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宦官专权对手工业经济的破坏

论明代宦官专权对手工业经济的破坏

内容摘要：明代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达到巅峰状态，皇权高度集中。依附于皇权的宦官集团也发展壮大，至明后期，宦官的权利被无限扩大，他们的手也伸向社会的各个领域。宦官控制手工业是其中一个方面，主要表现在对手工业工匠、军匠的控制与监督制造方面，对明代手工业经济造成了重大破坏。宦官专权对手工业经济破坏为我们研究明代宦官专权的危害提供了一个视角。

关键词：明代经济宦官专权手工业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所造成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清著名的史学家赵翼曾言：“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①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明代，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加强，皇权的高度集中，寄生于皇权的宦官势力也随之膨胀壮大。作为皇帝的奴才——宦官是君王身边最亲近的官员，他们借助皇帝的威仪拼命抢夺权力，形成了严密的权利体系和机构。况且明代中后期许多皇帝荒诞不羁，冷落朝政，使得身边的宦官窃取权柄，总揽大权，出现了宦官专政的局面。

在明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所有领域中都可以看到宦官势力干涉的痕迹，到了万历、天启年间，更是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明代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给宦官对权柄的追求和控制创造了方便之门，而宦官又利用获得的权力，对明朝经济进行了疯狂的榨压，造成了明王朝经济基础的崩溃，进而导致明王朝的毁灭。

学术界对宦官专权对明代经济的破坏的研究主要有：杜婉言从织造、矿监、税务、采办、织造等方面出发就明代宦官干政对江南、浙江、广东三省的经济的控制和压榨进行研究论述，深入的揭露了明代宦官干政对经济的破坏和摧残。②李敏镐论述了明代宦官对商税征收业务的干预及产生的问题，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对明代国家财政和明皇室收入的影响③。李庆新阐述了永乐之后宦官提督市舶司继而引发的市舶行政机构及朝贡贸易制度的改变。④陈建勤就明代宦官庄田的设立情况进行研究，揭示了宦官庄田的来源，经营运作模式已经由此带来的对明代屯田制、赋役制度以及明代军事、边防的破坏情况。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对明代宦官专权对手工业经济的破坏作以考述。

一、对手工业工匠、军匠的控制

①（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2008年，第267页。

②杜婉言《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学术月刊》1984 年6期；《明代宦官与浙江经济述论》，《浙江学刊》1988 年第6期；《明代宦官与广东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 年第2期；

③李敏镐：《明末宦官对商税业务的干预及其影响》，《第八届明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9年。

④李庆新《明前期市舶宦官与朝贡贸易管理》，《学术研究》2005年第8期

⑤陈建勤：《论明代的宦官庄田》，《扬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明代手工业主要采取的是官营手工业生产，沿袭元代户籍制度，实行严格的工匠制度，工匠制度是束缚生产力经济发展的桎梏。明代的官手工业有一部分是由内官监领导的，主要是为皇帝的豪华生活服务的。宦官自然成为主要官营手工业工匠、军匠的实际管理者，工匠随即成为被束缚于匠籍的手工业者①。

宦官对发展手工业经济的阻碍作用，首先表现在经常以“工烦缺役”为由，奏乞大量收补工匠。明代实行的匠籍劳役制度始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九年，主要采取轮匠、住坐和存留三种方式。但以史料记载来看，当时的工匠是很缺乏，不够用的。弘治十四年，司设监奏本监造作工数多，而军民匠逃绝者众，乞照兵匠局收充幼匠事例，选用军民之家谙晓匠艺壮丁二千名应役。工部议谓，兵仗局所造者军器，可权宜招收幼匠以济急务。司设监所造者，止床帐轿乘等常物，不宜引以为例，请行停止。有旨：令收充一千名应役。②

正德末，内监各军匠率多冗滥，已而奉旨汰减，弊源颇清。至是（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三月）御用监太监黄锦言：工烦，匠不足用，请选经汰人役及见役户丁二千名供事。兵部议复：匠不足用，以私役、贿免、虚冒者众也，不此之稽而欲更选以充，非所以奉明诏，且开幸进之路，仍冗食之辙，不便。疏入，上命选五百名应用。③

嘉靖时期也是如此，四年，时内府各监各请收人匠，俱有旨听许，多者数千，少者数百人，部臣及言官屡行执奏，上俱不听。④二十七年，时各监局收补军匠三千七百余人。户部上言，乞寝成命，免致耗蠹国储，……，不听。⑤其次，宦官“给事禁中，无胥徒可役，止取给与人匠不事工作者”⑥。明代时，不同品级的宦官可以占有不同人数的军工匠，如“太监掌印者六十人，余皆五十五人；左少监四十人；又监丞三十人；典簿二十五人。”等等，而这些人的存在，其实是对手工业劳动者的一种极大的浪费。明代实行匠籍劳役制度，所属工军匠劳作均发给报酬，如内府住坐匠“每月支粮三斗，无工住支”，内官监工匠“月支粮五斗；上工之日，光禄寺仍给饭食”，内承运库人匠铺户“月支粮二斗”⑦等等。而军工匠人数不断增加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虚靡国库，其实也就是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此外，宦官们还利用职权之便，行不法之事，获取大量金钱。军民匠人不堪宦官及其爪牙的索贿、酷虐，导致大量工匠逃亡，由此引起的“勾补”更是弄得到处鸡犬不宁，造成在籍可用工匠人数不足，又给宦官们增补工匠人数找到合理

①（今）陈诗启《明代的工匠制度》，《历史研究》 1955年第6期，第61页。

②（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官考五》，中华书局，1985年，第1184页。

③（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官考十》，中华书局，1985年，第1369页。

④（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官考十》，中华书局，1985年，第1395页。

⑤（明）徐学聚《国朝典汇》，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72页。

⑥（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官考十》，中华书局，1985年，第1368页。

⑦（明）李东阳《大明会典·工部九》，广陵书社，2007年，第1137页。

借口，由此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使明代匠籍劳役制度不断遭到摧残。直至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宦官的经营管理对明代官营手工业生产造成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官营手工业不断衰落，匠籍劳役制度被迫瓦解。而手工业生产开始由匠户劳役的方式转化为征银代役，民间手工业生产才开始逐步发展起来，成为手工业生产的中坚力量。

弘治七年，守备太监姜琮“开掘聚宝山，……，及殴死商人，占役军匠，侵夺官地，私造马船”。①正德时，内官监李兴等利用提督营造寝陵，凡“军夫匠役出于营卫，百物价值供于部厂。为李兴者……故将工部坐派柴薪折价私贮，预为侵克之计。而又纵使太监王瑞等指麾下人，罔顾国禁，砍伐禁山树木万余株，掘采禁山石片数百余丈，山林为之赭赤，坑坎不计深阔。”②

二、监督制造

明代统治者大都追求、享受各类高档奢侈品，从珠宝玉石到衣食住行，无不包含在内。采办是明代统治者解决物品来源的一种途径，但有些东西并非自然生长之物，仅靠宦官们的采办还是不够的。而这时候，就需要派人去产地监督制造了。当然，“担负”如此重要任务的，自然又是宦官们了。在明代，“岁造最大者，曰织造、曰烧造。③

明代手工业中，以纺织业发展的最快，不但生产工具、技术有所改进，而且在江南一些城镇，纺织业已开始突破依附于农业的家庭手工业的传统地位。但是，宦官的监督织造，却给纺织业带来了一场灾难。宦官一方面把纺织所得的利润巧取豪夺，变成自己私人财产，一方面为了扩充进内库讨好皇帝，严重破坏、限制了独立手工业者的私有制作。更严重的是这些本应该拿来用于扩大再生产规模的资金却成了统治者吃喝玩乐的本钱，进而影响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萌芽。（一）织造

织造，矿税之别名也。④织造主要包括陕西的毛织，山西、江南的丝织，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江南的丝织。生产提供宫廷所需的各类纺织品是明代织造的主要职责，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就已在南京设神帛堂供应机房，在苏杭等处设织造局，一开始是由地方官吏负责监督织造的。时至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开始委派内使宦官监督织造，“永乐中，以驼曷毛温暖，令内官于所出地方索买，且令专业者给官料织造五十匹，自后岁以为常。”⑤此后，虽有所反复，但宦官监督织

①（明）谭希思《明大政纂要》，齐鲁书社，1997年，第1693页。

②（明）周玺《御选明臣奏议》，上海古籍，1987年，第1287页。

③（清）张廷玉《明史·食货志六》，中华书局，1974年，第6182页。

④（明）文秉《定陵注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274页。

⑤（明）徐学聚《国朝典汇》，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83页。

造作为一种传统被后世继承下来。

在明代，各省都设立有官局织造，南京、苏州、杭州三地尤为重要。洪武初年，设立了苏杭织造，隶属于地方官督造。永乐年间开始派内使前往监督，弘治末年又一度下诏遣回，以后时遣时革，累计派出的织造宦官在人数上是很多的。比如苏州织造局，永乐年间派出的内官阮礼，洪熙时候的太监刘景、罗玉，宣德年间有内使陈源、阮个，正统年间的太监韦义，天顺间的内官来福等等。成化以后，各朝所派都是太监。成化时有罗政、陆英、麦秀，弘治时有韩义、梁裕，正德时有龚洪、杨、芮景贤、晁进、孙锐、张玉、浦智、廖宣、梁玉、李彬，嘉靖时有吴勋、张杰聪、耿隆、郭秀、宗伟，万历时有孙隆，天启间有李实。如果再加上历年派往南京、杭州的督织宦官，数字上相当可观。这些织造太监，原先的职责仅仅是来督造上贡缎匹的，而后却成为贪污索贿，腐败政务的蛀虫。万历中期，承运库太监孙顺借岁造羡余八千两白银说服了明神宗朱翊钧，又力保两淮盐法太监鲁保兼管南直隶、浙江等处，自此这些地方的岁造亦归并内监管理。天顺四年(1460)，苏、松、杭、嘉、湖五府在基本的生产任务外，另加增造彩缎七千匹的额外重任，作为宦官的外快，这些加在一起，是江南丝织业的灾难，严重破坏了生产的积极性。所以嘉靖万历时，宦官督织造已成为社会上一大顽疾，“今天下之为民害者，孰有甚于监督织造之使乎？”①“今天下苦织造久矣！”②等，朝廷有识之士竞相奔走疾呼。究其原因：一是在督织宦官拨弄下，织造所需数额日大，费用日增，从而加重了百姓负担与国家财政混乱。二是宦官借织造之名，营私舞弊、敲诈民财。

