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论》

封建论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

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1]

编辑本段作品译文

自然界果真没有原始阶段吗？我没法知道。人类果真有原始阶段吗？我也没法知道。那么，（有或没有原始阶段）哪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呢？我认为：有原始阶段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从“封国土、建诸侯”的封建制就可以明白。那种封建制，经历了古代贤明的帝王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没有谁能把它废除掉。不是不想把它废除掉，而是事物发展的趋势不允许，这种形势的产生，大概

是在人类的原始阶段吧？不是原始阶段的那种形势，就没有可能产生封建制。实行封建制，并不是古代圣人的本意。

人类在他的原始阶段跟万物一起生存，那时野草树木杂乱丛生，野兽成群四处奔走，人不能像禽兽那样抓扑啃咬，而且身上也没有毛羽来抵御严寒，不能够光靠自身来供养自己、保卫自己。荀卿说过：“人类一定要借用外物作为自己求生的工具。”借用外物来求生的必然会相争，争个不停，一定会去找那能判断是非的人而听从他的命令。那又有智慧又明白事理的人，服从他的人一定很多；他把正确的道理告诉那些相争的人，不肯改悔的，必然要惩罚他，使他受痛苦之后感到惧怕，于是君长、刑法、政令就产生了。这样附近的人就聚结成群，分成许多群以后，相互间争斗的规模一定会大，相争的规模大了就会产生军队和威望。这样，又出现了更有威德的人，各个群的首领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部属。于是产生了一大批诸侯，他们相争的规模就更大了。又有比诸侯威德更大的人，许多诸侯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封国。于是又产生了方伯、连帅一类诸侯领袖，他们相争的规模还要大。这就又出现了比方伯，连帅威德更大的人，方伯、连帅们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老百姓，这以后天下便统一于天子一人了。因此先有乡里的长官而后有县的长官，有了县的长官而后有诸侯，有了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而后才有天子。从最高的天子到乡里的长官，那些对人民有恩德的人死了，人们一定会尊奉他们的子孙为首领。所以说封建制的产生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尧、舜、禹、汤的事离我们很远了，到了周代记载就很详备了。周朝占有天下，把土地像剖瓜一样分割开来，设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了许多诸侯。诸侯国像繁星似地罗列，四面遍布在大地上，集结在周天子的周围，就像车轮围绕着中心运转，就像辐条集中于车毂；诸侯聚合起来就去朝见天子，分散开来就是守卫疆土的臣子、朝廷的捍卫者。但是往下传到周夷王的时候，破坏了礼法，损害了尊严，天子只得亲自下

堂去迎接朝见的诸侯。传到周宣王的时候，他虽然倚仗着复兴周王朝的功德，显示出南征北伐的威风，终究还是无力决定鲁君的继承人。这样日渐衰败下去，直到周幽王、周厉王，后来周平王把国都向东迁移到洛邑，把自己排列在诸侯同等地位上去了。从那以后，问周天子传国九鼎的轻重的事情出现了，用箭射伤天子肩膀的事情出现了，讨伐天子大臣凡伯、逼迫天子杀死大夫苌弘这样的事情也出现了，天下大乱，再没有把天子看作天子的了。我认为周王朝丧失统治力量已经很久了，只不过还在公侯之上保存着一个空名罢了！这岂不是诸侯势力太强大而指挥不动，就像尾巴太大以至摇摆不动所造成的过失吗？于是周王朝的统治权分散到十二个诸侯国，后来又合并为七个强国，王朝的权力分散到陪臣掌政的国家，最后被很晚才封为诸侯的秦国灭掉。周朝败亡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了。

秦朝统一了全国后，不分诸侯国而设置郡县，废除诸侯而委派郡县长官。秦占据了天下的险要地势，建都于全国的上游，控制着全国，把局势掌握在手里，这是它做得对的地方。但没过几年便天下大乱，那是有原因的。它多次征发数以万计的百姓服役，使刑法越来越残酷，耗尽了财力。于是那些扛着锄木棍被责罚防守边境的人们，彼此递个眼色就联合起来，怒吼着汇合成群，奋起反秦。那时有造反的老百牲而没有反叛的官吏，老百姓在下怨恨秦王朝；官吏在上惧怕朝廷。全国四面八方互相配合，杀郡守劫县令的事情在各地同时发生。错误在于激起了人民的怨恨，并不是郡县制的过失。

汉朝统一了全国之后，纠正秦朝的错误，沿袭周朝的封建制，分割天下，分封自己的子弟和功臣为诸侯王。但没有几年，为了平息诸侯国的叛乱便闻命奔赴镇压，以至连救死扶伤都来不及，汉高祖刘邦被围困在平城，被飞箭射伤，如此衰落不振达三代之久。后来由于谋臣献策，才分散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并由朝廷命官管理诸侯国。但是汉朝开始恢复封建制的时候，诸侯国和郡县各占一半疆域，那时只有反叛的诸侯国而没有反叛的郡

县，秦朝郡县制的正确性也已经明白清楚了。继汉朝而称帝的，就是再过一百代，郡县制比封建制优越，也是可以知道的。

唐朝建立以后，设置州县，任命州县的长官，这是它做得正确的地方。但还是有凶暴狡猾的人不时起来叛乱、侵州夺县的情况出现，过失不在于设置州县而在于藩镇拥有重兵，那时有反叛的藩镇将领而没有反叛的州县长官。郡县制的建立，确实是不能改变的。

