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山东地区枣强裔移民考

明代山东地区枣强裔移民考
张金奎
明初，为解决因长期战乱等原因造成的人口地区性失衡，政府曾有组织的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其中，山东地区因为移民来源广泛、流向复杂等因素，堪称明初移民的典型标本，也因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本节拟就其中的枣强裔移民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
在今天的山东济南、淄博、潍坊等地，也就是明代济南府、青州府辖区及邻近地区，有大批据说是来自河北枣强地区的移民后裔，“要问老家在哪边，直隶省的枣强县”的歌谣至今传唱。据刘德增的调查，在今天的章丘市，枣强移民村落占总数的36.52%，寿光市的枣强移民村落占村落总数的16.08%，博兴县枣强移民村落占61.54%，惠民县更是占到了84.21%，其他地区也有大量分布。其中前三个县市的移民村落大多宣称建置于洪武、永乐年间，且以洪武二年居多。惠民县则以宣德年间为主，其次是永乐朝。[1]
刘德增的调查主要依据地名志资料。地名志和谱牒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笔者接触到的谱牒资料中，也有类似的反映。
如《淄川张氏宗谱·世系图》中称其始祖张子中“原籍枣强县人，其所自出无考。旧谱广文公曰：斆闻明初被花子军之变，山东民死者十之七。当路者言之朝，乃迁冀州枣强之民实之，故始祖自枣强徙于淄川，占城西关北地数十亩为业，今祖茔是也。居城中南巷，遂人在四图籍中，后易在三图，盖万历初年也。”[2]
淄川孙氏十一世孙守珍于咸丰十一年撰写的修谱序言中称：“吾孙氏，自明初洪武二年虎、豹二祖由枣强迁居淄邑，已越十三世于兹矣。自洪武二年至嘉靖二十年后一百八十余年，我虎祖尚在，豹祖未殁，乃以二祖为迁居之始。”[3]长山左氏的祖墓墓碑上亦称始祖左星午“大明洪武四年自直隶枣强迁于山东长山焦家桥”。[4]
称祖先始迁于永乐时期的也不少，如邹平释氏称，“吾族始祖兄弟二人自大明永乐由直隶枣强迁居于此，地属邹平之东南隅二十里小清之阳，村名释家套焉。”[5]张氏也说，“吾家先世系直隶枣强籍，有明永乐二年始祖讳顺迁邹，居东郭。”[6]
在清末民初编撰的大量乡土志中也有类似记载。如《长山县乡土志·氏族》收录的9个大姓中，有王氏、李氏等7姓来自枣强，其中5姓迁于洪武二年，两姓迁于洪武四年，一姓迁于永乐四年。另一个大户刘姓，也是于洪武二年从距离枣强并不遥远的直隶宁津迁徙而来，只有徐氏来自江苏昆山，但时间也是频繁出现的洪武二年。[7]乡土志的信息很多采自民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清末民初的社会调查报告。

与洪洞大槐树移民、小云南移民相比，枣强移民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研究成果也不是很多，且基本以明初山东确实存在枣强移民为出发点。如曹树基在《洪武时期山东东三府地区的人口迁移》一文中指出，途经枣强是山西移民进入山东最便捷的通道，山西移民的巨大推动力对枣强地区的人口外移有重要影响。[8]在随后的研究中，曹先生又判定，“所谓枣强人可能是真定人的代名词，犹如洪洞县之对于山西人。”[9]李靖莉《黄河三角洲明初移民考述》一文，在肯定所谓枣强移民主要是山西移民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由枣强转迁黄河三角洲的移民可分为自愿转迁和政府分发两种。另外，小股移民自发迁入也是黄河三角洲存在大批枣强移民的重要原因。[10]
但与大槐树移民、小云南移民到20世纪才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枣强移民在明代已经被人提及。如李开先即曾指出，“章人由枣强徙居者，十常八九。”[11]《章丘县乡土志》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在清末该县的7个大姓中，有5个宣称来自枣强，另一姓是从省内他处迁来的孟子后裔，只有一姓是土着。[12]5个大姓中，焦氏、胡氏、高氏称徙自“明初”，谢氏明确声称来自洪武二年，只有张氏称迁徙于金章宗四年。
那么，如此众多的枣强移民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是否真的主要迁徙于洪武、永乐年间呢？
二
与大量移民后裔宣称来自枣强不同，翻阅《明实录》，我们发现，在官方记载中，移民的流向恰恰与之相反。如《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七年六月，“山东安丘县民邢义等言：本邑人稠地隘，无以自给，愿于冀州枣强占籍为民。从之。仍命户部徙青州诸郡民之无业者居冀州，凡徙八百余户。”[13]
