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异质、网络非中立与公共政策_基于双边市场视角的研究
用户异质、网络非中立与公共政策：基于双边
市场视角的研究
陆伟刚
（西安邮电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61）
[摘要]本文通过构造比较静态与比较动态模型，对基于网络服务提供商平台两边用
户异质情形下平台各层次配置相应内容流量的接入服务定价机制的网络投资激励与社会福利的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数字化的网络提供商平台实行网络非中立的流量带宽配置，可以实现利益相关者均衡，满足在既定带宽下的不同服务需求，从而消除平台用户的交易外部性；不同接入速率敏感度的服务歧视，可以形成内容提供商一边的竞争，从而改善内容质量；网络服务提供商平台层次逻辑结构之间存在的相关性，使网络服务提供商可以利用杠杆效应，对平台的其他层次施加市场势力；在给定物理网络管制的情形下，强制性在网络其他层次推行网络中立管制会给平台的最优定价结构带来斯彭斯价格扭曲，而且加剧下游的竞争。
[关键词]网络层次；用户异质；双边市场；流量配置；网络非中立
[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 （2013）02-0058-12
[收稿日期]2012-12-1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三网融合模式下的电信运营商竞争策略设计与公共政策：基于双边市场理论的研究”（批准号71173172）。
[作者简介]陆伟刚（1962—），男，江苏无锡人，西安邮电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教授。一、问题提出
网络中立之争始于2004年北卡罗来纳州的Madison River 因试图锁住竞争性供给的网络电话（VOIP ）而最终被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 ）罚款一案。这一事件的背后在要求回答的基于点到点的网络中立原则是否应该终结问题上各派出现了分歧。Madison River 判决案例的反对者对网络的界定是网络的边缘原则。这一原则的主张者声称，捆绑应用与一定流量的打包是需要的也是必要的，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宽带高速正确履行它的功能。如果不同种类的应用都集中在同一个骨干网络，网络提供商在服务终端用户时几乎不存在歧视的形式，其隐含的假定是在平台两边用户的类型是同质的。然而，现在的数字互联网络逻辑结构，越来越多地应用在网络上传输：VOIP 、视频会话、在线游戏、远程诊疗与网络电视（IPTV ）等。这些应用均具有极强的时间敏感度，数据包必须及时地从发出端汇接到接入端，以满足用户的体验。最近，网络的智能化已经应用到网络的核心层。网络的智能化能够依据内容服务的不同带宽性质要求而自动地将流量在网络的各个层次上进行重新的结构化或打包处理，使得网络的运转更具有效率。特别是网络外壳的互联网，
网络流量打包与应用服务
2013年2月
第2期（总299期）Feb.，2013No．2
China Industrial Econom ics 【产业经济】
锁定在网络的很多场域与层次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苹果的成功就在于苹果的智能化可以将网络流量打包与应用锁定，使苹果能够依据用户对传输或接入的不同要求，智能化选择网络并对众多应用进行捆绑，使苹果看起来像是一个网上应用销售商。中国2008年对带宽市场整治网络环境与2011年对南北带宽垄断的处罚也反映出网络中立歧义的存在。
“网络中立”一词最早由哥伦比亚大学的Tim Wu基于运营商对私人网络用户、无线路由器（WIFI）用户设置结构性限制招致用户不满而提出（Wu，2003）。但直到2006年，Hahn和Wallsten才把网络中立原则的操作性内涵进行了界定（Hahn，Wallsten，2006）。持网络中立观点的声称者基本上来自于内容提供商（Sydell，2006）。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网络中立的社会福利问题。即实行强制性的网络中立（点到点原则或者接入零价格与零利润原则）公共政策会对社会福利水平与配置结构带来何种影响；二是关于带宽的投资激励性问题。对上述问题回答的不同答案决定了对网络提供商（ISP）实施公共政策的不同路径。不过，上述文献尽管对网络中立进行了开拓性研究，然而真正对此进行理论层次研究的是Economides（Economides，T覽g，2012）。他们注意到，在特定的参数值范围内，网络中立的公共政策设计在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方面要优于网络非中立。正是其研究中的特殊参数值范围设定，另外一些研究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网络中立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效应是模糊的（Hsing K.et al.，2008；Kevin Caves W.，2012）。
现有文献在关注网络中立公共政策的社会福利或收益配置结构的同时还注意到了对网络投资激励性的影响。持网络中立观点的认为，网络中立不会减弱运营商的带宽投资激励。这些研究者注意到了互联网接入用户需求的差异性，同时注意到了互联网的通信运营商不像传统的电话网结构那样只要安排一个被叫方付费机制就可以消除呼叫外部性，而是要针对ISP平台的两边用户做出收费机制的安排。特别是在寡头市场，当内容提供商多平台接触而消费者单平台接触的情形下，施加网络中立的管制政策相对于向内容提供商收取非负价格的寡头竞争市场而言会增加社会福利（Economides，Hermalin，2012）。虽然，Ecomodies，Hermalin引用了双边市场的概念，但是结果与双边市场特征显然不符。而对网络中立管制持反对意见的研究者则认为，网络中立管制会带来内容提供商、应用提供商以及消费者的免费乘车现象，最终会减弱ISP的网络投资激励（Scott Hemphil C.，2008；Musacchio John，2008；Andren Renda，2008；Jay Pil Cho，2008）。也有研究者运用近10多年来兴起的双边市场理论对提供垂直差异产品的ISP平台的商业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网络中立的管制类似产品线限制使ISP只提供一种服务，从而恶化消费者与内容提供商剩余（Hermalin B.
E.，Katz M.L.，2006），间接地证明了在具有两个以上竞争性内容提供商的博弈结果中显示出的网络非中立原则的带宽配置有利于改进社会福利水平的结论（Hsing K.et al.，2008）。
从国外网络中立争论文献的简单梳理中发现，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相关参数值的范围内讨论网络中立的合理性。因此，尽管一些研究者借助于双边市场理论的分析框架，但并没有从中得出与双边市场性质吻合的结论。除Andren Renda（2008）之外，研究网络中立的文献几乎没有从技术经济学的角度对ISP的复杂逻辑结构进行流量重新配置机理的研究。
而国内一些学者则从机制设计的角度对电信网络的相关公共政策进行了研究。例如，张昕竹（2006）发现电信双向收费与单向收费的安排其实来自于网间结算制度；陆伟刚、范合君（2011）的研究则发现，不恰当的管制政策使得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受到进一步的扭曲；陆伟刚（2012）的另一研究则发现，网络点到点的管制与竞争原则并不能够保证社会最优规则的实现。顾强、郑世林（2012）对中国电信行业改革绩效的研究则发现，改革政策的不配套影响了改革绩效的提升。与本文研究基础直接相关的文献由Roche and Tirole（2003）、Armstrong（1998，2009）、Lopez Angel Luis（2009）给出。本文的研究直接受到上述国内外研究的影响。本文以下的研究集中在：①对网络非中立发生机理的研究；②与上述研究范畴相关的双边市场视角的研究。
二、本文研究假设与预期结论
为了揭示出网络非中立的发生机理，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并得出此假设背景下的预期结论。
假设一：用户异质并且均匀地分布于Hotelling线性区间。在本研究里，将网络服务需求者对带宽的速度与时效性分成高质量用户θ軈与低质量用户θ两类。F（θ）分布于[0，1]区间，概率密度函数为f（θ）。即，平台两边消费者用户是异质的并且符合Hotelling模型的线性均匀连续分布。在我们的模型里，消费者对加入网络的价值、在网络中交易方式（呼叫模式）、对带宽的服务质量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并且规定，消费者均匀地分布于线段[0，1]区间内。满足这一假设，网络服务提供商（ISP）就需要针对不同需求的用户制定出不同的连接服务，价格歧视与质量歧视可以较好地保障有限的带宽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网络应该是非中立的。
假设二：网络平台是非对称的。我们这里研究的对象是非对称性网络。网络的非对称性可以体现在网络用户规模、用户的呼叫模式（网内与网间流量分布）、外部性、用户的质量信息等方面。非对称性决定了不同网络在市场竞争性均衡中的力量对比。如果这一假设存在，基于点到点的互不结算的网间结算安排离开了对称性网络假设并不能够保障社会福利最大化。
假设三：网络提供商平台是个双边市场。把现有的互联电信网络理解为是一个具有复杂逻辑链路结构的双边或多边平台，以显示与一般意义上的电话网络只是具有单一产品规模经济或网络效应的区别。在这样一个多边市场，不同边的用户存在着显著的间接交叉网络外部性。平台可以依据双边或者多边用户的类型而进行需求协调，提高平台的匹配技术，以消除平台两边用户的交易外部性，从而实现分离完美均衡。图1显示了IP协议的数字化ISP平台的基本形态。在这个平台上，连接着多边的用户。不仅仅有内容提供者与消费者作为平台的边，经营者与广告商还有设备提供商以及嵌入式的内容提供商等也作为平台的边，这是一个典型的多边市场构造。内容提供商在这一构造体系里是多平台接触用户，消费者加入网络的决策受其在网络中由消费获得的净效用的高低来决定，消费者采取单平台接入方式，或者加入网络A或者网络B。满足上述假设，可以对网络服务提供商结构化服务行为进行分析，考察基于网络边缘原则的结构化合约对整个带宽市场各用户与ISP 自身带来的结构化效应以及在给定带宽的条件下结构化的网络流量配置的网络资源配置功能。假定这些效应为正，或者福利提高效应严格大于福利下降效应，那么网络非中立存在。如果该假设存在，那么现今将ISP置于传统单边市场下的网络中立的公共政策就必须放弃。
