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论文
论新时期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创新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24 更新时间：2009-6-7
摘要：我国腐败的泛滥不在于缺少相关制度，而在于现有制度运行的失效，在于法治社会的缺失。对腐败的治理关键在于推进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本文从法治社会与防止腐败关系的角度，通过廉政法治文化建设、权力法治化、民主公开的立法、司法独立等几个方面促进廉政法治社会的形成，完善反腐败的法律机制，达到限制权力防止腐败的目的。
关键词：腐败；反腐败；法治
对腐败的治理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扎实推进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本文从法治社会与防止腐败关系的角度，通过廉政法治文化建设、权力法治化、民主公开的立法、司法独立等几个方面促进廉政法治社会的形成，达到限制权力防止腐败的目的。
一、完善廉政法治文化机制建设，创造良好的反腐败法治环境
1、完善廉政法规制度建设，形成良好的廉政法治氛围。建立健全防治腐败法律法规，提高反腐倡廉法制化水平。在国家立法中，充分体现反腐倡廉基本要求，适时将经过实践检验的反腐倡廉具体制度和有效做法上升为国家法律法规。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制定和修订了一系列重大廉政建设法规制度，比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明确了要制定实施的多项制度。今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从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等方面提出了今后五年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但是，目前还存在廉政法规制度不统一、惩处不一、弹性过大等问题。比如许多廉政法规制度主要是针对党内监督，对党外人士起不了作用；又如我国《刑法》对腐败渎职犯罪惩处的标准弹性较大，各地在针对不同的对象惩处标准不统一。某市交通局局长受贿10万元，判处有期徒刑10年，而某县委书记贪污受贿20多万元仍然只领刑10年，甚至有的贪污受贿上百万元仍然只领刑10多年。对贪污受贿犯罪普遍量刑偏低，据最高人民法院近些年的数据反映，对贪污受贿犯罪适用缓刑的比例较高，贪污受贿犯罪者的特殊地位及特殊关系加上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弹性，削弱了惩处贪污受贿犯罪
的威慑性，明显与党中央加强惩治腐败的决心与要求不符。50年代杀了刘青山、张子善起了很大的威慑作用，近些年虽然中央惩治了陈希同、成克杰、慕绥新、褚时健、胡长清、刘方仁、陈良宇等一批高官，其他受惩处的官员不计其数，但是为什么贪污受贿者敢“前腐后继”，就是目前惩处的法规制度不完善，许多人还抱有侥幸心理。因此，必须统一廉政法规制度，统一惩处标准，建立腐败违法行为与惩处相当的惩罚制度，改变实践中以党纪政纪处分取代其它处分的不良现象，形成良好的廉政法治氛围。
2、加强廉政法治文化教育，筑牢御腐防败的思想防线。廉政法治文化教育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要把依法治国为核心、依法行政为重点、依法执政为统领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作为领导干部廉政法治文化教育的主线，全面开展党纪条规和国家法律法规教育。树立领导干部依法思考、依法办事、依法从政的意识，减少因盲目行事、盲目从政、盲目执政影响廉政建设或者腐败问题的产生。有的领导干部本来出于好心，但是由于对法律法规的无知，无意间触犯了法律。比如许多单位领导为了解决职工的福利，给单位职工发放钱物或者集资，或者将罚没财物发放给职工激励职工工作，构成了私分国有资产罪，或者私分罚没财物罪，就是对我国刑法396条关于该罪的不了解而稀里糊涂的触犯了刑法。要把廉政法治文化作为各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定期安排专题学习。把廉政法治文化教育纳入党校、行政学院和其他干部培训机构的教学计划，编写教材，保证课时。对新任职领导干部必须进行廉政法治文化培训。
二、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确保权力的取得与运行法治化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权力往往要使用到受到限制时止，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反腐败的关键就在于对权力运行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本人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依法设权，以法授权，用法治权，确保权力的取得与运行法治化。
1、加强权力设置及权力授予的法治建设，从机制上解决对权力的不正当逐鹿。
权力的腐败就是从权力分配不公开始的，我们所在的社会，不仅自然资源是相对稀缺的，社会资源也是相对稀缺的，不可能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而人们的本能中的“隆性情节”往往都喜欢较大的而不是较小的，无论权力大小，都会面临竞争。因此，自古以来，围绕权力的争夺就非常激烈，有的甚至不择手段。其中以贿取权、以赂养权也就成为权力腐败的一个主要方面。法国杰出政治家托克
维尔在谈到19世纪欧洲国家的政治问题时曾说过：“普遍的和过分的求官热是一大社会弊端，它在腐蚀公民的独立精神并使行贿、钻营在全国成风，它在毁坏光明正大的美德；更用不着我指出，这样的歪门邪道只能产生有害的结果，扰乱国家而无所裨益。”如果对权力设置及权力授予的法治约束制度没有很好建立，则对权力的“隆性”需求必将导致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的盛行。因为卖官者就如同一位商人，当他把自己手中的职权当作谋取最大私利的交换工具时，他便会根据市场上的求官者状况来决定官位的价格，今天的买官者在买到官位后，难免会变本加厉地以腐败的方式回收其买官成本付出。因此，必须制定和完善各国家机关组织法、各行政部门程序法，规范权力的设置与运行；完善领导干部公开招考制度，在阳光下通过平等竞争的方式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平等取得权力的机会。
2、完善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以法治权。
完善权力运行机制，制定和完善各权力部门权力运行程序法律制度。对权力的监督关键在于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权力的监督，最好的办法是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从法律法规的层面上规定，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否则追究个人独断的法律责任。加强对重点环节和重点部位权力行使的监督与制约。比如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着重检查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执行情况，对选人用人失察失误的，要依法追究其责任。比如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权力参与商业经济竞争，权力参与商业经济分配等问题均应从制度上进行根治。现在虽然对权力参与经商作为违纪行为查处，但是各特权部门的许多干部仍然以各种形式的权力参与商业竞争和商业分配。因此，一方面应当规范权力审批、权力许可、权力监管机制，淡化权力在经济竞争中的作用，削弱商品经济竞争中对权力的依赖作用；另一方面，加强对权力寻租的惩罚力度，建立终身追罚制度，一旦查实，如果触犯刑法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除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外，其工资待遇终身比同级别的人要低得多才行。并且如果亲属利用其权力参与商业竞争和商业经济分配，必须给予其亲属经济制裁。
3、充分发挥各监督主体的积极作用，提高监督的
整体效能。综合运用多种监督形式，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三、以民主公开的机制推进立法，防止立法权异化引起腐败
