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
重写近代学术史的体例与方法论
舒习龙
（韩山师范学院历史系潮州521041）
摘要：重写近代学术史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体例、方法、思路等诸多问题。重写近代学术史首先在于体例之确定，借鉴中西史书体裁优点，采用综合创新体裁重写学术史，应该成为重写学术史题中应有之义。而在方法论自觉方面，应该淡化所谓的范式之争和意识形态考量，建立相对客观的学术史叙事模式。近代学术史研究本来应该从学术自身出发，摒弃预设的“范式”和观念，用恰切的体例编纂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近代学术史，它是建立相对客观的学术史叙事模式在方法论方面自觉的表现。
关键词：重写近代学术史；体例；方法自觉
基金项目：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历史编纂的演变路径、主要成就与当代价值》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YJA770043.
作者简介：舒习龙（1968－），男，安徽巢湖人，韩山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
近年来，“重写学术史”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重写学术史”意味着对中国各历史阶段学术思想的演变新加解释和总结。李学勤先生从20世纪90年代起倡导“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和“走出疑古时代”，揭开了“重写学术史”的讨论与反思。学术史的纂述并不是固定的、僵死的，每一代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历史观和占有的史料，重写他心目中理想的学术史，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1](P9)其论述充分说明时代变迁与历史编纂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每一代人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有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和感悟，因而借助历史事实去解析和重构历史成为“重写学术史”的内在张力，英国学者E.H.卡尔在他的《什么是历史？》中指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2](P115)“重写学术史”应该借助已逝的学术史事实，采用恰当的体例、史观与方法，以全新的思路、客观公正的立场再现学术发展的历程，梳理学术发展的源流脉络，揭示学术发展的特色和规律。这些都应该属于“重写学术史”的题中应有之义，唯有此“重写学术史”才有意义、有价值。
在“重写学术史”语境下，探讨相对客观的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叙事方式、内在理路，揭示学术发展的特色和价值，应该说对于“重写学术史”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李学勤先生对此发表颇有见地的看法：“可是有一点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说的，就是学术史恐怕得重写，这不仅是先秦和秦汉学术史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术史的问题”[3]（P9）。又说：“学术史的考察研究，是探讨中国文化本质的核心课题。历史上每逢文化演变的关键时期，人们便感觉到对过去学术做回顾的必要，近世更是如此。”[4]（P12）近代学术史的编纂应该从学术本身出发，摒弃预设的“范式”和观念，用恰切的体例编纂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近代学术史。由此，笔者不揣浅陋，拟从编纂体例、方法论自觉两个方面一申管见，以推进对“重写学术史”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重写近代学术史的体例
“重写学术史”首先要确定采取何种体例最便于阐述中国近代学术纷繁复杂的现实，所以体例问题对于“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过去那种视体裁体例为单纯的技术问题的看法是有偏颇的，应当着力阐明如下观点：第一，体例之所以在史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为它是史学家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之重要载体。它是一个时代史学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衡量史家的才、学、识和史德的明显尺度。历代的学者，无论你对历
史演进的观察如何深刻、敏锐，对历史变化的观点如何之高明、正确，搜集的材料如何之丰赡、翔实，研究的成果如何之精当、宏富，表述如何之恰切、生动，都必须依赖历史编纂这一载体容纳和表述出来。第二，史家长期研究的成果，也必须依赖历史编纂的恰当运用，才能传世行远。因此，卓越的史家无不重视历史编纂的改革与创新。白寿彝先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史书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历史理论的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刘知所谓才、学、识,章谓史德,都可以在这里有所体现。”[5]（P23）总之，应当对体例重新作学术定位，充分认识其在“重写学术史”方面的价值。
王学典认为学术史叙事有自己的体例和章法，笔者很赞同他的观点：“所以与普通历史写作一样,学术史写作必须选择与取舍,而选择与取舍必须有依据、有原则、有体例、有章法,这样,作者的先在预设和社会历史立场,乃至作者对学术本身的把握和偏好,当然就成为学术史叙事中最能动的要素”[6]。传统学术史以学案体为主，辅以目录体、纪传体等多种编纂形式，它们在中国古代学术史编纂中都起过重要作用。学案体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形成的以记载学术思想发展历程为主要内容的史学体裁。其体例为：每学案前先设一表，备举师友弟子，标明学派渊源及传授系统。每一案主均立小传，叙其生平概况及学术宗旨。对案主学术论著，均一一注明出处，材料采选颇为广泛，为深入研讨其学术思想提供方便。案主小传后，另有附录，载其遗闻轶事。亦附时人及后学之评论，备录其短长得失，以供后学自行判断。其中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对学案体有创始之功，设学案以明“学脉”、写案语以示宗旨、选精萃以明原著,这三个要素的互为犄角,使学案体构成了为实现特定目标而组成的有机整体[7]。全书首列《师说》，采选其师刘宗周对明代学术的评论，以示学术渊源，次以崇仁、白沙、河东、三原诸学案，叙述明代学术由理学向心学的过渡，再记以姚江及诸王门学案，着重叙述明代王学的发展与传播，接以止修、泰州、甘泉三学案，叙述王门别派对王学的修正与辩难，并在诸儒学案中兼及程朱学者对陆王心学的批评。最后纪东林诸子和蕺山学案，以东林诸子为程朱学的殿军，以蕺山为王学的殿军，给后学指示儒学发展的路向。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谓：“清代学术之祖当推宗蒙，所著《明儒学案》，中国自有学术史，自此始也”。学案体裁中的“学”指学术、学派，而“案”则指按语，是作者对学派源流及、学术事件做出分析、评判的学术著述形式。黄宗羲以“学”阐释学术、学派之分合，以“案”梳理明代学术主线，揭示明代学术宗旨与思想，它“以人为中心”展开，实质上是一种思想史的写作体例。黄宗羲著《明儒学案》，认为心学为明代学术之主线，故详细梳理了明代心学演变发展的轨迹，他说：“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矣。”[8](卷十姚江学案序) 此前的学术史著作主要是学者人物传记，不能反映各家各派的学术宗旨，采取的编纂形式主要是传纪体。《明儒学案》编纂形式的创新集中体现在作者善于揭示学术演变发展的主线，从学术内在的理路来阐释学术的宗旨和思想，正确地评点学人的精神。黄宗羲认为过去的学术史编纂对学人治学宗旨和精神阐释不够，他认为：“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
[7](凡例）基于对学术宗旨重要性的认知，黄宗羲确定的编纂指导思想在于阐明各家各派的自得之学，揭示学术思想的真谛。他说：“学问之道，以个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7](凡例）因此，黄宗羲对于学派和学者的学术思想，都尽量揭明其自得之见，发明其学术内涵与与精神。他善于从不同的学说理路中归纳整理出符合学术演变规律的合理因素，提炼不同学说中的内在价值。《明儒学案》就是根据“一本而万殊”的学术史观，试图把思想置于“历史”中加以解释，对明代理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做了总结，力求深刻反映明代理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明儒学案》是我国古代第一部
完整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史学上的学案体史书体裁，后来的全祖望《宋元学案》就是秉承其意，再有《清学案小识》、《清儒学案》等继起之作，虽然在理论深度和广度上有所不及，但实际上刺激推动了近代学术史研究的兴盛。学案体著作在中国传统学术史撰写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它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学案体的学术史，往往以学派、人物为中心，以其思想、学问宗旨为纲要，述其时代背景、人物生平、谱系源流(‘学脉’)、学术交往以及思想、学术内容，并“纂要钩玄”即撷取原著精萃辑为语录选编。这种‘学案’体的学术史，是与中国传统学术的主要特点(博通)相适应的。但按照这种体例展开的学术思想史研究，并非学科性的专业学术思想史，而是对各个学派或人物的各种思想、学术的整全性及其‘学脉’的系统叙述与论释”[9]。这句话深刻揭示出学案体学术史的特点。
目录体学术史在中国古代也成为编纂学术史非常重要的体裁，最早可以追溯到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目录体学术史特别重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余嘉锡对此有精辟的总结：“由此言之，则目录者，学术之史也。综其体例，大要有三：一曰篇目，所以考一书之源流；二曰叙录，所以考一人之源流；三曰小序, 所以考一家之源流。三者亦相为出入，要之皆辨章学术也”[10](P27)。就学术史研究要素而言，一在于学者，一在于著述。史传重在记载前者，而目录则重在记载后者，两者相辅相成，即构成了学术史研究的主干。东汉班固在著述《汉书》时，又据《七略》略加删改，著为《艺文志》，率先将目录之学引入正史，创立了史志目录编纂方式。《艺文志》以儒家经典为宗旨，设置总序和类序，为正史《艺文志》的史志目录系统创建了新的学术范式，同时又具有反映先秦至东汉学术总貌的独特价值。传记体重在纪“人”，主要记录某一时期学者的经学思想和经学活动；史志目录重在志“书”，记录典籍的传衍以及变化，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目录体学术史的史料保存价值往往大于史学价值，缺乏通识别裁能力，使得学术史成了一种史料的堆砌，给人以一种汗漫无归的感觉。以史传为学术史研究之载体，始于司马迁《史记》率先创设的《儒林列传》。《儒林列传》的体例是以被朝廷立为官学的经学大师为主体，以经学大师的学行为主线，重点突出各家经说的传承关系，再配之以功过得失的评价，可以视之为各经学大师的个体学术简史。《史记》开创的这一体例为历代正史所继承，并向其他领域拓展。