假设四：网络各层次具有技术上的相关性。本假设试图从互联网自身的技术经济学角度去把握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产业属性。其基本内涵是，网络各个层次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一个层次的市场势力会影响到另一个层次。一个基于TCP/IP协议的网络至少包括以下层次结构：由固定网、移动网与其他接入方式接入基础物理层次；依此递进，分别是逻辑链路层次与应用层次及会话层次。在这个层次体系中，一旦主导运营商控制了基础物理层次，并且，主导运营商采取产业链纵向垂直一体化或者部分一体化的商业模式构造，那么，基础电信运营商在这样一个网络中就拥有了市场势力。它可以采取诸如捆绑应用、市场圈定等策略性的排他性行为。这种行为是由网络层次的技术经济联系程度所决定的，说到底，这些策略性的行为本身是多产品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内在要求，而并不是市场势力的一种滥用。如果考虑到假设三，那么，这种行为本身就具有不可争辩的合理性，是市场特性下商业模式选择的基本要求。因为在双边市场，平台利用自身的用户规模可以依照其用户选择与价值获取方式，对平台用户因加入平台而获得到的间接交叉网络外部性通过对用户收取不同的价格而进行抽租，实现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内生化，从而保证平台的协调功能。在部分一体化双边市场模式构造里，不同产品的捆绑是一种基本方法。如果本假设得到满足，那么，在给定上游物理层受到管制或竞争约束的情形下，下游层次的强制性网络中立的公共政策只会扭曲市场。与这一假设下相一致的预期结论是，对于互联逻辑结构，点到点原则显然无法让网络提供商借助于下游的接入收
入对上游的带宽形成投资激励。ISP 必须是网络非中立的。消费者费用
政治程序内容设备关注费用费用IP 许可证用户地址经营者内容或应用
提供者加密保护技术费用
内容
内容费用费用观众内容和费用观众
观众
平台ISP 费用
拆封许可证广告商
技术
实施许可内容费用
赞助商规制（激励）设备提供商
网络
图1ISP 多边数字平台
三、模型与分析
本文分别从比较静态与比较动态的视角进行建模，探讨网络非中立的发生机理。
1.用户的宽带优化配置：比较静态分析
假定：g i j （N ）=μi j
·N 坌j =1，2；i ∈[0，1]，同时假定μi 1=μi 2=θ軈，坌i ∈[0，x ]，以及μi 1=μi 2=θ，坌i ∈（x ，1]，这里θ＜θ軈与x ∈（0，1）。在每一边的消费者x 拥有保留价值θ軈，高于1-x 消费者的保留效用价值，我们把拥有θ軈保留价值的用户称为是传输时间（速率）具有较高敏感性的高质量类型用户，而把拥有θ保留价值的用户称为是对传输时间（速率）具有较低敏感性的低质量用户。
第一步，考虑一个能对平台不同边用户之间的协调进行成功分离情况下，平台对同一边的不同传输速率用户的定价问题。规定以下价格调整的起始点：
t 1=2x -1；t 2=x
2-x
（1）注意到如果消费者在该平台的人数x ≥12，那么，0≤t 1≤t 2≤1；如果x ≤12，那么t 1≤0≤t 2≤
12
，同时注意到t 1与t 2是x 的严格增函数。第二步，现在我们来分析消费者x 的类型分布是如何作用于平台对同一边不同用户在接入服务提供中定价策略选项的。分成以下四种情形讨论：
情形1，如果θ/θ軈＜max{0，t 1}；那么p 1=p 2=xh ，只有同一边的高质量类型用户加入平台。
情形2，如果θ/θ軈∈（max{0，t 1}，t 2）；那么这里一定存在j ∈{1，2}，这样p j =xl ，所有j 类用户加入网络，而当p -j =h ，-j 类型的用户（高保留价值用户）加入网络。
情形3，如果θ/θ軈＜（t2，1]，那么p1=p2=pl，所有类型的消费者都加入网络。
情形4，如果θ/θ軈=t，这里一定存在情形1与2对不同类型用户实施利益相关者分离的完美均衡。即所有的用户选择他们各自在激励相容约束条件下能极大化其效用的网络，同样地，如果l/h= t2，就一定存在上述情形2与3的利益相关者分离的完美均衡。
利益相关者的完美均衡的解通常是唯一的，这一均衡的位置取决于参数值x，θ軈与θ的大小。如果θ相对较低（考虑到即时通信的需求）以及消费者人数较高，ISP的目标就仅仅是市场两边的同一边用户中的那些具有较高保留价值的用户，因而对这些类型的用户平台会索取一个较高的价格水平；如果θ相对较高以及消费者人数较高，ISP的目标就是为了获得足够多的用户基数以吸引高质量θ軈类型用户的加入；假如t相对较高而且消费者x数量较小，ISP的目标是所有两边用户中各自类型的用户，因而通常会制定出一个较低的价格水平，甚至将这些用户视为平台现金流量池子的亏损中心，即p＜c；假如t值相对较高而且消费者数量较大，ISP的目标是在平台一边制定较低的价格以抢夺基础用户，而在平台的另一边则制定较高的价格以获取用户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如果t值相对较小而且消费者数量较小，ISP的目标是锁住基础用户的同时提高平台另一边用户的价格，这样总的价格水平高于成本；如果t的值居于高与低之间，ISP的目标就具有随机性质，价格就有可能是高于成本，也有可能低于成本（如一些免费的服务变收费，收费的服务变免费）。这一点，在很多互联网企业都能够看到。比如，阿里巴巴收取通道费，网易免费邮箱及苹果ipad一些应用收费而另一些应用则免费。上述不同情形下的定价方式与本文的相关研究假设中的假设二相一致。ISP作为一个具有双边市场特征的平台运营商，链接了众多的客户。而平台的运转需要借助于平台如何将两边以上的用户吸引到平台。这是所有的ISP必须考虑的“鸡”与“蛋”的问题。在双边市场，一边用户的加入依赖于对另一边用户加入的预期。如果平台的一边用户预期另一边用户也会加入，加入平台就是最优的，特别是，当一边用户的数量足够大，另一边用户的网络外部性就会因此而增大。因此，解决用户安装基础，获得最小有效规模用户成为ISP平台定价决策成功的关键。为了吸引一边用户加入平台，ISP平台运营商往往会将价格定于边际成本以下，而对平台的另一边则收取高于成本的价格。这种对两边用户收取不同价格的策略，在ISP平台的撬动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在这个阶段，整个市场的用户规模较大，竞争性的ISP的最优定价就是将价格定于边际成本以下。这样，如果ISP 拥有基础电信物理网络，ISP就可以借助于基础物理网络规模的优势对用户实施歧视性的定价并对竞争对手进行旨在获取基础电信用户以扩大其安装基础的低价竞争。平台一边的低价可以在数字平台的另一边用户的高于成本的定价中得到补偿。
基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1：用户的安装基础决定了竞争性的ISP对平台两边用户的不同的定价水平，即双边市场的成员外部性与交易外部性在平台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平台撬动期，成员外部性的获取构成平台定价决策的核心；在平台运营期，交易外部性的获取则构成平台的定价决策核心。
注意到，如果x＜1
，ISP在平台的两边索取较高的价格水平就不存在利益相关者完美均衡。ISP
2
的目标就仅仅是那些高质量类型的用户。在平台一边索取较高的价格就意味着与之相伴随的是在平台的另一边索取较低的价格。这里的原因是，必须在平台的一边留足足够数量的用户以吸引平台另一边用户加入平台并且愿意为此支付一个较高的价格。这样，ISP就不可能同时在平台的两边攫取消费者用户的剩余。也就是经平台对两边用户的成功协调并不能在任何的消费者数量的参数范围内实现。
假定ISP经营两个以上的网络（这一假定在电信网络重组及网络融合的趋势下是个现实的假定），面对平台两边各自具有高类型与低类型用户时，ISP的定价策略选项在其在满足社会福利目标
约束下对利润产生影响。以下的研究将显示如下一个命题的存在：
命题2：在一个特定的参数值x 范围内，在每一个完美的利益相关者均衡里，ISP 选择经营两个（或以上）网络，市场同一边的高质量类型用户与低质量类型用户选择不同的网络。
规定以下价格竞争策略选取截止点以获取最优价格：
z 1≡4x -1；z 2≡x （1-2x ）1-x （2）对公式（2）的计算发现，如果x ∈[0，1-2姨/2]，那么t 1≤z 1≤t 2≤z 2，z 1，z 2是x 的严格增函数；并且结合考虑到θ軈/θ∈（max{0，Z 1}，Z 2]，我们不难发现，所有平台j 边的高质量类型用户与所有-j 一边的低质量类型用户加入网络1而平台j 边的所有低质量类型用户与-j 一边的所有高质量类型用户加入网络2。平台的最优定价为：
p 1j =p 2-j =θ軈（1-2x ）+x θ；p 2j =p 1-j =x θ（3）（3）式中参数x 价值分割成两部分：ISP 经营一个网络时将会覆盖平台两边的所有用户；另一个方面是经营一个网络的平台会在平台的一边为高质量类型提供网络服务而在平台的另一边则覆盖所有的用户。这时，由于一部分用户没有被网络覆盖，社会福利水平在x ∈[0，1-2姨/2]的范围内受到不利影响。这时，如果ISP 经营两个以上网络并且对两个网络两边各自具有不同类型的用户借助于二级价格歧视的形式予以甄别并制定不同的网络服务价格，社会福利会因此而得到增进。特别是当高质量类型用户特别少且其保留效用不易被ISP 观察时，ISP 在平台的一边索取较高的价格而在平台的另一边索取较低的价格，而另一个网络做相反定价操作，就可以将两个网络的不同边各自的高低质量类型用户予以甄别。结果是形成低质量类型用户选择相对便宜的网络（此类用户从平台另一边边际用户处而获得的额外收益通常较小，对网络价格的变化敏感度通常较高）与高质量类型用户则选择支付价格相对较贵的网络的均衡。这样整个网络也就形成了利益相关者的完美均衡。在上述的均衡里，ISP 或许因为对市场两边拥有较高保留价值用户外部性的攫取而牺牲了一部分消费者的毛剩余，但如果l/h ∈（z 1，t 2），ISP 在一边制定较高价格而在另一边制定xl 的价格，第一边通常只有高质量类型用户，而另一边则可以覆盖所有的用户。在这样的情形下，ISP 在两个网络同时经营，高质量类型用户的效用增进的同时低质量类型用户对此无差异，那么帕累托改进因此而存在。
接下来的问题是获得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条件而需要对一些接入网络的内容予以排他性的限制的条件是否需要对带宽进行切割以增加或者减少所传输的内容。带宽约束可以写成：
θ軃乙χ（θ）T （θ）dF （θ）=B （4）
如果用户能够调整他们对带宽的需求，社会福利由ω=θ軃乙（π+σ）α（T （θ），θ）dF （θ）给定，而χ（θ）=α（T （θ），θ）ω（p *），带宽约束可以改写为：
ω（p *）θ軃乙α（T
（
θ），
θ）T （θ）dF （θ）=B （5）
让λ标为约束的拉格朗日乘子，社会福利最大化可表示为：
θ軃乙α（T （θ），θ）（π+σ-λω（p *
）1（））dF （θ）（6）
让社会福利最大化对θ求导得：
α（T （θ），θ）（π+σ-λω（p *）1T （θ）
）（7）
上式又可写为：log （α（T （θ），θ））+log （π+α-λω（p *）1T （θ））θθθθ
比较静态的结果显示：最大化上式的结果是如果分部分去考虑θ与T（θ）得到的值是正的，那么T（θ）是正的。如果分部分去考虑上式得到的值是负的，那么T（θ）是负的，因此，log（α（T（θ），θ）的符号视多个不同内容对传输时间的需求弹性的值来确定，需求弹性可表示为：
ε（T，θ）=鄣log（α（T（θ）ω（p*））
鄣log（T）=-鄣log（α（T，θ））
鄣log（T）
=-T鄣log（α（T，θ））
鄣T
＞0（8）