有的人说：“封建制的世袭君长，一定会把他管辖的地区当作自己的土地尽心治理，把他管辖的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儿女悉心爱护，使那里的风俗变好，把那里的政治治理好，这样施行教化就比较容易。郡县制的州县地方官，抱着得过且过的心理，一心只想升官罢了，怎么能把地方治理好呢？”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

周朝的情况，毫无疑问地可以看清楚了：诸侯骄横，贪财好战，大致是政治混乱的国家多，治理得好的国家少。诸侯的霸主不能改变乱国的政治措施，天子无法撤换不称职的诸侯国的君主，真正爱惜土地爱护人民的诸侯，一百个中间也没有一个。造成这种弊病的原因在于封建制，不在于政治方面。周朝的情况就是如此。

秦朝的情况，也完全可以看清楚了：朝廷有治理百姓的制度，而不让郡县专权，这是正确的；中央有管理政务的大臣，不让地方官自行其是，这也是正确的。但是郡县不能正确发挥郡县制的作用，郡守、县令不能很好地治理人民。残酷的刑罚、繁重的劳役，使万民怨恨。这种过失在于政治方面，不在于郡县制本身。秦朝的情况便是这样。

汉朝建立的时候，天子的政令只能在郡县推行，不能在诸侯国推行；天子只能控制郡县长官，不能控制诸侯王。诸侯王尽管胡作非为，天子也不能撤换他们；侯王国的百姓尽管深受祸害，朝廷却无法解除他们的痛苦。只是等到诸侯王叛乱造反，才把他们逮捕、流放或率兵讨伐、以至灭掉他们。当他们的罪恶尚未充分暴露的时候，尽管他们非法牟利搜刮钱财，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给百姓造成严重的伤害，朝廷也不能对他们怎么样。至

于郡县，可以说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了。根据什么这样讲呢？汉文帝从田叔那里了解到孟舒，从冯唐那里了解到魏尚，汉宣帝听说黄霸执法明察审慎，汉武帝看到汲黯为政简约清静，那么就可以任命黄霸做官，可以恢复孟舒、魏尚原来的官职，甚至可以让汲黯躺着任职，委任他只凭威望去安抚一个地区。官吏犯了罪可以罢免，有才干可以奖赏。早上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不行正道，晚上就可以撤了他；晚上接受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违法乱纪，第二天早上就可以罢免他。假使汉王朝把城邑全部都分割给侯王，即使他们危害人民，也只好对它发愁罢了。孟舒、魏尚的治理方法不能施行，黄霸、汲黯的教化无法推行。如果公开谴责并劝导这些侯王，他们当面接受，但转过身去就违反了；如果下令削减他们的封地，互相串通联合行动的阴谋就会遍及侯王各国之间，那么大家都怒眼圆睁，气势汹汹地反叛朝廷。万一他们不起来闹事，就削减他们的一半封地，即使削减一半，百姓还是受害了，何不把诸侯王完全废除掉来保全那里的人民呢？汉朝的情况就是这样。

今天国家完全实行郡县制，不断地任命郡县长官，这种情况是肯定不能改变了。只要好好地控制军队，慎重地选择地方官吏，那么政局就会安定了。

有人又说：“夏、商、周、汉四代实行封建制，他们统治的时间都很长久，而秦朝实行郡县制，统治的时间却很短。”这更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说的话。

魏继承汉朝，分封贵族的爵位仍然实行封建制；西晋继承魏，因袭旧制不加改变，但魏和晋都很快就衰亡了，没听说有国运长久的。现在唐朝纠正魏晋的过失改变了制度，享国已近二百年，国家基业更加巩固，这与分封诸侯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又认为：“治理商、周二代的是圣明的君王啊，他们都没有改变封建制，那么，本来就不应当再议论这件事了。”这种说法大大的不对。

商、周二代没有废除封建制，是不得已的。因为当时归附商朝的诸侯有三千个，商朝靠了他们的力量才灭掉了夏，所以商汤就不能废除他们；归附周朝的诸侯有八百个，周朝凭借他们的力量才战胜了商朝，所以周武王也不能废弃他们。沿用它来求得安定，因袭它来作为习俗，这就是商汤、周武王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他们是不得已的，并不是什么大公无私的美德，而是有私心，是要使诸侯为自己出力，并保卫自己的子孙。秦朝用废除分封诸侯的办法来作为制度，是最大的公；它的动机是为私的，是皇帝想要巩固个人的权威，使天下的人都臣服于自己。但是废除分封，以天下为公，却是从秦朝开始的。

至于天下的常理，是治理得好、政局安定，这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肖的人居下位，然后才会清明安定。封建制的君长，是一代继承一代地统治下去的。这种世袭的统治者，居上位的果真贤明吗？居下位的真的不肖吗？这样，人民究竟是得到太平还是遭遇祸乱，就无法知道了。如果想要对国家有利而统一人民的思想，而同时又有世袭大夫世世代代统治他们的封地，占尽了诸侯国的全部国土，即使有圣人贤人生在那个时代，也会没有立足之地，这种后果就是封建制造成的。难道是圣人的制度要使事情坏到这种地步吗？所以我说：“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结果。”[2]

编辑本段作品评析

柳宗元写《封建论》的时候，唐初以来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利弊得失问题的争论，基本上已经平息。唐太宗以后几代皇帝，不再提这个问题。偶尔还有主张恢复封建制的论调出现（如学者刘秩见武氏之祸，而说郡县不可以久安），也微不足道。韩愈常有与柳宗元论题相同而论点各异的文章，但没有写过关于封建制问题的文章。爱作“韩柳优劣论”的人便说：“韩退之文章过子厚，而议论不及；子厚作《封建论》，退之所无。”（柳

