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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美援朝决策过程阶段特性的几点分析

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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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决策至今,已有60年了。对它的评价,近些年来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很可能还会继续下去。这里,我想根据相关档案材料,对这一决策过程的阶段特性谈一点看法。

说到抗美援朝决策,与其把它看做是一个会议或几个会议作出的,不如把它看做是一个过程更加准确。因为这一决策的确有其特殊性,是以朝鲜半岛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为背景,不断进行重新判断和动态调整的结果。

抗美援朝决策过程,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至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止,至少经过了以下四个阶段。

一、抗美援朝决策的第一阶段:“备而不用”抗美援朝决策的第一个阶段,是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8月初朝鲜人民军进至

洛东江西岸地区之时。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对这场朝鲜内部的统一战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基本态度是,赞成金日成进行的统一战争,但把它看成是朝鲜的内政,希望能顺利解决问题。

周恩来说:“原来设想是赶李承晚下海,一鼓而下,很快地解放全朝鲜,使得战争很快结束,至少告一段落。如果美帝国主义要援助的话,它也需要有长期的准备和调动更大的兵力,才能进行登陆作战。这种前途对朝鲜是有利的,朝鲜人民也向着这个目标努力的。但根据两个月来的作

战情况,这一设想大体上是不可能实现了。

”①这是8月底讲的,大体上反映了6月下旬到8月初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基本看法。

当时存在的客观情况是,朝鲜人民军连续发起四次战役,迅速将战线推进至洛东江西岸地区。但同时也暴露出自身的弱点,主要是对美国悍然发动侵朝战争的冒险性估计不足,对美国能够盗用“联合国军”的名义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能力估计不足,对这场战争有可能复杂化、长期化的准备不足。这就为在8月20日第四次战役结束时战争转入胶着状态埋下了伏笔。

同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称:“我已命令美国的空海军部队给予朝鲜政府

部队以掩护及支持。

”并称:“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即中国台湾)的任何进攻。”还宣称:“福摩萨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的和平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

”②7月1日,美国第一批地面部队在釜山空军基地降落,拉开了此次武装干涉朝鲜内政的序幕。

7月10日,杜鲁门正式任命麦克阿瑟为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从此,在朝鲜半岛上,展开了一场长达3年的反侵略力量同侵略势力的较量。

对于杜鲁门的声明,中国政府迅即作出反应。

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指出:“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①

同一天,周恩来还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的身份发表了关于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声明。声明指出:“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并且指出:“美国政府指使朝鲜李承晚傀儡军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进攻,乃是美国的一个预定步骤,其目的是为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越南和菲律宾制造借口,也正是美帝国主义干涉亚洲事务的进一步行动。”②

7月6日,周恩来还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安理会各成员国,代表中国政府声明:联合国安理会6月27日通过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不仅毫无法律效力,而且大大破坏了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杜鲁门同日发表的关于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以及美国海军侵入台湾沿海的行动,“是彻底破坏联合国宪章关于任何会员国不得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其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原则的公开侵略行为”③。

这是中国政府为控制事态发展所作的第一个努力,却被美国政府置若罔闻。

美国对朝鲜战争作出的反应表明,它从一开始,就是把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同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联系在一起的。其侵略战争,不仅已经危害到了朝鲜半岛,而且对中国的领土完整与国家安全也构成严重威胁。

就在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布声明的第三天,6月30日,周恩来约见原准备派往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馆工作的柴军武,说:朝鲜打起来了,杜鲁门政府不仅宣布派兵入侵朝鲜,侵略台湾,而且对进一步侵略亚洲作了全面部署。他们把朝鲜问题同台湾问题和远东问题联结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派人同金日成保持联系。由于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还在武汉养病,周恩来要他即带几个军事干部以使馆名义先去。不久,柴军武被任命为驻朝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④面对美国武装入侵朝鲜并蓄意扩大侵朝战争的情况,在毛泽东的提议下,1950年7月7日和10日,周恩来两次主持召开讨论保卫国防问题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并于7月13日报送《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由毛泽东当日批准执行⑤。

在这期间,7月12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会见受金日成委托专程赶来北京的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李相朝,听其通报朝鲜战争发展的近况⑥。这更加坚定了尽快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决心。

《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规定,以第13兵团所属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和第42军,以及炮兵3个师等部队,共25.5万人左右,组成东北边防军,限8月5日前到达中朝边境地区集结。边防军指挥机构,以粟裕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并且明确:政治动员工作,总的是在保卫国防安全的口号下进行。⑦