章节体学术史研究著作是近代之后引入西方新史观与新体式的产物。一个学科的专业学术思想史，则必须遵循该学科的问题框架、核心概念和学术体系的基本限定。而这样专业的学术思想史，只能是近代以来思想、知识不断别域分科的结果。因此，从“学案”体的综合性、整全性学术思想史，到分科式的专业学术思想史，乃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种巨大变革。这一巨大变革，正是从“西学东渐”的清末开始的。就传统的学术史研究著作体式而论，由道录体发展至学案体而臻于极化，在晚清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学术由传统走向现代以及与西方学术的接轨过程中，学案体学术史研究日益暴露其固有的局限[11]。概而言之，一是学术史观的问题。学案体既以儒学为对象，亦以儒学为中心，因此近代之前的学案体学术史实质上即是儒学史。12梁启超等人新的学术史观即是建立在以现代西学之“新”批判传统中学之“旧”基础之上的，以西方进化论史观和文明史、总体史观念等指导传统学术史编纂，必然会导致学术史著述体例的变化。学案体记载的儒学史以学者、学派为主流，大体比较单纯，因此由叙论、传略、文献摘要三段式构成的著述体式大体能满足梳理古代儒学演变发展的需要，但对晚清以来古今中西交替的纷繁复杂的学术现象，尤其是随着西方新学制的输入，传统的四部分类被打破，出现了许多新型的学科门类，要想总结近代学科门类演变规律，的确需要寻找新的史书编纂形式来表述纷繁复杂的特点和规律。所以，如何突破学案体的局限，寻找一种适应新的时代需要的学术史著述体例成为史学家的首选，引自西方的章节体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适时登场了。
在章节体学术史研究的著作过程中，梁启超、刘师培贡献尤著。传统的学案体因为没有先进的历史哲学指导，主要对学派之间的师承传授情况进行记录，无法总结学术思想发展的
大势和特点。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长篇学术论文，它是中国史学界运用进化论哲学观点指导研究思想史第一次结出的硕果。同传统学术史相比，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表现在：（1）它提出了新的学术史分期法。以往的学术史分期，基本上是按朝代的先后为序，宋明以后则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梁启超打破常规，提出以学术思想的内涵、性质及其发展变化作为学术史分期的标准，将中国学术史划分为七个时期。梁氏之所以清晰地划分出学术演变、发展的阶段，同它运用西方进化史观的指导密切相关。梁启超对进化史观的接受，为梁氏以新的标准划分学术史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进化史观的指导下，梁氏对学术思想发展的公理公例十分重视，力求对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新的解释，并将“公理公例”作为分析学术思想变迁的理论依据。
（2）深入地论述了学术思想和社会条件的关系，论述不同学派和学者间的互相影响和推动，第一次生动地呈现出学术变迁动态的格局。关于战国时代学术勃兴的社会条件，梁氏从由于社会急剧变动，思想学术出现自由局面等项进行分析。他指出：“获麟之后，迄于秦始，实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自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而其变动之影响，一一皆波及于学术思想界。盖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由贵族世家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观。周室之势既微，其所余之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13](p120)从中可看出时代的急剧变动，造成了学术思想由“学在官府”到出现“百家争鸣”的巨大变化，其论深入中肯，极具见识。再如对明末清初学术风气演变的论述，也紧紧抓住时代条件的影响，梁启超曰：“呜呼！吾论次中国学术史，见夫明末可以变为清初，清初可以变为乾嘉，乾嘉可以变为今日，而叹时势之影响于人心者正锯且创也，而又信乎人事与时势迭相左右也。”[12](p77)这里，梁启超明确指出了学术变迁的格局同社会变动之间的关系。
（3）梁启超对学术史的考察，并未局限在传统学案体的旧框架内，而是依据学术发展本身的特点，在材料组织上对旧体学术史著作进行了改造和发展。旧体学术史叙事全按学派立案，虽便于对各家学派作细微考察，但也易于使各学派之间相互孤立，难以看清其间的前后演变和相互影响。梁启超此书，首创章节体的学术史新体裁，其主要特点是：以章节为纲，按所要论述的问题性质分章立节，以“论”说“史”，以“史”证“论”，史论结合。例如，他将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进程分为七个时期，按时期分章，每章又根据内容不同立如干节，如原因、派别、历史、结果等等，章与节之间联系紧密，脉络分明。再如，他对史论十分重视。全文之首冠以“总论”，表达梁氏对学术思想在世界史和中国史上重要性的认识，表明梁氏撰述学术史意在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论述了对于传统学术思想的态度。每一章之前，梁氏简要地论述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变迁的大势，以及这一时代思想的主要特点、成就和不足，并简要地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远因和近因。在每一节中，在“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作者的观点。因此，读者于其史论中可以明晰梁氏对于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框架和思路。
综观以上三点，这篇长文无论对梁启超本人还是二十世纪章节体新学术史研究而言都是拓荒、奠基之作，是中国学术史研究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标志，具有划时代意义，对近现代学术史研究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1905年，刘师培撰著了章节体形式的《周末学术史》，它是中国学术史上首次以“学术史”命名并首次按照西学现代学科分类法为著述体例的学术史研究著作。他曾撰《周末学术史序》，以说明、概观其理路构思。该《史序》之总“序”曰：“予束发受书，喜读周秦典籍，于学派源流，反复论次，拟著一书，颜曰《周末学术史》，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较前儒学案之例，稍有别矣。学案之体，以人为主。兹书之体，拟以学为主。义主分析，故稍变前人著作之体也。”[14](P212)刘氏所言“依类”即依“学科”，其拟采体例有别于黄宗羲的“学案”。这就是说，刘师培拟按照现代西方的学科分际，来撰写一部宏富博大的《周末学术史》，以诠明古学、发明先知，并启发后学。刘师培力图打破传统“学案体”，按照西学分类法，对周
末学术史作多学科多角度的考察。为此，他设定了16门学科史，几乎囊括了近现代西方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个思想、学术领域的主要科目。“学案体”式著作是思想层面的学术史而不是知识层面的学术史，它以学者群的“思想”作为考察对象。西学意义上所说的“学术史”恰恰是知识层面的学术史，当然也不排除对学者“思想”的研究，但是它是把“思想”纳入到“知识”层面，以知识性质来分类考察“思想”的，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就是把先秦诸子学术思想按照知识的性质不同，分为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等十六门学科加以考察。这种学术史体例显然不同于“学案体”。这种学术史强调知识层面的学术，以知识的性质来分类学术，这其实大大推进了中国学术的近代化。所以，刘师培如能实现这一宏愿，《周末学术史》当是建构近代分科式学术思想史的首出之作。
中国古代和近代学者在探索学术史撰述体裁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取得了不少成绩，为我们今天重写学术史在宗旨和体例设计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我们认为，传统的学案体、编年体、目录体等学术史有自身的优点，但亦有明显的不足；而从西方传入的章节体学术史，优点很突出，但缺点亦很明显。周谷城认为章节体史书，事情纵剖，依门类而分，时间横断，依朝代而分，纵横交错，可称之为新体或坐标体。倘若以这种史体编纂中国通史，中国历史的完整性将被破坏无遗[15](P26)。周谷城虽以通史立论，但对学术史编纂而言，章节体也会对学术演变发展以及学术自身理路产生破坏作用。白寿彝认为：“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就专门史来说，体裁的问题，比写通史要简单一些，但单一的形式还是不行的。今天我们要采用综合的体裁来写历史，不止是要吸收古代历史家的长处，还应该超过他们”[16]。我们认为借鉴中西史书体裁优点，采用综合创新体裁重写学术史，应该成为重写学术史题中应有之义。今天，把章节体的优点糅合到传统的学案体、编年体、目录体等学术史框架之中，采用综合创新体裁，是在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将中西史书体裁的优点加以融合。由于这种体裁容量广阔、互相补充、写法生动多样，因此能将大量的学术研究新成果囊括其中，甚至包括一些近现代西方史家提出的新观念，如整体史、叙述史、问题史等，在学术史中的不同部件中也能相应地有所体现。重写学术史的体例可以采用序录、综述、编年体、图表四个部分互相配合的新的综合体裁，来再现近代学术多姿多彩的格局。序录主要吸收传统序跋体、目录体学术史的优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评价各家的短长得失，凸现以学派为本位的研究性质。“综述”，是学术史的主干部分，立体地记述学术发展的大势和主要学派、学术主张。综述须吸收近代章节体的优点，并以编年体、纪传体等体裁的优点济章节体之不足。编年体学术史主要以《资治通鉴》为参照，同时吸取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之长，以时间为线索，采用“条目”、“按语”与“评述”三位一体的独特体例，逐年著录学术发展史内容，同时应对学术思想的历史演进、学派关系、学术影响、学术传承等方面的多方位展现，并以多种方式凸显学术史的内涵，使学术史建立在深刻的史识与坚实的文献基础上，真正成为“编年”之“史”与“史”之“编年”。图表的设立是为了补充上述三种体裁所遗漏的学术史内容，同时用图表来沟通上述三种体裁，用以反映学术史发展的线索和阶段性，体现学术通变的思想。
二、重写近代学术史的方法自觉
中国近代学术的建立，是传统学术文化在西方文化思潮冲击下因应时变不断冲突融合的过程。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文明，夹着坚船利炮之势长驱而入中国，对中国近代学术产生了深刻影响。综观当时学界实况，最具影响力并对学术有根本导向作用的潮流当为中西交融和经史地位的转换。在对待中西二学关系的处置中，学界出现了源流、主辅、新旧、体用、本末的分离与纷争。在古今问题上，学术界出现了“经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经史之争”等主要论争。学术界在救亡图强理念之下以经术饰政术，导致经学学术规范的解体，西学的倡导以及进化论的引入和宣传导致传统意义的学术发生转型。他们之间的争论，重演出诸子