对于立法权异化现象我们关注得不多,很少有人质疑一部刚出台的法律法规的科学性、合理性，不管是“良法”还是“恶法”，人们往往习惯于被动认同。但是由于许多立法部门化，有的便利用立法机会将部门利益法律化，不同部门之间也试图通过立法争权夺利；立法过程中排挤弱势群体和其他阶层，使其处于边缘化状态；有的甚至不惜规避上位法，或者故意将本部门的执法程序复杂化，为权力寻租者留了空间。这是我国政治经济现实状况决定的，在一定时间内立法权难免有异化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的社会仍然是行政主导型社会，法律只被当作一种控制社会的手段，与依法治国方略要求尚有一定差距；由于我们的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的局限以及活动的非职业化，人大代表还是荣誉性质的立法代表，参与立法主要还是举举手而已，立法活动并不一定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由于公共信息披露制度的缺失，对于立法这种本该具有最大公开度的活动也常常被封锁消息，很多法律都是在多数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的。
在当前情况下，防止立法腐败需要采取三方面的措施。一是要加强新闻媒体对国家立法活动的宣传和监督。立法活动本身并无秘密性可言，理应接受公众的监督，只有彻底的公开，才能有有力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使一些不合法不合理的行为受到监控，并且因此得到纠正。对于国家的立法活动和草案，应该允许人们在新闻媒体上公开自由地发表意见和看法，并且应该有一套完善的信息反馈制度，以使民间的声音及时传达上去，以便立法者做出恰当的选择。二是要让人民代表大会真正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让各个阶层都能有它们的立法代言人，以平衡各方利益。并有效地加强人民代表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沟通，让他们确实真正地听到基层民众的呼声，并愿意为其争取最大化利益。三是构筑违宪审查制度，扩大司法审查范围。现行的“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规定无疑是权力部门立法腐败的一种保护伞，只有让法规规章接受司法审查，才能有效防止权力部门通过立法争夺利益的活动。
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独立与公正，筑牢反腐败的最后一道防线
司法公正是遏制腐败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方面，因违法滥用、乱用权力造成他人权利损害的，当事人可以通过公正的司法救济维护其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因违法滥用、乱用权力构成犯罪的，均公正受到司法惩处。因此，限制权力遏制腐败的最后救济途径在于司法审查机制的建立，而司法审查机制的有效性来源于其独立性和公正性。根据我国的宪法规
定，“一府两院”，同出一源，职能独立，完全是一种平行的规范安排。而在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司法机关的地位却普遍低于行政机关。因此，必须树立司法的权威，而我国司法机关在现实关系中较低的地位不足以支撑它成为一个权威。就行政与司法关系的宪法安排而言，中国司法机关的地位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司法机关的地位都是相似的，但事实上，基于中国的政治传统和行政化的司法体制，干部制度中“官本位”的趋向和司法机关的人财物等资源供给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以及行政区与司法区重叠等现行体制，完全使司法机关依附于政府机关。
为了实现司法的独立与公正，按照党的十七大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要求，首先要改变司法机关人财物等资源的供给和管理体制。作为一个实体，没有人财物的供给，司法机关就不可能存在和运转，如果这种供给缺乏恰当的机制，使司法机关受制于人，就会背离司法机关存在的意义。司法独立的前提条件是：必须通过恰当的机制切断资源供给部门对司法的控制和影响力。我国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包括各种办公和生活设施的费用都由同级人民政府在财政预算内提供。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与行政部门在利益上结成了相互依附的关系，有许多地方法院、检察院的领导一上任就要去拜访地方财神爷。这种状态无疑为行政干预司法提供了极为便利的途径，因此严格的司法经费制度以及法律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很必要的。
实现司法独立与公正的另外一个关键环节是重新配置司法行政关系，“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我国目前的司法行政体制违反司法职能的内在要求，基本上将行政机构设置及管理的一套贯彻于司法系统，地方行政领导握有法院干部的升迁选拔大权，因此相应具有了干预法院审判工作的能力，因此，必须优化司法职权配置。
参考文献：1、《十七大报告学习辅导》，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7年10月；
2、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工作规划》。
作者简介：邓连引，1971年生，男，贵州省晴隆县，现任中共黔西南州委党校、黔西南州行政学院现代管理与法学教研室主任、讲师。多年来一直从事民商法学、经济法学、行政法学的教学科研工作。
提高腐败成本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教育资源库 点击数：27 更新时间：2009-5-27
腐败作为一种复杂
的社会现象，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出现专职的公共权力行使者时就已产生。关于腐败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给腐败下过不同的定义。例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是这样来定义腐败的，“腐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美国经济学家A·谢莱法和R·韦欣尼则把腐败定义为“公职人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国际基金组织把它定义为“滥用政府权力以谋求私人利益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腐败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特殊经济行为。学术界对腐败问题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地剖析，然后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探讨腐败发生的原因，并进一步提出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一、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
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进行解析，发现腐败的发生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1、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
一般而言，公职人员是腐败的主体，因此分析腐败要从公职人员的特点入手。公职人员同时具有双重的社会属性，一方面，公职人员是政府机构的公务员，代表政府行使公共权力，这是公职人员的“政治人”属性。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也有其物质、生理和精神方面的需求，这是公职人员的“经济人”属性。“政治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公众谋福利”；“经济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个人谋私利”。对一般公职人员来说，经济倾向往往更为现实，一旦时机合适，他们便极有可能摒弃“政治人” 属性，采取腐败行为。
2、混合经济是腐败的客观基础
现代经济的一般形态为混合经济，即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干预是克服市场失灵的必要措施，但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机会。当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直接接触并交叉运行时，由于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和人类自利的本性，腐败行为的发生便难以避免了。混合经济的特征越明显，即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深，则公职人员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3、“政府产品”是腐败的载体
