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看中印战争：尼赫鲁的战略考虑太天真
印度人看中印战争：尼赫鲁的战略考虑太天真
2009年11月19日 14:53 中华网【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6条
内容提示:1962年战争突显了印度的战备之差。最糟的就是印度对战略上的考虑和国际关系的态度太天真。在整个战争期间，印度外交左右摇摆。例如，明知中国的阿克赛钦修路，但是除了几声愤怒的抗议外，居然十年无所作为，还要叫hindi chini bhai bhai。已知是侵略行径，印度的抗议也是半跪着的。但是到了1962年中，印度领导人忽然觉得中国军队在塔格拉（thagla）山脊的威胁了。尼赫鲁在梅农和一帮唯命是从的将军的建议下，发动了稀里糊涂的战争。在采取前进政策时，没有一点点战术上的明智之举，选择的战场只有政治的的意义，没有军事上取胜的可能。政治领袖发布军方无法执行的命令是1962年惨败的根源。
（编者注:此文来源应为印度资料编译，因此，以下文字的立场是站在印度一边，叙述史事也多有歪曲、偏颇之处，因此，请自行阅读批判。刊载此文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广大读者更清晰地了解印度国内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和态度，并非支持其中的观点和认同其中叙述的可靠性，特此申明）
中印战争期间，在中国领土内进行兵力调动的印军部队
马克斯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中有一个很趣的比喻，他说印度像是一个钓鱼的人，鱼饵被一条不希望它上钓的鱼咬住了。此文正好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本来非暴力运动就很虚伪，说说可以，莫非还要当饭吃？但是就像我们纪念倒下的中国军人一样，我们也纪念印度的军人。为国捐躯无论在那一边都让活着的人永志不忘，当然，是为了永无战争。
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
每一场战争都能在历史中找到根源。战争并不是晴天霹雳来去无综，而是一系列缓慢、拖沓事件不可避免的结果。中印1962年的冲突也不例外，这场战争源自中国对西藏的兼併。
印度于1947年独立后一直在拉萨和日喀则保持领事馆。由于印度与西藏之间密切的关系 --- 这个关系甚至早于英国的贸易协定 --- 还由于中国早年处于国内政治动乱。西藏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主要通过印度。在1950年，西藏被外界认为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当然，中国在西藏有办事处，这说明西藏的独立是有条件的。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内战中失败后，西藏政府正式要求中国驻西藏办事处撤离，它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驱逐外交官的权力。西藏方面的档案资料说明西藏政府用了一年的时间来谋划此事。
中国要求西藏政府和平回归中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藏东的昌都地区驻扎了军队。惊慌失措的西藏政府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北平谈判，企图缓解压力。而就在1950年10月7日，就在这个代表团预计抵达的日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大约八万部队攻打西藏，宣布将和平解放西藏。在强权下，达赖啦嘛不得不签订了城下之盟，即1951年5月23日的17条协议，向中国投降。这个强加在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被中国方面引用来说明西藏政府不仅同意，而且主动要求和平解放。
这一连串的举动，特别是对西藏文化的破坏理所当然地使印度政府惊诧不已。尼赫鲁抱怨说中国外交部误导他以为中国直接与西藏谈判就能够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中国侵入独立西藏是62年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本文不讨论侵略西藏的合法性问题。
印度公众对中国入侵的强烈反映主要集中在这个问题的政治和文化层面上。在印度独立之前，英国就为了英属印度的安全把西藏培育成为一个对抗中国和俄国帝国主义的缓冲地带。除了少数人，绝大多数印度政治家，和大部分普通人一样并不理解中国侵入西藏的含义以及丧失西藏的后果。
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在国际舞台上推进互利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他认为印度在初生阶段无力搞对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期间。1950年11月18日，他给内政部部长写信说，“我们不能够挽救西藏，心有余而力不足。任何努力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麻烦。如果无力但又带来麻烦的话，对西藏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们将想一切办法来确保西藏的自治。”
不仅不想办法应对这个对印度至关重要的西藏问题，尼赫鲁反倒对朝鲜战争十分关切，他试图维护与中国的友谊，与中国一道维护亚洲的不结盟平衡，这个不实际的观点把印度引入一个灾难性的，难以预料的局面之中。
当时，尼赫鲁有两个亲密助手，一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梅农，另一个是驻中国大使潘尼加。这两个人要对尼赫鲁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的政策负责。潘尼加有很强的共产党倾向，后来，他的女儿嫁给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党领袖。潘尼加甚至对尼赫鲁说，在西藏没有中国军队的驻扎的证据，而且他说如果抗议中国入侵西藏的话，那么在联合国就无法代表中国讲话。看来，潘尼加在联合国对保卫中国的利益更有兴趣，而不是在中印边界冲突时代表印度利益。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尼赫鲁同意这个观点。他说，“我们的关切点是维护世界和平，最近在朝鲜发生的事削弱了中国的地位，如果印度在西藏采取侵略政策的话，那么中国的地位将进一步被削弱。”因此，尼赫鲁就这样牺牲印度在西藏的利益，为了增强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至于为什么中国对独立西藏的入侵会维护世界的和平，他一
点也不清楚。帕特尔（sardar patel时任印度国会领袖）曾气愤的说潘尼加“在想尽办法来为中国的政策和行动寻找原因。”
帕特尔是强硬派。他给尼赫鲁写信指出“即使我们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朋友，中国人并没有把我们当朋友。”现在，国际上支持印度，世界舆论反对中国入侵西藏。实际上，全世界都指望印度带头抵抗。国际知名的英文杂志，经济学家载文说:“由于自1912年就从中国分离，所以西藏有充分的理由要求被当作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印度必须牵头。如果印度决定支持西藏独立并把它当成一个印度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国的话，英国和美国将会给予外交承认。”这封给尼赫鲁的信证明了巴特尔对未来十年中国侵略行径的先见之明。遗憾的是，印度不仅没有直起腰板，反而在中国占领西藏之后一年向中国统治下的西藏提供了10000 孟扎（maunds，印度计量，一孟扎约为33公斤）大米，以应当时的饥荒。中国求援，印度有求必应。