百家争鸣的胜景，构成了近代一百余年文化思潮纷纭变幻的图案。近代学术的变迁是以重新评价传统作为依据和核心内容的，以选择性地引介外来学说作为创变的条件，再合中西、合经子、合儒释、合经世与求真，从而在对古今中西之学予以比较和选择的基础上走向本位趋同[17]。本来我们应该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来梳理和解读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特质和规律，体悟近代学术内在精神。然而揆诸近年来的近代学术史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泊来的方法论和话语体系对近代学术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当然对中国学术的深入研究有好的一面，但是生搬硬套西方的范式、概念和术语，而不从中国学术内在发展的机理着眼，确并不能深刻体悟近代学术的命意和精髓。比如有学者解读梁启超和钱穆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它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在体例渊源、写作宗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18]。在我认为，这应该是代表二种不同的写作思路，作者之所以有这样的提法，估计是对“范式”的误读。
“范式”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库恩提出。他认为，“范式”是“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范式影响规定着该学科领域的各个方面,为该学科领域的科学共同体提供了思考、选择、解决问题的准则，规定了他们的基本思路，并为整个学科领域的发展规定了基本方向。他认为“范式”成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公认的科学成就，他说：“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19](P4)一是具有“不可通约性”。他认为新旧范式“完全不能并立”，新范式具有不可替代性。由此，他认为：“这些年来我所突出的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不可通约性必定是任何历史的、发展的或进化的科学知识观中一个基本的成分。”他进一步提出：“范式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变了。”[18](P199)库恩认为范式的更替是一种格式塔的转变、世界观的转变，因而否认新旧范式之间的相容性，而认为他们之间是不可通约的。
库恩的范式概念主要是从自然科学发展中总结出来的，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是否存在着如整齐划一的所谓“范式”或叫研究“模型”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说：“在生物各分支——例如遗传学研究中——第一次普遍被接受的范式还是更近的事；而在社会科学各部分中要完全取得这些范式，至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8](P14)人文社会科学具有科学和艺术的双重属性，既重求真，亦重求善；故对其“范式”的建立和转换必须要有明确的边界和实用原则，必须要紧密结合人文社科的特色，设置符合库恩元典意义的范式条件，合则借用范式，不合则慎用范式。比如有学者百年中国学统的时候指出：进化论为主导范式第一阶段，从戊戌到“五四”，以进化论为主导范式。这是20世纪中国学术诞生的关键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第二阶段，从“五四”到1949年，进化论范式与唯物史规范式展开激烈竞争。
[20]应该说，他对借用范式的概念基本上符合库恩元典的条件和含义。清末民初中国学术逐渐实现了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这种转型表现在学术观念、学术思想、学术方法的根本转变，新旧学术具有“不可通约性”的特点，因而将这种转型视为学术新范式的确立，无疑会显得更加深刻和生动。但是，也有学者在梳理清代学术时候，从已有观念出发，存在误读和套用“范式”。比如有学者指出，20世纪清代学术史存在五种研究范式：章太炎的“反满说”、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认为上述研究范式之间的起伏消长，反映了20 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而这种社会思潮的起伏消长反过来也影响甚至决定了研究范式的变迁[21]。在我认为，上述五种范式中，可能只有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可以成为所谓的“范式”。“早期启蒙说”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方法论梳理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提出的核心观念，与以往用进化史观等梳理学术演变发展迥然有别，它对思想变迁的内在理路作了精微的辨析，揭示了社会历史的演进与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它基本符合库恩元典的条件和含义。其他四种“范式”，
只是学者梳理清代学术的思路与方法，而且不是学术观念根本形态的转变，且诸范式具有兼容性，故视为范式似觉不妥，当然这这是一家之言。所以，在学术发展的常态下，强调范式更替，就要慎重，避免简单化。
在如何借鉴和慎用“范式”方面，有些学者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值得我们借鉴、参考。郑师渠说：“要言之，引进范式的概念，有助于开拓人们的视野；但在历史研究中刻意强调整齐划一的范式及其更替，却难免简单化，作茧自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还必须重视中国传统的学术视野。尤其在历史研究领域，强调学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实较斤斤于范式的区分，更具有重要的意义”[22]。这里，郑先生认为历史研究领域引进“范式”一定要谨慎，必须从中国传统的学术视野出发，从学术继承与创新的角度体察学术范式的根本含义，应该说颇有见识。杨念群指出，谈范式，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把认知对象的客观性同主观人文的因素结合起来，他说：“谈范式本身，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发点还是在于想把历史研究，或者社会学研究，人类学研究纳入到一个按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相互关系的轨道里面，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想像力是非常重要的，想像力本身的丰富性，丰富程度可能要远远大于仅仅用自然科学的比较规范性的东西操作所得出的结果。这样我想可能是带有人文色彩的东西与自然科学的东西相区别的重要因素，所以我比较赞成把范式的分析和想像力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结合起来综合考察”[23]。杨先生认识到历史学的丰富性、复杂性，借用范式概念必须要注意历史学具有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双重属性，所以史学在建构对过去图景的表述中，含有大量主观想象、分析和评判。因此，“范式”只是提供了我们梳理、分析史学演进的方法论工具，学者在使用“范式”观念须把范式跟制度安排, 包括跟个人的想像, 跟范式之外的难以归纳的因素混合起来来谈。所以，预设所谓的虚妄的前提可能对学术研究产生有害的影响：“结果有些东西是需要梳理和反思的, 而我们却把它当作前提, 就跟当时黄宗智谈江南的问题的时候, 谈来谈去, 他说我们基本上有一个规范性认识危机, 什么是规范性认识危机, 就是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 把一个本身应该反思的前提作为我们讨论的一个前提, 比如说商品化一定导致资本主义。……结果它变成了我们讨论的一个前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范式可能是非常有害的, 就是你一旦形成一个东西, 你这个范式没有经过反思”
[22]。由此，一个东西成为范式，它能推动学科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导致阻碍开拓和发展，它可能使新的方法和探讨被视为异端。中国近代学术史撰写，应该从当代学者关于范式讨论中得到有益的启迪，在重写近代学术史时，应注意范式的边界和条件，谨慎使用范式，防止对范式的滥用和误读。
重写近代学术史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体例、方法、思路等诸多问题。我们认为重写近代学术史首先在于体例之确定。借鉴中西史书体裁优点，采用综合创新体裁重写学术史，应该成为重写学术史题中应有之义。而在方法论自觉方面，应该淡化所谓的范式之争和意识形态考量，建立相对客观的学术史叙事模式。有学者指出：“因而考察学术史，就必须将他们的心路历程作为主要参考系，以‘同情之了解’的态度去看待那一时代的学人与学术，如此，才可能深入到近代的学术世界之中”[24]。应该说，这不失为从学术本身出发梳理近代学术史的有效路径。作为“研究的研究”，近代学术史研究应将学术本身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和内在依据，使学术史研究回归到学术本身。对此，葛兆光的意见值得我们思考：“我们过去谈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傅斯年这些人, 常常不大去谈他们本身的研究, 为什么呢? 因为一些研究学术史的学者对他们那些专门领域并没有太多的研究, 所以呢, 我一直觉得, 重新来谈论学术史的时候, 更多的是要谈论学术研究本身”[22]。近代学术史研究本来应该从学术自身出发，摒弃预设的“范式”和观念，用恰切的体例编纂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近代学术史，这应该成为重写学术史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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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yle and methodology of rewriting the style of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SHU-Xi l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Han-shan normal College,Chao-zhou,,521041,China) Abstract:Rewriting the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is a system engineering, involves style, methods, ideas, and many other problems.Rewriting the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is the first to determine the style,borrowing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y genre advantages,Using the integrated innovation genre to rewrite academic history should be the central topics in righteousness of rewriting the academic history.And in the methodology consciously,we should fade the so-called paradigm and ideology?s consideration, establishing relative objective academic history narrative mode.Modern academic history should slam preset "paradigm" and ideas,compiling a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With the style of witnesses is a performance to establish a relatively objective academic history narrative model . Key words:Rewriting the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Style; Method consciously
