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秦兴汉和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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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秦兴汉和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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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全国新书目》2013年第12期

本书讲述从秦汉起头的儒家哲理在重大历史阶段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和儒家的哲理应对：其一，拒秦兴汉，讲解秦汉之际儒家与法家的哲理交锋，以董仲舒为代表，开显出汉儒“王官学”的盛大气象；其二，应对佛教，讲解两汉之际佛教入华对儒家正统形成的挑战，中华佛学的思想之花与儒学相激荡，最终结出宋明儒学的果实。冀望未来儒学的进路成为两者的内在结合，以精深的、真正太极化了的道理，来开显活的时间意识体验、艺术体验、生存体验和历史文化体验（其中必含中华与西方的历史文化交往体验），开启出一种有灵性的、时机化的、不离人的实际生活的哲-理。

秦不仅是一朝之名，而是代表了一种生存文化和哲理形态，是先秦尚力崇谋的算计化思维方式的高级版本，通过韩非、嬴政、李斯、赵高达到终极形态。所以，“灭秦”或“秦灭”也绝不止于一朝一姓之灭亡，而是一种生存方式、思想方式、感受（或感情）方式的覆灭（中华民族要在两千年中厌弃它，我觉得，中华民族今后的兴旺也在于“灭秦兴汉复周”。过去五六十年人们对秦的兴趣，也是由于这种生存方式的某种复归造成的）。因此，能在汉代占主导地位的，首先不是最有力者、最有谋者，甚至也不是最合理者，而首先是最能反秦者，彻底的反秦者，或最能与秦划清界限者。这是理解汉代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线索，至今还没有人讲过。它是历史的良知与走势，宏大而不可挡，要明了汉代乃至汉人、汉文化，这是第一着眼点。

从陈胜开始到汉末，就是一部反秦史。谁能最鲜明、彻底、创新地反秦，谁就能够成为历史的主流。秦韩做绝，所以刘汉通吃。汉有四百年的江山，有深远的文化历史影响，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反秦兴汉。秦的特点已经由韩非、李斯、始皇、二世、赵高充分显示了，就是刻削寡情、暗算一时、急法尚同、出生入死。他们把所有与现在的利益无关的东西全都掐去，思维方式充分地对象化、功利化、算计化，赵高在刻削寡情方面达到顶峰，所以李斯斗不过赵高。他们只注重现在的利益，过去未来都被排除于考虑之外，亲人子女也在被怀疑、防备、暗算之列；用严刑峻法追求绝对同质化，而且同一于君主。

权力的传承首先是一个原本的时间问题。法家和秦政的失败就在于他们只有现在时和当下生存，缺失真实意义（权力意义）上的将来时，而这种缺失又和缺少过去时（比如谥法、先王之道）内在相关，因此法家和始皇达不到、构不成权术或权力传递的时间性（时机性，Zeitlichkeit，Zeitigung）。时间问题在先秦仍然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在权力问题上体现得更活灵活现，如同卦象能带给解《易》者的那种真切的时机感，最后达到对卦时的心领神会。从政治现象更容易得到这种对“时”的体会，现象本身展示给人的哲理，比通过概念分析所能说清楚的还要微妙得多。法家和秦政的致死性或自相残杀性就源于这种生存意义结构的非时性或“一时性”，它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活的时间，而是一种不能超个体的时间性（anti-trans-individual-temporality）。这种政权的最大结构问题，其实首先是权力传承，或权力的时间化问题，而此传承的安全与质量与此政权平时的运作方式（内部运作方式和外部运作方式）息息相关。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