在这里回顾一下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要求是很有教益的。因为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即中国与印度的边界纠纷源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的口号是“解放三百万西藏人民，反抗外国入侵，完成祖国统一，保卫祖国边疆。”抛开宣传的目的不说，这句口号有一定的道理。通过先发制的行动来实施防御。先发制的含义就是占领西藏王国。一般认为，中国占领西藏是为了获得中国通向西亚、南亚和东南亚的通道，获得一个跳板。
1842年，自治的西藏，与克什米尔和查谟的统治者道各拉签订了承认古老的，既定的边界的条约。但是边界并没有划定。为了明确边界，1847年，英国人在司丕提河到班公湖（spiti river up to the pangong lake）划了一条线. 但是北上直到到喀喇昆仑山口（karakoram）的地区没有标定。这个地区的边界线是1865年约翰逊率领测绘队实地踏勘阿克赛钦时划的。他把这个地区划入查谟和克什米尔（jammu and kashmir）。后来，约翰逊被任命为首府设在拉达克（ladakh）的克什米尔地区专员。外交部此时认为应该把边界线划到昆仑山，涵盖整个阿克赛钦，在此地建立一个与所谓的俄罗斯扩张势力相接的缓冲区。英国在阿富汗做过同样的努力，虽然成效甚微。
1892年，中国在喀喇昆仑山口（karakoram pass）树立了界碑，并告诉英国军官和探险家杨中国疆界起始于此，沿喀喇昆仑山口（karanorm）定向。这就是中国所谓阿克赛钦地区是西藏不可分割而且神圣的一部分的依据。1998年，中国驻印度大使周刚谈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曾对英国声明时实际上引用了这段话:“不存在从阿克赛钦撤军的问题，因为自古以来，阿克赛钦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中国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是，由于西藏在历史上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有时完全独立，有时半独立，有时和印度的各个王国结盟，所以这段话没有历史和法律上的可信度。实际上，西藏曾一度向次大陆上的莫卧尔王朝纳贡称臣。无论如何，英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即便在那个时候，在国际法上这块界碑也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不是双方设立的。
1904年，英国派出一支由杨中校率领的军事特遣队前往中国，目的是防止中国落入外国势力范围之内。中英之间签订了一个关于英国西藏的协订，该协定赋予英国在西藏贸易的权力，这是英国在西藏势力的开始。1906年中英之间又签订了一个类似的协定。但是不管有没有协定，中国在1913年前几次试图夺回西藏，但是无力驱逐英国的势力。1913年，西藏宣布独立，为此1914年在西姆拉举行过一次西藏独立的国际会议。
西姆拉会议按协议是三方的会议，西藏应该是单独的一方，其余两方是英国和印度。尽管本次会议有合法性，但是中国代表团有争议。中国代表团坚持西藏是中国的一个省。西藏要求承认它的独立，
这个立场是中国所不能容忍的。中国不愿意放弃对西藏的主权要求，但是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分割西藏的建议，即把西藏分为内藏和外藏。会议的结果是外藏承认中国的宗主地位，但是中国必须给予他自治权。不过最终，中国代表团没有在协议上签字因为各方在内藏的边界划分上存有争议 --- 不是中印边界上有争议 --- 协议上根据的是含糊不清的，矛盾百出的所谓历史走向。
为此，中国丧失了在国际法上确立宗主地位的机会。西藏此时事实上是独立的，这可从它参加边界谈判事可见一斑，而且它没有签署任何接受宗主地位的协定。最后，1914年西姆拉会议唯一有约束力的协定是英国和西藏的代表，即麦克马洪爵士和伦青夏扎（lonchen shatra）两人达成了一个边界的协议。两人没有邀请中国代表与会，这是因为该协定是英国与西藏之间的边界协定。这件事说明，所有各方，包括中国在内都同意西藏拥有与印度谈判边界的权力。说明麦克马洪线在法律上与中国毫无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至今，中国对印度的领土要求基于不承认麦克马洪线，尽管西藏当时有自治权，尽管西藏当时承认麦克马洪线。中国人抓住机会于50年代扩张，他们的理由是如果西藏在法律上是中国一部份的话，那么这个协定就是无效的。
首先（再一次，让我们假定西藏在法律上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不可能在法律上成为西姆拉会议的签字国。虽然西姆拉会议上西藏确实是在场的，这是事实。而且，1954年，周恩来对尼赫鲁保证西藏的自治地位。同时，因为中国没有成为西姆拉会议的签字国，而签字的双方分别是英国和西藏。再就是一个单方划定的边界（如果西藏代表签字不算数的话，那就是英国单方）无效。这样麦克马洪线就成了问题。
如果印度政府在中国于1950年入侵西藏时详述这些历史事实，而不是基于政治地缘上的考虑一味退让的话，那么世界上就会更了解这一问题，而且体谅印度的立场。但是尼赫鲁却对中国投降和讨好，并在事实上接受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尽管叫得很凶，也感到痛苦，但是印度居然在1950年11月23日联合国大会上反对讨论西藏的诉求。因此，这个政策就是为了维护与中国的友谊，买通中国。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走向灾难的政策。尼赫鲁没有意识到中国推行的是向邻国扩张的政策。抵抗中国龙保卫印度领土的日子就会到来。
至此，中印之间由于中国的领土要求发生争端的土地分别有:
东段:在印度东北边疆局管治下的九万平方公里；
中段:喜马拉雅山分水岭两边和山口的两万平方公里；
西段:被称为阿克赛钦位于高原的三万平方公里，包括查漠的拉达克（jammu ladakh）, 以及中国西藏和新疆交界的克什米尔邦。
1954年4月29日，印度和中国签订一个协议。这个协定以潘查希拉著称于世，又称五项原则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印度放弃所有它从英国人手中继承的在西藏的治外法权和特权，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区。五项原则是:
相互尊重领土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根据中印协定，开放六个山口为什布奇山口?玛那山口?尼提山口?昆里宾里山口?达玛山口?里普列克山口（shipki la, mana, niti,kungribinri, darma, lipu lekh）作为商人和香客通道。但是很快，中国政府就正式照会印度政府抗议印度在乌热（wu je [barahoti]）驻扎军队，这个地区位于尼提（niti）山口的东南，照会却声称此地是在尼提（ niti）以北。在一番争执之后，中国拒绝修改自己的错误，而且坚持领土要求。
中国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推广五项原则，逐步打破了外交孤立。不幸的是，1950年代后期，中国的外交政策日趋强硬，它自己就在签订原则之后三个月反其道而行之。印度的反应却是沾沾自喜，自吹自擂，一些印度政治家认为尼赫鲁成功地软化了中国龙。
印度军方一开始就存戒心，抵制这样的协议。但是梅农不以为然，他认为印度唯一的敌人是巴基斯坦。谁也不在乎潜在的危险。194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因为克什米尔兵戎相见。巴基斯坦借印度不结盟政策之机采取了强烈的反苏政策，赢得了西方的青睐，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此时，苏联还没有能够完全站出来支持印度。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倒是可圈可点。它声称保持中立。同时，中国在查漠的拉达克以及克什米尔有自己的领土主张。军队此时一再要求保持警惕，如果得到重视那么荒诞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在这一段时间里，印军的现代化和装备升级迟缓。1952年库万辛格（kulwant singh）的报告严辞批评政府的麻痹大意，要求尽速增编几个师，并洽购装备。到了后来，除了加强印藏边防力量外，其他建议被搁置。印军得到的指令是集中力量对付巴基斯坦，而不是中国，和中国的战争被认为是“极不可能的事”。