腐败实质上就是以权谋私，表现为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挪用或贪污公款及占有使用公物等。以权谋私并不是权力和私利的直接交换，因为权力本身是无形的，它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政府产品”。在这里，“政府产品”并不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物品，而是指政府颁布的各种资格证书和证件
（例如进出口许可证、营业执照、通行证和合格证等）以及各种信息、服务和人事任免，还有政府制定的各种有关经济的法规制度、优先发展计划、行业保护政策以及奖励评估和授权。这些均是微观经济主体需要或被迫购买的“商品”。政府产品的种类越多，公职人员腐败的机会就越多。
4、制度的缺失是腐败的根本原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旧制度体系因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了，而取代它的新体系还必须经过不断的摸索实验才能建立起来。在此过程中对公共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就产生了，公职人员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谋私利而被发现的概率较小，从而增加了公职人员采取腐败行为的动机。同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的飞速发展产生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新的财源往往具有产权不清晰的特点，而新的权力渠道往往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行政体系的约束或者监督。通过缺乏监督的权力来侵占产权不明晰的财富只需很小的成本，于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公职人员在权衡了收益和成本之后，就更偏向选择腐败作为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手段。
二、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
上述只是腐败发生的各个相关因素，它是否真实发生还要依赖于公职人员对其成本收益所作的分析。这是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其实是一种基于理性选择的经济行为。
1、腐败的成本
从个人角度看，腐败成本包括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腐败的现实成本指腐败一旦暴露所付出的代价，可以分为：腐败的惩罚成本，包括罚金、没收财产、开除公职、判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腐败的道德成本，包括腐败实施后的心理负担和暴露后的舆论攻击；腐败的对策成本，包括收买执法人员、转移赃款赃物和给上级送礼等对付“反腐”的费用。
腐败的机会成本指腐败的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可能失去的正常情况下的最大收益。这包括：政治成本，即失去的升官机会及其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利益；经济成本，即失去的正常职位的收入及各种各样的福利。
2、腐败的收益
腐败的收益指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得到的种种好处，包括非正常收入、各种福利等。腐败的收益并不是创造出来的新价值，而是现有社会财富的不正当分配。所以，腐败的收益对腐败者来说是有利的，对社会来说则是有害的，这也是惩治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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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腐败实施者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理性的公职人员在面临腐败的诱惑时，自然会进行效益评估和可
行性研究。只有在他认为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腐败才会发生；在他认为成本超过收益时，他可能会放弃腐败。这说明，预期收益越大，预期成本越小，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此，预期收益是个变量，在犯罪人的自我选择下，总希望其尽可能的大，以便“值得”犯罪。所以，防止腐败的重点应放在提高预期成本上，使之尽可能大于预期收益，让犯罪者觉得成本太大而终止犯罪。当然，公职人员的比较分析往往是主观的，并无精确的数理计算。在他们的主观预期中，腐败的暴露率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暴露，腐败的各项成本就等于零；如果被侦破抓获，腐败成本中的惩罚成本就是一个由党纪国法来衡量的量，即法定惩罚成本。所以，腐败的暴露率和法定惩罚成本大小是预期成本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三、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腐败是和公共权力相伴而生的，只要公共权力存在，腐败就不会自行消亡。因此，反腐败的政策目标就不应当是如何彻底消除腐败，而应该是如何最大范围和最为有效地遏制腐败。
1、加快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混合经济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因此，要减少腐败，就必须降低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尽可能减少“政府产品”。为此，首先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解决权力尤其是审批权力过多、过于集中的问题。其次，进一步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还权于企业，还权于社会；转变和限制政府的职能及其工作范围，贯彻“管少、管好、管活”的精神，通过体制创新，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力，切断以权谋私的纽带。再次，尽快消除在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缺位或错位，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总之要从体制上、机制上和法制上清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堵塞权钱交易的漏洞，杜绝“官商”和“商官”现象。
2、提高腐败的成本，使腐败成为一种不合算的行为
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果能使腐败成本增大到超过腐败收益，则可以有效
地抑制公职人员进行腐败的动机，从而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
（1）要加大惩罚力度，增加腐败的现实成本。通过立法加大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不仅要对其实行经济性的罚金处罚，更要对其实行社会性的资格处罚，限制和剥夺腐败者的职业资格。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执法必严”，一旦查处，就要一追到底、决不姑息。因此，必须把惩罚落到实处，如彻底清缴非法所得、取消所享有的一切待遇（包括养老金、公积金和退休保险金）等，从而使
腐败者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律上的罪人，经济上的穷人”。通过实行重典治腐，提高腐败的现实成本，使公职人员在权衡利弊得失后，不敢妄自进行腐败。
（2）要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增加腐败的机会成本。增加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有利于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对职业的自豪感，也会减少腐败的发生。从理论上看，适当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可以增加对诚实行为的激励，进而遏制腐败，但是这需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实施。
