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理论与中国地方治理

善治理论与中国地方治理

分权治理和善治理论是当前社会科学的前沿理论之一。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crisisingovernance)一词，此后，治理便被广泛运用于政治发展研究中，特别是被用来描述后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状况。所谓治理，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治理并不必需由代表权威的政府和国际组织排他性的加以实施，私人公司、公司联合体和非政府组织都可参与其中。[1]换言之，“现在政府的一些治理职能，正在由非源自政府的行为体所承担”。[2]而所谓“善治”(goodgovernance)，则是指民间和政府组织、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管理和伙伴关系，以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状态。衡量善治的标准可以概括为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参与、有效性等六个方面。[3]无疑，这种新的政治治理模式和衡量治理成效的规范性标准为分析中国当代政治发展、地方治理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和理论框架，提供了一个比较性的参照系数。本文试图描绘在此理论观照下的中国地方治理图景，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该理论的使用边界和适用性问题。

一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尤其是单位体制的逐步解体，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在行政化力量束缚下的社会逐渐浮出水面，这表现为私人经济、私人部门和各种民间组织力量的日益发展壮大并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陌生人的社会关系逐步被“关系社会”所代替。就地方治理而言，作为行政主导或地方治理主体的地方政府在逐步转变自己的角色、定位，以与新的社会现状和情势相适应。由此，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相互合作的新型结构关系模式。当体制外因素对地方公共事务与活动的参与、渗入增加时，对地方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制度变迁模式无疑是提供了参考性、建设性的多向选择，也为地方治理方式和治理过程注入多元的、更为合理的因子。

何增科在《治理、善治与中国政治发展》一文中总结了当代中国在社会治理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按照善治的标准，作者逐项列举了这些成就。比如，在合法性方面，作者列举了有基层村委会选择制，地方农村党支部“两票制”选举，甚至有些地方实行乡镇党政领导的民主选举；在透明性方面讲到了村务、镇务、厂务、警务、检务公开，人大会议旁听

制度，政府上网工程等；在责任性方面列举了对行政机关各种监督机制的逐步完善；在回应性上列举了一些地方开通了市长热线，警务系统110，干部接待日，下访制度等；在参与性方面列举了各种制度化参与渠道；在有效性方面则有机构改革、审批制度改革等。[4]总之，依照善治标准，作者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治治理过程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这篇文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政府作主导性的叙述对象来描绘中国的政治治理和政治发展。而且，作者更多的是一种静态化的描述与刻划。但治理或善治，绝不应该仅仅是单方面行为，而应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5]

与上述对中国政治治理或善治的乐观态度不同，古德曼在一篇文章中对中国的地方治理提出了质疑。他这篇文章主要是对解释中国政治变迁的“中心——边缘”框架提出质疑，主张关注中国自身的幅员、规模、多样性的问题，但文中对中国的地方治理问题，也明确认为，“省级政治掮客既不属于中央，也不属于地方”、“各省利益主要不是通过社会，而是通过国家形成的”、对那些社会经济类型的企业家

(本有可能造就新的地方势力)，“要么都有党国社会背景，要么基本上被纳入了党国活动范围之内……他们一般都与地方政府建立紧密合作关系”。[6]作者表明，中国的政治治理或者说地方化过程是有限的，中国的公共事务依然是围绕中央政府或者说围绕一个中心单面的进行，而不是多元化的分担和共同参与过程，各种体制外力量依然必须被纳入到体制内才能展现其力量和身份，更不用说各个行为主体平行化的治理参与了。

那么，在现当代的中国语境下，中国的地方治理或地方化过程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出现了怎样的景况?这种变化和景况具有怎样的中国特色?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的地方治理是朝着善治的模式在进行?如果不是，问题出在哪儿?进一步讲，可利用的空间或者说限度有多大?

二

马丁·利普塞特在比较了二战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后，指出，“经济增长虽只是民主化的因素之一，但显然是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如果说我们还不能假定经济增长对鼓励政治多元是机械的决定性，我们也应承认，国家如果能够提高公民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便为民主结构

打下了基础，使争取民主的努力制度化和合法化的可能性增加。”[7]治理和善治理论意味着政府与公民之间积极而有效的合作，意味着公民促使政府并与政府一起共同形成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因此，民主政治是治理和善治理论的题中应有之意。没有民主政治作基础，善治与否是要打折扣的。

随着中国市场化发展和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增长，中国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的确发生了相应变化。地方社会经济增长成为政府合法化、正当性的来源之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地方政府逐渐转向通过发展地方经济，为地方人民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来获得地方人民的支持与认可，形成所谓的‘政绩型合法性’，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政府和地方社会之间逐渐由强制性的统属关系转化为交换性‘社会契约’关系。”[8]这种合法性基础的改变不仅意味着垂直控制模式和管理架构下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代理人角色向地方利益代表的巨大转变，也表明地方经济社会组织团体逐步拥有自己的自由活动空间，有了相对独立的身份与地位。如此一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及作为其运作基础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这些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兴力量会要求新的规则和制度结构，以保护和扩展自己的利益；他们逐步形成独立的存在空间和力量，为民主政治秩序的基础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在地方决策中，这些力量的存在

可能使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模式发生了基本变化，由互动的相互调整的模式取代单向的、垂直命令式模式。

然而，经济增长和社会结构变迁并不意味着中国具备了善治的基本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讲，“善治”理论是一种扩展性概念。它不仅意味着治理主体和治理范围的扩大，治理方式和手段的多元化，它也表明一种价值取向上的变化或者说治理理念上的变化。因为它内含着对“权力归属政府”的假定的否定或者说质疑。因为“善治”作为对国家失效和市场失效的补充的一种治理机制，是在政府与市民社会间相互合作达成共识的一种状态。其中体现的参与与合作不是一般的民主机制理念中所包含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对社会多样性成分的吸纳、接收，而毋宁是平行的、各以主体身份而存在的合作与对话机制和模式。这里体现的哲学理据有点类似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即，各个平行主体就某项共同关切的公共利益或公共事务彼此协商、对话与合作，在公开、公正、平等、开放的原则下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以期达成共识。[9]换言之，它要求各个主体性力量的成长与自主，特别是要求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出现。[10]“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11]然而，在现当代的中国，市民社会的发育与成熟与否是受到质疑的。