在建文年间的靖难之役中，真定府和济南府是重灾区，靖难军和政府军曾在这里反复拉锯，给当地造成重大损失。永乐元年十二月，北京行部尚书郭资等曾奏报：“真定枣强县民初复业，加以蝗旱，流殍者众。今天寒，乞遣人核实，以施赈济。”朱棣认为当地“民困如此，济之如当救焚拯溺，少缓即无及”，于是下令马上遣官赈济，并“命监察御史一员监督”。[14]朱棣的迅速反应，间接证明当地确实破损严重，亟需休养生息。
前引《明太宗实录》的资料使用的是“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的校勘本。在江苏国学图书馆的传抄本《明太宗实录》中，这条资料见于该书第64卷，文字也略有不同。原文如下：“永乐七年六月庚午，山东安丘县民邢义等言：本邑人稠地隘，无以自给，愿于冀州枣强占籍为民。从之。曾命户部从（从）青州诸郡民之无业者居冀州，

凡从（从）八百余户。”[15]
这里的“从（从）”字难于理解，且与“徙”字形近，应为“徙”字之误。不过“曾”字显然不是“仍”字的误抄。按照国学图书馆本实录，朱棣此前应该已经下令迁徙山东青州等地无地民众前往填实冀州（枣强属冀州管辖）等地。换句话说，徙民填实冀州的行动应该开始于永乐初年。虽然从语义上看，史语所校勘本更为顺畅，国学图书馆传抄本中的“曾”字有些突兀，但嘉靖《真定府志》中的记载，恰恰为这一“突兀”提供了佐证：“真定自永乐初地旷人稀，徙齐、晋人户以实之。”[16]
不过从众多个案来看，移民的来源远比这复杂。试举几例：
① 断事赵庠，“其先本山西泽州名族也，国初徙诸富民以为冀实，故令占籍为冀。”[17]
② 通判陶万象，“先世籍东平，自高祖某徙家棘津。”[18]
③ 枣强监生郑养大，“郑自始祖讳友成公由齐迁赵……居枣强城南之洪流固村，去始祖盖六世矣。”[19]
④ 清人张于陛，“其先遵化人，明初徙居枣强。”[20]
⑤ 清人刘璠，“刘氏之先居密云，自始祖忠迁于枣强之臣赞乡。”[21]
棘津系枣强古称，万历《枣强县志》卷一《沿革》即称枣强在殷商时属“棘津地”。[22]例①、例②、例③显示的是山西、山东人迁居枣强；例④、例⑤的先人则来自北京附近地区。可见，枣强及附近地区的移民来自四面八方。只是这些移民是否都迁自永乐时期，尚难判断。特别是后两个例子，不排除是洪武时期南迁北京附近的元朝遗民的可能。
明初，曾大量迁徙山西人户填实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山西移民大多是有组织地前往，在移入地所占比例和影响自然也要大一些。山东因为自身人口不足，西迁真定一带的数量应该比较有限。民国时期编纂的《冀县乡土志》中记载：“明代以前，冀境凋残，土民稀少。成祖定鼎燕京，始迁山西之民以实之。”[23]这里只提及山西移民，从侧面证明当时山西移民的数量应该占据了绝对优势，以至于山东等地的遗民被淹没其中，甚至没能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痕迹。
前面枚举的5个例子，只有例①确定属于政府行为，后4个例子是否是被政府强制迁徙，尚不清楚。不过，从官方记载来看，在有组织迁徙之外，确实存在山东百姓自发前往枣强一带生活的现象。如《明宣宗实录》记载，宣德三年（1428年）七月，“青州府民刘中等奏：永乐中因岁歉流徙至北京枣强县，凡二百余户，居二十年，已成家业。今有司追还山东。乞就附籍枣强。上谓尚书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但得民安即已。”[24]
在明代，“北京

”常被用来代指北直隶。如李攀龙在《明开封府同知进阶朝列大夫王公墓志铭》中写到“公讳绍，字孟宣，其先枣强人”。宋祖骏、宋祖骅在在“枣强”二字下面加的注释即为“北京真定府冀州枣强县”。[25]
从族谱资料中，我们也能发现山东人向河北地区迁移的例证。如《冯氏族谱》载，“永乐二年，我始祖世昌公自山东之中都北迁于丰润县之西南溪歌庄，遂家焉。”[26]这一记载出自冯氏五世孙冯钊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初编族谱时撰写的族谱序言。当时据明朝建立不过100余年，据永乐二年（1404年）更只有80多年，冯钊的记忆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又如文安纪氏，原本生活在山东德平，后始祖纪寿“徙直隶盐山县，再徙保定府。永乐十年卜居文安县宁受屯”。[27]纪寿之子纪亨生于洪武九年八月二十八，卒于景泰七年九月初一。二世祖有如此准确的生卒年月记录说明该谱创修很早，其记载也是可信的。
从以上官、私史料来看，洪、永间的人口迁移，山东人向河北一带迁徙应该是主流。
在官方编纂的史籍中，关于枣强人于明初移民山东的记载，笔者只见到一条，见康熙《阳信县志》卷3：“洪武十三年，红军为祟，十村九墟，迁直隶、东三府民以实阳信。”[28]这一记载后被收入《古今图书集成·广舆汇编·职方典》卷207《济南府部》下（原文之“迁直隶、东三府民以实阳信”被改为“迁直隶及青州、登州、莱州三府民以实其邑”），[29]并被曹树基、李靖莉等引用。但康熙《阳信县志》成书时，距明初已经300余年，现存史籍中也没有找到洪武十三年前后阳信或济南地区曾发生白莲教众余部起义的记载，所以它只能作为孤证存疑。
