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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对德政策与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缘起

收稿日期:2009-10-19 修回日期:2009-12-2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冷战起源研究 (08JJ DGJ W 261)。作者简介:杨捷(1980-),男,江西上饶人,讲师,史学博士,从事当代世界史、国际关系史研究。

美苏对德政策与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缘起

杨 捷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江西南昌 330031)

摘 要:第一次柏林危机是美苏冷战的产物,也是冷战起源问题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尽管苏联封锁柏林的行动直接挑起了危机对抗,但从战后国际格局转换的整体视角看,危机的缘起与战后初期美苏关系的变化和两国对德政策的演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联。可以说,这次危机是战后初期美苏两国从盟友向对手转变过程中,围绕着如何处置 德国问题 而产生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美苏关系;对德政策;第一次柏林危机缘起

中图分类号:K 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0)03-0105-07

第一次柏林危机是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关系史过程中无法规避的重要事件,其爆发与战后国际格局的调整和冷战的出现息息相关。关于爆发这次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以往国内的相关论著中虽有所涉及,但其论述或较为简略或语焉不详。为此,本文将在汲取前人研究精华的前提下,综合利用美苏两国的解密外交档案和文献,在分析史料的基础上,从美苏关系、双方对德政策与第一次柏林危机缘起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内在逻辑的角度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 危机的历史背景:战后初期的

美苏关系及其影响下的对德政策主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终结,世界进入了以美苏竞争和对抗为特征的两极格局时代。美国国家实力的增强直接触发了其领导世界的 雄心壮志 ,总统杜鲁门曾公开宣称,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美国更强大,美国拥有挑起领导世界的担子并承担责任的力量。苏联尽管在二战中经济受到重创,但在经历了战争锻造后,其军事实力和国家声望都有了空前的提升,成为战后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凭借着这些优势,莫斯科也形成了自身对战后

世界的构想。苏联的外交传统长期以来都是将意识形态目标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在二战结束后,苏联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军事实力、确保国家安全,在现实思维中将推广自身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与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维护国家安全紧密结合。正如斯大林在1945年4月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谈话中指出的那样:这场战争和过去不同,无论谁占领了土地,就在那里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别的情况

[1]

(85页)。此外,苏联在二战

后已逐渐转向追求世界性的大国利益,外长莫洛托夫曾表示: 目前苏联已列于世界最有权威的国家之林,现在如果没有苏联的参加或是不注意到苏联的意见,无论哪一个关于国家间关系的严重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

[2]

(24页)据此,苏联在战后初期视

东欧为自身势力范围,不容美国在此插足,而后者则试图凭借自身实力的增长建立世界霸权,不允许前者对其权威和利益提出挑战。美国要保护资本主义的中心!!!欧洲,苏联却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东欧,由此欧洲便成了战后美苏矛盾冲突的主要地区

[3]

(5页)。

具体到对德政策,在战后初期美国最早执行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45年5月颁布的1067号指令。该指令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放弃了战争后期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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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过的肢解德国计划,明确了美国对德政治目标是在盟国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制订统一的对德政策[4](15-32页)。1067号指令基本体现了美苏战后合作的理念,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成为规范美国对德政策的纲领性文件。此外,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也曾在战争行将结束时表示: 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德国被看成一个国家,最后由一个政府管理。[5] (224页)在上述政策思维的指导下,美国在随后签署的?波茨坦协定#中强调了 在占领期间,应视德国为一个统一的经济整体的原则。但这些都只是事物的表象,其实美苏在战后有着类似的担心:一方面,它们都不希望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德国再次崛起;另一方面,彼此更害怕崛起的德国可能被融入到自己的对手一方。所以美苏都企图以自己的方式来整合德国力量、处理德国问题,双方都试图把对方的势力排挤出自己的占领区。对此,美国的 冷战之父

乔治?凯南曾明言: 真正的威胁是德国人技术上的能力和优势将与苏联人在资源上的潜力结合起来。[6](148页)因此在分区占领状态下,各占领区之间的分界线起着国界线一般的作用,负责全德事务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形同虚设,在该委员会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通过的法令和命令多达100余项,均因难以实现而成为一堆废纸。美国顾虑苏联 用共产主义取代纳粹主义,苏联则担心美国利用德国反对自己,双方都从国家战略高度看待德国问题,都想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该问题。德国境内的 各占领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发展着,充满着各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内容[7](438页)。