学术史回顾
“从中国与不丹边界问题看中不外交前景”的学术史回顾 10国际政治10368028 周梦莹 在中国与俄罗斯在黑瞎子岛的边界划定之后，中国在陆上仍没有划定的边界就只剩下中印边界和中不边界了。不仅如此，不丹还是唯一一个到目前还没有与中国建交的邻国。中不建交进程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相应地，中不边界双边谈判也进行地极其缓慢，虽然中不边境十分安宁，但边界问题仍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不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为什么边界问题悬而未决？不丹与中国的外交前景会走向何方？这些问题都需要联系起来考虑，并且尚待回答。再者，令勘界学家头疼的边界问题被作为政治问题提出，使得这个课题更具前瞻性，并且如果能提出政策性建议，那就更加有意义了。对此课题，前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有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可以把它们简单分为以下四类来介绍。 一、中国与不丹关系综合研究 1976年印度学者拉姆?拉合尔撰写的《现代不丹》①是不丹研究领域中的一本重要著作，但它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是为印度扩张主义政策效劳的。它提供了一定的历史资料，可以通过这来了解印度扩张主义者的立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和不丹的关系。 该书第五章——《不丹的佛教》，肯定不丹的佛教主要是受到西藏而非印度佛教的深刻影响，同时，强调印度对不丹佛教的最先移植的源头关系。指出了不丹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的构建来自于西藏佛教。 该书第六章——《和邻邦的关系》，分别对不丹和中国、印度的关系做了详细介绍，不丹和尼泊尔、孟加拉国等国家的关系则被穿插在其中一笔带过。从其文字间不难看出，对于不丹来说，中国表现出一种极恐怖的扩张性强国形象，而印度则是一个坚实可靠、慷慨大方的老大哥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在不丹与中国的关系分析中，“西藏”被作为与印度、锡金等主权国家同等地位的概念来使用，并且认为西藏人亲切友善来与中国人加以区分，甚至在本书所附的不丹地图中，西藏也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呈现。该书在历史上既不承认中国对不丹的宗主权，也把1950到1951年间中国对西藏的解放理解为“收复”不丹的先兆，所以，中国对中不关系恶化背负着重大责任。通过对中不两国外交行为的分析，作者做出这样的初步判断：中国对不丹的政策是渗透和颠覆，而非直接挑起冲突，所运用的是同时摆出善意和好战姿态的两面手法。 该书在对不丹和印度关系这一部分，反而分析得比较客观，虽然着重强调1949年两国“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对两国关系的重要影响，但也承认印度政府宣称自己有责任保护不丹，却又在1962年以1949年条约未规定为由不履行保护责任，前后存在矛盾。印不关系总体来说十分亲密，尤其在经济方面有密切的合作。但中印边界冲突使得印不关系紧张的历史教训，让夹在两个大国中间的不丹感到无所适从，所以作者得出给印度的政策建议是：在与不丹的交往中要小心翼翼，不可以惹怒不丹和露出发号施令的大国傲气。 该著作的第七章对不丹的前景做出了大胆估计，相信不丹在未来一定能在各方面摆脱中国、印度或其他强国的控制，独立地处理国际事务，但军事力量方面
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测试题及答案
一、单选题（题数：30，共 100.0 分） 1教育部于2016年9月1日正式施行的《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是根据以下哪几个法律法规制定的:A.《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B.《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C.《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D.《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3.3分）3.3 分 A、 CBA B、 ABC C、 BCD D、 以上四个 我的答案：B 2依据《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下列关于成果署名的观点错误的是?（3.3分）3.3 分A、 没有参与论著写作的人,不应署名 B、 为了发表论文可随意拉名人署名 C、 合作论著应联合署名,署名次序应按对论著的贡献排列 D、 成果经政府部门、学校、企业或私人资助完成,公开发表时应在相关部分加以说明 我的答案：B 3论文标题采用( )字体（3.3分）3.3 分 A、 楷 B、 黑 C、 宋 D、 仿宋 我的答案：C 4我国《图书期刊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引用非诗词类作品不得超过( )字或被引用作品的( )。（3.3分）3.3 分
A、 2500;十分之一 B、 3000;十分之一 C、 3500;五分之一 D、 3000;五分之一 我的答案：A 5对非涉密的科研项目申报材料、学术成果和基本信息应该以适当方式进行公开。该说法是否正确?（3.3分）3.3 分 A、 正确 B、 错误 我的答案：A 6在人类受试中,( )是一个基本的原则（3.3分）3.3 分 A、 尊重决定 B、 尊重人权 C、 尊重生命 D、 尊重人的自主性 我的答案：D 7参考文献的作者超过3位时,只列前3位、后面加“等”字或相应的外文,作者姓名之间用( )分开。（3.3分）3.3 分 A、 顿号 B、 分号 C、 空格 D、
学术讲座研究综述
学术讲座研究综述 ---通货膨胀与CPI的测度统计学院12级统计二班李艳斌201202010245 通货膨胀，一般定义为：在信用货币制度下，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超过经济实际需要而引起的货币贬值和物价水平全面而持续的上涨--用更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在一段给定的时间内，给定经济体中的物价水平普遍持续增长，从而造成货币购买力的持续下降。 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其产生原因为经济体中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化导致物价水平的移动。而在货币主义经济学中，其产生原因为：当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增加，人民的货币所得增加，购买力上升，影响物价之上涨，造成通货膨胀。该理论被总结为一个非常著名的方程：MV=PT。 与货币贬值不同，整体通货膨胀为特定经济体内之货币价值的下降，而货币贬值为货币在经济体间之相对价值的降低。前者影响此货币在使用国内的价值，而后者影响此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两者之相关性为经济学上的争议之一。 衡量通货膨胀率的价格指数一般有三种：消费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国内生产总值价格折算指数。简单说，当政府发行过多货币时，物价上升。 纸币是国家或地区强制发行并使用的，在货币流通的条件下，如果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实际需要的数量，多余的部分继续在
流通中流转，就会造成通货膨胀。 造成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国家货币发行量的增加。政府通常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或刺激经济增长（如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或平衡汇率（例如中国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等原因增发货币。 通货膨胀是个复杂的经济现象，其成因也多种多样。 （1）直接原因。不论何种类型的通货膨胀，其直接原因只有一个，即货币供应过多。用过多的货币供应量与既定的商品和劳务量相对应，必然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 （2）深层原因。 ①需求拉动 即由于经济运行中总需求过度增加，超过了既定价格水平下商品和劳务等方面的供给而引发通货膨胀。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是指总需求过度增长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即"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货物"，按照凯恩斯的解释，如果总需求上升到大于总供给的地步，过度的需求是能引起物价水平的普遍上升。在我国，财政赤字、信用膨胀、投资需求膨胀和消费需求膨胀常常会导致我国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的出现。我国1979年至1980年的通货膨胀的成因即是由财政赤字而导致的需求拉上。 所以，任何总需求增加的任何因素都可以是造成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的具体原因。 ②成本推动 成本或供给方面的原因形成的通货膨胀，即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又称
《明儒学案》研究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理论与方法