（3）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增加腐败的道德成本。腐败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还要接受道德法庭的审判，承受来自社会舆论的谴责。通过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公职人员形成将国家和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情操和秉公办事的敬业精神。
3、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
孟德斯鸠指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人类政治实践中得出的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要解决传统监督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一是要理顺监督体系，把行政机关的监督、执法部门的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创造良好的监督环境。二是要大力开展监督的机制创新和体系创新，改变监督机关受同级政府或党委领导的架构，使监督机关真正享受不受干预的独立监督权。三是要建立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强化财经纪律监督。通过深化改革和强化监督，实现权力的有效制衡。四是要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大力推进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来约束公职人员行为，加大惩治力度，使腐败者大大降低对腐败的预期收益。五是要增加权力和决策的透明度，把每一次决策都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实行源头防腐。只有这样，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才会降至最低。
【参考文献】
[1]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2] 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腐败行为的经济学分析1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5 更新时间：2009-5-26
【摘要】腐败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特殊经济行为。导致腐败的相关因素主要有公职人员社会角色双重性、混合经济、“政府产品”问题和制度缺失等。腐败行为有其特定的成本和收益，公职人员是否采取腐败行为与其对于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有关。反腐的重点在于遏制腐败，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腐败成本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是遏制腐败的主要对策。
【关键词】腐败行为 经济分析 对策
腐败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出现专职的公共权力行使者时就已产生。关于腐败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给腐败下过不同的定义。例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是这样来定义腐败的，“腐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美国经济学家A·谢莱法和R·韦欣尼则把腐败定义为“公职人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国际基金组织把它定义为“滥用政府权力以谋求私人利益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腐败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特殊经济行为。学术界对腐败问题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地剖析，然后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探讨腐败发生的原因，并进一步提出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一、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
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进行解析，发现腐败的发生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1、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
一般而言，公职人员是腐败的主体，因此分析腐败要从公职人员的特点入手。公职人员同时具有双重的社会属性，一方面，公职人员是政府机构的公务员，代表政府行使公共权力，这是公职人员的“政治人”属性。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也有其物质、生理和精神方面的需求，这是公职人员的“经济人”属性。“政治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公众谋福利”；“经济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个人谋私利”。对一般公职人员来说，经济倾向往往更为现实，一旦时机合适，他们便极有可能摒弃“政治人” 属性，采取腐败行为。
2、混合经济是腐败的客观基础
现代经济的一般形态为混合经济，即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干预是克服市场失灵的必要措施，但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机会。当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直接接触并交叉运行时，由于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和人类自利的本性，腐败行为的发生便难以避免了。混合经济的特征越明显，即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深，则公职人员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3、“政府产品”是腐败的载体
腐败实质上就是以权谋私，表现为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挪用或贪污公款及占有使用公物等。以权谋私并不是权力和私利的直接交换，因为权力本身是无形的，它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政府产品”。在这里，“政府产品”并不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物品，而是指政府颁布的各种资格
证书和证件（例如进出口许可证、营业执照、通行证和合格证等）以及各种信息、服务和人事任免，还有政府制定的各种有关经济的法规制度、优先发展计划、行业保护政策以及奖励评估和授权。这些均是微观经济主体需要或被迫购买的“商品”。政府产品的种类越多，公职人员腐败的机会就越多。
4、制度的缺失是腐败的根本原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旧制度体系因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了，而取代它的新体系还必须经过不断的摸索实验才能建立起来。在此过程中对公共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就产生了，公职人员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谋私利而被发现的概率较小，从而增加了公职人员采取腐败行为的动机。同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的飞速发展产生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新的财源往往具有产权不清晰的特点，而新的权力渠道往往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行政体系的约束或者监督。通过缺乏监督的权力来侵占产权不明晰的财富只需很小的成本，于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公职人员在权衡了收益和成本之后，就更偏向选择腐败作为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手段。