这一结果显示，是否需要对一部分传输内容予以优先权的网络非中立政策依赖于对不同传输内容的传输时间的弹性需求。不失一般性，我们可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3：如果对单一弹性需求，那么对所有的T与θ都是有共同的符号，而且如果考虑到传输时间的所有时间范围的具有θ型内容的弹性需求超过了具有θ′的弹性需求，即ε（T，θ）＞ε（T，θ′）在多个内容提供商之间的带宽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配置就应该是对θ的传输时间要比θ′的传输时间来得短，如果对所有的T，弹性需求没有变化，那么网络中立则有助于提升社会福利水平。
引理1：如果网络提供商能够将内容传输用户的类型予以分置，减少具有传输时间高敏感度用户的传输延迟，即把低敏感度用户的一部分带宽资源转移给高敏感度用户，将会提高既定带宽下内容传输的数量，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可以在网络中立的原则下得以实现。
引理2：如果调整函数不可分离为α（T，θ）=β（T）ν（θ），并且时间敏感度系数β（t）是增函数，那么网络非中立的福利水平高于网络中立。
考虑到网络中立的争论不仅仅是指内容发出端也包括本地内容接入端，即通常意义所说的“最后一公里”。因此，对网络是否具有中立，需要在接入端对网络中立与网络非中立的社会福利水平进行比较，并且考虑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激励强度。这里，既可以将社会福利水平最大化作为目标函数，把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激励相容约束与参与约束作为约束条件，也可以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函数，而相应把社会成本作为约束条件，来获得最优的拉姆齐定价。本文逻辑一致性要求，在这里仅集中在最后一公里的网络提供商在面临终端用户异质的背景下，ISP如何对这些用户定价才能既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又能同时体现出激励与参与约束。
假如，一个位于终端的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一个对接入时间的敏感度介于0与1之间的接入服务，并向内容提供商收取一个其接入到终端用户的接入费a＞0。如果在面临a＞0时，没有一个内容提供商需要此项接入服务。一个显然的结果是，如果社会禁止网络服务提供商收取该接入费，那么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就会提高。此时，网络就必须是提供零价格接入服务。然而，在考虑到网络拥挤需要将一部分低价值使用网络的用户排除在市场之外社会福利水平才可提高时，上述结论又是模糊的。因而，作为最后一公里的网络提供商收取的内容提供商一个非负价格（这里，我们通常假定终端消费者在双边市场通常是补贴的一方）是否应该禁止就值得讨论。特别是当网络服务提供商能够对内容提供商的内容质量，传输速率偏好，内容或文档容量等信息进行内容提供商的类型甄别而实行二级价格歧视时，那么作为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就是有完全的一致性。也就是说网络应该是非中立的，网络服务提供商有权选择内容提供商并将带宽资源配置给那些高质量类型的用户，而对低质量类型用户或进行排他性的交易，或对此收取一个高质量类型用户同样的价格水平。这样，网络是否中立取决于网络服务的提供商能否根据平台双边的各自不同用户类型进行激励相容约束的资费套餐设计。
命题4：如果存在两种资费套餐服务，πα（t′，θ′）-a′≥πα（t，θ′）-a′，那么意味着低质量类型θ′的用户在a′价格水平上偏好更快的内容传递；πα（t′，θ）-a′＞πα（t，θ）-a′，意味着高质量类型的用户强烈偏好在a′价格水平上的网络服务。
为了进一步证明ISP为平台任意一边中不同类型θ提供网络非中立的服务有助于平台将网络资源在用户群组中优化配置，我们可以对上述命题作进一步分析。如果ISP能够提供两种服务：高速或即时服务标记为h；低速或延时服务标记为l。让γ表示{l，h}的判定或识别要素，tγ表示为在时
间t内相对于传输类型的传输速率。在均衡里，网络所有内容提供商的内容传输到达需要γ服务的
终端用户处，并让aγ表示为ISP向内容提供商提供γ服务时索要的接入费（在双边市场，消费者通
常得到平台的补贴）。有了上面这些特征符号规定，我们容易得到：
t h＜t l；a h＞a l
一个ISP在判定内容提供商的γ时，通常考虑以下三种可能：
0，α（t l，θ）π-a l，α（t h，θ）π-a h
服务的优先级顺序为：h＞l＞0。我们还规定θ＞θ′，γ＞γ′。可得：
命题5：θ′型的内容提供商相对于γ′而言偏好γ，意味着θ型的内容提供商偏好γ。反过来说，θ
型内容提供商相对偏好γ′，意味着θ′型的内容提供商偏好γ′。假如存在歧视性均衡，依据显示性偏
好原理，那么该命题中一定包含着两个切点θl与θh。
θ≤θ
＜θh＜θ軈，θ≥θh类型用户购买高速宽带服务；而θ∈[θl，θh]型的内容提供商则购买低速宽带服l
务；θ＜θl就不购买服务。如果网络中立，ISP的利润为零以及α（l h，θh）=α（l l，θh），显然违反激励相容约
束，从而市场“χ非效率”。如果ISP能够针对用户实施完美价格歧视，那么a=α（T（θ），θ）π加上“最后
一公里”的ISP利润，其总利润为：
θ軃
乙（π+σ）·α（T（θ），θ）dF（θ）（9）
θ
此式与社会福利表达式完全一致。因此，网络非中立可以实现社会福利目标。
上述讨论与分析并没有考虑到非对称性网络的存在。而在现实中，或者是由于用户的规模存在差别；或者是由于用户的呼叫模式的非平衡性，一方为净呼出，而另一方为净呼入，网间的流量分布在不同的ISP之间存在着差异；或者是因为不同ISP的用户选择偏好差异，网络的非对称性普遍存
在于现实的互联网产业中。在本文里，我们基于不同市场份额ISP的终端服务价格水平对社会福利
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两个ISP的现有市场份额分别规定为s1与s2，固定成本f，q i是呼叫流量；ν0表示消费者与另
一个网络上的用户链接而得到的固定剩余，该项的值通常假定非常大以至于每个用户在均衡价格上选择与其他用户链接；以w i表示消费链接网络的净剩余。并且，规定s i s j代表所有的呼叫必须互
联，因而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网间价格。每个网络的平均呼叫长度取决于每个网络收取的每分钟通话价格。在平衡呼叫模式假定下，每分钟的通话相对价格决定了网络i是净呼出还是净呼入，从一个
网络端点到另一个网络端点的净呼入流量，网络会得到一个接入费，但是同时会产生出一个成本c，
净呼出网络会支付一个a，但同时节省一个服务成本c。这样，每一次的呼叫都与接入价格的支付
有关。
一个ISP的利润函数可以表述为：
πi=s i（p i-2c）q（p i）+s i（V（p i）-w i-f）+s i s j（a-c）（q（p j）-q（p i））（10）
对p i与w i分别求一阶导数并令其值为零，得：
鄣πi
=s i q（p i）+s i（p i-2c）q′（p i）+s i（V′（p i）-w i-f）+s i s j（a-c）q（p i）=0
鄣p i
鄣πi
=-s i+σ（p i-2c）q（p i）+（V（p i）-w i-f）+（s j-s i）（a-c）（q（p j）-q（p i））=0（11）鄣w i
利用间接效用函数：V′（p i）=-q（p i）
考虑到p的一阶条件的均衡价格为：
p i=2c+s j（a-c）（12）
由于小的网络网间呼叫的比例高，因而越是市场份额小的网络，其使用费越将取决于互联这一项，价格在网络间的差异就可以反映在不同网络市场份额的不同和双方之间的接入价格以及各自的成本。
p i-p j=-（s i-s j）（a-c）（13）注意到，如果市场份额大的网络接入价格超过成本，那么零售市场的每分钟通话价格大网就低于小网。原因是大的网络具有较小的网间流出量，而竞争对手在大网络拥有的接入收益较低。因此，大的网络偏好于将接入价格定于边际成本以上。相反，如果市场主导运营商同意将接入价格定于边际成本以下，其网内价格就会高于从属运营商，主导运营商就会面临客户转网问题。
依据利润函数对w i的一阶条件以及w i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到均衡的租费r i
r i=f+s i
σ
-（p i-2c）q i-（s i-s j）（a-c）（q i-q j）（14）最后一项，对两个竞争性网络是同样的，原因也在于平衡呼叫。进一步地，通过简单的数学技术处理，我们可以得到下述符号函数：
sign（q i-q j）=sign（s i-s j）（a-c）（15）于是，（14）式中的最后一项永远是负值。也就是说，呼叫的外部性越大，其租费也就越低。因此考虑到外部性，固定费与交易费之间的水床效应并不会像Laffont等模型中是百分之百（Laffont et al.，1998）。竞争性网络的一方或者双方就存在着偏离成本水平的激励。将公式（13）与（15）代入到利润函数中得到：
πi=s i2-s i2（a-c）（q i-q j）（16）公式（15）在公式（16）中的含义是：对大网来说，其值是为正；对小网来说，其值为负。这就得出了当小网偏好于或者高于或者低于边际成本的接入价格时，大网严格偏好于接入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结论。不过，当s i非常低时，提高接入价格a可以减少s i，以使公式（16）中的利润为非负。由此，我们可以得到：
命题6：当竞争性的两个网络市场份额相同时，两个网络对接入价格无差异。否则，大的网络就偏好于收取一个价格等于或者高于边际成本的非负价格，而小的网络并不偏好于接入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这样，网间的互不结算的网络中立原则的条件就不存在。
2.比较动态分析
假如ISP对每一单位的内容索取价格γ并不依赖于内容的类型，并且假如ISP向终端消费者索取每个服务单位的p，然后消费者从θ类型的内容提供商购买α（T（θ），θ）ω（P+γ）单位，内容提供者确定它的价格水平的极大化利润：
（q+p-c）ω（p+γ）（17）ISP如何定价才能最大化其利润：我们能假定网络中立条件存在：ISP不能向内容提供者收取接入费，并且假定在初期，每单位内容的费用在不同内容类型中没有差异，ISP的利润为β+γχ，β是用户的注册费，χ是总的内容传输量，ISP的利润为：
θ軃
θ
乙（α（T（θ），θ）∞γ+p*乙ω（p）dp）dF（θ）+γθ軃θ乙（αT（θ），θ）ω（p）dp）θ軃θ乙α（T（θ），θ）dF（θ）（18）命题7：ISP向终端用户收取γ（每单位内容），但不收取内容提供商的接入费（a），配置带宽的利润最大化可以以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方式进行。
如果ISP确定每单位的费用是内容类型的函数，并且实行两部收费，即向两边用户均收取接入费a，容易看到ISP的最优设计与上式相同：
max β（·）
θ軃
θ
乙（γ（θ）ω（γ（θ）+p*（γ（θ）））+∞γ+p*乙ω（p）dp）α（T（θ），θ）dF（θ）+aχ（19）
命题8：ISP能索取每内容单位γ（θ）的费用，并且向内容提供商收取接入费，利润最大化地在不同θ型用户中配置带宽资源同样可以体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
注意到，在ISP平台的价格结构设计中，ISP可以采用多种定价结构：单一定价与两部定价；可