枣强在元代隶属冀州，冀州又隶属于真定路。洪武元年，明朝北伐军占领大都后迅速南下，占领真定，并将其作为进攻山西扩廓帖木儿元军的前沿阵地。大批明军云集到这里。从道理上讲，为躲避大战，当地百姓外逃到邻近的山东或河南地区居住，是完全可能的。另外，为保证西进明军的后勤补给，明朝政府曾于洪武二年正月把真定府划归已经基本稳定统治的山东行省管辖，[30]直到几个月后真定战事基本平息时才“复其旧”。[31]虽然时间短暂，但不排除山东行省方面出于保护人口的需要，主动迁移战区百姓到济南地区居住的可能。大量谱牒资料称其始祖迁自洪武二年，似乎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目前笔者见到真定人户被外迁的证据只有一条，即《明太祖实录》卷110：“洪武九年十一月戊子，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业者于凤阳屯田，遣人赍冬衣给之。”[32]凤阳和山东在明初同属人口迁入

区，且山东较之凤阳要近得多，气候、风土类似，真定无业人口被迁到山东屯田，应该是可能的。只是尚无直接证据可以证明。
不过在官方典籍中，移民真定的记载要多得多。如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33]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三月，“诏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刘谦、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陈春、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朱荣往彰德、卫辉、大名、广平、顺德、真定、东昌、衮州等府劝督迁民屯田。”[34]永乐元年（1403年）六月，户部致仕尚书王钝议准：“种田囚人若照籍贯分定地方，则有多寡不同，难於编甲。今宜不分籍贯于保定、真定、顺天等府所属州县挨程安置，先近后远，庶几聚落易成。”[35]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县民申外山等获准“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县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等等。[36]
真定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元末红巾军北伐，扩廓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李思齐等人的内战都曾给真定地区带来深重灾难。真定下属之枣强，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在册人口只有1352户，7731口。此后又遭靖难之役打击，到永乐十年（1412年），在册人口不过增加到1953户，9847口。[37]按照《元史·地理志》的记载，枣强在元代属于中等县。至元三年（1337年），元朝政府规定：“六千户之上者为上县，二千户之上者为中县，不及二千户者为下县。”[38]枣强的户数应该在二千到六千之间。与之相比，洪武二十四年的户口数，可以用锐减来形容。尽管这些减少的人口不会完全殒命于战乱，不排除在转徙他乡的过程中一部分迁移到山东地区，但数量应该不会太大，在明初大量向当地移民的背景下，原住民外迁的现象应该更少。那么，大量存在的所谓枣强裔移民又是从何而来呢？
三
李开先是明中叶着名文学家，“人言死者但得李文，免堕地狱。”[39]在其为人撰写的墓志铭等文章中，有大量枣强移民的个例，为我们探寻枣强移民的真相提供了方便。为行文方便，先将有关事例罗列如下：
① 王氏，“上世枣强人也，元末花军称乱，六祖讳禄者，避兵走济阳，遂占籍三乡。”[40]
② 王言，“上世冀州人，胜国时移居章丘，占籍在城北，地名回军。五传而至君。”[41]
③ 国子监生高能，“上世冀之枣强人，金季以河沴，避地而家章丘。”[42]
④ 世伯张悔庵，“原冀州枣强人，金季以河沴，移家济南

东北，地名老僧口。祖有讳保……遗冢尚存于彼。元有西台御史碑，久剥落名字，无所与考。”[43]
⑤ 马广，“彼先枣强人。元末毛贵、田丰之乱，章城残破，断绝人烟，乃迁补关厢图籍。”[44]
⑥ 王国珍，“先世枣强人，因兵火移家于章。”[45]
⑦ 同窗好友李松石，“高祖李三由冀州徙（章丘）。”[46]
⑧ 新街王家，“祖有名英者，由冀州徙章。”[47]
⑨ 袁西野，“祖原冀州人，移寓章丘。”[48]