为了强化在西藏的存在，中国实施了在西藏改善基础设施的计划。中国打算修建从西藏沿喀拉昆仑山，经新疆和蒙古的环形公路。由于印度位于查漠和克什米尔阿克赛地区的拉达克的存在隔阻了道路建设，环路的形成就得绕道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最不适宜修路的地方。中国要么修一条穿过沙漠的路，要么就借印度领土修一条印度人自己无法使用的捷径。中国选择了后一个方案。他们利用中国没有在西姆拉会议签字这样一个借口，把阿克赛钦并入中国版图，拒绝东段的麦克马洪线，自划边界，然后实施管治。
1958年10月，印度发现了这一条路，顿时发起外交交涉，导致双方相互指责。印度公众了解详情后在国会严历批评尼赫鲁，尼赫鲁情急之下逼问他的责难者是不是要他和中国人打仗。
此时，中国关于领土的要求是毫无道理也自相矛盾，常常令人不可理解。例如，1956年中国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图内拉达克的边界是穿过班公湖，其中显示斯潘古尔在印度一侧，这基本上和印度的划法一致。1947年国民党政府的划法也差不多。在1959年11月17日周恩来的一封信里，他说:“1956年的地图正确地标明了两国在这一地区的传统边界线。”这样的话，争执从何而来。但是到了1960年6月，边界谈判甫始，中国人就另划了一张地图来取代1956年的地图，这张新图标明，边界沿班公湖和斯潘古尔湖走向。
在边界发生冲突之前，尼赫鲁曾建议中印两国政府清理历史档案以确定边界走向。周恩来1959年11月7日的建议是东段沿麦克马洪线，西段沿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建立一个非军事区。这个建议一方面损及印度在东段的防御地位，另一方面将使北平对西段的占领合法化。根本上来说，中国企图在从军事和战略上着眼达成一个解决办法，而印度则一定要维护已形成两千甚至四千年的边界。就像是克什米尔争端一样，印度要的是合法性，而不是战略上的权宜之计。为此，尼赫鲁的反建议是，在拉达克地区，中国撤回到印度认为印度领土之外，同时，印度也撤回到中国认为中国领土之
外，在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之前，创造一个无人地带。他建议的另一点内容是东段除了朗久之外麦克马洪线以南没有中国人，因此，朗久也不允许中国人继续占领。
尼赫鲁认为他关于拉达克的反建议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他不大清楚中国人对自己边境线的走向的观点，因为中国的地图时常在变。1959年11月17日，周恩来在复函中称尼赫鲁的建议对中国来讲不公平。但是由于这个反建议，中国不得不表明中国关于边界走向的立场，他说1956年中国的地图，即刚才讲过的地图正确地标明了在拉达克地区的传统走向。
由于印度欢迎达赖拉嘛导致两国关系紧张。达赖于1959年3月率领两万追随者来到印度受到了热情和盛大的欢迎，毛觉得大失体面，因此要在“某个方面取得一场胜利”。这个时候，也就是在1959年西藏反叛之后，中国提出了对印度东北边境区的领土要求。
1959年，在尼赫鲁与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的一次会谈中商定双方不在麦克马洪线两英里之内巡逻。但是1959年8月7日，中国军队约两百人越过塔格拉山脊（thagla ridge）以东卡门（kameng）地区的兼则马尼（khenzemane）。遭到印军一支10人小分队阻止。结果印军反被压回仲昆桥（drokung samba bridge）。中国认为这个地区是中国的领土，并强调中国边界自仲昆（drokung samba）桥始。
1959年8月25日，大约300中国军人进入苏巴辛（subashin）地区的朗久并对印军哨所开火。哨所被包围后强占，后来印军士兵被释放。在两次冲突中，中国军队都以数量取胜。印军哨所孤立无援，全靠空运。一般来讲，印军一个哨所有12-15人，没有增援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哨所连路都没有。当时早该注意到这些问题，可惜，结果仅仅是由外交部发了几个照会了事。
到了1959年底，中国的入侵成了家常便饭，于是印军接管了东北部边境区。印军第4师从旁遮普邦调往阿萨姆。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保卫从尼泊尔三国交界处一直到*边境的麦克马洪线。可是，这支部队装备很差，准备不够。
印度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计划因这些冲突受到影响。印度曾在周恩来于1960年4月访印时抓住机会来商谈有关事宜。印度专家组给尼赫鲁提出的建议是印度有铁和事实说明中印边界要从以东的昆仑山划界，而不是从中国主张的喀喇昆仑山（karakoram）。他们说从防御的角度来看，昆仑（kuen lun）为界更好，因此，中印双方应该撤消1899年英国麦克当纳建议，这个建议主张从北面的靠近喀喇昆仑（karakoram）山口的斗拉特别奥里地（daulat beg oldi）划到南面的拉纳克（lanak La）山口。
印方建议的依据是1840年克什米尔国王曾两次派出收税官员到阿克赛钦收税，而中国人一点证据都没有。
尼赫鲁本人赞成这个建议，但是他的助手持反对意见。实际上，这个建议在1960年是很可行的，而且能可能渡过危机。因为周恩来此时打算重开中印长达两千公里的边界线谈判。他曾暗示，中国有可能放弃对印度东北部的领土要求。但是后来，中国在印度拒绝拉达克（ladakh）线之后，撤回了这一立场。
于是，解决问题的机会就这样丧失了。此时，印度报纸充满了真假莫辨的传言，说中国在训练印度东北部的毛主义游击队。而且，周曾访问尼泊尔，在那里发表了反印的言论，导致双方相互指责升级。各自都在扩张自己的实际控制线。边境问题成了国力和声誉较量的问题。
在边境冲突日频的情况下，印度政府决定采取行动。
1961年11月2日，尼赫鲁在官邸举行会议。会议参加者有国访部长梅农（krishna menon）, 总参谋长塔帕尔（thapar）中将，军需局长（总后勤部长）考尔（kaul）中将，帕利特（palit 准将）和国防部常秘奥普拉瑞地（o pulla reddy）讨论中国问题，并制定了印度适当反应的实际步骤。会议决定，由于中国仍然是“朋友”，所以反应不能够太猛烈，但是要体现印度的决心。
这次会议成为中印冲突的转折点，其决定也成为战前一系列政策中最令人曙目的决定之一，备受争议:
内容如下
1、印军将在拉达克（ladakh）地区巡逻，巡逻范围可从现在印军据点深入至国际边界。印军在印度领土上加设哨所来阻止中国进一步的入侵。
2、在北方邦（uttar pradesh）中印交界地区照上述精神办理，即在印方领土上加设哨所。
印度外交部和情报局认为这些措施不会召致中国太强的反应。遗憾的是，情况并不如此。上述措施对印军无力维持与前沿地带建立哨所之间的后勤保障这个问题估计不足。这一点后文将详细介绍。塔帕尔（Thapar）将军指出在这一地区印军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资源上都无法与中国军队相比较。中国已经在这个地区建立了保障和增缓网络，而印军的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他的反对意见被尼赫鲁和梅农两人对中国不会强烈反应的判断中和了。1961年12月5日印军向东部和西部军区下达了命令，代号为“昂卡（onkar）行动”。
在1958年10月，托拉（thorat）中将，总指挥部及东部指挥部曾经就东北边境区的防御制定过一个计划。他意识到为了保证麦克马洪线的安全，仅仅依靠巡逻是不够的。于是，他建议在边境上建立一串由两道防线组成的据点支撑的哨所。这样的话，哨所的作用只是预警和领土宣示，没有死守的任务。哨所之后的防线的用途是阻止中国军队的前攻，让中国军队拉长补给线。接下来的防线才是真正的防线，印军靠这条线等待从平原上来的增援。
由此看来，印军内部确实是有明智人士，但是他们的意见被置若惘闻，代之以近视和意气用事。
1959年末，印军进入东北边境时，该地区设施落后，没有什么道路可言，但却称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战场。几乎所有的哨所的补给靠空投。一切都靠空投，包括每天的食品，由于地形限制，据后来估计，空投物资中只有30%到位。
每天的食品热量也只是平原标准，而不是高原作战所需的高热标准。印度士兵（jawan）每天都要吃鸡豆，但是这种豆子在高原上无法煮熟。尽管一再要求调运高压锅，但是后勤方面的管理问题迟迟到不了位。取暖和做饭必需的煤油炉也缺货。
没有道路沟通，哨所各自为政。医疗条件奇差。从苏联定购了直升机来执行空中保障任务，但是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胜任高原行动，配件也不够。冬衣，甚至一般的御寒衣服也没有。新兵该发的衣被都没发足。印军没有在山地运送重装备的办法，因此，火力和机动能力大为减弱。在这个喷气机时代，印军的运输主要靠骡马和人背。
