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库 最新最全的文档下载
当前位置:文档库 › 现代性

现代性

现代性
现代性

一现代性

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现代性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并且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了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了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

稍加详细一点,我可以作如此阐释:

在西方的思想史研究中,现代(modern)一词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其拉丁词形式是“modernus”。德国解释学家姚斯在《美学标准及对古代与现代之争的历史反思》[7] 一书中对“现代”一词的来历进行了权威性的考证,他认为它于十世纪末期首次被使用,它用于指称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过渡的时期,目的在于把古代与现代区别。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种面具》中,追究现代性观念起源于基督教的末世教义的世界观。历史学家汤因比在1947年出版的《历史研究》一书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黑暗时代(675-1075),中世纪(1075-1475),现代时代(1475-1875),后现代时期(1875-至今)。他划分的“现代时期”是指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而他所认为的后现代时期,即是指1875年以来,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崩溃为特征的“动乱年代”。按照“现代性”最权威的理论家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一词为了将其自身看作古往今来变化的结果,也随着内容的更迭变化而反复再三地表达了一种与古代性的过去息息相关的时代意识。哈贝马斯指出:“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

很显然,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正如汪晖所概括的那样:“现代”概念是在与中世纪、古代的区分中呈现自己的意义的,“它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这种进化的、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之中。”

在汤因比视为“现代时期”的后期,以及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崩溃的1875年以来的后现代“动乱年代”,正是现代性重新规划社会组织制度、新的法制体系,世俗化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认知方式的时期。我们所理解的现代性,也正是在以上诸多方面展开的一项强大而长期的社会变革和精神变革。要准确标明现代性起源的年代是困难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分析模式大相径庭,分歧颇大,但大体上倾向于认为,现代性的缘起与资本主义起源密切相关。

当然,这又面临一个问题,资本主义起源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论述中并不是十分清晰。马克思对这一时间标记也显得比较犹豫,马克思从商品与市场的两极分化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得以产生的根源。马克思把这个日期定在16世纪,因为当时正值大西洋的远洋航线开通的时候,这使商品、劳动力和更大范围的市场交换和流通成为可能。法国历史学家费.布罗代尔则把“漫长的16世纪”(即1450年起

至16世纪)看成资本主义起源的时期,但他甚至把萌芽上溯至12、13世纪,他认为那时就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布罗代尔赋予工业革命决定性的作用,并把世界的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即18世纪前和18世纪后,18世纪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真正诞生的标志。由于资本主义起源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就不能把现代性起源与之简单等同起来。现代性的起源应该是一个更广泛更深远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历史变迁过程。以此看来,把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兴起看成现代性缘起的时期比较合理。

由此看来,现代性应该从两方面去理解:其一,社会的组织结构方面:现代性标志着资本主义新的世界体系趋于形成,世俗化的社会开始建构,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之相应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其二,思想文化方面,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开始建立,教育体系以及大规模的知识创造和传播,各种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持续产生,这些思想文化不断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发展。

在人文学科的思想家看来,现代性更主要体现在精神文化变迁方面。马克斯.韦伯从宗教与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分离角度出发来理解现代性。这种分离构成三个自律的范围:科学、道德与艺术。自从18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观中遗留的问题已经被分别纳入不同的知识领域加以处理,它们被分门别类为真理、规范的正义,真实性与美。由此形成了知识问题、公正性与道德问题、以及趣味问题。科学语言、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生产与批评都先后专门设立。文化每一领域内的问题都成为特殊专家关注的对象,文化的这种职业化趋向使社会的认知体系和实践行为分别形成了三个内在结构:认识-工具结构,道德-实践结构,审美表现的合理性结构,每一结构都成为特殊专家的掌控对象。启蒙主义哲学家相信通过科学与艺术,人类对世界、自我、道德、进步、公正性的认识和处理会趋于无限完善的境地。只是20世纪的历史打破了这种理想化的宏伟意图,而对现代性的反思成为人文学科的重要主题。

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方案、一项未竟的事业。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理解显然受到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他在讨论现代性的时候经常引证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启蒙思想家的现代性方案设计也就是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客观科学、普遍化道德与法律、以及审美的艺术方面规划人类生活。现代性设计有意将上述每一领域的认知潜力从其外在形式中释放出来。“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种特殊化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来合理地组织安排日常的社会生活。” 哈贝马斯采用一种批判性的总体性的社会理论,他高度评价早期资本主义的公共领域,批判它在当代社会中的衰落。哈氏并不否认文化的现代性也面临困境,但现代性的原初动机并不要为此负责,它不过是现代性社会化的后果,同时也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问题。哈贝马斯担忧对理性的拒斥将会导致理论和政治的危险后果,因而他竭力维护他所说的现代性尚未实现的民主潜力。哈氏并不认为现代性完美无缺,但他坚持认为现代性在其早期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在后期出现了问题,他为现代性作的辩护就是要激发现代性的潜力,使之在当代生活实践中依然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合理化的艺术或审美,成为哈贝马斯释放现代性潜力的重要途径。在他看来,在19世纪,从浪漫主义精神衍生出来的、摆脱了所有特殊历史束缚的激进化的现代意识已经抬头。美学的现代性的精神和规则在

波德莱尔作品中呈现出明显的轮廓。这种美学的现代性仅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造成了一种抽象对立,更不用说从现代主义与今天的美学态度之间构成的联系。他说道:“从某种角度来看,我们仍是与首次出现在十九世纪中叶的那种美学现代性同时代的人”。哈贝马斯因此与后现代主义展开持续的论争。

这些解释只是我的一隅之见,现代性之论争复杂且混乱,我以为要点是:1,无限进步的时间观念;2,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组织机制与效率问题;3,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

二后现代性

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置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经典概念,置疑普遍进步或人类解放,不信任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大叙事、或终极性解释。与这些启蒙时代的规范相左,后现代性认为世界充满偶然性、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是多样化、不稳定的;在它看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预定的蓝图,而是由许许多多彼此不相连的文化系统和解释系统组成……

从内容上看,后现代性大致体现为三种比较鲜明的态度:否定性(解构性)的后现代性,建设性(建构性)的后现代性,虚假(迪斯尼式)的后现代性。所谓否定性(解构性)的后现代性,作为后现代思潮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思潮,就是要对现代性的基础进行彻底颠覆,对构成现代性的所有二元结构(诸如:主/客、真/假、本质/现象、事实/价值,等等)进行彻底消解。该流派认为,由于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真理”、“普遍的规律”、“永恒的结构”等,因此,这种结构无论看上去多么合理、多么复杂,实际上都是虚假的和无效的。因此,不是经由现代性,而是只有通过瓦解现代性,才能实现自由和真正解放。所谓建设性(建构性)的后现代性,就是试图在批判和反思现代性的同时,重建超越现代性的价值观,以“无根基”的后现代性完全取代现代性。也就是说,要摆脱现代性普遍模式,通过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新型关系,才能真正达到目的。所谓虚假(迪斯尼式)的后现代性,主要是要摧毁现代性的过程中种种理性和普遍性力量对人的控制与压抑,寻求思想和生活上的自由的最大化,从而最大限度地释放出被现代性所压抑的创造性。概而言之,尽管后现代性思想的发展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式、内容和色彩等,但总的来说,后现代思想家一致认为,他们的理论或学说“终结”了包括现代性在内的所有传统,以寻求“不拘泥于形式和不追求确定结果的自我突破的创造性”的态度和方式面向未来。

有人认为,后现代性思想深刻、惊世骇俗、富于危机意识和革新精神;也有人认为是故弄玄虚,充满虚无主义的色彩。毫无疑问,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性是有其内在局限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性提出的一些挑战,能够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本身就说明了其价值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无论是站在消极的立场上还是坚持积极的态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后现代性对于现代性的超越,不仅仍处于未完成状态,而且后现代性是否有能力实现这种超越,也面临着同样的反思和质疑。一方面,后现代性从其反历史主义立场出发对现代性的局限单纯进行反向放大,显然具有“矫枉过正”之嫌;另一方面,某些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采取的“反智识主义、

反文化”的立场所导致的形式主义泛滥或玩世不恭的价值观念,其消极意义无疑是十分明显的。如果我们用审慎、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后现代主义思潮,就不难看出后现代性自身存在的矛盾性。这不仅表现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内部相互之间充满矛盾,而且更重要的在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矛盾所造成的“悖谬推理”是后现代性所无法消除的。一方面,后现代性既孕育于现代性传统中,又作为完全对立的力量“渗透到现代性内部去解构、消耗和吞噬它”;另一方面,后现代性还呈现出比现代性更为激进的方式,拒斥任何新的传统。也就是说,既然后现代性的目的在于超越现代性,那么,就应该为文明发展指出新的方向。而后现代性如果一味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不仅终结了传统,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将终结其自身。

三后现代主义思潮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开始广泛出现的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文化思潮,它涉及文学、艺术(包括建筑的风格等)、语言、历史、哲学等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诸多领域。虽然这一思潮至今仍处于一种纷繁复杂、多元化的发展状态,但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目的性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对现代文明发展的根基、传统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批判性反思。因此,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可以说为观照现代性提供了一面新的镜子,既折射出现代性与传统的矛盾,又折射出现代性自身矛盾的方方面面。

四科学主义思潮

科学主义思潮

指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一种思潮或运动。反对把自然科学看作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的哲学家把他们所反对的看法称为“科学主义”加以贬斥。但也有些不赞成科学“至高无上”的人不用这个贬义词,而恰当地把这种看法叫做认识论的基础主义和本体论的自然主义。罗蒂的著作《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年)出版以后,基础主义成为众矢之的。人们纷纷把当代西方哲学的走人死胡同,归咎于笛卡尔首创的基础主义。笛卡尔的论点大致是这样:科学是惟一的知识、永恒的真理。伦理的、美学的和神学的思想都将被科学的进步所排除。接受传统规范的惟一理由不过是,我们在一切实践领域还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的限度内,按照传统规则和基于经验的作法来生活是慎重的。这一点最重要,以下各点可由此直接或间接地推演出来;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在于它以主体中的明白清晰的观念为基础。这是知识的阿基米德点;自然科学之所以是客观实在的正确表象,是由于科学方法的应用。它成了一切知识的标准和范例;当一切知识都成为科学知识之日,就是一切人生问题(包括伦理道德问题)都得到解答之时。

科学主义思潮

是由实证主义发端,经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批判理性主义直到历史主义等学派组成的思潮。因其标榜科学方法论为研究对象而得名。

五社会思潮

社会思潮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反映一定阶段、一定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的一种思想倾向。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的社会思潮,是当代起主导作用的社会思潮,全民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影响下,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人事管理者可借助这一社会思潮的力量,适度加大舆论宣传,强化改革宣传的力度,有助于人事改革的社会思潮的形成。

社会思潮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上,具备某种相应的理论形态并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带有某种倾向性的思想趋势。

特征:

1.现代性

2.现实性

3.群体性

4.能动性

5.变动性

思潮的发生发展的规律:向着成熟的学术理论法着,向着普遍的社会心理发展,渗透,和沉淀,影响力不断扩大。

社会思潮具有6大特点:

(1)历史性。表现为社会思潮总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并带有该时代的印记,对该时代人们的精神层面、生活层面起着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影响。

(2)区域性。表现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文化背景、生产力水平的差异而生成的各异的社会思潮。社会思潮有国外引进的,也有本土产生的。

(3)群体性。表现为社会思潮在一定阶级或阶层的人群中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与支持,显现出绝大多数人的共鸣与趋同。

(4)功利性。表现为社会思潮作为一定社会利益集团的一种愿望表达,它总是带有明显的目的亦即功利色彩,与其利益和要求联系在一起。

(5)变异性。表现为社会思潮的时效,并非一成不变。当现有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方向一致时,其思潮就能保持、维护、控制在稳定的状态;反之,就会刺激社会信息反馈机制的调整,迫使意识形态升级换代,以新的面目出现。

(6)症候性。表现为社会思潮是社会心理和社会情感的表征,是政治、经济矛盾运动的直接反映。大量社会潜意识的产生和郁积会蔓延成某种症候,并以象征化的符号来宣泄。

社会思潮也可以定义为:经过思想家倡导而在大众中持续流行,与时代和社会重大问题相关的较系统较集中的那些思想观点的运动。

区别社会思潮与几个相关概念的关系

1.社会思潮与社会意识:社会思潮是社会意识的特殊运动形式

2.社会思潮与学术派别:

相同点:都有主题代表观点基本的学术立场和兴衰

不同点:影响不同,社会思潮影响更广泛

寿命不同,学派会衰落,思潮的影响却不败

学术派别的思想理论是社会思潮的核心,是社会思潮的理论代表。

学术派别的领袖也有可能成为社会思潮的代表。

3.社会思潮与“社会热点”