《明实录》里记载说，弘治十三年(1500)正月，工部尚书徐贯等提出“近岁织造改样，丝纱罗等数至万计，工未就绪。今又令苏杭等府织各色花样一千五百余匹，每匹价银有多至四五十两者，奇巧过多，费用不赀”。同年五月，五府六部等衙门又奏：“自弘治七年(1494)起至十三年(1500)止，南京、苏杭差内官织造上用各色织金丝，共八万四千七百六十匹”，上书请求把各地监督织造的内臣诏回京师，停止工作，以此暂缓百姓沉重的负担。而孝宗刚刚批准执行，太监邓则借口朝廷供应不够，请求照旧织造事物。此后工部又通过多次力争，才于十六年(1503)削减苏杭织造总额的三分之一。《杭州府志》有载，即便是在遭灾严重的弘治十七年(1504)，浙江的织造费仍达巨万，并且规定了严格的期限。

正德年间，刘瑾专权祸国，他不仅自己奢侈享受还大肆封赏太监子孙，锋尚不够，尚衣监为了讨好他，提出“内库所贮诸色丝、纱罗、织金、闪色、蟒龙、斗牛、飞鱼、麒麟、狮子通袖、膝，并胸背斗牛、飞仙、天鹿均已赏赐完毕，请令苏、杭、应天诸府依式织造”。于是，明武宗朱厚照马上下令织造，一次数额

①（明）谭希思《明大政纂要》，齐鲁书社，1997年，第539页。

②（明）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工部卷一》，中华书局，2013年，第846页。

便达一万七千匹。

（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三月）下诏命令太监李祐前往苏杭监督织造。

己巳（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二月，下诏催促李祐按太监陈洪所设计的样式生产一千八百六十匹丝，工部各科以民力难堪为言，上不允。御史贺一桂上书弹劾陈洪惑上泱民，蠹政谋利，下所司。

四年（公元1570年）二月，皇帝派遣太监崔敏传达旨意，命令南京加造缎匹，数量达到十余万。工部上书皇帝言“加征不如催正供为之易，新派不如责旧逋之为速。上颇然之，乃令加派数中惟供御用者别造三分之一，其它准数造额”。

六年（公元1572年）二月，派遣宦官前往苏杭府织造龙袍、翟服、绒锦、鸾带。都给事中陈行健、御史侯居良上疏进谏皇帝下令停止，皇帝不允。于是工部有上书说苏杭自从经历倭患之后，疮痍并起，而且水旱流移，府库虚竭，织造所需费用比较巨大，如果一定要支出，百姓必定穷苦难堪，请求皇帝减免开支费用，削减一半。至于派什么人去，应该慎重抉择，“择忠谨之人，安静行事，庶地方不扰，而民获更生。上可其奏，令会同该局择最要者先行造进；所遣官务宜安静，毋得扰民”。①

万历初年，因神宗大婚，派遣司礼监随堂太监孙隆到苏杭等府监制袍服，“上将大婚是，遣司礼监随堂孙隆来苏、杭等府督造袍服，计共七千余套，约用工料银十万余两”。②万历三年（1575），又在岁造之外额外增添九万多织。承运库太监旋又在上供御用等项已足够用的情况下，仅因赏赐三卫“夷人”，缎匹缺少虎豹一样服色及每岁赏赉溢于旧额，便提请行南京、苏、松、浙江等处，增织包括上用袍服等项在内共三万七千匹，耗费白银四五十万两。十年(1582)，内承运库又以急缺缎匹为由，奏行浙江南直等府动用官银织造各色丝纱罗锦布绫，共十万四千四百九十匹。此外，万历十年(1582)，又把素丝改织金胸。十七年(1589)，以素丝改织红云虎豹。以后纱罗又改丝，浅色改为大红。这一系列改动使造价越来越高，生产越来越难。四十三年(1615)，改缎、袍缎又消费数十万白银。这些费用都是在没有预算不顾天下民生的无米之炊情况下提出的，又是在宦官“朝上请而夕得旨”的情况下被迫令执行的。③

为了完成这繁重无比的上供织造额，每个朝代都必须得从各方面索取挪移经费。拿浙江举例，弘治年间，中官织造者请增给两浙盐课两万引，户部尚书周经请止，不从。周经再疏请断其后，但孝宗仍于弘治十一年(1498)五月，下令每年以浙盐五千引拨给织造局。同年七月间，浙江守臣又请给竹木银钞税为织造费，只是在周经以征关非旧、水大民贫等理由力争下，才得停止。正德九年(1514)，

①（明）谭希思《明大政纂要·卷六一》，齐鲁书社，1997年，第1745页。

②（明）范守己《曲洧新闻·卷二》，上海古籍，1984，地1875页。

③（明）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祖制广圣恩恳乞停遣内臣等事疏》，中华书局，2013年，第2931页。

命户部拨两浙运司官盐两万引付太监杨等织造，户、工二部力谏，无效。《明史·食货志》载，织造的经费，有直接取给户、工二部的，甚至有“搜刮库藏，拘留军国之需”的。

宦官监督织造可以得到丰厚的金钱及其他物质方面的享受。为了监督制造，可以说宦官是下了“血本”的。嘉靖时，有浙江镇守太监梁王缶借进贡之名，“差人私赍宝货，满载舳舻，前来打点，意图带管织造。”①如此大量的进行贿赂，为了回本，可见宦官会大捞一把。“内臣差信，取货扣粮，皆名进贡，织造记幄，科害靡极。鄙猥者巡抚，纳银者授政，盗伏虏发，民竭兵罢。”②

织造太监孙隆在监督织造期间搜刮了大量金银,生活方面穷奢极侈,仅仅“装塑西湖”一项就耗费“数十万金”,还竟然在断桥附近建造他自己的生祠,“背山面湖,颇极壮丽。”③就这样,孙隆先后花费巨资在西湖修建了灵隐、湖心亭、静慈、烟霞洞、龙井、片云亭、三茅观、十锦塘等寺庙、古迹、大堤,使湖光山色共长一色,丰姿多彩,成了明末清初一些文人墨客挥洒泼墨的好去处；袁宏道在《断桥望湖亭小记》中写道“此公大是西湖功德主”,张岱“功不在苏学士之下”。但是想一想修建这些大型建筑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呢？只能从当地的民脂民膏中搜刮。在他任职期间，巧立名目，增设税网,对机户增收重税,且不论织机、织品,一律课税，民间织机一张,每月就要需抽取三钱税银。蹭织成,每匹要纳银三分,才准上市。④《苏州织造局志》更揭露他“驻苏督税,积棍纳贿,给札营充委官,分列水陆要冲,乘轩张盖,凡遇商贩,公行攫取,民不堪命。又机户牙行,广派税额,相率改业”，真是肆无忌惮。最终引发了以葛成为首的民变,“聚众趋税监门”，必欲除隆而后快⑤，孙隆吓得“越墙走匿民舍得免,潜遁杭州”。⑥所谓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其他的织造太监也向孙隆纷纷相仿。天启年间的织造太监李实,也“素贪,妄增定额,态诛求”。⑦宦官的这些做法使发达的江南丝织业日落西山、日渐凋零。在南京,“各往往指称进贡等项名色,经营织造,或占据机房,或拘拿人匠，或强买丝料。公私兼并，纷纭攘夺，百方剥扰，匠艺为之失业，商货为之不通，民生憔悴，而丝帛之利大不如前。⑧

从上面所述来看，宦官监督织造对明代纺织业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和破坏，宦官利用手中的权利肆意贪污勒索，使大量的手工业者失业、生活困苦，最终导致了明代手工业的落后，破坏了生产。

①（明）张原《御选明臣奏议·停止织造输》，上海古籍，1987年，第2743页。

②（明）谭希思：《明大政纂要·卷四二》，齐鲁书社，1997年，第1983页。

③（明）张岱《西湖寻梦·卷三》，中州古籍，2012年，第158页。

④（明）《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上海书店，1982年，第2538页。

⑤（明）沈瓒《近事从残》，广业书社，1928年，第85页。

⑥（清）孙珮《苏州织造局志》，上海古籍，2015年，第106页

⑦（清）李铭皖《苏州府志·卷四二》，江苏书局，1883年刻本，第276页。

⑧（明）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一零七》，中华书局，1962年，第482页。

（二）烧造

明代采造中另一大项目是烧造，主要负责向官窑或者民窑分派任务，烧制宫廷营造、修缮、祭祀以及玩乐所需的砖瓦、瓷器等。“明代各厂具有内官司之”①，可见烧造同织造一样也是受宦官监督的。

陶瓷的制作工艺发展到明代，生产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 是明代第二大手工业。一道釉和彩绘等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更有五彩、斗彩等创造，景德镇以陶为生者近十万，产量占全国的一半，开始成为全国瓷业中心，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的手工业城镇，产品远销欧洲、美洲。但如同织造一样，宦官督陶也使陶瓷生产纳入了封建统治的轨道，因而制瓷业中已经勃发出的新的生机，亦受到束缚、扼杀。