20世纪90年代初，邓正来和景跃进最早把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系统的引入到中国的知识界中。然而就他们对此理论的引介而言，也只是从西方本土化的内在规定性以及中国引进此概念的学理资源意义角度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进行的梳理、论证和展望，[12]至于此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具体量化分析、追寻并对应和观照中国的现实，则并不在他们的讨论之列或者说议论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市民社会力量的有限和不成熟状态。从这一角度讲，中国在实现地方治理过程中，是否已在朝向“善治”化过程发展，是否是有意识的将其作为政府失效和市场失灵的一种补充机制是可疑的。

不仅在于中国市民社会的不成熟，按照善治的标准，中国的地方治理或自治的阻力和困难还来自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化过程及现状。在现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分权的路向不同于西方。在西方，其分权首先是国家政府与社会间的分权，表现为一部分政治权力向非政治权力转化，弱化政权而加强民权。通过这种分权，政府与社会相分离，政府站在市场之外，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和作出一定的规范(这种模式缘于社会对国家、政府强制性权力的警惕和戒心，在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传统中就有这样的自觉意识)。随着市场失灵的

出现，国家被框定在“合理干预”范围内，这样就出现再次分权——政府内部分配权力问题。即，在纵向上中央权力向地方的下放；横向上权力在每一个层级、职能部门的分享。这种分权的结果是形成相对分化的权力主体和独立的自组织身份，为各个行为主体参与公共事务提供社会基础和权威基础。[13]

但是，中国与西方的进路不同，中国的分权过程没有先社会同国家分权，后政府内部分权的过程，毋宁说中国的分权过程是两个分权过程的同时进行或者说是一个彼此拉动的过程。在中国的现当代，没有经历一个社会与国家、政府相分离、形成自主化的阶段或过程。社会在一开始就是融入国家的。甚至本就是一个社会不断被政治化的过程——广泛而高度的社会动员、长期存在的单位体制，即为明证。相对于国家、政府的独立社会或者说民间力量就没有成长的空间和机会。因而，在公共事务上政府主导就成为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了。要参与社会活动或公共事务，就必须通过进入体制内系统，以政府身份或代表来进行，正如古德曼所提到的，“企业的所有者一般都要与地方政府建立日益繁密的合作关系……他们被当作模范企业家而大肆宣传，经常被选为省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毫无疑问，这可以看成是以其他形式成为党国的一员。”[14]在中国，随着市场的发育成长，

建构一个公共空间的意义和可能性日益突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自主的健全的社会，与国家形成适度平衡和建设性互动关系的社会。罗伯特·达尔指出：多重独立的社会组织的存在，可以直接促进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和自觉性，从而形成一种相互约束又相互和谐的社会控制体系，抑制国家权力的扩张和腐败。[15]显然，在中国，作出“多重独立的社会组织的存在”这样一种情状的判断是要大打折扣的。从而，治理理论更进一步失去了依存的条件与土壤。

另外，就中央与地方关系而言，在中国形成了延续三十年之久的中央高度集权、地方缺乏必要的自主权和独立权的一体化格局。改革二十年，虽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性分权与行政性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动和改观；但另一方面，由于此间的分权是在体制外围进行的，中央下放给企业的许多权力被地方截留，“分权化的改革客观上把高度统一的政治经济一体化分解成许多分散的政治经济一体化”。[16]即而言之，这样的分权仍然是在高度一体化的社会体制框架内进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局面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因而，整个社会表现为在每一个层级上和每一个部门都存在着各自的权力中心，就像一块块积木，形成排他性的封闭性格局。中央与地方的分权的结果不是彼此的分工合作、行政效率的提高，反而是权力的分散。这样的结果自

然不是地方分权，而是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治理也就成了诸侯鼎立了。

三

在现当代的中国，就学术研究和探讨而言，在引介西方理论和与中国的现实结合或者说本土化过程中，无疑是有一个内在张力的。由于意识形态的淡化、学习借鉴的自觉、创新改造的本土化使命，源于西方的各种元理论、分析框架、概念范畴以及在中国发生的各种具体情景和事态表现出以全面迅疾、庞杂多元的姿态呈现于公共视野和论说空间的态势。显然，这是学界的理论自觉和现实关怀相结合的一个产物。这种情形有点儿类似于“五四”前后的中国所面临的学说复杂多元、各种理论路径和选择聚讼纷纭、甚嚣尘上的状态。当代中国社会，就像一个大熔炉，各种理论、思想、观点，各种现实的景观、面相都竞相在这里碰撞、交融和共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该做何选择，或者说我们有无选择?换言之，我们在借用的理论和观照的现实之间，其相关性有多大，其解释力有多强?这是我们在试图引介理论和观照现实时首先应该有的意识前提。

就本文所讨论的地方治理而言，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

依循市场逻辑进行，或是在“善治”模式下进行决策都是不彻底、不完善的；进一步讲，这几种模式可能呈现一种胶着状态，各种模式都无法独力来承担这样一个复杂的现实操作。这种暂时性、偶在性、非常态正反映了中国现阶段的“转型”特点。这种转型一方面表明了中国社会在进行着一种伟大变迁，另一方面也凸现了当代中国各种事态的不确定性。各种引介和理论可能是一种选择，却非主导性的取向。

无疑，治理和善治理论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全新的政治画面：政府和国家机器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方式经历着由统治(government)向治理(governance)的一个过渡。并且，“它打破了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传统思维方式，即市场与计划、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与国家社会……它力图发展起一套管理公共事务的全新技术，它强调管理就是合作。”[17]

然而，就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而言，并不意味着政府的简单退出和政府功能的弱化。大市场、大社会并不必然要求小政府。在维持有效的市场运作、提供规范的竞争秩序和公共产品、维护社会公正等方面，国家和政府仍然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正如古德诺所指出的，“无论如何，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来说，它的幅员、规模和多样性所产生的后