印军士兵jawans）没有什么山地作战的训练，武器也差。所有的武器都是五十年代产品。例如，印军的主要步枪就是李-恩菲尔德步枪（lee enfield） .303, 二战时的老枪。印军第四师抵前线时对高原不仅没有训练，连适应都很困难。大部份重装备被留在平原，因为无法运输。到后来打起来了才发现没有火力。
财政部长德赛（morarji desai）和国防部长梅农之间的恩怨让局势雪上加霜。结果是印军得不到已经批准购买的武器，因为财政部不批准外汇。结果只得听任陆军装备老化。德赛则指责军队自己拖延装备的调拨。军队内部怨气冲天，针对梅农，也针对军外。军队派系由于政治纷争导致的内斗严重，加上补给危机，士气低迷。1960年，梅农亲自前往拉达克（ladakh）协调矛盾。
当时，为了反击中国的危胁，印度智库的共识是印度必须做三件事:
扩军并增加对印军的补给支持；
在平原的战略要点佈署足够的装甲机动力量来
阻隔中国的入侵，同时防止巴基斯坦。
3、训练西藏游击队，让他们在敌后拖住中国军队，破坏补给线，截断通迅，阻止兵员和物资运送。
印军虽然训练有素，忠于职守，但是补给不足，准备不足，数量少，装备差，政府又高高在上，不顾实际情况，所以注定了要败于中国军队。条件过于悬殊。
在没有充分武装支持下建立的哨所本身就是一个军事灾难。1962年9月8日，第7旅旅长达维尔（dalvi）准将接到助手的报告说约600中国军人越过塔格拉（thagla）山脊并包围了多拉（dhola）哨所。哨所要求立即增援。中国人的这个点选得极好，塔格拉（thagla）山脊正好对着中国的勒（ leh）据点，此地偏远，军队无法施展。另外，这天恰是星期六，印军一级一级报到新德里菜都凉了。印军的这个指挥系统还遇到另外一个麻烦，此时，尼赫鲁在伦敦参加英联邦首脑会议。
尼赫鲁立即返回请示如何反应。他想了又想最后慎重地说:“我们的指示是保卫我们领土。我那里知道具体的时间。剩下的事情是军队的任务。”这句话被媒体放大成“我们将把中国人赶出
去。”1962年战争最大的失言就此诞生。
同时，第四师尼让加（niranjan）将军主持开了一个会。会议决定:
命令多拉（dhola）哨所死守。驻在卢姆拉（lumlar）的阿萨姆步兵团，行军两天，立即与哨所接上线。
在沙客地和伦坡（shaktit and lumpu）的第九旁遮普部队向多拉（dhola）移动，同时在托旺（towang ）的部队向伦坡（lumpu）移动。达维尔（Delvi）知道达旺、章多和哈东（towang, tsangdhar hathungla）都是必须死守的据点。第九旁遮普部队向多拉（dhola）的调动将使伦坡（lumpu）城防洞开。
当时没有在达旺（Towang）进行大规模狙击的计划。同时，从达旺（towang）到塔克拉（thagla）只合适徒步行军。因此，更周全一点的方案应该是放弃塔克拉（thagla）山脊，改为加强在达旺（towang）的防守。但是由于在十八联队参谋部的强行命令下，第九旁遮普部队向伦坡（lumpu）进发。因此，莱格合（leghorn）行动的有限目标是劝阻中国人进入印度领土。第九旁遮普部队调动的草率暴露了印度总参谋部在中国人为反击前进哨所而进行大规模入侵时根本没有先期的战略计划。如果尼赫鲁没有在先就阻止印度军队制定应对反应的话，灾难也不会发生。
在9月12日，森（l p sen）将军(东部军区指挥官)和乌姆拉欧辛格（umrao singh）, 吉让江布拉沙（jiranjan prasad）将军在堤斯浦尔（tezpur）开会讨论对策。森（Sen）重申了德里“驱逐中国人”的决定。遗憾的是，决定和实际差得太远。Umrao singh 将军指出中国人会很快聚集力量，很容易就能够击败印军在thagla的增援。而且，所有印军补给需要空投，而中国的路头离塔格拉（thagla）山口只有几英里远。乌姆拉欧辛格（Umrao singh）建议说把多拉（dhola）哨所后移三英里，南撤回到原来地图上标的位置。另外，把第七旅调往塔格拉（thagla）会使达旺（towang）防卫空虚，使整个纳加兰和曼尼普尔的防守溃决。遗憾的是，总参谋部由于政治而不是战略上的考虑对这一建议不屑一顾。这导致了10月26日的一连串的悲剧乃致失败的发生。一切都是因为轻信中国的言语，追求政治上的急功近利，罔顾印度的安全。
中国采用了先前在朗久和兼则马尼（khenzemane）用过的办法。克节郎河（Namka chu）是一条急流，上面有四座桥，现在成了中印实际上的分界线，事实上，后来成为前线。第九旁遮普部队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坚守印方一侧阵地，无法发起任务进攻，因为中国人占据了高地，视野清楚。而且第九旁遮普部队没有架桥设备，这种情况下强渡简直就是自杀，因为是在中国人的密切监视之下。
第九旁遮普部队于9月15日抵达多拉（dhola）, 他们发现克节郎（namka chu）河两旁都有中国军队。实际上，中国人已经控制了塔格拉（thagla）山脊的所有地区，双方遭遇后印军被中国军队逼退，被告知这是中国神圣的领土。这支中国军队已不是早先预期的边防军，而是正规作战师。
在9月17日，总参谋部要求第九旁遮普部队夺回塔格拉（thagla）山脊。在场唯一一个高级军官达尔维（dalvi）准将因战场情况决定抗命不从。但是此时新德里公众已经知道军队已被命令在东北边疆区驱逐中国人。印度军队如何能承载这样一个任务。达尔维（Dalvi）已经意识到多拉（dhola）在军事上无法防守，嘎丹（kathungla）和嘎坡（karpola）的情况雷同。由于力量悬殊，达尔维（dalvi）向总参谋部建议弃守多拉（dhola）。殊不知，到了这个时候，多拉（dhola）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领袖的脸面问题，军队必须执行命令。
9月20日，在克节朗河（namka river）二号桥上的一个中国哨兵向印军投掷了一颗手榴弹，拉开了战幕。接下来的短兵相接造成四名中国士兵阵亡，五名印军死伤。战事迅速升级。东部军区和23集团军开始增援，到9月26日，共调进了第九旅第九廓尔喀联队（gorkhas）和第二拉加普尔特联队（rajputs）。印军还储备了第9旁遮普联队以及相关部队的补给。但是由于背运力量弱，行动
迟缓。在战事初期，10月10日，已有513名士兵，282名士兵（jawan）和军官阵亡。让人至今感到匪夷所思的是总理，副总理，外交部长都在国外，东北特区的形势好象与他们无关。因为他们不在国内，因此，代副总理拉格户那（raghunath）与森（sen）将军会商塔格拉（thagla）的情况，决定如下:
必须把中国人从克节朗（namka chu）河赶出去;
夺回塔格拉（thagla）山脊；
在章勒（tsangle）巡逻。
请注意这几个决定恰好就是先前达尔维（dalvi）准将拒绝掉的命令。森（Se）将军命令乌姆拉欧辛格（umrao singh）将军拿出执行方案（先前也指出，乌姆拉欧辛格（umrao singh）将军也是个抵制里窝那行动（operation leghorn）的指挥官。结果，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布拉沙（prasad）将军，布拉沙（prasad）将军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达尔维（dalvi）将军。而达尔维（dalvi）将军准备的方案却是证明里窝那行动（operation leghorn）不可行。整个行动需要的补给没有可能在冬季即将到来时靠空运和背伕运抵前线。而且整个行动的前提是中国人一直都维持在一个营左右。
方案要求在谷地西侧的第五号桥附近有限迂迴。行动要求分为三个阶段:从伦坡（lumpu）经过嘎坡山口（karpola）到章多（tsangdhar）, 然后从章多（tsangdhar）到马斯卡（muskar）, 最后抵僧崇（tseng jong）。乌姆拉欧辛格（umrao singh）将军看完方案后认为太过乐观，不满意，但还是把方案连同他的批评一道报给了森（sen）将军。森（Sen）将军同意这个方案，要求dalvi按方案行动。这样一来，引起乌姆拉欧辛格（umrao ）和森（sen）两人的争执，僵持不下。结果森（sen）面见国防部长，要求从十八集团军调走乌姆拉欧（umrao）。梅农（Krishna menon）同意了他的要求，于10月3日调正在休假的考尔（kaul）中将换掉乌姆拉欧辛格（umrao singh）。