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廷在景德镇珠山建陶厂,开窑烧造瓷器②。“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③，明代景德镇御器厂的宦官督陶也是始于永乐朝。洪武三十五年(公元1402年),朱棣靖难之役夺取政权以后,宦官势力开始逐渐膨胀壮大。并在此年把景德镇陶厂改为御器厂,开宦官监陶的先河，“至我朝洪武末,始建御器厂,督以中官”④。由此,揭开了明代景德镇御器厂宦官监陶的序幕。宦官监陶致使瓷政腐败，严重影响了瓷业生产，使得以瓷器而著称的景德镇从“以陶利”变为“以陶病”。

首先，宦官干预陶瓷的设计生产加大了烧陶的难度。明代前期的洪武、永乐、宣德三朝,宦官擅权还不严重,官样瓷器的设计主要是由工部负责。在宣德中期,景德镇御器厂是由工部的营缮所丞直接管理,而这个营缮所丞在明初一般是由画家或能工巧匠来担任的⑤,因此,此时官样瓷器的设计出自工部的可能性较大。宣德德后期,差往景德镇的监陶官虽然是工部的官员,但是瓷样却是出自内府的尚膳监。⑥

明代景德镇是御用官窑，与民窑不同官窑没有生产自主权，不能决定生产产品的种类、样式和数量,这些均由官府决定。官府根据需要,对陶瓷产品的数量、造型、纹饰甚至题款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官窑只能根据规定进行生产,不能有些许的改变。由于宦官是皇帝的内臣，自小伴随皇帝左右，熟知皇帝的兴趣爱好。为了讨好皇帝，他们设计出来的瓷样,可以通过品种、纹饰、色彩、样式等方面反映出

皇帝的喜好，这样皇帝便龙颜大悦对奴才也会大加封赏。但是由于内府的设计者不懂陶业, 设计一味地追求色泽艳丽,纹饰形象华丽,造型或硕大或奇巧。如“龙

①（清）魏坤《倚晴阁诗抄》，1965年刻本，第76页。

②（清）兰浦《景德镇陶录·卷一》，上海神州国光社阴影本，1928年，第52页。

③（清）张廷玉《明史·卷三零四》，中华书局，2000年，第7943页。

④（明）詹珊《重建敕封万硕师主佑陶庙碑记》，《浮梁县志卷八》，江西省图书馆，1960年，第602页。

⑤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景德镇市陶瓷历史博物馆《景德镇龙珠阁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

⑥（今）刘新园《明宣宗与宣德官窑》，台北鸿禧美术馆，1998年，第78页。

缸降发体式,底阔肚凸,多致堕裂;五彩缸样重,过火色多惊碎;三层方匣等样式巧异,也一时难造”①龙缸的烧制极为难成,而内廷烧造的命令又屡降不止,以致怨声载道、百工受累。因此，设计出来的器样,往往在生产中难于烧成。

其次，宦官横征暴敛、贪污浪费使得烧造生产成本大大增加。“每岁造为费累巨万”，致江西“辄以陶故加赋”②。成化二十一年(1485)，南直隶巡抚王恕上言，指出烧造御器内臣每年用银不下数千两，以致产品“虽曰瓷器，计其费，不减银器之价”。③正德十一年(1516)尚膳监提出供御瓷器不足，又要派中官到饶州提督烧造，工部以劳民伤财，极力反对，无效。十四年(1519)江西巡按御史唐龙在《停差烧造太监疏》中指出：“烧造太监，应办物料与供应役使之人，岁该银二万七千余两”，这些钱皆取于民，以致百姓听说他们要来，便“相顾失色，且惧且泣曰：‘人殃乃至乎！’”可见烧造太监鱼肉黎民百姓已到了何等程度。

再次，宦官监陶加重了瓷工负担，迫害陶工引，起民怨沸腾，一些有识之士竟称之为“人祸”。④“万历间……时造大器,不完工,或受鞭棰,或苦饥荒”。⑤监陶宦官对工匠肆意压榨，其中太监潘相最为酷烈，乃至“景德之民，欲食其肉”

⑥，“万历年间，太监潘相监造御器，派直望火，族多畏缩，公（童宾）毅然赴公。公。无何龙缸不成，百工受累，公恻然不忍，于己亥年十一月初八子时将身赴火”。⑦不仅如此，宦官还与当地土棍勾结，借口上供，掠夺、垄断制瓷器的主要原料陶土、青料等，而对应役的工匠、自己参加烧制的小窑户则百般催迫，克扣工值，对陶户增税。这引起了百姓的极大愤懑，终于激起了镇民焚厂房等暴动。此外，各厂还设有关押工匠的牢狱，镇压鞭挞和折磨工匠。终于，宦官的贪婪和暴政加重了工匠的负担，引起了陶工的强烈反抗。仅嘉靖年间就发生了数次斗争，万历年间，杨信三新建官窑，破坏瓷器⑧，把陶工反抗宦官的斗争推上了高潮。

第四，宦官还插手御器厂生产原料的购买和制瓷工匠的招募和管理。这些原本是工部的事，宦官却也要横插一脚，可见宦官势力之壮、气焰之嚣。“近于本月十七日接得内承运库管库太监孙顺等一本为缺少回青事。奉圣旨:这回青着工

部行文该地方作速采买，解彼应用”⑨

第五，宦官监陶限制了民窑生产的发展以及工艺水平提高。正统中，由于王振“特严饶州府私造异色瓷器之刑”⑩，严格限制民窑生产的品种，据《明实录》

①（清）乾隆《浮梁县志·卷五》，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387页。

②（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卷七》，刻本，1368～1664年。

③（明）翁宪祥《掖垣疏草》，刻本，1573～1620年，第159页。

④（明）唐龙《停差烧造太监疏》，《御选明臣奏议·卷十六》，上海古籍，1987年，第183页.

⑤（清）程廷济《浮梁县志·卷五》，江西省图书馆，1960年，第1215页。

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神宗实录·卷四一九》，，上海书店，1982年，第3296页。

⑦（清）童彪《童氏宗谱》，《明十五公长子宾公》，刻本，1808年，第42页。

⑧（明）文秉《定陵注略·卷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67页。

⑨（明）翁宪祥《掖垣疏草》，刻本，1573～1620年，第148页。

⑩（明）黄景昉《国史唯疑》，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2002年，第247页.

载，当时一再下令民窑，凡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货卖或馈送官员之家的，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禁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有敢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抄没家产，丁里充军边远卫所，连知情不告发的也要连坐。

大量史实证明，明代宦官专权给明代政治、经济、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但我们从辨证法的角度来看，任何存在都是有利有弊，宦官专权带来的不仅有弊端我们还要看到它有益的一面。以明代的督陶宦官来说，在他们当中虽绝大多数都贪黩酷虐，胡作非为，倒行逆施，为民所限，但也不能否认有少数作风较好、善于管理并较有作为的人物。如成化间的监陶太监邓原，就是一位明代宦官中属凤毛麟角的清正廉洁之辈；还有嘉靖八年（1529年）赴景德镇监陶的太监刘良也是一位体恤民情的督陶官。还有就是一些臭名昭著的宦官，他们也是干了一些实事。如宣德年间的少监张善，就是他“始祀佑陶置神,建庙厂内”。①再如万历年间激起景德镇民变的潘相，以往景德镇御器厂生产的供御瓷器都是由水路运达京师，而嘉靖九年裁革中官后却改为陆运，既费时间又不经济还不安全，甚为不便，潘相来厂监陶以后才又恢复水运，以后就一直延续下来。“往时陶厂皆白水运达京。由陆运者，中官裁革后始也。后潘太监仍设水运舡，甚便。”②明代官窑窑名品驰名天下，制作工艺精湛，无疑是我国重要的人文遗产。这些陶瓷中汇聚了工匠的智慧和汗水，也有监陶官对质量的精益求精，等等推动了景德镇瓷业的进步和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明代宦官专权在手工业经济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同时客观上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宦官专权干预手工业经济主要是在控制工匠、监督织造两方面。一方面，宦官通过工匠制度把工匠纳入内臣管理之中，利用职权肆意的压榨、搜刮。另一方面监督织造和烧造，聚敛了大量财富，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而这些却是手工业本应该用来扩大再生产规模的资金，如此就限制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产生萌芽。但是我们应该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分析问题，宦官在一定程度上了对手工业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比如，在宦官监督下的景德镇陶瓷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一些工艺精美的陶瓷中外驰名就得益于宦官对制作的严格把关以及对工匠的苛求等等。

①（明）詹珊《重建敕封万硕师主佑陶庙碑记》，《浮梁县志卷八》，江西省图书馆，1960年，第237页。

②（清）程廷济《浮梁县志·卷四》，《陶政》，江西省图书馆，1960年，第253页。

参考文献：

［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影印本，《明实录》，上海书店，1982年。

［2］潭希思：《明大政纂要》，齐鲁书社，1996年。

［3］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

［4］余继登：《典故纪闻》，中华书局，1981 年标点本。

［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6］吴淑生等：《苏州织造局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

［8］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2008年。

［9］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华书局，1985年。

［10］李东阳：《大明会典》，广陵书社，2007年。

［11］徐学聚：《国朝典汇》，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

［12］文秉：《定陵注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

［13］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中华书局，2013年。

［14］范守己：《曲洧新闻》，上海古籍，1984年。

［15］陈子龙：《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

［16］李铭皖：《苏州府志》，江苏书局，1883年刻本。

［17］沈瓒：《近事从残》，广业书社，1928年。

［18］魏坤：《倚晴阁诗抄》，1965年刻本。

［19］兰浦：《景德镇陶录》，上海神州国光社阴影本，1928年。

［20］程廷济：《浮梁县志》，江西省图书馆，1960年。

［21］黄景昉：《国史唯疑》，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2002年。

［22］王宗沐：《江西省大志》，刻本，1368～1664年。

［23］翁宪祥《掖垣疏草》，刻本，1573～1620年。

［25］谢国祯：《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26］王春瑜、杜婉言：《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27］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中华书局，2006 年。

［28］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29］王毓铨：《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上、下册），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30］宁可:《中国经济发展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31］杜婉言：《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学术月刊》1984年6期。

［31］杜婉言：《明代宦官与浙江经济述论》，《浙江学刊》1988年第6期。

［32］杜婉言：《明代宦官与广东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33］李庆新：《明前期市舶宦官与朝贡贸易管理》，《学术研究》2005年第8期。

［34］彭涛：《明代宦官政治与景德镇的陶政》，《南方文物》2006年第2期。

The eunuch in Ming Dynasty handicraft economy damage

Abstract:Feudal monarchy reached peak in the Ming dynasty, imperial power is highly concentrated. Attached to the imperial power of the eunuch group also grow, to the late Ming, the eunuch's power is infinite expansion, their hands to all areas of society. Eunuch control is one of the handicraft industry, mainly in industrial craftsmen, the goldsmith's manufacturing control and supervision, caused major damage to the Ming dynasty handicraft industry economy. Eunuch authoritarian rival industrial economic damage for our research in the Ming dynasty eunuch, the harm of authoritarian provides a perspective.