⑩ “刘氏自其祖义，与众同徙家于城北张林镇。”[49]
①① 袁氏，“先是冀州人，乃袁白燕之后，国初徙居于章，遂为章丘人。”[50]
①② 王氏，“原冀州枣强县人，始祖名德，以洪武初年改迁齐东，占籍坊廓三图。”[51]
以上是李开先《闲居集》中有关枣强人徙居章丘的几个典型个案。在其他山东籍士大夫的文集中，如李攀龙《沧溟集》、殷士儋《金舆山房稿》等，也保留了很多枣强人徙居济南等地的个案。前面罗列的前5个例子明确说先世迁徙于金元时期，其中例③、例④都提到了金代的河患。无独有偶，在《章丘县乡土志·氏族》中记载的张氏也提到了河患：“张氏，先世临洮人也。大宋乾德二年避乱徙枣强。至金章宗四年，漳河水决，百里无椽，复徙章丘。明正德间居邑之张公巷。”[52]
金章宗共有明昌、承安、泰和3个年号，且都使用了不止4年，《章丘乡土志》中所说的“金章宗四年”，不知道具体指哪一年。不过枣强地区发生水患却是完全可能的。真定地处黄河下游的华北大平原上，流经此地的河流除了滹沱河是发源于黄土高原东缘的浑源州外，其他或发源于山泉，“或出地脉”，加之含沙量很大，水流又很平缓，一旦遇到大雨，很容易泛滥成灾，乃至引起河流改道。对此，古人有深刻的认识。嘉靖《真定府志》的作者即称真定所属“各州县旷然平陆，无丈尺之渠以潴泻。其间稍□不雨则赤地龟折，尽为沙霾……一遇淫淋则水地上行决溢，有败为鱼鳖食，其患不可胜计。故通渠成水门，因其势而导之，不惟储水备旱以资民利，而污潦有泄亦可无溢决之患矣。”[53]
流经枣强的河流主要有两条：索卢河和黄泸河。索卢河是卫河的支流，民国时期已经彻底干涸，故又名枯水，“其水无源，数年一至。遇泛滥则波涛汹涌，从流而下。旱辄涸，民播种其中，收获倍利”。[54]不过在明代，索卢河还是一条水量充沛的河流，枣强八景中，有两个——“浆台眺碧”和“卢水秋涛”——是以索卢河涨水泛滥为背景。黄泸河同样已经干涸，以至于人们已经找不到它的踪迹。有人认为是漳河

故道，有人干脆将其和索卢河混为一谈。枣强境内尚有黄河故道、清河故道、张甲寅渎、枯漳河等，这几条河流在万历《枣强县志》中都没有出现，估计要么是当时尚未流经枣强，要么早已干涸。
前面提到，枣强乃至真定地区的河流必须依靠水利工程才能化害为利。但金元之际的北方长期处于战乱状态，金大安三年（1211年），成吉思汗就对金朝发起了进攻，1213年兵锋就已降临真定。此后，真定成为蒙、金政权以及众多割据势力重点争夺的地区，根本无暇开展水利建设。即便是在和平时期，因为水利、水文知识的限制，也不一定能完全控制住水患。如金天会四年（1124年），黄河北岸决口，枣强县城一度被彻底淹没，“城陴楼堞圯没于河”。[55]据此，笔者认为在金元之际确有一批枣强民众因为躲避水患而外迁。枣强地区处于交通要道，向西经井陉可入山西，向东则可直达山东。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农耕条件不佳，显然不会成为外迁百姓的首选。向南迁，面对黄河，依旧摆脱不了水患。向北，情形与南迁类似。相比之下，唯有向东迁徙稍好一些。
例①、例②、例⑤和例⑥都是因为躲避战乱而东迁。其中前3个例子明确指出是迁于元末。按照默书民的研究，冀州地区虽然在蒙金战争中遭到摧残，但在蒙古统治稳定后，由于当地汉族世侯的着力恢复，当地人口较之其他地区损失相对较小。至元七年（1341年），冀州的户数应在三万户上下，大体保持了金代人口峰值的二分之一以上。[56]也就是说，枣强乃至冀州一带有相对充裕的人口可供迁移。
据万历《枣强县志》记载，当地名人郑甫曾因“金季丧乱，乃辇其父母避地河南”，“后闻河朔稍定”，才“挈家北还”。[57]前面提到，南迁并不是首选。既然有人在金朝末年暂时南迁河南，东迁的人应该更多一些。
元末，冀州一带再遭兵火，例①、例⑤都提到了红巾军起义。其实，龙凤政权的北伐只有东路的毛贵曾经过冀州一带，而且毛贵部主要活动在山东地区，真正进入河北一带向大都挺进时已经是强弩之末，加之冀州并不是主攻方向，应该说对这里的摧残不会太大。真正对冀州一带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是扩廓帖木儿等人长时期的内讧。不过不管怎么说，当地百姓因为躲避战乱大举外逃是肯定存在的。
山东章丘县在元代比较富庶，在册人户即达22000，和至元七年的冀州人户数接近。当地“田野水陆宜粟麦桑麻蔬果，潴而为泽，鱼藕蒲苇，流而为川，水硙千余区。又支渠灌溉浸润，故少水旱之忧。在全齐山川形胜土脉膏腴，视诸邑为最”。[58]偏偏这里在元末遭遇严重摧残，

以致“断绝人烟”。外逃的百姓在红巾军离开山东后纷纷聚集到这块昔日的乐土上，出现李开先所谓的“章人由枣强徙居者，十常八九”[59]现象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其实，不仅有枣强移民迁到章丘，来自其他战乱区的百姓也不少。如青州大姓张氏，即是因为“金末东乱，避兵西走章丘”。[60]李开先的祖先也是为躲避金兵从陇西辗转抵达章丘长城岭，进而落户绿原村的。[61]金代尚且有人不远几千里迁徙到山东，近水楼台的枣强人在元末大举迁居山东是完全可能的。