果始终都是关注的焦点”。[18]换言之，中国有其自身特定历史和现实背景，这是中国政治发展和地方治理的重要先决条件。我们无法跨越这种前提，在某一规范和基准的参照下，作亦步亦趋的跟随和复制。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看到，治理和善治理论本身具有的局限和存在的危险性。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中，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曾经指出，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有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即发展的逻辑与发展的政治之间的矛盾。[19]一方面，国家建设与经济发展按理应先于政治参与和物质分配。另一方面，第三世界的政治又面临着人们对参政和分配的要求和期望。但由于政治结构的脆弱和缺乏制度保障，这类国家往往又无法如治理理论所要求的那样，让政府之外的机构来分享民主、参与决策。此外，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危险性还在于，它可能为“新干涉主义”、“新殖民主义”等提供辩护与借口。因为“治理理论尤其是全球治理理论，建立在政府的作用和国家的主权无足轻重、民族的疆界模糊不清这一前提上，强调治理的跨国性和全球性。其危险性就在于，削弱国家主权和主权政府在国内和国际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客观上为强国和跨国公司干涉他国内政、推行国际霸权政策提供理论上的支撑”。[20]

四

从中央抽身，进入地方社区，由以中央为导向和依托的模式转向以立足地方、打造地方为基础的行为模式，这在转型期的中国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和政治发展中体现明显，比如，地方领导人通过发展地方经济，以获取自身政绩的筹码；努力构建和营造一个地方特色社会，使地方社会成员形成自我的一个确认与定位，从而具备了地方与外界交往的一个自立形象和独立主体等等。另一个方面，各种市场化的自主性力量逐步渗入社会层面，使社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相对扩展了社会民间性力量的活动空间。乡村里的村民自治、民营企业的扩张与成长等正是这种力量的体现。但正如上述所言，这种政府性角色和功能的转化与社会性力量的成长和自主能否导致治理结构和方式的制度性变化，如同治理和善治理论所要求的那样，则是存疑的。

就地方治理而言，20世纪30年代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21]主张中国式的地方自治应以乡村为基本单位。构建集政治、经济与文化功能于一体的乡村自治共同体；实行经济合作化和文化道德化。这种方案的提出是以30年代的中国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道德化的传统礼治社会——为判断基准的，因此，梁漱溟主张，在

乡村创办“乡农学校”来实行政教合一的贤人政治理想。这种理想的未能实现由其当时的社会状况所决定，但其意识，即地方治理需要一定的文化教育作基础却是值得借鉴的。

就当代中国的地方治理和政治发展而言，一方面需要各种政治结构和制度的稳定与坚固，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各个社会主体性力量之间达成某种意识和共识，从而为“善治”治理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收稿日期：2002-06-3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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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引论[J].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2000，(1)：44.

[21]武乾.论梁漱溟地方自治思想[J].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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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反贫困战争

中国农村的反贫困和性别问题1 张林秀 （1999年10月29日，成都） 引言 中国自70年代末期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在反贫困战争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国内和国际上的统计资料，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有2亿多农村住户摆脱了贫困（世界银行，1999）。同期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也很快。 一方面多数人认为贫困人口减少了许多，另一方面对于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原因不甚了解。而就目前的情况来说理解决定缓贫取得顺利的因素和贫困农村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学术兴趣本身。因为迄今中国仍有5千万到1.02亿人生活在国定贫困线以下。贫困人口的减少是否更多地得益于经济的增长？或者说，应该归功于国家的扶贫项目？在评价扶贫投资状况时，又引出了另外一些问题。国家的扶贫投资在瞄准上是否有效？投下去的资金能否对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对指导制订就中国现有贫困人口的脱贫政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试图回答上述的一些问题，为政策制定者们做出有助于今后改进缓贫工作的决策提供信息依据。首先，简要描述中国的贫困地区的政策，以四川省的县级资料来分析对贫困县的瞄准是否准确。其次，重点分析扶贫项目对增长的作用。评估一下贫困人口的减少有多少是由于国家的扶贫政策所至。本文的另一个目的是透国非农就业具体地考察一下农村妇女问题。最后，结合研究结果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通过收入指标来考察贫困。虽然在收入和其他福利指标之间并没有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Wang和Zhang （1999）以及世界银行（1999）的研究表明，低收入地区和文盲率、婴儿死亡率等指标表现较差的地区存在较高程度的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在考察瞄准和决定增长的因素时，我们用的是西部贫困省的数据，即四川省。 贫困地区的政策 虽然1986年中国并没有出台明确的全国规模的扶贫方面的政策，这并不等于说农村的贫困人口就没有受到过特殊关注。考虑到贫困地区对整个经济的边际贡献小，即便改革不成功损失也不会很大，改革者们允许让贫困地区的人民公社比其他地区早些解散（早在70年代末期）。当时中央政府已在对贫困地区进行补贴了，有的是通过直接的预算转移支付（Park 等，1996），有的通过粮食销售补贴或其他方式为贫困的农民提供帮助（Park, Rozelle和Cai，1994）。然而，由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开，预算资源越来越稀缺，这些支持一直在减少2。市场改革导致生产专业化程度加深、产量和收入普遍提高（Weersink 和Rozelle,1997）。这些变化帮助一些人摆脱了贫困，尤其是在中部和沿海深受“以粮为纲”政策影响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根本就不适合生产粮食（Lardy，1983）。 80年代中期，中央决定改善边远闭塞地区资源匮乏农户的贫困状况，这些地区需要的不仅仅是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中央将决策权下放到地方（国务院，1989a至1989e;1991）。为此国务院专门组建了一支扶贫工作队，即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或LGEDPA）负责新的一轮反贫困战争。领导小组的工作重心是官方划定的“贫困”县。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负责从预算中划出一部分，同时让银行从扶贫专项资金中拿出一部分为贫困地区提供贷款。下面，我们将描述一下贫困县的选取过程，考察一下几个主要的扶贫项目。 1该文主要摘自于以下两篇文章：（1）作者与Scott Rozelle 和黄季火昆合写的“中国的反贫困战争”；（2）作者与Scott Rozelle 和Andy Mason 合写的“新的机遇和阻碍：中国农村的非农工作、工资和性别”。

