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之佛经翻译及翻译思想考述
佛教研究
道安之佛经翻译及翻译思想考述
俞森林
提 要:道安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佛教学者和僧团领袖。虽不通梵语,但他整理考校旧译佛经,主持并参与佛经翻译,对佛教中国化功不可没。他从亲身实践中总结出的五失本,三不易!等翻译思想也为后世佛经翻译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佛经翻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考察道安对佛经翻译事业的贡献及其翻译思想。
俞森林,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
主题词:道安 佛经翻译 翻译思想
道安(312-385),常山扶柳(今河北省冀县境)人,12岁出家,20岁受具足戒!,24岁师事佛图澄。他一生博览众经,注经作序,编撰经录,注释佛典,制定僧尼轨范,主持佛经翻译,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学者和僧团领袖!?。正是在道安及其众多弟子的努力下,中国佛教逐渐扎根中国,并开始走向隋唐发展的高峰。本文拟考察道安对佛经翻译事业的贡献及其翻译思想。
一、整理、考校旧译佛经
大约公元335年,道安师事佛图澄,在禅修、戒律、毗昙、般若等佛学理论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佛图澄去世后,为避石氏内乱,道安在河北、山西一带山居,与竺法济、竺僧辅和竺道护等共同研究安世高翻译的#阴持入经?、#道地经?和#大十二门经?等禅学经典,并为之作注。公元364年以后南下襄阳,集中研习般若学。除每年讲两次#般若经?,并对#般若?#道行?#密迹?和#安般?等经作注之外,道安收集整理前朝旧译佛教经典,其#综理众经目录?便是在此期间产生的。
道安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系统整理译经,编纂经录的佛教学者。佛教传入中国以来,许多印度、西域及汉族僧人把大量佛经译成汉文,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手抄经本已经很多。有的佛经有多种不同译本(异经!),有的已不知译者(失译!)和译出年代,并且出现不少中国人编撰的伪托佛经。道安以前,虽有一些佛教学者编撰经录,对已有的佛典进行过整理,然诸录但列经名!,对品类时代盖阙而不纪,使得后人披览莫测根由!%,传经之人,名字弗记,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在此背景之下,道安着手撰写#经录?,以总集名目,表其时人,铨品新旧!&。
道安视外来译经为真经,中国人编撰者伪经!。他据此标准对当时已有佛经进行对照考证,编纂经录,其所著#综理众经目录?,或称#道安录?、#安录?,虽已佚失,但从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中可知其概貌。
#安录?包括古异经录(收录早期译出且已散失不全的佛典残篇92部92卷)、失译经录(收录译者姓名不详的佛典142部147卷)、凉土异经录(收录遗失译者姓名、流传于甘肃黄河以西地区的佛经59部79卷)、关中异经录(收录遗失译者姓名、流传于陕西关中地区的佛经24部24卷)、疑经录(收录道安鉴定为伪托的佛经26部30卷)等五部分,以译人年代为次,自后汉安世高至西晋末法立,共著录17家,343部、372卷。
#安录?开中国佛典目录学之先河,为后来长安译经作了很好的铺垫。僧祐评价#安录?云:爰自安公,始述名录,诠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伊人!,众经有据,实由其功。!?
道安不仅整理经录,还研究旧译佛经。因其本人不懂梵文,只好用异译来互相参照补充。为正确理解原意,他寻文比句,对勘同异!,对旧译诸经能正其谬误!。
经过对比研究,道安发现东汉支谶所译#道行品经?是#放光般若经?原本的节抄本。#道行?之翻译因本顺旨,转音如已,敬顺圣言,了不加饰也!,然而,经既抄撮,合成章指,音珠俗异,译人口传,自非三达!,因此不可能一一得本缘故!,颇有首尾隐者!。他将此经与仕行从于阗所得的#放光品?加以比较,发现#放光品?斥重省删,务今婉便,若其悉文,将三倍。善出无生,论空特巧,传译如是,难为继矣。!二家所出,足令大智焕尔阐幽。!他得出结论认为,抄经删削,所害必多,委本从圣,乃佛之至诚也!(。
道安详读#光赞般若经?,寻之玩之,欣有所益!,通过与#放光般若经?进行比较,感到互相补益,所悟实多!,发现二者系同本异译!,#放光?译本言少事约,删削复重,事事显炳,焕然易观也。!#光赞?译本言准天竺,事不加饰!。然而,两者也有其不足之处:#放光?从约必有所遗于天竺辞及腾每大简焉!, #光赞?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每至事首,辄多不便,诸反覆相明,又不显约也!)。道安到关中以后仍继续研究#放光?,晚年还找到了#放光?的梵本,请关中当时的译师昙摩蜱和传语者佛护进行校译。原译与梵本吻合者不再重译,对漏译、误译之处,则进行补充订正,得#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
