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词语：近代社会生活的镜像——以上海1840～1937年出现的新词语为例
新词语：近代社会生活的镜像——以上海1840～1937年出现的新词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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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词语：近代社会生活的镜像——以上海1840～1937年
出现的新词语为例-汉语言文学
新词语：近代社会生活的镜像——以上海1840～1937年出现的新词语为例摘要：语言中的词汇与社会联系最为紧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近代上海开埠、西洋货物涌入、经济变动、语言碰撞、文化冲击等社会环境因素的变动，使新词语不断出现和变化，与此同时，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变化也在词汇中留下了痕迹。通过对这些新词语的分析，能够建构出近代上海社会生活的镜像，进而折射出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可以为了解近代城市生活提供一个窗口。
关键词：新词语生活方式生活观念近代上海
一、引言
语言是社会的，“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或激变时，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会毫不含糊地随着社会生活进展的步伐而发生变化”[1]（P1）。也就是说，社会的变动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语言对此描述与诠释，因此，一定时期的语言，尤其是词汇，常常打上了社会变动的时代烙印。一个新词语①如何产生、如何变化都是与一定的社会环境相联系的；一个新词语为什么被赋予这种含义、哪些被接受和传播都与人们的思想观念相关。尽管不是所有的新词语都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但总体上会映射出社会的某些细微变化。鸦片战争后，上海商埠开辟、外来移民进入、洋货充斥市场、西方文化传入等因素都改变着旧有的社会面貌，这变动的“社会要求语言用工作上需要的新的词和新的语来充实它的词汇”[2]（P598）。因而，透过这些新词语去了解当时上海的社会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行之有效的。故本文拟在把握语言与社会生活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对近代上海出现的新词语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对近代上海社会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有一定认识。
二、社会变动与新词语的产生
语言的变化是语言本身和社会环境两种合力作用实现的，但是由语音、语法和词汇所构成的语言系统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虽然词汇是语言中变动最为活跃和明显的部分，但是一种词汇为人们所接受和使用即为一种习惯，其变动会对社会生活带来不便，而社会变动所引起的事物、观念、制度等新变化也需要在新的词语中表达出来，以便社会信息的传播与沟通。因此，长期看来，社会环境变动所促成的词语变化较之语言本身的变动更为直接和明显。从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近百年的时间里，上海地区新的词语不断产生和变化，正与其所经历的社会变迁息息相关。
首先，近代上海开埠后成为中西方交流的最前沿，面对扩大了的外部世界，人们需要重新加以了解和认识，并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这是新词语产生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点。历史上，中外接触过程中也出现过新词语②，但近代以来上海社会变动背景下所产生的新词语涉及内容之广、社会影响之深、时间之长是以往不可比拟的，这些新词语表达的世界变化可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正如早年在上海居住过的王韬所言：“此固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3]（P21）。“创局”“变局”“创事”之类的词语即是时人对新世界的感叹，而对新世界之物，人们一开始以“夷”字称之，如“夷兵”“夷船”“夷烟”“夷俗”等，对外国及西人，则称为“西夷”“洋夷”“远夷”“英夷”“法夷”“良夷”“奸夷”“夷商”等等，这是传统中国中心观的反映。但随着社会变化，这些词语逐渐为“洋人”“洋务”“洋商”“西人”“西国”“外国”之类的新词语所取代。正是这种大的社会环境的变化促进了上海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也为新词语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其次，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西洋器物这些具有直观性并和生活相关的新事物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新职业阶层的出现也需要被赋予新的概念并加以描述。比如”夷货”“洋货”“洋布”“自行车”“股票”等等；为外国人办事的中国人称为“刚白渡”和“买办”，传统绅士进入商业领域出现了“绅商”阶层，“经理”一词则是最为现代化的职业头衔。像“毛巾”“肥皂”“牙膏”之类的新词语与生活密不可分，也是在当时陆续出现的，并成为当今生活必需品的用语，可见词汇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点。而在西方经济势力进入的同时，“商战”概念也被一些人视为救国救民之法，并打起“国货”的口号，而“抵制洋货”也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流行语。