二、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
上述只是腐败发生的各个相关因素，它是否真实发生还要依赖于公职人员对其成本收益所作的分析。这是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其实是一种基于理性选择的经济行为。
1、腐败的成本
从个人角度看，腐败成本包括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腐败的现实成本指腐败一旦暴露所付出的代价，可以分为：腐败的惩罚成本，包括罚金、没收财产、开除公职、判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腐败的道德成本，包括腐败实施后的心理负担和暴露后的舆论攻击；腐败的对策成本，包括收买执法人员、转移赃款赃物和给上级送礼等对付“反腐”的费用。
腐败的机会成本指腐败的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可能失去的正常情况下的最大收益。这包括：政治成本，即失去的升官机会及其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利益；经济成本，即失去的正常职位的收入及各种各样的福利。
2、腐败的收益
腐败的收益指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得到的种种好处，包括非正常收入、各种福利等。腐败的收益并不是创造出来的新价值，而是现有社会财富的不正当分配。所以，腐败的收益对腐败者来说是有利的，对社会来说则是有害的，这也是惩治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3、腐败实施者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理性的公职人员在面临腐败的诱惑时，自然会进行效益评估和可行性研究
。只有在他认为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腐败才会发生；在他认为成本超过收益时，他可能会放弃腐败。这说明，预期收益越大，预期成本越小，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此，预期收益是个变量，在犯罪人的自我选择下，总希望其尽可能的大，以便“值得”犯罪。所以，防止腐败的重点应放在提高预期成本上，使之尽可能大于预期收益，让犯罪者觉得成本太大而终止犯罪。当然，公职人员的比较分析往往是主观的，并无精确的数理计算。在他们的主观预期中，腐败的暴露率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暴露，腐败的各项成本就等于零；如果被侦破抓获，腐败成本中的惩罚成本就是一个由党纪国法来衡量的量，即法定惩罚成本。所以，腐败的暴露率和法定惩罚成本大小是预期成本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三、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腐败是和公共权力相伴而生的，只要公共权力存在，腐败就不会自行消亡。因此，反腐败的政策目标就不应当是如何彻底消除腐败，而应该是如何最大范围和最为有效地遏制腐败。
1、加快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混合经济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因此，要减少腐败，就必须降低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尽可能减少“政府产品”。为此，首先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解决权力尤其是审批权力过多、过于集中的问题。其次，进一步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还权于企业，还权于社会；转变和限制政府的职能及其工作范围，贯彻“管少、管好、管活”的精神，通过体制创新，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力，切断以权谋私的纽带。再次，尽快消除在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缺位或错位，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总之要从体制上、机制上和法制上清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堵塞权钱交易的漏洞，杜绝“官商”和“商官”现象。
2、提高腐败的成本，使腐败成为一种不合算的行为
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果能使腐败成本增大到超过腐败收益，则可以有效地抑制公职人员进行腐败的动机，从而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
（1）要加大惩罚力度，增加腐败的现实成本。通过立法加大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不仅要对其实行经济性的罚金处罚，更要对其实行社会性的资格处罚，限制和剥夺腐败者的职业资格。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执法必严”，一旦查处，就要一追到底、决不姑息。因此，必须把惩罚落到实处，如彻底清缴非法所得、取消所享有的一切待遇（包括养老金、公积金和退休保险金）等，从而使腐败者成
为名副其实的“法律上的罪人，经济上的穷人”。通过实行重典治腐，提高腐败的现实成本，使公职人员在权衡利弊得失后，不敢妄自进行腐败。
（2）要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增加腐败的机会成本。增加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有利于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对职业的自豪感，也会减少腐败的发生。从理论上看，适当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可以增加对诚实行为的激励，进而遏制腐败，但是这需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实施。
（3）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增加腐败的道德成本。腐败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还要接受道德法庭的审判，承受来自社会舆论的谴责。通过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公职人员形成将国家和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情操和秉公办事的敬业精神。
3、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
孟德斯鸠指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人类政治实践中得出的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要解决传统监督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一是要理顺监督体系，把行政机关的监督、执法部门的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创造良好的监督环境。二是要大力开展监督的机制创新和体系创新，改变监督机关受同级政府或党委领导的架构，使监督机关真正享受不受干预的独立监督权。三是要建立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强化财经纪律监督。通过深化改革和强化监督，实现权力的有效制衡。四是要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大力推进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来约束公职人员行为，加大惩治力度，使腐败者大大降低对腐败的预期收益。五是要增加权力和决策的透明度，把每一次决策都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实行源头防腐。只有这样，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才会降至最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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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腐败的预防与制约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100 更新时间：2009-4-15