相同点:都是舆论和大众的思想的反映。

不同点:持续时间不同,“热点”热得快冷得也快,社会思潮潮起潮落,持续不断。

两者是互动的,社会思潮可以与“热点”结合,广泛传播

社会思潮的发生:

历史前提:

1.社会意识的客观化

2.精神文化的专门化

3.传播媒介的大众化

现实基础:

客观:大改革大动乱的时代,为解决社会出现的重大问题。

主观:精神领袖思想家的出现;人民大众的参与

社会思潮的传播途径和方式:

经过三级层面传播(分三级扩散)

第一级专业学术界,这是思潮的源头,也是核心

第二级一般知识界

第三级社会公众

核心层的思想能否被第二层接受和热情拥护,是思想能否形成的关键

(一)实证主义思潮

亦称实证论。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创始人是法国哲学家孔德(1798—1857)。实证论者标榜自身是“科学的哲学家”,只承认“实证的”(“确实的”)事实,实际上是只承认主观经验,认为人们不可能也不必要认识事物的本质,科学只是主观经验的描写,不反映任何客观规律。他们把承认客观物质世界存在的哲学叫做“形而上学”,横加攻击,提出了“取消形而上学”的口号。还把自己的学说说成是既反对唯物主义又反对唯心主义的第三条路线。实际上是以此为烟幕,来偷运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许多哲学流派,如经验批判主义、逻辑实证论等,都是实证论的变种。

实证主义思潮发韧于上个世纪的三十—六十年代。它师承英国经验主义,后来又接受了大陆唯理主义的逻辑分析方法,其阵地也由英、法扩展到德语国家和美国。这

种经验主义与逻辑分析合流的形式虽几经变化,但其影响则经久不衰.成为现代西方哲学中最主要的和最有影响的流派之一。

实证主义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要以实证自然科学的精神来改造和超

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流派。中国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接受实证主义的影响。西方实证主义和中国实证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颇具影响力。

作为一种具有明确规定的哲学思潮,实证主义开始于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实证哲学”;但作为一种哲学传统,实证主义却根置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之中。根据当代波兰哲学史家科拉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的分析,古希腊斯多亚学派的怀疑论提出的一种现象主义观点应当被看作实证主义的雏形,这种观点认为,经验能够使我们确定给定的对象是否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外表,但我们却无法由此推断对象事实上的确正如它的外表所呈现的一样,因而我们必须区分经验材料的真实内容与我们由此推断的事物自身具有的性质。[2] 中世纪晚期的罗杰尔·培根和奥康的思想,同样表达了一种关于人类认识范围和有效性的实证主义观点,他们在与目的论神学的论战中强调了人类技术对自然的控制作用:如罗杰尔·培根就明确指出,知识的价值只能用使用的效果加以衡量,而获得知识的唯一合理手段就是实验和几何推演;奥康以“极端唯名论”的方式提出的“奥康剃刀”清除了一切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实体,严格区分了尘世的知识和宗教的信仰,认为后者是无法证明的,也是无需证明的。当然,中世纪经院哲学在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唯名论,而唯名论本身并不是一种实证主义观点,因为它关心的仍然是知识的构成和来源,而不是关于构成知识的原则和标准。而且,中世纪晚期的一些经验主义萌芽,主要关注的也是如何得到事物本身,虽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而是大自然撒播于一切生灵之中的初隐“力量”。

实证主义的思想在17世纪开始呈现最初形态,它与近代机械论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伽里略的科学观直接形成了与传统世界观的对立:科学的任务不是去增加自然及其属性的数量,而是大量地去描述一切可以测量的现象。伽里略的理想实验超出了经验材料的范围,开始确立科学理想的重要性,即为一切实验确立理想条件。这正是后来的实证主义哲学确立科学规范的开端。17世纪实证主义思想的最主要代表是伽桑迪,他在1624年的文章中直接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宣称形而上学的思辨是没有结果的,而合理的目的论思想也是不可靠的。他认为,一切值得探究的知识都会是不完善的,我们基于天生的认知手段而得到的东西,都不过是具有可能性而已,这样的知识是无法宣称可以发现世界的“本性”或万物的“本质”的。伽桑迪的思想反映了法国知识分子思想通常具有的朴实特征,即不要询问用定义无法回答的问题,如关于上帝的问题或关于宇宙本性的问题,我们只能对各种不同的答案保持开放的心态,以便将来的科学能够给出更好的回答。

从今天的角度看,17世纪西欧哲学中发生的重要事件是笛卡尔的《论方法》(1 637)、《第一哲学沉思》(1641)和莱布尼兹的《单子论》的出版,因为正是这些著作开始把整个西方哲学真正引入对人类知识的性质及其形式的考察,而哲学才第一

次被明确地规定为“正确指导理性和寻求科学真理的方法”(笛卡尔)。从此,“理性”在哲学话语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并成为衡量一切人类知识的最高准则。虽然在严格的意义上不能把笛卡尔和莱布尼兹看作是实证主义者,但他们却持有实证主义者的一个共同信念,即认为任何以不可见的力量去解释世界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我们不能为以无法清楚地表达的东西去解释自然过程而留下地盘。在笛卡尔和莱布尼兹看来,科学应当使世界摆脱神秘,应当用真实的知识填补我们认识上的空白,而不是用华丽的辞藻去掩饰我们的无知。所以,笛卡尔就用外延概念去解释传统的带有神秘色彩的实体,而用思想去解释被看作思维之实体的灵魂。虽然从当代语言哲学的角度看,笛卡尔对物质与灵魂的绝对分离是造成后来西方哲学陷入身心问题困境的根源,但在17世纪的哲学中,笛卡尔把广延的实体和思维的实体区分为物质(外延)和思想(灵魂),这种做法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至少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笛卡尔把一切实体都放到了保证清晰确实的理性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在所有声称隐藏了某种本质的实体理论中都没有任何真正有意义的、对自然的描述有所贡献的内容。因为在他看来,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实际的事物属性,而在这些属性背后并没有什么隐藏的“自然”。他把自己的使命看作是发现可以接受为绝对必然的而不只是纯粹分析的真理,而这样的真理就只能用数学的形式来表达,“因为遵循正确的秩序和精确地陈述我们正在研究的所有情况,这就是那个赋予算术规则以确定性东西的全部”。[3] 由于经验知识本身具有欺骗性和不确定性,其内容也缺乏任何必然性,它们无法使我们达到任何确定的关于存在的断定,所以,笛卡尔提出,我们就只能在其他地方去寻找无可置疑的知识标准,而数学作为演绎知识的模式恰好可以在科学中得到普遍运用,我们由此也才能够建立起作为必然真理的自然科学。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笛卡尔甚至提出,要得到关于物体的运动及其相互作用的基本规律,完全可以不需要经验的材料,而只需要仔细地分析外延、物体、运动、阻力等概念就可以了。

从表面上看,笛卡尔的这种思想的确与实证主义者追求必然真理的理想有相似之处。然而,至少作为一种哲学方法,实证主义还有一条最为重要的信念,即知识只有在具有分析特征的情况下才是必然的,就是说,可以称作具有必然性的知识并不是关于世界的知识,而是具有重言式特征的一些命题,它们的真是由构成它们的那些词的意义决定的,这并不要求经验的或实验的证实标准。这样,在实证主义者看来,必然的知识并不告诉我们世界实际上是什么样子,也不包括任何存在性的判断,不涉及到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现实的过程。但在笛卡尔看来,真正有价值的知识不仅仅是要告诉我们实际发生的某些东西,而且要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是必然要发生的。这种看法的前面一点把他与实证主义者区分开来,而后面一点则把他与经验论区分开来了。

在强调知识的必然性方面,莱布尼兹比笛卡尔更为彻底。在他看来,一切经验知识都是偶然的;我们既无法通过这种偶然的知识去把握世界,又无法用这样的知识去证明世界的存在,所以,我们就只能用充足理由律去证明世界的存在就是世界的本质,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同一性命题中,我们才能看到必然的知识。而这样的必然知识也只有几何学的分析真理才能向我们提供。由于莱布尼兹曾周游列国,对当时的世界版图有丰富的经验知识。因而在他看来,几何学本身并不能从经验的积累中得到,而只能

是来自对上帝本质的认识。他提出的“普遍语言”概念就是一种对人类认识表达可以采用的普遍形式的理想。用现代语言来说,这种“普遍语言”概念就表现在用逻辑语法建立起来的一种“理想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所有的词都只有在句子中才有意义,而所有的句子又都是通过对所保包含的词的意义的分析而得到意义的,所以,这种语言中的句子只能是分析的,或者说在性质上是分析的。

18世纪的英国经验论对笛卡尔主义的一个主要攻击,就是对必然知识的这种独断论主张。巴克莱认为,所谓必然的知识应当包括对经验事实的判断,因为只有来自经验的判断才能成为我们知觉的内容。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试图准确地阐明所谓的“所与”(given)的本质,我们就会发现它就在于不可观察到的物理对象的性质。而由于我们无法离开感知而达到这样的性质,所以,对“所与”的本质的认识也只能是在我们对对象的感知中。而且,根据他的观点,由于根本不存在离开了感知的任何本质,所以我们对这种本质的认识也是不可能的。他写道:“我担保,可感知事物的存在就在于它们是可以被感知的,而不是它们实际上被感知。”[4] 巴克莱与实证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他否认了物质实体的存在,或者说,否定了对世界存在的形而上学说明,仅仅强调由感知所构成的经验命题对世界本质认识的关键作用。但他的思想中仍然存在与实证主义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希望祛除一切对人类知识无关紧要的或有害的说法,要求一切真正的知识都必定是能够经受对表达这种知识的句子意义的分析的。

从今天的角度看,在18世纪后逐渐形成的所谓唯理论与经验论之间表面对立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深刻的一致,这就是对关于世界的偶然知识与关于永恒之物的必然知识的严格区分:对笛卡尔和莱布尼兹来说,只有在性质上为分析的知识才是必然的,但这样的知识不是关于世界的,而是一些重言式命题,它们表现为某些必然发生的内容;而且它们是无法通过经验的手段得到的,只能是来自某种先天的东西,这就为上帝的存在留下了合理的证明;同样,巴克莱明确地区分了在我们的感知中呈现的内容与无法有效地引入感知中的东西,如物质的存在。巴克莱区分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存在即被感知”,但他由此也表明了对物质世界的态度,即从经验感知中消除关于世界存在的无神论解释。从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对立中可以看出,它们实际上是对这样两种知识区分采取的截然不同的选择态度:唯理论明显地反对关于世界的偶然知识,强调对永恒之物的必然知识的把握;经验论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即使是数学和几何学的命题同样源自经验,同样是对经验材料的概括而已。

休谟在西方近代实证主义思想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他通常被看作是经验论的主要代表,但他在处理两种知识的关系上却与洛克、巴克莱等人的经验论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正是这种差别使得当代哲学家把休谟放到了实证主义的阵营。逻辑实证主义者把休谟看作是他们思想的先驱之一,而科拉克夫斯基则直接把他称做“实证主义哲学的真正鼻祖”。

休谟区分了“印象”和“观念”,但认为关于观念之间关系的知识是不需要观念之外的经验观察的:它们只是由相似、相反、不同程度的性质以及数量等关系构成的。对这些关系的研究是数学学科的内容,与外在的世界无涉,数学命题的真取决于这些命题所使用的概念以及概念之间推理关系的自明性。休谟由此认为,虽然关于事实的判

断告诉了我们关于存在的内容,但它们却不包含必然性的知识,所以,人类关于事实判断的经验知识是有局限的,从这样的知识中我们无法得到关于必然性的知识。休谟怀疑论的要旨就是否定了所谓的“规律”命题反映了事物自身的必然性,而认为必然性只能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存在于我们由联想产生的思维习惯之中。休谟对因果概念和本体概念的批判,导致了后来的实证主义者完全抛弃实在论的形而上学,否认存在任何先天的认识对象,放弃对科学中的必然因果性的追求,主张对知识采取概率论的立场。可以说,从19世纪初开始复兴的整个实证主义哲学思潮,都是沿着休谟的怀疑和批判的思路展开的。

当然,实证主义在19世纪欧洲的复兴还与当时的哲学背景有关。根据当代著名的哲学史学家科普林斯顿(Frederick Copleston)和哈姆林(D. W. Hamlyn)等人的分析,19世纪的欧洲哲学中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倾向,一种是在德国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黑格尔唯心主义以及对它的反对,一种是在英国和法国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经验论哲学以及对它的反对。[5] 黑格尔通过对理念的逻辑推演建立的绝对精神体系,遭到了他的同时代人叔本华以及随后的尼采和基尔凯哥尔等人从不同立场和角度的批判,由此形成了19世纪后半叶风起云涌的唯意志主义、生存哲学以及所谓的后黑格尔哲学,当然还有在黑格尔哲学内部出现的新黑格尔主义。这些不同思潮虽然形式各异、观点分歧,但都可以看作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不同反应,这就使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但在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哲学界,情况则完全不同。