Key words：In the Ming dynasty;The eunuch authoritarian; Economy; Handicraft industry;

第二节 明代中后期的政治

第二节明代中后期的政治、经济和 社会 【前期：洪武——宣德年间、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中期：正统——万历10年，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1436-1482年】【未期：万历11年——崇祯未年，万历、泰昌、天启、崇祯】 中期是明从盛转衰关键，阶级矛盾尖锐，中等规模的农民暴动不断发生，与此同时，民族矛盾逐步显露，边境少数民族崛起，扰乱边防，倭寇和海盗乘火打劫，沿海地区不得安宁，矛盾错综复杂。与此同时，经济继续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开始，统治阶级为了挽救危机，出现张居正改革，从此明朝转后期，逐渐衰弱，最后被农民军推翻，过渡到清朝。 一、明朝中期的阶级矛盾 1、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宫廷内外发生几起重大历史事件。 ①内阁倾轧（首辅夺权） ②南宫复辟，（夺门之变） ③“大礼议”之争 正德十六年（1521）正月，首辅扬廷和主张嘉靖帝称正德为“考”，七月，张聪《大礼疏》提出不同主张，很合嘉靖想法，嘉靖三年（1524），杨廷和退休、南京吏部主事桂萼与张聪联合上疏“循名考实，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吏部尚书乔宇、礼部尚书汪俊等率百官坚持杨廷和的观点，嘉靖调张、桂进京任职，紧接着出现“左顺门事件”【明嘉靖三年七月(公元1524年)，紫禁城东边与东华门相望的左顺门前，京城的官员，大明朝的精英，总计二百二十九人，跪在那里请愿。这左顺门是明代文武官员在此等候皇帝批示的地方，是帝国具有

政治象征意义的区域】这是转折点，以后断断续续，前后争了一二十年，事件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前后隐藏大臣们争权夺 利对明朝中后期政治影响很大。 ④宦官擅权 明代宦官权力表现在：其一宦官控制了所有的特务机构，以及享有出征、监军、分镇等大权，其二，掌握了“批红”，秉笔太监成皇帝代言人。 明朝宦官专权有什么新特点？宦官专权本身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历代都有许多新鲜的故事留下，朱元璋有鉴于此，曾立下铁牌，严禁内臣干预政治，可最后牌子还是被人砸掉。从明成祖朱棣开始，一发不可收拾，但是明朝封建制度的完善，在历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宫廷每个都听皇帝的，宦官也不例外，官吏所有的权力由皇帝给予，代表皇权，所以明代的宦官是皇帝的鹰犬，不可能凌驾在皇帝之上，只要皇帝不高兴，失去宠爱就完蛋，因此，历史上出现过的宦官可以废立皇帝的现象，在明代是没有的，这是皇权恶性膨胀 的必然产物。 2、明中叶社会经济危机 ①土地兼并，特别是皇帝带头 ②屯田的破坏。 ③对农民剥削加重。【包括四个方面内容a、“金花银”征收，加重农民负担；b、官田赋税损重；c、地主想尽办法把赋税转嫁到农民的头上；d、地租剥削加强】 3、流民大量出现及其走向 这是在元朝中期就有过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具有全国性特点，明朝在初年就出现小规模移民，正统后逐步严重，正

浅析明代倭寇的来源及其泛滥原因

浅析明代倭寇的来源及其泛滥原因 倭寇一般指的是日本海盗。早在十四世纪日本南北朝时期，在日本兼并战争中失败的封建地主、商人、武士、溃兵逃亡到海上。他们在封建诸侯、寺院大地主的支持、鼓动下，自元末明初开始，就经常侵扰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劫掠财物，烧杀成性，成为东南沿海人民的祸害和影响明政府统治的障碍。历史上称这一时期的日本海盗为“倭寇”或称为“前期倭寇”。“前期倭寇”的组成大多为日本人，真倭多而假倭少。十五世纪下半叶，日本进入到了战国时代的混乱时期，政权分立，各诸侯割据势力相互攻伐。这种割据对立状况除了体现在政治上外，还体现在对外贸易上。为了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而谋取巨大经济利益，各诸侯国都争相与明朝通商贸易，最终导致了“宁波争贡”的发生。“宁波争贡事件“发生后，勘合的朝贡制度被取缔。嘉靖皇帝废市舶司，重颁海禁令，断绝与日本的一切通商关系。这种严厉的海禁政策造成了中国商品的价格在日本暴涨。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刺激下，日本海盗集团便与中国沿海一带的一些势家土豪、奸商大贾走到同一个反面，他们相互勾结起来，以日本海盗为外援，中国寇贼为向导。对我国沿海地区进行烧杀抢掠。由于明政府的腐败无能，致使倭寇愈演愈烈，最终酿成了明嘉靖时期“大倭寇”。这一时期的倭寇史学界称为后期倭寇。较之前期倭寇，后期倭寇在人员组成上有着假倭多真倭少的特点。据史载当时的倭寇人员情况有：“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十之七”[1]。可见此时期的倭寇，日本人只占少数部分，而大多数则是由中国的走私贸易者以及追随他们的各色人充当。此外，这时期在东亚海域进行殖民活动的葡萄牙商人也参加了类似于“倭寇”的活动。 一、倭寇的来源 有明一代，倭寇始终是明政府的一大统治痼疾，明政府的沿海各省几乎都受到过倭寇侵扰的。从寇掠北方地区的前期倭寇到寇掠东南沿海地区的后期倭寇来看，倭寇的组织趋向于严密化，人员成分变成复杂化。纵观有明一代倭寇的人员成分，其人员出身有逃犯、武士、商人、流民、奸民等等。倭寇的构成是相当复杂的，但大体上仍可以分成国内与国外两大组

【新教材】第13课 从明朝建立到清军入关练习-部编版高中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解析版)

第四单元明清中国版图的奠定与面临的挑战 第13课从明朝建立到清军入关 一．选择题 1.明初朱元璋严禁宦官读书识字，但中后期宦官读书识字逐渐制度化，士大夫甚至有针对性地编纂适合宦官学习的读本。由此可以推知，明代中后期( ) A.中枢决策过程发生异变 B.皇帝权力日趋衰落 C.内阁议政功能已经丧失 D.宦官掌握决策权力 【答案】A 【解析】明初，为防止宦官专权乱政朱元璋严禁宦官读书识字，明中后期皇帝以司礼监的太监牵制内阁，使宦官读书识字从而达到宦官参政，牵制内阁的目的，说明中枢决策过程发生异变，故选A 项。明朝专制皇权发展到了新的高度，B项错误；皇帝重用宦官参政是为了牵制内阁，C项错误；宦官虽然权力增强，但是最后的决策权仍在皇帝手中，D项错误。 2.明朝宣德年间，内阁有了官属，“置诰敕、制敕两房，皆设中书舍人”，凡奏章和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呈交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票拟，再由司礼监将条旨呈交皇上“批红”，最后发回内阁下发各部。阁权进一步强化。英宗德宗时期，内阁票拟权逐步完善。明朝中枢机构的这些变化说明( ) A.内阁具有了制度化的参与决策权 B.标志着明代宦官专权的开始 C.内阁成为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工具 D.内阁制度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答案】A 【解析】根据材料，内阁的机构逐步完善，通过一系列制度化的规定，内阁的票拟权逐步加强，故选A项。材料没有表明宦官掌握独立的权力，B项错误；明太祖时期已经废丞相制度，C项错误；D 项应该出现在内阁权力达到鼎盛时期，材料缺乏依据，排除。 3.宋代读书人无论在位与在野都敢于品评朝政，力争“正君心”“得君行道”，但明代知识分子很少议论时政，王阳明就要求门人恪守“君子之思不出其位”。这主要由于明代( ) A.中央集权的空前加强 B.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 C.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 D.政治环境的逐渐恶化 【答案】D 【解析】据题干及所学可知，宋朝实行“重文轻武”政策，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把自己