对于#十二门经?,道安根据安世高善开禅数!而推断斯经似其所出!+。在#大十二门经序?中,道安认为,安世高之翻译,辞旨雅密,正而不艳,比诸禅经,最为精悉!,此经也,八音所诲,四道作训,约无乏,文重无简矣。精义入神,何以上乎?!但同时指出世高出经,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仓卒寻之,时有不达!,。
道安认为,#人本欲生经序?似安世高译为晋言也。言古文悉,义妙理婉。睹其幽堂之美,阙庭之富或寡矣。安每临览其文,欲疲不能!?。在#安般注序?中道安评价安世高之翻译云:其所出经,禅数最悉。! 他认为#阴持入经?浅识独见,滞而不达,夙宵抱疑,谘诹靡质。!因此,为析槃畅碍!而造兹注解!,以期对
未践者,少有微补! 。对竺法护之译经,道安认为,护公所出,若审得此公手目,纲领必正。凡所译经,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 !。
二、主持、参与佛经翻译
道安虽不通梵文,但他笃志经典,务在宣法!,不仅主持佛经翻译,使翻译得以有序进行,还亲自参与译事,常与沙门诠定音字,详核文旨!,虽兵乱都邑,伐鼓近郊!,仍工作不辍。在道安的主持和参与之下,译出众经百余万言! ?。
道安的佛经翻译事业始于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前秦皇帝苻坚笃信佛教,对时处襄阳的道安久已仰之,方欲取之,以辅朕躬! #。公元378年,苻坚派大将苻丕率军攻打襄阳。次年二月,攻克襄阳,道安被送往前秦国都长安,安置在五重寺。在长安居住的七年期间,道安将主要精力用于主持并参与佛经翻译。
道安之前虽有大量佛经翻译,但多属个人翻译,并无固定人员共同参与,加之来华高僧只在传教之余翻译佛经,更无朝廷支持。受人力、财力所限,只能译出小经小品,不仅文体不一,译名混淆,而且缺乏系统。
道安入长安后,凭借在佛学界的特殊地位,身边很快聚集了一批优秀翻译人才,诸如来自西域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鸠摩罗跋提、僧伽跋澄,本土的佛念、赵整(一说赵正!,字文业)、僧叡、僧导、竺法和、慧嵩等人。借助前秦朝廷提供的优厚条件,道安开始组织译场,进行佛经翻译。他亲任译场译经总指导,选经译经,对所译佛经厘订校阅,并作序言。其译场虽未如唐代,尤其是玄奘主持的译场那样完备,仅有口授、笔受为梵文、传译、笔受为汉文、正义、校对等简单程序,但正是从那时起有了佛经译场的基本雏形,成为中国佛经翻译官办译场的开端,为稍后一些来长安的西域名僧如鸠摩罗什组织大规模译场奠定了基础。
根据现存经录,结合梁启超、任继愈等学者的考证,道安主持或参与翻译了佛教经典14部,约200卷,现考录如下:
#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5卷。道安找到#放光?的梵本,请天竺沙门昙摩蜱执原本,佛护口译,慧进笔受,并与原译比校,原译与梵本吻合者不再重译,对漏译、误译之处加以补充订正。此经已佚,仅存道安所作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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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含经?59卷。赵整请道安等召集,昙摩难提口诵,佛念传译,慧嵩笔受。
#增一阿含经?50卷。昙摩难提口诵,佛念为译人,慧嵩笔受,道安、赵整穷校考定 %,僧茂助校漏失,道安作#增一阿含经序?。该序云:此年有阿城之战,伐鼓近郊,而正专在斯业之中。全具二#阿含?一百卷,#鞞婆沙?,#婆和须蜜?,#僧伽罗刹传?,此五大经,自法东流,出经之优者也。!
#鞞婆沙?(#高僧传?作#阿毗昙毗婆沙?,僧祐#出三藏记集?作#杂阿毗昙毗婆沙论?或云#杂阿毗昙心?,简称#毗婆沙?)14卷。道安#鞞婆沙序?云:
会建元十九年,罽宾沙门僧伽跋澄讽诵此经,四十二处,是尸陀槃尼所撰也。来至
长安,赵郎饥虚在往,求令出焉。其国沙门
昙无难提笔受为梵文,弗图罗刹译传,敏智
笔受为此秦言。赵郎正义起尽。自四月出,
至八月二十九日乃讫。..余..遂佐对
校,一月四日 &。
#阿毗昙?(#阿毗昙八揵度论?)30卷。道安之#阿毗昙序?云:
以建元十九年罽宾沙门僧伽提婆,诵此经甚利,来诣长安。比丘释法和请令出之。
佛念传译,慧力、僧茂笔受,和理其指归。
自四月二十日出,至十月二十三日乃讫。其
人检校译人,颇杂义辞,龙蛇同渊,金鍮共
肆者,彬彬如也。和怃然恨之,余亦深谓不
可,遂令更出,夙夜匪懈,四十六日而得尽
定,损可损者四卷焉。至于事须悬解起尽之
处,皆为细其下 ?。
#阿毗昙心?16卷。#阿毗昙心序?云:
释和尚 ()在关中,令鸠摩罗跋提出此经,其人不闲晋语,以偈本难译,遂隐而不
传;至于断章,直云修妒路。及见提婆,乃