二 危机的诱因:美国对德政策新思维及苏联的反应

从1946年开始,围绕着赔偿、占领区管制、统一等方面的德国问题所展开的争论,使美苏之间业已出现的裂痕和分歧不断加深。美国人尽管认识到盛产钢和煤的德国是关系到欧洲经济复兴的关键,但并不打算将大量美元用于复兴德国,他们感到这样做只能是使这些资金作为赔偿流入苏联人的口袋。事实上,苏联也竭力要得到赔偿以满足自身的经济利益追求,莫洛托夫甚至公开表示红军进驻德国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保证赔偿的支付。苏军将东德地区的众多大型工业企业合并入苏联拥有所有权的公司,而小型企业和私有企业的产品则被作为战争赔偿的实物形式交付苏联。同时,苏联还在东德采取了一系列确立亲苏政治势力统治地位的经济举措,例如通过建立共产党控制下的 德国经济委员会,服务于以自身方式重建东德经济的目标[8](8-9页)。此外,苏方还将一些在纳粹上台之前已加入共产党组织的德国人、以及战争期间在苏联接受共产主义培训的德国人派遣到柏林和整个苏占区开展活动,并着力建立共产党组织新领导人的培训机构以及一系列共产党控制下的群众组织。从1946年初开始,苏联通过积极支持苏占区的共产党与部分社会民主党成员合并组建统一社会党、成立准军事组织!!! 人民警察组织等方式,进一步加强自身在东德的政治影响力。随着上述现象的出现,美国逐步认识到要按照1067号指令的宗旨实现对德改造是不现实的,自己的对手是苏联人而非德国人,因此对德政策也由限制转为扶植并逐步纳入美国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轨道。

美苏在德国问题上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使美国对德政策更多地融入了反苏反共的成分并开始出现方针路线上的调整,逐渐转向主动分裂德国、建立独立的西德国家。时任驻苏临时代办的乔治?凯南是首位公开对?波茨坦协定#中关于德国统一问题和相关设想提出异议的美国官员,他在1946年3月6日致电国务院表示,莫斯科计划巩固在东德的势力范围,并试图借此战胜三个各自孤立的西方占领区,最终将整个德国拉入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他指出摆在美国面前的两种选择:其一,让德国实现有名无实的统一,但这样将很难抵御苏联的政治影响力对整个德国的渗透;其二,努力确保西占区对苏东政治渗透的抵制,将西占区纳入西欧政治集团而不是实现德国的统一。在凯南看来,中央集权的德国政府很可能落入苏联手中,使其拥有控制整个德国的机会,相比之下形成一个长期分裂的德国倒是两害相比取其轻的方案[9](516-520页)。凯南的看法得到了时任美国驻苏大使史密斯的赞同,后者也认为美国必须果断采取措施在西占区按照西方民主模式建立一个国家政权[9](535-536页)。此外,美国驻德军政官卢修斯?克莱在同年5月26日给国防部的一份长电报中,也提出了建立德国西部联邦以解决其经济问题的建议。他认为如果无法在不久的将来就上述建议大体形成决议,则美国面临的将是日益恶化的德国经济,由此产生的政局动荡将有利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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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在德国蔓延,从而严重妨碍德国的民主化进程,使得华盛顿在德国的其他政策目标一并落空[10] (26页)。

那么,此时苏联对德政策又是怎样的思维呢? 1946年7月10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发表了?关于德国命运与对德和约问题的声明#,强调在德国复兴的过程中应首先在柏林建立全德临时中央政府,实现国家的政治统一,以便于彻底清除德国境内的法西斯残余、完成民主化改造并履行战争赔偿义务。对此,美国共和党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指出:苏联主张在处于苏占区中心的柏林建立德国中央政权, 这样他们就能由控制这个政权进而控制整个德国[11](96页)。作为对苏方的回应,1946年9月6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斯图加特发表演说,阐明了华盛顿复兴德国经济、首先实现德国经济统一的政策目标,这与莫洛托夫主张先实现政治统一的要求格格不入。冷战研究中的修正学派认为,该演讲是围绕着杜鲁门政府的冷战大战略而主动提出的对德新政策,是 美国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在德国对苏联发起的进攻[12](26页)。对此,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在当年9月下旬给莫斯科的?战后美国对外政策#报告中指出:美国的对德政策不是为了消除法西斯残余并在民主基础上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而是打算使德国在未来的反苏战争中站到美国的一边。由于该报告是在莫洛托夫授意下写成的,因此基本反映了苏联官方的观点[13](58页)。其实在战后初期,由于对美国行为认识的主观和偏颇,斯大林非常害怕美国的侵略。早在1945年,他就担心美国军队跨越东西方在德国的占领分界线,担心美国可能派遣军队到捷克斯洛伐克恢复资产阶级政权,也担心在美国的扶植下而崛起的西德国家会再次带来一场危害巨大的灾难[14](196页)。总之,斯大林在战后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是极不信任的,特别是在德国问题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伊朗危机、希腊危机和土耳其危机的出现以及美英成立双占区的行动,苏联领导人的上述想法愈加强烈。