集补注引宋孔平仲说）其实，这正反映了当时这个问题已不存在多大的争论，有识之士（包括在位的皇帝和当政的宰相）已认识到郡县制已不可能再向封建制逆转。韩柳所处时代，藩镇割据，节度使父子相承，朝廷鞭长莫及，形成了小封建的局面。韩愈同柳宗元一样，是中央集权制度的积极拥护者，当然也是不会赞成恢复封建制的。

《封建论》首先提出，封建制的建立，不是出于圣人的本意，而是迫于“势”，即形势。这形势是政治形势。柳宗元所说的圣人，不是儒家所尊崇的孔子那样的圣人，那时儒家还没有出现。他说的是“古圣王”，指尧、舜、禹、汤、文、武，他统称为圣人，亦即周以前及周初古代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君王。古圣王依靠封建制维护统治的权力，没有诸侯的拥戴，他们坐不稳王位。所以他们赞成封建制，完全出于私心，《封建论》指出他们是“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但是，诸侯各霸一方，分享统治权力，而且日趋强大，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成为古圣王的直接威胁。这时封建制又成为他们的心腹之患，虽欲去之而力有不逮。所以文章一再强调，三次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因此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是历史一大变革，柳宗元将二者的区别，归结为“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意思就是说，“得人”与否是两种制度的分界线。封建制用人惟私（地方世袭制），而郡县制用人惟公（中央任命制）。他虽然没有明指封建制与郡县制区分的实质，就是地方分权制与中央集权制的对立，如顾亭林在《郡县论》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柳宗元没有这样说，但包含这个意思。《封建论》指出，地方守令由中央任命，“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相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倘若发生叛乱，以秦为例，“有叛人而无叛吏”；以汉为例，“有叛国而无叛郡”；以唐为例，“有叛将而无叛州”。总之，可保中央政权的稳固。封建制办不到这点，《封建论》指出这原因在于诸侯“继世而理”，“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只能“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了。

但是，同古圣王的赞成封建制一样，今圣王（柳宗元没有用这个名称，但有古必有今，有古圣王当然就有今圣王）之建立郡县制，也仍是出于私心。柳说，“秦之所以革之者(指革除封建制)，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口头上的公天下，为的是掩饰和实施一己的私情专制统治。

由此可以看出，柳宗元在这篇文章中所表达的历史观，是反对复古、泥古与倒退。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他的政治观则更为敏锐，把问题看得透彻，透过历史的迷雾，揭去笼罩在古圣王和今圣王头上的至高无上、大公无私的光环，还原他们以私情私利建立专制统治制度的真相。韩愈称柳宗元，“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子百家，踔厉风发”，大概也包括这篇文章在内，但是柳宗元并不否定古圣王和今圣王的合法统治地位，他所批评争论的只是他们的统治方式（封建制或郡县制）。他坚决拥护唐代实行秦以来的郡县制，亦即中央集权制。《封建论》也指出郡县制有失误，秦就有“人怨”，有“酷刑苦役”，但“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据他看来，“今国家(指唐王朝)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国家掌握军权，掌握地方官员任命权，统治者的权力就巩固了，天下就太平了。这就是柳宗元所看到的郡县制带给唐王朝当今统治者的好处。若是相反，当然就有不同的结果。所以这篇文章同时又是给当今统治者的一个忠告。正因为这篇文章虽然有揭露，有批评，有忠告，但对高高在上的国家统治者以及他的统治机构不持反对或否定态度，所以不犯统治者之忌，更没有因此而被构成罪名。后代许多持正统观点的学者，与柳宗元争论的，主要也仅限于封建制的建立是不是出于圣人本意这个问题上，在维持君王专制统治制度这点上没有分歧。

南宋政论家叶适写了一篇《治势》的文章，他所说的势，与《封建论》所说的势正好相反。《封建论》说的势是客观的政治形势，《治势》说的势是主观的统治之势。叶适的文章说：“古之人君，若尧、舜、禹、汤、文、武，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为天下之势。虽

其功德有厚薄，治效有浅深，而要以为天下之势，在己不在物。夫在己不

在物，则天下之事，惟其所为而莫或制。”可知叶适说的势，指的是君主专制统治的权力。势之所在即权力所在，无人可以抗拒。叶适又说：“虽然，鸟飞于重云之上，鱼深游于潜渊之下，而皆不免有鼎俎之忧；天下之人，所以奔走后先，维附联络而不敢自弃者，诚以势之所在也。”这里说的高飞的鸟、深潜的鱼和“天下之人”，指的就是专制权力统治下的臣民，靠拢或归附统治权力，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以写《柳文指要》而在晚年显示学术功力的章士钊，极赏识叶适这篇文章，拿来与《封建论》比照，写了一段评论，摘录如下：

夫两家论势同，而不同者，子厚（指柳宗元）所指之势在物，而水心（指叶适）所指在己；子厚主治法，而水心主治人。论中（指叶适《治势》）能以其身为天下之势，则天下之势亦环向而从己一大段，绝中历史肯綮，使读者启发极大。水心论虽健爽，不足以为久安长治之原。必也时至今日，将水心之一身改作一党，而又将党时时清厘洗刷，使之不溃，然后水心所意之效果可期。吾读“鸟高飞”至“势之所在”等语，拍案叫绝，怃然久之。须知维附联络者，非对一身而对一党，则天下大势，一流无间而不可破，吾安得挚子厚水心二公，同登天安门重与细论之。