摘要：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使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史中最成熟的作品，叙述明代儒学由理学向心学的发展演变，突出学派的传承，及思想家的学说宗旨。进而对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等基本理论进行了探索，为思想学术史研究建立坚实的基础，并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对后世的历史和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关键词：《明儒学案》黄宗羲思想学术史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所著《明儒学案》对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他关于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认识，在中国思想学术研究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黄宗羲的思想学术史研究理论思想学术史的研究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明清之际以前，出现了《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论六家要旨》、《伊洛渊源录》等论著与资料汇编。其中《庄子·天下篇》就从“道”的分裂来看待学术的发展。它认为远古时期，并无百家之学，只是到了天下大乱的时候，贤圣不明，道德不一，才有“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现象出现。西汉时期，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也明确指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诸种学术，都有共同的目标，只不过出发点不同，理论的深浅有别。《天下篇》和《论六家要旨》评判当时的各种学术，都是以见道的高下远近为根据。黄宗羲著《明儒学案》，也认为学术史研究就是要全面反映各种学术体现“道”的曲折过程。他说，“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并举大海与江淮河汉以及泾渭诸水的关系加以说明：“夫道犹海也，江、淮、河、汉以至泾渭蹄踯，莫不昼夜曲折以趋之，其各自为水者，至于海而为一水矣”[1]（《明儒学案·序》，P7）。江淮河汉各支水流虽然各有曲折，但都归趋于海，是海水的组成部分。学术也是如此，虽然各家各派有所不同，但都是道的体现。他认为理想的思想学术史研究应该使关于“道”的所有创见都能得到反映，在“竭其心之万殊”的基础上，使各家各派的学术观点“深浅各得，醇疵互见”[1]（《明儒学案·郑性序》，P1）。黄宗羲反对用一种观点来评判思想学术史。明代周汝登编撰《圣学宗传》，上自伏羲、神农、黄帝、尧、禹、汤、文、武、周、孔、孟、荀，中经董仲舒、杨雄、王通、韩愈、穆修、胡瑗、周、程、张、邵、朱、陆，终至王学诸子，凡18卷。黄宗羲批评它的主观性太强，“扰金银铜铁为一器”，是以其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他也反对把思想学术史研究简单等同于史料汇编。孙奇在逢康熙五年（1666年）写成《理学宗传》，凡26卷，正传包括周、二程、张、邵、朱、陆、薛（瑄）、王、罗洪先、顾宪成等十一子，其余诸子分别列入汉儒考，隋儒考、唐儒考、宋儒考、元儒考和明儒考，谓备考。又有附录一卷，谓之补遗。黄宗羲批评这一著作，“杂收不复甄别，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领，而闻见亦陋”[1]（《明儒学案·发凡》，P17）。他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思想学术史的价值在于充分显示学术的个性。“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1]（《明儒学案·发凡》，P18）。他善于从不同的学说理路中归纳整理出符合学术演变规律的合理因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炼不同的学说中的内在价值。 [!--empirenews.page--]《明儒学案》就是根据“一本而万殊”的学术史观，对明代理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做了总结。它以时代先后、学派传承为线索，将思想家的传记、学说述评、资料摘录融为一体，力求全面、系统的反映明代理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全书首列《师说》，采选其师刘宗周对明代学术的评论，以示学术渊源，次以崇仁、白沙、河东、三原诸学案，叙述明代学术由理学向心学的过渡，再记以姚江及诸王门学案，着重叙述明代王学的发展与传播，接以止修、泰州、甘泉三学案，叙述王门别派对王学的修正与辩难，并在诸儒学案中兼及程朱学者对陆王心学的批评。最后纪东林诸子和蕺山学案，以东林诸子为程朱学的殿军，以蕺山为王学的殿军，给后学指示儒学发展的路向。按照黄宗羲的论述，明代理学的发展包括以下过程：1、明初的理学以朱学为其开端，而以崇仁吴与弼、河东薛瑄学派为明代朱学之大宗。两家学术各有特色：崇仁治学主“涵养”，河东治学重“践履”，崇仁门人
学术史
重写近代学术史的体例与方法论 舒习龙 （韩山师范学院历史系潮州521041） 摘要：重写近代学术史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体例、方法、思路等诸多问题。重写近代学术史首先在于体例之确定，借鉴中西史书体裁优点，采用综合创新体裁重写学术史，应该成为重写学术史题中应有之义。而在方法论自觉方面，应该淡化所谓的范式之争和意识形态考量，建立相对客观的学术史叙事模式。近代学术史研究本来应该从学术自身出发，摒弃预设的“范式”和观念，用恰切的体例编纂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近代学术史，它是建立相对客观的学术史叙事模式在方法论方面自觉的表现。 关键词：重写近代学术史；体例；方法自觉 基金项目：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历史编纂的演变路径、主要成就与当代价值》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YJA770043. 作者简介：舒习龙（1968－），男，安徽巢湖人，韩山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 近年来，“重写学术史”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重写学术史”意味着对中国各历史阶段学术思想的演变新加解释和总结。李学勤先生从20世纪90年代起倡导“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和“走出疑古时代”，揭开了“重写学术史”的讨论与反思。学术史的纂述并不是固定的、僵死的，每一代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历史观和占有的史料，重写他心目中理想的学术史，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1](P9)其论述充分说明时代变迁与历史编纂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每一代人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有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和感悟，因而借助历史事实去解析和重构历史成为“重写学术史”的内在张力，英国学者E.H.卡尔在他的《什么是历史？》中指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2](P115)“重写学术史”应该借助已逝的学术史事实，采用恰当的体例、史观与方法，以全新的思路、客观公正的立场再现学术发展的历程，梳理学术发展的源流脉络，揭示学术发展的特色和规律。这些都应该属于“重写学术史”的题中应有之义，唯有此“重写学术史”才有意义、有价值。 在“重写学术史”语境下，探讨相对客观的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叙事方式、内在理路，揭示学术发展的特色和价值，应该说对于“重写学术史”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李学勤先生对此发表颇有见地的看法：“可是有一点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说的，就是学术史恐怕得重写，这不仅是先秦和秦汉学术史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术史的问题”[3]（P9）。又说：“学术史的考察研究，是探讨中国文化本质的核心课题。历史上每逢文化演变的关键时期，人们便感觉到对过去学术做回顾的必要，近世更是如此。”[4]（P12）近代学术史的编纂应该从学术本身出发，摒弃预设的“范式”和观念，用恰切的体例编纂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近代学术史。由此，笔者不揣浅陋，拟从编纂体例、方法论自觉两个方面一申管见，以推进对“重写学术史”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重写近代学术史的体例 “重写学术史”首先要确定采取何种体例最便于阐述中国近代学术纷繁复杂的现实，所以体例问题对于“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过去那种视体裁体例为单纯的技术问题的看法是有偏颇的，应当着力阐明如下观点：第一，体例之所以在史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为它是史学家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之重要载体。它是一个时代史学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衡量史家的才、学、识和史德的明显尺度。历代的学者，无论你对历
从图片看可口可乐广告的百年发展史
可口可乐的百年变装史 100多年前，美国药剂师彭伯顿调配 出一种作为头痛速效药的糖浆，希望招徕 顾客。大家却愿意把它当作热天的清凉饮 料来喝。就产生了至今经久不衰、风靡全 球的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公司创立于 1892年，百年经营中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全球有目共睹。 可口可乐的发展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 几个大的部分： 一、1892年到1923年，可口可乐公 司的初步发展和逐渐成熟。 二、1923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 可口可乐公司谋求全球化发展的 初始阶段。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可口可 乐公司在全球高速发展阶段。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是可口 可乐公司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阶段。 早期的广告是直接用来宣传，推销产 品，并集中介绍产品的使用功能。可口可 乐在这个时候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的是 更多的人去尝试喝可口可乐，比如那时候 的广告语中就能看出：保持和恢复你的体 力，无论你到那里，你都回发现可口可 乐（1905年的广告语）；口渴时的享 受（1923年的广告语）。“口渴时的享受”， 这是直接向消费者在推销产品，也说明此 产品的使用功能是：解渴！这是当时可口 广告的诉求点。
（早期的可口可乐瓶） 在最开始，可口可乐瓶身采用的是当时市 面上通用的直筒形瓶，然后贴上纸质的商品标 签。但因为多数零售商把这种饮料与其他饮料 瓶放在一起卖，寻找可口可乐不是很容易，而 且标签很容易脱落。把商标信息刻在瓶身上也 无法突出可口可乐的与众不同。 （可口可乐的曲线瓶） 鉴于上面的缺点，可口可乐公司在20 世纪初以600万美元买下经典可乐瓶身的专 利。这一新的瓶身标识以亭亭玉立女子之形 而造，样式美观独特，再一次成为可口可乐 的品牌标识。 人们会自动的联想到这个能指分别代 表的所指含义和所指事物。 （1921年出现六连装的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的广告，不仅仅是它的平面广告的 本身，它产品的包装也会成为一种广告形式这种 六连装的可口可乐，不仅仅增加了销售量，而且 也在传达了一个信息：家庭主妇们都可以轻松地 把可口带回家，用来招待客人了。
