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传播研究刍议

华夏传播研究刍议

黄星民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对“华夏传播研究”这一学术研究领域名称的出现进行历史回

顾。接着界定了“华夏传播研究”的内涵,认为其内涵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

活动和传播思想的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它与“传播学中国化”、“传播学本土

化”不同,但却关系密切。最后,指出了“华夏传播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

强烈的时代色彩,对当前世界传播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本文的主

要目的是使这个领域能有个准确的科学的名称以促进它发展。

在人类传播史上,华夏传播是极为辉煌的一章。传播技术方面,华夏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正是华夏的印刷和造纸技术,才奠定了现代世界文明基本格局。传播实践方面,华夏民族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在如此众多的人口中,通过礼、乐、诗、书为主流的传播形式,使华夏文化传递延续了数千载,创造了人类传播史上的奇迹。华夏还有自己独特的深刻的传播思想,在儒道互补的华夏文化结构中,代代圣贤以人文与理性的精神关注人生与社会,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华夏传播思想。当然,华夏传播也有着极为沉痛的教训,传播媒介时常成为专制的工具,万马齐喑的局面不时出现在华夏的大地上。华夏传播的这些经验与教训,有意或无意地影响着我们今天的传播活动。知今当鉴古,无古不成今,我们要建设好今天的传播文化,必须了解我们的过去。因此,华夏传播研究是摆在中国传播学人面前的重要课题。为了把这个研究领域继续深入开展下去,本文将对“华夏传播研究”一词的来源、内涵及意义做个初步的考察,疏漏不当之处,希望海内外传播学人能不吝指教。

一、“华夏传播研究”出现的背景

“华夏传播研究”这个名称的出现有个过程,它与这个研究领域的发展与深入有关。这项研究已经开展二十多年了。它缘起于上世纪70年代末,1977年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访问香港中文大学,就开始提倡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文化遗产。[1]197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余也鲁,台湾政治大学徐佳士等先生积极倡导和组织下,香港与台北分别举行了为时一周的会议,会议以“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为名。[2]此后,在香港,特别是在台湾,这个研究领域获得一定的发展,出现了不少重要的论著。[3]大陆这项研究比台湾迟开展。1985年上海第一届传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现了两篇华夏传播研究论文,[4]1988年出版了第一本华夏传播研究专著《无形的网络》。[5]此后,还出现了若干有关论文,[6]个别的专著中在有关章节也有所涉及。[7]大陆开展有计划有组织的华夏传播研究始于1993年。该年,厦门大学召开了“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1994年出版了会议

论文集《从零开始》。[8]这次会议在大陆的华夏传播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会议的名称

看,它使用了“中国传播文化中传的探索”,名称已经比以前更为简洁,这透露出组织者对这个研究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从论文集的书名来看,它意味着两岸“从零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合作研究。在这之后,大陆除了继续出现了一批华夏传播研究论著,最重要的成果是

1997年出版的两岸多学科学者合著的《华夏传播论》。[9]该书在1993年厦门大学会议的基础

上,由孙旭培先生组织两岸28位多学科学者编写。由于该书是合著,体例不够紧凑,有些论点还有待完善。但是意义重大,它首次在论著题目中使用“华夏传播”一词。在这以前,这个研究领域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名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传播学本土化”、“传播学中国化”,甚至“中国化的传播学研究”、“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传播

学”等。这些未能统一的名称常“使得研究目标的有点模糊混乱”,甚至误会和争论。

[10]2002年,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与传播研究所推出《华夏传播研究丛书》首批成果。[11]丛书沿

用了“华夏传播”一词,使该词得到进一步流行。而且在“华夏传播”之后又加上“研究”两字,使相关研究领域获得一个简洁而又准确的名称。本文写作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在廓清其涵义的基础上,使“华夏传播研究”这名称能得到正式的承认,能为这个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做点工作。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研究领域的名称,从1978年的“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研究”开始,经过了“本土化”、“中国化”、“中国特色”、“中国传统文化与传播”等衍变,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简洁的名称。这长达二十几年的名称衍变过程,反映出人们对这个研究领域的认识从模糊到清晰,同时也透露出这个研究领域不断发展不断成熟的信息。

二、华夏传播研究的内涵

要把握“华夏传播研究”的内涵,关键在于“华夏”一词。因此,我们就先来看看“华夏”一词的基本含义。

华夏,最早是汉族先民的自称,后来用它来指称中国,今天则专指古代中国。远古时代,汉民族先民居住于黄河中下游,以黄帝与炎帝为自己的祖先,自称为“夏”,有时也自称为“华”,后来人们称他们为华夏族。

“华”、“夏”两字为同义词,最早常常分开来使用。然而,有时两字会并举,如孔子曾这样说过:“裔不谋夏,夷不乱华”;[12]有时两字还会连用,如《左传》上就有这样的记载:

“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13]到了唐朝,孔颖达用“中国”来解释“华”、“夏”:“中国有

礼义的大,故谓之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华夏,一也”。[14]孔颖达这个解释,得到后

世许多学者的赞同,被广泛引用。至少至此,“华夏”已经不再单指种族,更多地用作中国的美称。既然“华夏,一也”,在双音词开始流行的语境中,“华夏”一词日益稳定下来。到了今天,“华夏”已经是非常固定的双音词了,它的含义与“中国”、“中华”相似,但有一定的区别。“中国”、“中华”涵括古今,可以指今天的中国,也可以指古代中国。其中“中国”是中性,“中华”中有“华”字,故有一定的褒义。而“华夏”常常特指古代中国。它并不仅仅只是个地理概念,还包括中华民族的祖先及其文化,因此具有明显的褒义。“华夏”一词特指古代中国,其原因是由于“夏”字。因为用来指称“中国”时,“夏”字显得古香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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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新闻与传播研究

把握了“华夏”的涵义,我们对“华夏传播研究”的内涵就能有个较清晰的认识。既然“华夏”一词常常特指古代中国,那么,“华夏传播研究”的范围应该限定在古代中国。因此,我们可以对“华夏传播研究”的内涵做一个这么的界定:华夏传播研究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的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这个内涵主要有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中国传统社会”,它从时间上规定了“华夏传播研究”的范围。在这里,我们使用“中国传统社会”而不用“中国古代”,是因为华夏传播研究的时限跨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进入了历史学意义上的“近代”,如果我们使用了“古代”来限定华夏传播研究,就容易与历史学意义上的“古代”相混淆,其下限有可能被人误会为1840年。至于“中国传统社会”具体时间下限,当然有见仁见智的看法,可以通过讨论来求得较一致的意见。我们认为,大抵可以以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为时间下限。这段时期,中国社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甚至产生了所谓的文化断裂。因此,这段时间前后的中国传播存在有着本质上的差别。这种本质差别是我们对它进行单独研究的客观依据,如果没有这种本质差别,就没有必要进行单独的研究,“华夏传播研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华夏传播研究”第二层含义是“传播活动与传播观念”。“传播活动”包括传播媒介、传播人物、传播事件、传播制度等以及它们的沿革流变、经验教训和基本规律;“传播观念”指的是关于传播的言论、观点,学说、思想,甚至传播哲学等等。有形的具体的传播活动与无形的抽象的传播观念密不可分,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这就囊括了历史上与传播有关的方方面面,它不仅涵括了诗书礼乐、歌舞戏剧、典册报刊,甚至还包括故垒夕照、旧巷归燕、文物器具、民俗风情等。换句话说,华夏传播研究的内容极其广泛,它涵括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与传播有关的所有问题。当然,这些问题有轻有重,有急有缓,就看研究者选题时的眼光了。华夏传播研究的先驱者余也鲁、徐佳士诸位先生在上一世纪70年代就为华夏传播研究找到了“十二个探索的入口”,[15]可以供我们参考。笔者认为,华夏传播研究的重心应有华夏传播思想与传播制度。华夏传播思想中的人本主义与理性精神,在今天对于传播中的异化现象与非理性主义有重要的意义,华夏传播制度中的礼乐制度与专制制度等问题,在今天中国的传播建设中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批判。