再次，西方文化，包括制度、概念、观念等不断融入近代上海，特别是新的传媒为新词语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重要媒介。“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国家”等概念日益深入人心，一度成为社会思潮的口号。而“报刊”“广播”“画报”“电报”这类传媒本身即是一种新事物，像《申报》就是上海地区最为常见的报刊之一。有学者对1936年上海报刊统计得出：日刊57种，3日刊4种，周刊44种，旬刊11种，半月刊50种，月刊144种，双月刊7种，季刊12种，不定期杂志39种。[4]（P85）可见报刊杂志种类之多。其报道的内容也多为新事物，以1912年《申报》上的一则广告为例，其标题《请看飞艇》，内容有“上海闸北火车站，大马路新利公司，新新舞台，黄浦滩各中西大餐馆”[5]，出现了“飞艇”“火车站”“公司”“马路”“餐馆”这些新事物，并成为新词语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学堂”“教师”“市长”等概念，也通过报刊杂志得以进入上海人的视野之中。
最后，近代上海是典型的移民社会，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的变动使外来语言与
上海固有话语体系相互碰撞，进而造就了一大批新式词语。不同地域环境中的人交往的过程也是不同语言交流的过程，从外来语言冲击上海原有话语体系的情形中可以看到上海“乃自通海以来，不仅中国各地之语，均集合于上海一隅，即外国语之混入中国语者，亦复不少”[6]（P32）。汉语通过直译、意译、音译、仿词等方式吸收外来语以充实自己，例如“士单（stamp）、白兰地（brandy）、咖啡（coffee）”就是通过音译而出现的词语；再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科学”二词来自日本汉字词语“民主”“科学”，由英语单词“democracy”和“science”意译得来；而“洋楼”“洋房”“洋表”之类的词则是通过借形的方式形成，实可谓“民族之间在交换实物和从事其他活动的同时，语言形式也随即从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7]（P19）。
需要指出的是，一种语言中一个词语能否被选择、被使用、被接纳，最终落脚点在人；是否适合，则需要人在社会环境中加以验证，也需要人的认识和观念的转变。新词语说到底是一种新的事物，其接受需要过程，新词语被接受的过程也是人思想观念转变的过程。人们正是在体会到社会变迁，特别是那些与生活有关的事物所带来便利和好处时才在接受事物的同时接受了这些新词语。
由此观之，近代上海社会变迁引起的诸多变动是新词语出现的社会基础。语言即历史，语言变化的历史是本身变化的历史和所记录的事像的历史，而这些“词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这样“我们通过语言词汇的分析研究就能够看出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8]（P6～7）。下面就通过近代上海出现的一些新词语对近代上海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变化加以分析。
三、新词语与生活方式的变化
在近代上海独有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衣、食、住、行、用等与民众生活直接相
关的生活方式的变动非常明显，也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凡是社会生活出现了新的东西，不论是新制度，新体制，新措施，新思潮，新物质，新观念，新工具，新动作，总之，这新的东西千方百计要在语言中表现出来。不表现出来，那就不能在社会生活中起交际作用”[9]（P211）。这些新词语的产生与变化所呈现出的即为近代上海社会生活最为直接和鲜明的图景。
近代以来，服饰发生了诸多变化，这可以从众多的新词语中看到，有“西装”“衬衫”“牛仔裤”“风衣”“婚纱”“泳衣”“短裤”“汗衫”等类别；也有“领带”“领结”“皮带”“皮鞋”等配饰。最具代表性的是女性服饰，如”胸罩”代替了传统的“肚兜”；“丝袜”代替了传统的“裹足布”；“连衣裙”“套裙”“阔脚裤”等，尽显女性的曲线美、身体美。再如词汇中那些“护肤品”“香水”“唇膏”之类更是女性生活之必备品，如《良友》杂志147期上登的广告，即呼吁女性“请用蔻丹手面霜，美指油基，点唇膏，以完成修指及美容之能事”。如此的时尚，人们习惯以“摩登”一词称之。
饮食是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西式饮食的进入刺激着上海原有的饮食生活，并借助新的词语传递出来。譬如“饮料”“汽水”“冰激凌”“奶酪”“蛋糕”等等，仅酒类就有“啤酒”“白兰地”“威士忌”“香槟”等，与之有关的新名词还有“酒会”“酒吧”“鸡尾酒会”“西餐厅”“刀叉”等等。西式饮食逐渐为上海人所喜爱，一些商家也纷纷推出产品以吸引客户，如1927年，上海虬江路上茶室开业，但布置参照西式，除清茶外，还有咖啡、可可、汽水等饮料出售。[10]
反映居室生活的新词语也是语言面对近代上海社会生活变动应变性的体现。西人定居上海购置房屋带来了建筑样式上的变化，有关的词汇有“德国式”“西班