[摘要]剖析了权力腐败存在的根源，提出了监督与制约权力腐败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权力腐败； 监督； 制约
腐
败作为一个影响和制约社会发展的国际性问题，成为全世界都在破解的一个难题。当前，我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机制、制度建设的新时代，我们党正肩负着振兴中华民族，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伟大历史使命。国际和国内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如果不下决心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不下大力气坚决遏止权力腐败，不下工夫铲除滋生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土壤，而是任凭腐败的权力膨胀，任凭腐败现象蔓延，将导致我国改革开放的失败，发展的夭折。所以，当前反腐败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剖析权力腐败存在的根源，进而研究如何预防和制约权力腐败。
一、产生权力腐败的根源
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存在和演变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成因。权力腐败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相当复杂的。预防与制约权力腐败，就必须首先深入全面地分析考察权力腐败现象存在的逻辑起点、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
1 权力本身具有腐败的诱因。权力的两重性决定权力不但受掌握权力的人自身世界观、人生观、价佱观、道德品质、学识、才能的影响，而且权力的自然属性本身所决定的支配力、强制力、影响力、扩张性，对掌握权力的人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它是一把双刃剑，既对人有锤炼意志、品质，提升能力，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的作用，也容易使掌握权力的人高傲自负，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唯我独尊，这是由权力自身的自然属性，即权力支配他人，强制他人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所以，权力可以使人变得伟大、崇高、众人景仰，也可以使人变得贪腐、堕落、众人藐视。
就权力的社会属性来说，权力又具有很强的人格性。因为，掌握权力的人都是有七情六欲、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不但肩负公众利益，也有自身的利益。在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如果不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那么失去监督的权力就有可能被人利用，作为以权谋私的资本，变成腐败的权力。这正如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2 个人主观方面的原因。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封建社会崇拜权力、信奉权力至上的社会制度环境的影响至今根深蒂固。改革开放三十年。市场经济思想的影响，外来腐朽思想的影响，市场经济中的负效应；个人主义思想对权力的追逐；丰富的物质生活，对人精神与肉体的刺激；各种价值观念对人的诱惑，无不干扰人们以往信奉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理念的树
立与落实。因腐败具有为个人、家庭或小团体谋取福利、谋得利益、谋到好处的特征。所以，如果当她坚信自己被发现的机会等于零的话，她会受到诱惑；如果贿赂大而风险小，她会情不自禁地滥用这一职权作出串通之举(罗伯特·克利特加德：《控制腐败》，杨光斌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3 体制制度上的疏漏。制度性缺陷是社会转型阶段权力腐败现象增多的深层次原因。社会转型或制度更替时期，往往正是制度漏洞最多、最不健全，管理最不协调、最不完善的时期，因此政策制度设计制定的不完善、不严密，为权力腐败的滋生蔓延留下空间，使其有空子可钻。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度变革，社会结构深度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历史时期。经济增长先于社会转型和制度更替，而体制制度的转换有一个此消彼长的渐进过程，加之又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客观上助长了权力的扩张和膨胀，而监督制约权力的配套制度又跟不上去，必然增加权力腐败的几率。
4 权力监控的缺失。尽管现实社会中存在着滋生权力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但权力本身并不能自发地产生腐败，只有失去监督制约时，权力才会为腐败服务。过去我们遏制权力腐败，强调思想教育，靠人的思想觉悟、道德品质和对党、对人民的忠诚，以此软约束来保证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但这远没有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廉政文化，我们的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育氛围与反腐倡廉的内在要求相差甚远。而硬约束的建立又不协调、不完善，造成了权力乱用的空间，使监控缺失。清正廉洁，权为民所用，还没有真正成为各级干部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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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大力度预防与制约权力腐败
1 不断加大反腐倡廉建设，形成良好社会风气。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七次会议上指出：“必须进一步抓好反腐倡廉工作体制机制创新。”这就要抓好权力腐败的预防。首要的是在思想上遏止贪腐的动机，使之明辨是非。根据北欧。如芬兰、瑞典等被国际透明组织誉为“最廉洁的国家”的反腐败经验，大力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社会价值观和良好的教育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权力腐败的根源就是信仰动摇，道德滑坡，世界观扭曲。要坚持从小学抓起，在全社会系统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坚持把各级领导干部作为教育的重点，教育各级干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使之形成一种社会文化。
2 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权力运作的制约和监督。加强制约与监督是防止权力腐败的重要关口。当前，造成权力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权力过分集中。这就要求：一是对权力进行分解，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对独立，做到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二是发展民主，保障人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以权利制约权力。三是实行阳光工程。这就要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广泛实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和公共事业公开制度。围绕信息公开，要抓好信息公开载体建设，改进公开服务方式，创新公开服务体制，探索建立公开民主监督的长效机制。