浅谈清代宦官制度

浅谈清代宦官制度 历史文化学院 09级2班 朱恩会 209012530

宦官，已成太监，文书上称为很多，例如阉人，阉臣，宦者，中官，内官，内侍，内监等，是中国古代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先秦和西汉时期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则全为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成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据《后汉书·宦官列传序》记载，我国先秦和西汉时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才全部用阉人。“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用调他士”。这是由于在皇宫内廷上自皇太后太妃，本朝后妃以及宫女等，女眷较多，难免会发生秽乱宫帷的事，所以决不允许有其他成年男性在宫中当差。 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看，没有与宦官的时代不多，太监作为皇帝和后妃的仆役，支撑着皇家宫廷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优裕舒适的生活条件。宦官制度是封建专制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对穷苦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由于太监不仅涉足于王公贵族的日常生活，而且或多或少的接触复杂的政治斗争，所以当中不乏专横暴虐这结党营私蒙蔽圣听，残害忠良。中国古代历代的衰亡大都与太监作乱有关。而且汉，唐，明三朝的覆灭就与宦官专权有直接关系。这些人虽数量不多，但残忍狠毒，狡黠阴险，危害性极强。我想这不仅与外部条件有关，更是由于他们生理残缺所造成的心理畸形。 鉴于宦官势力膨胀危害极大，故历朝都有些许限制宦官的规定。然而在朝代后期，皇帝一旦没有威信或者过于幼小，都会依赖于其一起生活的太监。生活上的依赖一旦升级为心理依赖，后果不堪设想。宦官专权时期往往是一个朝代最为黑暗的时期。宦官主演过一幕幕祸国殃民的惨剧，其中以明朝最甚，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

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他们权倾朝野，专横跋扈，加剧了明朝的腐败，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改革了明朝臃肿的太监机构制定了一套管理制度即宫规宫法。清初规定宦官鬼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辖。敬事房亦称宫殿兼办处,设总管，副总管，带班首领，御前太监，殿上太监，一般太监和下层打扫处大小太监之分。发展至清代末期，太监等级更加复杂，在宫殿监中就有总管，首领，掌案，回事和大小太监之分。在各处所中又有领班，大师傅，师傅，带班，陈人，徒弟之别等等。如此层层节制，一级压一级，统治的十分严密，而总监并不大过四级官职。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三千余人，直至清末过此数。宦官升迁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些措施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臣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终未出现汉唐明宦官专权的现象。 例如，公元1813年，爆发李文成，林清理教起义，宫内太监刘金、刘德才、杨进忠等在入宫前即是天理教徒，他们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推翻清王朝。起义失败后，刘金等人被杀害。经此变故，清廷对宦官的约束更加严格，规定宦官一经当差，就不准回本主私宅。违者都要严惩，杖毙宦官时有发生。这时，宦官们的地位很低，管束又严，生活困苦，反抗行为也在所难免。

明朝宦官刘瑾综述

明朝宦官刘瑾 刘瑾是明代最值得注意的太监。一方面，在他当权期间，制度为之大变，“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①。另一方面，他执政所包含的内容，比他之前的王振和他之后的魏忠贤都要丰富得多，史家对刘瑾执政也要比对魏忠贤、王振专制更加重视。 “八虎”之首景泰二年（1451），陕西兴平县一个姓谈的农民家中，生下一个男儿，几年以后，他被净身送入宫中，投靠一刘姓太监，按照当时的习惯，改姓刘，这就是刘瑾。关于刘瑾在孝宗以前的活动，记载甚少。或曰，他在内臣李广引荐下，选入东宫，侍奉皇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武宗②。也有说他曾“坐内臣李广奸党充南京海子口军，夤缘起用。乾清宫灾，复发配，又召回佥书”③。在朱厚照的周围，有八个对他有影响的太监，即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和刘瑾。朱厚照即帝位，这些人立即受到重用，称八党或“八虎”。或去高凤，张永改张兴，称“七党”。刘瑾任钟鼓司太监、不久，升为内宫监太监，总督团营。正德元年（1506）六月，提督十二营操练。 “八虎”以游戏引诱武宗，日进鹰犬、歌舞、角觝等，又引导武宗微服出宫，把武宗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这一点很为外朝官僚忌讳和反感。由英国公张懋领衔，五府六部等衙门官联名上疏谏劝武宗，工科给事中陶谐也因灾陈言：“陛下当夙夜恐惧，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奈何视为泛常，倾耳于太监丘聚、魏彬、马永成之流。”①陶谐的疏中未专门提到刘瑾，显然，这时刘瑾的权势尚未显赫。 刘瑾的才干高于其他人。王鏊《震泽纪闻》中有两段记载，一段说，刘瑾“不甚识文义，徒利口耳”。一段说，刘瑾“少狡狯，颇识字书，略知古今，特称为利嘴耳”。不甚识文义和颇识字书，有些矛盾，利嘴则是一致的，这是刘瑾的一个特点，在他后来的官场中大有用场。刘瑾的另一个特点是他有强烈的权力欲，“尝慕王振之为人，在孝庙时愤郁不得志，每切齿”②。群臣的弹劾给刘瑾创造了机会。他对其他宦官说：“使瑾入司礼，可使科道结舌，文臣拱手。”③他对武宗说：“弘治间，朝权俱为司礼监、内阁所掌，朝廷不过虚名而已。如天下镇守、分守、守备等项内官皆司礼监官举用，大受贿赂。如不信，只将司礼监掌印太监抄了，金银可满三间房屋。若将天下镇守内臣取回，别用一番人，令彼各备银一二万两，进上谢恩，胜赂司礼监。”④于是，“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 ①《明史》卷三○六《阉党》。 ②王鏊：《震泽纪闻》。 ③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五《刘瑾》。 ①《明武宗实录》卷十四，正德元年六月庚午。 ②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③王鏊：《震泽纪闻》。 正德元年十月，宫廷内外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外朝大臣必欲铲除“八虎”。内阁、部院、科道等官纷纷上言，文学名士李梦阳为户部尚书韩文起草的奏疏最为严厉，称“此辈细人，惟知蛊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业，在陛下一身”，如不治罪，“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①。武宗读到这份奏章以后，“惊泣不食”。外朝官僚得到另一派太监王岳等人支持。武宗派他们与内阁联系，商议处置刘瑾等宦官的办法。 刘瑾与外朝的联系也起了作用。一说刘瑾“素与李阁老东阳有旧，重其诗文，密以韩文等所劾询之东阳，得其大略”②。一说“韩文将率九卿劾刘瑾，疏当首吏部”，吏部尚书焦芳得到消息，即“驰曰瑾”。不论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消息，刘瑾都预感到大祸将临。他率“八虎”跪伏在皇帝前，哭泣说：“非上恩，奴侪磔喂狗矣。”又说：“害奴侪者乃王岳。”武宗问其故，刘瑾说：“岳前掌东厂也，谓谏官诸先生有言第言。而阁议时，岳又独是阁议，此其情何也？”他最后的结论是很重要的：“今在班官敢哗而无忌者，司礼监无人也。有则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③外朝官僚认为处置“八虎”已有了七八成把握，而刘瑾的一番话，使武宗作了相反的决断：将王岳等支持阁议的太监贬充南京净军，命刘瑾入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局面一夜间大变。 司礼监的第一号人物是掌印太监李荣，他虽位在刘瑾上，“主画诺而已”①。正德三年（1508）六月，李荣被逐出司礼监，据说是在宫中发现的匿名文帖誉李荣而短刘瑾。李荣被逐后，刘瑾自任司礼掌印太监，他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号太监。

明清史概论

1、明代内阁制度的发展、特点及其影响 朱元璋统一中国后，为建立中央集权的体制，以胡惟庸案为借口废除了丞相，设殿阁大学士，作为皇帝的咨询机构，这就是内阁的雏形。 大明永乐帝虽有洪武帝一样独揽大权的雄才伟略，但一次又一次的御驾亲征让他不能真正意义上地总揽政事，于是一个帮助皇帝的“助手”机构——内阁应运而生。 故明代的内阁有以下的特点: 首先,是变动性。明代内阁组织虽有四殿二阁,但并不同时设置,缺此少彼成为常事,须视皇帝好恶而定,而大学土员额亦多寡不等。至于内阁权力亦随皇帝宠信的程度而转变,若皇帝或信阁臣,或信宦官,或信奸臣,则内阁权力,便会因而增大或缩小。 其次,是附属性。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君主独裁时代,内阁权力常因皇帝委任与否而有轻重之别,且内阁职权出自皇帝授予,不得独立行使,向各部及地方政下达命令时,必须透过皇帝谕旨,可见内阁实属皇帝的附属机构。 再者,是个别性。内阁大学士虽由皇帝任免,但大学士间彼此没有隶属关系,责任亦不连带,各自独立以己见辅助君主。 还有,是欠缺法定性。内阁能否产生作用,皇帝之影响至大。 内阁制度,对明代的政治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 首先,是助长君主专制。太祖废除丞相以巩固其统治权,内阁制度随着君权的高度强化而建立。内阁首辅虽俨如汉、唐之宰相,但并无节制君权的作用,事无大小都要秉乘皇帝的旨意行事,内阁只是皇帝加强专制独裁的工具而已,是明统治者用以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的有力措施。明朝皇帝以内阁佐理政务,而一切施政皆由皇帝专权独断,大学士仅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内阁实属皇帝的附属机构,皇帝往往借内阁以遂其私心,使明代之君主专制比历代为甚。 其次,是助长君主荒政。内阁大学士的职责是对奏章作出票拟,再呈皇帝批红,原意在于使大学士能对政事作出「提议」,但若皇帝无心理政,可以不加细阅,便作批决,阁臣亦无可奈何。因此,内阁的「意见」遂演变成为「决策」,无疑助长助了君主荒政。明代皇帝多荒废朝政,与此不无关系。 再者,是形成宦官弄权。明代内阁因为欠缺法定的地位和权力,往往难有作为,随着明中叶以后,君主的日益腐朽,更弊端百出。明代皇帝日渐颓废,往往深居内殿,不亲政事,不与大臣相接,而往往把宦官视作心腹,委以重任。综观明代宦官为祸之烈,实与废相后,内阁无实权,加上君主过于宠信宦官,使宦官得以居中用事所使然。 还有,是演成朋党倾轧。明之内阁上受君主箝制,内受宦官操纵,阁臣之欲握权柄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一方面要交结内监;另一方面则又须倾轧同列之大学士,遂演成朋党之祸。 最后,是导致政风因循。 由于明代内阁受所处的地位和职权的限制,权力由皇帝授予,而宦官又居中窃柄,阁臣于是只能对皇帝唯唯诺诺,对宦官俯首听命而不敢有违,一辈阁臣都碌碌无能,遂使政风因循腐化。 总结而言,有谓明代无善政,是始于太祖废相。在某程度上是有其道理的。如上述所言,因为没有宰相,令皇权失却制衡;加上内阁无合法性,故无实权,事事听命于皇帝,造成君主独裁。如遇