与后世径直称先祖是枣强人不同，例②、⑦、⑧、⑨和例?都是称来自冀州，枣强是冀州属县，大灾大乱之年当然不会只有枣强一县百姓外迁。事实也是如此，如济南人赵应奎，其先祖孝礼即是在元末从冀州下属之南宫县迁居济南。[62]南宫在元代属上等县，人口在6000户以上。外迁的百姓自然也不会太少。李开先、殷士儋等生活在明中叶，距离明初虽已100余年，但斯时人们对祖先的记忆应该相对清晰一些，因而尚未出现后世盖以枣强为原籍的现象。
在前面的例子中，只有最后两个明确提到迁徙于明初。不过在殷士儋、李攀龙等人撰写的墓志铭中却有很多自称明初迁徙的例子。[63]前文说过，明初虽有枣强乃至冀州人迁徙到山东的现象，但数量应该很有限。何以这么多人自称迁自明初呢？笔者推断这似乎与明中后期在处理流民问题时强调回归原籍有关。
明中叶，大批人口离开原籍外出讨生活，为稳定国家税赋来源，明朝政府不遗余力地争取流民还乡。如正统五年，“直隶真定府所属冀州等二十二州县并山西太原府所属代州等九十四州县招抚逃民复业，共三万六千六百四十余户”。[64]但并不是所有流民都有意愿还乡。而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像青州府民刘中等人那样可以得到皇帝的直接“庇护”留在迁入地的机会微乎其微。要想留在迁入地，只有一个办法，即把自家描述成土着居民。明初的大规模移民恰恰提供了这个机会。大批人众不约而同的强调迁自明初，很可能是以获得迁民身份为目的。
从地方史志资料中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明中叶，即便是官方，也很难分清治下民众究竟是土着还是外来移民。如万历《汶上县志》载：
邑之编里，国初三十有六，后增十二焉。永乐间议迁汶民数百于胶州。邑令史公奏止之，并招抚之民共增为四十八社……按：国初之法，因方分里，族处萃居，畛域攸分，安可溷也。及版图渐淆，规避滋生。纳赘招佣，冒姓通谱，术已工矣。甚则侨寓、土着，真伪莫稽。即诵读之士，亦脱影异地，互免更钱。田徭

之伪，宁有急乎？[65]
土着、迁民身份混同的现象，无疑给后来流入的百姓提供了一个造伪的机会。当然，是否真的存在明代中后期流民通过造伪使人相信其家迁徙于明初，还需要大量的实例来验证，目前只能停留在推测阶段。
四
其实，在众多宣称始祖于明初迁自枣强的谱牒资料中，已经有意无意地透露出附会的影子。比如《淄川袁氏家谱》在序文中称“世传为枣强人，而谱则云北京海岱门首人，盖军籍也”。[66]但在具体的世系表中则介绍一世始祖彦中系“北京海岱门首人。洪武四年堕籍南京龙虎卫左所百户张宝旗下。至永乐靖难后，随驾至北京。蒙迁发于淄川，在城北袁家庄居焉”。[67]从世系表的记载来看，袁彦中应是于洪武四年被划入龙虎卫军籍。永乐迁都后随本卫迁到北京，海岱门应是其服役地或者居住地。后来又被调拨到淄川地区。至于他本人的祖籍到底在哪里，后人并不清楚，所以只好谨慎地写作“世传为枣强人”。
类似这样拿军籍做掩饰的还有淄川韩氏。《淄川韩氏世谱》称其始祖韩景文“原籍冀州枣强人，军籍。明初迁于淄北珂里家焉”。[68]其十二世孙韩午锡于乾隆十八年撰写的旧谱序文则明确说是“有明永乐七年己丑，般阳韩氏自广川迁居，始祖四传，文学始兴”。[69]广川县设置于西汉时期，后屡经变革，于北齐天宝年间并入枣强，因而后世有人用广川代指枣强。但原来的广川县在元代又被划入枣强东临修县（即明朝的景县），所以韩午锡所说的广川究竟知哪里就不好确定了。韩氏七世出了两个进士：韩萃善、韩取善。查阅《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可知两人确实是军籍。据此可知，韩氏先祖确实可能是因为从军来到淄川，但原籍是否一定是枣强则需存疑。
值得注意的是，称祖先于明初迁自枣强的族谱大多修撰于清中后期。本文开篇提到的邹平《释氏族谱》初修于咸丰元年（1851年），而且其家族在明代一直没有发达起来，“迨至有明鼎革，始瓜衍瓞绵。”[70]小户人家缺少书香，对祖先的事迹只能通过口耳相传，准确性不免大打折扣。《张氏族谱》“相传五世未有系牒”，虽然自六世即开始编撰，但直到崇祯壬午年（1642年）才“付梓镌之”，[71]而且未能完整地流传下去，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才重新编撰，情形与释氏有类似之处。
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家族自称来自枣强，似乎与清代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清朝中后期枣强地区发展很快，有“金枣强，银南宫”之说，“枣强者，直隶第一美任也。”[72]以枣强为原籍，不仅可以寻求前人提出的共同的祖先记忆，还可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当然，这还需要细致的论证。
随着经济的发展，寻根问祖、续修族谱的风气在部分地区日趋浓厚，无意中给我们拨开枣强人背后的迷雾提供了机会。