学风建设与学术道德学习心得
学风建设与学术道德学习心得 古人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教育、学术、研究，既是一项光荣的事业，也是艰苦的事业。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可能到达光辉的顶点。”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心气浮躁、急功近利，是不可能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只有坚持艰苦奋斗、辛勤劳动的学风，科学研究才能真正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学风建设要着力在“勤”上下功夫。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学习、创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实践在深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新知识新技术不断涌现。惟有勤奋学习、不断学习，使学习成为常态，才能顺应时代潮流。加强学风建设要在“学”上动脑筋。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勤”是基础，“好”是关键，“学”是核心，“用”是目的。学风一方面体现着学生在校学习生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和行为风尚，另一方面也是教师教风师德、治学态度以及综合素质的全面反映。 道德是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准则，高的道德标准造就卓越的人格品质。学术道德对于一名学术研究者而言也是如此，恪守学术道德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才会有生命力，才能铸就一名学者高尚的学术人。当今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已经作为主流思潮深入人心，通过发展经济来提高大众生活水准、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这本是无厚非的一件事，但是如果肤浅的理解这个观念就很容易使人们陷入盲目追求经济而不顾道德建设的地步，使得人心浮躁、为求名求利而不择手段。对于一名学术研究者，一旦被这种思想所蛊惑，就将必然的丧失学术良知，作出有违学术道德的事情。近几年，不断有高校教授甚至是一些身居要位的领导被曝出抄袭等种种丑闻，这也使得他们的为自己行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些事实教育了每一个学术工作者，学术的生命力在于求真求是求实，每一位科学工作者他工作的神圣之处正在于，他们正在使用人类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来揭示这个未知世界的下一个真相，而这个过程有不得半点弄虚作假，那些搞科研不为科研只为名利的浅薄思想只会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对于一名学术研究来言是如此，对于整个国家的学术建设而言也同样是如此，科研以及学术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发展潜力所在。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成熟的学术管理制度，没有成熟的学术规范思想，这个国家就必然产生出学术道德低下学术品格卑劣的学术工作者，这对于一个国家的学术建设而言打击将是致命的，一方面一些东郭先生滥竽充数在构筑学术大厦时弄虚作假，用假数据假实验蒙哄过关骗去科研经费，修筑出许许多多的豆腐渣工程，极大的浪费了国家资源也降低了这个国家的学术信用度，贬低了学术的神圣性，对以后的培养学术人才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另一方面，那些有能力有成果的研究者也可能出于个人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出卖学术成果，帮助东郭先生们滥竽充数。这种行为其后果与前者同样恶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网站，明目张胆明码标价贴出代写学术论文的广告，有的甚至发展成为产业链条，这种毫无学术道德可言的行为，对于整个学术环境的破坏是不容小觑的。 同时当今社会中，各种学术造假问题屡禁不止，面对现在这种学术混乱的局面，我们研究生应该如何自处呢？我们应当把这种不正之风扭转过来，要正确树立科研诚信意识，提高科学道德素养，形成风清气正、求真务实的优良学风，营
浅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8211643742.html, 浅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作者：刘静 来源：《中学课程辅导·教师教育》2014年第06期 【摘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是一部有关于清代思想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是其代表作之一。这部著作原本是梁启超在1923年为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自出版发行至今，历版不衰，影响极大。 【关键词】梁启超著作结构体裁特点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992-7711（2014）06-017-01 中国学术史兴起于明清之际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此后，点评中国历代学术的著作层出不穷，且愈而详尽。这一系列以学案出现的学术史大致将上至秦汉，下至清中叶的中国传统学术加以分析。直至近代，1840年以后，西学东渐，中国学术界思想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学 者们试图以新的思维来审视国学，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便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记载的时间为1623—1923年，在内容方面，作者认为此书的范围与其《清代学术概论》差不多，但材料和组织有些不同。梁启超指出，这三百年的学术主潮和趋势有两个方面：一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二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第一个潮流所影响的范围大多停留在学术上，未对现实产生极大的影响，第二个潮流则是起伏不定，始终未占主流。 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结构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结构因该是先总领全文，对清代学术的大致走向做一总体介绍，随后又分人物、派别，分别对清代的学者及其学派做进一步的介绍，最后对整理旧学的成绩做了总结。第一部分应是第一节到第四节。总论了清以前宋、元、明三朝的学术，而后，又对清代初期、中期和晚期的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分别予以说明。使人们对清代学术的发展及其走向有一个大概的脉络和印象。第二部分是第五节到第十二节，对一个时代的学术分门归类，以每一学派的领袖人物总起，传其生平，突出其个人的学术成就，再传其传人，以揭示其学术流传变迁。第三部分是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这一部分是总结性质的，对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体裁 该书体裁已然颠覆了传统的学案体裁。中国学术史沿用三百年的学案体以学术流派为分割对象，这样以人系学，以学系统，揭示出学派的本末原委。
英美狄更斯学术史研究(1836-1939年)
英美狄更斯学术史研究（1836-1939年）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被公认为“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的小说家”,对他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粗略统计,英美的狄更斯传记有一百余本,专著近一干部,研究论文一万多篇。 这些研究充分显示了狄更斯在英美国家的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然而在狄更斯学术史研究方面,无论是英美两国还是中国,除了部分论文,还没有相关的专著产生。 本篇学位论文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二战前英美两国的狄更斯批评史,同时对某些重要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管窥蠡测,既让国内学者对二战前英美的狄更斯研究有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同时通过研究与反思,使其更为深入理解狄更斯的创作。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构成,其中正文分为四章。 “绪论"主要介绍本论题国内外研究的现状、选题的意义与学术价值、研究思路与内容及研究方法等。第一章“1836年—1870年：‘真实’视野中的作品评论”主要梳理狄更斯生前英美批评界对他作品的评论。 狄更斯生前每一部小说的发表都引起了评论的巨大反响和论战。评论家或从单部小说探讨狄更斯小说的思想、人物、语言等,或将狄更斯与各个不同时代的作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比较,还有综合狄更斯的全部或部分小说的宏观性和综合性评论来探讨狄更斯的创作特质。 在三十余年的狄更斯生前评论中,有肯定、有否定,有赞美、有非难,然而正是在这些评论的基础上,狄更斯最终迎来了文坛声誉的高峰。第二章“1870年—1914年：‘狄更斯产业’的形成”主要研究狄更斯逝世后至一战期间的英美评论。 林恩·匹克特形象地用“狄更斯产业”一词来形容该期间丰硕的研究成果。
这个时期对狄更斯的研究大致有如下几种：一是传记研究频繁涌现；二是专业学术论文层出不穷；三是有影响力的研究专著产生;四是狄更斯协会与《狄更斯研究者》的成立为狄更斯批评者们提供了研究领地；五是为纪念狄更斯诞辰一百周年,乔伊斯、克洛斯、萧伯纳、哈代等知名作家和批评家纷纷撰文,这些纪念文章更为有力地奠定了狄更斯在世界文坛的地位。 第三章“1914年—1939年：多元批评视野下的文本与作家阐释”回顾两战期间的英美狄更斯批评。该阶段的狄更斯研究除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批评、传记研究外,多种文学批评方法均在狄更斯研究领域大显身手：英美新批评家与形式主义者们强调对狄更斯文本的研究；埃德蒙·威尔逊首次对狄更斯的《荒凉山庄》和《我们共同的朋友》等小说中的象征主义手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T.A.杰克逊为代表的批评家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狄更斯；茨威格等批评家则运用精神分析方法展示了狄更斯创作的心理动势以及作家的心理世界。 第四章“对二战前英美狄更斯批评史的研究与反思"由几篇独立论文组成。第一节“传统与激进——论茨威格与T.A.杰克逊的狄更斯批评”主要反思茨威格与杰克逊对狄更斯创作思想的截然相反的评价。 第二节“狄更斯的夸张与真实——从亨利·詹姆斯与乔治·吉辛的狄更斯批评说起”则是反思狄更斯创作的特点。第三节“‘主义’之争”主要针对狄更斯在不同批评时期被纳入至各种“主义”的范畴进行探讨,分析狄更斯这些“主义”形成的历史与社会原因。 第四节“现实主义创作中的历史意识”将狄更斯的小说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文化场域加以考察。第五节“否定之否定认识之认识”则试图从西方美学传统来探讨英美学术界对狄更斯褒贬不一评价的根本原因,并透过一系列二元对立或