考尔（Kaol）将军于10月4日抵达堤斯普尔tezpur 接管东北特区防务。他于5日到了伦坡（lumpu），得知第7旅两个营仍在那里后命令第九廓尔喀联队（1/9gorkha）和第二拉加普尔特联队（2 rajput）立即向章多（tsangdhar）开进。两个营都没有足够的装备，驮运力量也不足。印军士兵穿布衣，每人携带轻武器和五十发子弹，把重装备留下，向14500 和16000英尺海拔的山地挺进。由于高海拔出现了死伤。尽管如此，考尔（kaul）将军仍然计划在森（sen）将军规定的10月10日的期限内完成里窝那行动（operation leghorn）. 考尔（Kaul）打算越过克节朗（namka chu）河在塔格拉（thagla）山脊佈署一个营。任务由第二拉加普尔特联队（2 rajputs）。当有人指出这支部队没有炮火支援，穿着夏衣，要登上16000英尺高度时，考尔（kaul）回答道，坚强的步兵不需要炮火，而且马上会空投6000套冬衣。这时在章多（tsangdhar）, 即空投地点，大部份空投物资不见了踪影，因为投到了无法进入的地点。第九廓尔喀联队（1/9gokhas）及第二拉加普尔特联队（rajputs）只有三天的给养，晚上和单衣及一床毯子过夜。
最后，决定派出一支巡逻队，而不是整个营来执行这个任务。这支部队来自旁遮普由肖德瑞（chaudhary）少校率领，有50人。于10月9日抵僧崇（tseng jong）。10月10日凌晨5点约800中国军人在廹击炮的支援下向这支部队进攻。旁遮普寡不敌众，但是英勇奋战，打退了中国军队的第一波攻击给敌人以沉重伤亡。该队也有6人阵亡，11人负伤，因此请求达尔维（dalvi）准将撤退。达尔维（Dalvi）向考尔（kaul）要求暂停执行里窝那（leghorn）行动，因为力量太过悬殊。可是难
以置信的是考尔（kaul）回答他无权发布从塔格拉（thagla）撤退命令，需要请示总理。就这样，他决定回新德里面见总理。
僧崇（Tseng jong）战事紧张。肖德瑞（Chaudhary）少校请求用廹击炮和机关枪来解围。达尔维（Dalvi）准将一直都在看着打仗，可是没动廹击炮和机关枪，一则僧崇（tseng jong）在火力之外，第二他担心引发12英里线上全面战事。已经按计划赶往僧崇（tseng jong）的拉加尔普特联队（rajputs）和廓尔喀联队（gorkhas）会被克节朗（namka chu）河对面的中国军队用机关枪扫倒。另外，dalvi的炮火也撑不了很久，他总共只有两门三英寸廹击炮，每门60发炮弹，两支机关枪，共12000发子弹，只能够维持大约半个小时。再就是此时考尔（kaul）沿克节朗（namka chu）河与中国阵地平行的路上往新德里赶。如果中国人发起总攻，那么他就无法前往新德里。为此，他命令旁遮普联队（panjabis）退到四号桥。
几乎没有掩护，面对装备充足，数量优势的中国军队，印军顽强战斗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令人诧异的是中国人让印军伤员平安回营。后来，还发现中国军队以军礼埋葬印军阵亡士兵，这是职业军队才有的素质。由于政治上没有敏感性，毫无自卫能力的印度发现自己在一场敌意升级的冲突中还必须保卫自己。考尔（Kaul）于10月11日抵新德里，他立即面见总理并通报了塔格拉（thagla）之战的情况。根据考尔（kaul）所说，他在三位首长，包括防长，财长在内都参加的会议上解释了目前印军阵地的危险性。然后他提出三个方案:
不管中国人有多大的优势，仍然全力进攻；
取消进攻的命令，坚守现在的阵地；
回撤到更有利的地形。
森（Sen）的回应是第七旅坚守阵地。塔帕尔（Thapar）和考尔（kaul）同意。
此时在塔格拉（thagla），第七旅得到第四近卫军联队（4个grenadiers）的增援，他们几周前从新德里赶来，带三天的口粮，每支枪五十发子弹，穿着夏衣。总人数约为2500。到了10月16日，又得到450名边防军的增援，他们协助扛包和寻找空投物资。让人感到好笑的是，平时保卫300码战线的第七旅现在被总部要求保卫12000码长的战线，无火炮掩护，还要进攻。后方倒是在10月15日至10月19日间增加了空投。在10月17日至19日间中国人通过马曼（marmang）能承重七吨的道路也在增援。到10月18日止，发现中国小分队在侦察结集点，很可能要在晚上或是黎明发动攻势。印军立即向旅部和总部发出紧急电报，可是没有回音。
果不其然，10月20日，中国军队用76毫米和120毫米廹击炮猛轰印军三号桥和四号桥的据点，然后是大规模的师级步兵冲锋。多拉（Dhola）地区遭到两个旅的攻击。一个旅攻击章多（tsangdhar）。另外的部队赶往哈东山口（hathungla），企图阻止印军从一号桥和二号桥后撤。还有一部分中国军队威胁位于吉米塘（ziminthaung）的师部。拉加尔普特联队（Rajputs）和廓尔喀联队（gorkhas）两部队完全包围并失去联系。尽管没有炮火支援，也没有增援，他们守了三个小时。很多班排战至最后一个人。
第二拉加尔普特联队（2 rajputs）指挥官庞特（pant）少校就是印军一个杰出的例子。他的连队抗住了中国人三波的攻击，死伤严重。庞特（Pant）本人腹部和腿部受伤。但是他仍然不下火线，领导部队战至最后一个人。中国人察觉这个由庞特（pant）少校率领的第二拉加尔普特联队（2 rajputs）是一个难缠的障碍，于是来了一排机关枪扫射，庞特（pant）少校当即阵亡。他最后高呼:“拉加尔普特联队（Rajput），生为国家，死为国家。上帝为你们选择了这条河来死，站好了，像个拉加尔普特（rajput）在战斗。”他死时骄傲地喊着拉加尔普特联队（rajput）的战斗口号:bajrang bali ki jai。
到9时，中国人已彻底消灭了拉加尔普特联队（rajputs）和廓尔喀联队（gorkhas）两个团。仅第二拉加尔普特联队（2 rajput）总兵力513人中就死282人，伤81人，被俘90人。达尔维（Dalvi）准将发现第七旅被中国军队击跨后试图带一支小部队突围回到印军防线，可是在多拉（dhola）被俘。如前所料，中国人打掉了章勒（tsangle）印军的据点，占领了东北特区的西端。在东北特区的东端，在靠近印度瓦弄（walong）据点的地方战事也起。同时，在10月20日，中国军队攻击了拉达克（ladakh）的前方哨所。数周后，加勒万（galwan）哨所失守。接着，其他前哨也相继失守。
10月20日的消息传到新德里，反应是震惊，丧魂失魄和背叛。尼赫鲁感到被中国背叛了，不仅没有遵守潘查希拉的和平共处原则，而且把印度拉入一场它不需要的战争。在克节朗（namkachu）河惨败之后，总部紧急抽调部队增援赶往东北特区，可是咄咄逼人的巴基斯坦不得不防，所以没法从西部调动师一级的战斗单位，最后只有从印度其他地方调兵。
东北特区的防务计划是总部制定的。要点是东北特区的两个山脊。两山脊间有一定的距离。第一个山脊的主据点是色拉（se la），这个据点由60英里外的第二个山脊的邦迪拉（bomdilla）据点支援。这两个据点都储备了能够支撑15至20天的围困。即便两个据点之间的道路被中国人控制，两个据点还可以靠空投撑住。而且，道理上来讲，由于战线太长，中国人维持不了很长的时间，则印军能从平原得到补给，重型火炮也能派上用场。这个堡垒计划很对哈巴什辛格（harbaksh singh）将军的胃口，他刚刚接替生病的考尔（kaul）将军出任新职。应该注意到上文提到的托拉及森（thorat sen）计划需要军队在bomdilla 集结。从军事上来讲，在邦迪拉（bomdilla）集结是可行的，但是这个建议被拒绝了，因为让中国人占的土地太多。印度政府为了面子，根本不顾及战争规则。为了争取战略要地交换领土是可以的，因为防止可能的失败就是胜利。
10月28日，考尔（kaul）将军重新从哈巴什辛格（harbaksh singh）手中接管指挥权。立即他就视察了色拉（se la）和邦迪拉（bomdilla）。哈巴什辛格（Harbaksh singh）和帕里特（palit）关于构建色拉（se la）和邦迪拉（bomdilla）计划进展顺利。色拉（Se la）据点由62旅5个营防守。60英里外的邦迪拉（bomdilla）由48旅的3个营防守。总兵力约一万至一万二千人。在两个据点之间还有德让宗（dirong dzong），是当地的行政中心。但是考尔（kaul）将军对哈巴什-帕里特（harbaksh -palit）计划作了关键的一个调整，这个调整导致印军全线溃败。考尔（Kaul）同意新任命的第四师师长帕塔尼（pathania）少将把指挥部设在德让宗（dirang dzong）, 而不是色拉（se la）或者邦迪拉（bomdilla）。这样一来，色拉（se la）就只有一个旅来守了，而不是哈巴什-帕里特（harbaksh palit）计划的两个旅防守。色拉（Se la）,邦迪拉（bomdilla）和德让宗（ dirang dzong）三地就要靠道路来相互支援。因此保证道路安全就成了重中之重。
11月16日，中国军队从西北和东北对色拉（se la）发动侦察性攻击。62旅顽强抵抗，但是帕塔尼（pathania）命令他们退到德让宗（dirang dzong）.色拉（ Se la）指挥官霍什亚辛格（hoshiar
singh）要求守住色拉（se la），但是在军令下不得不将一个营从色拉（se la）的一个主要据点撤出。这个营被命令守住色拉（se la）之下的一个阵地，任务是掩护撤退的道路。撤退的部队让色拉（se la）的守军失去战斗意志。同时，中国军队占领了色拉（se la）, 凭有利地形向印军开火。战斗异常惨烈，出现了肉博。到了黎明时分，62旅不得已全部撤下色拉（se la）。印军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估计五倍于已。