“华夏传播研究”第三层含义是“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发掘、整理”是研究者对华夏传播活动进行客观的描述。这无疑是华夏传播研究的基础,不下这个功夫,研究便是“无米之炊”。单有“发掘、整理”还不够,应该上升到“研究、扬弃”的理性水平上。这就是说,在发掘整理的基础上,运用传播学等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加以验证或阐释,力争从其中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把它们提升成科学的传播理论,用来指导我国今天的传播实践,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世界传播学理论。“研究、扬弃”也可以从批判角度入手,告诫我们如何去避免过去的失误。不过我们认为,今天的中国处于建设时代,与强调变革的五四运动时代不同了。今天的华夏传播研究应该是立字当头,破在其中,“扬”的工作完成了,“弃”的任务也一定程度完成了。

在传播学研究中,“华夏传播研究”与“传播学中国化”、“传播学本土化”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区别,人们常常把它们混为一谈。现在我们把握了“华夏传播研究”的内涵,就可以把它们区别开来。先来看看“华夏传播研究”与“传播学中国化”的关系。首先,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正如上面所说的,“华夏传播研究”只涉及古代。而“传播学中国化”既涉及古代,也涉及当代。因为“传播学中国化”中的“中国”两字,我们上面也已经提到,

它可以指“今天的中国”,也可以指“古代的中国”。因此,与“华夏传播研究”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别这两个概念,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古代传播与今天传播的本质差别认识。如果混淆了这两个概念,会导致理论思维的含糊不清,学术交流难于进行,甚至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当然,“华夏传播研究”与“传播学中国化”又是两个关系极为密切的概念。从“传播学的中国化”的角度来看,它既然涵括古今,当然也就包括了研究古代的“华夏传播研究”。可以说,“华夏传播研究”是“传播学中国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华夏传播研究”的角度看,华夏传播研究的目的是促使“传播学中国化”。如果不是为了今天而研究昨天,研究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传播学本土化”的提法在我国也十分流行,人们经常也把它与“华夏传播研究”混为一谈。实际上,“传播学本土化”与“华夏传播研究”也是不同的概念。和“传播学中国化”一样,“传播学本土化”涉及古代中国,也涉及当代中国。因为“本土”毕竟是个地域概念,

没有区分时间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该词起源于台湾,意义十分含混,有不同的解释。

[16]大抵来说,在台湾的传播学研究中,“本土”两字与“国外”相对而言,强调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以形成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具有强烈的中华文化使命感。但在台湾的政治宣传中,“本土”是与“大陆”相对而言,常常用来强调台湾独立于大陆。既然“本土化”的提法比“中国化”的提法更为含混复杂,为了概念的清晰简洁,我们建议今后少用或者不用“本土化”,而多用“中国化”的提法。

最后,关于“华夏传播研究”的涵义我们还要注意,从字源上看,“华”有“美”之义,“夏”有“大”之义,“华夏”两字有“美而大”的含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大中华”。因此,从古至今,“华夏”两字都有明显的褒义,甚至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加上我们又强调对华夏传播研究进行建设性的研究,面对着的主要是中国传统传播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自然而然会产生敬意。然而,科学研究毕竟是科学研究,它基本要求就是必须力求客观,不能把应有的敬意加以情绪化,任何情绪化倾向都可以影响科学研究的客观性。这是“华夏传播研究”中“华夏”与日常用语的“华夏”必须加以区别的地方。

三、华夏传播研究的意义

我们对华夏传播研究的内涵做了辨析,决不是字面上游戏,而是希望能较准确地把握它研究的范围,以便更深入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因为,这是个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强烈时代色彩和能给世界传播事业健康发展以一定启迪的研究领域。

华夏传播研究对我国的传播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我国开放改革以来,积极地引进、介绍、研究和建设传播学,当然是为我国传播事业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使这一学科能够符合我国的国情。因此,在传播学的建设中,我们不仅要放眼世界,认真学习国外传播学,还要立足中华,既了解我国的传播历史经验,又掌握我国的传播现实问题。我们相信,随着中华文化的复兴,作为中华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的传播学也会兴旺繁荣,并最终形成“传播学中华学派”,与美国学派、欧洲学派三足鼎立,争鸣媲美。可以说,建设“传播学中华学派”,是我国传播学研究的长期而又艰巨的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就离不开三个基础工作:即“引进消化国外传播科学”、“整理研究华夏传播学说”、“研究总结中国当代传播实践”。也就是说,当我们用西方传播科学理论和华夏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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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新闻与传播研究

说精华,来共同解释、指导和总结今天中国的传播实践,并在这过程中成功融铸三者,形成我国特色的理论范式,为我国传播学学者所遵循和追随,同时受到世界传播学界的重视与肯定,这样,“传播学中华学派”也就形成了。上述三个基础工作紧密联系,不可或缺。其中的华夏传播研究工作虽然艰辛,甚至是投入多产出少的带有悲壮色彩的事业,但是,如果缺少了它,则难于实现建设“传播学中华学派”这个目标。因此,从创建中国自己的传播学学派这一长远目标来看,华夏传播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中应该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华夏传播研究工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还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在人们通常的理解中,华夏传播研究关注历史,远离现实。实际上,华夏传播研究的研究对象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两个热点问题。华夏传播研究既研究“华夏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又同时研究“信息传播”。华夏文化和信息传播,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热点。众所周知,中国是在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上建设自己的现代化。这一悠久而丰富的文化传统对现代化的建设具有什么正反作用,受到人们普遍的关注。特别是二十世纪中华文化圈崛起和波折,当前在世界经济中中国一花独秀,使人们对华夏文化更加关注。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兴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热”,而且至今不衰,华夏文化研究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热点问题。我们这个时代又是一个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当代信息科学研究信息传播现象的自然属性,早已成了时代的热点。在上世纪末的“新三论”、“老三论”的热潮中,“信息”成了中国最流行的话语,“信息科学”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热门的学科之一。如果说信息科学研究信息传播现象的自然属性,那么,传播学则是研究信息传播的社会属性。随着对信息传播自然属性研究的深入,人们将关注信息传播的社会属性,传播学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热点问题是必然的趋势。当前,传播学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大众传播”、“地球村”、“媒介”等传播学的话语风行一时,传播与新闻学在国家学科规划中学科地位迅速上升,南大北大清华等名校先后成立了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又一个热点。“华夏传播研究”的研究内容恰恰正是“华夏文化”与“信息传播”这两个时代热点。而且,“华夏传播研究”还力求打通这两个时代热点,沟通融汇两者;同时,又为这两个时代热点的研究增加新内容,促进和繁荣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各自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华夏传播研究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色彩。

华夏传播研究不仅具有学术意义和时代色彩,而且,它对世界传播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今天,人类的传播技术,特别是电子传播媒介的出现,“天涯若比邻”已经成为现实,距离不再成为信息传播的障碍,整个地球正在变成一个村落。在这个巨大的村落里,国家关系的密切,社会矛盾的集中,人们之间的互相依赖,都是古代村落和现代城市无法比拟的。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更应该学习如何合理地使用媒介。因为传播技术是双刃剑,它既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也可以给我们带来灾难。而且,传播技术越是发达,如何合理地使用传播技术的问题就越发重要。在“9111恐怖事件”中,我们就清楚地看到了,正是使用了当代传播技术,恐怖分子才有可能组织这次震惊世界的恐怖活动。同时,也就是由于同样的当代传播技术,人们才成功地粉碎第四架飞机的恐怖阴谋,避免悲剧扩大。今天,计算机网络出现并迅猛发展,全球信息基础设施(GII)正在形成,传播技术已经达到空前高度。如何合理地使用当代传播技术,也就更加逼切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了。因此,在这个历史关头,我们不仅应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信息运动规律,继续发展我们的传播技术;

