产之煤出口税每吨减为1钱。这一举措() A．增强了洋务派兴办矿业的信心 B．加强了对开平煤矿的管理 C．摆脱了列强对煤矿业的控制 D．保证了煤矿业稳健发展 7．(2016·海南·15)19世纪70年代初，生丝、茶叶合计占中国贸易出口总值的近90％，1900年降至38%左右，20世纪初年中国已失去主要丝茶输出国的地位。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A．中国丝茶竞争力减弱 B．清政府的重农抑商政策 C．中国小农经济的瓦解 D．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8．(2016·新课标全国Ⅰ卷·29)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有些西方人士认为中国拥有一定的军备优势，“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必然最后被彻底粉碎”。他们做出上述判断的主要依据应是，中国() A．已完成对军队的西式改革 B．集权制度有利于作战指挥 C．近代化努力收到较大成效 D．能获得更广泛的外部援助 9．(2016·新课标全国Ⅰ卷文综·28)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市场上的洋货日益增多，火柴、洋布等用品“虽穷乡僻壤，求之于市，必有所供”。这种状况表明() A．中国关税主权开始丧失 B．商品经济基本取代自然经济 C．民众生活与世界市场联系日趋密切D．中国市场由被动开放转为主动开放10．(2016·新课标全国Ⅱ卷文综·28)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市场上的洋货日益增多，火柴、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答案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第1部分：判断题 (共10题,共20.0分; 默认单题2.0分) 1、社会互动是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互动就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2.0分) 正确 错误 2、按照马克思·韦伯的理论框架，位于社会最底层的群体是弱势边缘群体。（）(2.0分) 正确 错误 3、04、05年时，国际组织的有关报道指出，我国的自杀率达到了万分之二点三，居全球第一位。（）(2.0分) 正确 错误 4、我国的城市化被称为“瘸腿的城市化”、“半拉子城市化”。（）(2.0分) 正确 错误 5、众多的农民工生活在城市之中，但很难获得城市户口。（）(2.0分) 正确 错误

6、解放以后，中国用户口这种最基本的制度性安排，把中国人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种类型。（）(2.0分) 正确 错误 7、我国社会处在剧烈的转型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由过去的绝对贫困发展到了小康社会，人民的精神世界也愈加丰富。（）(2.0分) 正确 错误 8、社会学的理念：治社会病，解决社会问题。（）(2.0分) 正确 错误 9、我国地方政府收入的极少部分来自出售土地换取的土地转让费。（）(2.0分) 正确 错误 10、要保证我国的长治久安就必须解决好工人问题。（）(2.0分) 正确 错误

第2部分：单选题 (共20题,共40.0分; 默认单题2.0分) 1、（）是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独特现象。(2.0分) 双轨制 “农转非” 人口迁移 下乡运动 2、农民问题的实质是（）(2.0分) “三农问题” 社会变迁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经济问题 土地问题 3、社会学的维度不包括下列的（）(2.0分) 声望 财富 权力 阶级 4、社会互动的根本目的是（）(2.0分)

(形势与政策论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学习版.doc

2008-2009年第一学期《形势与政策》科目考查卷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其最伟大的历史性影响在于,他的改革开放思想深刻改变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三大历史性转折,从而奠定了中国在21世纪的基本走向,也在一定意义上促成了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结构分化作为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之一，其对现代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机制，即由异质性所体现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组织对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以及角色多元化和职业等级差异对阶层多元化、社会流动和教育普及的引发及促进作用，这两者都有助于消除封建的“先赋”特权，增加个人“自致”地位的比重。因此，许多社会学家将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将结构分化的形态作为观察和描述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最根本的变化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这I 一变化的根本动因是体制改革。改革对我国社会分化的影响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国营企业的“分权让利”使社会产生了自由流动资源，即不受国家统一控制和分配的劳动力、资金、产品、原材料、技术等等。这些资源随改革的深入而不断增加。2.自由流动资源的出现与增加导致整个社会资源的组织与分配方式的变革，即由单纯地依靠计划体制和行政手段转变为计划与市场、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3.多种利益主体和权力主体的发育，如各种地方和社区政府、政府各部门。民间组织、农村各类企业、城乡个体工商户等等。4.功能专一的组织和角色群体的出现与增加逐渐导致了国家