浅谈治理理论

浅论“治理理论” 摘要：治理理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较有影响的理论，是 关于当前政府和政府改革的研究课题。治理理论产生于西方福利国家失败和市 场机制失灵的语境中，它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治理理论 在西方一经提出，很快就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并已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 问题。治理理论虽对我国的政府改革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由于社会发展阶段 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决定了我们在研究治理理论时，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做 出正确的抉择。 关键词:治理理论;理论基础; 一．治理问题的提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西方学术界，治理理论十分流行，以治理为研究 课题的著作开始涌现，并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从1989年世界银行在分析非 洲的发展形势时，首次提出了“治理危机”，再到世界银行1992年年度报告的 标题就是“治理与发展”。“治理”一词在学术界传播的速度超出所有人的想象，与此同时，治理理论在实践上也被运用到各国的政府和政治改革上，甚至有学 者提出“没有政府的治理”。治理理论产生于西方国家，因此作为舶来品的治理理论是否适应于中国，就成为中国学者争论的焦点。我国学术界开始重视这一 理论，并且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中国现实的政治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强烈的人文 关怀而忽视了学者应有的学术理智，否则就会导致对治理理论的滥用和对政治 实践的误导，治理理论的中国适应性问题，仍需要我们进行探讨和大量的理论 和实践论证。本文将从治理理论兴起的背景和理论基础入手，以求能把握治理 理论的精髓，从而对治理理论的中国适应性问题做一个尝试性的判断。 二.关于治理概念的综述 在英语中，治理”一词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中的“操舵”一 “

激励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

激励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 学号： 学校： 专业： 班级： 签名： 年月日

激励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 目录 内容提要 (3) 正文 一、激励理论的概述 (4) 二、应用激励理论存在的误区 (5) 三、建立和完善激励制度给企业所带来的益处 (8) 参考文献 (15)

内容提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企业对员工的激励制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多本文就针对激励制度在实践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并针对问题提出了提高激励制度应用效率的建议。 关键词：激励企业发展运用

激励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激 企业的发展需要员工的支持。管理者应懂得，员工决不仅是一种工具，其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将对企业生存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而要取得员工的支持，就必须对员工进行激励；要想激励员工，又必须了解其动机或需求。每个管理者首先要明确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没有相同的员工；第二，不同的阶段中，员工有不同的需求。设计合理有效的激励制度这也是去业文化的核心内容，目前大部分领导者可运用的激励措施有很多中概述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货币方式的激励。第一、金钱的价值不一。相同的金钱,对不同收入的员工有不同的价值;同时对于某些人来说,金钱总是极端重要的,而对另外一些人可从来就不那么看重。第二、金钱激励必须公正。一个人对他所得的报酬是否满意不是只看其绝对值,而要进行社会比较或历史比较,通过相对比较,判断自己是否受到了公平对待,从而影响自己的情绪和工作态度。第三,金钱激励必须反对平均主义,平均分配等于无激励。除非员工的奖金主要是根据个人业绩来发给,否则企业尽管支付了奖金,对他们也不会有很大的激励。自身未来社会定位既目标激励,就是确定适当的目标,诱发人的动机和行为,达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目的。目标作为一种诱引,具有引发、导向和激励的作用。社会认同感。我们常听到“公司的成绩是全体员工努力的结果”之类的话,表面看起来管理者非常尊重员工,但当员工的利益以个体方式出现时,管理者会以企业全体员工整体利益加以拒绝,他们会说“我们不可以仅顾及你的利益”或者“你不想干就走,我们不愁找不到

中国翻译理论

严复,中国介绍近代思想的第一人，翻译“第一国手” 信、达、雅——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信“Faithfulness”——忠实原文,达“Expressiveness”——语言通顺畅达,雅“Elegance”——文字古雅.信为本，雅为表，达是两者的纽带 林纾翻译理论： 1、“存旨”论：“神会、步境、怡神”; 2、“文心”论：要讲究“文之枢纽”文章的“纲领”文章的“开场、伏脉、接笋、结穴”; 3、“支点”论：在翻译某个作家的作品的时候，总是努力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寻找与之对应的作家; 4、“足音”论：虽不审西文，然日闻其口译，却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只足音。 近代西学翻译思想 （1）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 代表人物：徐光启，李之藻 翻译特点：翻译方式为外国人主译，华士润色；或中外合译；少见国人主译之书籍 （2）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高潮 A. 洋务时期的翻译贡献：科学技术术语的统一 B.维新时期的翻译贡献：①译名的统一;②东学西渐 代表人物：马建忠梁启超严复林纾 马建忠：杰出的语言学家，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评论家，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著有《马氏文通》 贡献：“善译”说 梁启超：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著名史学家，被中国学术界奉为“鸿儒” 他的翻译思想：A “翻译强国”思想译书三义：择当译之本，定公译之例，养能译之才; B “翻译文体革命思想”：提倡“通俗语体”; C翻译小说理论的影响 D 翻译文学与佛典的关系,科学地提出了佛经翻译的三个时期 瞿秋白：佛经的翻译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最简单的言语去翻译印度日耳曼族之中最复杂的一种言语——梵文。 事实上开创了白话的运用。 胡适：开创一种文学新体；解放了最缺乏想象力的中国古文学；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受其影响；佛经往往带着小说或戏曲的形成。 The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 (1)The Confucianism(儒学) is obvious (2) It puts emphasis on practice skills (3)It closely relates with classical Chinese esthetics “五四”新文学时期的翻译思想: ⑴关于“直译与意译”; ⑵关于“信与顺”; ⑶关于“形似与神似”. 鲁迅的“易解，丰姿”双标准论，即“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则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和“翻译与创作并重”的思想。瞿秋白的“绝对正确，绝对白话”和“信顺统一”的思想，郭沫若的“创作论”的翻译思想。成仿吾的“批评的建设”和“建设的批评”的文艺翻译批评思想即诗歌翻译思想。 中国传统译论的特点: （1）、以中和为美 ,讲求和谐; （2）、尚化实为虚 ,讲求含蓄; （3）、重感性体悟 ,讲求综合 鲁迅主要理论贡献: 1. “易解、丰姿”双标准论, “移情、益智”双功能说; 2.“宁信而不顺”的翻译思想; 3.“重译”和“复译”的思想; 4.翻译批评：“剜烂苹果”的思想; 5.“翻译应与创作并重”的思想. 《狂人日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真正意义的白话小说。 瞿秋白翻译思想: 1 、关于大众化原则“绝对正确，绝对白话”的思想; 2、关于翻译与中国现代语言建设的思想郭沫若翻译理论和思想:整个翻译思想的灵魂--创作论. 1、翻译家不是鹦鹉名士; 2、好的翻译等于创作; 3、风韵译; 4、共鸣说; 5、生活体验论; 6、译文同样应该是一件艺术品 成仿吾翻译理论和思想: 1. 文艺批评：翻译批评思想; 2. 诗歌翻译理论与思想; 3. 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顺”派