今天来看这段评论，读者会发生兴趣。论中将叶适所说古帝王的“一身”，改作今天的“一党”；又将古代的“维附联络而不敢自弃者”，照搬到今天的社会。还想拉上柳宗元、叶适两位古人，上天安门细细讨论一番。这种“借古讽今”并婉转其词的比拟和想法，既不伦，亦天真。但老先生的心情还是可以理解的，这是老知识分子们急于在新时代求得知遇之用的一点表示。《柳文指要》这部书，曾经由毛泽东“逐字逐句作了校阅、修正”（见《文汇报》1993年9月19日章含之文)。这段评论当然也得到毛泽东的审阅认可。而在当时（1971年），倘换一人，比这温顺得多

的讽喻，恐怕也是逃不过严厉批判的。

所有古人都有局限性，今人也有局限性。这是所处时代条件的制约。

柳宗元写《封建论》，决不是受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局限，那是“贴标签”的说法。事实上，《封建论》所表述的政治和历史见解，超过了它的作者同时代人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作者的深邃目光透视了自远古至当代的历史进程。[3]

“封建论”：是对概念的误植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828861199.html, “封建论”：是对概念的误植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 作者：周建明 来源：《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0期 内容摘要冯天瑜先生考证了中西历史上的“封建制”，认为20世纪以来指称中国自秦代以降为“封建社会”是概念的“误植”，导致“泛封建论”，从而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叙事的框架。但是我们认为，“封建论”是革命理论建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撇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而从“名实”的角度来辨析“封建论”，将导致历史虚无主义。 关键词封建论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名实历史虚无主义 作者周建明，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上海：200020） 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一书①，对20世纪以来学术界，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所指称中国传统社会为“封建社会”的概念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对封建概念的误植，还认为这不仅是历史文化语义学的问题，而且封建概念的准确性问题关涉中国历史叙事的框架构筑。 [1 ]从而对“封建”在中外历史上的存在形态，对封建概念进入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历史过程，对如何出现“泛化封建论”，以及如何“得以推广、定型”进行了考证，并主张用“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的概念来取代“封建社会”的概念。 冯先生的论著出版以来，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先后有《“封建”名实问题讨论集》、《中国“封建”社会再认识》两本论文集出版。这些论文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对“封建”的名实问题、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封建观、如何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进行了讨论。但是，这些讨论还缺少一个维度。“封建论”进入中国，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认识中国社会和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产物。把中国社会定性为“封建社会”、“半封建社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石之一，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围绕着反帝反封建这两个核心目标展开的。因此，“封建论”是否是对中国社会的误读或对中国社会在概念上的误植，已不只是史学研究的学术是非问题，也必然涉及到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评价，即作为革命的理论，对中国是封建、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判断和推翻封建主义的目标是否正确。为此需要追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艰难的探索中，会选用“封建”这个概念来指称旧中国的历史与制度？这个概念的运用，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对革命性质认识的需要推动了 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试论柳宗元

试论柳宗元议论散文的特色 日期： 2005-10-17 15:58:00 浏览次数：16 字体：[ 大中小 ] 赵新国 柳宗元是中唐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他以自己特色独具的散文创作，为中唐古文运动、为中国古代的散文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柳宗元是一个“遍悟文体”的作家，众体兼长，作品丰富。特别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写下了许多议论文。其内容涉及哲学、政治、文论，其文体有杂文、书、序、赞、志、传等。这类文章在柳宗元的散文中占着很大的比例。他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和他对各种问题的卓见，是他多写议论文的重要因素。由于他长期被贬偏远之地，这特殊的遭遇，使他更深入认识了社会，减少了官场的应酬，也使他有时间更深入地思考问题，并较少顾忌地去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他的议论文写得既多且好，颇具特 色。 观点鲜明，思想深刻 柳宗元议论文最突出的特色就是观点鲜明，思想深刻。议论文的重要特征是在于言之有物，在于能体现出现实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在于见解的新颖、深刻。从宣传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论著到畅谈为文之道；从国计民生的重大政治问题到交友之道；从历史到现实，无所不包，有的放矢，绝无泛泛而谈之作。 《贞符》一文，作者明确提出皇帝“受命不于天，于其人”的观点，这实际是否定了“君权神授”的封建思想；《封建论》则提出了“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这与儒家鼓吹的圣人决定一切的旧说是针锋相对的。柳宗元和韩愈一样，强调“文以明道”，文、道统一。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明确提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词”，“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明确表达了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宣传“道”，不仅如此，他还激烈地批评了写文章的形式主义倾向，他明确指出：“凡人好辞工书，皆病癖也。”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他强调“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即是说，文以行道为本，要做到这一点，作者必先诚其中。这是特别强调作家个人的品德修养和创作态度，“先诚其中”与韩愈的“君子慎其实”是完全一致的。 《送薛存义序》中说：“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佣乎吏，使吏司平于我也。”旗帜鲜明地提出官吏是“役于民”的，而不是“役民”的民本思想。他从官为民役的思想认识出发，坚决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在《非国语·命管篇》中提出以“才”不以“姓”的选官原则，不论择嗣，还是选官，都应以“贤且圣”为标准，明确提出应从卑贱者中选拔才德之士的主张，这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是有号召力的，同时也具有很大的进步性。他从重视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出发，提出了“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舜禹之事》）的观点。生人，即生民，老百姓。他曾