可见,战后初期在填补因德国战败而造成的欧洲政治力量真空的过程中,美苏之间围绕国家利益的冲突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相融合,使得两国对德政策的冲突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也成为诱发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基本动因。 三 危机的酝酿:冷战爆发与美苏对德政策分歧的加剧

1947年是国际局势极为动荡的一年,杜鲁门主义出台、莫斯科和伦敦外长会议无果而终、马歇尔计划实施以及苏东国家拒绝加入该计划、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等,宣告了 冷战的开始。民主党人艾奇逊在当年2月27日的国会发言中声称,美苏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思维和意见大分歧,现在该是分道扬镳的时候了,必须在 民主和自由与 专政和服从之间做出选择。3月18日,美国官方公布的?胡佛报告#建议,在西占区单独建立德国政府,单独缔结和约,停止非纳粹化的一切工作,单方面进行币制改革。此项报告的提出,说明美国要走背弃?波茨坦协定#、单独解决德国问题的道路[3] (177页)。根据从1946年到1947年初美国政府内部的对德政策反思,美国基本确立了在西占区组建独立西德国家的方针路线,因此在1947年3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和11月的伦敦外长会议上,两次拒绝了苏联有关成立全德临时中央政府的建议。

1947年秋,苏联领导层就东西方之间在德国问题上日益暴露的种种矛盾表示出极大的担忧。外交部欧洲三部主任斯米尔诺夫,在10月3日写给莫洛托夫的信函中提到了西方对德政策出现的新动向,指出这些动向均背离了?波茨坦协定#。斯米尔诺夫认为,这表明美英在为单独解决德国问题做准备,并强调 通过对已有材料以及美、英实施方针的分析,基本上可以断定目前的问题已不止于宣传方式和政治恐吓,而是德国正面临政治和经济分裂的现实威胁,以及将携其全部资源加入到美国建立的西欧联盟中去的问题。[15]苏联领导人力图阻止事态继续发展,依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他们打算保持对苏占区的全面监督且不放弃对整个德国局势施加影响的机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47年11月21日批准的、给参加伦敦外长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中,把签署对德和约提到首位,强调和约的签订是与恢复 统一的、民主的德国紧密联系的。[15]但在当年12月的伦敦外长会议上,美、英、法、苏四国就 德国统一问题的谈判在 冰冷和紧张的气氛中破裂,东西方针对该问题的矛盾冲突升级。同月20日的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公开写到: 德国的分裂将给予我们行动自由,以便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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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纳入西方国家体系。[15]

伦敦外长会议之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认为在成立西德政府问题上应该有一个革命性的进展[16] (161页)。他在1948年2月20日给驻英大使的信函中指出:苏联人正在将东德改造成为类似其东欧卫星国那样的极权国家,美国现在需要将西德经济与西欧经济相结合。他表示如若不然, 西德会在将来的某个时间因为某个突发事件而被纳入东方轨道[17](17页)。马歇尔表示,尽管华盛顿没有放弃建立统一德意志国家的希望,但这绝不能成为自身在西德地区无所作为、不利于西欧经济整体复兴的借口。他继续强调,政府将采取措施阻止苏联统治德国,反之将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最大的安全威胁[18](184-186页)。因此,作为接受马歇尔计划、融入西欧经济的重要前提,西方三个占领区合并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组织就是一项必须完成且迫在眉睫的工作。