中国近现代著名翻译家

中国近现代著名翻译家 1、林纾，字琴南。1852年生。福建闽县人。清末民国初年学者、翻译家、光绪举人。曾任教京师大学堂。因不懂外文曾借助他人口译，用古文翻译欧美等国小说180余种，其中以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司各德《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最为有名，译笔流畅，对文学界有较大影响。专译欧美小说，收入《说部丛书》出版，先后译介了司各脱、迭更斯、美国欧文斯吐话(今译斯陀) 等作家的名作。清末民初，“林译小说”风靡于世。他能诗、工画，并曾从事小说，戏曲创作。著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及传奇、小说、笔记等多种。1924年10月9日逝世。 林琴南又与魏易、王庆骥、王庆通、陈家麟等人合作，翻译了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百八十余部，其中世界文学名著有四十多部。有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兰姆的《吟边燕语》(《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狄更斯的《块肉余生录》(《大卫·科波菲尔》)、《孝女耐儿传》(《老古玩店》)、《贼史》(《雾都孤儿》)，以及司各德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艾凡赫》)等。 由于林琴南不懂外文，无法选择作品翻译，林琴南说：“鄙人不解西文，但能笔述，既有讹错，均出不知。” 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无异于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让晚清的中国人从这里瞥见了西方的文化与人生。林译小说滋养了新文学的一代人，很多现代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就是从读林译小说开始的。

周作人在《关于鲁迅》里介绍鲁迅所受晚清文化维新的影响时说，在南京求学时，鲁迅就注意林琴南的译书，在《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后，也都陆续收罗。至于周作人自己，在《我学国文经验》里说：“严几道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杰，可以说是三派的代表。我那时的国文时间实际上便都用在看这些东西上面，而三者之中尤其是以林译小说最喜看，从茶花女起，至黑太子南征录止，这其间所出的小说几乎没有一册不买来读过。”韩迪原在《近代翻译史话》说：“当时确实有不少人因读林译小说，才接触到西洋文学”。韩迪原对林琴南还有一个很中肯的评语，她说：“因为那时国人对整个西洋文明毫无认识，必得用东方已有的事物，去‘附会’西方的观念，像林译所用的方式，才能达到早期沟通东西文化的任务。”林琴南“还打破旧中国小说的章回体，使中国的文学形成向前迈一大步。” 胡适曾说：“古文不曾做过长篇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有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2、严复，原名宗光，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1871年（同治十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光绪三年）派赴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大学学习，其间广泛接触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1879年回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任总办。甲午战争后，深感国势日危，先后发

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8.14)

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 新华社记者 《人民日报》（ 2017年08月14日 01 版2017年6月，瑞士日内瓦。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庄严登上发言席，代表全球140多个国家，就共同努力消除贫困发表联合声明。 这是全球与贫困斗争的历史上，中国人刻下的一座里程碑。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说：“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 这是中华民族千年追求的梦想；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不改、前赴后继的百年拼搏； 这是党带领人民用短短30多年让7亿多人脱贫，并将在未来3年让4000多万群众走出绝对贫困的伟大决战。 “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未来1000余日，决战进入倒计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非凡的意志和智慧，镌刻出中国反贫困斗争伟大决战的时代画卷。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就不能安之若素 山西吕梁，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之一。这里山大沟深，十年九旱，13个县（区、市）中还有10个尚未脱贫。 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晋绥抗日根据地在此创立。 穿越时空八十载，几位当年参加对敌斗争的老战士清晰见证，从反侵略、大生产、闹土改，到如今的脱贫攻坚，党带领人民谋幸福的脚步从未停歇。 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风尘仆仆来到他们中间。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决战鏖战正酣，脱贫攻坚进入重点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的阶段。

吕梁之行，习近平总书记完成了一个心愿——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在这里，他发出坚强有力的动员令——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完成的任务，全党同志务必共同努力。” 在中华民族近代史上，贫困如影随形：多灾多难、饿殍遍地的记录不胜枚举。尤其是西方列强的欺辱、难以计数的赔款，让中国戴上更为沉重的苦难枷锁。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与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相伴，摆脱贫困落后，成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铭记于心的使命、扛在肩头的责任。 从土地革命、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不仅历史性铲除了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制度根源，更不断创新思想和方略，带领中华民族向着千年小康梦想奋勇进发。 不忘初心，风雨兼程。近百年的历史坐标下，中国反贫困斗争使人民生活天翻地覆。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手中。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贫困人口数占总人口的10％以下时，减贫就进入“最艰难阶段”。2012年，中国这一比例为10.2％。 非常之阶段，需要非常之谋划、非常之举措。4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花精力最多的是扶贫工作，去得最多的是贫困地区，牵挂最多的是贫困群众，在脱贫攻坚中，他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 4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精准扶贫方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着最后的贫困堡垒发起总攻。 最嘹亮的号角吹响，最艰难的冲锋开始。 江西井冈山，茅坪乡神山村，村干部制作好脱贫攻坚作战图，牢牢钉在墙上。 贵州乌蒙山，迤那镇五星村，扶贫工作队完成一笔一画绘制的扶贫作战图，小心揣进怀中。 相隔千里，两份作战图上，描绘的是不同的山川与村庄，勾画的却是一个个同样醒目的红色标注：那里代表贫困。 一张巨大的决战图，已迅速在中国大地铺开——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12.8万个贫困村，这是跨越中国中西部广阔版图的主战场；