在英国,19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是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和边沁(J eremy Bentham)。詹姆斯·密尔是后来成为英国实证主义哲学最大代表的J. S. 密尔(旧译“穆勒”)的父亲。他于1829年出版的《人类心灵现象分析》成为当时的联想主义的大众手册。这种联想主义的基本原则主要来自休谟,但又结合了英国心理学家哈特利(David Hartley)在他的《人之观察》(1749)中提出的关于心理学的一般原则,根据这些原则,一切心理现象都可以派生于某些原子感觉,因为一切观念都依赖于印象,而一切复杂印象又都依赖于更为简单的印象。边沁把心理学上的享乐主义看作人类行为的支配原则,认为痛苦与快乐是人类的“主宰”,他由此派生出著名的功利主义道德原则,即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获得最大数量的最大快乐。这个理论后来被哈奇森进一步推向极端。但边沁本人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所提倡的道德心理学原则会产生如此的功利主义,他在《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1789)中只是表明了一种可以被普遍接受的立法标准和具体实施惩罚的使用标准,即惩罚的程度只有在它具有普遍的功用时才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事实上,密尔的《功利主义》(1863)就是对边沁这个理论的进一步发挥,使之具有更为普遍的道德意义。

然而,当经验论在英国大行其道而黑格尔主义在德国已落入末途并将被新康德主义取而代之的时候,黑格尔主义却开始在英国(主要是在牛津)逐渐兴起。但这种英国式的黑格尔主义与德国的不同,它更注重理念发展的认识论层面,带有一些英国经验论的影子。而且,如布拉德雷(F. H. Bradley)这样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甚至否认自己是黑格尔主义者。英国黑格尔主义的特点就是用康德的认识论修正黑格尔的纯粹

精神概念,其中的主要代表是格林(T. H. Green)、包桑葵(Bernard Bosanquet)和布拉德雷等人。格林反对经验论或感觉论对原子感觉的强调,认为对实在的认识必须包括了对关系的认识,但关系本身不是由关系者带来的,而是由心灵赋予的。包桑葵特别在逻辑学和美学思想中继承了黑格尔的传统,被看作是最为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当然,19世纪英国最大的绝对唯心主义者还是布拉德雷。但他的思想主要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主要著作《逻辑原理》(1883)和《表象与实在》(1893)都发表于19世纪晚期,所以他的思想对19世纪英国实证主义的产生没有带来直接影响,但却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新实证主义产生的直接导火索。

在法国,由于受到18世纪启蒙运动的深刻影响,19世纪的法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社会政治色彩。哲学家们关注的问题都不像德国或英国哲学那样抽象玄妙的形而上学问题,而是非常具体的问题。如19世纪初较为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团体“意识形态者”(les idéologues)就明确地把研究人类观念和语言表达的起源作为他们的重要目的之一。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德·莱西(Destutt de Tracy)在他的《意识形态原理》(1801)第一卷中明确指出,他要关心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而是人类的语言能力和其他天赋能力,认为这种研究正是为逻辑学、伦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提供基础。在他看来,这样的一些能力主要包括情感、记忆、判断和意志。而19世纪初最为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德·拜伦(Maine de Biran)则直接把研究人类的思维能力作为自己的工作方向。他于1802年发表的《习惯对思维能力的影响》一文为他获得了法兰西学院的奖励,1805年又以另一篇论思想的文章再次获奖,并由此被选入法兰西学院的院士。[6] 与德国哲学家不同,法国哲学家在讨论思想能力或观念起源时,他们并不是求助于先天的观念作用,而是更加唯物地从物理学、生理学、化学或心理学等学科中获取资源,把人类观念和语言的形成看作一个自然的过程,是人类大脑中所发生的各种反应的产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卡巴尼斯(Cabanis)所说的名言:“大脑分泌思想就像肝脏分泌胆汁一样”。.法国哲学的这个特点正是孔德实证哲学得以产生的深厚思想根源。

除了强调从各门自然科学中寻找思想资源之外,19世纪的法国哲学还特别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哲学家们的思想往往带有明显的政治取向和社会哲学目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但从哲学的角度看,这与法国哲学的浪漫主义的思想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政治哲学领域,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官方哲学是所谓的“精英主义”(Eclecticism)。它竭力鼓吹制度化的君主立宪体制,反对拿破仑时代的独裁统治,但又反对当时的社会理论家所宣传的革命尚未成功的主张。以罗耶—阔拉德(Paul Royer-Collard)、孔辛(Victor Cousin)和约夫里埃(Théod ore Simon Jouffroy)为主要代表的这种精英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妥协精神。他们把自己的政治理论看作是一种明智的精英主义,能够取各种不同体系中的精华,将其结合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他们的哲学立场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以及孔狄亚克的感觉论。在社会哲学领域,以傅立叶(Marie Charles Fourier)、圣西门(Co mte de Saint-Simon)和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为主要代表的所谓社会改革主义者坚持认为法国大革命没有完成历史使命,但要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结构

并不需要流血的革命,而只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他们的社会主张通常被看作是一种乌托邦而遭到马克思等人的深刻批判,但他们的社会理想却反映了法国哲学家和一般知识分子特有的浪漫主义精神。这也是孔德的实证哲学得以建立的思想背景。

(二)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在不同的语境下,或者不同的历史阶段,拥有不同的含义,但它们都有类似的本质:是一种强调既有价值或现状的政治哲学。保守主义一般是相对激进而言的,而不是相对进步而言的。保守主义并不反对进步,只是反对激进的进步,宁愿采取比较稳妥的方式。在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英美两国,现代的保守主义政党通常倾向于小政府、自由市场的经济架构、以及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有时候是军事的)对抗共产主义以及极权主义政权,以捍卫他们的保守价值不受威胁。保守主义是近、现代西方主要政治思潮之一。因历史背景不同和策略需要,保守主义有种种表现形式,但要求维护社会现状和历史传统,反对社会重大变革是其基本主张。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它形成于18世纪末。英国政治活动家E.伯克在《法国革命感想录》(1790)一书中首次明确表达了保守主义思想,奠定了保守主义思想的基础。

1.保守主义的思想发展

保守主义从来不曾产生过、也不太可能会产生如霍布斯的《利维坦》或洛克的《政府论》一般的系统性著作。也因此,保守主义一词的真正涵义在今天依然有待争论,许许多多的(也经常是互相矛盾的)政治意识型态或政党都与保守主义有所牵连。虽然政治思想在起源时便包含了许多可以被归类为保守主义的成分,一直到启蒙时代、尤其是1789年前后的法国大革命震撼欧洲后,保守主义才以一种政治态度或思想的面貌崭露头角。许多人指出在宗教改革时期,圣公会的神学家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强调为了社会和谐和公共利益而必须在政治上保持稳定,显现出了早期的保守主义思想。但保守主义一直要到埃德蒙·伯克写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后成为系统性的意识形态。英裔爱尔兰的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大力的反对法国大革命,但仍支持美国革命的目标。这些早期的保守思想通常坚持保守主义并非一种意识形态,因为他们认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理想有所牵连。伯克反对一个完全由抽象的理性所引导的“启蒙”社会。许多人认为伯克发展出了对于现代主义的批评,不过伯克从来不曾使用这一词,这一词也要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伯克担忧启蒙运动将会带来无法收拾的动乱,因此他主张应该保持传统的价值。伯克主张,一些人的理性必然少于其它人,因此如果这些人纯粹依靠理性行动,他们所运作的政府将会非常糟糕。对于伯克而言,政府的架构不该是由抽象的“理性”所组成,而是应该遵循国家长久以来的既定发展模式、以及如家庭和教会等重要的社会传统。“我们担忧人们会依照自身的理性主导其生活和交易,因为我们怀疑每个人的理性其实是相当有限的,因此个人最好是依靠于国家的既有传统。许多哲学家们都不会试着挑战传统,而是会利用他们的聪敏,寻找尚未被他们发掘的智慧。如果他们真的找到了,他们也会选择继续保留传统,同时将理性融入其中,而非完全抛离传统单纯依靠理性;因为传统,夹带着其本身的理性,也会允许理性有所活动,这种互动关系是永恒不变的。”伯克主张,比起纯粹抽象(例

如“理性”)的事物,传统更能作为立身处世的依据。因为传统经历了数个世代的智慧和考验,“理性”则可能只是一个人的偏见,不但未经时间的考验,最多也只能代表一个世代的智慧。任何既有的价值观或传统都是经历了过去的时光考验才流传下来的,因此都应该被尊重。不过,保守主义并不反对变革。如同伯克所写道的:“无法接受改变的国家是无法生存的。”但他们坚持变革必须是透过有系统、有条理的改变,而非突然爆发的革命。革命为了某种理论或学说,会试图改变人类社会中复杂的人类互动关系,这将会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伯克大力呼吁应该避免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对于保守主义者而言,人类社会有时是根深蒂固而体制健全的;为了达成某种意识形态的计划而随意修改之和形塑之将会造成无法预料的灾难。保守主义也强烈支持财产的权利。对于18世纪的辉格党而言,没有任何东西比财产权利更为神圣的了,财产权使得个人的利益考虑高过那些华丽却不实际的理论。随着拿破仑时代的结束,维也纳会议象征了保守主义在欧洲复兴的开端,抗衡经由法国大革命产生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

2.保守主义的流派

(1)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是一种主张保存自身文化或民族传统的哲学。文化在这里指的可以是相当广泛的西方文化或是中国文明、又或者小至西藏文明。文化保守主义试图采纳过去遗留下来的传统和制度。这种传统可能是不切实际的,例如在英国反对公制度量衡的运动,要求保持英国传统的度量衡标准。保守主义也可以是制度性的:在西方这可能包括了骑士制度和封建制度、或者是资本主义和法治。而在东方,中国的国家科举制度、以及在印度的文化宽容传统都是保守主义的例子。而依据社会保守主义的理论,传统也可以是道德性的。例如在某些文化里堕胎和同性恋被认为是错误的。一些文化里则禁止妇女在公共场合暴露她们的面貌或四肢,认为那是不道德的举动,那些文化里的保守主义者也往往会支持以法律禁止那样的举动。其它的保守主义者则采取较正面的做法,支持好撒马利亚人法、或者其它需要公共慈善协助的法律,以此发扬他们的传统文化。文化保守主义通常主张,由于既有的传统已经在文化或制度上占有其一席之地,也因此应该被保留。文化保守主义并不一定会接受其它不属于他们的文化,这取决于他们的开放性程度。许多保守主义者相信普世的道德价值,但其它一些人则认为道德可能因为国家和民族差异而有所不同,因此只支持属于他们既有的文化。因此对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而言,在法国已被普遍接受的某种概念,并不一定适合套用至德国和其它国家。

(2)宗教保守主义

宗教保守主义试图保存特定宗教的教义,有时会试着传播这些教义的价值观,又或者会试图将这些价值观写入法律条文。宗教保守主义也可能会支持现世的传统。有时候宗教保守主义可能会感到其自身与当地的文化产生冲突。而在一些国家,两个或多个宗教的保守主义者也可能会产生冲突,两派都宣称自己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并指责对方的观点。宗教保守主义与其它形式的保守主义不同,因为他们的形式相当多。许多宗教保守主义者反对一切改变,因为他们认为其信仰是来自于全能而不变的上帝。被宗教保守主义所影响的政府可能会以实际政策提倡其传统价值,例如在欧盟就

有一些保守主义的团体试着将特定的保守价值写入欧盟宪法。若望·保禄二世也曾游说欧盟在宪法里提及上帝,但最后仍没有成功。而一些既有宗教的基本教义派运动,则显示出了宗教保守主义也可能会与现有社会秩序产生矛盾,他们可能会试图推翻既有现况,以回归理想中更为传统和正当的社会,有时也会以相当严格的方式解释圣经字句。这样的激进运动有时也可能是为了对抗既有政治体制的滥用、腐败、或违背教义。新教的宗教改革便是这样的例子之一。在伊斯兰里,伊斯兰原教主义(Salafi)运动经常在政治和社会上采取激进行动,也因此常被大多数主流的伊斯兰政府所压制。原教主义者试着将他们对于伊斯兰社会的理想—亦即穆罕默德那个时代的社会,强加于他人之上,他们也经常会使用暴力的手段。他们反对伊斯兰社会后期的发展,也因此常被分类为激进的宗教保守主义。类似的现象事实上在全世界的许多宗教里都曾发生,有时候,这种冲突反映了传统社会与过去500年内才出现的现代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冲突。许多在现代世界被称为激进宗教保守主义标签的运动,其实只是将传统宗教理想混合上现代的、欧洲革命哲学的融合—有时甚至是马克思主义。