3 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从源头上防止权力腐败。加强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是从源头上防治权力腐败的重要路径。首先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扩大民主，加快形成广纳人才、能上能下、公平公正，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使其本身能有效防止选人失真、带病提拔的现象，并能及时发现纠正选人用人中存在的问题。其次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参与监督作用，使选任的干部能体现党和人民群众的意志意愿，将真正的人民公仆选拔到重要岗位上来，保证人民的权力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
4 制约权力腐败的重点，是解决好一把手权力过大的问题。这就要坚持完善民主集中制，在领导体制中合理按层级划分权力。一是在领导层中科学配置和细化各个成员的权力，在一个班子中要做到集体决策，系统负责，做到决策、执行、监督三个环节互相制约。二是权力要按层级划分。什么层级掌握什么权力，既不能谁大谁说了算，也不能谁大谁就上下一把抓，人财物听命于一个人，各级副职主管成为俯首听命的随从；而应该是大权管决策、管制度，中权管落实，小权管具体，上、下级层级分明，领域清楚。三是行使权力要按程序，实行公开公平，接受党内外、群众和舆论监督。
5 努力构建国有企业对权力腐败的防控体系。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力军，也是腐败分子重要的腐蚀目标，担负着重要的反腐任务。要适应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的需要，不断完善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对决策、投资和重大财产损失，实行内部审计责任追究；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使决策、执行、监督三权互相制衡；要限制管人、财、物的企业负责人的权力；坚决防止一权独大，对三重一大要实行集体研究，对投资、决策、产权交易、财务管理、物资采
购工程招标等实行内外部全过程、全环节监控，防止因制度的缺失造成权力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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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行为的经济学探析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221 更新时间：2008-12-22
【摘要】腐败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特殊经济行为。导致腐败的相关因素主要有公职人员社会角色双重性、混合经济、“政府产品”问题和制度缺失等。腐败行为有其特定的成本和收益，公职人员是否采取腐败行为与其对于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有关。反腐的重点在于遏制腐败，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腐败成本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是遏制腐败的主要对策。
【关键词】腐败行为 经济分析 对策
腐败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出现专职的公共权力行使者时就已产生。关于腐败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给腐败下过不同的定义。例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是这样来定义腐败的，“腐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美国经济学家A·谢莱法和R·韦欣尼则把腐败定义为“公职人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国际基金组织把它定义为“滥用政府权力以谋求私人利益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腐败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特殊经济行为。学术界对腐败问题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地剖析，然后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探讨腐败发生的原因，并进一步提出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一、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
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进行解析，发现腐败的发生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1、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
一般而言，公职人员是腐败的主体，因此分析腐败要从公职人员的特点入手。公职人员同时具有双重的社会属性，一方面，公职人员是政府机构的公务员，代表政府行使公共权力，这是公职人员的“政治人”属性。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也有其物质、生理和精神方面的需求，这是公职人员的“经济人”属性。“政治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公众谋福利”；“经济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个人谋私利”。对一般公职人员来说，经济倾向往往更为现实，一旦时机合适，他们便极有可能摒弃“政治人” 属性，采取腐败行为。
2、混合经济是腐败的客观基础
现代经济的一般形态为混合经济，即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干预是克服
市场失灵的必要措施，但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机会。当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直接接触并交叉运行时，由于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和人类自利的本性，腐败行为的发生便难以避免了。混合经济的特征越明显，即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深，则公职人员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3、“政府产品”是腐败的载体
腐败实质上就是以权谋私，表现为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挪用或贪污公款及占有使用公物等。以权谋私并不是权力和私利的直接交换，因为权力本身是无形的，它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政府产品”。在这里，“政府产品”并不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物品，而是指政府颁布的各种资格证书和证件（例如进出口许可证、营业执照、通行证和合格证等）以及各种信息、服务和人事任免，还有政府制定的各种有关经济的法规制度、优先发展计划、行业保护政策以及奖励评估和授权。这些均是微观经济主体需要或被迫购买的“商品”。政府产品的种类越多，公职人员腐败的机会就越多。
4、制度的缺失是腐败的根本原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旧制度体系因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了，而取代它的新体系还必须经过不断的摸索实验才能建立起来。在此过程中对公共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就产生了，公职人员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谋私利而被发现的概率较小，从而增加了公职人员采取腐败行为的动机。同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的飞速发展产生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新的财源往往具有产权不清晰的特点，而新的权力渠道往往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行政体系的约束或者监督。通过缺乏监督的权力来侵占产权不明晰的财富只需很小的成本，于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公职人员在权衡了收益和成本之后，就更偏向选择腐败作为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手段。