以向一边用户收费而向另一边用户补贴，或者两边都收费，如苹果ipad模式那样。
四、公共政策设计的启示
前面的研究已经显示出ISP实施价格歧视或其他排他性交易的行为是作为具有双边市场特征的平台运营商竞争策略的基本特征。而且，网络非中立的定价并不会导致在宽带接入市场形成市场势力的滥用从而妨碍宽带市场的公平竞争。相反，网络非中立在考虑到平台多边用户交叉网络外部性情形下的消费者人数的参数值并不会符合网络中立主张者规定的特定范围，网络非中立可以较好地体现出社会福利最大化与网络带宽投资激励性的平衡。因此，将网络非中立置于一般的反托拉斯法案的框架下而视为是反竞争性的行为，并不适用于本文研究给出的一些基本假设与命题。事实上，截至2003年，宽带网络与DSL用户的管制就明显放松。而在中国，2011年，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针对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的网络宽带问题进行了法律认定，最终宣布两家宽带运营商存在滥用市场势力的反竞争性垄断并对其课以罚款。似乎此项诉讼已经断案，可作为网络提供商的优先配置用户流量的行为以及应用捆绑、垂直一体化等行为是否排斥竞争而需要立法禁止的判例，涉及到下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带宽发展。笔者认为，结合用户需求差异与ISP的双边市场平台构造特征两个方面，最优的电信带宽的公共政策设计必须从以下四个层面进行：一是技术层面的流量打包与网络层次配置。这点意味着ISP可以对流量进行重新的包装以避免网络的不恰当占用或拥挤；二是竞争层面。这涉及到ISP平台用户在互联逻辑结构层次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三是用户层面。作为平台的多边用户服务价格需求弹性与内容提供者的价格供给弹性差异，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不同的用户对平台另一边的价值评估的差异必须内部化；四是动态效率层面。这个层面将涉及到下一代高速互联网的投资激励问题，这可以称为是效率测度的前沿技术进步指标。上述四个层面，应该作为公共政策设计的出发点与归属地。
在具体的公共政策设计中，依据本文的研究得出的8个命题与2个引理，综合起来看，至少为竞争与管制机构的政策设计提供了如下启示：
第一，公共政策必须反映产业属性。本文的研究显示出在下一个网络时代，ISP所具有的多边平台性质，而且，这一生态环境还会随着技术与需求的变化更趋向于复杂。为了平台能够实现对用户的协调以达到相关利益者完美均衡，平台必须提高交易所需的匹配技术，对网络流量重新进行结构化包装并配置到相应的网络逻辑链路层次。而在点到点的网络中立原则下，ISP仅仅是一个管道，不具有平台性质。很显然，产业属性与政策设计存在冲突。到现在为止，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如谷歌与苹果无不是因为建立起了与双边市场特征相符的商业运作模式，解决了客户选择从而获取了价值。而成功之处的关键是现金流池子的建立，将平台的一边用户作为盈利中心，而平台的另一边用户则作为平台的亏损中心，盈利一边的收益补贴亏损一边的客户。作为ISP的物理层次具有接入垄断性质，从福利最大化角度，该层次的用户构成ISP平台撬动的基础客户群，基础电信用户是竞争性ISP 争夺的主要对象。庞大的用户安装基础可以吸引众多的应用与内容提供商，以广告为支持的盈利模式的基础就越牢固，优质的应用与内容的低价与免费接入空间就将存在。同时，维护基础用户市场的有效竞争，可行的方案是下游网络层次的接入收入可以缓和上游层次的竞争。这一切，依赖于平台对用户类型的甄别，即ISP必须对来自于网络的流量依据用户对时间（网速）敏感度、流量的大小、流量的频率进行相应层次的结构化配置。考虑到ISP的非对称性，一个可行的网间接入安排应该是让主导运营商制定出一个高于边际成本的接入价格，而从属运营商则制定出一个低于或者基于边际成本的接入价格。
第二，公共政策必须反映竞争环境。竞争环境涉及到相关市场边界的认定。相关市场既包括产品市场也包括地理市场。作为信息经济的互联网产业，其产品本身具有可复制性质。因而产品意义上的相关市场范围就比传统产业的产品替代范围要广。在网络融合的背景下，就更加如此。不能把
ISP仅仅理解成简单的信息产品的传输管道，而应该将ISP视做一个多个相关产品相互作用的复杂链路的逻辑结构。在该结构系统中，所有的层次上开展的业务均构成ISP竞争的相关市场。在本研究里给出的ISP层次结构图里容易看到在基础物理层次一旦拥有市场势力就存在垄断相邻市场的激励或者至少存在着增加对手服务成本寻求纵向一体化的激励。这样，物理网络是整个竞争的关键。互联网产业中的地理市场是由多个IP协议构成的，用户只要拥有IP地址，相关的链接就会延伸到拥有IP地址的用户手中。因而，ISP相关市场的地理范围要宽泛于传统产业有关地理市场边界的认定。基于竞争环境的相关市场边界划分范围的认知，竞争政策的设计就必须放弃在某一个特定市场对ISP市场势力的认定标准。进一步地，在数字化背景下的ISP平台具有典型的多边市场的性质。而多边市场的竞争环境显然不同于单边市场下的情形。一些在单边市场下的诸如捆绑，价格歧视、排他性的交易及市场关闭竞争等具有明显的反竞争性特征而被反垄断法命令禁止的行为放在双边市场的竞争环境下却是平台得以成功运行的保障。因此，在双边市场环境下，假想垄断者测试（SSNIP）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战同样适用于事先的管制政策设计。现有的管制是把双边市场平台的协调平衡之路卡死了：基础物理层次管制加上其他网络层次的管制，平台无法借助于完美的价格结构歧视解决平台两边用户的外部性问题。
第三，必须反映宽带投资激励与社会福利要求。依据我们研究得出的结论，只要存在激励相容约束，ISP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可以体现出社会福利目标。只要存在完美的歧视，实现协同完美均衡，外部性消除保障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在给定基础物理层次强管制的情形下，其他网络层次网络中立管制会给网络投资激励带来不利的影响。因为，ISP既不能够通过网络批发市场获取收益也不能够从零售市场获得收益。公共政策设计就缺乏激励约束与参与约束而只有竞争或管制约束。一项优化的政策设计之间的约束不匹配，最优解就难以形成。而且会给ISP平台的最优定价结构带来斯彭斯的价格扭曲（E.Glen Weyl，2010），进一步扭曲平台两边及同边不同用户之间的竞争，扭曲平台之间的竞争，最终，减弱ISP对下一代互联网带宽的投资激励。在这些强制性网络中立公共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中，最为严重的是，网络中立公共政策不仅仅是为了防止或处罚反竞争性行为，而且在ISP与互联网接入提供商/内容提供商（IAP/ICP）之间本应存在的有效率交易也一并损害了。鉴于此，公共政策设计必须考虑ISP的带宽投资激励。对中国带宽市场而言，这一点就显得更为迫切。虽然中国的网民人数号称世界第一，而带宽的内容与质量及网速与世界一些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现有中国的带宽是技术宽带不是内容或应用宽带。无论是主导运营商还是从属运营商，其带宽的服务基本上是在相同或相近市场展开竞争。主导运营商凭借其物理层次的垄断势力而利用其杠杆效应在下游层次限制其他竞争性的应用与内容。因此，笔者以为，为了缓和零售市场竞争，应提高批发市场的接入价格，而不应该是零价格或者零利润服务。这样一种收益机制安排既避免了免费乘车，同时可以向IAP/ICP施加创新激励，开发出带宽市场发展所需要的应用与内容服务，在ISP平台各用户之间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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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Heterogeneous,the Non-neutrality and Public Policy Design：Study Based
on Two-sided Market Perspective
LU Wei-gang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Xi’an University of Posts&Telecommunications，Xi’an710061，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I configurate comparative static and dynamic model respectively to analysis the effections of social welfare and incentive investment to broadband with the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ISP）of reshaping traffics on platform so as to match up with the difference demand elasticity of subscriber for the hold-up problem.I find that it is feasible to realize coalitional equilibrium and internalize the traded externality and membership externality in the manner of network non-neutrality by the ISP’s platform，and then，given the broadband condition，discrimination between the preferential speed of transmission could be resulted in competition on the side of the content provider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ntent，so，the efficiency of broadband alloc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would be increased accordingly.Additionally and more importantly，I also draw conclusion that the market power of physical net work can be used as a tools of leverage to affect on the adjacent regime which implication that the mandatory neutrality regulation could be resulted in distortion of the optimum price structure and intensive competition downstream on ISP’s platform.