接下来的问题是要不要守德让宗（direng dzong）或邦迪拉（bomdilla）。考尔（Kaul）将军又一次犯错误。他没给帕pathania 具体的指令，（他是战役指挥官），而是同意让帕塔尼（pathania）自已决定。帕塔尼（Pathania）倒好另搞一套，他命令德让宗（dirang dzong）的第65旅往阿萨姆方向前进，而不是邦迪拉（bomdilla）。虽然此时中国人已经向德让宗（dirang dzong）开火，但是抵达的部队数量少。帕塔尼（Pathania）的65旅有3000人，如果他决定抵抗的话，完全可以抵档一阵。可是他命令撤退。另外，65旅一支步坦部队前往邦迪拉（bomdilla），中途被伏击。邦迪拉（Bomdilla）此时成为东北特区最后一个据点，由格巴什辛格（gurbaksh singh）率领的48旅守卫。这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可是考尔（kaul）将军居然从中抽调了几个连来清理道路。
11月18日中国军队总攻时，邦迪拉（bomdilla）只有六个连，本来应该有十二个连。这天早晨，48旅打退了中国军队的进攻，可是考尔（kaul）将军电话告诉格巴什辛格（gurbaksh singh）派部队增援德让宗（direng dzong）。格巴什辛格（Gurbaksh singh）抗议，因为这样的话要把他的后援部队抽走，把邦迪拉（bomdilla）弱点暴露给中国人。其实这个时候帕塔尼（pathania）已经弃守德让宗（direng dzong）, 增援毫无意义。但是考尔（kaul）就要这样做。于是在11点15分，两个连，48旅四辆坦克中的两辆，两门山炮被调往德让宗（direng dzong）。队伍一离开随即就被埋伏的中国军队包围。印军试图回到原先的位置，但原先的位置已经被中国人占了。对bomdilla的全面攻击开始了。
在数小时的激战后，中国军队占领了前后两线的堡垒，猛攻侧翼。眼见从平原增援无望，格巴什辛格（gurbaksh singh）于下午四时命令从邦迪拉（bomdilla）撤退。他打算在8英里外的鲁巴（rupa）集结。但是撤退十分缓慢。这时，即下午6点30分援军抵达邦迪拉（bomdilla），他们对格巴什辛格（gurbaksh singh）已经弃守邦迪拉（bomdilla）的打算一无所知。格巴什辛格（Gurbaksh singh）也想回守邦迪拉（bomdilla），可是中国军队已经切断了他的通讯。1962年11月19日bomdilla 失守，印军在鲁巴（rupa）抵抗的计划也没能实现。11月20日48旅剩余的部队在鲁巴（rupa）南面的查库（chaku）溃散。至此，第四师的抵抗全部结束。
中国的战线太长，干脆就将计就主，于1962年10月24日宣布单方停火，虽然没有放弃领土主张，他们在东线撤回到麦克马洪线以北，同时在拉达克（ladakh）地区保留了一块约为瑞士（38000平方公里）大小的土地。在东段，巴基斯坦于1963年非法地让给中国一块位于查漠（jammu）和克什米尔约26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还拒不承认锡金公投与印度合并的结果。
1962年的惨败，成为印度的永远的记忆。它是百年英国边境冲突强加给新独立印度的遗产。当中国走到能够向殖民主义报仇雪恨之时抓住了机会，同时也助长了仇外，以及帝国主义式的侵略。
中国政府内经常要说一句话:如果他打你一次，那是他的错，但是如果他打你两次，那就是你的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铭记了这句话，因此，为了对抗殖民主义，他们成了帝国主义。此后，中国不断地引用历史例证，颠覆别国，成了在50和60年代地缘政治调整政策的基石。
一方面是新殖民主义的情绪，一方面要在亚洲取得统治地位，中国提出对阿克赛钦和阿鲁纳恰尔邦的领土要求，就是要使竞争对手印度甘拜下风。这倒不是说中国本身是邪恶的，像有些印度媒体声称的那样。中国的行为出于它的地缘政治考虑。让人想不到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做起事情来毫无顾忌。中国入侵西藏之后为了取得印度的认可倾力讨好印度，赢得了天真的尼赫鲁的欢心。所谓hindi chini bhai bhai,即印度中国是兄弟曾经风行一时。中国人就是这样诈骗的。正当雪顶喜马拉雅山上炮火纷飞，新德里的政治家们不得不与亚洲兄弟反目成仇，自觉自愿被昔日的殖民国家利用。
边境战争后局势紧张，划界谈判搁浅，两国纷争演变成一个政治脸面的问题，这在两国国内政治中也成了一个中心问题。在印度国内，公众舆论敏感脆弱，国会里的争论激烈而且造成分裂。印度国内各种共产党派别无法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兄弟会操起家伙大打出手，于是就把责任一古脑推在尼赫鲁等资本主义的走狗身上。右派则认为尼赫鲁标签的社会主义无知和脱离现实。在中国方面，北平倒没有类似印度的内斗，但是强化了激进的意识形态，造成政治上的孤立，从1958年起与俄国渐行渐远。俄国因此拒绝提供原子弹标本。
1962年战争突显了印度的战备之差。最糟的就是印度对战略上的考虑和国际关系的态度太天真。在整个战争期间，印度外交左右摇摆。例如，明知中国的阿克赛钦修路，但是除了几声愤怒的抗议外，居然十年无所作为，还要叫hindi chini bhai bhai。已知是侵略行径，印度的抗议也是半跪着的。但是到了1962年中，印度领导人忽然觉得中国军队在塔格拉（thagla）山脊的威胁了。尼赫鲁在梅农和一帮唯命是从的将军的建议下，发动了稀里糊涂的战争。在采取前进政策时，没有一点点战术上的明智之举，选择的战场只有政治的的意义，没有军事上取胜的可能。政治领袖发布军方无法执行的命令是1962年惨败的根源。
战争还暴露了印军装备太差，太老，缺乏训练，无力在喜马拉雅山高原地带进行长久的对抗。虽然印军致敌以大量伤亡（注:明显失实），但是适应性差。这一点如果东部作战与在拉达克（ladakh）作战来个比较就一目了然。拉达克（Ladakh）地区印军就要自如得多。
1962年战争的心理和政治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由于这场战争，印度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在冷战中保持不结盟的各国中形象大损。对内来讲，印度实现了空前的团结。梅农辞职，尼赫鲁的印中友谊梦破灭，但是印度并没有放弃不结盟政策，虽然在不结盟运动领导人中地位受到影响。此时，中国对外推销中国革命，以及1958年对台行动，1962年对印战争使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心存疑虑。中国在整个60年代中国发展与第三世界各国的关系，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建立反对超级大国的统一战线。第三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支持十分感激，但是对中国的军事实力增长惧怕不已。
由于中国自己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得中国在不结盟运动中声望一落千丈。中国与第三世界各国不和与日俱增。印度与苏联的关系活络起来，而巴基斯坦则投入西方的怀抱来对抗印度的优势和影响。反过来，这两个最大的不结盟国家在不结盟运动中形象大打折扣，影响了整个不结盟运动中在冷战期间发挥作用，冷战越来越两极化。
印军在1962年边境战争中被中国军队击败是一个耻辱。但是由此引发了印度前所未有的爱国主义。印度人意识到在地缘政治的较量中印度没有实力，印度必须加强国防，在世界上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印度开始发展武器研发和军火的自给自足。国家主权不可能靠成为超级大国的军火顾客或成为军事同盟的成员，听从指挥棒而取得。
到了80年代，印军战略发生了一些变化，印军开始在实际控制线巡逻。在桑多洛河谷（sumdorong chu）牧场地区双方又一次发生的冲突。媒体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中印互换抗议照会。为此，阿鲁纳恰尔邦诞生，这是一个中国人认为是自己领土的地方。