知有此偈。以偈检前所出,又多首尾隐没。
互相涉入,译人所不能传者,彬彬然。是以
劝令更出 ( 。
#僧伽罗刹所集经?3卷。大秦建元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罽宾比丘僧伽跋澄于长安石羊寺口诵此经及#毗婆沙?,佛图罗刹翻译,秦言未精,沙门释道安,朝贤赵文业,研覈理趣,每存妙尽,遂至留连,至二十一年二月九日方讫。! ( #婆须蜜集?(或#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 10卷。#婆须蜜集序? (!云:
佛念译传,跋澄、难陀、褅婆三人执胡本,慧嵩笔受。以三月五日出,至七月十三
日乃讫,..余与法和对校修饰,武威少多
润色;
佛念为译人,道安、赵文业穷校考定 (?。
#幻网经?卷数不详。#僧伽罗刹集经后记?云:
..且#婆须蜜经?,及昙摩难提口诵#增一阿含?,并#幻网经?,使佛念为译人。
念逎学通内外,才辩多奇。常疑西域言繁
质,谓此土好华,每存莹饰,文句减其繁
长。安公赵郎之所深疾,穷校考定,务存典
骨。既方俗不同,许其五失胡本,出此以
外,毫不可差 (#。
#四阿含暮抄?2卷。鸠摩罗佛提执胡本,竺佛念、佛护传译,僧导、昙究、僧睿笔受,道安、僧茂对校修饰。#四阿含暮抄?云:
余以壬午之岁八月,..令鸠摩罗佛提执胡本,佛念、佛护为译,僧导、昙究、僧
叡笔受,至冬十一月乃讫。此岁夏出#阿毗
昙?,冬出此经,一年之中具二藏也。深以自
幸,但恨八九之年始遇此经,恐韦编未绝,
不终其业耳。若加数年,将无大过也 (?。
#十诵比丘戒本?(或#十诵大比丘戒?)1卷,昙摩难提执梵本口诵,竺佛念写为梵文,道贤传译,慧常笔受。
#比丘大戒?(亦#十诵比丘尼戒?)1卷。#比丘大戒序?云:
大法东流,其日未远,我之诸师,始秦受戒,又乏译人,考校者尠。先人所传,相
承谓是,至澄和上多所正焉。余昔在邺,少
习其事,未及检戒,遂遇世乱,每以怏怏不
尽于此。至岁在鹑火,自襄阳至关右,见外
国道人昙摩侍讽#阿毗昙?,于律特善。遂
令凉州沙门竺佛念写其梵文,道贤为译,慧
常笔受。经夏渐冬,其文乃讫 (%。
#教授比丘二岁坛文?1卷,昙摩侍与竺佛念共译,慧常笔受。
#鼻奈经?(亦作#鼻奈耶律?、#鼻奈耶?)8卷。道安有序云:
岁在壬午鸠摩罗佛提赍#阿毗昙抄?, #四阿含暮抄?,来至长安。..又其伴罽宾
鼻奈,厥名耶舍,讽#鼻奈经?甚利,即令
出之。佛提梵书,佛念为译,昙景笔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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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之佛经翻译及翻译思想考述
正月十二日出,至三月二十五日乃了,凡为
四卷 (&。
三、道安之翻译思想
道安不仅注释、考校旧译佛典,主持佛经翻译,对佛经翻译之道亦颇有心得。从他为翻译诸经所作的序言中可窥其翻译思想之一斑。考察其前后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道安从对佛经翻译中的文质!关系的讨论出发,到五失本、三不易!、案本而传!、葡萄酒被水!等译论的提出,其翻译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
梁启超有言:欲察译学之进步,莫如将同本异译之书为比较的研究。! (?道安在对译本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必然会碰到翻译时的文质!的问题。对于此问题,道安并非简单地尚文!或尚质!,而是根据具体情况,辩证分析,指出各自所存之利弊。
禅学类经典大多文字质朴,安世高之译经也保持了这一特色。道安在其#大十二门经序?中称赞安世高之译经贵本不饰!,但同时认为天竺古文,文通尚质,仓卒寻之,时有不达!。为了弥补尚质!之弊端,道安为之作注。
般若类经典不同于禅学经典,其本身就具有辞藻华丽的特点,加之受所处魏晋时期玄学的影响,翻译过程中存在尚文!倾向。道安在其#道行经序?中指出:
然凡谕之者,考文以征其理者,昏其趣者也;察句以验其义者,迷其旨者也。何
则?考文则异同每为辞,寻句则触类每为
旨。为辞则丧其卒成之致,为旨则忽其始拟
之义矣。若率初以要其终,或忘文以全其质
者,则大智玄通,居可知也 ?)。
对于戒律的翻译,道安则反对删繁从简。在其#比丘大戒序?中将此喻之为葡萄酒被水!:考前常行世戒,其谬多矣。或殊失旨,或粗举意。昔从武遂法潜得一部戒,其言烦
直,意常恨之。而今侍戒规矩与同,犹如合
符,出门应辙也。然后乃知淡乎无味,乃真
道味也。而嫌其丁宁,文多反复,称即命慧
常,令斥重去复。常乃避席谓:大不宜耳。
戒犹礼也,礼执而不诵,重先制也,慎举止
也。戒乃迳广长舌相三达心制,八辈圣士珍
之宝之,师师相付,一言乖本,有逐无赦。
外国持律,其事实耳。此土#尚书?及与
#河洛?,其文朴质,无敢措手,明祇先王之
法言而慎神命也。何至佛戒,圣贤所贵,而
可改之以从方言乎?恐失四依不严之教也。
与其巧便,宁守雅正。译胡为秦,东教之士
犹或非之,愿不刊削以从饰也。!众咸称善。
于是案胡文书,唯有言倒,时从顺耳。..