塑料百年发展史
塑料百年發展史 伦敦科学博物馆5月22日开始的纪念合成塑料问世百年的展览取名为“可塑性”。早在1926年3月，美国《塑料》杂志对塑料也这样定义:“一种物质的性质，使它可以形成任何想要的形状，而不像非塑性物质那样需要切凿。” 其实伦敦科学博物馆早在1934年就举办过盛况空前的塑料展，展品中甚至有一个完全用塑料建成，并摆满了塑料用品的房间。 2007年的展览呈现了400件经典塑料制品，既有1938年用酚醛塑料制成的棺材、塑料外壳的Ekco收音机、装饰艺术风格的壁钟、精致的烟盒，也有60年代的聚氯乙烯雨衣和靴子、1968年荷兰建筑师马蒂?祖诺伦设计的太空风格“未来住房”，还有聚亚安酯制成的2006年世界杯足球、极轻的高弹性滑雪服、可生物降解的汽车，以及能制作三维塑料模型的打印机。 科学博物馆馆长苏珊?莫斯曼说:“塑料的故事是过去百年材料世界的核心线索之一。有了塑料，才有消费革命，收音机、电视、计算机、合成纤维、一次性用具才得以大量生产。” 塑料时代的开始 第一种完全合成的塑料出自美籍比利时人列奥?亨德里克?贝克兰，100年前的1907年7月14日，他注册了酚醛塑料的专利。 贝克兰是鞋匠和女仆的儿子，1863年生于比利时根特。1884年，21岁的贝克兰获得根特大学博士学位，24岁时就成为比利时布鲁日高等师范学院的物理和化学教授。1889年，刚刚娶了大学导师的女儿，贝克兰又获得一笔旅行奖学金，到美国从事化学研究。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查尔斯?钱德勒教授鼓励下，贝克兰留在美国，为纽约一家摄影供应商工作。这使他几年后发明了Velox照相纸，这种相纸可以在灯光下而不是必须在阳光下才能显影。1893年，贝克兰辞职创办了Nepera化学公司。 在新产品冲击下，摄影器材商伊士曼?柯达吃不消了。1898年，经过两次谈判，柯达方以75万美元（相当于现在1500万美元）的价格购得Velox照相纸的专利权。不过柯达很快发现配方不灵，贝克兰的回答是:这很正常，发明家在专利文件里都会省略一两步，以防被侵权使用。柯达被告知:他们买的是专利，但不是全部知识。又付了10万美元，柯达方知秘密在一种溶液里。
加强学术道德建设
加强学术道德建设，树立良好的学术风气，是新时期高等学校强化内涵建设的必然要求。从宏观角度看，加强学术道德建设需不断完善学术道德规范等制度建设，构筑师德建设的长效机制。从微观角度看，教师和基层学术组织应科学掌握如下三个辩证关系。 第一，正确处理“德”与“术”的辩证关系。 教师应“ 明德”。《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所谓“明德”就是以道德教人。为此，教师首先要不断学习，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头脑。其次，在学术修养上，要正确评价自己的学术地位和他人的学术地位，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第三，要有甘当铺路石、勇当人梯的精神，保证学术梯队的科学合理。 教师要“有术”。“术”是指教师在做学问的过程中形成的学术造诣和学术修养。学术造诣是指学术水平，即教师自身所掌握的学问广度和深度。学术修养则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诚实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二是正确地评价自己的学术地位，在承认自己是“人才”的同时，还要看到周围有更多超过自己的人才。在学术上，善于兼收并蓄。三是正确对待荣誉、地位和各种物质利益，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能抵御各种诱惑，潜心钻研学问。 在“德”与“术”的关系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外化和升华。教师应以“德”驭“术”，切不可弃“德”求“术”。以教研活动中的竞争与合作为例，一个学术道德过硬的团体或个体，应能以“德”律己，以“术”达人，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以“德”律己，才能创造融洽、润滑的合作机制和民主、宽松的学术氛围。以“术”达人，才能试比高低，促使学术共同体不断发展和壮大，而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和壮大会使原有单纯的竞争转变为合作基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节 录） 曾经作为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已黯然凋谢。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作了经典性的阐述：“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5]毛泽东的经典阐述显然并非毛本人的理论发明，而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较为一致的看法，只不过毛的口吻更明白地表达了出来。所不同的是，这个结论一经领袖之口说出，便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真理，在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政治环境中，学者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具有说服力的历史事实来论证它。 进入1990年代以来，专门论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论著已比较少见，取而代之的的是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反思。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归结为“情结论”、“死结论”和“假问题论”等。 何为“资本主义”：质疑“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前提 吴承明先生在《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一章“导论”中，首先讨论了“什么资本主义萌芽”，但没有对“什么是资本主义”做出概念限定。我认为要真正对“资本主义萌芽”做出令人信服的概念论证，首先必须对“资本主义”一词做出概念论证，这是个前提。既然对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概念问题始终都没有搞清楚，那么我们多年来讨论 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前提上就很成为问题了。正是因为概念上的模糊，各有各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准，所以讨论中出现各种五花八门的观点就不足为奇了。比如，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从“战国 说”、“西汉说”到“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前后竟然相差两千多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基于此，有必要首先讨论“资本主义”概念和它的历史渊源问题，虽然我深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许多西方学者也困惑于这个概念的泛化和模糊，在使用这个概念时都非常犹豫。历史学家赫伯特·希顿对这个词极为反感，他说：“在所有以主义结尾的词中，资本主义一词最容易招惹是非。它的含义和定义如此混杂，因而一切懂得自重的应该把它同帝国主义一起从词汇种摈弃。”著名的年鉴派学者吕西安·费弗尔也认为该词已用得太滥，主张取消这个词[10]。黄仁宇先生也认
中国学术史的兴衰变化
中国历史上学术兴衰的规律 学术兴衰，有其至理，自由开放则兴发，专制闭守则沉滞，古今中西，概莫能外，结合史实，试论证之。 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反差，使不少人中国人相信开放则兴，封闭则衰的社会发展趋势。然此理推之学术兴衰史，依旧管用否，尚须检验。学术兴衰果真如社会发展一般“自由开放则兴发，专制闭守则沉滞”，本人是持怀疑态度的，窃以为此理尚未完全适用于学术兴衰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的大肆引进，造就了唐宋时期儒学的复兴，此虽可作为自由开放对传统学术发展起推动作用的旁证。然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已数千年，传统学术也经历了千年传承。然检视传统学术的兴衰变化，却也不全然由“自由开放”或“专制闭守”所定义，学术发展实自有其内在理路。 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学术发展理路是有迹可循的。从孔子的述而不作，总结圣贤经典；到战国时期诸子争鸣，道术为天下裂；到两汉的独尊儒学；到六朝隋唐的佛学引进；唐宋的儒学反思和复兴；到宋明理学大昌及垄断僵化；最后清人再对儒学的大反思大批判。由上可知，儒学作为华夏历朝的绝对意识形态主导思想，一直都是传统学术不断诠释不断反思也不断扬弃的主要对象。 就清代学术发展而言。清朝统治者严格实行闭关锁国和文化专制，大兴文字狱，然清代学术却未因此衰落，反而更加熠熠生辉。戴震、章学诚、王氏父子、廖平……清代出现了很多学术领域的宗师级人物，更多信息可参考梁启超、钱穆等人对清代学术的介绍和评价。清代学术的巨大成果不为后人熟知，是经历近代一系列政治文化运动之后的事情，清代学术被现在的国人严重低估，以至于提到
李光地、纪晓岚等人，大家只知是影视剧中的人物，全然不知其学术成就。 清代学术何以取得如此成就，实与传统学术发展理路息息相关。 中国的学术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之后，形成了庞大、繁杂的规模。几千年的创造和积累，包含了无数代学者经过辛勤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在客观上，需要来一次全面的整理。以经学和史学为代表，自先秦产生以来已有两千多年。各个时代流传下来的典籍，是中国学术文化方面的宝贵财富，因为流传年代久远、缺乏有效的传抄和保存方式，以及历代战火动乱毁坏等原因，典籍本身存在文字内容上的错讹，史实记载上的歧异，以及部分及全部内容的散失等诸多问题，需要人们从事整理考证工作，然后宝贵的古代典籍才能被读懂和利用，历史记载的歧误伪托才能被指明，亡佚散失的篇章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被搜集和弥补。此项工作恰好就落到了清代学者的身上，他们做的很好。 在“专制闭守”的环境下，清代学术依然取得很大成就，称得上传统学术发展过程中的“兴”。由此，“自由开放则兴发，专制闭守则沉滞”的“理”，在传统学术兴衰史的考察中难以成立。
中国古代学术史参考书目