同时,还更应该从社会科学角度来思考信息传播活动,使人类在拥有高度发达的传播技术的同时,还能拥有合理使用这种传播技术的社会保证。在这方面,华夏传播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迪。华夏传播不仅创造出造纸印刷等传播技术,发展出独特的礼乐传播制度,还提出了“诚”等为核心的传播道德思想,为合理使用这些传播技术确立了道德基础。正是华夏传播技术与华夏传播道德的结合,才使华夏能在人类传播史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回顾历史,农业时代的华夏造纸印刷等传播技术,为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推波助澜,使希腊罗马的古典文献得以广泛流行;授德国宗教改革锐利武器,逼使封建的教阶制土崩瓦解;让英国清教徒得以手执印刷《圣经》,走上了革命的历史舞台,从而奠定了今天人类工业文明的社会基础。放眼未来,人类的信息社会正在到来。传播技术越来越先进,能合理使用越来越先进的传播技术的社会基础条件之一,就是要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传播道德。因此,任何时代都没有像今天如此迫切地需要传播道德的建设。我们相信,在电视频道越来越多,暴力色情内容也越来越多的今天,华夏精深博大的传播道德思想,对于世界传播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华夏传播研究具有如此重要的学术意义、如此强烈的时代色彩,而且有可能给世界传播事业健康发展以一定启迪,因此,对它的研究是我们这一代传播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之一。面对着这份沉甸甸的华夏传播文化遗产,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努力吸收当代的科学技术思想,借鉴世界传播中民主法制精神,结合今天中国建设中的传播现实问题,从而锻造出崭新的中华传播文化,使华夏传播文化能获得凤凰涅式的新生。

作者: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副教授

注释

[1]宣伟伯著、余也鲁述译(1985):《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中国展望出版社,X 至XI 页。

[2]余也鲁:《论探索———回到历史,回到中国》。见余也鲁、郑学檬主编(1994):《从零开始———首

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8页。

[3]1993年前台湾有关研究情况请参考徐佳士先生的《简略检视台湾学界传播研究中国化的努力》,该

文见余也鲁、郑学檬主编(1994):《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10页。1993年后1999年前台湾有关研究情况见邵培仁《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见《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其后,台湾华夏传播研究又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主要有方鹏程先生的《鬼谷子:说服谈判的艺术》,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关绍箕先生的《中国传播思想史》,中正书局(2000)。

[4]1985年首届上海国际传播学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两篇有关论文是:苑子熙、肖月的《中国古代的

传播》和黄星民、熊华丽的《Rites 2Music C ommunication 》。前文发表于《新闻广播研究》1985年第5期与第6期。后文收入该次会议论文集,见Huang ,X.M.,&X iong ,H.L.(1987).Rites 2Music C ommunication.In Internation Journalism Program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 tudies University (Ed.),The Dis 2sertations from the Firs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C on ference on C ommunication,(PP46～60),Shanghai :Shang 2hai F 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5]吴予敏(1988):《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国际文化出版社。

[6]这个时期专门性的华夏传播研究的论文不多,但有些论文中涉及了传播学中国化问题,如中国社

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创立中国式传播学,促进行为改革的深入发展》,见《新闻学刊》1986年第5期;顺建军:《关于建立中国沟通学的构想》,见《新闻学刊》1987年第1期;夏文荣:《走出困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见《南京大学学报》(哲人社版)1991年第4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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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光元:《论传播学的中国化》,见《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4期,等等。

[7]这个时期涉及到华夏传播研究内容的专著以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以人体为主体的图像世界

之谜》为代表。该书第三章为“中国的传统传播方式特点”。见该书85至11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8]余也鲁、郑学檬主编(1994):《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

集》,8页。

[9]孙旭培主编(1997):《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

[10]邵培仁教授曾指出:“两岸三地传播学者对‘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引者注:这里的‘本土化’含

义与‘中国化’含义基本一样)意蕴的理解与解释并不一致,这使得研究目标的有点模糊混乱。

台、港多数学者认为是指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讨人类传播的原理,所用资料‘以古为主’;大陆多数学者认为是指从中国具体国情和传播实际来探讨人类传播理论,所用材料‘以今为主’;而新近的一些观点认为,要‘上下联通、古今并用’”。(见邵培仁:《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邵教授这一判断基本准确。关于这个研究领域的争论,邵教授该文也做了介绍。

[11]《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由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郑学檬主编。首批成果有黄鸣

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李国正的《汉字解析和信息传播》、郑学檬的《传在史中———中国传播社会传播史料初编》三部著作,2001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12]《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六,中华书局(1980),2148页上。

[13]《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六,1991页下。

[14]《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六,2148页上。

[15]余也鲁:《论探索———回到历史,回到中国》。余也鲁先生等人提出的华夏传播研究的“十二个入

口”是:1、传与创新;2、政治传通的结构与途径;3、传与革命;4、人际传播的特点;5、说服的理论与实际;6、环境与传通;7、符号与传;8、民间传通途径;9、传播工具及其影响;10、中外文化接触中“传”的活动;11、从语言的浓缩与过滤中找“传”的原理;12、基本的传的观念的研究。

[16]传播学界使用的“本土化”始于台湾。但在台湾,“本土化”这个概念十分复杂,特别在政治生

活中。它有时与台独关系密切,如2001年3月底台湾当局公布了所谓“本土化教育”政策,有明显的台独倾向。在该政策指导下,台湾教育当局公布新编《认识台湾》一书,未出现“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等字样,受到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强烈批评(参见《环球时报》2001年4月3日第六版)。国民党主席连战对“本土化”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本土化决不是非中国化”,主张“两岸应从回归‘九二共识’入手”,建立长远和平(参见《环球时报》2001年1月23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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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The Initial Conflict o f Methodology Studies o f Communication and Its Output

Y in X iaorong

The conflict of methodology Studies of C ommunication that occurred during the1940s was the first cross sw ords of the methodologies of the em pirical school and the hu2 manity school.It provided the tremendous influence to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cation studies.

75　On E fficiency o f Transmitting the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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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ssue of the efficiency of transmitting the news has been increasingly of concern recently.This paper discus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ommunicator,media and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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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X ing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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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puts deep insight into the im portant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s:the New Y ear s Eve and the S pring Festiv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91　On the Competition o f News Reporting

Y ao Zhiming

本期英文编辑:张　威

华夏幸福基业招商模式分析

工业园区招商分析 一、销售现状 华夏幸福2014年实现年度销售额亿元，同比大幅上涨37%，而与2011年华夏幸福上市之初的165亿元年销售额相比，增长已两倍有余，2015年一季度，华夏幸福实现销售额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幅达%。根据华夏幸福的公告，其销售来源主要分为产业发展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整理、综合服务、物业管理服务、园区住宅配套、城市地产开发等。其中园区住宅配套的销售额占绝对主导，在2014年华夏幸福亿元的年度销售额中，园区住宅配套为亿元，占据69%的比率。 在工业园区招商方面，截至2014年6月底，华夏幸福已为各地产业新城累计引进签约企业600余家，招商引资额突破1200亿元，创造新增就业岗位3万余个。 二、开发模式 华夏幸福并没有园区所有权，而是托管性质的‘轻资产运营’，开创“工业园区+房地产开发”的商业模式。 这个模式是与地方政府签约，垄断该区域一级开发，以垫资的方式进行土地整理和配套设施的建设，并代行政府职能招商引资发展特定产业，为园区提供服务。同时，利用一级开发的优势，公司可以获取大量房地产开发用地。最后，通过园区住宅的销售来回笼资金。 三、招商特点 1、产业升级三段论（固安工业园经验） （1）第一阶段，“从无到有”①，主要工作是产业转移。 起初，固安主要承接来自北京的产业转移，主要是传统机械加工，产业质量不高，但也算有产业成效。 （2）第二阶段：“从有到高” 三四年过去，产业园聚集了几百家企业，就进入到“从有到高”的产业整合升级。华夏幸福基业梳理企业的产业链联系，抓 ①“那时连条路都没有。当时举个牌子，告诉企业老板往里两公里，就是他选的地方，谁来呀？这却是我每天干的工作。”轷震宇表示。