Key Words：layered architecture network；heterogeneous subscriber；two-sided market；allocation of traffics；network non-neutrality
〔责任编辑：王燕梅〕
双边市场
从双边市场角度看万达广场转型 摘要：本文从双边市场中平台企业的运作机制着手分析万达广场第四次转型，认为万达广场这时候开始转型，顺应了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发展趋势。并且其符合双边市场顾客交叉网络效应，倾斜性定价等特点。通过转型能扩万达广场的服务范围，改变竞争策略，优化所有权结构，控制投资风险管理，更准确的掌握市场信息，发挥双边市场的优势。 关键字：双边市场，万达广场 一、引言 万达是全球领先的不动产企业，2015年持有物业面积能做到世界规模最大。围绕不动 产的发展，万达也延伸到其它许多产业。基于对房地产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从去年 开始万达进行全面转型。2015年4月28日，万达集团官网发布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中国绿公司年会上演讲,重点讲了万达的第四次转型。这次转型分二方面：从空间上看，万达从中国国内企业转向跨国企业；从内容上看，万达从房地产为主的企业转向服务业为主的 企业，形成商业、文化、金融、电商四个支柱产业。万达第四次转型从空间和力度上都发 生深刻变化，与前三次转型有本质不同。一是企业性质发生根本变化。前三次转型，企业 仍以房地产为主，这一次转向以服务业为主。二是企业战略目标发生本质变化，要从中国 一流企业转向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从重资产朝轻资产转变，重资产指的是万达商业地产 的主要产品是城市综合体，这种产品模式就是建设一个大型万达广场，旁边配套建设 一些写字楼、商铺、住宅等，把配套物业进行销售，用销售产生的现金流投资持有的 万达广场。因为中国没有支持长期不动产投资的金融产品，所以万达只能以“售”养“租”。万达广场建成后自己持有经营，全部租金收益归万达，这种模式叫重资产。轻资产指 的是投资建设万达广场，全部资金别人出，万达负责选址、设计、建造、招商和管理，使用万达广场品牌和万达全球独创的商业信息化管理“慧云”系统。所产生的租金收益 万达与投资方按一定比例分成。这是一种全新模式，万达去年开始研发，现在已开始运行。这就是万达广场轻资产模式。而在对双边市场的特征进行研究时, 程贵孙、陈宏民和孙武军重点强调了双边市场具有交叉网络型和相互 依赖性的特征。杨冬梅在分析传统的单边市场与双边市场具有不同
政策网络_公共政策创新的视角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收稿日期:2009-04-16 政策网络:公共政策创新的视角 蔡新燕1 ,赵 晖 2 (1.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210097; 2.南京工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210097) 摘 要:引入政策网络分析的方法可以真实地认识到公共政策创新过程中的现实图景。我国某些公共政策创新失败的原因正是其忽略了政策网络的存在,忽略了政府对政策网络中个人和组织的依赖属性。我们应当重视政策网络在政策创新过程中的作用,通过培育网络主体的公共理性,构建协商民主与政策网络的良性互动,加强政策网络的学习机制等,从而形成合理、优良的创新政策,保证公共政策创新对社会的持续作用。关键词:政策网络;公共政策创新;信任;公共理性;网络学习 中图分类号:D631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09)03-0076-04 作者简介:蔡新燕(1983-),女,江苏泰州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6级行政管理研究生;赵晖(1964-),男,江苏丰县人,南京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 一、政策网络理论:分析政策过程的新范式 政策网络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公共政策领域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现代国家机关推动公共政策时,往往必须依赖政策利害关系者的合作,结合与动员原本分裂的社会资源,达成在和谐的集体行动过程中解决政策问题,而政策网络正是这种稳定与持续关系所形成的互动形态。对于政策网络的研究主要包括美国学派、英国学派和欧洲学派,从发展路径上看,它可以划分为作为分析工具的利益协调模式和作为实践创新的治理模式两种类型。政策网络的概念系统见仁见智,学界对政策网络的内涵和本质并未形成一致认识,定义也各不相同。比较有代表性的政策网络定义是:“由于资源相互依赖而联系在一起的一群组织或者若干群组织的联合体。”[1]也就是说,政策网络是政策过程中相互依赖的国家与社会行动者之间不同互动关系模式的总称,它是试图将自己定位于宏观与微观分析中的一种中层分析。 公共政策本质是公民与各种组织互动的产物,引入网络分析的方法可以真实地认识到政策过程中的现实图景。中国不存在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多元决策结构,因此还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的政策主体结构的碎片化、“分权化”和“中心缺失”的问题,相反,在中国决策的“中心”位置是非常清晰可见的。但是,随着社会结构日趋网络化以及社会中寻利集团的增长,许多公共事务不再是只靠政府就得以决定,传统的铁板一块的利益格局和决策模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侵蚀,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决策过程的部门化也在日益加剧,这就为政策网络的研究提供了较为贴切的现实基础和理论背景。同时,作为一个“关系型”社会,中国的决策过程有可能存在比西方更为复 杂的政策关系网,特别是在我国的政策过程中“人格化结构”比较明显的情况下,运用“政策网络”方法对于这些关系网进行研究,显然更有解释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政策网络”理论兴起于西方政治学和政策分析学界并带有一定的西方社会政策过程模式的烙印,但是这一理论途径依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于分析我国的公共政策过程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在政策网络的视野中,公共政策过程是多元利益群体复杂的互动博弈过程,网络主体各自拥有不同资源,通过非正式互动交换信息、资源、协调目标、策略和价值,以期解决公共问题。实际上,在我国公共政策创新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立法机关、民间团体以及一般民众等成员间的互动频繁,此外再加上政策过程中其他不同行动者的参与,一个动态的政策网络已经形成。因此,以新兴的政策网络概念对我国政策创新进行研究也是可行的。 二、我国政策网络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公共政策创新的阻滞 公共政策的创新是在互相依赖的行动者的网络中完成的,如果过于注重政府单方面的作用,忽视政策行动者多层次性和异质性,必定会带来公共政策的失败。我国许多政策创新失败的原因正是其忽略了政策网络的存在,忽略了政府对政策网络中个人和组织的依赖属性。 1、多元利益诉求下的信任危机导致交易费用增加、公共政策创新供给必然滞后于需求 政策网络是以物质利益为粘合剂,政策网络的参与者之所以加入网络,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政策创新过程实际上也是不同网络主体之间相互争斗、相互妥协、解决冲突的过程,是一个
赵玻：通道费与大型零售商盈利模式研究：基于双边市场的视角
一、引言 近年来，国内外频繁出现如家乐福、国美电器等大型连锁零售商凭借其拥有的销售渠道资源，向制造商收取名目繁多的通道费①(Slotting Allowance)，并由此引发了日本“三越事件”、“家乐福炒货风波”、“格力与国美事件”等一系列工商冲突问题，甚至导致了行业整体性的对立和商贸秩序的不稳定。尽管通道费不断受到来自制造商、规制机构以及学术界的非议，但仍呈现出不断向其他行业扩展的态势，目前酒类餐饮、医药购销、金融保险、书刊发行、中介等行业均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通道费问题。如2006年被重庆市工商局立案调查的华润蓝剑啤酒公司，通过向酒店支付进店入场费、开瓶费和附赠现金等方式，获得了唯一促销权和专场销售权。2006年我国正式实施的《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对零售商滥用市场势力从事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以及不正当的通道费项目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但由于通道费性质的复杂性和争议性，使得某些禁止性条款比较难以操作，并没有达到对通道费进行规范化管理的预期效果。为此，有必要从理论上进一步对通道费的性质及其作用进行系统分析，为有效地规制商品流通领域各类通道费提供理论依据。 从相关研究文献来看，对于通道费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以Kelly(1991)、Lariviere和Padmanabhan(1997)、Sudhir(2006)为代表的“效率促进理论”，认为通道费是众多新产品竞争稀缺的超市货架空间的结果。通过收取通道费，零售商与制造商之间实现了新产品营销的成本分担和风险转移，不仅可以促使制造商提高新产品的研发水平，而且能够有效地促进零售价格的降低，从而提高整个产业链的运作效率[1-3]。“效率促进理论”说明零售商对新产品收取通道费是合理的，但却无法合理解释市场上普遍存在的对成熟商品收取通道费的行为。二是以MacAvoy(1997)、Marx和Shaffer(2007)、Kuksov和Pazgal(2007)为代表的“市场势力理论”，认为通道费是零售商实施市场势力的结果，减弱了零售商之间或制造商之间的竞争[4-6]。然而，“市场势力理论”的假定和结论都存在问题：一方面，相关文献普遍假定零售商处于买方垄断地位，这种先验的假定与零售市场更接近于主导性厂商的市场结构并不一致(Chen，2003)[7]，并且零售市场具有产品高度同质的特点，边缘零售商的存在限制了主导零售商的市场势力。另一方面，“市场势力理论”的有关结论也没有获得实证检验的支持，如Messinger和Narasimhan(1995)分析了零售超市企业的会计及股票市场数据，发现产业利润并没有从制造商向零售商转移[8]。 因此，通道费的性质在理论上并未得到充分说明，本文基于产业组织研究领域新兴的双边市场理论，分析在零售商主导的市场环境下消费者、零售商、制造商三者的利益关系，在此基础上研究通道费的性质及其影响因素，以对政府的规制措施提供有益启示。 二、大型零售商的双边市场特征 长期以来，零售商被认为是推动商品由生产流域进入消费领域的间接渠道，是交换活动专业化和交易效率提高的结果。这种传统观点概括了零售商承担的产品分销职能，反映了制造商在产业链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随着现代大型零售商连锁化、信息化和品牌化的发展，产品营销因素的控制权由制造商向零售商转移(见表1)，产业链的主导地位也随之发生转换。正如宝洁公司(P&G)与沃尔玛产销联盟的推动者普里切特所说：“大型零售商大幅度地改善了企业的内外部沟通体系，不仅通过扫描装置收集了大量的信息数据，而且发展了能灵活运用这些数据的技术，从而比制造商更了解消费者的偏好和商品周转情况”。由此可见，大型零售商能够以内部组织管理的方式有效整合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信息，既是制造商的销售代理人，也是消费者的购买代理人，已经演变为双边市场中的交易平台。
中国网络媒体政策研究
中国网络媒体政策研究 互联网与人类社会的深度融合,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而且重塑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形态。过去20多年,随着我国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媒体从边缘的新兴媒体发展为当之无愧的“主流媒体”,成为影响和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力量。 网络媒体政策是党和政府为规范网络媒体运行所制定的一系列行为准则和规范。它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网络媒体的发展,设定了网络媒体运作的种种框架,形塑和建构了网络媒体角色功能、市场产业、生产方式、绩效评价和社会形象。 因此,政策研究既是透视网络媒体发展的一个重要视窗,也是助力网络媒体健康发展无法回避的议题。当前多数网络媒体政策研究成果,要么着眼于宏观的体制机制分析,要么着眼微观的网络传播问题分析,而缺乏从中观视角综合分析政策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 本文试图融合新闻传播学和公共政策研究相关理论,从中观层面进入我国网络媒体政策过程,研究其制定与实施机制,分析政策供需之间的问题与挑战,并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我国网络媒体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正确的政策引导。 我国在网络低俗内容治理、网络信息安全和网络犯罪打击方面形成了一些有效的政策措施,但是在网络媒体内容管控、产业发展等方面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网络媒体政策演变受到网络技术和网络管理体制的双重影响。 一方面,互联网技术一日千里、网络媒体形态高频迭变、网络传播功能日益聚合,需要网络媒体管理进行合理的顶层设计,形成具有灵活和融合的政策体系。另一方面,受制于传统媒体时代的分业规制惯性,以及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和条块分割的管理格局,我国网络媒体存在多头管理和政出多门的现象,相关政