①②③④《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54页。《人民日报》1950年6月29日。

《人民日报》1950年7月7日。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1页。

命令下达后,各有关部队迅即行动。但在指挥机构和后勤供应方面遇到了困难。主要是,“边防军粟裕司令员需要休养,副司令员萧劲光、副政委萧华一时还难以离京北去”;“边防军的供应需要强有力的后勤组织方能胜任,而中南只能组织轻便的后勤机构,刚到东北恐亦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于7月22日写报告给毛泽东,提出:关于指挥问题,“请主席考虑边防军目前是否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关于后勤保障问题,“中南李聚奎到东北后,即兼任军区后勤部长,所带之后勤机构即合并到东北后勤部中,因东北军区后勤太弱,不能胜目前的大任。”①毛泽东于第二天批示同意②。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在7月中旬委托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传达指示,命令华东海军迅速组织力量,打通长江口航道,扫荡江浙沿海残敌;在舟山建立海军基地,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应付帝国主义可能扩大的战争③。

组建东北边防军,是这一阶段中共中央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那么,当时组建东北边防军的重点,是在出兵,还是在边防呢?显然是在边防。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在第一种设想情况下组织边防军,是备而不用”。④事后的情况证明,如果当时不采取组建东北边防军的措施,一旦朝鲜战局发生重大逆转,我们就会措手不及。

这里需要重申的是,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对美国政府向中国发出的每一个挑衅行动,中国政府都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如对6月27日杜鲁门总统的声明,6月28日毛泽东即郑重宣告:“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⑤7月7日,美国等国组成“联合国军”。7月13日,中央军委下达组成东北边防军的命令。

二、抗美援朝决策的第二阶段:“立足于帮”

抗美援朝决策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50年8月上旬至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以前。

这时,朝鲜人民军与美军、南朝鲜军队在朝鲜半岛东南隅的洛东江一带成僵持局面,朝鲜人民军攻势作战已呈乏力状态。当时,我方的估计是,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但估计朝鲜人民军有能力进行持久战争。同时,开始增调兵力加强东北边防军的力量,在保卫的同时,预作出兵准备,力争必要时出手即胜。

8月26日,周恩来说:“现在,朝鲜的敌人变成了一个拳头……因此,不能不设想第二种情况,即战争的长期化。要准备在长期化的战争中逐步消灭敌人。在适当的情况下,朝鲜人民军向后撤一下,使敌人深入、分散兵力,然后达到分路歼敌的目的。这同我们的准备工作是有联系的。”他提出:“我们在第一种设想情况下组织边防军,是备而不用;在第二种设想情况下,是加重了我们的责任,并且应该很快地积极准备。因为这种情况即将成为现实。”⑥还在半个月以前,毛泽东就在考虑根据朝鲜战局变化对战略准备的重点预作调整的问题。8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朝鲜战争局势。他在会上明确提出了准备帮助朝鲜的问题。他说: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

①②③

以上引文均引自《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80 81页。《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171页。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7页。

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①周恩来在会上也说:“如果美帝国主义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侵略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而北朝鲜要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帮助。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②

毛泽东说,对朝鲜要帮。这个“帮”是什么含义?周恩来说:“根据中国访问朝鲜代表团反映,朝鲜足有进行长期战争的条件。”“这说明朝鲜进行长期战争的基本条件是存在的。但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看来这个任务势必落在我们肩上。”③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8月5日毛泽东致电高岗,要求东北边防军要在1个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9月上旬能够投入作战。他在电报中说:“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八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九月上旬能作战。请高岗同志负主责,于八月中旬召集各军师干部开会一次,指示作战的目的、意义和大略方向,叫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还告诉高岗:“我们当令萧劲光、邓华、萧华参加这次会议。”④

就在发出这份电报的前一天,8月4日,毛泽东还批准了聂荣臻的一份报告。报告根据东北军区的请示,提出可否派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保护鸭绿江大桥。报告强调,为保持中朝之间的交通联系,“鸭绿江的桥梁对我来说是必须保护的”⑤。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8月13日,高岗在沈阳召开了军事会议,并在会上讲话,将近期中央有关朝鲜战局的基本判断,以及组建东北边防军的主要考虑,以及有关的准备工作,一一予以明确。

半个月之后,8月18日,毛泽东在收悉了高岗15日报送的其在东北边防军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并听取了萧劲光有关边防军各项问题的汇报之后,致电高岗。在电报中,将完成作战准备的时间推迟了半个多月,要求“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九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九月三十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于朝鲜人民军进行持久作战的能力有了一定的信心。

1950年9月5日,毛泽东说:“就目前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过去,我们对于朝鲜战局的估计有速决和持久两种可能性。所谓速决,就是朝鲜人民军乘胜追击,把美军和李承晚的残余伪军赶到海里去。现在美国在朝鲜已经增加了它的军队,因而战争持久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加了。”⑦

就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的立足点也还是在朝鲜自己的力量上,我们的准备仍然是“帮”。他说:“朝鲜人民是可能坚持这个持久的战局的,他们动员的人力已超过一百万,朝鲜人民军队现在有十几万人,今后还能继续补充。”⑧