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陈力丹

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 陈力丹 (2005-11-29 15:52:24.0) 内容提要：本文从传播学方法论角度，将传播学研究划分为三个学派，分别对它们的形成背景和研究特点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三个方法论学派的任何一个，都难以充分阐释如此丰富和复杂的传播现象，需要在方法论上相互补充，因为组合的整体力量大于分散力量之和。 关键词：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 我们历来把传播学划分为两大派：经验主义学派和批判学派。近来读了陈卫星和胡翼青的书《传播的观念》、《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很受启发。我赞同他们将传播学划分为三个学派，虽然表述方面存在差异，但是总的看法相同。陈卫星划分为经验－功能、控制论、结构主义方法论三个学派；胡翼青划分为经验主义、技术主义、批判主义三种研究范式。 这样的划分对于深刻理解传播学很有必要。过去把技术主义控制论方向的传播研究大多归到经验主义学派，也有的被归到批判学派。其实，它与这两个学派的思路很不相同。在新媒介技术急遽发展的当前，这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到了应当独立看待的时候了。 斟酌用词，“批判学派”之说，难以显示出所指学派的方法论特征，概括得过于笼统；“结构主义方法论”，体现不出该学派的另一个共同特征，即追究表象背后的权力因素。“经验主义”亦没有完整地表现出这个学派的方法论特征。技术主义的理论来源可以追溯到“三论”，特别是控制论。出于以上的考虑，我使用“经验－功能”、“技术控制论”、“结构主义符号－权力”这样的表述，从方法论角度将传播学研究划分三个学派，与陈、胡的划分依据差不多，有些地方略有不同。 传播学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理论条件 为说明学派的划分，需要讨论传播学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理论条件。自从人类文明以来，信息的传播并没有被当作一种专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任何学科的发轫都源于社会关注，而任何社会关注来源于重大的社会变迁。 传播得以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只能追溯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从照相术、电报、电话、电影的发明和普及，到20世纪广播、电视的发明和普及，传播科技的急遽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对世界的感知。人的关系相当程度上变成了如何使用新传媒的问题。 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情景几乎同时浮出水面，即工业国家城市人口的急遽增长。这类人口的增加，意味着读和写的传播成为必需，因为生活在城市的人比生活在乡村的人有更多和更复杂的信息需求，他们要了解自己所在的城市、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信息，以满足工作、生活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工业化激起的传播科技的急遽发展，以及迅速的城市化，促使人们必须关注传播。因为一系列新的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形态、内容、方式等等，均已明显地影响到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社会经济形态和创新模式的发展与变化。 如果从古代学者那里找寻关于传播现象的论述，总会有一些。但是作为现代传播学的较为直接的学科思想先驱者，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的三位代表人物，即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库利（Charles Cooley，1864－1929）、帕克（Robert Park，1864－1944），以及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er,1857－1913）。还有一位优秀的记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也在20世纪初为后来的传播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 杜威是库利、帕克的老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只有通过有机系统内循环的信息分享，社会生活才有可能。科学最终要汇集到能够产生相互理解、允许产生合作行为的传播当中。他把大众传媒看作是社会变迁的工具。 库利的“镜中我”理论，把人通过别人认识自己视为人的社会化过程，而传播是这个过程的惟一关键要素。新的传媒修改了传统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反应，改变了个人的日常生活概念。他于1909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一书，是第一本关于社会传播的专著。他和另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米德（George Mead）共同创立了关于社会信息交换的“象征互动论”。 帕克是最早研究报纸的理论家，他在20多年中通过报纸持续考察不同种族背景的社会群体在美国社会的同化、移民整合问题。他认为传播是人类社会关系的本质所在，它创造着和维持着社会。他提出了传媒与舆论如何相互影响、人际网络如何与传媒连接、媒体如何促进社会变迁等后来传播学的前沿问题。

战略合作协议20150106-清华大学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证券代码：600340 编号：临2015-001 华夏幸福关于与清华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1月5日，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幸福”或“公司”）与清华大学本着“真诚合作、务求实效”的原则，就建立合作关系和长效合作机制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一、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宗旨 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积极推动在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与交流、产业政策研究等方面开展多层次合作，建立合作关系和长效合作机制，促进双方合作共赢。 （二）合作方式 双方建立合作联系制度，定期会商合作计划，分别指派华夏幸福产业发展集团行业研究院和清华大学技术转移研究院XIN中心为双方合作对接单位，负责协调和处理合作的具体事宜。 （三）合作内容 1.科技交流与合作 1)搭建合作平台 华夏幸福与清华大学合作建立“清华大学-华夏幸福XIN产业技术联合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联合研究中心”）。双方以联合研究中心为载体，在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和智慧城市等领域开展科技攻关合作，华夏幸福出资支持联合研究中心的建立和技术项目的培育。 2)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清华大学通过多种方式向华夏幸福推荐高技术含量的科研成果、专业管理和技术人才，华夏幸福提供资金、场地及专业化的公司运营方式，双方共同搭建有效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推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

2.产业政策研究合作 双方发挥各自在宏观政策、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等领域的研究优势，针对区域协同发展政策、产业发展思路进行专题研究，推动政府、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在产业发展领域的全面合作。 3.人才培养合作 1)共建研究生社会实践基地 清华大学鼓励各院系的优秀研究生到华夏幸福所属产业园区进行社会实践。双方共建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基地。华夏幸福负责征集、筛选社会实践项目，清华大学负责组织研究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督促检查活动的正常开展。 2)教育培训合作 清华大学充分利用优质的教育资源，根据华夏幸福的人才培训需求，制定适合的培训方案、对华夏幸福的管理人员进行卓越领导力、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工商管理等系列课程的培训。 3)就业创业合作 华夏幸福积极组织人事部门到清华大学招聘，吸引清华大学毕业生；清华大学积极支持华夏幸福的人才战略，为华夏幸福的人才招聘活动提供便利条件。4.其他 双方同意以本框架协议为基础，根据具体项目情况另行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双方在具体项目合作中的权利义务，以双方就该项目实施签订的协议为准。 二、协议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使公司与国内优秀高校建立合作关系，通过搭建合作平台助力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共同对产业政策进行研究，并建立人才培养合作机制，为公司招聘优秀人才创造有利条件。 三、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意向性协议，该协议为双方后续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了基础，但具体合作项目实施进度和内容尚存在不确定性，尚待协议双方沟通并进一步签署具体合作协议予以约定。具体合作协议签署后，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及时进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英语学习与中国文化的传播

英语学习与中国文化的传播 摘要：英语学习与中国文化的传播看似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两个概念。但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英语学习与中国文化的传播也不例外。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持续着经久不衰的英语学习热潮，这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有哪些影响呢？本文即从利与弊两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斧正。 关键词：英语学习中国文化传播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越来越融入到世界的大家庭中，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热情越来越高涨，英语学习在中国有了越来越普及的趋势，上至八十老翁，下到童稚幼儿，每个人的嘴里都能说出一两句英语，英语学习已成为大多数人升学、评级乃至有更大的发展的关键，也是社会对个人能力的重要评价标准。中国文化受到英语文化的强势冲击，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国学更是首当其冲。这样的英语学习的热潮，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发展和传播，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英语是当今世界的通用语，其伴随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而确立了在世界各民族语言中强势地位。在英语中，希腊语和拉丁语词汇构成了词汇基础，其他的欧洲语种对英语的形成也都产生过影响，可以说英语也是在吸收其他语系精华的基础上才逐步形成了今天的完备体系。这样一种强势的语言，对中国文化的传播的影响，不可谓之不大。总的说来，其影响有利也有弊。下面就做一些具体的分析： 一、英语学习对中国文化的传播的有利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讲，学习英语与中国的文化传播并不矛盾，学好英语不仅使文明能够了解西方文化，学习更多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能够促进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好地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一）借助英语在西方国家传播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整日浸润其中的中国人都不一定能说的清楚，道得明白，更何况那些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尤其对中国文化的精髓——古代文化，由于对文言文的理解困难，导致英语无法翻译或者言不及义、文不对题的状况屡屡发生。也正是因为中国五千年历史的神秘性，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透彻，致使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出现了很多误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必须要让世界认识一个正确的中国，这就要求我们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必须要学好英语，以便更好地将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使全世界的人民都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古老的文明和传统文化。 （二）通过英语学习西方文化，有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中国文化一直讲究“融会贯通、兼收并蓄”，西方文化包括美国文化也是有很多长处的，对于西方优秀的科技、管理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先进成果，我们中国人一百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学习和借鉴。通过学习英语，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从而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汲取西方文化的精华，弥补中国文化的不足之处，相互融合，丰富中国文化的内容，同时可以找到东西方文化的相同点和切入点，更好地向世界人民传播中国文化。