我国学者对“西周封建论”的主要观点

我国学者对“西周封建论”的主要观点相关才子城毕业论文进行分析关于“西周封建论”的观点，我国有许多学者对此都进行了相关论述。王礼锡认为，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曾分封韩信、英布等七个异姓王，此后又分封有九个同姓王，从表面上看，这是分封制的重新确立。此外，汉武帝时期重用商人东郭咸阳、孔仅和桑弘羊，采用以商人治理商人的方法，对商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击。这样看上去好像汉代是对商业资本进行打击的，所以王礼锡认为西汉为封建社会。然而，在他以秦汉为参照论述西周封建社会时，其对秦汉社会历史的认识也有所偏差。显而易见，商鞅变法时亦对商人采取打击策略，如此是否还能说秦为商业资本社会?另外，汉代的分封是否与西周建立于一家一姓基础上的分封相同，作者并未进行分析。 李季是社会史论战中西周封建社会说的代表。在西周封建论者中，他对西周封建社会的分析最为细致。他主要从自然经济、生产关系等方面推定西周的社会性质。关于西周时期的经济，他认为是自然经济，此点也成为他判断西周封建社会性质的主要依据。他说：“西周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工商业既不发达，真正的城市尚在萌芽时代，而…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封略之内……人有十等……以待百事。?这正是画出一副封建制度的图形。”而西周时期的封建生产关系，他指出主要表现为徭役和隶属关系。如《诗经·七月》“我朱孔阳。为公子裳……为公子裘……言私其雅，献研于公”，《孟子·尽心下》“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等等记载，明确地表明了封建的徭役和隶属关系。由此，他认为“(这是)一幅徭役经济和隶属关系的图形，西周是自然经济时代”。此外，在论述西周封建社会生产关系时，他还引入了亚细哑生产方式的概念，他说“(周武王克商后)就是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告终和封建的生产方法开始的分界点”。但他未能对何为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说明，也末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如何过渡到封建社会予以阐述。

柳宗元《捕蛇者说》赏析

柳宗元《捕蛇者说》赏析 柳宗元著，通过捕蛇者蒋氏对其祖孙三代为免交赋税而甘愿冒着死亡威胁捕捉毒蛇的自述，反映了中唐时期我国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反映了当时“苛政猛于虎”的税收。 一，作者简介：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唐代文学家、哲学家、 散文家和思想家，与韩愈并称为“韩柳”。刘禹锡与之并称“刘柳”。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与之并称“王孟韦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汉族。代宗大历八年（773）出生于京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 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在此期间，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又出为柳州刺史(所以称柳柳州)，

政绩卓著。宪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819年11月28日）卒于柳州任所。交往甚蕃，刘禹锡、白居易都是他的好友。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富于战斗性，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哲学著作有《天说》、《天时》、《封建论》等。柳宗元的作品由唐代刘禹锡保存下来，并编成集。有《柳河东集》。 二，原文： 捕蛇者说 唐·柳宗元选自《柳河东集》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niè）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xī）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luán wǎn）、瘘（lòu ）、疠（l ì），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dàng）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sì）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 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lì）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

柳宗元在《封建论》

柳宗元在《封建论》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前三段 翻译:尧、舜、禹、汤的事离我们很远了，到了周代记载就很详备了。周朝占 有天下，把土地象剖瓜一样分割开来，设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了许多诸侯。诸侯国象繁星似地罗列，四面遍布在大地上，集结在周天子的周围，就象车轮围绕着中心运转，就象辐条集中于车毂;诸侯聚合起来就去朝见天子，分散开来就是守卫疆土的臣子、朝廷的捍卫者。但是往下传到周夷王的时候，破坏了

柳宗元政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浅谈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殷艺琳） 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被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三大战略目标。 1200 年前，唐代思想、文学的宗师柳宗元，同时亦是卓越的革新政治家，他的“生人之意”的民生政治思想和“官为民役”的民权政治思想，闪耀着政治文明的光芒，对后世影响深远，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从柳宗元生活的社会背景出发，阐述他主要的政治思想，展现其与时代主流相背的政治勇气。并对柳宗元政治思想的现代意义进行分析对比，以便借鉴。 一、柳宗元的概述 （一）社会背景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大唐以一种成熟的气象弥漫在历史河床之上。内政德刑调用得心应手；外交文武张弛得心应手；三省六部奠定政治基础；科举考试全面吸纳人才；诗赋、艺术涌现了出神入化的人物；均田、租庸成就了殷实的社会。所有的一切，汇成了无以伦比的综合国力，于青史居了巅峰，在东方执了牛角，给世界提供了难得的模本。辉煌！黄金般的大盛世。 然而，在正极成熟之际，各种负极因素，在汲取了恶的历史经验后，继之也成熟了。野草般的藩镇割据、毒瘤般的宦官专权、逐浪般的朋党之争、戏剧般的昏君故事、酱缸般的贪官群体，恶的因素如蛀虫一样将帝国大厦蛀空，正常社会生活遭到了大破坏，民不聊生。 （二）个人生平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人，世称“柳河东”。出身在官僚家庭，于宦官专权的唐德宗贞元九年中进士，步入官场。“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