治理理论的解读

治理理论 一、治理的定义：治理就是这样一种规则体系，它依赖主体间重要性的程度不亚于对正式颁布的宪法和宪章的依赖。它既包括政府的治理也包括非政府的治理。 二、治理的学理基础 1、本体论：研究与探讨存在问题的学说。治理、制度、现实的三个维度都是治理理论包括的内容。解释治理的走向以及走向的原因。 2、认识论：知识从何而来的理论或哲学。治理理论在此中维度上说应该是一种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基于实际，为实践服务。 3、方法论：知识获得基于的原则或者知识获得或运用的方法。它从方法论维度来说应该属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 三、治理理论的核心内容 提供公共的或集体物品是其理论之核心。 理论假设：在无政府参与治理的形式下，公共物品可以通过权威之球的跨界非政府组织来实现管理。 核心问题：界定全球范围内的治理及运作，体现治理的广泛性与其独有的性质 跨界行为主体：非政府的主体进行参与，开展治理，其中，政府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地位仍然很重要。 四、未来的发展趋向 技术的日新月异：信息化与数字化，使治理理论向前发展，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整体主义理论。 1治理主体：政府；集经济人与道德人为一体，实现二者的有机契合。 2治理中的各种主体地位是平等。没有高低之分，只有职能不同，是合作或者是协作的关系 3、以历史、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解释，是从经验出发，是经验方法主义论。 治理理论: 渊源、精神及其适用性 治理理论的根本精神就是围绕着契约观念和效率精神展开的，有利于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以权力与权威控制、引导与规范公民的行为，以最大限度的保障公民的公共利益。 1、治理的操控机构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私人机构，也可以是二者联合 2、合作凸显，模糊了公私的边界。 3、它是一个上下互动，上下交互的过程，强调管理对象对过程的参与。 3、治理方式与方法的多元化 政府、市场、公民、企业、社会都是治理的主体，也可以是参与的主体。 体现了效率与契约的理念 1、契约理念：协商与共同的治理。——自愿、一致同意、责任性 2、效率理念：管理与制度，也包含其中的回应性效率。 治理对公民的参与度也提出来一定的要求：自由精神、平等观念、责任意识、积极参与意识、宽容精神、互利互惠的精神。如缺失这些必要的条件，则治理之实，很难取得成功。——臣民意识、零和博弈、平均主义都对治理理论在我国的推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治理理论的谱系与转型中国 治理的初义为控制与操纵。多元参与者进行协同决策时的特定结构和过程：它体现的是多层的参与机制与多种参与方法。 中国视域下的治理问题再审视：国家仍是我们的治理的中心；内部包含管理、决策与执行三个维度；外部则包含了政府、经济、社会三个部门。

(完整版)中国翻译史及重要翻译家

中国翻译史及重要翻译家 08英本1 杨慧颖 NO.35 中国翻译史上有许多为人们所熟知的大家，现就其翻译观点和主要作品做一简介： 严复 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这条[1]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主要翻译作品： 《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 《天演论》，赫胥黎，1896年～1898年 《原富》（即《国富论》），亚当·斯密，1901年 《群学肄言》，斯宾塞，1903年 《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1903年 《穆勒名学》，约翰·穆勒，1903年 《社会通诠》，甄克斯，1903年 《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1904年～1909年 《名学浅说》，耶方斯，1909年 鲁迅 鲁迅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 鲁迅先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从实质上来讲,就是要使原文的内容、风格、笔锋、韵味在译文中得以再现。翻译涉及原语(source language)与译语(target language) 两种语言及其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知识,有时非常复杂。所以,译者要想收到理想的翻译效果,常常需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仅仅懂得一些基本技巧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广泛涉猎不同文化间的 差异,必须在两种语言上下工夫,乃至独具匠心。

治理理论

一、治理理论的适用性分析 治理理论的提出有其特有的现实理由，它是西方国家政府失败、多元主体管理能量激活和全球合作共治的产物。中国学者对于兴起于西方的治理理论存有分歧，有的学者否定治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认为治理理论针对的病症在中国缺乏典型性，而它所开出的处方在中国也缺乏相应的药材，它还有可能影响国家的政治安全。 1.1反对派： 1.治理理论针对的是西方国家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的双重困境，而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市场不完善和政府能力不足。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间不长，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还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所需要的各项保障机制也还不健全。就政府来说，因为机构臃肿和体制不顺，且在处理与市场的关系方面又欠缺经验，所以也常有效率低下、干预不当和调控不力的弊病。 2.以自组织作为第三种协调机制的治理理论能够在西方赢得普遍认同，有赖于特殊的前提条件，而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前提条件。在治理理论的质疑者中，这一点是被强调最多的。例如有的学者说过，“‘治理’离不开两个前提：一是成熟的多元管理主体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伙伴关系；二是民主、协作和妥协的精神”，而这两个前提在中国都不存在。还有的学者谈到，治理理论“所要求的治理的基础是完善的民主制度、健全的法治以及发达的公民社会”，而我国的国情与现状是“法治不够完善，公民社会与契约精神的缺失以及民主制度的匮乏”，因此“把本身就不成熟的治理理论引进中国，无异于缘木求鱼，痴人说梦”。 3.治理理论倡导没有政府的治理，客观上有可能为强国和跨国公司借机干涉他国内政、推行国际霸权政策提供理论支撑和依据。对这种危险的倾向，反对适用治理理论的学者已经列举出了一系列的论据：由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行为体数量很少，因而国际公民社会运动常常由总部设在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主导或受西方国家资助；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虽然需要经过充分协商和沟通，但最终总难以摆脱强国把持发言权的宿命；国际组织将经济援助与受援国的治理改革相挂钩，这种做法其实是逼迫受援国实行苛刻的结构调整方案；全球治理初看上去以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为宗旨，但其实质是要弱化国家主权和输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所推行的‘良行治理’，实际上成了以经济刺激为手段、而将西方的民主模式强加于人的另一种委婉而隐蔽的做法”。 1.2支持派： 其一,中国非政府组织缺乏理想的独立性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业已存在国家体系之外的社会力量,那么就不必再纠缠于中国是否有独立于国家的民间组织、是否有成熟的公民社会。换

激励理论及其应用

激励相容 —激励理论及其应用 黄培伦主讲 □学习目标 ?认识激励的概念及其过程 ?了解激励理论的分类 ?掌握需要层次理论和双因素理论 ?掌握期望理论和公平理论 ?掌握强化理论和挫折理论 ?学习各种激励理论在管理中的应用 激励机制是市场经济之所以有效的关键所在。 激励机制的内容：基于激励相容，文化为底蕴，以分配为核心，并与绩效评价相匹配。 激励及其过程 激励机制的本质属性是激励相容，即寻求对利益各方互惠的实现方式。 激励相容即双向满意（相互满足），所谓“你好，我也好”，实现“利人”与“利己”的统一。 四种心态及其表现 问题如何让人做事并且做好？ 启示激励很重要，激励非万能！ 绩效= ?（主客观条件） 绩效= 能力×激励 员工工作绩效受其所处的主客观条件制约。客观条件主要指企业外部和内部环境，主观条件主要指员工自身素质。假定客观条件具备，员工工作绩效是由企业对员工的激励及其能力决定的。 企业对员工的激励包括个体、群体和组织三方面，即：对个体激发动机；对群体鼓舞士气；对组织塑造文化。