(3)财政保守主义

财政保守主义是一种经济哲学,强调政府在开支和借债上应采取谨慎保守的态度。埃德蒙·伯克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里写下了这个原则:“一个公民社会最初的理念所保障的,在于每个公民所拥有的财产,而非国家所要求的债主权利。公民对于其财产的权利是最首要的、最至高无上的、而又最不可侵犯的。个人的财产,无论是透过自行挣取而来、或是透过遗产继承、或者来自其它人所赠与的物品,在任何情况下,皆不属于国家所拥有……政府无论是由君王或是议会所统治,其所拥有的财产仅只限于公共财产,而其公共财产也只能来自于大多数公民所自愿给予的财产部分。”换句话说,一个政府并没有权利去借取大量债务、而又将其负担加诸于纳税人的身上;纳税人所拥有的抵抗苛刻税赋的权利,甚至要早于帮忙政府偿还债务的义务。

(4)经济保守主义

经济保守主义延伸了财政保守主义对于金融政策的保守态度,主张政府不应该随意干预市场的运作。有时候这种保守态度也延伸至“小政府”的哲学。经济保守主义支持自由市场、以及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在意识形态上,经济保守主义可以追溯至“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亚当·斯密、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米尔顿·佛利民、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都是经济保守主义的代表,因此经济保守主义也被称为经济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上都支持自由市场的理念:从支持个人自由的理念延伸至对于自由市场的支持。艾茵·兰德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都从道德层面切入,主张自由市场是唯一道德的经济体制。传统自由主义反抗专制的政治权威、支持个人的自决,因此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是唯一道德的经济体制。而在另一方面,现代的保守主义者—以欧美为主的保守主义,则是以实际的层面切入支持自由市场,他们主张自由市场是最具生产力的市场。因此现代保守主义对于自由市场的支持不一定是绝对性的,而仅是出于实际上的考虑。这种支持不是道德性或意识形态的,而是出于埃德蒙·伯克的理念:能够运作的最好的体制就是正确的体制。欧美保守主义在经济上支持小政府的理念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重视公民社会的重要性。如果政府在经济上扮演极大的角色,人们便会感觉自己不须负担太多的社会责任,也因

此这种责任会被政府所承担下来,而高昂的税赋便不可避免了。应该注意的是,虽然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历史上达成自由市场理念的途径并不相同,但在今天这种差异却相当难以区分。很少有政治家会支持自由市场仅仅是出自于“因为那较具生产力”或“因为那是正确的”,而是通常会混合这两者。这种混淆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自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保守主义在政治运动上都处在同一张“保守主义雨伞”下所造成的。财政保守主义和经济保守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支持、以及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支持,并不一定会和社会保守主义及宗教保守主义的理念相符合。除此之外,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运作也大幅改变了既有的社会秩序,如同圈地运动和其它类似的改革,将原先传统淳朴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商业为主的现代社会,同时也可能改变社会上对于性议题的态度,例如对于色情产业的态度。在这些经济和社会政策交叉问题上,不同流派的保守主义之间也可能会产生极大的冲突。

3.不同地区的政治保守主义

在西方世界民主国家,“保守派”和“右派”两词经常是可以互换的,几乎成了同义词。虽然这并非完全正确,但两者的确重叠性极高。同样的两者所反对的事物也几乎一样:左派(虽然左派团体和个人也可能抱持着保守的社会和文化态度,但他们在政治上通常会被与保守主义运动区隔开来)。而在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上,保守派和右派通常都支持自由市场—尽管这在欧洲比较少见。而在道德和伦理的议题上—例如对于堕胎的反对—也经常都是那些被称为保守派和右派的人士。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支持稳定、逐步的改革而非激进的改变。许多保守派也反对那些排外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然而这些人通常也被归类为政治的右派,这就如同许多自由主义者也反对左派的共产主义思想一般。贸易保护主义和反移民的政策也经常会和那些支持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保守派产生冲突。受到了早期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如埃德蒙·伯克和大卫·休谟的影响,一些保守主义者也反对军事的干预主义,伯克认为帝国主义是与保守主义的传统完全冲突的,因为帝国主义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殖民社会。不过,一些支持神权政治、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的人也常被称为保守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也常被归类为保守派,有时候一些“正统的”保守派也会与这些人联合。英国保守党便是大英帝国概念的强烈支持者。“正统的”保守派与那些被称为极右派的人士之间的重叠程度通常是取决于一些政治上的禁忌,而非相当严谨的意识形态差异。在欧洲的议会制度下,保守派通常会与中立派甚至是左派相结盟,而非仇外而又民粹主义的极右派,虽然许多批评者也认为保守派采取了极右派的理念。

(1)美国保守主义

在美国,保守主义一词是集合了众多政治意识形态的称呼,包括了经济保守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社会保守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同时支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反对国际主义、并提倡地方州的权利。现代的美国保守主义在20世纪后半期结合为一股政治意识形态,以响应20世纪初期以来因为经济大恐慌而出现的许多社会和政治改变,在冷战中美国保守主义强调与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对抗,并在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初期在经济上展开一连串撤销管制的自由放任政策,反对罗斯福以降的新政。美国政治两百年来基本是两党政治。两个政党之间,虽然共同拥有一些基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但也存在着许多分歧,尤其在面向变革方面,正好存在着一个相

对支持变革的政党,又称为左翼;和一个相对反对变革的政党,又称为右翼。前者就是民主党,后者则是共和党。美国的共和党,并不是18,19世纪的英国托利党。托利党主张加强王权,加大政府的权力。相反,美国共和党反对大政府,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反对政府过大权力对公民造成损害。虽然美国共和党被称为保守主义政党,但和经典的保守主义,还是不同的。这也证明了为什么保守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都拥有不同的含义。虽然保守主义在两大党都曾经有一定数量的派系存在,但到了今天民主党内的保守主义派系早已消失殆尽,目前几乎所有的保守派都自认为共和党支持者。在2000年和2004年,大约80%自称为保守派的人都投票给了共和党。美国现代共和党在政治和理论上的基础,可以追溯到20世纪几位著名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经济学家:哈耶克,佛利民等。哈耶克就自称是一个老辉格党人。只是相对于现代西方的自由社会主义思潮,他们坚守19世纪自由主义传统,反对社会主义,因此被称为保守主义。在美国,“自由主义”一词早已改变了原意,哈耶克认为涵义的改变是从罗斯福任内开始的,罗斯福实行的新政在当时被贴上社会主义和左翼的标签,由于担心这些标签的负面影响,罗斯福于是改自称为自由主义者。自从那时开始,“自由主义”一词在美国改变了涵义,与原本18和19世纪的自由主义完全不同了。哈耶克便主张他并不是所谓的保守主义者,反而他才是真的自由主义者,而那些新自由主义者只是冒充者,他也因此一直拒绝放弃这种称呼。美国保守主义又有许多不同的定义,保守主义一词也可以套用至各种的理念或意识形态。a. 经典保守主义或称传统保守主义、古典保守主义:反对在政府和社会制度上的激进变革,这种形式的保守主义其实是反意识形态的,因为其强调程序(稳定而不急躁的改革)高过特定结果(任何形式的理想政府)。对于经典保守主义而言,只要改变是经由正当的法治程序、而非经由革命或突然的变动,那么不管最后的政府是属于右派或左派都是正当的。b. 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又称右派保守主义:与反意识形态的经典保守主义相较,右派保守主义如同其名称所代表的,支持特定的意识形态。其意识型态通常又可以分为上述的社会保守主义、财政保守主义、和经济保守主义。这些子意识形态包含了许多英语国家的保守派支持者,这些子意识形态也常会被个别地吸纳入其它政治立场上。c. 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是美国近年来出现的一种保守主义,由于有别于美国共和党传统保守主义,因此称为“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主要是从自由主义转变而来。一些左派自由主义分子,反对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主义的激进变革,思想趋于保守,从而形成新保守主义。他们的思想根源,和传统保守主义不一样,传统保守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伯克思想基础上的。但新保守主义并不信奉伯克的思想。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倡导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和平,也不得不与鹰派妥协,去打击世界上奉行“恐怖主义”与“包庇主义”的国家或地区,这就是“先发制人”战略,也经常被人戏称为“国家恐怖主义”,其典型正是伊拉克战争。d. 古保守主义(Paleoconservatism)在1980年代为对抗新保守主义而崛起,强调传统、公民社会、古典联邦主义以及基督教的传统。他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中央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试图改造人性的邪恶举动。古保守主义者主张,西方社会的主流政治势力已经抛弃了创造和形塑其文明的传统和价值观,也因此他们认为保守派必须反对现状。在政治上,他们极力反对中

央集权,强调权力分散、地方自治、私人财产、以及将官僚机构最小化。在社会上他们主张传统主义,支持基督教道德秩序,并宣称小家庭为人类文明的轴心。他们认为多文化、多种族、而又奉行平等主义的社会在本质上是绝对不会稳定的。他们也反对美国干预他国的战争。

(2)英国保守主义

埃德蒙·伯克经常被视为是英美地区的保守主义之父。在英国,伯克的保守主义继续发展,但其影响早已不限于英国本土,遍及美国的发展使其不再特定于英国的保守主义了。伯克的保守主义与当代的英国保守主义并没有相当明确而有系统的连结。身为一个老辉格党员,伯克绝对不是所谓“保守派的创始人”。最早的保守主义产生于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那些反对激烈变革,反对革命的人,被称为保守分子。由于当时的革命对象是君主和贵族,所以保守分子又被称为王权分子或者保皇党人。18世纪和19世纪初,经过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已经进入现代民主政治,或者说政党政治。也有人称之为披着君主外衣的共和国。当时英国政坛有两个主要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辉格党人具有自由主义色彩,主张变革,反对王权。托利党人则坚守传统,反对变革,支持王权。相对于辉格党,托利党被称为奉行保守主义的政党。辉格党后来逐渐演变成了英国的自由党,托利党则是现在保守党的前身。托利党反映了农村地主阶级的政治态度,并且支持君王体制、圣公会、家庭伦理,并支持私人财产以保障社会秩序。到了工业革命的开端,工业和科技的发展显然将会破坏这些以农村为主的框架,新出现的产业精英份子也被视为是社会秩序的大敌。在这个时候,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爵士试图将新的工业阶级与托利党传统的地主阶级融合,在1846年他说服了地主们支持撤销谷物法。在他的努力下,一个新的政治团体出现了,他们在试着保障传统秩序的同时也接受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的概念。传统地主和产业份子的融合最后产生了新的保守党。本杰明·迪斯雷利给了这个新政党一个政治意识形态。在年轻时他被浪漫主义运动和当时流行的中世纪复古风潮所影响,并发展出了一套对于工业主义的批评。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回归到一个理想中合作性的社会,在之中每个人都必须对其他人或团体负起责任。这种统一概念在英国政治里仍是重要的传统之一。这也启发了后来许多保守派政府所进行的社会改革。由迪斯雷利领导的保守派政府承认了劳工阶级的投票权利。他主张许多劳工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也可以是传统保守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结盟、加上工党的崛起,加速了自由主义在1920年代的垮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守党接受了许多由工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政策,这种让步在实际上是为了重新获取权力,但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自2 0世纪初期开始计划经济以及国有化的概念成了当时跨政党的共识,这主要是受到了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不过,到了1980年代,在玛格利特·撒切尔的领导下,保守党回归到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并私有化了大量的国有企业。

(3)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

在欧洲大陆,保守主义的主流通常是以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为代表。这些政党组成了欧洲人民党(European People's Party)—欧洲议会里的主要政党联盟之一。这些政党通常是起源自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的天主教政党,拥护天主教的社会理念。随着时间发展,

保守主义逐渐成了他们的主要政治意识形态,天主教色彩也逐渐淡去。德国的基民党、以及其联盟政党拜恩基督教社会联盟都是属于新教-天主教结合的政党。而在北欧,保守主义通常是由自由保守主义的政党如瑞典的温和党(Moderate Party)和丹麦的保守人民党为代表。在国内政策上,这些政党通常支持市场为主的政策,一般也会从商业团体和白领职业阶级获得支持。而在国际上,他们则会支持欧盟以及国防的重要。一般而言欧洲的保守派在许多社会和经济议题上会比美国保守派采取更为温和的态度。他们也较少反对福利国家政策的那些目标,虽然他们也会关心商业环境的发展。不过,一些团体也采取了更进一步的自由放任政策,尤其是因为受到了撒切尔主义的影响。欧洲的保守主义团体通常强调在政治上采取谨慎、温和的态度,主张应以已经实践过的做法为主,反对激进主义和未经实践的社会实验。对于高阶文化和既定政治制度—如君主政体的支持也在欧洲保守派之间相当常见。主流的保守派团体通常也坚定的支持欧盟。