明朝宦官演戏特点及意义

明朝宦官演戏特点及意义 戏剧发展到明代中后期，总体而言由于文人的广泛参与，多成为“案头之书”，但宫廷戏剧是非供奉帝王阅读而专以演出为目的的，依然是“台上之曲”。两相比较，后者就不如前者具有更高的文学性、思想性，但却也有一套独特的艺术特征。刘若愚《酌中志》卷16“钟鼓司”条载：掌印太监一员，佥书数十员，司房、学艺官二百余员。掌管出朝钟鼓。凡圣驾朝圣母回，及万寿圣节、冬至、年节升殿回宫，皆穿有补红帖里，头戴青攒，顶缀五色绒，在圣驾前作乐，迎导宫中升座承应。凡遇九月登高，圣驾幸万寿山;端午斗龙舟，插柳;岁暮宫中驱傩;及日食、月蚀救护打鼓，皆本司职掌。 西内秋收之时，有打稻之戏，圣驾幸旋磨台、无逸殿等处，钟鼓司扮农夫馌妇及田畯官吏，征租交纳词讼等事，……亦祖宗使知稼穑艰难之美意也。又过锦之戏，……浓淡相间，雅俗并陈，全在结局有趣，如说笑话之类。又如杂剧故事之类，……备极世间骗局丑态，并闺壶拙妇呆男，及市井商匠刁赖词讼、杂耍把戏等项，皆可承应。……所以制此种种作用，无非广识见，博聪明，顺天时，恤民隐之意也。……又，上元之前，或于乾清宫丹陛上安七层牌坊灯，或寿皇殿安方圆鳌山灯，有高至十三层者。……又木傀儡戏，……或英国公三败黎王故事，或孔明七擒七纵，或三宝太监下西洋、八仙过海、孙行者大闹龙宫之类，惟暑天白昼作之，如耍把戏耳。其人物器具，御用监也;水池鱼虾，内官监也;围屏帐帷，司设监也;大锣大鼓，兵仗局也。……神庙孝养圣母，设有四斋近侍二百余员，以习宫戏、外戏。……神庙又自设玉熙宫近侍三百余员，习宫戏、外戏，凡圣驾升座，则承应之。刘荣即其一也。又蔡学等四十余人多怙宠不法，自万历己亥秋，俱下镇抚司狱。至庚申秋，光庙始释，然瘐死者已十之三四也。此二处不隶钟鼓司，而时道有宠，兴暖殿相亚焉。刘若愚在介绍钟鼓司的同时连带对四斋和玉熙宫两套同样为宦 官职掌下的戏曲班子给予说明。通过把握这则详尽的文献，其中可以大致归结出明代宫廷宦官演戏的一些主要特征，并且还就宦官演戏背后的功能作用———宫俗意义等有所暗示。考究这则文献，我们将明宫宦官演戏的特征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礼乐性与典制性 (一)礼乐性 礼乐相成自古是宫廷礼仪的基本规范，通过礼乐厘正风俗继而伦理教化是我国戏剧自诞生以来就附有的基本职能。礼乐包括宴飨之礼、庆成之礼、贺寿之礼等。明初统治者重视儒术，且以礼乐规范“收拾”世道人心。按《明史?乐志》，太祖朱元璋“锐志雅乐”，且定律制宴飨礼仪，承应诸戏，并以乐府、小令、杂剧为娱戏。这和儒家“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致乐以治心”是一脉相承的。太祖所推举的士大夫家不可无的高明《琵琶记》开场白中直接标明了“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戏剧功能。赵翼对明初戏剧的这一功能一言以蔽之：“初以重典为整顿之术，继以忠厚立久远之规。”[1](P.12)郑晓《今言》卷2记载建文帝尝有诗云：“是日乘舆看晚晴，葱葱佳气蒲金陵，礼乐再兴龙虎地，衣冠重整凤凰城。”[2](P.95)礼乐之兴成为判断王国兴盛与否的一个标准。

吉林省高三文综历史第一次模拟考试试卷

吉林省高三文综历史第一次模拟考试试卷 姓名:________ 班级:________ 成绩:________ 一、单选题 (共12题；共12分) 1. （1分） (2017高三上·鹰潭期中) 某学者指出，限定宗法制内涵的前提是肯定宗法制源于原始时代后期的父系家长制，这自然就会将氏族与宗族混同一致来看待。其实，宗法就是宗族之法。该学者意在说明（） A . 宗法制产生时间相对较晚 B . 宗法制建立在氏族基础上 C . 宗族的形成是宗法产生的前提 D . 氏族是宗法制产生的基础 2. （1分）(2019·浙江模拟) 秦代确立郡县制之初，全国共有36个郡；秦王朝灭亡之时，加上京师地区，全国也仅有49个郡。至西汉末年，全国已经有103个郡，是秦末的两倍多。对此解读合理的是，汉代（） A . 地方行政效率提高 B . 中央行政体制进行了调整 C . 疆城面积成倍扩大 D . 中央管理地方的力度加强 3. （1分） (2017高二下·遂宁期末) 从儒学自身发展来看，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或者儒学复兴运动，它所强调的义理之学，是对汉唐儒学的一种反动。理学的“反动”是指（） A . 强化三纲五常的教化作用 B . 从神权政治转向伦理道德 C . 注重强化封建神学思想 D . 束缚人的思想和压制人性 4. （1分） (2018高一上·长春月考) 关于明朝内阁，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 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B . 职权范围不明朗，可统领六部百司 C . 为皇帝处理国政的助理机构 D . 直接导致明代宦官专权，政治黑暗 5. （1分） (2019高一下·蚌埠期中) 下列如图中五条曲线反映了1840～1956年我国五种经济形态，即自然经济、民族资本、外国资本、洋务资本与官僚资本发展变化情况。其中最能反映近代中国发展主流的是（）

明朝中后期的流民现象及对其政绩的影响和启示

明朝中后期的流民现象及对其政局的影响和启示 XX学校09级1班 XXX指导老师：XXX 摘要:明朝中后期的政局动荡有着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与流民不无有关，由于君主大多昏庸腐朽，宦官专权，赋役繁重，加之天灾连连，民怨载道，许多人流离失所，背井离乡，逐渐沦为流民，并不断爆发流民起义和暴动。这对于明朝统治显然不利，政局也会波荡起伏，甚至给统治以致命一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统治者如果不去高度重视流民问题，制定、实施好利民政策，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关键词：明朝中后期；流民；政局动荡；影响和启示 明朝中后期，因为种种不良因素而导致流民不断增多，对其政局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可以说流民的大量存在或不断增多势必不利于政局的稳定。流民，又可以称为流亡、流户、流人、流庸、流冗、流离、流者、盲流等，是中国历史上对那些转徙四处的无业游民的称呼，一般都是逃荒的农民，天灾、苛吏、土地兼并、战乱等都可能导致流民问题的出现。当然，这里说的“流民”是针对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诸如流亡、流冗、流离等因天灾和政府腐败统治而造成人们流动或反抗的称呼，它与当今的“流民”有着很大的区别。 一、明朝中后期统治面临的基本现状 明朝中后期的政治是比较腐败的，虽然有挽救腐败政治统治的改革和措施，比如说张居正改革，他上呈《陈六事疏》，提出了省议论，

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项政治主张。（1）这些主张切中时弊，并且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也有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戚继光领导东南沿海军民的抗倭斗争，历时十余年，前后数十战，“飙风电举，屡挫大寇”。（2）但统治状况仍然严峻，面临诸多问题。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政治日益腐化，官吏贪污成风，弊端众集，财政拮据，捉襟见肘。归结起来主要有四个问题;一就是皇帝昏庸腐朽，不思进取，贪图享乐，并且容易听信谗言。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昏君最多的一个朝代，明英宗（朱祁镇）宠信宦官王振，按明制：“宦者虽宠，不得予王庭宴。”（3）英宗惧王振不悦，派人观察慰藉。王振大兴土木，“广置塌房、庄所、田园、马房，侵夺民利，不输国课。”（4）最终导致了“土木之变”，使得50万明军全军覆没，自己也坐了阶下囚，同时在复位后杀害民族英雄于谦，可谓不得人心。明武宗（朱厚照），他宠幸大太监刘瑾，沉迷于玩乐，建立豹房，荒淫无度，为世人所诟病。明神宗（朱翊钧），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万历皇帝，一个20年不上朝的皇帝，一个极度贪财的皇帝。他最擅长的就是罢朝。有论者曰“明之亡，实亡于神宗”。（5）明熹宗（朱由校）宠信大太监魏忠贤，将朝政交给了他，成就中国历史大名鼎鼎的一位太监，也有了后来的魏忠贤乱政。明思宗（朱由检）时期，一代忠臣袁崇焕抗清反辽，功劳显著，“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6）但明思宗生性多疑，从而中了反间计，错杀一代忠臣袁崇焕，加速了明王朝灭亡的速度。二就是奸臣把持乱政。如明世宗时的奸臣严嵩父子。严嵩是明朝大臣，善于阿谀媚上，“嵩无