○1顺宗年间，与同科生刘禹锡一同参加了二王为首的永贞革新。报国报民心切可鉴，却给长安笼罩了恐怖的气氛，仅持续八个月，新帝宪宗登位后便立即对革新集团全面开刀。变革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继又谪为柳州刺史。 长期的贬谪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触下层百姓，看到劳动人民遭受苛政迫害的凄惨情景，更加坚定了他追求政治革新的信念。期间写了大量揭露社会弊端、抨击时政的文章，使得他在政坛上日益潦倒，文坛上声名显赫，人敬称“柳柳州”。元和十四年（819）十月，逝于柳州刺史任所。何曰：“子厚已矣，不复能伸其志矣。庶几以待后之人乎？”○2 （三）历史评价 柳宗元的后半生虽“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环境十分险恶，却仍以“抑诡类、拔正道”为己任，以屈原的高风亮节为己喻，“穷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一再表达对清明政治的向往、对唐王朝的忠贞。其作《天说》、《天对》、《封建论》等都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著名篇章。 二、柳宗元主要的政治思想 （一）天人不相干预论——提倡重人明道，反对推天引神 自先秦以来, 历代思想家都以“究天人之际”为己任, 探索天人关系，天命论始终作为官方哲学而受到历朝统治者的推崇。到唐代，儒、道、法思想流派相争相融，韩愈等 天命论者“穷异以为神，引天以为高”，把人们自己应当作的事, 寄托于天神的赐予, 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面对这种情况，柳宗元大胆坚持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思想，坚决反对天有意志、赏善罚恶的天命观，并集中批判了天人感应论，在哲学上发展了天道自然论的观点。 柳宗元认为，宇宙起源于元气的不断运动，天地万物皆由元气自然形成。元气的运动推动着世间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有功之人自己立功，有祸之人自

柳宗元的《封建论》(含译文)

柳宗元的《封建论》（含译文） 柳宗元的《封建论》(含译文)，读后对常说的“封建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又有深入一些/正确,的理解。 附:1、毛泽东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年8月) 封建论 柳宗元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自然界果真没有原始阶段吗,我没法知道。人类果真有原始阶段吗,我也没法知道。那么，(有或没有原始阶段)哪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呢,我认为:有原始阶段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从“封国土、建诸侯”的封建制就可以明白。那种封建制，经历了古代贤明的帝王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没有谁能把它废除掉。不是不想把它废除掉，而是事物发展的趋势不允许，这种形势的产生，大概是在人类的原始阶段吧,不是原始阶段的那种形势，就没有可能产生封建制。实行封建制，并不是古代圣人的本意。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苟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

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人类在他的原始阶段跟万物一起生存，那时野草树木杂乱丛生，野兽成群四处奔走，人不能象禽兽那样抓扑啃咬，而且身上也没有毛羽来抵御严寒，不能够光靠自身来供养自己、保卫自己。荀卿说过:“人类一定要借用外物作为自己求生的工具。”借用外物来求生的必然会相争，争个不停，一定会去找那能判断是非的人而听从他的命令。那又有智慧又明白事理的人，服从他的人一定很多;他把正确的道理告诉那些相争的人，不肯改悔的，必然要惩罚他，使他受痛苦之后感到惧怕，于是君长、刑法、政令就产生了。这样附近的人就聚结成群，分成许多群以后，相互间争斗的规模一定会大，相争的规模大了就会产生军队和威望。这样，又出现了更有威德的人，各个群的首领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部属。于是产生了一大批诸侯，他们相争的规模就更大了。又有比诸侯威德更大的人，许多诸侯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封国。于是又产生了方伯、连帅一类诸侯领袖，他们相争的规模还要大。这就又出现了比方伯，连帅威德更大的人，方伯、连帅们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老百姓，这以后天下便统一于天子一人了。因此先有乡里的长官而后有县的长官，有了县的长官而后有诸侯，有了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而后才有天子。从最高的天子到乡里的长官，那些对人民有恩德的人死了，人们一定会尊奉他们的子孙为首领。所以说封建制的产生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

何为封建

何为封建 一封建涵义的变迁 封建的古今意思有很大不同，先秦的“封建”有两重要义：其一, 在形式上建立武装据点, 解决幅员辽阔的国土(即家族)安全问题, 防卫目标主要是异姓种族;其二, 封国的原则是血缘关系, 目的在于维护王族一姓的统治。i秦汉以后，封建的涵义常常作为与郡县制的对立物出现，成了封爵而不治民的制度的代名词。封建的涵义的变化最初的萌芽来自于严复的翻译，在翻译西方的feudalism时严复最初没有将其与中国古代的“封建”简单对译。问题出在严复不久后发表的另一部译著《社会通诠》上，在这部书里, 他第一次将feudalism 译为“拂特封建制”或“封建制”, 从而将西欧的feudalism 与中国的传统社会完全对应起来, 后者不仅包括先秦时代, 也包括秦代至清代。问题缘起于严复简单的套用“社会进化论”所导致的。人类学进化论有两种:一种是古典进化论, 另一种是新进化论。封建社会明显是受西方单线进化论影响的产物。 在社会进化图式不可颠覆的大背景下, 严复将feudalism 与“封建”对译, 相当于将西欧中世纪与中国传统社会等同划一, 对后者的认识与描述, 仅是借用中文“封建”一词的外壳, 实际上将中国的历史纳入西方的模式, 按照西欧的逻辑进行演绎, 并且标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性。 可见, 直至20 世纪初叶, 中国的学界与政界所论“封建”, 都是从国体角度作中、西比较的, 把中国的西周封建制与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m 、日本中世及近世的武门柄政视作近似的国体、近似的政治制度, 内容为封土建国、贵族领主执掌封地、国家主权分散,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恰成对照。 封建”含义在中国发生畸变, 始于20 世纪20 年代初中期共产国际术语的传播, 正式展开于1929 年前后的社会性质论战。 在共产国际文宣材料和中共报刊及国民党左派书刊中，“封建”一词的意思开始悄然变化。 例如：论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的三元素, 其“第二种元素, 是畸形的封建制度政治形式”, 并认为中国“封建制度于政治上实在未曾死灭……直到清朝末年还是存在, 经济上又何尝可以说封建制度完全消灭于秦灭诸侯之后呢?”“中国社会史论战”, 正式使“封建”一词泛化, 并被赋予学术形态, 从而得以定型。 冯天瑜将此次论战分为“古典封建论”与“泛化封建论”。 古典封建论此派不放弃在“封土建国”含义上使用“封建”一词, 并推衍出新术语“封建制度”, 与西方的feudalism 及feudalism-sy stem 相对应, 强调的是“分封采邑”“领主经济”等含意, 使“封建”的古汉语义与西方义相沟通。 论战的后一方面则基本抛弃“封建”包含的特定国体义, 主要从经济制度上界定封建社会。他们援引20 世纪20 年代苏俄理论界关于西欧中世纪社会特征的概括。以该派别的代表人物郭沫若为例，他确认秦汉至明清两千余年为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后因西方资本主义侵入, 封建经济、政治逐渐解体, 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故现代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史学界乃至全社会成为流行观点、通用语汇。