25年后，印军重新越过克节朗（namka chu）河，占领哈东（hathung la）山脊。为此，军方领导人桑搭吉（sundarji）空运了整整一个旅到吉米塘（ximithang），让中国人惊慌失措。印度政府并不想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但是在驻扎军队方面十分坚决。结果出现了两国间关系的解冻。在1993年和1996年，中印签署了互信协定，维持实际控制线。此后，进行了十轮的工作组会谈和五轮关于实际控制线的专家组会议。进展缓慢。
印度的隐秘战争：贫富分化严重导致10年动乱
2010年11月08日 14:22 时代周报【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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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印度分离势力在印度穷乡僻壤活跃了40多年，不断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袭击政府武装。他们正在摆脱阴影并因它而逐步兴旺起来。
10年以前，这些反政府武装分子—通常被称为纳萨尔派—似乎已经消失殆尽。然而，在接下来的数年时间里，这些分离主义分子竟不可思议地卷土重来，一批经过改良后的新一代战士重组了纳萨尔派，他们自称要申讨“自由化、私有化和全球化政策带来的罪恶”。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第103期，作者：马欢、实习生韦杏伶，原题：《印度的隐秘战争》
印度铁矿资源最丰富的矿井—拜勒迪拉矿山坐落在偏远的切蒂斯格尔州，它曾经由16名警察守卫。
2006年2月9日晚，一伙分离主义分子来袭，他们切断了拜勒迪拉矿山总部电源，在警卫占据防御阵地之前便结束了战斗。仅仅几分钟，8名警察殉职。
这只是悲剧的开始。
这些警卫守护的不仅仅是价值800多亿美元的矿藏，还有庞大的军火库。突袭结束后，当地村民将军火库扫荡一空，取走20吨军火。
这场袭击过后四年半，被偷走的炸药已遍布全国，它们被重新包装成带滚珠轴承、螺丝钉和切碎式钢筋的咖啡罐炸弹。
今年5月，一辆拖拉机将一辆载满平民和警察的公共汽车化为乌有。当月下旬，另一辆拖拉机摧毁了一段铁路，导致一辆旅客列车脱轨并坠入峡谷。像这样的小伏击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发生。
印度分离势力在印度穷乡僻壤活跃了40多年，不断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袭击政府武装。他们正在摆脱阴影并因它而逐步兴旺起来。
10年以前，这些反政府武装分子—通常被称为纳萨尔派—似乎已经消失殆尽。然而，在接下来的数年时间里，这些分离主义分子竟不可思议地卷土重来，一批经过改良后的新一代战士重组了纳萨尔派，他们自称要申讨“自由化、私有化和全球化政策带来的罪恶”。
贫穷困局
尽管印度的反政府武装叛乱很少受到南亚之外的国家的关注，但这已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农村暴乱事件，而是一场全面的游击战争。过去10年，大约有1万人死亡，15多万人流离失所。
拜勒迪拉矿山袭击过后不久，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表示，分离主义分子是“国家内部安全唯一的最大的威胁”。
2009年，辛格推出一个名为“亨特绿色行动”的增兵计划：预计部署近10万个新的准军事部队和警察，以控制大约7000名叛乱分子和他们的 20000多名支持者。印度报纸几乎每天都对这个“成功的行动”进行报道：警察用尖竹竿将武装嫌疑分子的尸体串到一起，并将俘获的武器和弹药公开展示。这种严酷的战术让印度出现了严重分化。
这些现象不该发生在21世纪的印度，一个20年完成技术驱动开发试验的国家，一个全球化最成功、最著名的神话之一。然而，大量的印度人都错过了富裕的机会。目前，印度是地球上经济分层最严重的社会之一，政府机构严重腐败，公共教育和卫生保健基础设施仍然处于贫血状态。
联合国报告显示，印度的饥饿人数比例在20年内丝毫未动。尽管新德里、孟买和班加罗尔拥有明亮的IT中心和庞大的工程项目，但印度的广大腹地仍然是遍地污垢。
如果你将当今分离主义分子的分布地图覆盖在一张印度采矿区地图上，你会发现，两者重叠得近乎完美。这些分离主义分子的活动区域位于相接壤的切蒂斯格尔和恰尔肯德邦，其中大部分地区是乡村州。
在印度城市生活的精英们对这些乡村州的看法十分相近：有着独特的景观，到处可见起伏的森林、煤矿、极度的贫困和成为笑料的居民。
矿产诅咒
2008年，切蒂斯格尔和恰尔肯德邦的矿业收入超过200亿美元。但是，由于灾难性的错误管理，当地许多无家可归者、失业者及长期生活在有毒环境中的人们投靠分离势力。“与其在别人的土地上苟活，不如在自己的土地上战死。”当地居民Phul Kumari Devi称。矿藏还是分离主义分子的提款机。通过敲诈勒索、隐蔽攻击和盗窃，反政府武装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矿业收入。
在恰尔肯德邦的兰契机场，你看到的第一个路标是“欢迎您来到煤之乡”，这里，在丛林和村庄之间，布满车辙的道路旁，土地里的煤层清晰可见。男人们的车驮着鼓鼓的麻布袋，里面装满了煤炭：
他们是黑矿主雇佣的短工，偷偷从成千上万的黑矿区中刮下这些煤炭，并将它们作为燃料挨家挨户地卖出去，为的是每天能多赚几美元，比做农民时在恰尔肯德邦贫瘠的土壤上苟延残喘要强得多。
19世纪末，印度人发现了此地丰富的矿藏。今天，该地区承载着一百多年来重工业造成的明显疤痕。一条破旧不堪的公路上，热气混杂着浓烈的一氧化碳的味道从一条巨大的裂缝中冒出。路面下一百英尺的地方，一个废弃矿井中巨大的地下煤火正在燃烧，其散发的热气能融化掉路面上人们的鞋底。
像这样的煤火在恰尔肯德邦至少有80处。1916年至今，切里亚城附近一场由矿工的疏忽造成的煤火持续燃烧并逐渐扩大，如今火势之大已经给当地居民带来严重威胁，将40万居民推入地下火海。
战略失败
总的来说，印度已经在这场战争中失败了。它误把工业化进程简单当做经济的发展—误认为在没有对政治体制和司法体系进行现代化改革的条件下，可以推动21世纪经济大发展；或者在新德里没有秉公执法的情况下，可以阻止腐败行为。
目前，印度政府正在增派陆军顾问，增加军用设备—至今，这场战争只动用了印度相当于一支国家警卫队的警力，而没有用到正规的陆军—并在分离主义分子最活跃的地区花费数十亿美元完善基建项目。
然而，印度政府并没有考虑到，这样做导致的最先后果可能是切蒂斯格尔和恰尔肯德邦的居民被迫加入分离主义分子的队伍。
当地一位警长被问到警察都采取哪些措施来应付分离主义分子时，他的回答是，警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把文字性宣传材料散发到大多不识字的农民手中，并在每棵树上钉上告示牌，警告人们远离分离主义分子。“我们进树林不只是军事行动，我们还钉告示牌。”
印度毛派武装：该国91%暴力事件都与其有关
2010年09月12日 12:05 南风窗【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210条
核心提示：纳萨尔派，又称毛派，毛主义，印共（毛），起源于1967年的农民起义，是从印度共产党中分离出来的一支，原来主要以西孟加拉邦为活动中心。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低潮后，该武装2004年又卷土重来，飙劲十足，频频发动针对政府机构和警察部门的袭击。活动地盘从西孟加拉邦扩大到17个邦，控制面积达9.2万平方公里，从印度东北到西南一线建立起一道“红色走廊”。
虽然纳萨尔派武装人员只有2.5万人左右（在村一级的外围成员有5万人），使用的武器也比较简单（大多是步枪、冲锋枪和火箭弹），但纳萨尔派取得的“战绩却非常显赫”。印度全国发生的91%的暴力事件和89%的因暴力事件导致的死亡都与其有关。从2004年到2009年，纳萨尔派共发动了10064次暴力事件，造成了4246人死亡。
资料图：纳萨尔派武装份子训练照片
本文摘自《南风窗》2010年第19期，作者：时宏远，原题：《纳萨尔派武装：印度崛起之碍》
在国际上，没人敢小视印度。其不仅拥有核武器和洲际导弹，而且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崛起势头迅猛。然而，在国内，印度却一直饱受克什米尔宗教极端主义、东北分离主义以及纳萨尔派反政府武装的折磨。在这三股势力中，最让印度头疼的是纳萨尔派反政府武装。辛格总理曾多次称之为印度国内最大的单一威胁。尽管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但纳萨尔派总能偷袭成功，令政府疲于应对。5月28日，纳萨尔派再次逞凶得手，掀翻了一列正在行驶的火车。
“战绩显赫”