《山东临朐张氏族谱》续修于2006年，但其中收录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立的墓碑碑文：“吾郝庄张氏祖贯真定府枣强县，大公以军籍入朐。”[73]不过后人在续修谱时只是称“吾族张氏本籍太行山左，金国时期太祖张公从军而抵青州府临朐县，军屯盘阳之野，立家盘阳集侧”，此后一直延续军籍，并于“元末为临沂县郯城巡检”，[74]并未提及枣强。看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张氏后人对原籍枣强的说法也有所怀疑，索性隐去。
枣强《王氏族谱》在2009年完成第4次续修。据其中保留下来的道光十一年（1831年）旧谱序记载，“前明永乐二年徙海内大姓实畿辅，吾始祖讳刚公自山西省潞安府长治县秦家庄迁于直隶枣强县城东南洼里村，”[75]此后族人前夕他乡者众多，渐渐失去联系。留居枣强的族人只和迁徙到景县的族众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据本谱《附记》介绍，从20世纪90年代起，陆续有很多山东、河北一带的王姓族人到枣强寻根，其中可以对上号的有很多，但令其族人奇怪的是，“山东普遍记载始迁年是明洪武二年，差异很大”，所以只好存疑，“有待考察”。其中完全能吻合的有两支，其中一支来自山东禹城，即本谱中之十一世王祥振。按20年一代人推算，王祥振迁往禹城应该是在万历到崇祯年间。
《王氏族谱》中另载十世王守礼父子“俱外出兖州府正南八十里镇店开店”，此后失去联系。十世王得时“在德州曹乡宦家”，后人同样无考。另据利津《李氏家乘》记载，其家于“明嘉靖间由直隶枣强迁山左利津”。结合《王氏族谱》来看，似乎明朝中后期出现了一个枣强乃至冀州一带人户相对集中地迁往山东府县的小高潮。
嘉靖年间，国防形势再度恶化。蒙古鞑靼部俺答汗在谋求互市不成后，开始兴兵南下，试图用武力逼迫明朝政府接受互市。嘉靖十九年（1540年），俺答率军杀入山西，直抵太原、潞安等地。十年后更是兵围北京城。为此，明朝政府不得不大力加强北部防务。太原等地毗邻井陉，一旦蒙古军队再次侵入晋南并向东挺进，势必会杀入北直腹地，从南面构成对京城的威胁。因此，真定地区也在防务加强之列，据《冀县乡土志》记载，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廷“令各县建堡修墩……遇警了望，以备声息烽火之传”。[76]地当孔道的枣强自然不能幸免，“诸郡之卒戍徒役交杂于路，悲歌少年慷慨相向”，[77]一幅大战在即的景象。
另外，嘉靖年

间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准也在大幅度下降。万历《枣强县志》载：“民田，洪武年间有任民开垦，永不起科之命。后地尽辟，方每顷税粮二斗八升为例。是时简用舒贡赋薄而民易供。嘉靖初年，差徭日烦，征粮养马，有三十亩折一亩者，有十亩折一亩者。”[78]不断恶化的生活环境以及现实的战争威胁都是百姓外流的动力。
民国时期，冀县有八千顷耕地，但劳动力不足，“南宫、清河等县来佣工者，几居其半。”[79]其中没有提到枣强。似乎枣强人对向西发展没有兴趣，有着更乐于向东迁移的传统。
至于曹树基等人提出的山西移民因在枣强中转而自称枣强人的推测，笔者也发现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太初公原居山西平原（阳）府洪同（洞）县南关外西胡同道大槐树野鹊窝，分手自元朝成宗二年。分支直隶真定府冀州枣强县城南三里地程阁庄。自永乐二年迁发山东阳信县程子坞。”[80]这个例子出自《程氏宗谱》中的庆云县一支。庆云县在明清时属河间府，20世纪50年代划归山东。上引这段话把明初山东移民的几个典型要素——山西洪洞大槐树野鹊窝、枣强、永乐二年——都融合了进去，颇有研究价值。
不过，要理清众多移民自认枣强裔的原因、是否和山西移民转迁有关，以及是否在嘉靖以后存在一个枣强乃至冀州人户东迁的小高潮等问题还需要大量的实地调查、论证以及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辅助。
金元之际，因为战乱、水患等原因，大批冀州及附近地区百姓向东迁徙到了山东境内。但在明初的大规模移民过程中，冀州地区更多的是承担移民迁入地的功能，本地土着东迁齐鲁的规模应该很小。枣强乃至冀州地区出现较多的东向移民更多的应该是发生在明代中后期。但由于规避返乡、族群归属等因素的存在，大批移民后裔自称为来自明初，并认定枣强为祖籍。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的权宜之计通过口耳相传变为不可置疑，雪球越滚越大，并通过大批若干代后（主要是在清代中后期）编撰的谱牒逐渐凝固于文字和历史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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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德增：《大迁徙——寻找“大槐树”与“小云南”移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103页。