柳宗元《封建论》

柳宗元《封建论》 本文是关于柳宗元的文学文章，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封建论》是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的作品。这篇文章将封建制（即分封制）与郡邑制（即郡县制）相比，论证封建制是过时的制度;同时，以此表达作者的政治观与历史观。作者 柳宗元 （773 —819）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出生于京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与之并称“王孟韦柳”。世称柳河东或柳柳州。少有才名，早有大志。贞元间中进士，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革新失败后贬邵州刺史，再贬永州司马。后回京师，又出为柳州刺史，政绩卓著。卒于柳州任所。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 余篇，其文成就大于诗。其作品由刘禹锡保存并编成集。有《柳河东集》。 原文 封建论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

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 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 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 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

【柳宗元】封建论

封建论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

柳宗元封建论翻译

柳宗元封建论翻译 本文是关于柳宗元的文学文章，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著名的唐代诗人柳宗元对于封建制度有着怎样的看法呢?而文学作品《封建论》将陈述柳宗元的观点。下面是小编分享的柳宗元《封建论》翻译，欢迎阅读! 柳宗元《封建论》原文：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

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从柳宗元的“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看唐代的避讳

从柳宗元的“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看 唐代的避讳 （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 摘要: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为尊者讳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在唐代更加盛行,不仅在文化典籍中普遍存在,就是在统治阶级的典章制度中,也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我们研究探讨这种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古代典章制度,都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关键词:柳宗元;唐代;避讳 避讳,是古代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为了维护君主、尊长的尊严,臣下及后辈说话不能直呼其名,写诗作文不能明书其字,凡遇到与君主、长辈名字相同的字,就用缺笔、改笔的办法加以回避,这就是所谓避讳。 谈及避讳,人们大多以唐代柳宗元《捕蛇者说》中“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一句作为典型的例子,说“人风”即“民风”,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而易“民”为“人”。当代大多数古文选本均持此观点。由于《捕蛇者说》建国以来一直是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篇目,

而课文又特意为“人风”加注,以明避讳之意,这种说法就益愈普遍了。唐代讲究避讳,这是毋庸置疑的史实,但柳宗元文中“人风”的运用是否避讳之举,却是值得商榷的。我们不妨先看下面几句话:①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封建论》)②因仰天而呼曰:“残民者昌,佑民者殃。”(《天说》)③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天说》)。 避讳之风始自周代,到隋唐已经很盛行了。《礼记·曲礼上》:“礼不避嫌名,二名不偏避。”所谓“嫌名”即同音字,如因名“世”而避“事”“士”等;“二名”即以两个字为名的;“偏”即遍。“二名不偏避”的意思是,名字是两个字的,不必两个字都避讳。如孔子的母亲名徵在,孔子在他的著述中“言徵不称在,言在不称徵”(韩愈《避讳》)。到了唐代,避讳已有了法令规定。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被立为太子。武德九年(公元618年)已巳,李世民颁布诏令:“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以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二字不连续者,并不需避。”(《旧唐书·太宗纪》)柳宗元作为封建官吏,著名文学家,对这类史实绝不会一无所知。因此,在其文中出现“民”字或“世”字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柳宗元不仅对唐太宗不避名讳,对高祖、高宗之名同样不讳。如“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钴鉧小石潭记》),不避高祖李渊的“渊”字;“以司农治事堂,栖之梁木上”(《段太尉逸事状》),不避高宗李治的“治”字。与柳宗元同时代的韩愈,在其文章中,不仅不避先帝之名,即使对到朝皇帝的名字同样不避讳。如“因诵嵩所读

【课外阅读】柳宗元文学成就

【课外阅读】柳宗元文学成就 柳宗元虽然活了不到50岁，却在文学上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小说、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文的成就大于诗。其骈文有近百篇，不脱唐骈文习气，但也有像《南霁云睢阳庙碑》那样的佳作。柳宗元的集子,为刘禹锡所编，题《河东先生集》，宋初穆修始为刊行。《四库全书》所收宋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45卷、外集 2卷、新编外集 1卷，为现存柳集最早的本子。宋童宗说音注、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的《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43卷、别集2卷、外集2卷、附录1卷，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为现行影印本之最早者。宋童宗说注《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45卷,宋建州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宋魏怀忠编注《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21卷、外集2卷、新编外集1卷、《龙城录》2卷、附录8卷，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文渊阁本。宋廖莹中编注《河东先生集》45卷、外集 2卷、补遗、附录等，为宋人注本中最后的一种，有□隐庐影印宋刻世□堂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以排印，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重印本。明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45卷、外集 5卷、遗文、附录等，虽采辑旧注，中多蒋氏自注的部分；有明三径藏书刻本、《四部备要》排印本。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在诗歌理论方面，他继承了刘勰标举“比兴”和陈子昂提倡“兴寄”的传统。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关于讽喻诗的主张一致。他的诗文理论，代表着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 古诗 柳宗元的诗，共集中140余首，在大家辈出、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上，是存诗较少的一个，但却多有传世之作。他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受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代表当时一个流派的杰出诗才。苏轼评价说：“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把柳宗元和陶渊明并列。现存柳宗元诗，绝大部分是贬官至永州以后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