4.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

保守主义在关于人类本性的哲学问题上认为人性是有缺陷的,相信社会弊病只可减缓而难以根除。保守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反对一切激进的革命和革新,主张节制政治,以妥协手段调和各种社会势力的利益冲突。保守主义视国家为一个有机体,局部不能离开整体而独立生存;地位和财产不平等是自然形成的,社会的领导权应属于素质优秀的贤人而非群众领袖。保守主义强调代表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法律和秩序,维护传统社会纽带诸如家庭、伦理、宗教等。主要代表贵族、资产阶级等上层阶级的利益,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民、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工人、无职业者等其他阶级或阶层中的保守分子的要求。

(三)感伤主义

sentimentalism

感伤主义文学是18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末发生在英国的一股文学潮流。产业革命以后,现实矛盾加剧,人们开始对理性社会产生怀疑,但又无可奈何,只得寄希望于艺术和情感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逃避。感伤主义这一潮流在文学形式方面将欧洲带入一个新阶段。他不仅是19世纪初欧洲声势浩大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而且可以说是现代派文学的源头。传统小说大都以情节为基础,遵循着因果规律重新组织现实生活,而感伤主义则开辟了一种以心理为载体掺和外部现实世界的投影的叙事方式。这种新方式的产生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感伤主义是因英国作家斯特恩的小说《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旅行》而得名。

又称主情主义。因排斥理性,崇尚感情,也称前浪漫主义。感伤主义发源于英国,后传入法国、俄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斯特恩、哥尔斯密斯、葛雷,法国的卢梭、伏尔泰,俄国的卡拉姆津,德国的里希特、海涅等。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中下层资产阶级文人深感社会贫富不均,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得不到保障,感伤情绪日渐浓厚。感伤主义正是这种情绪在文学上的表现。它注意内心的情感,夸大感情的作用,强调感情的自然流露,重视自然景物

的描写,特别强调对个性和个人的精神生活的刻画。认为文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细致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不幸的生活遭遇,以唤起读者的同情和共鸣。它表现了对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的不满,也体现了对贵族阶级崇尚的理性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反抗。有的感伤主义作家脱离现实,放任个人感情,沉迷于多愁善感之中,甚至赞美过去,歌颂黑暗、死亡,带有浓厚的悲观绝望情绪。作品多用第一人称,大多采用日记、旅行记、书信体和回忆录等形式。

(四)消费主义思潮

把个人的自我满足和快乐放到第一位的消费思潮或风气。该思潮促使人们不断追求新的消费品,以满足自己的精神快乐。消费已不再看作一种手段,而看成目的本身,为消费而消费。

(五)中华新辞赋运动

中华新辞赋运动及其发起人名单

“桐城文章甲天下,是谓…桐城文派?。天下辞赋出桐城,乃称…桐城赋派?。”是的,桐城文化博大而精深,厚重而邃远。自清代姚鼐创立桐城文派以来,其派主宰了几乎整个当时的中国文坛,可谓独领风骚、影响深远。但1919年新文化运动使之销声匿迹、荡然不存。今天,当代网络国学日益复兴,辞赋日益繁荣,网络里兴起了一种辞赋复苏的思潮,谓之以“中华新辞赋运动”。其起始于新千年之初,互联网风靡之时,伴随着“中华辞赋网”、“中国骈文网”、“中辞网”等几个国学网站和一批国学大师而活跃成新的文化社会形态。不仅存在于虚拟国度,还触及当代信息社会的任何角落。因此,“中华新辞赋运动”,其实质是国学在辞赋领域里的兴起,也是古典文化以辞赋形式的回归与复兴。这场运动首发于“文都·桐城”,迅速蔓延泛长江流域,波及黄淮,远涉港澳台,在地球北纬30度线附近形成了壮美浓郁的人文奇观。桐城——“中国·文都”,位于安徽省中部偏西南,长江北岸,大别山东麓,为江淮文化圈的发祥地和集中地。早在春秋时代,即称桐国,历史悠久,人文勃兴,代有英才。为安徽历史文化名城,黄梅戏曲之乡。丰厚的物质基础,很适合创造一种新的文明,而且有桐城文派孕育的富于创造的文化基因,所以中国桐城赋派,横空出世,应运而生。其创始人,潘承祥先生继而领导了这场有规模有组织有影响的国学辞赋骈文复兴运动,旨在翊护承传宏扬光大振兴推介悠悠中华五千年优秀文化奇葩——辞赋骈文。

目前,这场运动,风云因之而变色,大海缘此起波涛;文坛竟而哗哗然,网海居然隆隆焉。震撼大中华,波及港澳台;翘楚亚非拉,威慑欧美加。气势恢弘,颇具包举宇内之雄;生机蓬勃,大有席卷全球之势。从而引导整个中华国学的文化复兴,推动华夏文明的再度昌盛。既创造了一个作家群,又解放了文化生产力。目前参与此项运动的名人、学者、专家等繁繁若星,越来越多。其主要发起人有:孙继纲、袁瑞良、潘承祥、张友茂、周晓明、詹杭伦、王铁、天山客、张心豪、王志清、布茂岭、贾玉宝、范曾、王金铃、颜麒麟、魏明伦、雪川、陈恩田、张昌余、

何开四、沈不沉、郝丽云、刘翔、章方松、陈章汉、病龙、陈仁德、王秉德、胡雪松、董晋、钱明锵、姚平、于海洲、韩邦亭、杨纪伟、王庆位、潘斌、刘长焕、易晓闻、陈秀冬、蒋红岩、戴永斌、向征、贺晓贤、屈金星、倪文涛等等。

因此,这场范围广泛的“中华新辞赋运动”,是当代一场声势浩大的国学思想解放运动。中华辞赋家联合会等十多家辞赋学术机构联合提供。

辞赋思潮

辞赋思潮,辞赋革新称谓,“中华辞赋革新运动”的特定学术名词。该词汇由中华辞赋革新派提出。指在当代历史阶段和特定的中国地域内形成的,与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群体的精神需求相适应的,具有广泛影响的辞赋思想和辞赋创作的潮流。辞赋思潮在概念上比辞赋思想要宽泛得多,它不只是在个别或少数辞赋家的创作中有所反映,而是表现为许多有影响的辞赋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自觉地实践某种共同的辞赋革新文学纲领,形成一种遍及全社会的辞赋的思想趋向。“辞赋革新,在社会上是否形成广泛的影响及其持续时间的长短,是区别其他文学思潮和其他文学思想的重要标志。辞赋文学思潮也不同于辞赋流派和辞赋文学创作方法。辞赋流派通常表现为由个性的思想和艺术的共性,而不一定由纲领上的共性联系着的辞赋家家集团——出现辞赋流派,但并不一定能形成辞赋思潮。(学者-日不落语)”。

辞赋思潮,可包容各种不同赋派和辞赋创作方法。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辞赋思潮、赋派和辞赋创作方法才发生重合。辞赋创作方法,是指赋家认识和反映现实生活所依据的总的原则,这种总的原则并不一定依附于赋派或辞赋思潮。譬如,中华辞赋革新运动中,中华辞赋革新四大家,日不落、蒋红岩、陈瑞萍、刘志强等人,则是未倚赖任何流派的辞赋家,而进行辞赋——丁亥维新的。

辞赋思潮的出现,由多种因素形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变化,由此产生的新的文化消费思想要求的萌芽,是辞赋思潮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此外,中华辞赋,丰厚的、历史的、文化的材料准备(比如,发达的辉煌的汉赋时代,所遗留的精神与典籍等等)与辞赋思潮的形成也具有渊源关系。尤其是中华辞赋第一辞赋收藏家蒋红岩先生,与学者日不落所创立的“中华辞赋社区,全球最大、世界首家——辞赋文化网络社区、科技文化平台(蒋红岩语)”,开创了中华辞赋革新思潮,迅速前进的阶段,提前到来。

辞赋思潮,在当代历史时期内占主导地位,也称辞赋文学革新主潮。辞赋主潮,以进步的文学思想、以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相一致,与时代发展的洪流相表里,反映辞赋文化前进的历史方向。但在辞赋主潮出现和发展的同时,往往也会出现与之相对立的潮流。如顽固的辞赋保守利益集团——“潘岸辞赋寡头二人”,强烈攻讦中华辞赋革新派,因为潘岸二人的辞赋创作出发点,必然伴随着消极的商业的本质因素。不过,消极主义产生于前,积极主义形成于后;消极主义持续的时间短,不久就被作为辞赋主潮的积极的革新义取代,是中华辞赋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浅谈中国现代建筑的民族性表达

浅谈中国现代建筑的民族性表达 摘要:在“世界一体化”和“城市化”的时代浪潮中,提高“软实力”以及加强城市文化建设成为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作为艺术和文化载体的建筑也应该为弘扬民族文化和加强民族凝聚力作出应有的贡献,现代建筑的民族化是实现这一任务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现代建筑;现代性;民族性表达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时代、环境和种族是影响文化艺术的三大要素。作为艺术门类之一的建筑也是如此。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气候条件、自然资源对建筑结构形式、艺术风格等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生活于不同地区和不同气候条件的民族,其建筑的结构形式和艺术风格也不同,而这种结构形式和艺术风格一旦形成,就对这个民族的审美产生影响,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其物质形态积淀、升华,融入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从而形成特定的建筑审美定势和价值趋向并内化为本民族建筑艺术的传统。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建筑的形式是和当时的功能要求与技术水平密切契合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了近代工业生产,现代建筑材料和新的建筑技术的产生以及由于社会的发展而引起人们新的需求和新的审美观念的产生,再加上国内西洋式教堂、学校和外国使领馆等现代建筑的引领作用,中国传统建筑开始了与西方建筑交汇融合的过程。 这个过程可以用一个坐标来表示,横坐标是西方化,纵坐标是民族化,复古主义者希望只民族化,不要西方化,沿平行于纵轴的方向前进;殖民主义者希望只西方化,不要民族化,沿平行于横轴的方向前进。 中国现代建筑的民族化探索主要可以分为早期探索阶段(20世纪20年代以前)、繁荣创作期(20年代至30年代)、日本“帝冠式”的移植期(30年代后期)、新探索时期(50年代以后)四个阶段。早期探索阶段是西方建筑与中国建筑最初的交汇阶段,民族化探索尚处于不自觉的摸索之中,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一新功能、旧形式的建筑;二是新形式、旧功能的洋式门面:三是中国式教会建筑。繁荣创作期出现了南京中山陵、南京中央博物院等一批高水平的作品,但这批建筑大多数只注重单体建筑的造型设计,忽略了中国传统建筑中最富有生命力的群体组合艺术。这一时期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的建筑,不光研究民族建筑外部的形式特征,同时也研究其空间构成,至此,对中国现代建筑的民族性表达这一课题的研究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是中国现代建筑民族表达的典范。 苏州博物馆新馆采用金属、玻璃等现代建筑材料表达中国传统建筑的“土木结构”的形式,且对其构成元素的外型进行了几何化处理,体现了现代性和民族

现代性问题与文化研究

现代性问题与文化研究 标签:现代性问题与文化研究分类:现代性专题2009-10-10 21:03 现代性问题与文化研究 作者:陈筠泉 现代性自产生之时起就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资本的全球扩张,现代性矛盾更是日趋尖锐和激化,终于酿成了今日的深重危机。有的学者把这种危机称之为“现代性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现代西方思想家重新反思和批判现代性,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的思想。在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中,我赞成这样一种看法:要摆脱现代性危机,必须超越既有的现代性。采用有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思路,对现代性予以整体的颠覆和彻底的解构,这绝对不是一种可取的办法。真正可行的办法是,正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并通过矛盾的合理解决,以求现代性的正常发展,使之更有利于人类与社会的进步。 一 应当看到,文化问题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受到重视,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的、现实的根源。在当今世界,国际格局的改变,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社会主义运动面临挑战,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等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把人本身的价值和命运、人类的生命和发展问题以十分尖锐的形式凸显出来。因此,文化问题的研究热潮,归根到底不过是集中地反映了对人的关注。启蒙主义思想家重视人类行为的自然机制,但未能揭示文化不同于自然的特性。他们把“自然人”当作理想的人,认为“自然人”体现着尚未被文明“污染”的人的“本性”,并企图从“自然人”身上找到建立合乎人性的公正的社会制度的根基。但马克思却认为,启蒙主义思想家所谓的“自然人”,纯属“十八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他说:这种十八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但是,在这些十八世纪的“预