将来学者,审欲求先圣雅言者,宜详览焉。
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葡萄酒之被水
者也 ? 。
在关中主持和参与译事的过程中,道安对翻译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者,当属其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所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说。
道安认为,将佛经从梵文译成汉语时,务存典骨!,但因方俗不同!许其五失梵本,出此以外,毫不可差! ?: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
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
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
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
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
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
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
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
五失本!反映了道安作为译者对翻译时两种不同语言在语法、修辞、文体以及行文习惯等差异的体认,因此,翻译时不得不对句法结构进行调整,必须考虑译入语读者的可接受性,对于重复繁锁之处可加以删略。同时,道安认为,翻译佛经有三方面不易做到:
然般若经,三达之心,复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
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
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
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
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
乃竞竞若此,此生死人平平若是,岂将不以
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 ??。
其三不易!一方面反映了道安作为佛教信徒出于对佛教经典的顶礼膜拜,在佛经翻译过程中惟恐失真的畏惧与谨慎:作为平平若此!之生死人!,要在翻译中删雅古以适今时!、要以千岁之上微言!合百王之下末俗!、以近意量裁!离今千年的佛经,实属不易,必须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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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持佛经翻译的过程中,道安也接受了其他参与译事者提出的新见解。例如,在道贤译出#比丘大戒?时,道安觉得以前的戒本翻译其言烦直,意常恨之!,现在新译仍然如此,要求慧常斥重去复!。慧常却认为:戒,犹礼也,礼执而不诵,重先制也!,并说这是师师相付,一言乖本,有逐无赦!,决不可以改动,所以与其巧便,宁守雅正!。道安接受慧常的意见,于是按梵文书,唯有言倒时从顺耳! ?#。
翻译#鞞婆沙?时,道安接受了赵政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应避免传事不尽!的观点,主张当文则文,当质则质,在翻译时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赵郎谓译人曰:#尔雅?有释古、释言者,明古今不同也。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
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众咸称善。斯真实言也 ??。
五失本!、三不易!,案本而传!等翻译思想,成为后世佛经翻译的准则。后世谈译学者,咸征引焉! ?%,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弟子僧睿#大品经序?云:
亡师安和上,凿荒涂以开辙,标玄指于性空,落乖踪而直达..予既知命,遇此真化,敢竭微诚,属当译任,执笔之际,三惟亡师五失及三不易之诲,则忧惧交怀,惕焉若厉,虽复临薄深,未足喻也。
隋代彦悰在其#辨正论?中称道安详梵典之难易,论译人之得失,可谓洞入幽微,能究深隐! ?&。
四、结 语
道安虽不通梵语,但他研究整理旧译佛经,主持译场,并亲自参与佛经翻译,对于佛教中国化,及佛教在隋唐以后走向繁荣功不可没。他通过亲身实践并总结出的五失本,三不易!等翻译思想成为后世翻译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准则。道安不愧为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和译界之大恩人! ??。
(责任编辑:又小易)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
%[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十,#大正藏?第五十五册。
&? ?[梁]释僧祐:#道安法师传?,#出三藏记集?卷十五,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61-565、561-565、561-565页。
([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七,第264页。)道安:#合放光光赞略解序?,#出三藏记集?卷七,第265-266页。
?此书已散失,仅存其序。
+,? [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六,第252、254、249、244、248页。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 佛典之翻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页。
#释慧皎:#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1页。
?吕徵:#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6页。
% ( (? (# ?#僧伽罗刹集经后记?(未祥作者), #出三藏记集?卷十,第374、374、374、374-375、375页。
& ?道安:#鞞婆沙序?,#出三藏记集?卷十,第382、377页。
()释和尚即释道安。
( #阿毗昙心序?(未祥作者),#出三藏记集?卷十,第377页。
(![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第十,第375页;此文署未祥作者!,该书有注云:自序文内容观之,当是释道安所撰。
(?道安:#四阿含暮抄序?,#出三藏记集?卷九,第340页。
(%道安:#比丘大戒序?,#出三藏记集?卷第十一,第412,412-413,412页。
(&汤用彤先生据#开元释教录?考证,此处的四!字系八!字之误。
(? ?%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 翻译文学与佛典?,第188、182、169-170页。
?)道安:#道行经序?,#出三藏记集?卷七,第264, 263页。
? ??道安:#比丘大戒序?,#出三藏记集?卷第十一,第412-413、412页。
?! ??[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八,第290、290页。