华夏幸福基业招商模式分析

华夏幸福基业 工业园区招商分析 一、销售现状 华夏幸福2014年实现年度销售额512.54亿元，同比大幅上涨37%，而与2011年华夏幸福上市之初的165亿元年销售额相比，增长已两倍有余，2015年一季度，华夏幸福实现销售额130.9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幅达20.07%。根据华夏幸福的公告，其销售来源主要分为产业发展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整理、综合服务、物业管理服务、园区住宅配套、城市地产开发等。其中园区住宅配套的销售额占绝对主导，在2014年华夏幸福512.54亿元的年度销售额中，园区住宅配套为355.02亿元，占据69%的比率。 在工业园区招商方面，截至2014年6月底，华夏幸福已为各地产业新城累计引进签约企业600余家，招商引资额突破1200亿元，创造新增就业岗位3万余个。 二、开发模式 华夏幸福并没有园区所有权，而是托管性质的‘轻资产运营’，开创“工业园区+房地产开发”的商业模式。 这个模式是 与地方政府签 约，垄断该区域 一级开发，以垫 资的方式进行土 地整理和配套设 施的建设，并代 行政府职能招商

引资发展特定产业，为园区提供服务。同时，利用一级开发的优势，公司可以获取大量房地产开发用地。最后，通过园区住宅的销售来回笼资金。 三、招商特点 1、产业升级三段论（固安工业园经验） （1）第一阶段，“从无到有”①，主要工作是产业转移。 起初，固安主要承接来自北京的产业转移，主要是传统机械加工，产业质量不高，但也算有产业成效。 （2）第二阶段：“从有到高” 三四年过去，产业园聚集了几百家企业，就进入到“从有到高”的产业整合升级。华夏幸福基业梳理企业的产业链联系，抓住龙头企业围绕其招收项目，利用人为干预和促进形成一个个产业集群。如今，固安产业园内产业集群有16组之多。 （3）第三阶段：创新，嫁接新技术。 中国未来十年，不可能再依靠牺牲环境和廉价劳动力去进行粗犷发展了。怎么融入到全世界大的产业链集群呢？答案是，从创新源头抓起，嫁接新技术。2014年3月3日，华夏幸福基业发布公告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硅谷设立全资子公司，打造硅谷高科技孵化器，投资方向集中于清洁能源、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硬件等高科技领域的高质量、可产业化的项目。 2、带不走的招商能力② （1）该公司在产城规划方面非常专业，拥有自己的博士团队和研发部门，产业策划能力甚至达到国家部门级研发水平。 ①“那时连条路都没有。当时举个牌子，告诉企业老板往里两公里，就是他选的地方，谁来呀？这却是我每天干的工作。”轷震宇表示。 ②每个招商人员都长期反复对区域进行扫描式招商、参加展会，名片都积累了几盒子，手中都沉淀下几百个资源。”轷震宇表示。

传播学研究方法第一至第三章

一些重要参考书： 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10版）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5 大卫·E·莫里森寻找方法-焦点小组和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柯惠新王宁译新华出版社2004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陈阳大众传播学研究方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此外还有这二年重庆大学出版出版的系列方法方面的书可以参考。 传播学研究方法 第一章导论 一、科学的方法 1、知识的几种来源 ?传统——历史形成的观念 ?常识——众人的经验积累 ?经验——个人经历的积累 ?权威——众人公认的依据 ?科学——符合逻辑的经验总结 2、科学的特征 ?科学是经验的——根植于、依赖于 ?科学是逻辑的——符合正确的思维 ?科学是操作的——可实际检验 ?科学是命题式的——形式结构 ?科学是趋于抽象的——概括、理论 ?科学是趋于系统的——完整体系 ?科学是累积的——相对的、部份的 二、社会研究的概念与特征 1、社会研究的定义 ?研究——提出问题，寻求答案的过程 ?社会研究——以经验的方式，对社会世界中人们的行为、态度、特征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各种社会现象、社会产物所进行的科学的探究活动。 ?传播研究——？ 2、社会研究的特征 ?研究的主题是社会的，而非自然的 ?研究的方式是经验的，而非思辨的 ?研究的问题是科学的，而非判断的 3、社会研究中的困难 ?人的特殊性——感情、意识、霍桑效应 ?研究的干扰性——研究本身是一种行为 ?现象的复杂性——一果多因、一因多果 ?特定的限制——伦理的、政治的、法律的

完整版华夏幸福基业模式简析

华夏幸福基业模式简析 一、华夏幸福基业简介 （一）基本情况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幸福基业"），成立于1998年，于2011年9月在A股借壳上市。早期致力于河北省内的城市住宅开发，2002年开 始运营固安工业园区后，逐渐向工业园区域运营开发商转型，一直坚持"以产促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城乡一体、共同发展"的理念，坚持既定的产业新城业务模式并不断延伸价值链，在原有业务的基础上接入和发展多元化的产业、城市增值服务业态，成为全价值链纵向一体化的产业新城运营商，全力打造产业新城三条产品线，目前已形成"园区+地产"的独特运营模式。在环渤海地区成功运营固安工业园区、大厂潮白河工业区、怀来京北生态新区（河北张家口）、苏家屯区域、香河区域、无锡工业园区等。 （二）业绩情况 2014年度销售目标为500亿，截止2014年上半年，实现销售额共计242.13 亿元，同比增长52.20%,截止2014年6月30日确认营业收入实现营业收入113.8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58%；实现营业利润36.48亿元，同比增长 56.2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3.01亿元，同比增长30.06%。 表1:华夏幸福基业各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二、华夏幸福基业模式 (—)业务模式 1、业务结构 华夏幸福基业业务包括房地产开发和园区经营与开发两大块，借壳完成后，华夏幸福基业间接控股的京御地产成为实际上的业务平台。京御地产负责房地产二级开发与销售、配套物业服务业务。京御地产的全资子公司九通投资负责园区开发业务，作为河北固安工业区、大厂潮白河工业园区和怀来京北生态新区三个园区开发与经营的业务平台，对开发区域进行前期规划、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与管理、市政公用设施建设与管理、土地整理、产业发展服务(招商引资服务) 、物业管理、厂房 建设租赁等。

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503） 适用学科：050301新闻学、050302传播学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具有坚实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本学科的历史与现状，把握本学科的学术发展方向和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科学研究的能力，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和计算机技能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学位获得者可以到传播媒体、新闻机构、宣传出版部门从事具体新闻与传播工作，可以到高校从事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亦可以到企事业单位从事宣传、公关工作。 二、研究方向 1.新闻传播理论与实务 2.网络传播 3.传媒与舆论 4.平面媒体（出版）传播 5.新闻传播史 三、修业年限 基本学制为2年。 四、毕业学分和授予的学位 硕士研究生应当修满至少30学分，其中课程学分27学分，包括学校开设的公共学位必修课7学分、专业基础课不少于6学分（三门课）、专业主干课不少于6学分（三门课）、发展方向课不少于8学分，开题报告与学位论文3学分。修满上述学分、学位论文进行的各个环节符合要求、学位论文取得合格成绩，授予文学硕士学位。 五、培养方式 1．以二级学科为基本培养单位，采取集体培养与导师负责相结合的方式。新生入学第一个月内完成师生互选。 2．课程学习以一级学科内的专业基础课与二级学科内的专业主干课和发展方向课的学