[2] 张务振、张务瀚编：《淄川张氏宗谱》卷首，光绪九年刻本。引文中之“斆”，指万历四十一年族谱创修者张斆。
[3] 孙守珍：《山东淄川孙氏族谱》，1997年编印。
[4] 左宗干：《左氏族谱》，民国二十四年手抄续修，2010年复制本。长山县原属济南府，1956年并入邹平。
[5] 释存业：（邹平）《

释氏族谱·原序》，民国二十一年奉先堂续印本。
[6] 张务耕：《张氏族谱》卷1，《张氏重修族谱记》，光绪二十六年七修本。
[7] 清末抄本，“国家图书馆藏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丛书影印本，线装书局，2002年。
[8] 曹树基：《洪武时期山东东三府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另见氏着《中国移民史》第5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2—202页。
[9]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第235页。
[10] 李靖莉：《黄河三角洲明初移民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11] 李开先：《奉议大夫南京户部郎中贞庵刘君墓志铭》，《闲居集》卷7，见《李开先全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601页，。
[12] 杨学渊：《章丘县乡土志》卷下《氏族》，光绪三十三年石印本。
[13] 《明太宗实录》卷93，永乐七年六月庚午，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
[14]《明太宗实录》卷26，永乐元年十二月乙酉。
[15]《明太宗实录》卷64，第九页b面，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
[16] 嘉靖《真定府志》卷12《籍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嘉靖刻本，第167页。
[17] 沈良：《断事正赵庠墓志》，乾隆《冀州志》卷20《艺文下》，乾隆十二年刻本。
[18] 万历《枣强县志》卷3，《刑部主事王鹤龄撰通判陶公墓志铭》，“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孤本方志选”影印康熙增修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0年，第523页。
[19] 万历《枣强县志》卷3，《左都御史高邑赵南星撰太学生郑公暨配张硕人合葬墓志铭》，第525页。
[20] 万历《枣强县志》卷3，《御史德州年弟卢世漼撰东昌府同知九齿张公暨配宜人桂氏合葬墓志铭》，第543页。
[21] 万历《枣强县志》卷3，《礼部尚书真定梁清标撰参戎刘公墓志铭》，第556页。
[22] 万历《枣强县志》，卷1，第213页。
[23]《冀县新乡土志教科书》第26课《明清兵患》，冀县赞化石印局民国十二年出版，“国家图书馆藏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丛书影印本，第205页。
[24]《明宣宗实录》卷45，宣德三年七月乙亥。这一记载后来被徐学聚收入《国朝典汇》卷89《户部三·户口》，只是户数变成了“凡三百余户”，见该书第1216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不过这一区别并不影响山东百姓存在自发移民枣强的判断。
[25] 宋祖骏、宋祖骅：《补注李沧溟先生文选》卷3，《明开封府同知进阶朝列大夫王公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宋光廷刻本，齐鲁书社，1997年，第695页。
[2

6] 冯当宗等：《冯氏族谱·族谱原序》，民国六年五修本。
[27] 纪昌期：《纪氏家谱》，道光十五年刊本。
[28] 康熙《阳信县志》卷3《灾祥》，康熙二十一年刻本。
[29] 见中华书局影印本，原编第79册之29页。
[30]《明太祖实录》卷38，洪武二年正月癸亥。
[31]《明太祖实录》卷40，洪武二年三月癸丑。
[32]《明太祖实录》卷110，洪武九年十一月戊子。
[33]《明太祖实录》卷193，洪武二十一年八月癸丑。
[34]《明太祖实录》卷237，洪武二十八年三月己酉。
[35]《明太宗实录》卷21，永乐元年六月庚戌。
[36]《明太宗实录》卷188，永乐十五年五月辛丑。