二、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
上述只是腐败发生的各个相关因素，它是否真实发生还要依赖于公职人员对其成本收益所作的分析。这是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其实是一种基于理性选择的经济行为。
1、腐败的成本
从个人角度看，腐败成本包括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腐败的现实成本指腐败一旦暴露所付出的代价，可以分为：腐败的惩罚成本，包括罚金、没收财产、开除公职、判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腐败的道德成本，包括腐败实施后的心理负担和暴露后的舆论攻击；腐败的对策成本，包括收买执法人员、转移赃款赃物和给上级送礼等对付“反腐”的费用。
腐败的
机会成本指腐败的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可能失去的正常情况下的最大收益。这包括：政治成本，即失去的升官机会及其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利益；经济成本，即失去的正常职位的收入及各种各样的福利。
2、腐败的收益
腐败的收益指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得到的种种好处，包括非正常收入、各种福利等。腐败的收益并不是创造出来的新价值，而是现有社会财富的不正当分配。所以，腐败的收益对腐败者来说是有利的，对社会来说则是有害的，这也是惩治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3、腐败实施者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理性的公职人员在面临腐败的诱惑时，自然会进行效益评估和可行性研究。只有在他认为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腐败才会发生；在他认为成本超过收益时，他可能会放弃腐败。这说明，预期收益越大，预期成本越小，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此，预期收益是个变量，在犯罪人的自我选择下，总希望其尽可能的大，以便“值得”犯罪。所以，防止腐败的重点应放在提高预期成本上，使之尽可能大于预期收益，让犯罪者觉得成本太大而终止犯罪。当然，公职人员的比较分析往往是主观的，并无精确的数理计算。在他们的主观预期中，腐败的暴露率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暴露，腐败的各项成本就等于零；如果被侦破抓获，腐败成本中的惩罚成本就是一个由党纪国法来衡量的量，即法定惩罚成本。所以，腐败的暴露率和法定惩罚成本大小是预期成本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三、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腐败是和公共权力相伴而生的，只要公共权力存在，腐败就不会自行消亡。因此，反腐败的政策目标就不应当是如何彻底消除腐败，而应该是如何最大范围和最为有效地遏制腐败。
1、加快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混合经济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因此，要减少腐败，就必须降低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尽可能减少“政府产品”。为此，首先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解决权力尤其是审批权力过多、过于集中的问题。其次，进一步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还权于企业，还权于社会；转变和限制政府的职能及其工作范围，贯彻“管少、管好、管活”的精神，通过体制创新，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力，切断以权谋私的纽带。再次，尽快消除在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缺位或错位，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总之要从体制上、机制上和法制上清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堵塞权钱交易的漏洞，杜绝“官商
”和“商官”现象。
2、提高腐败的成本，使腐败成为一种不合算的行为
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果能使腐败成本增大到超过腐败收益，则可以有效地抑制公职人员进行腐败的动机，从而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
（1）要加大惩罚力度，增加腐败的现实成本。通过立法加大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不仅要对其实行经济性的罚金处罚，更要对其实行社会性的资格处罚，限制和剥夺腐败者的职业资格。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执法必严”，一旦查处，就要一追到底、决不姑息。因此，必须把惩罚落到实处，如彻底清缴非法所得、取消所享有的一切待遇（包括养老金、公积金和退休保险金）等，从而使腐败者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律上的罪人，经济上的穷人”。通过实行重典治腐，提高腐败的现实成本，使公职人员在权衡利弊得失后，不敢妄自进行腐败。
（2）要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增加腐败的机会成本。增加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有利于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对职业的自豪感，也会减少腐败的发生。从理论上看，适当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可以增加对诚实行为的激励，进而遏制腐败，但是这需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实施。
（3）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增加腐败的道德成本。腐败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还要接受道德法庭的审判，承受来自社会舆论的谴责。通过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公职人员形成将国家和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情操和秉公办事的敬业精神。
3、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
孟德斯鸠指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人类政治实践中得出的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要解决传统监督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一是要理顺监督体系，把行政机关的监督、执法部门的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创造良好的监督环境。二是要大力开展监督的机制创新和体系创新，改变监督机关受同级政府或党委领导的架构，使监督机关真正享受不受干预的独立监督权。三是要建立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强化财经纪律监督。通过深化改革和强化监督，实现权力的有效制衡。四是要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大力推进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来约束公职人员行为，加大惩治力度，使腐败者大大降低对腐败的预期收益。五是要增加权力和决策的透明度，把每一次决策都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实行源头防腐。只有这样，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才会降至最低。
【参考文献】
[1] 卢现祥：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