?#道安:#比丘大戒序?,#出三藏记集?卷第十一,第412页。
??道安:#鞞婆沙序?,#出三藏记集?卷十,第382页。
?&彥琮:#辨证论?,#续高僧传?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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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之佛经翻译及翻译思想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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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中国早期历史所处的环境，中华文明的邻国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翻译并不广泛存在。 [编辑]绪论 佛经翻译事业始于东汉，至前秦苻坚始有组织的翻译佛经，由道安组织翻译事业，唐朝时，佛经翻译事业达到顶峰，其间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及不空被誉为「四大译师」。鸠摩罗什共译佛经35部[1]，另有竺法护共译佛经159部，贵霜佛教僧人支谦，曾在222年至253年之间将36部佛经翻译成中文。道安译经时归纳出佛经翻译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观点。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曾言：「今日识外洋文字，未悉西人哲理，即可译哲人名著。而深通西哲人之学者，则不从事译书。然古昔中国译经之巨子，必须先即为佛学之大师。如罗什之于《般若》、《三论》，真谛之于《唯识》，玄奘之于性相二宗，不空之于密教，均既深通其义，乃行传译。」 佛经的翻译可分为三个时期： [编辑]东汉至西晋 东汉至西晋是中国佛经翻译的草创期，西汉的哀帝时期伊存至中国口传佛经。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大月氏僧支谶到洛阳弘佛，译有《道品行经》等。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84年），安息（即波斯）人安世高翻译《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月支人支娄迦谶（娄迦谶）翻译十多部佛经。 [编辑]东晋至南北朝 此一时期以鸠摩罗什为主。鸠摩罗什对东亚佛教经典的贡献巨大。罗什于西明阁和逍遥园开始译经，据《出三藏记集》载，罗什一生翻译三藏经论74部，凡384卷，有《坐禅三昧经》3巻、《阿弥陀经》1巻、《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24巻、《法华经》7巻、《维摩经》3巻、《大智度论》100巻、《中论》4巻等。去看看佛经网站，https://www.wendangku.net/doc/8d8432337.html,上面什么都有 [编辑]隋至唐中叶 此一时期为佛经翻译的全盛时期，玄奘是主要的翻译大师，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玄奘在长安设立了国立翻译院，参与的学生与人员来自亚洲东部各地。他花了十多年时间在今西安北部约150公里的铜川市玉华宫内将约1330卷经文译成汉语。其后则有义净、不空等。 宋元以降再无大规模佛经翻译事业，虽偶有译者，不过补苴而已。
中国翻译史1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Plan Teaching Contents: 1.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history 2. 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countri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history 中国翻译史的大致分期 1.由汉代到唐宋的上千年的佛经翻译【支谦、道安、鸠摩罗什、昙无谶、法显、谢灵运、真谛、彦琮、慧远、玄奘、不空】 2.明清交替之际的科技翻译【徐光启、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熊三拔、李之藻等】 3.清末民初的文学和科技翻译【李善兰、华蘅芳、傅兰雅、林纾、严复、梁启超等】 4. 民国时期的翻译【赵元任、朱生豪、林语堂】 5.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傅雷、钱钟书、杨绛】 Lecture 1 佛经翻译 I.关于翻译的早期记载 《册府元龟·外臣部·鞮（di）译》记载，周时有越裳国“以三相胥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礼记·王制》 翻译的不同称呼:“象寄”、“象胥”、“鞮译”“舌人” 寄send; entrust; rely on 象be like; resemble; image 译translate; interpret 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 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 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 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 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君不知。 《越人歌》是我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首译诗。 秦汉时期对“翻译官”的种种称谓： “行人”、“典客”、“大行令”、“大鸿胪”、“典乐”、“译官令”、“译官丞”等。 到汉朝，我国主要的外事活动是对北方的匈奴用兵，故翻译活动逐渐用“译”来统称了。 II.佛经翻译 佛教创立：公元前六至五世纪 创立地点：古印度 佛教流传：公元65年之前传入中国 我国的佛经翻译
浅谈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场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8d8432337.html, 浅谈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场 作者：桑吉扎西 来源：《青年生活》2019年第21期 摘要：佛经翻译作为中国翻译历史的起源，被人誉为“千年译经”，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经制度的建立对于中国翻译理论的完善以及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对古代佛经翻译、佛经译经及其对中国翻译理论的影响进行了以下简要分析，旨在增加人们对于佛经翻译与译经的了解程度，以推动我国翻译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古代;佛经翻译;佛经译经;翻译理论;影响 前言： 佛经翻译是以佛经本为载体，通过对佛经本中的经文内容翻译，以达到传播佛经理念，福音惠及更多群众，以争取更多信仰佛经之人皈依佛门。佛经译经的方式无意识中促进了中国古代翻译学的兴起。中国历史上最早流传的翻译作品为战国时期的《越女求爱歌》，指最早被记载在册的翻译作品，但是，真正见过的人甚少，因此，《越女求爱歌》仅流于传说之中。 