傅伟勋创造性诠释思想的文化现代性启示

傅伟勋创造性诠释思想的文化现代性启示 傅伟勋创造性诠释思想的内容主要含涉五个层次,即“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创谓”,其中层次之间各有次序,不可随意僭越。这一思想有不同于其他诠释思想的理论特点,主要包括创造性的“误读”、对特殊方法论的一般性超越、辨证开放的学术性格和对化约主义的批判性。创造性诠释思想是傅伟勋文本诠释和理论创造的方法论基础,其实质是对传统文化现代性重建的一种探索,以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标签:傅伟勋;创造性诠释;传统文化;现代性重建 20世纪70年代,中国哲学的研究有了较大发展,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与世界交流的日益广泛,中国哲学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和冲击,这些矛盾的关键点集中在“中国哲学是否是一种真正的哲学”,即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哲学仅是一种“道德哲学”,而不是西方哲学式的“思辨哲学”[1]。作为一个对东西方哲学都有着深入研究经验的学者,傅伟勋认为中国哲学有着相当丰富的哲学资料,它在形而上学、宗教哲学、心性论、伦理学等方面足以与西方哲学相抗衡。但是中国哲学的问题在于一般方法论的缺失,在他看来,为应对西方哲学的冲击,中国学者必须打破传统德性之知重于见闻之知的片面看法,设法早日解决中国方法论的建立课题[2]13。1972年,傅教授开始构想创造性的诠释学,并于1974年12月6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研讨会俱乐部上,作了以“创造的诠释学——道家形而上学与海德格尔”为题的演讲,首次公开这一方法论[3]18。 一、创造性诠释思想的主要内容 创造性诠释思想作为一种一般方法论的内容,自上而下共分为五个层次,即“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创谓”。 第一,“实谓”层次——“原思想家(或原典)实际上说了什么”。这是纯客观语詞呈现的阶段,关于这一层次,傅伟勋借用了英国日常语言分析学派的表达,即这是一种“习惯地只说出了口的语言活动”,它“约略等于发出具有某种意思与指谓的某种语句”。在该层次,它仍停留在纯客观性的语词呈现状态,并表现为一种“朴素的原始资料”而已。因此,诠释者在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便是对原典的寻找。 第二,“意谓”层次——“原思想家想要表达什么”或“他所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这一层次的主要关涉对原典的诠释,实行一种创造性的对谈,在傅伟勋看来,这种对谈应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即诠释者的主体性方面和原典本身的诠释方面。首先就诠释者的主体性这一方面说,诠释者所需要的是一种如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所说的“随后体验”的态度。即为了能够与原文作者更好“对谈”,并增加对原典的深刻了解,诠释学者还必须设法了解原思想家的生平传记、时代背景以及思想发展的历程等等。这一层面的文本分析包括三种,即脉络、逻辑分析以及层面

现代性的理解

现代性的理解 1,马克思和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理解。 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经常用“现代”这个词语来“表示资产阶级的兴起、经济的成长、资本主义的确立、他们政治上的表达以及后来——但不是最终——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些历史事实的批判”。列斐伏尔的这句话包含两个领域的话题:政治、经济。这两个领域关系密切,但也可以作为两个独立的对象进行阐述。列斐伏尔接着引用了马克思的两段话,这两段画主要讲述的是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如何抽象出了形式上的普遍利益,个人(私人生活)也被抽象为个人利益(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而对国家、个人进行抽象的资产阶级时代是分离、分裂和两重性的。(8页对这三个词语的表述是“分离、分化和多重两分”,是一个意思,“革命性的实践起步于跨越鸿沟:私人与公共、专门与普遍、自然与人……”,这一句话应该是对“两重性”的具体表述)列斐伏尔在这样一个角度下具体讲述了马克思观察到的被称为现代性的一些分离的状况:私人生活与社会-政治实践的分离,理性与非理性的分离,表面的理性统一的背后是普遍的“非现实”。最后的结论是:只有通过革命性的实践才能改变这些分离状况,重建真正的统一。(马克思的现代性具有更多的政治内涵,而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则有很强的体验性,他试图将短暂、瞬间性纳入对现代性的解释当中。他在永恒和变动的两重性中注意抓住变动的一方,(永恒只是他的起点),因此他把现代等同于时尚,认为从短暂的、变动的意象中把握住的东西,与永恒之间存在神秘联系。换句话说,波德莱尔的理想是在现代资产阶级世界内部创造一个审美的艺术的世界,即所谓“世界化的世界”。这个世界追求的是时尚,他通过对时尚的把握来创造一个华丽的高级世界。也由此,波德莱尔没有马克思的那种追求自然的统一性的的倾向,他理解的自然是一个丛林的自然,是“咬啮和杀戮”产生的地方,人工技巧才是他的追求。 1848年革命使马克思看到了自己从哲学角度理解资产阶级世界(现代)的局限性,他开始采用“实证”的方式,更多地关注历史与经济。但是他对通过革命性的时间推翻资产阶级世界创造一个统一的世界的信念并没有变化。 1848年革命却使波德莱尔产生的变化。他“在身负革命和失败的创伤、满心厌恶资产阶级和斥责资产阶级世界的情况下,承认了革命性实践的失败,他挪用起两重性和分离性来,他与它们妥协了,他拒绝那样接受它们了,它们已不足以让他满意了,他极其厌烦它们,他深究它们,以便发掘出代替已失败了的真正变革的观念化变革的根源”。这里的它们应该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世界”。波德莱尔的妥协是指“接受资产阶级社会为‘世界’”,这一妥协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性这一概念羽翼渐丰,开始飞翔。波德莱尔接受了现代性所暗含的自我与真实、珍视与理念或可能之间的裂隙、分化,并试图用诗性语言构筑一个独特的审美世界,并以此抵抗、解决前述分化、二重性。词语在这里成了唯一的有效的武器,波德莱尔通过词语完成对资产阶级世界的蔑视、嘲弄。但是这种词语的“炼金术”仍然臣服于既定的环境,审美是出于环境之中的,虽然它的目的是展示和改变世界,但是词语本身却必将陷入孤独。 19世纪是资产阶级上升和进步的黄金时期,1905年发生的俄国革命宣告了世界正在转型,而沉浸在19世纪的好日子中的资产阶级连同它的哲学还没有反应过来。列斐伏尔说:“1905,一个突变。”它预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新技术发明急剧增殖并穿透了日常生活;“非连续性相伴涌来”,构成了对19世纪诸多领域的连续性的观念的冲击。(这一部分有几句话很费解。第9页下面,“每个试图安置知识和行动、社会政治生活后果的人将失去他们的立足之基。这是迟早的事。”和“还是此时,个人主义的时代结束了,集体组织的时代虽无绝对的突破,但已开始显露峥嵘;个人要为捍卫自己而竭力斗争,争得有效的桥头堡:相

贝克《风险社会》的主要内容.doc

贝克《风险社会》的主要内容 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他将现代社会解释为风险社会,标志着风险社会理论的诞生。该书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部分为“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风险社会概观”,文章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直接提出了现代社会面临的各种风险,认为现代社会就是一个风险四伏的社会。“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1] ,“在现代化进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破坏力被释放出来,即便人类的想像力也为之不知所措”。[2] 接着,贝克分析了风险产生的原因并讨论了现代社会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逻辑的可笑性。指出现代社会财富的制造者在制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制造大了风险,制造的财富分配于内部,而其制造的风险却让整个社会来承担。对于这些风险的界定,科学对理性的垄断打破了,夹杂了更多的政治成分和利益成分。即使是人们所依赖知识,也能以界定社会风险,“关于风险,不存在什么专家”[3]。而且,受知识的域限,越来越多的风险至今还没有被人类所认识到。在贝克看来,现代社会的某些风险随时会对人类造成致命的威胁,“换言之,定时炸弹在滴答作响。在这个意义上,风险预示一个需要避免的未来”[4]。更糟糕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步加快,风险也正在全球化,并发生着循环。这就造成了风险不仅威胁着风险的制造者,也威胁着无辜者。“那些生产风险或从中得益的人迟早会受到风险的报应。风险在它的扩散中展示了一种社会性的‘飞去来器效应’,即使是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也不会逃脱它们”,[5]“社会风险的循环可以总结如下:在现代风险的屋檐之下,罪魁祸首与受害者迟早会同一起来”。[6] 贝克进一步揭示道,当风险社会的制造者━━发达国家认识到以生态掠夺为代价的现代工业具有的一系列风险之后,便将危险的工业转移到了不发达国家,形成了新的国际不平等。“危险的工业已经转移到低工资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不是巧合。在极端的贫困和极端的风险之间存在系统的‘吸引’。在风险的分配的中转场里‘不发达的偏远角落’里的车站最受欢迎”。[7] 接下来在谈到风险社会中的知识政策时,贝克指出了人类知识的局限导致了大量风险的产生,也因此掩盖许多还没有认识到风险存在。同时,风险的产生也不仅仅是知识的域限问题,其实还有知识政策的问题。因为一旦知识政策的形成,就会因种种原因(如政治的推动力等)而延续知识风险,并进而进行新的风险的制造。因此,人类需要对风险社会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也是风险社会理念的价值所在,它使人们进入了一个推测时代。“风险社会标志着一个在日常感知和思考中的推测时代的黎明”。[8] 第二部分为“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生活形式和传统的消亡”。贝克指出,风险社会造成不仅仅是因工业生产导致的环境恶化风险以及种种技术风险,这些虽是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但只是其中之一。重要的是,风险社会脱离并重塑了工业社会内在的社会结构及其基本的生活行为的确定性━━社会阶级、家庭模式、性别身份、婚姻、亲子关系和职业。反思性现代化实质上解体了集体而催生了个体化,由此导致了生活形式和传统的消亡。“在西方福利国家,反思现代化消解了工业社会的传统参数:阶级文化,性别和家庭角色。它消解了这些工业社会的社会和政治的组织制度所依赖和参照的集体意识的形式。这些‘解传统化’(detraditionalization)发生在一种个体化的社会潮流中”。[9] 在论证反思现代性对流动劳动力市场的要求对婚姻和家庭造成的结果时,贝克说道:“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并不考虑个人的环境而要求流动。婚姻和家庭则要求相反的东西。考虑其最终的后果,现代性的市场模式意味着一个没有家庭和儿童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必须是独立的,自由接受市场的要求以确保其经济生存。市场主体最终是单个的个体,不受亲戚关系、婚姻或家庭的阻碍。结果,最终的市场社会是一个没有孩子的社会━━除非孩子是和可流动的、单身的父亲或母亲一起长大”。[10] 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现代性所导致的对核心家庭的解体,但是,无法阻止。“然而,借用韦伯的一个比喻,现代化不是一辆如果我们不喜欢就可以在下一个街角下来的马车”。[11] 所以,现代性的标准化、一致性特征要求个体化的发展和壮大,而个体模式也因适应这种要求而制度化,而这种个体化也就意味着生活在所有方面对市场的依赖。贝克举例说即使所有的人在家中各看各的电视,也显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一致性和标准化,体现出了从传统生活过程的脱离。同时,随着反思现代化社会对劳动的解标准化,社会的就业系统正从标准化的充分就业系统转向灵活多元的不充分就业系统,这就造成了个体的就业风险,也就是说个体的社会风险在这个系统中进一步增加。当前,解决这种风险的手段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在法律上保证最低工资的出现。“在这一反思性现代化理论中,社会发展的延续和断裂以某种方式相互交织并互为条件;从我们所知的工业标准化体系向未来灵活分散的不充分就业的断裂性发展,是基于一种以利润为导向的理性化的不变逻辑而发生的。大规模失业与特定生命阶段的对应关系,意味着就像失业的生命阶段已经成为大部分人标准生涯的一部分一样,现在作为完全就业与失业之综合的不充分就业正在被整合进就业体系。这一生涯‘规范化’有其制度对应物━━有着开放的终结。政治反映仍旧是核心。没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未来就会受到贫穷的威胁。随着法律上保证的最低工资的出现,我们会从这一发展中得到些许自由”。[12] 第三部分为“反思性现代化:论科学和政治的普遍化”,贝克从科学和政治两个方面去解释风险社会何以形成。贝克认为,科学本身内在的决策是造成风险的原因,“如果我们原来关心的是外因导致的危险(源自神和自然),那么今天风险的新的历史本性则来自内在的决策。它们同时依赖科学和社会的建构”。[13] 科学不再垄断一切,而且科学本身也在经历着持续性的断裂。“废黜科学的不是它们的失败而是它们的成功。你甚至可以说,科学在20世纪里越成功,它们最初的有效性要求就越快和越彻底地被相对化”。[14] 科学不论是在研究中还是在实践中,都是易错的,这必然导致风险的产生。所以,人类必须寻求一种科学理性的教育学,通过对自我生产的威胁的讨论使理性成为改变科学的理论,以规避风险。在谈到政治和风险的关系时,贝克认为,是人类建立的以政治为核心的规范和体系为各种风险保驾护航,正是政治(贝克描述为组织化的不负责任)障目了人们认识风险的眼睛,使风险隐藏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与所有更早的时代(包括工业社会)相比,风险社会的突出特征是一种缺乏:危险归因的不可能性。换言之,风险取决于决策;它们以工业方式被生产,并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政治上的反思性。所有早先的文化和社会发展阶段以各种方式面对这危险,今天的社会则通过它处置风险的方式而面对它自身。风险是人类活动和疏忽的反映,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表现。这意味着危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不再是因为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控制太完美了;不是那些脱离了人的把握的东西,而是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规范和体系。”[15] 同时,风险社会也导致了政治本身的反思和变化,贝克断言,未来的政治是适应反思性现代化而形成的分化了的没有中心的政治。“未来规划的出发点是政治的解放,这就是说,主流政治、附属政治、亚政治和替代政治的光谱在彻底分化的社会中在发达民主制的状况下出现了。我们对此的评估是,即使为了民主化的要求,政治缺乏核心的状况也不能再被颠倒过来。政治将自身在某种意义上一般化了,进而变得‘没有中心’”。[16] 总的来看,《风险社会》展示了贝克的现代社会观。他认为,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各种风险。现代的人类身处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风险的制造者以整个社会的风险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其中,主导西方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的制造,而且参与了对风险真相的掩盖。人类应该反思现代性,以应对现代社会的种种风险。 [1]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7:15. [2] 同上,第17页。 [3] 同上,第28页。 [4] 同上,第35页。 [5] 同上,第39页。 [6]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7:40. [7] 同上,第45页。 [8] 同上,第88页。 [9] 同上,第106页。 [10] 同上,第142页。 [11] 同上,第149页。 [12]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7:183. [13] 同上,第190页。 [14] 同上,第201页。 [15] 同上,第225页。 [16]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7:286~287 知识改变命运 1 / 1