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经济与行政、行政与法律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初步分离。改革以来，这一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的结构变迁过程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中最值得关注之处是： 一、体制改革始于农村，其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最大贡献是推动了农村工业化的迅速兴起和蓬勃发展，这一农村工业化进程导致农村原同质均等的社会结构发生剧烈的分化，新的角色群体和组织大量涌现，如乡镇企业家、近 1亿的乡镇企业工人和新的合作企业、私营企业等等。 城乡原社会结构的二元特征决定了城市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不同于农村，城市社会分化主要是体制内外的分化。改革后城市社会分化首先发生在原体制的最边缘部分，其结果之一是一部分处干体制边缘的社会力量率先从体制内分化出来，如个体工商业者、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等。随着分化从体制边缘向体制中心部分的不断推进，体制外力量亦不断增强，他们以不同于体制内的规则和方式组织与运行，这一过程一方面不断地受到体制内社会分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受到农村社会分化的影响。一些横跨两个体制和城乡两大社会系统的交叉性群体和边缘性群体开始出现，如个体户、进城作工的农民工等等。上述各种新的结构要素的出现和增加，有力地推动了民间社会的发育。 二、改革后随着各类社会主体（个人、组织、政府）自主权的扩大和利益的明确化，原由行政级别和身份等级决定的等级式社会分化逐渐转变成一种由类属和单位边界决定的四块式分化，决定社会成员地位与利益差异的原等级要素，如所有制类型、家庭阶级出身、政治身份、行政级别等的作用大大削弱，而个人所在单位和社区的发展状况，个人所属职业类别和部门（如汽车司机、税务部门）等集团性要素的作用增加。社会结构从等级性分化到团块式分化的转变意味着中国社会的阶层化过

龚维斌：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风险

龚维斌：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风险 [摘要]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社会结构，时代不同社会结构也会有所不同。社会结构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动。社会结构和社会需求结构变动的一个后果是产生诸多社会问题，增加社会风险。[关键词]社会结构变迁；社会风险[作者简介]龚维斌，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北京100089 一、社会结构变迁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占有 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与关系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等诸多方面。? （一）人口结构转变 1.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实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其内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此，中国的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本世纪伊始，中国完成了向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较低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主要表现是，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总和生育率表现出持续的下降。1971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5.4，从那以后，这个指标大幅度下降到2，

即更替水平以下，目前总和生育率为1.7左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国家的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自1998年以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10‰，2004年进一步降到6‰以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的则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由于生育观念的变化，大城市老龄化程度远高于一般中小城镇。例如，上海市老龄化程度已经接近世界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 家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近一倍。2008年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300.57万人，占户籍人口21.61%，而世界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为23%至25%.据专家预测，到2030年上海老年人口将达到500万至600万的峰值，且上海人口日益向高龄化方向发展。而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将成为上海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主体，据预测，2013年新进入老年阶段的人口中80%以上为独生子女父母。? 2.当前正处于人口红利期? 统计数据显示，0－14岁少儿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已经从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的40.69%下降到2007年的17.88%，足足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而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所占比重，则

中国社会结构及发展分析

中国社会结构及发展分析 杨志罡10243022 信管1001 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与关系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等诸多方面。 从社会结构的变迁来看，新中国前30年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消灭了地主阶级，在农村进行土改，从而奠定了农村社会结构调整的基础；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个体劳动者的数量大大下降，民族资本家不复存在，个体劳动者由解放时的900万下降到1978年15万；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工人阶级扩充进程的序幕拉开。 当前中国的总体形势，可以概括为：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突显，文化繁而未荣。而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应当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方面，中华民族在不同支流的交流融合过程中通过创造性的活动开创了文明古国而较早进入文明时代，并开拓创造出了一个疆域辽阔的大一统的多民族的东方大国和对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的光辉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在长达两千年左右的历史长河里，中国一直是世界文明的极其重要的重心和中心。但是由于社会制度的天然缺憾，中国社会又较早地长期地陷入了以历史循环为特征的发展的沼泽地，因而从总体上来说发展非常缓慢。在西方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与巩固而加快发展之际，中国落后了，中华民族落伍了。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用炮舰政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束手无策，只能割地赔款以图苟延残喘。西方列强不断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逐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攫取了筑路、开矿、海关等等中国主权，操纵了中国外交，从而把中国社会一步步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灾难深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斗争，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了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革命力量，其在斗争中由于受到全体中国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支持和拥护而不断发展壮大，因而，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这就是说，历史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是中国实现顺利发展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从而改变中国贫困落后面貌，实现中国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由之路，是现代中国的必然的历史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康乐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和反映着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方面，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趋势及其特征体现于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新旧结构的更替呈现多层面的交错运动态势，表现为五种发展趋势：中央政府权威削弱及其衰败化；在西方列强侵略下国家地位的边缘化；传统政治体系向近代政治体系演化的民主化；社会经济演变的市场化；国家与社会结构的二元化。五种趋势构成中国近代化的阻力与推力，使近代中国既表现为从传统农业国向近代工业国的转型，但又无法完成这一转型。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中国社会内部，在于制度变革的滞后。从总体上看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伴随着这一转变的，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新旧结构的更替过程。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西方现代化模式来解释和理解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因为近代中国的这一转型并非社会内