1佛经翻译 相关学者将中国翻译史总结出四个发展阶段：其一，两汉时期到北宋时期，属于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发展高潮，展开了对佛经翻译的热潮;其二，为明末清初，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外国很多作品开始流入中国古代，并且当时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开始了对《几何原本》一书的翻译，《几何原本》属于自然科学类书籍，自此开始了大量的各种类型书籍的翻译，并且掀起了影响不小的翻译热潮;“五四运动”前后属于中国翻译的 第三次高潮，翻译的主要内容为文史哲理等方面，涉及到的范围更加广泛。而第四次高潮，而是近现代的翻译高潮被学者归纳为改革开放初期，对外贸易以及多元文化的流入，为佛经翻译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此时期的翻译活动可谓是如火如荼，不仅是名著文学著作的翻译，还有相关资源内容的翻译，不仅为中国翻譯理论的完善起到了推进作用，更加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往来以及文化互通。无论从哪个时代开始划分，将翻译分为几个不同的高潮发展时期，佛经翻译就是三千年以来中国翻译历史的起源，起到引导与基石的重要作用，对于我国中国翻译理论的影响不容忽视。中国翻译技巧的发展史是螺旋状向前渐进的，每一次的新策略新方法都是在前面翻译实践基础上的超越和发展。中国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格义”“合本子注”再到“五失本三 不易”和“五不翻”对不可译死角的探索与对策，引导了后来严复“信、达、雅”翻译原则的提 出。中国翻译理论与技巧的探索呈波浪式发展和螺旋形上升趋势，在发展中逐渐成熟起来。王克非说中国佛经翻译经历“由幼稚的直译而至幼稚的意译，又由成熟的直译而至较成熟的意译，终至二者兼得的发展模式”。任东升认为早期的佛经翻译阶段演进情况是沿着“逐字式直译———追求文雅———信达并举三段式”。目前对佛经翻译的研究一般集中在译者、译著、译
中国翻译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
中国翻译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 第一次高潮始于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盛行。据史家考证，最早的佛典汉译始于东汉桓帝年间的安世高，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五部佛经，开后世禅学之源，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梁皎慧，高僧传），但其主要偏于直译。继安世高之后译经的是支娄迦谶，其所译经典，译文流畅，但为了力求保全原来面目，“辞质多胡音”.到了前秦时代，佛经翻译由私人事业转入了译场翻译，释道安在朝廷的支持下首创译场制度，采用“会译”法来研究翻译。他主张严格的直译，并总结汉末以来的译经经验，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指出五种容易使译文失去原来面目的情况和三种不容易处理的情况。释道安晚年时请来天竺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继道安之后创立了一整套译场制度，开集体翻译、集体审校的先河。到了唐代，佛经翻译事业达到顶峰。出现了以玄奘为代表的大批著名译者。玄奘即通称的“唐三藏”或“三藏法师”，他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远度印度学佛求经．十七年后归国。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比过去在组织制度方面更为健全的译场。在十九年间译出七十五部佛经，共一二三五卷。他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但各民族的翻译活动在创造、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也起到过一定的作用。如：回回历书，《元秘史》以及《古兰经》等的翻译。 第二次高潮直至明末清初，欧洲的一批耶酥会士相继来华进行翻译活动，主要以传教为宗旨，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这次翻译高潮从延续时间及译著数量上都比不上先前的佛经翻译。但其最重要的成就就是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著作。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主要为中国科学家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他们二人合作翻译了著名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其中，西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中总结出三条科技名词翻译的原则，颇有影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严复出版《天演论》前数年，语言学家马建忠就提出了所谓“善解”的翻译标准，即译者必须精通原文和译文，比较异同，掌握两种语言的规律，译书之前，必须透彻了解原文，达到“心悟神解”的地步，然后下笔，忠实地表达原义，“无毫发出入于其间”，而且译文又能够摹写原文的神情，仿效原文的语气。这些要求是很高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他本人专研究语法而没有搞翻译工作，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被后人忽略了。 第三次高潮当属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西方思想和文学翻译。这一时期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严复和林纾。严复在《大演论·译例言》中首次提出“信（faithfulness）、达（expressiveness）、雅（elegance）”的翻译标准。他主张的“信”是“意义不倍(背)本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串以求原意明
中国翻译史笔记
中国翻译史 袁素平 一．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 中国文化的特色：从未中断过。 巴比伦灭了 印度，埃及曾经沦为殖民地 中华文化生生不息 季羡林：“中华文化之所以能保持永保青春，万灵之药就是翻译。” 中华文化的源头： 易经the art of changes Confucius 孔子 Mencius 孟子 Confucianism 儒家文化 太极生两仪include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西方之水： 第一次高峰：从明朝末年开始引进西方的文化，最终在清朝末年特别是在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达到高潮。清朝末年其实是引起了中华文化的后退。 梁启超：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掀开了翻译政治小说之幕，林纾翻译文艺小说。 第二次高峰：以1919年为界，掀起第二次高峰 鲁迅是现代小说之父，其一半的活动是和翻译相关的。 第三次高峰：改革开放1978年之后。近现代出不了大家。 中西文化之别： 中国重智即动头脑的能力 外国重用即动手实践能力 因此要：手脑联盟