[37] 万历《枣强县志》卷1《户口》，第289—290页。
[38] 宋濂：《元史》卷91，《百官志七》，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318页。
[39] 李开先：《煤客刘祥墓志铭》，《闲居集》卷7，第594页。
[40] 李开先：《中顺大夫彰德府知府王公合葬墓志铭》，《闲居集》卷7，第547页。
[41] 李开先：《端岩王君合葬墓志铭》，《闲居集》卷8，第627页。
[42] 李开先：《太学生东楼高君墓志铭》，《闲居集》卷7，第561页。
[43] 李开先：《张氏迁茔记》，《闲居集》卷11，第843页。
[44] 李开先：《南冶马义士合葬墓志铭》，《闲居集》卷8，第665页。
[45] 李开先：《唐县知县冶山王君墓志铭》，《闲居集》卷8，第612—613页。
[46] 李开先：《庠生李松石合葬墓志铭》，《闲居集》卷7，第558页。
[47] 李开先：《处士王治祥墓志铭》，《闲居集》卷7，第563页。
[48] 李开先：《豫作乡宾西野袁翁墓志铭》，《闲居集》卷7，第590页。
[49] 李开先：《奉议大夫南京户部郎中贞庵刘君墓志铭》，《闲居集》卷7，第601页。
[50] 李开先：《奉议大夫衡府右长史乐盘袁公墓志铭》，《闲居集》卷8，第618页。
[51] 李开先：《郑府右长史致仕进阶朝议大夫三溪王君合葬墓志铭》，《闲居集》卷8，第654页。
[52]《章丘县乡土志》卷下《氏族》，光绪三十三年石印本。
[53] 嘉靖《真定府志》卷13《河渠》，第174页。
[54]《枣强县志料》卷2《河流》，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55] 万历《枣强县志》卷1《城池》，第241页。
[56] 默书民：《金元时期冀州社会管窥》，见《冀州历史文化论丛》，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2—300页。
[57] 万历《枣强县志》卷4《名贤·郑甫传》，第579页。
[58] 胡祗遹：《增修庙学记》，康熙《章丘县志》卷8《艺文》，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方志

选影印本，北京：线装书局，2001年，第528—529页。
[59] 李开先：《奉议大夫南京户部郎中贞庵刘君墓志铭》，《闲居集》卷7，第601页。
[60] 李开先：《西皋举人张君行状》，《闲居集》卷9，第698页。
[61] 李开先：《先大父处士墓表》，《闲居集》卷9，第690页。
[62] 殷士儋：《贡士赵君墓志铭》，《金舆山房稿》卷9，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万历十七年邵陛刻本，第775页。
[63] 参见殷士儋：《将仕佐郎巡检赵君墓志铭》、《诰封中宪大夫顺德府知府张公墓志铭》等，分别见于《金舆山房稿》卷9，第779、785页。李攀龙：《明开封府同知进阶朝列大夫王公墓志铭》、《明将仕郎赵君墓志铭》等，《沧溟集》卷19，第269、273页。“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丛书影印本，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古人撰写墓志铭，大多依据家属提供的“行状”等资料，作者本人未必真的很了解墓主的情况。
[64]《明英宗实录》卷63，正统五年正月辛亥。
[65] 万历《汶上县志》卷2《建置·编里》，“中国地方志集成”丛书影印本，第157页。县志中记载，在该县芦泉乡治下有新兴屯、富梁屯、永寿屯，从名称上看，估计是民屯，即外来移民。
[66] 袁世袭等：《淄川袁氏家谱·原序》，道光三年续辑本，崇德堂藏板。
[67] 袁世袭等：《淄川袁氏家谱·一世始祖彦中》。
[68] 韩瀛洲：《淄川韩氏世谱》，光绪八年八修本。
[69] 韩瀛洲：《淄川韩氏世谱·校雠族谱小记》。
[70] 邹平《释氏族谱·原序》，民国二十一年奉先堂续印本。
[71] 张务耕：《张氏族谱》卷1《张氏重修族谱记》，光绪二十六年七修本。
[72] 梁溪坐观老人：《清代笔记》卷下《道学贪诈》，转引自刘德增《大迁徙》，第104页。
[73] 张乐奎：《山东临朐张氏族谱·张陆河张氏祖茔碑记》，2006年编校本。
[74] 张乐奎：《山东临朐张氏族谱·三修〈临朐张氏族谱〉序》，张铭璇补撰于2006年。
[75]王乃和、王宏湘：《王氏族谱》，追远堂藏版，2009年续修本。
[76]《冀县新乡土志教科书》第13课《墩堡》，第163页。
[77] 李攀龙：《枣强县刘村新建三官庙记》，《沧溟集》卷19，第253页。
[78] 万历《枣强县志》卷2《田赋》，第295页。
[79]《冀县新乡土志教科书》第9课《农业》，第160页。
[80]《程氏族谱》卷1《河北省庆云县程氏族谱序》，民国二十四年天津信华印刷局石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