现代社会的五大特征

《现代世界的诞生》延续早年《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这部革命性著作中的观点,麦克法兰以翔实的史料,颠覆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和彭慕兰等思想家和学者关于旧制度与现代世界“大分流”的经典理论,将现代世界的源头上溯至 12-18世纪工业化的英国与工业化的欧亚大陆之间的分道扬镳;并对现代性的本质和特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那就是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或曰宗教)等领域的彻底分立与组合。 在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麦克法兰的研究始终围绕着一个重要主题,即探究“现代世界”的起源和特征。在麦克法兰看来,其实许多“现代世界”的特征发源于英国,这个观点就类似于现代人类的非洲起源说。围绕这一观点,他发表了一系列英国历史文化研究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78年的《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从1990 年起,他7次访问日本,对日本和英国进行比较研究。自1996年起,他10次访问中国,并招收中国学生,2011年他还将自己15000多种图书资料捐赠给清华大学。麦克法兰作品中文版从2003年开始出版,第一本是《玻璃的世界》,其他还包括《给莉莉的信》、《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日本镜中行》、《启蒙之所,智识之源》等。 现代社会的五大特征 现代世界起源于哪里?麦克法兰的回答很干脆——就是英格兰,这也是《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的主题。其实早在20多年前,麦克法兰就提出了这个理论。 1978年,在他的《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一书里,麦克法兰就已经主张,英格兰和欧洲大陆其他地区从12世纪起开始分流,他把“大分流”推前了几个世纪,而且大分流发生在欧洲。在他看来,从那时候开始,英格兰就开始具备了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没有发生革命性变化。 现代社会的五大特征 麦克法兰说,现代社会有五大表征:恰到好处的人口结构;政治支柱——即政治自由;特定的社会结构——即家庭的力量必须被削弱,基于血统的严格的社会分层必须被消除,一个开放的流动的,较为精英主义的体系必须被建立,公民的首要忠诚对象必须是国家而不是任何其他因血缘而来的团体;一种全新的财富生产方式的兴起——今人所称的“工业革命”;特定的认知方式——科学和世俗的思维模式。 中国需要强大的民间组织机构 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中,麦克法兰强调了个人主义对现代性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英格兰与中国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是一个充分的现代社会,英格兰文明立足的是个人,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完整缩影,都有其内在的权利和责任。而中国则是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立足于集体的文明,个人只有同其他人结合起来才能变得完整。也就是说,中国尚未完全实现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彻底分立。

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内容提要: 本文系作者1999 年5 月26 日在北京大学为文科学生所作的演讲, 主要介绍美国学者杰姆逊关于" 后现代" 文化研究的方法、观点及其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价值, 并借助其理论来观照分析当代中国( 包括大陆和台港地区) 的一些文化现象, 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化是否已经进入杰姆逊所称的" 后现代阶段"? 作者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事实上并没有完成, 同时试图解释" 后现代" 问题何以在中国引起热烈争论的原因。" 现代性" 和" 后现代性" 相互交融的状况, 正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复杂性。 1985 年秋天, 美国教授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Jameson) 在北大举行了为期四个月的演讲, 这些演讲后来辑成《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又再版了这本书," 后现代", 或者说"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这个名词, 据我所知就是杰姆逊教授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在当时来说, 此举相当大胆, 因为他80 年代初才开始从单篇文章中提出了他的后现代理论, 而他的那本" 大书" 《后现代主义--- 后期资本主义的逻辑》, 就是访问北大后问世的。换言之, 他第一次向世人介绍自己的后现代理论和文化理论, 是在北京大学。我想这对于北大是一个相当大的荣誉。最近我又重读这本书, 仍然觉得受益良多。 来北大之前, 我又买了一本杰姆逊教授最新出版的论文集

---TheCulturalTurn (Verso,1998), 译成中文名为《文化转向》, 意即当代整个文化批评和文化理论的文化转向。书中收录了他写于1983 年到1998 年的8 篇论文,1983 年那篇经典性的论文《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也在其中。这本书受到美国各个学界的重视, 我从前的同事, 现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 也是马克思主义者, PerryAnderson, 本来要为这本书作序, 结果却越写越长, 竟至成书, 名为 TheOriginsofPostmodernity(Verso,1998), 即《后现代性的来源》。以介绍杰姆逊入手,Anderson 把整个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来龙去脉都展现出来。据Anderson 说, 这个名词最早见于西班牙文坛, 后来在1950 年左右, 中国革命刚刚成功时, 有一位美国诗人CharlesOrson 提出了一个主张:20 世纪的上半叶是现代, 下半叶就是后现代; 后现代的动力不是西方, 而是第三世界, 特别是中国的革命。这样说来, 中国与西方后现代的起源可能还有一层关系。 当然, 另一个重要观点是杰姆逊教授在其北大的演讲中提出的, 他认为所谓文化上的现代和后现代, 是和整个西方经济历史的发展相关的。所谓现代主义是文学、艺术上的名词, 而现代性是较为广义的文化历史上名词。他把这个时期定在1880 年左右到1930 年左右; 而他认为后现代阶段是从1960 年前后开始的。这是他的一种历史分期法。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有非常大的区别, 因为现代性所表现的是资本主义盛期的状况, 他引用了列宁的名言: 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端, 就是帝国主义。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资本开始向世界发展, 这种发展到了最

李欧梵 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_New

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美国) 李欧梵 内容提要:本文系作者1999年5月26日在北京大学为文科学生所作的演讲,主要介绍美国学者杰姆逊关于"后现代"文化研究的方法、观点及其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价值,并借助其理论来观照分析当代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港地区)的一些文化现象,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化是否已经进入杰姆逊所称的"后现代阶段"?作者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事实上并没有完成,同时试图解释"后现代"问题何以在中国引起热烈争论的原因。"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互交融的状况,正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复杂性。1985年秋天,美国教授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Jameson)在北大举行了为期四个月的演讲,这些演讲后来辑成《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又再版了这本书,"后现代",或者说"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这个名词,据我所知就是杰姆逊教授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在当时来说,此举相当大胆,因为他80年代初才开始从单

篇文章中提出了他的后现代理论,而他的那本"大书"《后现代主义后期资本主义的逻辑》,就是访问北大后问世的。换言之,他第一次向世人介绍自己的后现代理论和文化理论,是在北京大学。我想这对于北大是一个相当大的荣誉。最近我又重读这本书,仍然觉得受益良多。来北大之前,我又买了一本杰姆逊教授最新出版的论文集TheCulturalTurn (Verso ,1998),译成中文名为《文化转向》,意即当代整个文化批评和文化理论的文化转向。书中收录了他写于1983年到1998年的8篇论文,1983年那篇经典性的论文《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也在其中。这本书受到美国各个学界的重视,我从前的同事,现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也是马克思主义者,PerryAnderson ,本来要为这本书作序,结果却越写越长,竟至成书,名为TheOriginsofPostmodernity (Verso ,1998),即《后现代性的来源》。以介绍杰姆逊入手,Anderson把整个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来龙去脉都展现出来。据Anderson 说,这个名词最早见于西班牙文坛,后来在1950年左右,中国革命刚刚成功时,有一位美国诗人

贝克《风险社会》的主要内容

贝克《风险社会》的主要内容 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他将现代社会解释为风险社会,标志着风险社会理论的诞生。该书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部分为“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风险社会概观”,文章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直接提出了现代社会面临的各种风险,认为现代社会就是一个风险四伏的社会。“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1] ,“在现代化进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破坏力被释放出来,即便人类的想像力也为之不知所措”。[2] 接着,贝克分析了风险产生的原因并讨论了现代社会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逻辑的可笑性。指出现代社会财富的制造者在制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制造大了风险,制造的财富分配于内部,而其制造的风险却让整个社会来承担。对于这些风险的界定,科学对理性的垄断打破了,夹杂了更多的政治成分和利益成分。即使是人们所依赖知识,也能以界定社会风险,“关于风险,不存在什么专家” [3]。而且,受知识的域限,越来越多的风险至今还没有被人类所认识到。在贝克看来,现代社会的某些风险随时会对人类造成致命的威胁,“换言之,定时炸弹在滴答作响。在这个意义上,风险预示一个需要避免的未来”[4]。更糟糕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步加快,风险也正在全球化,并发生着循环。这就造成了风险不仅威胁着风险的制造者,也威胁着无辜者。“那些生产风险或从中得益的人迟早会受到风险的报应。风险在它的扩散中展示了一种社会性的‘飞去来器效应’,即使是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也不会逃脱它们”,[5]“社会风险的循环可以总结如下:在现代风险的屋檐之下,罪魁祸首与受害者迟早会同一起来”。[6] 贝克进一步揭示道,当风险社会的制造者━━发达国家认识到以生态掠夺为代价的现代工业具有的一系列风险之后,便将危险的工业转移到了不发达国家,形成了新的国际不平等。“危险的工业已经转移到低工资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不是巧合。在极端的贫困和极端的风险之间存在系统的‘吸引’。在风险的分配的中转场里‘不发达的偏远角落’里的车站最受欢迎”。 [7] 接下来在谈到风险社会中的知识政策时,贝克指出了人类知识的局限导致了大量风险的产生,也因此掩盖许多还没有认识到风险存在。同时,风险的产生也不仅仅是知识的域限问题,其实还有知识政策的问题。因为一旦知识政策的形成,就会因种种原因(如政治的推动力等)而延续知识风险,并进而进行新的风险的制造。因此,人类需要对风险社会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也是风险社会理念的价值所在,它使人们进入了一个推测时代。“风险社会标志着一个在日常感知和思考中的推测时代的黎明”。[8] 第二部分为“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生活形式和传统的消亡”。贝克指出,风险社会造成不仅仅是因工业生产导致的环境恶化风险以及种种技术风险,这些虽是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但只是其中之一。重要的是,风险社会脱离并重塑了工业社会内在的社会结构及其基本的生活行为的确定性━━社会阶级、家庭模式、性别身份、婚姻、亲子关系和职业。反思性现代化实质上解体了集体而催生了个体化,由此导致了生活形式和传统的消亡。“在西方福利国家,反思现代化消解了工业社会的传统参数:阶级文化,性别和家庭角色。它消解了这些工业社会的社会和政治的组织制度所依赖和参照的集体意识的形式。这些‘解传统化’(detraditionalization)发生在一种个体化的社会潮流中”。[9] 在论证反思现代性对流动劳动力市场的要求对婚姻和家庭造成的结果时,贝克说道:“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并不考虑个人的环境而要求流动。婚姻和家庭则要求相反的东西。考虑其最终的后果,现代性的市场模式意味着一个没有家庭和儿童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必须是独立的,自由接受市场的要求以确保其经济生存。市场主体最终是单个的个体,不受亲戚关系、婚姻或家庭的阻碍。结果,最终的市场社会是一个没有孩子的社会━━除非孩子是和可流动的、单身的父亲或母亲一起长大”。[10] 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现代性所导致的对核心家庭的解体,但是,无法阻止。“然而,借用韦伯的一个比喻,现代化不是一辆如果我们不喜欢就可以在下一个街角下来的马