四次翻译高潮： 1．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盛行。、 2．明末清初，欧洲一批耶稣会士相继来华进行翻译活动，主要以传教为宗旨，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 3．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西方思想和文学翻译。这一时期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严复和林纾。（3，4之间是断档的历史）4．改革开放至今 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 1．东汉桓帝年间的安世高：《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五部佛经，开后世禅学之源，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 而不野”但其主要偏于直译。 2．支娄迦谶：其所译经典，译文流畅，但为了力求促使原来面目，“辞质多胡音”，即多音译。 3．支谦：“颇从文丽”，开创了不踏实原著的译风，对三国至西晋的翻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翻译中的“会译”体裁，以及用音 译取代前期的音译。（复译，重译等） 4．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由此一直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北魏孝文帝：促进中华文化的融合 千古一后：冯太后
中国佛经翻译之“文质之争”
中国佛经翻译之“文质之争” 引言： 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其中最早的一次便是关于佛经的翻译。佛经翻译经过晋朝逐渐发展，到了隋唐达到鼎盛时期，南宋以后趋于衰微。翻译佛经的力量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西方来中国的僧侣，另一部分是西行求法求经的中国僧侣。纵观佛经翻译约一千年的历史，正如任继愈所指出：“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 始终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佛经翻译重“文”还是重“质”的争论, 对当时及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文”“质”两派代表译论家及其思想 1. 支谦（约三世纪）——重文 支谦名越，号恭明，是后汉灵帝时入中国籍的月支族后裔。他从小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精通汉文，后又兼学梵书，受业于同族学者支亮，通达大乘佛教理论。他对从前那些过分朴质以致隐晦义理的译本很不满意。他所作的《法句经序》被认为是“今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也正是这篇文章记述了狭义上的“文质之争”。 支谦翻译的风格对后来佛典翻译的改进，起了不少作用。他首先反对译文尚质的偏向，主张尚文尚约应该调和。这当然是为了更好的畅达经意使人易解的缘故。另外，支谦的译文风格也很适合于佛传文学的翻译，因而他继承了汉末康孟祥译《修行本起经》那样‘奕奕流便足腾玄趣’的传统，更翻出了《瑞应本起经》。这一翻译不但丰富了佛传文学的内容，而且通过赞呗的运用影响到后来偈颂译文的改进，也是值得提出的。（吕澄） 2. 道安（312，一说314—385）——重质 道安，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出生于常山扶柳县（今河北省冀县境）的一个读书人家里。由于世乱，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七岁开始读书，到十五岁的时候，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就转而学习佛法。十八岁出家（此据《名僧传抄》之说，《高僧传》等作‘年十二出家’）。大约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东晋成帝咸康元年，３３５），在石赵的邺都（今河南省临漳县境）遇见了佛图澄。佛图澄一见到他就非常赏识，对那些因他丑陋而轻视他的人说，此人有远识，不是你们所能及。因而他就师事佛图澄。 道安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上所说的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三不易”是“《般若经》三达之心, 复面所演, 圣必因时, 时俗有易, 而删雅古以适今时, 一不易也。愚智天隔, 圣人匹阶, 乃欲以千岁以上微言, 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 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 尊者大巡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 而以近意量裁, 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 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 岂将不知法者勇乎了斯三不易也。”三不易“说明召经是佛因时而说的, 古今时俗不同, 要使古俗适应今时, 不易做到要把佛经中圣智所说的微言大义传给凡愚的后人理解, 更不易做到, 佛经法集时, 那些大智者还需要不时相互审查校写, 如今去古久远, 无从征询,又是由普普通通的人来传译更是极难的事,故译人应该注意译经经文艰辛, 尽可能忠于译事。同时, 译经既有此诸多不易, 故在“案本而传”的前提下, 可以允许适当变通。其变通规则即为“五失本”、“一者胡语尽例, 而使从秦, 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 非文不合, 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 至于叹咏, 丁宁反复,或三或四, 不嫌其烦, 而今裁斥, 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 正似乱辞, 寻说向语, 文无以异, 或千五百, 而不存, 四失本也。五者事己全成, 将更旁及, 反腾前辞,己乃后说, 而悉除此五失本也”见《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五失本”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内容。
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
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史上 ,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其中最早的一次 ,便是关于佛经的翻译。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已经开始 ,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到唐代臻于极盛 ,北宋时代已经势微 ,元以后则是尾声了” 18 - 19。在这历时约一千年的佛经翻译实践中 ,涌现出许多翻译名家 ,并提出了许多经典译论。佛经翻译重“文” ,还是重“质”的争论 ,对当时及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文质之争 (一 )时间范围 关于“文质之争”的时间范围 ,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观点。从狭义上讲 ,“这场争论 ,发生在初译《法句经》的 224年” 175。后来 ,支谦所作的《法句经序》记述了这场争论;从广义上讲 ,这场争论是“贯穿整个佛经翻译过程的核心问题”。各译经大家被粗分成了“文”“质”两派 ,“文质之争”则指代两派人物所提出的不同观点。