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

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 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一样，是一个国家、地区最重要最基本的结构，也是国内外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课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动。第一，人口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13亿人口，30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从一个“三高”——高生育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三低”——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国家。不仅于此，我国人口的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1990年人口普查的时候，全国总人口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为1.4%，2007年这个指标已经达到6.2%。在北京城市中，100人里就有30多人是大专以上学历的。所以说，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二，就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1978年，我国二三产业的GDP超过70%，但在总就业劳动力中，二三产业的就业还没有30%，农村劳动力占70.5%。2007年，我国就业的劳动力总数是76990万，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下降到40.8%，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上升到26.8%，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上升到32.4%。二三产业的劳动力达到59.2%，超过了50%的水平。我们原来是个主要生产农产品的农业国家，现在，我们的多数劳力已经从经济效益比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到经济效益比较高的二三产业。 第三，城乡结构发生了变化。1978年我们的城镇化率只17.9%。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世纪之交后，城镇化发展很快，2007年的城镇化率是44.94%，但还没有达到现代化社会应该有的50%指标。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我国的城镇1978年是17245万人，2007年为59379万人，29年增加了42134万人，平均每年增加城市人口1453万，其中大多数是农村转出来的。这是一项大的历史工程，是巨大的社会变迁，也是一项大的成就。第四，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变化。1978年以前，我们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也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改革开放后，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变化，显然不能再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来概括了，更不能据此来制定政策。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达到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而社会结构还属于社会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不适应、不协调，滞后了，这是产生诸多经济社会矛盾的结构性原因。如“三农”问题，本质是结构问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门讲了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村产生一些问题的原因，要推进城乡一体化，用改革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讲到点子上了。

社会变迁与女性发展

社会变迁与女性发展 ——女性的地位 摘要：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同社会时期女人的地位不尽相同。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女性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父系氏族时期，女性的地位一落千丈，男子成为社会和家庭的主宰，妇女沦为男子的附庸；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女性成为男子传嗣的工具，或是男子的玩物；当今社会，女性的地位虽得到提升，但男女平等仍没有实现，女性的地位还不容乐观。 关键词：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女性地位平等 众所周知，女性地位最高时是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母系氏族建立在母系血缘关系上，子女的血统以母亲所在氏族确定，氏族的祖先皆为女性，由女性世代相传。由于群婚制，子女只能知道生身母亲，而不知生父。子女从母姓，从母住，继承母亲的财产，死后葬于母亲所在氏族的氏族墓地。妇女在当时不管是生产和经济上还是在社会中都享有主导和支配的地位，受到尊敬。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男子在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母权制自然过渡到父权制，父系氏族逐渐形成。 在父系氏族时期，氏族有一男祖先和他的配偶子女以及男性后代子孙组成。氏族以父权为中心，祖先为男性，子孙皆归属于父亲，并有男子代代相传。子女从父姓，和父亲居住在一起，继承父亲的财产。一夫一妻制下的从夫居代替了偶婚制下的从妻居。在父系氏族时期，男性成为农业、畜牧业以及手工业等生产经济领域的主要生产力量，是获得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而女性，生活劳动则局限于家庭之内，以家庭劳动和家庭副业为主，除生儿育女之外，妇女仅从事纺织、炊煮等繁琐家务劳动。从此，女性在社会中退居于从属地位，而恰恰相反，男子依靠经济上的优势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取得统治地位，掌握社会财富，分配生活资料。 社会进一步发展，人们的劳动出现了剩余，私有制和剥削应运而生，原始社会逐渐被奴隶社会取代。历史不断发展，人们又进入了封建社会出现。虽然原始社会解体了，但是父权制并没有动摇，像一棵常青树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仍茁壮成长着，并进一步加强。妇女没有任何的地位，成为丈夫的奴婢和生儿育女的工具，她