至1948年初,东西方关系于冷战背景下的不断恶化在德国问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美国与苏联在包括赔款、管制和统一等问题上的冲突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愈加无法弥合。由此,基于对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双重考量,美国在对德政策上主张建立统一的西德国家。这一主张主要是由于华盛顿逐渐相信,不可能通过与莫斯科近距离接触并一同磋商解决欧洲事务,因此只有寻求一个友好的分手方式!!!使德国和平地分裂,让欧洲国家进入美苏各自的势力范围。更为重要的是,随着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 二月事变的发生,美国越来越重视可能因 事变而对其它欧洲国家政局产生的连锁反应,为了应对不久很可能出现苏联势力进一步向西扩张的 可怕情景,必须更加重视德国问题以及德国在欧洲防务中的作用。 二月事变后,英国的?经济学家#周刊发表长篇社论指出:必须在西德重建一个拥有充分权力的中央集权政府,让它的工业能力不受阻碍地发展。若做不到这点,西方民主的德国对当地人的吸引力就会比不上苏维埃的德国[19](127页)。同样,华盛顿也深刻地领悟到苏联政府觊觎德国西占区的经济资产并寻求能 对西欧产生更深入的影响,意识到克里姆林宫需要一个统一的德国且相信这个德国 将会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过来。因此,以应对 二月事变为契机,建立西德政府更加成为事关美国国家利益的紧迫工作,此举既是为了服务欧洲经济复兴计划,更是为了对抗苏联、遏制共产主义蔓延,这与苏联相应举措互动的直接后果便是推动德国朝着分裂的方向迈进,酝酿着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爆发。

四 危机的引爆:苏联对 西德计划的回击及其后果

美国倡导下讨论西占区合并、筹建西德国家的西方六国伦敦会议于1948年2月底举行,苏联对此表示抗议并开始寻求主动对抗西方政策的途径。苏占区军政府总司令索科洛夫斯基于3月9日奉命秘密回莫斯科议事,根据苏联解体后公布的外交档案,当时克里姆林宫正在策划封锁柏林的行动[15]。3月12日,外交部欧洲三司司长斯米尔诺夫向莫洛托夫提交了?关于近期内我们对德国措施的报告#。该报告指出:伦敦会议的召开证明, 西方国家正在把德国纳入到正在建立的、旨在反苏和反对新兴民主国家的政治、军事集团中去[15]。斯氏认为: 在德国问题上要更坚决地采取对抗西方的政策而不能再限于只提提抗议;由于西方的行动事实上触及了我们在德国和欧洲的利益,所以必须实行这样的措施!!!不仅能限制美、英、法在德国的单方面行动,还能有效挫败他们使德国加入西方联盟的计划。[15]基于上述考虑,斯米尔诺夫提出主动倡议就德国问题召开新一轮外长会议,并表示如果美、英、法采纳该倡议,那么他们组建西方同盟并将德国纳入其中的行动基础就会受到破坏,反之则意味着他们拒绝以?波茨坦协定#为框架解决德国问题[15]。他强调,在这之后 我们将宣布西方的行动破坏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和外长会议,从而使有关联合监督机制和对占领区问题的协议成为一纸空文,因此苏方将不得不完全关闭自己的占领区,并实施相应的财政措施以及组织边界保卫等[15]。

对于斯米尔诺夫的报告,俄罗斯学者米哈伊尔?纳林斯基认为: 这并不仅仅是外交部欧洲三司司长的个人倡议,它反映了苏联领导人的意图,特别是莫洛托夫的想法,并使得限制柏林同西占区之间交通联系的措施成为莫斯科的政治家们反西方的又一新话题。[15]不久之后苏联政府就将上述行动计划有条不紊地逐步付诸实施。在3月20日的盟国管制委员会第82次会议上,苏占区军政府总司令索科洛夫斯基以伦敦会议破坏并葬送管制委员会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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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缔结的协定为由[20](883-884页),声明苏联退出管制委员会。此后,苏方在柏林积极进行舆论造势,亲苏新闻媒体报道了大量的所谓涉嫌谋杀、抢劫和非法边界贸易的行为,指出这些是由来自西占区的 罪犯、黑市交易者、间谍和破坏分子所为,进而指责西方国家 容忍甚至是配合非法的越界交通,并暗示自身 将不得不采取行动以保证苏占区的秩序和稳定,保护自身占领区内的居民免受颠覆和恐怖活动的伤害[21](27页),进而逐步加强了对柏林对外交通的检查和限制。

其实,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在1947年底伦敦外长会议后给总统的一份报告中就曾指出:外长会议的破裂会导致苏联采取措施,迫使美国等西方国家离开柏林;同时,针对西方统一西占区的行动,苏联会在加强他们对东德控制的基础上,利用自身在柏林地区的优势地位作为 杠杆,牵制西方筹建西德政府的计划[12](110-111页)。此外,美国驻德军政府政治顾问墨菲在1948年4月1日给华盛顿的?有关德国局势的报告#分析得更为透彻。他认为苏联限制柏林对外交通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威胁将筹建西德政府看作是对四国管制委员会的破坏,迫使西方终止合并西占区的行动;目的之二,是声称西方破坏四国管制委员会,将此作为强迫美英法三国从柏林撤走驻军的重要借口,通过干涉西柏林与西方占领区之间脆弱的交通联系,肃清柏林这个仍在 铁幕以东的 反动中心,从而建立起位于柏林的亲苏德国政府[20](885-886页)。