当日凌晨，一列客运火车在距离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150公里处脱轨，13节车厢出轨，其中3节翻压在相邻的一条铁轨上，与迎面驶来的一趟货运列车相撞，造成重大伤亡。截至5月31日，已有148人丧生，145人受伤，其中35人伤势严重。
惨剧发生后，印度各部门一致认定这是纳萨尔派反政府武装干的。印度警方说，事发前，150名纳萨尔派分子曾在事发地附近的一个村庄集结，现场还有他们丢弃的两张大幅海报。高级警官马努兹则说得更为直接：“我们已经确认这起事件是谁干的，他们是纳萨尔叛军。我们正在缉拿这些叛军，一定会将他们绳之以法。”事发后迅速赶到现场的印度铁道部长马马塔·班纳吉也证实说：“现场勘察发现，铁路夹板事发前被人为破坏了，有一段路轨（约4.5米）很可能在事发前被纳萨尔派武装分子拆走了，这导致了列车脱轨。”
纳萨尔派，又称毛派，毛主义，印共（毛），起源于1967年的农民起义，是从印度共产党中分离出来的一支，原来主要以西孟加拉邦为活动中心。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低潮后，该武装2004
年又卷土重来，飙劲十足，频频发动针对政府机构和警察部门的袭击。活动地盘从西孟加拉邦扩大到17个邦，控制面积达9.2万平方公里，从印度东北到西南一线建立起一道“红色走廊”。
虽然纳萨尔派武装人员只有2.5万人左右（在村一级的外围成员有5万人），使用的武器也比较简单（大多是步枪、冲锋枪和火箭弹），但纳萨尔派取得的“战绩却非常显赫”。印度全国发生的91%的暴力事件和89%的因暴力事件导致的死亡都与其有关。从2004年到2009年，纳萨尔派共发动了10064次暴力事件，造成了4246人死亡。在这些事件中，不乏震世之举。2005年11月，1000多名纳萨尔派分子偷袭了比哈尔邦的杰哈纳巴德监狱，释放了大约350名纳萨尔派囚犯，其中包括该党领导人之一的A·卡努，并抢走几百条枪和大量弹药。2007年12月，纳萨尔派故伎重演，袭击了查蒂斯加尔邦的一座监狱，解救了299名纳萨尔派分子。2009年3月，纳萨尔派劫持了一趟载有300
多名乘客的火车，近5个小时后释放扣押人员。2010年4月，纳萨尔派偷袭了中央警察部队和查蒂斯加尔邦当地警察，造成了76名警员死亡，其中包括一名中央警察部队副司令和一名地方警察局局长，另有多人受伤，而印共（毛）仅1死1伤。这是印度警察部队近年来遭遇的最大伤亡。
有碍印度崛起
印度立志要成为世界上有声有色的大国，其目标是在未来的10年里，经济保持9%~10%高增长，到2020年成为发达国家，2050年的GDP总值仅次于中国而超过美国。然而，随着印度国内暴乱事件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印度能否实现其目标，甚至连印度的一些官员都说：“印度部分地区深陷恐怖暴乱的泥潭中，就像一个巨人被捆住了手脚。”事实也的确如此，势力不断壮大的纳萨尔派正对印度的崛起产生越来越不利的影响。
其一是使印度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与其他两股势力不同的是，纳萨尔派武装并不要求分裂国家，而是要推翻现有政权，建立所谓的红色社会主义政权，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思想认同上，纳萨尔派要比单纯要求分离的武装派别在下层贫困民众中具有更大的号召力，这是纳萨尔派为什么能不断壮大的根本原因。无论从控制的领土面积、人口以及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程度来看，纳萨尔派都算得上是印度最大的反政府武装。印度连国内安全问题都摆不平，又谈何崛起？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哪个大国是在反政府武装如此嚣张的情况下崛起的。
其二是耗费了印度太多的精力和财力。为了对付纳萨尔派，印度费尽了心思。谈也谈过，打也打过，但都不见效。无奈之下，2009年6月，印度政府将纳萨尔派宣布为恐怖组织，计划从2009年11月至2014年，投入300亿美元用于更新武器装备，历时5年对之进行清剿。这300亿美元仅仅是更新装备的预算，实际开支要远远超过这一数字。从招募、培训和派遣警察，到修复被纳萨尔派破坏的设施，再到安置因战乱逃离家园的几十万难民，都需要大量资金。尽管印度近年来发展势头不错，但印度的家底并不殷实，其基础设施仍比较落后，1/3的人口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将大量精力和财力用来对付纳萨尔派，不仅分散了政府发展经济的精力，而且也减少了对经济领域的投入。
其三是阻碍了投资。印度中部和东部地区有着全国最丰富的矿产和木材资源，如查蒂斯加尔邦就拥有印度最丰富的铁矿、煤炭、铝土等矿资源，比哈尔邦的土地和矿产资源也在印度名列前茅，旅游资源更是比较独特。然而，这些地区却处于纳萨尔派的控制之下。纳萨尔派最活跃的5个邦的煤炭储量占到了印度煤炭总储量的85%。由于纳萨尔派经常发动袭击，对开发商“征收重税”或敲诈勒索（每年至少有3亿美元），安全得不到保障，不少投资者不敢在这些地区下注。2007年6月，纳萨尔派宣布对中部和东部的6个邦实行“经济封锁”，结果这些邦立即爆发了一系列暴力活动，有些邦的经
济活动还真的陷入了瘫痪。过后，一些投资商撤出了投资。在西孟加拉邦，出于安全考虑，印度一家大钢铁公司投资70亿美元建成的工厂迟迟不敢运转，而印度著名的塔塔集团则干脆放弃了在该邦投资生产微型小汽车的计划。关于纳萨尔派对投资环境的破坏问题，印度一位老教授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查蒂斯加尔邦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谁也不愿意到那里投资设厂。”由于缺少外来投资，这些地区都比较贫穷，像比哈尔邦的贫困和文盲人口都位列全印度第一。为了生存，一贫如洗的民众反过来又会支持纳萨尔派。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
“革命”能否成功
虽然纳萨尔派将印度政府弄得焦头烂额，给印度的崛起带来了一些麻烦，但其要想取得“革命”成功，建立红色政权也绝非易事。
首先，在现代通讯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军事手段先进多样、政治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纳萨尔派要想再依靠“小米加步枪”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武装夺取政权是很难的。以前，这种斗争方式被称为革命，现在则被视为恐怖主义，全球喊打，大气候根本不利于纳萨尔派。纳萨尔派要想长久生存只能另谋它法。在这方面，尼泊尔毛派的做法或许值得借鉴。与印度毛派抱有同样信念的尼泊尔毛派在经过将近10年的游击战争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通过议会和平夺取政权的道路。
其次，印度是一个正在崛起且极具抱负心的国家，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希望能有所建树。这决定了印度不会无限度容忍纳萨尔派，让其恣意妄为。换言之，当纳萨尔派真正威胁到国家政权，成为国家繁荣强盛的拦路虎时，印度将会不惜代价对之围剿。一直以来，印度打击纳萨尔派使用的都是警察力量，并未动用国家正规军（中央后备警察部队也不是正规军）。因为按照印度法律，正规军主要负责对外作战，只有在国内安全极端恶化的情况下才会介入。印度的军事实力不俗，若真动起手来，纳萨尔派恐不是其对手。现在的情况是，随着纳萨尔派越来越嚣张，印度正规军介入的可能性正逐渐增大。就在火车遭袭后的第二天，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与陆军司令辛格进行了会谈。安东尼表示，政府将会认真考虑派遣陆军事宜。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政府官员则称，陆军已做好准备，可以随时进入纳萨尔派武装活动频繁的地区，只待政府作出决定。
最后，纳萨尔派的支持者主要是在贫困的农村地区，他们透过选票影响着地方政界人士对于纳萨尔派的态度；但在城市以及比较富裕的农村地区，纳萨尔派并没有多少铁杆“粉丝”，那里的人们对其更多的是持反对态度。即使同为左翼政党的印共和印共（马）也不赞成纳萨尔派的斗争路线，认为其过于血腥和残暴。不仅如此，随着越来越多的无辜生命因之而丧生，印度国内声讨纳萨尔派的呼声也不断高涨，要求政府加大打击力度。在全国没有多少民意基础的情况下，纳萨尔派要想依靠群众夺取政权是不太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