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作者：张静 29人参与3评论 新周期的一个深刻社会背景是中国社会结构以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和国家的执政基础变了，但工作方式还跟不上社会结构的复杂变化，导致社会建设方面问题重重，老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 我主要想回应的是新周期政体或国体的整体性问题，为什么或如何获得公民的认同，用社会学的术语表达，就是一个整合的问题。包括社会的整合的问题。政府的控制权为什么会得到承认的问题。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普通人对社会怎么看、怎么想，他们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是我们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而不是从高层的角度怎么看、怎么想。前几天发生的事件就是很好的说明。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女儿带她坐高铁去成都看病，买不到全程坐票，在没有座位的阶段，她没有离席，结果就有人上来了，年轻人就要求老太太起身，老太太女儿说老人年纪大了，又是要去看病，能不能跟他挤一下，但年轻人断然拒绝。这件事在网络上热议，从大家的讨论中可以看出，现在年轻人的思想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关键的是，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理，什么是道理，看法已经完全不同了。过去的看法毫无疑问是非常统一的，在上一代人看起来，尊老是道理。但这一代年轻人就会认为，我买到票了，我就有坐在这儿的权利，你为什么不去买票，买更高级的票，总之你没有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占了我的座位，这是错的;如果我同情你，是我的情，如果我不同情你，是我的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整个社会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并非一个简单的代际问题，而是人们对自己生存环境及其中人与人关系乃至个人与其所在组织的责任、关系的认识，都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所以我认为，从执政、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对于中国社会究竟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进行判断，是非常重要的。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

从1979年开始的经济与社会改革，是150年来中华民族朝向现代化社会努力成绩斐然的一段时间，迄今已经有26年历史了。在这26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超过8%的速度持续增长，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在这一段时间里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几乎超过了过去一百年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这一段时间也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变最为迅速的时期，社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均发生巨大变化，其变化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然而，改革也引发了众多的社会问题，比较突出的是社会分化问题。社会分化会导致阶层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会威胁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 □李 强 摘要：本文分析了与社会和谐密切相关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新近变化。认为，中国当前贫富分化比较明显，财富的集中化程度较高，分化的形势是比较严峻的。而贫富差距引发社会问题是通过两个环节实现的，即“社会结构紧张”和社会公众主观上产生了“公正失衡”的意识。作者提出阶层结构出现了定型化的倾向，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也逐渐形成，阶层内部的认同得到强化。中产阶层有所发展，但总体上仍然比例较小。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更为明显了，其基本的趋势是从过去的巨型、整体群体，分化为多元利益群体。并认为，社会利益的碎片化有助于减小社会震动、实现社会稳定。 关键词：社会结构 社会和谐 新趋势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 新趋势 此，要想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推进小康社会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剖析社会分化、社会结构的现状，以及提出对策。本文就是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笔者认为，社会结构之变迁有如下几方面新的趋势。 一、贫富分化更为明显，财富的集中化程度更高，分化的形势是比较严峻的 前一阶段的不少研究都已经证明，改革以来的贫富财产和收入的分化是十分迅速的。为说明近几年的变化，还是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变迁的历史。我们所采用的测量方法仍然是基尼系数的方法，即基尼系数是一个0到1之间的数值，基尼系数是1的时候，表示最大的贫富差距，相当于全国财富均为一人所有，其他所国民均没有任何财富；而基尼系数是0的时候，表示，全体国民每一个人的财富都是均等的。而这两种极端都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反映贫富差距的是一个大于0而小于1的数值，该数值越接近于0则表示越均等，越接近于1则贫富差距越大。我们还知道，用基尼系数测量贫富差距，测量的对象可以是财产，也可以是收入，测量财产比较复杂，测量收入简单一些，所以，我们就用测量家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 一、中国进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 （一）掌握 突出的经济发展成就与尖锐的社会矛盾问题、中国进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 社会建设为重点是相对于经济建设为重点而言的。 目前，中国经济结构已经达到工业化中期阶段，而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这是引发诸多社会问题与矛盾的重要根源。 “党和政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日益强调要将社会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标志着中国正在经历第二次转型，迈入了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 二、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调整社会结构 （一）掌握 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两个最基本的结构。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研究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重要理论工具。” （二）理解 1．什么是社会结构？ “所谓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与关系格局，其实质是资源与机会在社会成员中的配置。” 三、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化 （一）掌握 社会结构的基础结构、、社会整合结构、空间分布结构、生存活动结构以及社会地位结构等五个方面。 四、社会结构变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一）掌握 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动。互为因果关系 社会结构变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表现在哪些方面？ 1、家庭经济功能的强化推动着经济发展 2、就业结构调整，使劳动力配置合理化 3、社会组织功能的自主性回归，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 4、城乡结构调整，资源与机会空间配置的聚集效应得到发挥 5、新社会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充分显现 五、社会结构变动滞后：当前诸多社会矛盾问题的重要原因 （一）掌握 社会结构变动滞后的表现及后果。 标题“社会机构变动滞后于经济结构变化” 现代社会结构的形成经历的三个转换点 “首先是产值结构的转换点，即非农业产值占国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85%以上； 其次是城乡结构的转换点，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50%以上； 第三是就业结构的转换点，即非农业从业人员上升到全部从业人口的70%以上。” “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表明，一个现代化国家或地区不仅要有现代化的经济结构，还要有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同时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要协调发展，这样才能带来社会各个群体阶层利益关系的协调，才能带来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理解 1．社会结构滞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对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认识不足 2、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3、经济体制改革了，社会体制还没有相应进行必要的改革