策的调整跟不上网络媒体发展节奏。 政策供需失衡是推动我国网络媒体持续快速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在政策过程来看,网络媒体政策供需与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等环节密切相关。 网络媒体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部分,其政策过程注定由党和政府主导。在政策制定环节,网络媒体政策问题确定主要来自于党的执政需求和政府主管部门对网络传播问题的体认,政策议程创建以“内输入”模式为主,政策方案选择过程中党管媒体的基本原则以各种形式嵌入政策决策。 在政策实施环节,形成了双轨运行和多头管理的网络媒体政策实施体制,实施方式以审批准入、内容审查、专项行动、行政约谈等行政手段为主。从政策评估看,我国暂未形成系统的网络媒体政策评估机制,对政策效果缺乏必要的跟踪监测和后续反馈。 综合而言,在这样的政策运行模式之下,党和政府针对网络传播问题可以快速启动政策议程,并形成政策方案,在网络媒体社会性规制方面具有很好的效果。但是,这样的政策运行机制也容易导致对媒介意识形态过度强调、对管控手段过度依赖,造成政策理念窄化、政策选择偏狭等问题。 这些问题随着网络传播的扩张而日益明显,掣肘网络媒体发展的情况日益加剧,进而难以持续有效的落实党和政府在网络媒体领域的政策目标。面对网络技术扩张和社会经济发展,我国网络媒体政策亟需适当地调整。 基于我国网络媒体政策所处的困境和面临的挑战,本文认为我国网络媒体政策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更新理念、创新体制、平衡政策结构、科学处理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之间的关系,深度重构政策体系;开放政策过程,形成多元共治模式和主体多元化、完善政策制定机制和决策程序化;健全政策监督机制形成合理的评
从复杂网络视角评述智能电网信息安全研究现状及若干展望_梅生伟
高电压技术 第３７卷第３期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１日 Ｈｉｇｈ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Ｖｏｌ．３７，Ｎｏ．３，Ｍａｒｃｈ ３１，２０１１从复杂网络视角评述智能电网信息安全研究现状及若干展望 梅生伟，王莹莹，陈来军 （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电力系统及发电设备控制和仿真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摘 要：未来智能电网可视为信息／物理网相互依存的超大规模二元复合网络（ｃｙｂｅ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ｇｒｉｄ，ＣＰＰＧ），研究其安全理论特别是信息安全对全系统存活性的影响在理论和工程两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全面论述了电网信息安全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提出将复杂网络理论加以发展并应用于ＣＰＰＧ的网络建模、拓扑结构特征提取、连锁故障机理分析和脆弱度评估的新思路。所提研究课题有望建立基于ＣＰＰＧ的二元网络复杂性理论，为未来智能电网的建设提供技术支撑，特别是对从信息安全角度防止系统灾变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智能电网；二元复合网络；复杂网络；连锁故障；脆弱度评估；信息安全中图分类号：ＴＭ７１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６５２０（２０１１）０３－０６７２－ ０８基金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５０９７７０４７；５０８２８７０１）。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ｈｉｎａ（５０９７７０４７，５０８２８７０１）．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ｙｂ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ｍａｒｔ Ｇｒｉ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ＥＩ Ｓｈｅｎｇ－ｗｅｉ，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ＣＨＥＮ Ｌａｉ－ｊ ｕｎ（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４，Ｃｈｉｎ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ｍａｒｔ ｇｒｉｄ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ｄｕ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ｐ ｏｗ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ｃｙｂ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ａｌｌｅｄ ＣＰＰＧ．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ＣＰＰＧ，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ｙｂ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ｎｔｈｅ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ｉｓ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ｇｉｖｅ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ｃｙｂ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ｐｏｗｅｒ ｇｒｉｄ，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ａ ｎｅｗ ｉｄｅａ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ＣＰＰ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ａｓｃａｄｉｎｇ 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ｈｏｐｅｄ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ＰＰＧ，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ｏｗｅｒ ｇｒｉｄ，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ｙｂ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ｍａｒｔ ｇｒｉｄ；ｃｙｂｅ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ｇｒｉｄ（ＣＰＰＧ）；ｃｏｍｐｌｅｘ 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ａｓｃａｄｉｎｇ ｆａｉｌｕｒｅ；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ｃｙｂ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０ 引言 当前，智能电网的研究方兴未艾，一定程度上讲，智能电网代表了未来电网的主流发展趋势。 从近年电力系统科技发展的脉络上看，广义而言，可以认为智能电网有两大起源：①文［１］提出的数字电力系统理念，其重点在于输电网的智能调度与控制；②文［２］提出的“友好电网”，其重点在于建设互动型配电网。尤其是文［１］工作的提出，揭开了数字电网乃至智能电网研究工作序幕；２００６年国家电网公司实施ＳＧ１８６工程，开始进行数字化电网和数字化变电站的框架研究和示范工程建设，南方电网公司委托清华大学开展数字南方电网研究 ［３］ ； ２００９年， 国家电网公司提出了建设我国“坚强智能电网”的宏伟蓝图［４］ 。国际上，欧美等国纷纷出台了 各自的智能电网发展计划。与此同时，国内外学者从各个方面对智能电网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进行了 深入研究，取得了一大批重要成果［５－ ８］，其中多指标 自趋优运营能力被认为是智能电网与传统电网的最 大区别［ ９］ 。毋庸置疑，智能电网的建设进程伴随着电力系统中数字化和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系统中的能量流和信息流的交换与互动亦日益频繁，最终使得未来智能电网在很大程度上将发展成一类由信息网和物理（电力）网构成的相互依存的二元复合网络（ｃｙｂｅ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ｇｒｉｄ，ＣＰＰＧ）。在此背景下，研究信息网和物理网相互依存的新一代电力网络的拓扑结构特征、连锁故障传播机理、安全水平和生存能力以及相应的预防控制措施在理论和工程两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这主要缘于以下３方面的因素。１ ）智能电网在规模和动态上的复杂特性对复杂网络理论本身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智能电网建设的深入，ＣＰＰＧ的网络规模 ２ ７６DOI:10.13336/j.1003-6520.hve.2011.03.017
基于双边市场视角的通道费问题及其规制研究
基于双边市场视角的通道费问题及其规制研究 摘要：本文认为，随着大型零售商在信息技术与组织创新的作用下，零售市场从原来的单边市场转变为双边市场，作为平台企业，大型零售商采取非对称定价策略，一方面，向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及各种促销活动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另一方面，则向供应商收取通道费以弥补运营成本，但这一行为并不违反公平的原则，依据双边市场理论，大型零售商的非对称定价策略是把供应商及稀缺的消费者吸引到交易平台的重要制度安排，其价格策略源自于双边市场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因而不同于一般的垄断，不能按照常规的规制政策去管制。最后，本文对现有文献基于双边市场理论对大型零售商的行为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关键词：双边市场；通道费；交叉网络外部性；平台企业；非对称价格；政府规制 一、引言 近几年来，大型零售商向供应商收取通道费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大型零售商向供应商收取的费用种类繁多，包括进场费、店庆赞助费、各类节庆费、媒体广告费、新品上架费等，另一方面，大型零售商对消费者实行各项优惠政策，包括免费购物班车、凭购物小票免费抽奖、节假日促销等，大型零售商对供应商收取各种通道费而对消费者给予大量的优惠，这种新的定价策略要求我们用全新的视角来思考。传统的大型零售商势力研究主要有“效率提高理论”和“市场势力理论”两种，前者以“加尔布雷斯假说”为代表，认为通道费是供应商为了使研发出的新产品，获得有限的货架资源而展开竞争的结果，竞争的结果是供应商提供的好的商品最终占据了货架，零售商通过向供应商收取通道费，一方面实现了新产品营销的成本分担和风险转移，另一方面可以促进零售价格的降低，因此是可以提高竞争效率的。但“效率提高理论”只能解释零售商对新产品收取通道费是合理的，而不能解释对成熟产品收取通道费的行为。“市场势力理论”认为大型零售商通道费的收取是其市场势力的体现，但是“市场势力理论”难以解释如下情形：大型零售商在批发市场上作为买方和在零售市场上作为卖方都具有垄断势力的情况下，为何仅向供应商收取较高的价格而不向消费者收取较高的价格。这两种对大型零售商势力的研究均基于单边市场理论，对大型零售商的行为和策略做出了解释。 本文将基于产业组织研究领域中双边市场理论的视角来分析大型零售商向供应商收取的通道费问题，按照双边市场理论，大型零售商是一种具有双边市场性质的平台企业，为供应商提供了平台服务并创造出平台价值，因而对其收取费用合乎市场的规则，具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本文首先根据双边市场理论来分析大型零售商的双边市场特征及平台属性，然后研究大型零售商的非对称价格结构及定价策略，最后为政府关于通道费问题的规制提供有益的建议。 二、大型零售商的双边市场特征及平台属性