习为主，辅之以其他专业的课程或全校公选课程、经典文献阅读。根据本专业确定的经典文献阅读书目、按照考核要求提交至少2份读书报告。 3. 学术活动。硕士研究生在答辩前应在省级以上刊物（含省级刊物）公开发表至少一篇（含一篇）本专业领域的学术论文，署名为第一作者；或者在学院的硕博讲堂进行一次学术报告，为主讲。参与听讲硕博讲堂学术讲座10次以上（主讲一次可抵听讲5次）。 六、课程学习 1．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一）公共基础课与学科基础课 （二）专业主干课与发展方向课

全球化 华夏文明传播的新机遇(一)

全球化华夏文明传播的新机遇(一) 〔内容提要〕在经济全球化中，各国不同文化的传播与碰撞，凸现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内在活力和人文价值，成为解决文化冲突和医治各种社会疾患可资借鉴的良方之一。文章还分析了中华文化在新世纪多元化格局中的价值取向，指出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弘扬中华文化自身的整合与重构强势，吸纳、借鉴、融合外来优秀文化，是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全球化中华文化传播与互补人文精神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社会历史现象，必然带来各国不同文化的传播与交融。在这场多元文化交流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内在活力和人文价值，面临着挑战和难得的发展机遇。在全面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弘扬中华文化自身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整合与重构强势，吸纳、融合外来优秀文化，并与之形成互补的传播态势，对赶超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促进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世界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经济一体化中多元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契机 全球化现象是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也是科学与技术和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经济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关系极为密切，当经济全球化趋势日趋加快的时候，各种文化也呈现出全球化交流的趋势，为各国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传播、交融提供了广阔的

舞台。这主要表现在： 1.经济一体化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全球性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时，对经济生产和文化生产的联系，作过精辟的论述，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①他们认为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不仅各地方、各民族在经济上的封闭状态被打破，而且在文化上，精神生产也由于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和相互依赖的加强，而走向世界。文化作为经济生活的直接反映，在全球化经济格局形成之时，也促使多元文化的相互交流、传播和互补成为可能。由于中国已宣布在年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意味着中国选择了加入全球化经济运行轨道的发展战略，中华优秀民族文化需要走向世界，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也离不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融合与参与。随着经济交往的加强和扩大，文化交流也必然加强和扩大。国际自由贸易不仅带来商品流通，也会在观念、法制、文化及管理等方面创造更加广泛的交流机会。 2.高新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与交流构筑了良好的技术平台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化，卫星通讯技术、信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高速交通运输工具的广泛使用，以及报纸、期刊、广播、影视等大众传媒的进一步普及，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空间距离在缩短，经济

华夏幸福基业商业运营模式分析

华夏幸福基业商业运营模式分析 一、企业运营模式 以打造“产业新城”为企业战略定位，以“园区+地产”做为盈利模式，公司在园区还未起步之时，就与政府签订排他性的园区整体委托开发协议，由公司对园区进行前期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整理、商品房开发、工业厂房开发、园区招商引资以及企业入园后的物业管理服务，政府仅提供行政方面的服务和管理（类似于现在的PPP模式）。企业运作更类似于中介服务，通过对产业新城进行整体操盘，整合地方政府、资金、技术、高新产业各方资源，进行园区的建设和运营管理工作。 ?资金整合： ?借壳上市（股票代码600340）

?华夏幸福基业还是廊坊银行、廊坊农村合作社的股东，并且全资拥有廊坊鼎顺信用担保公司和华夏幸福创投公司。 ?地方政府资源整合 协调相关部门将区域规划纳入土规、城规整体规划；协调相关部门进行区域内前期土地征转用并形成建设用地；负责对开发的建设用地进行供地。签订战略框架协议的地方政府包括：房山区人民政府、河北省固安县人民政府、霸州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政府、保定市人民政府、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政府、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等。 ?高新产业资源整合 华夏作为园区运营方，引进创新性企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搭台，引领产业升级，同时与具有全球行业引领价值的企业进行战略合作，带着企业去找地。签订战略框架协议的高新企业包括：京东电商、A PG-ALARM-ASIA亚洲智能家居公司，国能集团是卓越全球的可再生能源供应商，清华大学重大科技项目（固安）中试孵化基地、中国卫通集团、北京电影学院等。 ?技术资源整合 公司主导运作的有房地产开发、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园区物业服务、土地一级开发，但是产业新城的打造涉及土地、规划、工程等各个方面，其余诸如土地整理复垦等工作可以聘请相应的机构开展。

传播学总体框架

1.传播学方法论范式三种范式科学发展的五个阶段 研究过程八步 定性研究实地观察焦点团体深度访谈个案研究民族志方法定量研究调查研究内容分析试验二手资料分析纵向研究互联网下的研究两类四种 2.传播学历史欧洲和美洲的学术渊源6 人芝加哥学派四大奠基人 科技三论 施拉姆 3.传播学学派批判派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政治经济学派霸权公共领域技术派媒介生态学 经验学派耶鲁学派 4.传播效果论效果的定义和含义 效果的种类 效果的三个阶段 影响效果的学科社会学和心理学 魔弹论说服理论 有限效果论使用和满足论效果流两级传播和舆论领袖 强大效果议程设置知沟论和数字鸿沟涵化理论沉默的螺旋第三者效果框架分析

5.传播者论把关人理论网络传播， 手机摄影传播等新媒介形式下传播者权力的削弱 6.媒介论传播生态学何道宽的文章理论 新媒体研究 7.接受者论 8.传播体制, 控制论传播法 9.传播内容论 10.批判理论研究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霸权 公共领域 11.报纸杂志研究 12.电视研究 13.广播研究 14.电影研究 15.广告 16.公共关系 17.网络传播网络监督和网络法 18.新媒体传播

19.媒介社会学 20.媒介传媒经营和 管理 21.媒介文化学 22.媒介和流行文化 23.政治传播学 24.国际传播学 25.跨文化交流学 26.三农传播研究 27.媒介素养研究 28.体育传播研究 29.新闻理论 30.新闻史 31.应用新闻学 32.新闻的自由和 新闻责任自由和知情权 07，04今年法律颁发信息社会的不知情权 媒介的社会责任 33.新闻伦理和新 闻专业主义新闻职业精神新闻职业道德职业的专业主义 新闻的自律 34.新闻传播的法 治记者的法律意识 报道的法律限制公民个人信息隐私的泄漏现象

中国影视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作用

中国影视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作用 姓名：孔金娣 专业：10级土木四班 学号: 201001553

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绵延5000多年而不绝，就是因为悠久的文化从来没出现过断层，代代相传，并不断地继承、发展、完善、进步,文化是从过去千百年来人类总结出的生活经验，如果从出生就脱离了这些文化，重新创造就是一个很漫长的进程，汽车，手机，电视，带兵打仗的方法，美味的菜肴，或是电脑，楼房，更不用说股票，基金，人类离不开文化的传承.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抵御外敌入侵的隐性力量与精神支柱.所以,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扬尤为重要.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影视中的运用会不会对文化起到良好的传播作用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电影是一种具有世界性的语言艺术,是各种文化融合的产物.现代电影可以作为本民族文化的载体,一这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去向世人表达并达到传播与发扬的目的. 对于传播的对象和受众,被传播的无论是物质形式的还是一种无形的信息概念,都需要以一种乐于且广泛的方式来传播.像文化的传播不是说教般的喋喋不休,而是吸引受众自己自身的去欣赏与体验其中并从中找到共鸣. 就目前的人民生活需要,影视等文化产业就是对传统文化传播的很好的途径文化越是得到广泛的传播，才越能够得到弘扬，越能增进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交流。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观念都有差异，通过文化的交流能增进了解、互信、合作、和平。从中，文化也得到弘扬、创新、发展。 中国电影作品的文化阐释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个方面. 一、民俗学价值 最常见的文化阐释价值是通过观赏一部影片，阐释其中所反映的某个时代、地区、民族的民风和民俗。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有两个倾向，一是眷恋故乡，对本土文化有特别的亲近感；一是向往远方，对异域文化有特别的新鲜感。愈是民族的也愈是世界的，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影片往往容易得到各方的青睐，这也是中国影片屡获国际大奖的重要原因。而人们喜爱观赏影片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能经常地、直观地接触丰富多彩的异域文化，了解世界各个民族的不同风情。