牙式”“古典式”“别墅式”“英国式”“希腊式”“哥特式”“法国式”“俄国式”等。也有“洋房”“公寓”“旅馆”“宾馆”“新式里弄”“石库门”“滚地龙”“棚户区”等存在差异的房子，这透露出上海近代化过程中不同收入群体的居家生活。与之有关的配套设施有“电风扇”“抽水马桶”“电灯”“收音机”“留声机”“热水汀”“冰箱”等，这些新名词所对应的新事物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近代工业文明带来了交通工具的革新，这同样体现在新词语中，如出行工具有“自行车”“火车”“黄包车”“电车”“轿车”等，极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加强了地区间的交流，比如夏季时“铁路特有观潮专车之增，轮船汽车莫不加班”[11]。“汽车公司”“出租车”等行业也随之兴起。新式计时器“手表”“钟表”的出现和“时刻表”“车票”的应用中，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为新的时间观念所取代，而像“信号灯”“车站”这类词也透露出近代城市设施的建立。
休闲娱乐生活随着近代上海社会生活的变动呈现出日趋多元和丰富的特点，大量新词语的出现即是最好的说明。这类词汇有“电影”“戏曲”“舞蹈”“马戏”“魔术”“滑稽戏”“话剧”“网球”“高尔夫球”“回力球”，还有“游泳”“赌赛马”“跑狗”“跳舞”“绘画”“弹钢琴”等。单单跳舞就有多种名称，如当时上海某一“著名跳舞学校教授各种新式舞厅舞蹈，如却尔斯顿舞、唐哥舞、狐步舞、华尔寺舞”[12]。这些新式娱乐休闲活动无疑为生活在上海都市这样高节奏的工作环境中的人们提供了缓解压力的有效途径，进而在市民群体中出现了“休闲”“健身”的生活理念。
此外，为适应近代上海社会交际生活变化，也出现了大量新式词语，如“电
话”“电报”“邮局”“明信片”“信函”“信纸”“信封”“信票”，而上面提到的娱乐休闲活动也与社会交际活动合一，如“交际舞”活动中出现了“交际花”的女性工作称呼。
由此可见，上海社会生活方式变化之多，变化之广。正是借助一系列新词语建构出了这一变化，进而能够使人联想到近代上海社会生活多姿多彩的图景。四、新词语与生活观念的变化
词汇是外在形式与内在含义的统一，新词语实际上是一种新事物、新知识、新观念。近代上海出现的一系列新词语是社会变动的“现实生活促进了人们对‘生活’的新认识”[13]（P6）后产生和变化的，这些“新认识”代表着人们对“新生活”的看法，体现着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动，也是人自我转变过程的体现。
生活用品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由此产生的新词语本身即说明了人们对西方器物的观念，而对其不同的称呼和对其背后技术的认识则进一步说明人们观念的变化。在上海开埠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将“印书器”“照相机”“电灯”等视为奇物，且认为“凡洋货之至于中国者，皆所谓奇巧而无用者也”，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传统的“奇巧淫技”观有关，但随着人们在跟这些事物的接触中感受到其方便实用之后，“而数十年来，天下靡糜然争言洋货”[14]（P27）。再如上海照明设施建立的过程中，道路两旁的“路灯”因人们不知其缘由，恐其会伤害人，“俗称自来火，或竟呼其为‘地火’”[15]（P333），而此后上海却被冠之“不夜城”的头衔正与人们对照明技术由“自来火”“煤油灯”到“电灯”的认识和接受有关。
新的“城市改造着人性……城市生活所特有的劳动分工和细密的职业划分，同时带来了全新的思想方法和全新的习俗姿态”，而“一种新的道德秩序渐趋形
成，并促使早期文明中的某些惯例迅速瓦解”[16]（P265～275）。由此，“工人”“技师”“工程师”“修理工”等与技术有关的职业为人所接受和尊重，也出现了专门培养人才的“学堂”“学校”等近代教育机构，这些新名称背后所体现的观念与传统轻视技艺的观念形成了强烈对比。
不过在对西方器物认识的转变过程中，也出现了的崇洋之风，这可以从《申报》的一则时文中看出：“一衣服也，绸缎绫罗非不华美，而偏欲以重价购洋绸。一饮馔，山珍海错非不鲜肥，而必欲以番菜为适口。围棋、象戏亦足消遣，而独以打弹为娱乐……甚且衣袜、眼睛、毛巾、胰脂，大凡来自外洋者，无不以为珍贵。”[17]最能说明这种情况的是许多事物被冠以“洋”字，如“洋楼”“洋车”“洋房”“洋衫”等。
西方文化中的平等观念在冲击传统社会身份秩序的同时日益为人们所认同，这样的新词语也大量存在。在交际活动上表现为“女士”“先生”“同志”称谓的使用；在社会与政府关系上，“市长”“市政府”“公仆”“市民”代替了原来的“县官”“衙门”“草民”等称呼；在物品分类上有“男式”和“女式”的区别，如报刊上那些“女式自行车”的商品广告；在社会活动上，“女子师范学院”“女学堂”使女性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社会力量的上升，公民自我意识的觉醒，都在无形之中促成了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公民”“公民权”“人权”“人身权”这类词语就是这一表现。纪念活动也不仅仅限于那些精英和帝王，“女权纪念碑”“教师节”“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日”等新词语就是传统士农工商身份秩序被打破的语言记录。
经济变动引起人的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开始强调人的自我价值。从商之风、自我欲望的实现以及消费观念都可在新词中被建构出来。这首先体现在诸多职业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