从语用视角看网络新闻评论语言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新闻逐渐成为一种新新闻信息传播方式。而网络新闻的交互性特点使得网络新闻评论发展成对广大社会群体产生极大影响的信息传播源。本文重点从语用视角来对网络新闻评论的语言进行分析。 【关键词】语用学；网络新闻评论；新闻传播 中图分类号：h3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7-0256-01 从语言学角度来说，网络新闻评论也是一种重要的网络新闻语言，它依托互联网平台而存在。网络新闻评论是区别于传播新闻传播渠道的一种重要表现，它是专门提供给网络新闻阅读者的一块发表自己主观意见和看法的区域，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网络新闻作者与评论者之间的会话区域。而互联网的公开性特点，让几乎所有的网络新闻评论都是公开的，一旦网络新闻评论形成集群意识，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就比较大。 一、网络新闻评论的语用主体分析 网络新闻评论中的语用主体主要是指具体参与到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的新闻作者以及评论者。从双方的属性来分析，由于网络新闻传播的交互性特点，新闻作者与评论者互为表达与接受主体。网络新闻评论打破了过去传统的信息单项传播的模式，读者也有了发言权和表达权，二者的语用主体身份也是互为表达主体与接收主体相互转化的。例如新文化网2015年11月23日发布的网络新闻――《合肥万人吃火锅宴京剧比基尼模特陪吃场面香艳》，新闻一发出，就引来广大网络读者的评论： 水色cici：“中国式营销的悲哀，能不能尊重下国粹艺术！” 诗人龙飞凤：“京剧是什么？国粹。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在糟蹋国粹，艺术可以创新，但用比基尼这样的着装来唱京剧，除了炒作除了庸俗，我看不到任何与艺术与国粹有关的东西，实在是有伤大雅。” 小熊画饼：“你们凭什么糟蹋老祖宗留下来的国粹？谁给你们这个权利！” 虽然网友的评论语气有轻有重，但是这件事的社会舆论走向是较为一致的，即人们都认为这种营销方式是在糟蹋国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尊重。网络新闻评论给予了作为接收主体的网友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转化身份，成为表达主体。这是一种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交互性的表现，同时也表明网络新闻的语用主体是相互转化、互为依托的。 二、网络新闻评论的语境分析 关于网络新闻评论的语境分析，其关键点在“语境”这一词，通俗地说，语境就是语言使用环境。目前，语境的划分种类非常多，从网络新闻传播方面来说，其语境主要从社会性和文化性这两方面来进行分析，即社会文化语境。 网络新闻传播的语言使用必须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进行，社会文化特性决定了在特定环境下会产生什么样的网络新闻评论。随着社会环境越来越开化，国家给予人们更多的的言论自由。人们能够参与讨论的内容也越来越多，而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也影响了网络新闻评论的发展。关于过去大家都不敢涉及讨论的话题，广大网友们也开始有了更多的讨论。例如新浪网于2013年1月23日发表的《部分单位公款吃喝转内部餐厅标准堪比五星饭店》文章，也引起了广大网友的讨论： 迈乐个腾：“原来听说‘五星级酒店都靠公款吃喝养活的’，我还不信，现在我信了，最近五星级酒店的上座率不到20%。大家说说五星级酒店的以后是不是活不下去了？” 奈奈宝：“我觉得在习总书记领导下的中国越来越重视贪污腐败给党的形象造成的危害，必须严惩！” 草原骏马：“呵呵，中央的八项规定好啊！光盘行动好！你说老百姓哪个有能力去酒店吃饭啊？过年过节可能有几个小康家庭。” 这则新闻是关于政府腐败问题的，很多网友都或内敛或直白地表明了自己对此问题的不
海尔网络营销环境分析
海尔市场营销环境分析 网络营销宏观环境分析 1、人口环境 我国人口众多，分布不均，各地收入水平差距也很大，导致家电市场的密集度和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从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家电行业的均衡持久发展。 2、经济环境 随着中国加入WTO，为本国家电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广阔天地。加入WTO意味着大家可以在一个公平互利的竞争环境中发展，这对我国家电企业的出口将是一个巨大的推动。正像康佳集团总经理陈伟荣所说“中国加入WTO有利于拆除国外对我国出口产品的贸易壁垒，同时，电子巨头在中国市场也不会再有什么更加优惠的政策了，这更有利于我们在国内市场的竞争。” 3、技术 家电产品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应用，其数字技术、模糊技术、信息技术的不断导入，使产品的更新换代不断加快，将满足不同阶层和家庭的消费需求，为家电市场创造新的消费领域导入新的消费理念，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但我国家电企业普遍存在着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产业升级滞后的问题，在技术开发上与日本、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这也成为我国家电行业发展的瓶颈。 4、法律政策 从1998年开始，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消费政策，
包括家电在内的耐用消费品已被列入银行创办的个人消费信贷新品种，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城市的消费需求，也推动了家电行业的蓬勃发展。家电下乡补贴政策。 二、企业内部环境分析 1、海尔的资源配置状况分析 技术战略联盟⑴国内利用高校科研力量 上海复且大学联合建立两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与上海交大联合建立“数字电视”和“移动电话”两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及美国第二大专业软件开发商 2、企业创新能力 (一)战略创新 海尔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就确立了名牌战略,把提高质量而不是数量作为首要工作。第二阶段是多元化阶段,海尔从冰箱一种产品做到多个产品。第三阶段是海尔的国际化战略。 (二)观念创新提出了“斜坡球体论”的管理理念;“卖信誉而不是卖产品”的“信誉第一”理念;“用户总是对的”和以客户需求为“真理唯一标准”理念;“先造人后造产品”理念;“二三等品就是废品”理念;“赛马不相马”理念。 (三)技术创新海尔运用技术创新形成自身核心技术优势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自我发展,建立自己的研究开发机构———工程塑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广电局广播科学研究院。二是与拥有互补优势的企业或科研院所建立“战略联盟”与联系,或兼并收购拥有某种
政府执行力与政策网络的运行机制_王春福
政府执行力与政策网络的运行机制 王春福 内容提要:提升政府执行力是保证政令畅通,使政策能够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前提条件,也是提高政策有效性的根本保证。从政策网络视角解析政府执行力问题,寻找提升政府执行力的有效途径还是一个新的课题。政策网络的运行机制同政府执行力密切相关。完善政策网络的协同机制、学习机制和妥协机制,进而提高政策网络的协同层次是提升政府执行力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政府执行力;政策网络;运行机制 2006年, 执行力 概念第一次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政府执行力建设被正式纳入国家治理的视野。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谈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时,提出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 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执行顺畅 当然离不开政府的执行力。这也表明,执行力已成为各级政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迫切需要加强和提高的重要课题。从政策网络的视角研究政府执行力问题,可以为提升政府执行力提供新的思路。 一、政策网络的内涵及其理论的由来 政策网络可以看作是政策过程中相互依赖的各行动者之间不同互动关系的总称。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策研究超越了 阶段论 对政策运行过程的解构,使政策网络成为一种新的分析范式。由于政策网络作为一种政策分析范式更接近实际的政策过程,其理论和方法逐渐成为政治学和政策分析领域的主流话语。 由于政策网络理论还是一种新的政策理论,也由于不同的学者研究问题的视角不同,以及西方各国实际政策运作过程的差异,目前,还没有形成对政策网络比较一致的定义。在西方学者中有一定代表性的界定,就是把政策网络看作是: 由于资源相互依赖而联系在一起的一群组织或者若干群组织的联合体。 还可以从对政策网络基本特征的描述上,对政策网络作进一步的理解。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由各行动者结成的政策网络一般认为具有:政策行动者的多元性、互依性、自主性、平等性、流动性和人际关系复杂性等特点。也就是说在政策网络中,参与政策活动的行动者来自政府、企业和社会等不同领域和不同阶层,他们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彼此又具有独立的自主性,各行动者在政策网络中地位是平等的。随着政策网络的运行各行动者处于流动的 转引自朱亚鹏: 公共政策研究的政策网络分析视角 ,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唯品会网络营销环境分析
唯品会网络营销环境分析 一：公司简介： 唯品会(https://www.wendangku.net/doc/8512709743.html,)由沈亚和洪晓波于2008年12月在广州创立，是一家以品牌特卖为特色的B2C电商网站。以低至一折起的价格售卖名牌商品，商品囊括时装、配饰、鞋、美容化妆品、箱包、家纺、皮具、香水、3C、母婴等。每天100个品牌授权特卖，确保正品、确保低价。唯品会率先在国内开创了“名牌折扣+限时抢购+正品保险”的商业模式。加上其“零库存”的物流管理以及与电子商务的无缝对接模式，唯品会得以在短时间内在电子商务领域生根发芽。唯品 会坚持安全的交易环境和服务平台，可对比的低价位，高品质的商品，专业的唯美设计，完善的售后服务，全方位地服务于每一位会员，打造成中国最大名牌折扣店。 二：宏观环境分析 1·人口环境： (1)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大中城市人口数量多，人口密度大，居住地点集中。网络消费群体膨胀,对于电子商务的潜在消费量大 (2)青少年所占比重较大 (3)城镇化发展迅速等因素都为唯品会提供了巨大的消费. (4)我国人口趋于老龄化，也势必会影响唯品会的细分市场。 (5)截止2013年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6.04亿，手机网民达到4.64亿，报告称，网络购物用户增长48.6%，是用户增长最快的应用，而网上支付和网上银行也以45.8%和48.2%的年增长率，远远超过其他类网络应用，我国更多的经济活动正在加速步入互联网时代。
2.政治法律环境：随着整个网络营销体系的建立，国内电子商 务的相关法律也随之逐步完善起来，这将更有利于企业的网络营销 建设。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网上交易平台服务法律规范》、《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等。推动了网上交易健康， 帮助和鼓励了网上交易行为的产生。 3.经济环境： (1)经济增长率：近年来我国的GDP持续上升，国家的富裕程度 大大提升,经济全球化&市场扩张。 (2)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施行市场经济体制，电子商务更好的发展。 (3)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对电子商务的消费没有太直观的影响； (4)产业结构：目前我国强调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4文化环境： (1)教育文化水平：国民的整体素质提高，生活方式和人口结构都有所改变，对电子商务能够广泛地接纳。消费结构改善，对于商品的理性购买能力提高。 （2）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消费习俗 发生了转变，对网络消费的接受和青睐使得对网上购物的需求增大。 5．科技环境：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贸易形势的灵活性、物流技术的快速发展给电子商务带来的长足的发展前景。首先，Internet的技术和应用在不断更新。技术的革新为移动支付业务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非接触式移动支付方案的使用代表着我国的移 动支付业务已经进入第三代；其次，3G带动移动支付业务的发展。3G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移动电子商务的兴起，使手机成为更为便捷的交易终端，通过手机可以更为便利地实现随时随地购物；再次，第 三方支付工具不断优化。支付宝等主要第三方支付工具通过发放消