封建论

封建论 柳宗元 原文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苟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

柳宗元《黔之驴》原文翻译注释及翻译

柳宗元《黔之驴》原文翻译注释及翻译 作者简介 柳宗元 （773—819），字子厚。唐代文学 家、 哲学家， 唐宋八大家之一。 祖籍河东 （今山西永济） 。 代宗大历八年 （773） 出生于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世 称柳河东或柳柳州。 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 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 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 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 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又出为柳州刺史，政绩卓着。宪宗元和十四年十一 月初八（公元 819 年 11 月 28 日）卒于柳州任所。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 600 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 文 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富于战斗性，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 哲学着作有《天说》、《天时》、《封建论》等。柳宗元的作品由唐代刘禹锡保 存下业，并编成集。有《柳河东集》。 作品背景 《黔之驴》是柳宗元的作品《三戒》中的一篇。 《三戒》含《临江之麋》 《黔 之驴》《永某氏之鼠》三篇寓言 。本文是其中的第二篇，写的是一头驴被一只虎吃掉的故事 。本文选自《柳宗元集》卷一九。这篇文章寓意深刻，具有鲜明的针对性、 现实性。作者在《三戒》的序中说：“吾恒恶性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 逞， 或依势以干非其类， 出技以怒强， 窃时以肆暴。 然卒迨于祸。 有害淡麋、 驴、 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由此可知，作者写这三篇寓言，是为了警戒世人： 毫无自知之明而肆意逞志，必然自招祸患。而《临江之糜》《黔之驴》《永某氏

清人对柳宗元《封建论》的批评

中国历史上围绕着“封建”与“郡县”之优劣利弊，自秦以降就多有讨论。至唐代，柳宗元著《封建论》，影响巨大。苏轼曾评论道：“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矣。”然而，有清一代，柳宗元的《封建论》却招致诸多批评，其间实有加以探究之必要。 一、“柳子之论封建，辨矣，惜其未知道也” 袁枚是柳氏《封建论》的批评者之一。袁枚并非认为封建可行于当世，他和柳宗元的分歧在于：柳宗元认为封建不仅势不可行，道也不宜行。袁枚则认为，封建是“道可行而势不可行”，故批评说：“柳子之论封建，辨矣，惜其未知道也。”那么，袁枚说的“道”究竟是什么？他说：“先王有公天下之心而封建……故封建行而天下治。后世有私天下之心而封建……故封建行而天下乱。无先王之心，行先王之法，是谓徒政。”可见，“公天下之心”就是袁枚意识中的封建之“道”。他认为，封建虽然不可行于今日，但封建之“道”，亦即先王的“公天下之心”，仍然是可行于今日的。 有清一代，像袁枚这样从“公私之辨”的立场来批评柳氏《封建论》者颇有其人。在儒家话语中，公代表公平、正义与多数人的利益，私则代表非正义与少数人（或统治者个人）的利益。柳宗元说：汤、武之不革封建，是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换言之，柳宗元认为，虽然秦始皇实行郡县制的主观意图是为私，但郡县制作为一种制度，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所以，“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王夫之也赞成这个观点。他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有学者评论说，夫之此论，颇类似黑格尔“最大的罪孽反而最有益于人类”的警句。批评柳氏《封建论》的清代人多以君主的动机与行为是否合乎儒家仁义、爱民的根本原则作为公、私的标准。如颜元就是从这一角度来批评柳宗元的。他主张“非封建不能尽天下人民之治，尽天下人材之用”，谴责“后世人臣不敢建言封建，人主亦乐其自私天下也，又幸郡县易制也，而甘于孤立，使生民社稷交受其祸，乱亡而不悔，可谓愚矣”。他说，“秦人任智力以自雄，收万方以自私，敢于变百圣之大法，自速其年世，以遗生民气运世世无穷之大祸，祖龙之罪上通于天矣！”在颜元看来，郡县制是君主自私天下的器具，实行的结果则是生民社稷受祸，因此，“文人如柳子厚者，乃反为‘公天下自秦始’之论，是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可胜叹哉！”李福孙在驳柳宗元“秦之失在政不在制”之说时指出：“秦始以宇内自私，废封建，置郡县，使不得世其土地爵禄，而为一己之私，有守宰之任，骤更数易，繁冗难行，至于二世遂以灭亡。不特失在于政，亦其制之未善也”。“而柳子反以为公”，乃“一偏之见”。从君主“自私”的动机来否定郡县制的合法性，实际上亦是用儒家的内圣道德准则，来凸现对专制君主的批判。 二、“柳子之论……徒知前世之害，而不知前世之为利者大” 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力陈封建之害：周代实行封建制，诸侯强盛，尾大不掉，“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从而埋下“周之败端”。“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导致数年之间，叛乱四起，且“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他在论郡县制之合理时说，秦朝实行郡县制，“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尽管“秦郡邑而促”，但咎在人怨，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汉代诸侯国叛乱时，“有叛国而无叛郡”，后来由于实行了郡县制，地方得到有效治理，“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唐代时，“桀猾时起，虐害方域”，但也是“有叛将而无叛州”，因此，“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