当然,苏联之所以将对抗的焦点锁定在 柏林是与战后初期柏林政治格局变化紧密相关的。柏林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是美苏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对抗的焦点,从共同占领的最初日子开始,东西方暴露出政策取向上的尖锐冲突[7](385页)。首先,在市政管理方面,在西柏林行政机构中占据重要官位的亲苏人员总是在勉强执行西方军政当局的命令,甚至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经常出现公开违令的情况。其次,在公共安全领域,在美英法三国军队进入柏林几个月后,仍有部分苏军在西柏林进行物资掠夺活动,只是在西方强行限制下才得以收敛。再者,在新闻和传媒领域,西方认为四国协定赋予了他们与苏联当局分享对柏林电台的控制权,而苏联则以其地处东柏林为由,拒绝让西方介入对电台的管制,在其他新闻媒介的管理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8](32-33页)。作为对苏联政策的反击,美国联合英、法采取主动措施,不仅不允许苏联的影响向西占区渗透还要削弱其在柏林的影响,使自己的政治影响覆盖苏占区。美国为此加强了在柏林的活动,成立各种专门的宣传中心,例如自设广播电台、组织众多讲座广泛地提倡学习英语等,这些都成了在德国人中间进行亲西方宣传的重要手段[7](398页)。对于西方的一系列举动,苏联驻德军政府情报局在1945年11月3日提交莫斯科的?关于德国政治状况的汇报#中指出:我们挑选的柏林德国行政管理机构的人员非常不合英美占领军的心意,他们力图从右翼的和反动的德国人中间挑选自己人取代他们,并强调 国际形势的复杂化以及苏联与英美之间一系列矛盾的产生,也反映到柏林的状况中来,英美占领当局越来越努力巩固自己在柏林的地位,同时竭力削弱苏联对居民和市内整个政治生活的影响[7](395页)。

1946年的柏林市政选举后,亲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以48.7%的得票率基本控制了市议会和市政府。这无疑使西方在柏林城内有了更大的政治活动空间,而苏联在其中的影响力与周边苏占区相比则大打折扣,从根本上说非但不利于其在东柏林有效地实施自己的政策措施,反而可能会因西方在柏林影响力的向外扩散,对苏联加强对东德的控制产生消极影响。因此,苏方当时就试图将包括美国等反苏反共势力排挤出柏林,在手段上则采取了提升亲苏亲共力量和压制反对派并用的方式。对此人们仍然要问:既然在1946年选举后,苏联就萌发了将西方势力赶出柏林的想法,为什么没有在当时公开采取措施迫使西方退出柏林呢?其一,在苏联看来,西方在选举中的胜利还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自身在柏林乃至于整个苏占区的政治优势地位,而采取压制、逼迫西方的方式蕴涵着爆发战争的危险,两相比较,得失关系和风险价值还不足以使莫斯科冒险采取行动;其二,四国对德联合管制机制仍在运行,苏联在解决德国问题的诸多方面仍需要西方配合,因此没有必要加码使东西方的矛盾扩大化;其三,缺乏有利于对西方施加压力的国际大环境,东西方冷战尚未公开化,采取违背既有四国协定的行动,就不可避免地要在世人面前承担挑起事端的责任,这也是莫斯科所不愿做的。因此,当苏联感到以上三点因素不再是羁绊自身政策行为的枷锁时,也就到了他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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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取行动迫使西方退出柏林之日。随着1948年2月西方六国伦敦会议召开,美英法三国筹建西德政府、分裂德国的政策进入实质操作阶段,苏联终于得到了将西方赶出柏林的绝好机会。因此,苏联封锁柏林除了希望以此迫使西方放弃建立西德国家的计划外,也蕴涵着在上述目标无法达成的情况下,实现将西方势力赶出柏林的次一级目的。