中国的网络营销环境分析
中国的网络营销环境分析 网络互联网发展报告分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日前发布《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同比增长17.5%，其中，智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1.9亿，渗透率达到53.4%。 CNNIC的调查显示，中国男性网名占61.3%，女性占38.7%，男女性别比为1.6：1.其中，未婚者占41.5%。已婚者占41.5%。从年龄的分布来看，网名主要集中在18岁到30岁之间。从教育程度来看，高中和高中以下学历的网名占的比例分别是28.8%和8.7%，大专为26.7%，本科33.6%，硕士以上占20.2,。从用户的职业来看，学习比例是最高的，占到23%，专业技术人员20.6%、办事员18.6%和商业服务人员占12%。从行业来看，网民主要集中在商业贸易、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科研教育等行业。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已经成为很多人工作生活的好帮手。目前大约有2500万人经常使用网上招聘，1500万人经常使用网络教育；同时分别有大约900万人和600万人在享受网络电话和网上预订带来的好处。而在线影视音乐收看及下载(在线电视、在线广播)的规模已经超过了4000万。 网上问卷同时对网络游戏和网络购物情况进行了调查。从调查结果看，有接近1/3的用户是在2000年首次接触到网络游戏，平均每个玩家每周花费时间是11个小时，即每年花在网络游戏上的时间是23.8天，即每年有接近一个月的时间用在了网络游戏上。问及学生玩
游戏的目的时，“为了结交朋友”的回答相当高。在网络购物方面，中国经常网上购物人数已达3000万人，有1/4的网民有过购物经历。在支付方式上，使用网上支付的比例呈逐年递增趋势，网上支付的实现、安全与否势必会成为影响网上购物的重要因素。 从各个网站的关键字“网络营销”搜索来看，出现的岗位频率最高的是网络营销、网络营销专员、推广专员….主要的行业是金融、银行、投资、基金、证劵，以及各种培训中心，为这个中心做推广。 总体来说，网络营销需要熟悉电脑办公软件；熟悉网络信息发布平台；精通各种网络销售技巧，有相关工作经验，熟悉各大门户网站及各团购网站；熟悉公司内链、外链的建设等。 企业开展网络营销的重要性：我国民营企业，普遍规模较小，技术装备较差，管理水平较低，产品品种少，创新速度慢，附加值低，这些问题使我国民营企业在市场上竞争主要依靠产品成本优势。随着全球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对我国民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将极为不利。我国民营企业要在国际市场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的激烈市场竞争中生存并持续成长和发展，培育和提升其科技竞争力将是唯一选择。我国民营企业在R&D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培育科技竞争力，以保持产品成本的持续领先及其先进性、独特性等竞争优势，将值得我们为之探索。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竞争时代的到来，网络作用日显突出。从企业内部来看，网络效应加剧了企业资源存量的有限性及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这也是网络竞争推动我国网络技术发展的重要动
语文视角看网络热词
语文视角看网络热词 这年头，这世界变化太快；这网络，这信息让人目不暇接。 更令人眼花缭乱的是层出无穷的网络热词，有时让我们这些教语文的老师都目瞪口呆莫能名其妙！ 年末之时，各网站和某些钟情人士又在统计什么“十大网络热词”了。据说2012年这些热词上榜：你幸福吗、元芳你怎么看、高富帅、白富美、中国好声音、江南Style、躺着也中枪、吊（屌）丝、逆袭、舌尖上的中国、最炫民族风、给跪了等等，虽然各家说法不一，但以上语词还是受到普遍认可的。 再回看2011年的网络热词，主要有：坑爹、闹太套、擦、我了个去、你懂的、肿么了、伤不起、妹纸、震精、鸭梨、亲，扶不扶、hold住、有木有、凹凸曼、悲催、稀饭、酱紫、表拍砖、尼玛、你懂的、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盐慌子孙等等。 2010年度流行词语：给力、我爸是李刚、神马都是浮云、凡客体、鸭梨我勒个去、羡慕嫉妒恨、非常艰难的决定、伪娘、蚁族、犀利哥、官二代、围脖、橡皮人、团奴、十全十美婚、“蒜你狠”系列（豆你玩、糖高宗、姜你军、油你涨、苹什么、鸽你肉）等等。 由此我们可以上溯到本世纪初，网络热词开始被人关注、仿效、运用，到如今一发不可收拾，以致成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被人们津津乐道，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成为正式场合标新立异的用语。 作文语文老师，这种现象必然会刺激着我们的神经，让我们不能不认真思考它的存在理由和价值、它的表现形式和手法以及对我们语文教学可能产生的冲击等，因为这种现象有可能伴随我们整个世纪！ 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阐释它之所以蓬勃兴起的背景，也可以从心理学角度探寻它之所以广受关注的理由，还可以从网络学角度来分析它之所以应时而生的原因，相信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启示。然而语文教师必须考虑这种现象对我们的教学带来的影响，从语文视角去研究该如何应对这一日益凸显的语言热点问题。 首先我认为，这是个值得高兴的事，尤其对于一个语文教师来说，看到我们的语言不断推陈出新，看到我们的语言有如此强大的再造能力，只能说是非常幸运的事！
政策执行网络研究述评_宗晓丽
［提要］政策网络理论以其全新的视角拓展了政策执行研究的视域，成为第三代政策执行模式中的重要内容，从而形成政策执行网络研究。国内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主要从政策执行网络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展开。政策执行网络研究在积极探索的同时还存在研究理论系统化不足和研究本土化不足的问题。 关键词：政策执行；网络；述评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文献标识码：Ａ 收录日期：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３日 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以维尔达夫斯基（A·Wildavsky）和普雷斯曼（J·L.Pressman）1973年出版的《执行》一书为开端，西方学界先后经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二者整合的三个阶段，此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三种不同的研究进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取向在政策执行研究中均有着重大的贡献，但同时二者也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自上而下研究的主要缺陷是过分强调制定者的政策目标，忽视基层官员的主观能动性及适应性策略。自上而下模式缺陷在于，以组织中的基层人员作为出发点，强调政策的成功取决于基层执行人员的承诺与技巧，忽略了政策制定者和政策目标。 鉴于第一、第二代政策执行研究的固有缺陷，有学者尝试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形成了整合模式，整合模式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府际关系、倡导政策联盟、治理理论、制度分析、理性选择、政策网络等，而政策网络理论的兴起则为政策执行研究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第三代模式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探索路径。 关于政策网络具有代表性的是本森（Benson）提出的：“由于资源相互依赖而联系在一起的一群组织或者若干群组织的联合体。”政策网络理论至今虽然还存在很大争议，但自其出现，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对政策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为一种新兴公共政策理论，公共政策学者将其引入政策执行领域并进行了积极探索，从而产生了政策执行网络研究。本文以国内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为研究对象，对国内政策执行网络相关研究加以梳理和简要评价。 一、政策执行网络的理论研究 （一）关于政策执行网络的内涵。在政策网络的基础上，余敏江、梁莹提出“政策执行网络”的概念，其内涵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政策执行的主体或客体的公共部门、公民、第三部门、私人部门组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基于沟通和信任而共同参与执行并由此形成的参与者之间的网络。周世亮、曹映来认为上述对政策执行网络的定义忽略了政策网络的动态性，因而提出公共政策执行网络就是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相关要素基于互动而联结成的关系网络，其内涵要素包括政府、公民、第三部门、企业。曹堂哲转引林玉华对政策执行网络内涵的定义：政策执行的网络模型将政策执行过程理解为行动者在网络结构中互动，形成一定的政策结果，政策结果反过来又影响行动者下一步行动的辩证过程。 （二）政策执行网络产生的意义。周世亮、曹映来认为政策执行网络的理论意义在于：适用于复杂政策执行过程的描述；有利于展现政策执行的关联性、动态性；有助于实现政策执行规划的系统化。现实意义在于有助于多中心治理结构的形成；有助于协调多方面的利益，实现和维护社会发展的稳定；有助于善治局面的实现。李晗认为政策网络分析研究网络的参与者及其彼此间的联系，关注网络中的核心组织与其他组织间的关系和互动，较好地揭示了政策执行过程的动态性和复杂性。许克祥、秦静指出政策执行网络的优势在于可以整合地方利益和公民及团体利益，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实现社会整合。谭英俊分析了政策网络理论对政策执行研究的影响：拓展了政策执行研究的维度；扩大了政策执行研究的视野；揭示了政策执行的本质。论述了政策网络理论对政策执行的启示：扩大执行主体的范围、丰富政策执行的工具、协调政策执行的关系、创新执行文化。 （三）影响政策执行网络运行的因素。余敏江、梁莹从协商民主的视角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于政策执行网络的意义，认为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政策执行中的对话与协商、公民参与意识以及积极的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政策执行中的良性互动，从而促成政策执行网络的现实运行。叶麒麟分析了社会资本理论与政策执行网络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性，认为政策执行网络的现实运行及其绩效的高低受到社会资本存量的重要影响，为此建立政策执行中的对话机制，培育行政人员的公共行政精神，发展第三部门，有利于推动政策执行网络的现实运行。王春福认为政策网络的运行机制同政府执行力密切相关。影响政策网络运行的有协同机制、学习机制和妥协机制并对其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这些机制是提升政府执行力的重要途径。 （四）政策执行网络的构建。邓凡从政策网络理论对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贡献和我国的社会环境两方面论述了教育政策执行网络模式构建的可能性。进而提出我国教育政策执行的构建需要从以下维度考虑：一元到多元的执行主体的构建；“中心—— —边缘—— —中心”的信息传递的路径选择；从单一到灵活多样的政策工具的选择。许克祥、秦静把政策网络执行看作是一种政策执行的新模式，认为通过扩大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合理选择执行工具，设计有效的网络等方式来构建政策执行网络。 （五）对政策执行网络的反思。定明捷对政策执行网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从网络的水平层面和垂直层面进行分析，认为执行网络涉及的多个政策执行主体间的协调和合作，会使政策执行出现“反公地悲剧”现象，并以我国乡镇煤矿管制政策执行为例进行深入阐释。针对“反公地悲剧”现象，提出如下治理措施：统一政策执行权，消除政策执行主体间的冲突和利益纠纷；设立中间协调机构，统一协调政策 政策执行网络研究述评 □文／宗晓丽 （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甘肃·兰州）公共/财税 No.1x2017《合作经济与科技》 1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