明代宦官的原文

《明代宦官》的原文 《明代宦官》的原文 有明一代宦官之祸，视唐虽稍轻，然至刘瑾、魏忠贤，亦不减东汉末造矣。初，明祖着令，内官不得与政事，秩不得过四品。永乐中，遣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番，马骐镇交趾，且以西北诸将多洪武旧人，不能无疑虑，乃设镇守之官，以中人参之，京师内又设东厂侦事，宦官始进用。宣宗时，中使四出，取花鸟及诸珍异亦多，然袁琦、裴可烈等有犯辄诛，故不敢肆。正统以后，则边方镇守，京营掌兵，经理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矿，市舶织造，无处无之。何元朗云，嘉靖中有内官语朱象元云，昔日张先生（璁）进朝，我们要打恭，后夏先生（言），我们平眼看他。今严先（嵩），与我们拱手始进去。按世宗驭内侍最严，四十余年间未尝任以事，故嘉靖中内官最敛戢，然已先后不同如此，何况正德、天启等朝乎。稗史载，永乐中，差内官到五府六部，俱离府部官一丈作揖。途遇公侯驸马，皆下马旁立。今则呼唤府部官如属吏，公侯驸马途遇内官，反回避之，且称以翁父，至大臣则并叩头跪拜矣。此可见有明一代宦官权势之大概也。 总而论之，明代宦官擅权，自王振始，然其时廷臣附之者，惟王骥、王佑等数人，其它尚不肯俯首，故薛瑄、李时勉皆被诬害。及汪直擅权，附之者渐多，奉使出，巡按御史等迎拜马首，巡抚亦戎装谒路，王越、陈钺等结为奥援。然阁臣商辂、刘翊尚连章劾奏，尚书项中、马文升等亦薄之而为所陷，则士大夫之气犹不尽屈也。至刘瑾，则焦

芳、刘宇、张綵等为之腹心，戕贼善类，征责贿赂，流毒几遍天下，然瑾恶翰林不屈，而以《通鉴纂要》誊写不谨，谴谪诸纂修官，可见是时廷臣尚未靡然从风。且王振、汪直好延揽名士，振慕薛瑄、陈继忠之名，特物色之。直慕杨继忠之名，亲往吊之。瑾慕康海之名，因其救李梦阳，一言而立出之狱。是亦尚不敢奴隶朝臣也。迨魏忠贤窃权，而三案被劾、察典被谪诸人，欲借其力以倾正人，遂群起附之。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龙、倪文焕，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号五彪；又尚书周应秋，卿寺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自内阁、六部至四方督抚，无非逆党，骎骎乎可成篡弑之祸矣。 明史载，太祖制，内官不许读书识字。宣宗始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义（《戒庵漫笔》则谓，永乐中已令吏部听选教职，入内教书。王振始以教职入内，遂自宫以进，至司礼监。）数传之后，势成积重云。然考其致祸之由，亦不尽由于通文义也。王振、汪直、刘瑾固稍知文墨，魏忠贤则目不识丁，而祸更烈。大概总由于人主童昏，漫不省事，故若辈得以愚弄而窃威权。如宪宗稍能自主，则汪直始虽肆恣，后终一斥不用。武宗之于瑾，亦能擒而戮之。惟英、熹二朝，皆以冲龄嗣位，故振、忠贤年，少仅三四年，而祸败已如是，设令正统、天启之初，二竖即大权在握，其祸更有不可胜言者。然则广树正人，以端政本而防乱源，固有天下者之要务哉。按明代宦官擅权，其富亦骇人听闻。今见于记载者，王振

二十四衙门十二太监 明朝内廷设置和太监管理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 二十四衙门十二太监明朝内廷设置和太监管理 导语：明代宦官有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包括选用制度、管束制度、奖赏制度、病老丧葬制度等。选用制度。当时规定，凡自愿阉割要求成为宦官者，事先 明代宦官有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包括选用制度、管束制度、奖赏制度、病老丧葬制度等。 选用制度。当时规定，凡自愿阉割要求成为宦官者，事先必须得到官府的批准。明代曾规定，一家有四五个孩子以上、愿意将其中的一个孩子阉割者，由相关部门登记造册，待收补之日选用，如果私自阉割，一经发现，课以重治，邻居知而不报者，一并治罪。但是，这一规定并未能严格遵行。从明代录用宦官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按照规定报名就阉、候补收用者之外，朝廷还大量直接录用了那些未经报名起送而私自至京的自宫者。明代宦官录用事务的主管机构为礼部。但是，随着司礼监地位的不断提高，录用宦官事务逐渐由司礼监会同礼部办理，宦官机构在实际上已拥有相当的决定权。 管束制度。在明朝初年，明太祖明确规定，“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除此之外，明廷还曾陆续制定了一些有关宦官管束惩罚的具体制度。宦官犯法，照例由司法机构逮问治罪。或下刑部狱，或下都察院狱，或下锦衣卫狱，并由法司议罪。为了惩治宦官在外犯法，明廷还特意强调了“有司”惩治犯法宦官的职权。对犯法宦官的惩罚方式，主要包括死刑、籍家、革职、革荫、降职、调斥、杖笞等。 明宣宗赐宦官银皿奖赏制度。宦官因功劳或因受到君主宠幸，除擢升官职外，其他奖赏方式还有赐金银、加禄米、赐免死诏、赐印记、赐敕旌励、赐祭赐祠、父母授(赠)官号、弟侄族人荫官授爵等。 病老丧葬制度。宦官年老有病，多退居京城内外各寺庙，供给柴米、生活常识分享

浅谈明朝内阁制

标题：浅谈明朝内阁制 摘要：本文主要从明朝内阁制的产生、发展谈起，简要讲述了内阁制的特点，运作方式以及对明朝政治的影响等。 关键词：朱元璋，内阁制，首辅，明朝，皇权 引言：朱元璋是一个崇尚强权、铁腕统治的皇帝，为了巩固皇权，废除了沿袭千年的宰相制度。然而，其后世子孙却确立了相当于宰相职权的内阁制。 “朱元璋不守规则的行为只是害了他自己和他的子孙辛苦操劳，对于整个明朝政治而言，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朱元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却没有砸到这个朝代。”――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谈朱元璋废除宰相制。那么明朝的内阁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又将对明朝的政治有哪些影响呢? 正文： 一：内阁的产生： 1．宰相的废除： 明朝建立初期，职官设置沿袭元朝，中央以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分掌行政、军事、监察。 明洪武十三年，洪武四大案之一的胡惟庸案爆发，明太祖朱元璋以左丞相胡惟庸谋反，废中书省，由皇帝直领六部，规定此后不准再设宰相，臣下有敢奏请者，处以极刑。《皇明祖训》里，朱元璋有如下论述：“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

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2．内阁的成立： 然而，废除宰相后，一个问题也随之应运而生：各种事物，无论巨细，都要皇帝躬亲为之。吴晗先生曾统计过，从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仅仅八天内，朱元璋收到了一千六百六十六件公文，合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平均每天要看两百份文件，处理四百件事情。有一个著名的故事生动地就表现了这一点，当时的户部尚书茹太素曾经上了一篇奏折给朱元璋，朱元璋让人读给他听，结果读到一半就用了将近三个钟头时间，都是什么三皇五帝，仁义道德之类，朱元璋当机立断，命令不要再读下去，数了下字数，已经有一万多字了。朱元璋气极，命令马上传茹太素进见，让侍卫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 可见，废除宰相之后，凭皇帝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处理如此多的事物的。于是洪武十五年，再次撤销，而仿照宋朝制度，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其中礼部尚书邵质、检讨吴伯宗、翰林学士宋讷、典籍吴沉分别为四处大学士。之后，又置文华殿大学士，征耆儒鲍恂、余诠、张长年等人担任，以辅导太子，品秩为正五品，其主要权力只是顾问。这就是内阁的雏形。 到明成祖朱棣时期，命解缙等七名翰林官入职文渊阁，参与机务，为了避宰相之名，称之为“内阁”，即皇宫内的君主私人办公室。不过，此时的大学士没有实权及切实职务，只是遵照皇帝的旨意办事。