诚然,美国已经意识到伦敦会议的召开既是苏联代表退出盟国管制委员会的直接原因,也是其加以利用阻止西德国家的建立或将西方势力赶出柏林并在东德地区建立亲苏政权的借口。但苏联的上述两个目的都是美国无法接受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曾在1948年初的一份备忘录中强调:苏联人 正在进行一场主要反对美国的宣传运动,使用 心理、政治、经济措施暗中破坏所有国家的非共产主义事物。他们的目的 不仅仅是暗中破坏美国的声誉,而且还要混乱和分裂世界舆论,使自己不再遭到大多数国家的反对。设置卫星国、建立国家性共产主义政党、扩充受共产党影响支配的组织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莫斯科努力扩大自己影响的目标[16](161-162页)。可见,美国的政府决策层已经开始认识到,与苏联的对抗不仅仅是一场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更是一次事关国家声誉和威望的角力。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六国在6月初的伦敦会议结束时形成?伦敦决议#,确定了建立统一的西德国家参加马歇尔计划的方案[20](317-338页)。作为执行该?决议#的第一步,西方决定在西德实行货币改革发行和流通 西马克,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稳定、合理的经济和金融基础,即便成立了西德政府也是无法长久的[22](208-216页)。西方的做法激起了苏联的强烈反应,苏占区军政府在6月19日以?对全体德国人公告#的形式对此进行了猛烈抨击,指出该货币改革是为了分裂德国并在经济上使西德地区成为西方的附庸,同时强调西占区货币改革严重扰乱了各占领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并宣布为了保护苏占区和大柏林地区德国人的利益,避免西方单方面货币改革对这些地区经济生活的扰乱,苏方不允许西方占领当局发行的新货币在苏占区和经济上实际从属于苏占区一部分的柏林流通[23](21-24页)。随后,苏联一方面拟定了同样在东德和柏林进行货币改革的计划,另一方面逐步实施对柏林交通的全面封锁。随着6月24日柏林与西占区之间的铁路、公路、水路交通的中断,美苏之间基于对德政策分歧、以货币改革为导火索、以针对西柏林与西占区交通的封锁与反封锁斗争为特征的第一次柏林危机全面爆发。

五 结语

从宏观国际关系角度看,爆发冷战的深层次根源是二战后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即美国的全球扩张同苏联在欧亚大陆的扩张之间的矛盾。作为冷战爆发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之一,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出现也无法摆脱上述基本特征。自二战结束以来,美苏两国领导人处置对德政策与处理双边关系一样,均采取实用主义思维,以自身狭隘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为准绳,由此导致的双方一系列决策错误与误解,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战后初期德国问题事态发展的逻辑链。具体到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缘起,战后初期的美苏总体关系从根本上铸就了危机事态逻辑链形成的必然性,而双方围绕对德政策的最初分歧构成了事态逻辑链的起点,美国在冷战爆发前后对德政策的调整尤其是建立西德国家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则成为该逻辑链上的重要结点,而苏联针对美国政策调整的回击又成了事态逻辑链最终与危机挂钩的必要环节。当然,就国家行为体具体行为的先后顺序而言,上述诸事件也构成了一个行动与反行动的循环,尽管正如英国学者理查德?克罗卡特所指出的那样, 美国在建立正式机构方面比苏联快[24](111页),或者说是在具体政策的推行上领先一步,但并不能因此将引发危机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客观地说是美苏双方的共同 努力推动了这一循环的形成,这就犹如一场通向危机的 接力赛,谁跑第一棒或第二棒并不十分重要,因为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是这场 比赛能最终完成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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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cy agai nstG er many of U S -Soviet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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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Ji e

(D epart ment o fH isto ry ,Schoo l o fH u m anities ,N anchang U niversity ,N anchang 330031,Chi na)

Abst ract :The F irst Berli n Crisis is a production o f the US-Sov iet Co l d W ar .It is also an i m portan t issue on t h e study o f the ori g in of the Cold W ar .A lthough t h e acti o n of Sov iet blockade Berli n is the direct fact to provoke t h e crisis ,fro m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o f the transfor m on the post-w ar internati o na l situation ,t h e ori g in o f the cri sis h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 o fU S-Sov iet re lations and t h e evo l u tion of Ger m an po licy of the t w o countr i e s duri n g the earl y post w ar period.It can be said that this crisis w as the i n ev itab le result o f contradiction and con flict bet w een US and Soviet about the Ger m an Prob le m duri n g the transiti o n fr o m ally to adversary of the earl y post SecondW orl d W ar .

K ey w ords :US-Soviet relati o ns ;po licy against ger m any ;or i g i n o f the first berli n crisis

(责任编辑 周声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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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第3期 杨捷:美苏对德政策与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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