社会结构变迁的文化寓意.doc

社会结构变迁的文化寓意- 内容摘要： 文化的时间意义及其时态特征，是我们理解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关键——此处的时间当然是一种反映人类实践活动质向意义的历史时间。文化无论作为实物形态还是作为观念形态都是人类社会的写照。作为人化世界的实物形态，文化不过是凝固的历史或历史时间的结晶体，任何打上人类活动烙印的器物都无声地倾诉着关于历史年轮的记忆，那用于结绳记事的“网结”和储存信息的“芯片”更多地是给予我们有关历史节奏和进程的思索。作为观念形态，文化则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潜在的时空领域，它所赋予的乃是人类行动的能力。 关键词：文化；社会结构变迁 美国学者洛夫乔伊(A.O.Lovejoy)曾经说过：“舞台布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确实改变了，演员们也在改变他们的服饰和外表；但他们的内心活动却都是源于人类相同的欲望和热情，并在王国和人的无穷变化中产生其影响。”［1］(P40)我认为这一象征性言论颇有寓意，如果以“人的活动”[1]类比社会结构，而以“舞台布景”、演员们的“服饰和外表”类比人类的文化现象，那么其中的确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结构变迁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关系。洛夫乔伊提到的“不同时间地点”则是几个值得注意的关键性字眼。那末，社会结构变迁与文化多样化发展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一、人类文化创造活动与特定的社会历史境遇 同时，人类文化创造往往是由有限的群体或个体具体的历史活动表现出来的，这也是我们认识文化多样性的一个线索。黑格

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曾经阐述了人类个体与整体的一致性问题。他说：“纯粹的行动本质上就是特定的个体的行动，而这种个体的行动本质上又同样是一个现实或一个事情。反过来说，现实本质上只是个体的行动和行动一般；并且个体的行动同时也仅只是行动一般；因而它同样也是现实。”［3］(P275)皮亚杰则从另一个方面以实证的方式诠释着黑格尔过于晦涩的论断，他在其《发生认识论原理》一书中指出，通过对儿童思维发展过程的考察可以推断整个人类思维的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该书中，皮亚杰详细地说明了他是如何观察儿童的思维形成、发展的每一个细节，并通过仔细研究解释了反映在其中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与人类思维发展链条的联系。在这种交往条件普遍地受到限制的环境下，个人、族群和国家的文化创造活动在整个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显得格外重要，历史似乎总是向我们暗示，文化在人类过去的发展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个伟大的人物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当拿破仑在黑格尔眼中成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时，我常常困惑于究竟拿破仑是“玩偶”还是“英雄”。然而，毕竟在古代社会，文明的发展表现为各个民族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进行本民族的文化创造。尽管如此，人类历史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却依然具有许多相同的内容，如发展的进程，内部的、有限的交往形式(战争或分工)，而“0”这一符号则为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及玛耶(Maya)文化各处独立发明。“世界上的原始文化”则以“通过血缘关系聚集在一起的部落社会”、“缺少书写知识”、“周而复始的农业宗教、图腾崇拜和异族婚姻”等表现出“许多相同的特点”［4］(P39)。即便在一些相对微观的方面，人们在独立地从事科学文化的活动中也常常出现一些巧合：比如牛顿与莱布尼茨同时创立了微积分；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圣西门、马克斯·韦伯和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