明代宦官研究的问题与反思

2007年　第9期兰　州　学　刊No.9　2007　总第168期Lan zhou xue kan General.No.168 ?明清史研究? 明代宦官研究的问题与反思 齐　畅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　明代宦官研究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明代宦官制度的全面研究和公正、客观的评价,是透视明代国家机制运行和推动明史研究不断深入的重要突破口,文章通过梳理和分析前辈与时贤对这一传统政治史课题的研究,提出三条反思的途径:一是对于宦官的道德评价问题;二是国家权力网络中的宦官群体研究;三是宦官与民间社会的新视角的运用与深化。 [关键词]　明代;宦官研究;问题;反思 [中图分类号]K24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7)09-0161-04 作者简介:齐畅,女,吉林长春人,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史。 宦官问题向来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传统史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的宦官制度据文献记载可上溯到西周时期,之后便伴随着整个古代社会,并且在汉、唐、明三代宦官专权达到了高峰。 回顾20世纪以前,即作为近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兴起之前的宦官史料,历史上对宦官的记载多延续正史的书写方式,形成了对宦官极度鄙夷、大加贬斥的社会舆论传统。这种情况主要表现为三点:首先,“刑余”之身为儒家士大夫所鄙视。如《后汉书?宦者列传后论》所载:“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晕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其次,在士大夫的眼中,阉人之流的道德修养,跟他们的生理一样都存在缺陷。明代统治者朱元璋也曾说过“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1];最后,也是当今的史家在研究宦官问题时仍难以摆脱的模式,即宦官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被剥离出来,被定名为传统社会的一颗毒瘤。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对宦官的评论代表了传统史家的思维模式:“奄宦之如毒蛇猛兽,数千年以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2] 显而易见,在士大夫们所撰写的史书中,儒家道德是评价人物的标准,宦官“刑余贱隶”的身份参与到政权中来,注定其成为“乱政”、“误国”的罪魁祸首。因而,20世纪以前的旧史学研究模式下,对宦官的记载和研究体现了明显的经世致用目的,即“以史为鉴”,防止宦官之祸造成君权旁落。 对于宦官这样一个传统政治史的重要课题,前辈与时贤旨趣各异的研究著述汗牛充栋、蔚为大观。笔者以为,在赵世瑜以社会史为范式来审视明代宦官政治的研究以前,学界对明代宦官的研究,依据其研究旨趣与问题意识的差异,大致可以沿循政治史、社会史两种学术理路展开追述。而其研究的背后仍受传统儒家士大夫的道德标准束缚,这种传统意识形态与政治史视角交叉作用于当今学者对宦官问题的研究当中。 一、政治史范式下的宦官问题研究 20世纪以前的旧史学———我们称之为传统的精英政治史———是特定历史时代及其学术需求的产物。当历史学只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时候甚至还需要披上神学的面纱的时候,这种史学就只能是政治史。鲁滨逊概括说:“政治史是最古的、最明显的和最容易写的一种历史。因为君主的政策、他们所发布的法律和进行的战争,都是最容易叫人记载下来的。国家这样东西,是人类的最伟大的和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人们最值得知道的过去事实,都是同国家的历史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兰克、德罗生、毛兰勃莱克、傅利门等人都把政治史看成真正的历史。”[3]“这种情形体现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上,那就是历史著述的主要内容都是政治史,所依据的材料都是政治方面的文书档案,把政治层面的因素(包括重大政治事件、重要政治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看成是决定历史发展变化的关键力量,同时尽量从政治方面去解释历史。”[4] 进入20世纪后,传统史学还有很大影响,但新的研究方法、史学理论和史料的运用使得史学研究与传统史学已有很大的不同。这同样体现在明代的宦官研究中,但鲜明的政治史范式的色彩,政治制度的研究角度,直到今天仍是研究者的主要视野,宦官专权乱政仍为研究者所青睐。 (一)关于明代宦官专权的研究 有关明代宦官制度的研究内容,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为学界所关注。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首推丁易所著的《明代特务政治》一书。该书是论述全部明代特务系统的,但实际上却以宦官制度和宦官活动为主体来进行研究,可以说是一部传统政治史范式下的典型力作。 其特点有三:1.从史料上来看,是以丰富的政治史料为依据,未突破传统文本史料范围;2.从研究理论上来看,运用了现代阶级分析的理论套用于明代宦官的研究,正如作者在原自序中所写到的“利用历史事实绕个弯儿来隐射,恰好明代是特务最为凶横的朝代”,所以借以隐射“蒋帮特务的镇压、逮捕、屠杀”,“企图通过明代特务政治的叙述来描绘出明代以帝王为首的地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政治压迫的全貌。”[5]另外,我国明代历史

东汉、唐、明三代宦官专权之比_较

中国古代东汉、唐、明三代宦官专权之比较 宦官专权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面，同时也是专制政权所特有的毒瘤。宦官的历史几乎和中国的封建史共始终，最早的宦官据说出现在周朝。而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宦官专权应该是嫪毐，在他之后就是臭名昭著的赵高，他才是第一个由宦官执掌大权的人。此先例一开，之后历朝历代都或多或少存在这个问题，其中尤以东汉唐明三朝最为严重。 一、共同点： 1．这三个朝代都是长期统一的朝代，东汉唐明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几个统一王朝。由于国家的长期统一稳定，往往使得统治者生活腐化，久而久之皇帝就容易相信他身边的宦官，而愿意把权力交给他们。 ２．宦官专权大多出现在王朝的中后期，因为一般王朝初期，统治者大多有出生入死打江山的经历，因此都有着旺盛的精力和清醒的头脑，面对繁重的国事，他们往往能坚持下来。但到了中后期，皇帝大多生长在宫廷，既没有充沛的体力，也没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来应付繁重的国事，这就给了最接近皇帝的宦官们以窃取最高权力的机会。 ３．这三个朝代都是汉人的政权。少数民族统治汉人，因为他们在人数上远远少于汉人，因此他们的统治者警惕性很高，因此他们的皇帝不像汉人那样娇生惯养，同时生活也不太奢华，对宦官的依赖也就少，宦官也不大容易取得权利。 二、不同点： 1．起因不同。 ①东汉的宦官专权是为了对抗外戚而产生的，因为东汉中后期的皇帝大多比较短命，即位的皇帝年龄小, 太后要依赖外戚掌握权力。当皇帝长大后，要想夺权就必须依靠身边的宦官。如此宦官在推翻了外戚之后，就得到了信任和皇帝赏赐的权力，并且宦官容易控制皇帝来打击反对他们的文官集团。 ②唐代中后期由于藩镇的问题，认为宦官就是家奴，比较容易控制，皇帝就不断的削弱武将的权力，转而交给宦官，如派往各地的监军就是为了防止武将的叛变。但皇帝把禁卫军的军权也交给宦官时，形势就发生变化了，皇帝就变成了傀儡了，任由宦官们摆布。

朱元璋怕宦官专政为何明朝却成为太监帝国

朱元璋怕宦官专政为何明朝却成为太监帝国 标签：百家讲坛明朝朱元璋宦官专权分类：精品荟萃2010-06-16 09:43 朱元璋怕宦官专政，为何明朝却成为太监帝国 ■长青 【载于本刊蓝版2010年第四期】 宦官问题，历来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权的毒瘤。历朝历代，能将这个问题处理得好的并不多见。柏杨说中国经历了三次最黑暗的宦官时代：第一次是在东汉后期的2世纪；第二次是在唐朝后期的9世纪；第三次从公元1435年王振当权一直到明王朝覆灭为止。明代的宦官虽然不如东汉末年和晚唐时期的宦官气焰凶、势力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能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在中国宦官史上力拔头筹。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二百多年间，宦官们熙熙攘攘，你去我来，活跃

在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甚至出现“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这样颇为奇特的历史现象。奸佞之生不偶然，半由人事半由天。让我们从魏忠贤的前辈们谈起。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儿外，没有更多的权力可言。草根出身的朱元璋，雄才大略，戎马一生，为朱家子孙们争来了天下。卧榻旁岂容他人酣睡，这显然不仅是赵匡胤一个人的隐忧，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功臣大将们都已兔死狗烹，权力禁脔又岂容宦官染指？他亲眼目睹过元末宦官的危害，下决心从根本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洪武十年（1377年），有一名老太监，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指出公文中有明显的错讹。朱元璋明知太监说得对，仍然立刻下旨将他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原因是这名太监“干政”了。 洪武十七年，朱元璋特意铸了一块铁牌，悬挂在宫门上。铁牌上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这时候，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允许干预朝政，更不能与官吏串通一气，甚至连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 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这道铁的纪律起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开始把宦官视为心腹，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被悄悄地改为内臣不得擅自做主。 朱棣之所以任用宦官，委以大权，是因为在夺取皇位的“靖难之役”中，他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在围攻南京时，又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因此，朱棣上台后，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所

浅析明朝宦官制度的发展及成因

目录 摘要 (2) 皇权的困境 (2) 明朝宦官制度发展 (3) ?朱元璋时期的宦官制度 (3) 空前的封建专制独裁者 (3) 对宦权的限制 (4) 洪武时期内官结构 (5) ?永乐时期的宦官制度 (6) 背景 (6) 东厂----开启宦官特务活动方便之门 (6) ?明朝中后期的宦官制度 (7) 西厂----短命的特务机构 (7) ?总结 (8) 明朝宦官的历史影响 (8) ?强化封建专制，激化社会矛盾 (8) ?宦官干预经济领域，动摇社会根基 (8) ?宦官监军，腐蚀军队 (8)

明朝宦官专权的原因 (9) 摘要 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中国古代，皇帝要加强集权统治会重用另一部分他认为对自己没有威胁的力量。然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这些力量绝对不能真正的解决皇帝的威胁，往往成为君权最大的威胁。这就有了我们在历史中经常看到的外戚专政，宦官专权，后宫干政。这些力量有时比文武百官结合而成的官僚集团更加可怕。宦官专权的罪魁祸首就是皇权，是封建主义制度。只要皇帝制度存在，宦官专权就有条件再度兴起。不改变制度，就无法铲除宦官专权。 关键词：宦官专权皇权封建主义中央集权 皇权的困境 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中国古代政权，专制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之上，皇帝之下有百官辅助执政。百官的权利都要依附在皇权之下，但是，在官僚体制之下，为人臣的臣子总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利用职权，维护着自己的利益。这些对封建君主的专制权力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在权力顶端的皇帝一方面认为自己的权利不可侵犯，容不下自己的臣子在自己的眼皮下乱用权势。一方面受到天下苍生受之于肩的责任感驱使，阻止乱臣危害天下。就会想要加强君权，加强中央集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皇帝自然会重用另一部分他认为对自己没有威胁的力量。然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这些力量绝对不能真正的解决皇帝的威胁，往往成为君权最大的威胁。这就有了我们在历史中经常看到的外戚专政，宦官专权，后宫干政。这些力量有时比文武百官结合而成的官僚集团更加可怕。 结合以上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两个因素决定这宦官专权的形成。第一个是皇帝感受到的官僚集团对自己君权的威胁程度，皇帝觉得他们对自己威胁越大，就越有可能提拔宦官成为自己的心腹，并授予他们特权，利用他们去制约朝中大臣。另一个因素来自于君权与官僚集团的力量对比，前一个因素决定了皇帝提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