华夏幸福工业地产片区开发模式分析调研报告

华夏幸福 工业地产片区开发模式 分析调研报告 2017年9月30日 目录 一、华夏幸福公司的背景和业绩状况 1 二、华夏幸福的模式分析 3（一）组织架构设置： （二）项目拓展策略： （三）业务开展类型 （四）园区开发步骤： （五）盈利模式 （六）核心竞争力分析 （七）城镇化分析

三、结论与建议 18

一、华夏幸福公司的背景和业绩状况 （一）公司背景 华夏幸福成立于1998年，早前致力于河北省内的城市住宅开发。2002年开始运营固安工业园区后，逐渐向工业园区域运营开发商转型，目前已形成“园区+地产”的运营模式。 在园区开发方面，该公司主要业务内容包括对开发区域进行前期规划、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与管理、市政公用设施建设与管理、土地整理、产业发展服务（招商引资服务）、物业管理、厂房建设租赁等。 在房地产开发方面，该公司目前已经形成以孔雀城、大卫城、华夏系列等产品系列。 （二）公司业绩呈现爆发式增长 2012年，华夏幸福全年完成销售额亿元，同比增长%。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亿元，同比增长%；实现营业利润亿元，同比增长%；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亿元，同比增长%。2012年度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处于行业较高水平。截至2012年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亿元，公司持续实现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为正。 公司在产业促进方面的收入也实现了较大提升，2012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亿，其中产业发展服务收入为亿，加上与之相关的业务包括土地整理、园区建设、综合服务等的收入达到亿，占主营业务收入超过了三成。 2012年，华夏幸福业务布局迅速扩张。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新拓展园区5个，成功实现了环北京、环沈阳、环上海三大区域布局。新拓展的5个园区分别位于河北香河、辽宁沈阳苏家屯、江苏无锡、江苏镇江和河北固安新兴产业示范区。截至2012年底，公司投资开发建设的产业新城和城市产业综合体达到15个。

佳木斯市中考满分作文传播学方法论三个学派

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 作者：陈力丹 内容提要本文从传播学方法论角度，将传播学研究划分为三个学派，分别对它们的形成背景和研究特点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三个方法论学派的任何一个，都难以充分阐释如此丰富和复杂的传播现象，需要在方法论上相互补充，因为组合的整体力量大于分散力量之和。 关键词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 我们历来把传播学划分为两大派：经验主义学派和批判学派。近来读了陈卫星和胡翼青的书《传播的观念》、《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很受启发。我赞同他们将传播学划分为三个学派，虽然表述方面存在差异，但是总的看法相同。陈卫星划分为经验－功能、控制论、结构主义方法论三个学派；胡翼青划分为经验主义、技术主义、批判主义三种研究范式。 这样的划分对于深刻理解传播学很有必要。过去把技术主义控制论方向的传播研究大多归到经验主义学派，也有的被归到批判学派。其实，它与这两个学派的思路很不相同。在新媒介技术急遽发展的当前，这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到了应当独立看待的时候了。 斟酌用词，“批判学派”之说，难以显示出所指学派的方法论特征，概括得过于笼统；“结构主义方法论”，体现不出该学派的另一个共同特征，即追究表象背后的权力因素。“经验主义”亦没有完整地表现出这个学派的方法论特征。技术主义的理论来源可以追溯到“三论”，特别是控制论。出于以上的考虑，我使用“经验－功能”、“技术控制论”、“结构主义符号－权力”这样的表述，从方法论角度将传播学研究划分三个学派，与陈、胡的划分依据差不多，有些地方略有不同。 传播学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理论条件 为说明学派的划分，需要讨论传播学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理论条件。自从人类文明以来，信息的传播并没有被当作一种专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任何学科的发轫都源于社会关注，而任何社会关注来源于重大的社会变迁。 传播得以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只能追溯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从照相术、电报、电话、电影的发明和普及，到20世纪广播、电视的发明和普及，传播科技的急遽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对世界的感知。人的关系相当程度上变成了如何使用新传媒的问题。 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情景几乎同时浮出水面，即工业国家城市人口的急遽增长。这类人口的增加，意味着读和写的传播成为必需，因为生活在城市的人比生活在乡村的人有更多和更复杂的信息需求，他们要了解自己所在的城市、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信息，以满足工作、生活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工业化激起的传播科技的急遽发展，以及迅速的城市化，促使人们必须关注传播。因为一系列新的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形态、内容、方式等等，均已明显地影响到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社会经济形态和创新模式的发展与变化。 如果从古代学者那里找寻关于传播现象的论述，总会有一些。但是作为现代传播学的较为直接的学科思想先驱者，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的三位代表人物，即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库利（Charles Cooley，1864－1929）、帕克（Robert Park，1864－1944），以及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er,1857－1913）。还有一位优秀的记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也在20世纪初为后来的传播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 杜威是库利、帕克的老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只有通过有机系统内循环的信息分享，社会生活才有可能。科学最终要汇集到能够产生相互理解、允许产生合作行为的传播当中。他把大众传媒看作是社会变迁的工具。 库利的“镜中我”理论，把人通过别人认识自己视为人的社会化过程，而传播是这个过程的惟一关键要素。新的传媒修改了传统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反应，改变了个人的日常生活概念。他于1909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一书，是第一本关于社会传播的专著。他和另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米德（George Mead）共同创立了关于社会信息交换的“象征互动论”。

传播中国文化的外国人-

传播中国文化的外国人 ——访葛维达博士 周更琅 研究或教授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不计其数，但像葛维达博士这样，能说一口纯正标准、而又极其流利的北京官话的学者，实为罕见。不仅如此，对于昆明方言，葛博士说起来也能乱“真”。带着惊讶无比的好奇心，我访问了她。 葛维达身材修长，是白俄罗斯人，57年前出生在哈尔滨，现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中心教授中文。她虽已年近花甲，却精力充沛。一双大眼睛，在白晰俊秀脸庞的衬托之下，显得格外有神。凡是熟悉西南联大情况的人，大概都记得历史系教授葛邦福先生的这位掌上明珠，金发碧眼的“洋娃娃”。当我对她的中国话表示惊奇时，她告诉我，她的语言形成时期基本是在北京和昆明度过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葛邦福先生在清华历史系任教。日本人打进北京前，他随学校南迁长沙，当时只有五岁多的葛维达与母亲在北戴河度假。葛邦福写过关于日本的历史书，日本人以此为由要抓他。葛维达母女回京后即被日军逮捕，并要葛邦福夫人交出丈夫。半年多后，经过多方努力，母女二人换了假护照才逃出北京，经天津、青岛、香港、海防到蒙自，与葛邦福先生团聚，后随联大文学院辗转来昆，全家在昆明加入中国籍。 葛维达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六年底，一直生活在昆明，先后就读于联大附小、附中和南菁中学。她对在昆八年的印象记忆犹新，说道：“那时日本飞机轰炸昆明，城里人只要看见五华山和大西门城楼上的大红灯笼，就得跑到郊外躲警报，我们一家疏散到白龙寺。那时生活很苦，物价飞涨，父亲一月的薪水可以用小筐装，但还是很难维持生活。母亲在家收学生教俄文，家中可以变卖的东西全都卖光了……。尽管如此，整个联大像一个大家庭，团结友爱，教师认真教书，学生用功念书，都坚信抗战必胜。”一九四六年，西南联大三校复员北上。葛维达随父母再回北京，葛邦福先生继续在清华任教。随后，葛维达在辅仁大学外语系攻读英、法文。一九五二年他们全家到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定居，葛维达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中文36年。 葛维达的博士论文，是英文写的关于我国元朝教科书《老乞大》的论述。她对中国语言文学的研究造诣颇深，从所写《苏联东干民族语言、现状及十二月歌》(见香港中国语言文学会编的《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中，可略见一斑。文章从东干人的历史背景、语言文字、民族性及现状和十二月歌等方面，阐述了中国甘肃陕西两省的回民，一百多年前因起义失败，在满清军队的追捕之下，渐渐退回逃亡而抵俄国，形成“东干人”的情况，