《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研究》课程推荐书目 2014年2月 一、通论 1、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 2、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三、四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 3、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 4、陆玉林著：《中国学术通史（先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5、周桂钿、李祥俊著：《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6、向世陵著：《中国学术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7、张怀承著：《中国学术通史（隋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8、张立文、祁润兴著：《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9、陈其泰、李廷勇著：《中国学术通史（清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10、步近智、张安奇著：《中国学术思想史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 11、冯天瑜等编：《中国学术流变——论著辑要》（上、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 二、先秦诸子 1、吕思勉著：《先秦学术概论》，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12月。 2、朱志凯著：《先秦诸子思想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 3、晁福林著：《先秦社会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 三、两汉经学 1、周桂钿著：《秦汉思想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
2、胡适著：《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 3、徐复观著：《两汉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 4、钱穆著：《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1月。 5、刘汝霖著：《汉晋学术编年》（上下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 6、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 7、顾颉刚著：《汉代学术史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 8、孙筱著：《两汉经学与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 四、魏晋玄学 1、汤用彤著：《魏晋玄学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2月。 2、余敦康著：《魏晋玄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3、王晓毅著：《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9月。 4、汤用彤著：《儒学·佛学·玄学》，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3月。 5、陈平原著：《魏晋玄学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 五、隋唐佛学 1、汤用彤著：《隋唐佛教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 2、张国刚著：《佛学与隋唐社会》，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 3、龚鹏程著：《唐代思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9月。 4、陈弱水著：《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 5、荣新江主编：《唐代的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 六、宋明理学 1、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上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2、陈来著：《宋明理学》（第2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 3、余英时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7月。
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发展及思考
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发展及思考 xx院xxxxx xxxxxxx 论文摘要：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历史是中国人民奋斗图强的伟大历史，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重大事件。中国国家面貌发生的深刻变化早已超出百年前先人的所有构想。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已为中国百年历史做出了不可置疑的结论。 如何看待中国的百年历史，不但是身历其中的全体中国人民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关注和探索的世界性历史现象，更是中国思想理论界应做出正确回答的重大课题。对于这样一个以历史事实和中国现实发展为背景的课题，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去认识和看待，才能得出科学的符合历史逻辑的认知，否则只能如坠迷雾。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人士，偏离开这个科学的认识方法，都不可能真正正确地认识中国百年历史。这是我们在回顾中国百年历史时特别需要提出的根本问题。 关键字：辛亥革命中国近现代史外国势力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运动全民抗战三年解放思考国史国情 一、引文 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百年历史是一次伟大的洗礼，不但是血与火的洗礼，更是现代化的洗礼。正是通过这样的洗礼，中国社会才实现了跨越时代的巨变。没有这场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中国社会就不可能“脱胎换骨”，走上现代化道路，走向民族复兴。因此，任何否定中国革命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历史潮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间，中国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 二、百年历史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 要对中国百年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形成实事求是的认识，必须把握历史事件的本质。对于这一百年历史，我们可根据社会发展的主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革命阶段，时间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主要是通过革命来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第二阶段为探索阶段，时间是从1949年到1978年，主要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第三阶段是改革发展阶段，时间是从1978年至今，主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这一百年历史也可作个大致的时间段划分，即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革命，第二个“30年”是探索，第三个“30年”
怎样开展学术研究
1、研究的严谨：方法、逻辑与理论、可信度、效度、研究过程与结论 2、研读文献：参考文献的水准。总结：研究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值得研究与关注？过去的文献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有哪些？为什么这些答案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不够好、不够深？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新的想法？新的想法由什么理论衍生出来？这个理论又是如何解释的？ 3、文献回顾（literature review）需要关注的问题：文献过于陈旧；文献选择偏差—只选择支撑自己假设的文献，而忽略其他文献；为了回顾文献而回顾文献，与研究问题并无直接联系。 4、研究过程：前沿/理论问题、假设/研究设计/研究结果与解释。 5、何为好的研究问题：问题的重要性和新颖性；问题与理论和实践的相关性。 6、发现好的研究问题的方法论：现象驱动：为什么、寻求解释；方法驱动：多层次、纵向、跨文化；灵感驱动:深度思考，与他人交流；文献驱动：广泛阅读。 7、提出研究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何时、如何进行文献回顾找出理论并形成假设进行实证研究。 8、运用框架说明理论: Centering Resonance Analysis (CRA) Text Analysis. 文本分析可以用于找出最有影响力和最重要的词汇。 9、论文的构成：引言；理论和假设部分；方法部分；结果部分；讨论与结论部分：结果讨论、研究贡献及对未来研究的指导、研究的局限性，对管理实践的启示和结论。
管理学论文开题报告： 一、引言：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能帮助我们理解管理中的什么有趣现象？它对未来的管理理论和实践有什么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过去的研究对这个问题或与该问题有关的领域有无积累？与该问题最相关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该问题与其他管理概念的关系是什么？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去研究这个问题最有独到的视角？ 三、假设的提出：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根据严密的逻辑推理过程，建立与该问题有关的所有研究概念（变量）之间的联系，呈现出对该研究有直接指导作用的理论模型，并且就变量之间的关系提出具体的假设。 四、研究方法：对样本的特性、变量的操作与测量、控制变量、具体研究方法（定性、定量等）和步骤、假设检验的具体统计方法等都需要做详尽的描述。 五、研究结果的意义：对可能得到的研究结果进行讨论，详细说明该研究对管理理论的贡献，以及对管理实践的指导作用，并对未来可能在这个课题上继续开展的研究做一个展望。 研究设计的过程： 一、确定研究主题； 二、文献回顾和探索性访谈； 三、定义研究问题； 四、进行研究假设，前测试； 五、搜集数据； 六、分析数据； 七、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