现代-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可以说为观照现代性提供了一面新的镜子,既折射出现代性与传统的矛盾,又折射出现代性自身矛盾的方方面面。 ●一方面,后现代性从其反历史主义立场出发对现代性的局限单纯进行反向放大,显然具有“矫枉过正”之嫌; 另一方面,某些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采取的“反智识主义、反文化”的立场所导致的形式主义泛滥或玩世不恭的价值观念,其消极意义无疑是十分明显的。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决不是偶然的。它们既是现代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现实社会矛盾的具体反映,又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现代文明发展历史进程的批判性反思。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塑造了现代文明。相对于前现代的传统文明而言,现代文明作为一场划时代革命,扬弃与超越了既有传统。但当现代文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传统时,其自身的发展也同样要面对新的矛盾,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矛盾。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正是这一矛盾的具体体现。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开始广泛出现的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文化思潮,它涉及文学、艺术(包括建筑的风格等)、语言、历史、哲学等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诸多领域。虽然这一思潮至今仍处于一种纷繁复杂、多元化的发展状态,但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目的性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对现代文明发展的根基、传统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批判性反思。因此,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可以说为观照现代性提供了一面新的镜子,既折射出现代性与传统的矛盾,又折射出现代性自身矛盾的方方面面。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曾经指出,我们不应将现代性仅仅理解为处于前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时代,而更应把现代性当作一种态度来加以看待。这样,通过对现代性是进行辩护还是实施批判这两种态度的分析,就可辨别出什么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一般地说,现代性可以看作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所谓对“现代性进行辩护”的态度,就是立足于现代化对前现代传统的历史性超越,强调现代性作为文明发展目标的自主性和充分性等等。具体地说,现代性是指建立在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理想和机器文明基础上,以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制度为标志,以实现“经济繁荣、生活基本保障、生活质量的总的提高”为目标,与科学技术同步增长所确立的“中心化、组织化、专业化、制度化”的文明发展的基本原则。由于现代性奠基于近代启蒙思想理性、进步的价值观,其所追求的是“为人类普遍解放提供合理性”的基础和实现途径,因而体现出超越历史与文化传统差异的精神力量,特别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等物质力量的推动下,确立了现代性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普遍意义价值观的独特地位。 但随着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深入发展,在其取得巨大的物质性成就的同时,现代性也面临着新的矛盾和挑战。例如,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生活的商品化问题;科学技术广泛应用所引发的生态风险问题等等。这些消极现象的不断扩展,使得对“现代性的承诺”的质疑、批判、反思,逐渐构成了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旋律。 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范畴,后现代性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作为现代性的对立面而发展起来的。按照后现代性的观念,“现代性的承诺”的无法兑现乃至各种“异化”现象的不断出现,不仅说明现代性发展的普遍模式本身出了问题,而且意味着作为现代性根基和标志的“现代合理性”遭遇到了根本危机。例如,后现代性观念认为,现代性的价值观,普遍具有“对基础、权威、统一的迷恋”,“视主体性为基础和中心”,“坚持

风险社会——贝克

【德】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风险社会》 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新图C91/157 1、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威胁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它们在政治上是反思性的。(P19) 2、暗含的因果关系常常维持着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和暂时性。因此,我们甚至在风险的日常意识中,都是在处理一种理论的进而是科学化的意识。(P27) 3、即便在风险穿着数字和公式的外衣无声无息地接近我们的地方,它仍旧在根本上是局部化的,是值得去过的生活的受伤形象的数字浓缩。这些观念必须再度获得信仰,就是说,它们不能像那个样子被经历。在这个意义上,风险是客观化的乌托邦的消极意象,在那里,人类(或者还会剩下什么)在现代化进程中被保护和恢复。(P27) 4、就此而言,风险社会控制了冲突和一致的新的源泉。消除短缺的位置被消除风险所代替。即使仍旧缺乏旨在消除风险的政治组织的意识和形式,你仍可以说风险社会通过它释放的带来威胁的动力而削弱了民族国家以及那些军事同盟和经济集团的边界。阶级社会能够被组织为民族国家,风险社会则带来了“危险社区”,它最终只能被组织为联合国。(P54) 5、首先,风险的科学化程度在增加;其次,并与之相互联系,与风险的交往在增长。对现代化危险和风险的证明远不仅仅是批判,它也是一种首要的经济发展要素。在风险生产的过程中,“需要”被明确地去掉了它们最后的自然因素的支撑,并进而去掉它们的有限性和可满足性。(P65) 6、在西方福利国家,反思性现代化消解了工业社会的传统参数:阶级文化和意识、性别和家庭角色。对具有身份特征的社会阶级的“脱离”,结合着一种对性别身份的“脱离”,这首先表现在妇女变化了的状况上。(P108) 7、个体化的存在通过很多定性访谈和研究已经在经验上得到证明,它们都指向了一个核心的关注点:对控制个人自己的财富、时间、生活空间和身体要素。换言之,人们要求发展他们自己的生活观念并且能够据以行动的权利。无论这些要求如何可能是错觉和意识形态,它们都是不能忽略的现实。(P113) 8、学校教育意味着选择和规划自己的教育生活过程。受过教育的人成为他们自己的劳动境况的生产者,并且这种方式成为他们自己的社会生涯的生产者。受过教育的人将对境况的反思性知识与现代性前景结合起来,并且以这种方式变成反思性现代化的一个动因。(P115) 9、阶级不会仅仅因为传统的生活方式衰微就消失,结果,社会阶级从地区性的和特殊性的束缚和限制中解放出来。公司和工作场所都失去了作为冲突和认同形成的场所的意义。新的社会纽带形成和冲突发展的源泉出现了。它们首先存在于可归因的人种、种族、民族、性别、年龄等等的差别中;其次存在于新的和变化着的分化中,这些分化产生于社会关系和私人生活与认同方式领域里的反思性中,因而,内在于持续存在的社会不平等中的新的生活方式和群体认同开始出现。阶级社会的终结不是某种激烈的革命。(P121) 10、走向一种个体化雇员社会——个体化过程剥夺了社会认同的阶级差别(社会群体在自我理解和与其他群体的关系上都失去了他们的独有特征,它们也失去了它们独立的认同和成为一个成长性政治势力的机会),不平等绝没有消失(它们仅仅是以社会风险的个体化形式被重新界定了),为了应付社会问题,人们被迫组成政治和社会的联盟(然而这些不一定遵循如阶级模式这样的单一的模式,与其他所有的私人化生活隔离开的私人化生活的孤立,可以被异质化的社会和政治的事件和发展所击碎),永久的冲突倾向于依据可归因的特征而出现,这些特征现在和以往一样无可否认地和歧视联系在一起。(P123) 11、性别特征的归因是工业社会的基础,而某些传统的遗留不容易加以驱除;使人脱离阶级文化的个体化的动力,并没有在家庭的大门前停住脚步;在所有男女共同生活的模式中(婚前、婚姻、婚后),世纪的冲突爆发了。(P127、128) 12、生涯结构、生活阶段的替续已经被不断增长的生活期望所转变了;现代化,特别是在二战后这个阶段,重构了家庭劳动,一方面,家庭劳动的社会孤立决不是一种固有的结构性特征,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即生活世界解传统化的结果,在个体化过程之后,核心家庭加深了它们的边界,并且一种“孤立的生活”形成了,它依据保留下来的责任(阶级文化、邻里和熟人)来自我管理,只有以那种方式,家庭主妇的生活才是典型的孤立的工人的生活,另一方面,技术自动化的过程延伸进家庭劳动;如果母性仍旧是与传统女性角色的最牢固的联系纽带,就很难过分估价避孕和计划生育措施以及为了使妇女摆脱传统的要求而合法地终止妊娠的可能性的重

关于社会学家对于现代性理论的综述

关于社会学家对于现代性的理论 摘要:社会在不断的发展,而在当代社会学阶段,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旨趣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一定的回归,这一方面表现在对古典社会学理论的重视,人们纷纷回归到古典社会学理论中吸取养分,并把社会学古典时期的现代性议题重新纳入了讨论的范畴,本文将重点讨论早期的一些社会学家对于现代性的阐述与观点。 关键词: 现代性哈贝马斯理性化 正文: (一)前言 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关于现代性的阐述越来越多,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而且现代性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并且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德观念,建立了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立了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按照现代性最权威的理论家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一词为了将其看做古往进来变化的结果,也随着内容的更迭变化而反复再三的表达了一种与古代性的过去息息相关的时代的意识。而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关于现代性的定义是这样的:从根本上清除宗教神学笼罩在人头上的阴影,相信主体的力量,力求建立对世界内在的理性的解释,是所有的生活领域变成一个自在的有机组织。我们为了更好的了解及掌握现代性的理论,本文将阐述一些社会学家们的现代性理论并作比较。 (二) 主题 一般而言,启蒙运动是现代性理论的开端。“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的核心思想是从时代的科学经验,而不是从美学经验中生发的。启蒙思想家受牛顿科学成就的启发,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人类在现代自然科学中找到了理性的典范,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人类获取真理的普遍方法。启蒙精神的显著特征是科学的理性主义。科学既是合理性的典范,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工具。具有普遍性和确定性的自然科学和数学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哲学纷争,提供了一种理解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可靠工具。”科学、理性和进步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精神动力,启蒙精神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和乐观主义的。

基于现代性理念的地方建筑设计研究

基于现代性理念的地方建筑设计研究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建筑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其承载着人 们各方面的需求,对人们生活质量有着直接影响。所以,当前房屋建筑结构已经 不再是单纯的结构设计了,其更倾向于科学性与人性化。本文重点对当前房屋建 筑设计存在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希望给行业相关人士一定的参考 和借鉴。 关键词:现代;住宅建筑;设计 1房屋建筑结构设计概述 我国房屋建筑设计历史悠久,自古以来,人们就将房屋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这就给当前房屋建筑设计师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使他们少走了很多弯路。另一方面,虽然房屋建筑设计在我国历史相当悠久,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处于盲 目阶段,一味闭门造车,忽略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流和学习,从而使得当前国 内房屋建筑设计处于落后状态,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也导致国内房屋建筑设计 出现众多问题。 2概括住宅建筑施工图纸的基本内容 一般情况下,住宅建筑的施工设计图纸都是由文字和图片搭配而成的。其中,图形部分具体包括住宅建筑多个角度的剖面图。而文字部分则是住宅建筑设计施 工要点讲解、封面简介以及整个施工所应用的各项辅助设施说明等。而且住宅建 筑工程施工应当充分参考施工规划设计图纸,使工程质量达到现代化建设标准, 进而满足人们对住房的需求。 3深入剖析住宅施工设计存在的不足 3.1缺乏节能环保理念 随着当下社会公众对节能环保的重视,建筑作为高能耗行业代表,其节能设 计已然成为行业必然趋势,尽管建筑节能设计作为创新型独立学科,仍有部分设 计人员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无法深入理解该理念的内涵,对其缺乏应有的重视,使建筑图纸审核不符合规定现象屡见不鲜。除此之外,大部分施工图纸规划设计 人员由于专业水平有限,在面对不同类型墙体结构时,忽略了热工计算的重要性,对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缺乏准确的判断和调整,进而导致建筑材料的防火性能不 符合现代化标准,为工程埋下了安全隐患。 3.2建筑防火设计不达标 我国相关部门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严格约束了建筑物的防火设计,但是,当下部分施工设计单位在设计公用楼梯和地下室的过程中,并未严格执行 专业领域的法律法规,这使得民用住宅建筑不具备基本的防火性能,进而对公众 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与此同时,根据我国颁布的关于停车场设计方面的规范 条例可知,必须采用防火墙设计来分隔民用住宅建筑和相邻建筑。然而,当下大 多数民用住宅建筑施工规划设计,都忽略了防火墙的重要性,导致地下车库成为 极有可能发生火灾的源头,并且一旦发生火灾,相邻建筑会遭受波及,造成人员 伤亡。 3.3重时尚轻质量 就目前而言,建筑逐步成为衡量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对房屋建筑进 行设计的过程中,部分设计人员忽略了经济、环境、技术以及功能等众多因素,

相关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