这里采用的是广义上的说法 ,从安世高译经开始至赞宁总结译论为止。 (二 )“文”“质”两派 “文质之争”是围绕“文”“质”两大派别各自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展开的一场讨论。从整体上来看 ,这场争论沿着从以“质”为主 ,到以“文”为主 ,最后结于文质相辅的道路发展。按时间顺序 ,最先出现的是“质”派 ,其代表人物有安清、支娄加谶、竺法护、释道安。安清 ,字世高 ,安息国王子 ,于汉桓帝建和二年 (公元 148年 )抵达洛阳。至灵帝建宁的二十余年间 ,共译经三十五部四十一卷。“可说是佛经汉译的创始人”梁皎慧《高僧传》评他的译本“义理明晰 ,文字允正 ,辩而不华 ,质而不野”。但“有些地方顺从原本结构 ,不免重复、颠倒 ,而术语的创作也有些意义不够清楚” 支娄加谶,简称支谶,西域月支人,于后汉桓帝末年 (公元 167年)从月支来到洛阳。据道安经录记载,至灵帝中平 (公元 189年) ,共译经文三部十四卷。晋支憨度评其译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虽然其译文比安清的易懂一些,但因其仍多用音译,故仍然颇为晦涩。 竺法护 (约 230～308年 ) ,据《出三藏记集》记载 ,共译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其译经不仅数量多 ,而且种类广。其译文可谓在安、支的基础上又进一步。道安评其译经“言准天竺 ,事不加饰;悉则悉矣 ,而辞质胜文也” ,最重要的是其“考其所出 ,事事周密耳” ,为后来译经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释道安 (314～385年 ) ,俗姓卫 ,常山扶柳人。梁启超评其为“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其闻名于世的译论当属“五失本”“三不易”之说。他曾引用赵政的话:“昔来出经者 ,多嫌胡言方质 ,而改适今俗 ,此政所不取也。何者 ? 传胡为秦 ,以不闲方言 ,求识辞趣耳 ,何嫌文质 ? 文质是时 ,幸勿易之。经之巧质 ,有自来矣。为传事不尽 ,乃译人之咎耳”。 继“质”派之后 ,在译经史上出现了“文”派 ,其代表人物有支谦、
佛经翻译中的_文质之争_
第10卷第4期2010年4月 宜宾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ibin University Vol .10,№4Ap ril,2010 收稿日期:2010-01-28 作者简介:刘笑千(1984-),女,河南郑州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 刘笑千 (郑州轻工业学院外语系,郑州450002) 摘要:“文质之争”是沿着一条“由质到文”的道路发展的,并且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研究其历史和理论意义,对当代中国翻译与世界接轨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关键词:佛经翻译;文;质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10)04-0101-02 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其中最早 的一次,便是关于佛经的翻译。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已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 北宋时代已经势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1〕18-19 。在这历时约一千年的佛经翻译实践中,涌现出许多翻译名家,并提出了许多经典译论。佛经翻译重“文”,还是重“质”的争论,对当时及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 文质之争(一)时间范围关于“文质之争”的时间范围,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观点。 从狭义上讲,“这场争论,发生在初译《法句经》的224年”〔2〕175 。后来,支谦所作的《法句经序》记述了这场争论;从广义上讲,这 场争论是“贯穿整个佛经翻译过程的核心问题”〔3〕 。各译经大家被粗分成了“文”“质”两派,“文质之争”则指代两派人物所提出的不同观点。这里采用的是广义上的说法,从安世高译经开始,至赞宁总结译论为止。 (二)“文”“质”两派“文质之争”是围绕“文”“质”两大派别各自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展开的一场讨论。从整体上来看,这场争论沿着从以“质”为主,到以“文”为主,最后结于文质相辅的道路发展。 按时间顺序,最先出现的是“质”派,其代表人物有安清、支娄加谶、竺法护、释道安。 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子,于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抵达洛阳。至灵帝建宁的二十余年间,共译经三十五部四十 一卷。“可说是佛经汉译的创始人”〔4〕283 。梁皎慧《高僧传》评 他的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2〕145 。但“有些地方顺从原本结构,不免重复、颠倒,而术语的创作也有些 意义不够清楚”〔4〕283 。 支娄加谶,简称支谶,西域月支人,于后汉桓帝末年(公元167年)从月支来到洛阳。据道安经录记载,至灵帝中平(公元189年),共译经文三部十四卷。晋支憨度评其译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 存文饰”〔1〕23 。虽然其译文比安清的易懂一些,但因其仍多用音译,故仍然颇为晦涩。 竺法护(约230～308年),据《出三藏记集》记载,共译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其译经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广。其译文可谓在安、支的基础上又进一步。道安评其译经“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最重要的是其“考其所出,事 事周密耳”,为后来译经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5〕31 。 释道安(314～385年),俗姓卫,常山扶柳人。梁启超评其为 “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6〕9 。其闻名于世的译论当属“五失本”“三不易”之说。他曾引用赵政的话:“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识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 自来矣。为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6〕12 。 继“质”派之后,在译经史上出现了“文”派,其代表人物有支谦、鸠摩罗什。 支谦,又名越,字恭明,原为月支人,生于中国。其师父支亮受业于支谶。他虽可算支谶的徒孙,但他却是“文”派的支持者。他所作的《法句经序》被认为是“今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 质的文章”〔6〕6 。也正是这篇文章记述了狭义上的“文质之争”。于是,任继愈说:“这场争论,质派在理论上获得胜利,但实际的 结果,却是由文派最后成书”〔2〕175 。支谦现存译经二十九部。支敏度评其译经时说:“谦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然其属词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