激励（Motivation）：激发、鼓励 —个体：激发动机（motive） —群体：鼓舞士气（morale） —组织：塑造文化（culture） 狭义：M=m 广义：M = 2m + 1c [内容型] [过程型] [调整型] 图激励过程与激励理论 内容型激励理论 着重对引发动机的内容即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需要层次理论 马斯洛（A﹒Maslow） “人类的基本需要是一种有相对优势的层系结构” 需要结构 —构成：基本需要 (基本动机) —联结：优势需要（主导动机）

需 要 的 心 理 强 度 图2－5 需要层次与人性假设 表2-1 需要层次与相应的激励因素、组织措施 “复杂人” “自我实现人”

浅析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状况

浅析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状况 摘要：本文先简述当前中国翻译理论的大概内容，然后从翻译研究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当前国内翻译理论研究的不足等本体因素和翻译人才的培养机制、翻译领域的功利主义等影响翻译发展的外部因素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当前中国翻译理论沉 寂的原因。认为要结束沉寂期不仅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结合、融合中西译论、翻译本体研究与相关学科相结合，而且要改革人才培养机制。 关键字：翻译理论沉寂期内因外因 纵观中国翻译理论，我们很容易找到这些熟悉的字眼“信”、“达”、“雅”、“神似”，还有“化境”等。 “信”“达”“雅” 清末新兴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演论》中的“译例言”讲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信”指意义不背原文,即是译文要准确,不歪曲,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意思；“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通顺明白;“雅”则指译文时要文言化。如今“信”“达”“雅”三个字已经被我们说滥了，近代翻译理论近百年，长久被当做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当然，内容也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适当的做了延伸、关联和改变。如：“信”即产生了后来的“忠实”，“达”对应着“通顺”，而“雅”一词被赋予了新的翻译内涵，不是起初所指的译文要文言化，而指在选用词语时要得体,简明优雅。 “神似”

“ 神似”,亦即“传神”,“传神达意”,“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 其外”，顾名思义,就是传达原文的精神,通过文字把字里行间的意蕴曲达以出。不同语言各有特色,有许多难以互译的地方,而翻译绝不是坐标似的“字当句对”,而是多层次的传神达意。文学翻译尤其如此。傅雷,一位毕生从事文学翻译创作的著名翻译家。他视文学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不但把损害文学精品看作像歪曲真理一样严重,并且将介绍一部文学作品不能还原它本身,也认为难以容忍。他深明文学翻译的甘苦,始终持着严谨、认真负责的翻译态度,他以自己的大量译作为印证,在严复的“信,达,雅”之外,另树一帜,标举“神似”,可谓我国 翻译理论界的一个重大突破。他切中了文学翻译的关键所在,把翻译从字句的推敲提到艺术的锤炼。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把我国传统美学中“传神”这个重要观点,引入翻译理论,把对翻译理论的认识提到美学范畴,从而拓宽了翻译理论的研究领域,为后来翻译美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所以“神似”翻译观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翻译事业的巨大进步,翻译理论由一般化、抽象化走向专业化、具体化的开始。 “化境”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开篇即引许慎《说文解字》有关翻译的训诂：《说文解字》卷十二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讹’。”南唐以来，小说家都申说“译” 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引诱”，“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

有关治理理论的研究综述

有关治理理论的研究综述 摘要 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兴起地方政府治理运动标志着人类公共生活新时代的来临，自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成为西方学术界特别是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学科探讨的理论热点问题，以治理为研究对象的著述大量涌现。我国也受到了治理运动及其相关理论研究活动的影响，国内学者不仅致力于将国外治理理念的成果引进国内，同时也对其展开了自己的思考，结合我国具体实际，有意识地对其本土化，在加深研究国外理论成果的同时，也取得了属于自己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领域的理论成就，形成了理论研究与运用研究、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共同发展的局面。从知识论的角度看，治理理论是我国学者在寻求解决政府危机和社会矛盾问题上所做出的一次尝试，它打破了人们长期存在的两分法的思维模式，促进政府在管理方面由“统治、管理”的传统管理模式而向“治理”新的管理模式转变，它以崭新的知识体系和独特的分析框架建构起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的命题。从实践论角度来看，治理理论是指引我国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以来政府改革的方向，力争建立一种“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以治理理论要求合作的价值追求为基础的新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条件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善治的政治局面。本文在回顾治理理论兴起的缘由基础上，对治理概念、国内外学者有关治理理论的研究现状、治理的中国适应性问题以及治理运动在中国开展情况做一个综述性研究。 关键词：治理理论；治理实践；地方治理；治理理论的中国适应性；研究综述 自从1989年世界银行在讨论非洲的发展情况时首次提出“治理危机”以来，“治理”这个概念在学术界很快引起广泛关注其实“治理”并不是新造的词汇，早在14世纪末叶，英格兰国王亨利四世就是用过这个概念，用以表明上帝授予国王对国家统治的权利，但是新世纪赋予了“治理”新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并催生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运动，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运动传遍全世界，与此同时对治理理论的研究更是如火如荼，各国学者都为这一新的制度范式做出了卓越贡献，加快了治理理论体系的健全化和多样化，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各国政府改革都是力求实现治理和善治的政治运动，再此不得不承认尽管各国学者对治理有争议但是它却成为一个颇具潜力的公共管理研究新领域。 一、治理理论兴起的背景及其基本内涵 (一)治理理论兴起的背景 人类政治历史从“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都是伴随着特定危机的爆发而发生的，之所以治理时代会降临，是因为传统管理的过程中政治家和学者们都看到了市场和国家都有失效的可能，只有建立一个政府、社会、市场合作的网络机制和体系才能有效应对当今社会危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为了提高本国民族产业的竞争力，各国纷纷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成为各国的共识，标志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而且在以19世纪工业生产技术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官僚化政府公共事务的管理越来越不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特别是发展国家中社会矛盾更是尖锐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加上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给输出国和输入国带来不均等的利益问题和全球面临的普遍性安全、生态

中国翻译理论浅说-翻译八大家(DOC)