华夏幸福工业地产片区开发模式分析调研报告

华夏幸福工业地产片区开发模式分析调研报告 2017年9月30日

目录 一、华夏幸福公司的背景和业绩状况 1 二、华夏幸福的模式分析 3 （一）组织架构设置： （二）项目拓展策略： （三）业务开展类型 （四）园区开发步骤： （五）盈利模式 （六）核心竞争力分析 （七）城镇化分析 三、结论与建议18

一、华夏幸福公司的背景和业绩状况 （一）公司背景 华夏幸福成立于1998年，早前致力于河北省内的城市住宅开发。2002年开始运营固安工业园区后，逐渐向工业园区域运营开发商转型，目前已形成“园区+地产”的运营模式。 在园区开发方面，该公司主要业务内容包括对开发区域进行前期规划、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与管理、市政公用设施建设与管理、土地整理、产业发展服务（招商引资服务）、物业管理、厂房建设租赁等。 在房地产开发方面，该公司目前已经形成以孔雀城、大卫城、华夏系列等产品系列。 （二）公司业绩呈现爆发式增长 2012年，华夏幸福全年完成销售额211.35亿元，同比增长28.09%。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0.77亿元，同比增长55.03%；实现营业利润25.18亿元，同比增长43.9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83亿元，同比增长31.34%。2012年度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51.42%，处于行业较高水平。截至2012年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55.56亿元，公司持续实现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为正。 公司在产业促进方面的收入也实现了较大提升，2012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120.13亿，其中产业发展服务收入为15.46亿，加上与之相关的业务包括土地整理、园区建设、综合服务等的收入达到36.76亿，占主营业务收入超过了三成。

如何运用互联网传播中国文化

如何运用互联网传播中国文化 我们讲到中国文化时常会用词汇来概括：源远流长，多元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我想我用这四个词语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化就具有丰富的内容，中国的底蕴。通过互联网要传播中国文化，作为传播者，我们要抓住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一种人文的精神：人文化成。 化成什么？化成天下。我们传播中国文化是为了整个社会都能够受到人文精神的浸润。最早关于“人文”的概念是跟“天文”的概念相对应的，出自《周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天文是什么样的状态？是刚柔交错的，我们通过感受阴阳刚柔的变化，可以看到四季的变化。春夏秋冬的四时变化给了万物生的可能，万物通过四季的变化生长收藏。 人文是什么呢？人文是文明以止，是我们人文的教育；人文是以文来止、以文来化，它是跟以武来止、以武来化相对应的。 做人就要懂得要“止”，你是怎么样的身份你就止于何处、你就应该尽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叫做“止”。《大学》中告诉我们要“知止”，我们每个人要明确认同各自的身份，按照自己的身份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尽自己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比如说父止于慈、子止于孝，这就叫做“止”。

文明以止，就是用文的方法，不粗野、不野蛮，文质彬彬然后居于止。文字加以修饰就叫做文史。文明来止，过去我们的文化通过礼乐教化，来让每个人懂得自己的身份、认同自己的身份，从而按照自己的身份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尽自己的职责，这一点就是，观乎人文。世界的文明不用武力强迫，而是用礼乐的教化来使整个社会、使人类发生变化。所以人文的精神就是利用礼乐教化来使社会变得有序和谐。 过去讲教育是干什么的？ 建国军民教学为先，我们建立一个国家，需要管理、教育民众。 教育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我们要通过教育使得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习俗和风气。 在过去的时代里，我们通过家庭教育、通过学校教育，有各种各样的私塾和书院。今天的我们主要是通过学校进行教育。教育除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还有很大的一块儿就是社会的教育。社会的教育包括社会中各种各样文化活动；我们在过去文化活动没有今天丰富，但是也有，那么过去大部分老百姓通过什么来接受教育？不一定通过学校，老百姓也不一定识字，他们接受的是社会的教育。什么教育？叫做“高台教化”，演戏说书，我们老百姓做人的道理、做事的规矩就是通过“高台教化”学习来的。我们从舞台上，知道，这个人这样做是一个正人君子，这样做就是小人；通过听说书，知道什么事情都会有因果报应的，积善所图报。 过去社会的信息比较闭塞，信息也得经过比较漫长的时间传达，

传播学十大经典书籍

传播学十大经典书籍（转文） 保罗·F.; 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在形成现代传播拉扎斯菲尔德——《人民的选择》 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在形成现代传播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思想影响，是传播效果研究的开创者。从1930年在维也纳首次从事对广播听众的传播效果研究开始，到1937年在美国进行的“广播研究项目”和194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研究，他通过分析性地利用样本调查，做出了影响个人行为的、有因果关系的推论。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助手合作完成的《人民的选择》被称为“社会科学史上最复杂的调查研究之一”，也是传播效果研究的经典著作。 《人民的选择》以194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分析案例，试图阐释在大众传媒及人际关系的影响下，选民如何做出投票的选择。促使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对大众在总统选举中的行为进行研究的诱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机器直接推动了包括传播学在内的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在美国的发展：社会学家奉命研究士兵的士气，以使整个军队的精神面貌更利于作战；社会心理学家奉命研究政治宣传的有效性问题，以使政府的指令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而深谙世界各国文化的人类学家则负责向政府提供建议，以减少美国政府在与日韩等国打交道时产生的摩擦。这些学者在各自领域的成功为人文社科带来很高的声誉和愈来愈广泛的研究领域。基于社会需要的各种新兴研究领域也促使人文社科摆脱单纯的思辨式研究方式而代之以实证式的研究方式，因为每一个研究成果都被期待着对紧迫的社会问题做出解释或者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人民的选择》和实证派传播学都诞生于这样的学术氛围之下。 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在形成现代传播 《人民的选择》对于传播学学术思想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大众传播的有限效果论，一是“两级传播”和“舆论领袖”观点的形成。 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在形成现代传播 早期的宣传理论家支持强有力的大众媒体，但是，后来的传播学学者在研究媒体对于选举行为、消费决策和其他类型的行为变化时，没有找到这类强效果的证据。开始怀疑强有力的大众媒体效果论的主要学者就是拉扎斯菲尔德，而正是他的伊利县研究引发了他的怀疑。 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希望证实大众媒体在构成人们关于总统选举中如何行事的意向上具有直接的与强有力的效果。他假定，在总统选举的投票决定会在竞选过程中做出，并会受到大众媒体中出现的有关选举问题和候选人的新闻和专题报道的影响。但研究结果却揭示了相反的事实：许多伊利县的选民在选举竞选开始之前就拿定了主意。600名调查对象中仅54名曾从一个候选人转向另一个候选人，而这些转变者当中只有一些人是直接因为大众媒体的影响才这么做的。媒体只能告知和说服一些关键个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舆论领袖”的那些个人，它们转而通过与其追随者的人际传播联系，即以一种两级传播流通的模式将这种效果加以扩大。此外，将面对面的访谈和分组试验、定量分析的方法引入传播学研究也是拉扎斯菲尔德对传播学方法论体系做出的一大贡献。阅读《人民的选择》不仅可以对传播学早年的学科发展有清晰的了解，也能从中学到不少有效的研究方法。 沃尔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 李普曼是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位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在其1922年的著作《公众舆论》中，开创了今天被称为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此书被公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 作为一部传播学经典著作，该书第一次对公众舆论做了全景式的描述，让读者能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联系。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影响力经久不衰的奥秘在于，该书对舆论研究中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做了卓有成效的梳理，如舆论从哪里来和怎么样形成的?它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谁是公众，什么样的公众?公众舆论是什么意思?它是仅仅在公众中传播还是由公众自己形成的?它是不是或者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独立的力量? 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思想影响，是传播效果研 李普曼很早就注意到了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因此，在《公众舆论》和《自由与新闻》等著作中，它不仅对新闻的性质及其选择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拟态环境”(pseudo environment)；另一个就是“刻板成见”(stereotype)。李普曼认为，究的开创者。从1930年在维也纳首次从事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认知。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