中国翻译理论浅说 —近代中国八大翻译家 1.严复的“信达雅” 2.鲁迅的直译 3.林语堂的美学 4.郭沫若的创作论 5.朱光潜的艺术论 6.傅雷的神似 7.钱钟书的化境 8.许渊冲的竞赛论 1 严复 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elegance） 2 鲁迅 宁信而不顺（Rather be faithful than smooth.） ?Lu has translated & introduced 200 works by 100 authors from 14 countries, half of which are in Russian. ?The first period:（1903---1919） ?While he was in Japan.in 1903年凡尔纳的著名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和雨果的《随见录》中的《哀尘》以及编译的《斯巴达之魂》。 ?In 1907,《红星佚史》cooperated with Zhouzuoren. ?In 1909,《域外小说集》 ?“以直译为主，以意译为辅”与“以信为主，以顺为辅”的思想 ?鲁迅先生主张翻译“以直译为主，以意译为辅”与“以信为主，以顺为辅”。反对顺而不信。鲁迅所主张的“宁信而不顺”中的“不顺”，就是在翻译时，“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而“其中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 ?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异化的翻译理论, ?其实，韦努蒂早在1986年在其发表于Criticism28(Spring)的一篇名为

“TheTranslator’Invisibil时”的论文中已经明确提出了“异化翻译” 的概念(参见Robinson，1997：97)．但这个概念真正产生国际影响是在其名作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于1995年出版之后。另外，补充一点，我国传统译论中虽然没有明确、具体的“异化翻译”概念或提法，但其中并不缺乏“异化翻译”思想。追溯起来，唐玄奘的“五不翻”之说已经有明显的“异化翻译”思想雏形。 玄奘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对“异化翻译”进行归纳和理论总结的入。宋初高僧赞宁的“六例”说(详见王宏印，2003：78—91；陈福康，2000：38--42)，则“大大地推进了玄奘的‘五不翻’理论”(王宏印，2003：80)，可以说，赞宁发展了玄奘的古典“异化翻译”思想。鲁迅的“宁信而不顺” 之说(详见王秉钦：2004：1 10—127)在现代意义上与“异化翻译”理论有诸多类似。概括起来，我国传统译论中的异化翻译思想有如下内涵：1)作为翻译方法，其内容包括a)音译，b)直译，c)保存句法形式；2)作为文化策略，其内容包括a)保证佛典的准确、庄严和神秘，b)丰富汉语语汇，引进新的表达法；c)医治国人“脑筋糊涂”的毛病(即“改造国民性”)；3)作为文化理念，它含有一的文化“精英主义”意识(参看本文注释2)。 ?其实鲁迅的“异化翻译”思想中也含有一定的文化“精英主义”意识，如，他在“关于翻译的通信”(1931)中将中国的译文读者分为三类．并主张对不同的读者要有不同的译文：“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 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范围之外…… ?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主张‘宁信 ?而不顺’的……我还以为即使为乙类读者而译的书，也应 ?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丰富起来”。 鲁迅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其中还是难免有些文化“精英主义”意识，即异化翻译的读者主要是少数文化精英。这与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中的文化“精英主义”意识有些类似。但韦努蒂比较极端．而鲁迅则灵活、现实得多，因为他完全注意到了“乙类”读者的重要性。

翻译家及翻译理论部分 测试题

翻译家及翻译理论 0204 (二) 本部分共有5小题，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选择最佳答案完成句子。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10分） 11.“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这是_______提出的。 A.鲁迅 B.瞿秋白 C.茅盾 D.郭沫若 12.杨宪益说：“译者应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形象，既不要夸张，也不要夹带任何别的东西”。他针对的是______。 A.任何一种翻译 B.文学翻译 C.诗歌翻译 D.汉英翻译 13.“上下文在解决语言单位的多义性问题上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这是______的论述。 A.林纾 B.巴尔胡达罗夫 C.泰特勒 D.费多罗夫 14.王力先生指出，中国语里多用意合法，______。 A.因此连词用得较多 B.因为主从结构用得较多 C.联结成分并非必需 D.联结成分十分需要 15.汉语有很多四字成语，译成英语时，译文______。 A.一定要保持原文的形象 B.一定要脱离原文的形象 C.一定要符合原文的意思 D.一定要在英语中找到对应的成语 0207 6.汉语语法单位的组合多用_______，连接成分并非必要。 A.意合法 B.形合法 C.意合法和形合法 D.省略法 7.在被动结构方面_______ A.英语被动句用得少，汉语被动式用得多。 B.英语被动句用得多，汉语被动式用得少。 C.英语多用主动来表示被动。 D.英语和汉语被动句用的都很多。 8._______主张，在翻译过程中“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别而保留了 神韵”。 A.郭沫若 B.杨宪益 C.茅盾 D.钱钟书 9.1954年_______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 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 A.郭沫若 B.钱钟书 C.茅盾 D.杨宪益 10._______ thought in translating one should aim at “translating sense,not words". A. Saint Jerome B. Cicero C. Tytler D. Nida 0304

激励理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综合运用

激励理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综合运用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incentive theory in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学院 专业 班级 姓名 学号 导师姓名 职称 2014年5月

团队成员情况 序号姓名分工情况备注1 2 3 4 5 6 7 8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除了论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任何他人创作的、以公开发表或者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的内容。 作者（代表）签名：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

内容提要 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之一，人力资源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建立和实施适合企业自身的激励机制,激活人力资源,对于企业发展壮大至关重要。我国企业学习借鉴了很多西方激励理论，然而员工的激励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应用激励理论时没有考虑中西方文化环境的差异。因此，研究激励理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运用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主要着眼于中国企业的发展现状，系统研究了已有的激励理论和激励机制，分析了中国文化环境以及目前中国企业激励的问题、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激励理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应用问题，提出了一些激励方法，如物质激励、团队激励、培训激励、情感激励、文化激励等，最后建议了几种保障机制如制度保障、系统保障和环境保障等，以保障激励措施的有效实施。 关键词：激励理论激励方法中国文化中国企业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s of enterprise, human resource has brought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f the various aspects.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 enterprise to establish and carry out an incentive mechanism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enterprise to activate the human resource. 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learned a lot of western incentive theories. However, employees’incentive problems remain unresolved.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is did not consid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environment when applying the incentive theory.Therefore,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incentive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has very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developing situ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research the existing incentive theory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also studies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hinese enterprise incentive problems and reasons, and on this basis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incentive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then put forward some incentive methods, such as material incentive, team motivation, training, motivation, emotion motivation, culture motivation and so on.Finally suggests several security mechanisms such as system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tc.,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centives. Key words：Motivation theory, Motivation method,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enterprises 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