8月25日,周恩来在有民主党派参加的政务院第四十七次政务会议上,第一次谈到要帮助朝鲜的问题。他在听取郭沫若作《中国人民代表团参加朝鲜解放五周年庆典经过的报告》后发言:朝鲜人民帮助过中国人民。现在朝鲜人民正抵抗着帝国主义阵营的侵略,这是替亚洲人民打头阵、当先锋。朝鲜战争拖长的可能性增加了,朝鲜人民将要长期作战。我们应支持他们,坚决帮

①②③④⑤《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09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2页。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45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179页。

《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29页。

助他们。①

在这个阶段,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意图是怎样看的呢?周恩来讲过这样一段话:“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给了我们新的课题: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美帝国主义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至少企图将朝鲜人民军压至三八线以北。因此,朝鲜确实已经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②这反映了当时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干涉朝鲜企图的判断。这和第一阶段的判断基本一致。

9月3日,毛泽东在给高岗的复电中,对当时的朝鲜战局也有过分析,说:“友军(指朝鲜人民军)作战方面,可能发生如来信所说的困难。③但估计一时尚不便改变,还须打一个时期(也有此种必要),到无可打了,损伤也大了,就会逐渐改取守势。友方人员的后备力甚大(已动员报名百万以上),装备是有的,故估计可以坚持颇久的时间。”④

从立足于“边防”到立足于“帮”,这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再加上形成“战争持久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加了”的判断,原先的有关组建东北边防军的部署显然是不够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毛泽东批准,紧急采取了加强东北边防军的两项重要举措。一是从中南地区调第五十军进入吉林境内,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二是对战略准备的二线和三线部队作出部署,调九兵团至山东津浦铁路沿线作为二线部队,调19兵团作为三线部队至陇海铁路沿线。

8月19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提出关于在关内冀东地区配备第二线兵力的报告。报告指出:如美帝对朝鲜的侵略战争继续打下去的话,虽然我们有了第一步部署,已将第十三兵团调至辽南,但仍恐不足以应付事变。因此建议,应于关内机动地区,再行配备第二线兵力,以为未雨绸缪之计。我们觉得除上海地区有第9兵团4个军可以机动外,应再有1个兵团集结起来,作为战略机动兵力,以策安全。这个兵团以第19兵团为最合适。我们提议,于9月秋收后,将该兵团3个军集结起来,移至济南或郑州、洛阳地区休整,作为机动。因为济南一方面可控制山东半岛,同时也可作为第13兵团的第二梯队,南面则与上海第9兵团互相呼应。郑州、洛阳虽嫌稍后,但便于训练,运输亦不困难。⑤毛泽东接到这个报告后,于8月20日转给时任西北军区司令员的彭德怀征询意见,很快即予照准。

8月26日,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周恩来召开了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的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出了“争取出手即胜”的问题,要求既不能“使朝鲜人民失望”,也不能“让敌人过早知道”⑥。

事态的发展表明,这是一项退可确保边防、进可及时出兵的未雨绸缪的战略举措,为取得瞬息万变的朝鲜战局的主动权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三、抗美援朝决策的第三阶段:我们要管”

抗美援朝决策的第三个阶段,是从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到10月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

①②③《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9页。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43页。

高岗在1950年8月30日来信中说:根据各方情况看来,人民军以现有力量,希望在大邱、釜山地区消灭敌人已不可能。如不主动转移作战地区,分散敌人,在有利条件之下消灭敌人,而仍在原地,相持日久,消耗日增,美军增援后势必出击,则可能遭受损失,影响士气。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00页注4。

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在仁川成功登陆。此举扭转了朝鲜战局,使美军和南朝鲜军转入全面反攻。朝鲜人民军顽强抵抗。9月28日,已属朝鲜人民军占领的汉城被攻陷。朝鲜人民军的后方交通线被美军和南朝鲜军队拦腰切断。9月29日,美军和南朝鲜军队进逼三八线。朝鲜战局顿时处于极其危险的状态。

此时,我方的基本判断是,朝鲜战局十分严重,而且有进一步扩大到三八线以北地区的危险。希望朝鲜人民军迅速撤至三八线以北,在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保存主力。中国方面则一面积极做出兵准备,一面尽最大的外交努力,频频向美国发出严正警告,力争避免朝鲜战火向中国边境蔓延。

还在8月下旬,毛泽东等就对朝鲜战局可能发生重大变故有所察觉。8月28日,根据中央的决心,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发布了《关于建立值班制度的命令》:(一)为了工作的需要,自即日起,作战部、情报部、通信部及空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均须建立24小时(不分昼夜)的值班制度。有来自各地的长途电话及军委首长电话时,均须随叫随到,不得延误。(二)值班参谋人员,接到上项电话时,均应予以笔记,以备查考。还要求,各部24小时值班制度的建立情形,限3日内上报。①

周恩来还主持会议,同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等一起,专题研究东北南满地区工业设备的搬迁问题。在9月3日写给毛泽东、刘少奇的报告中,周恩来表示:“经与陈云、一波、富春、荣臻诸同志面谈,均认为从目前形势看来,以加强积极防御较消极迁移为好,从迁移本身看来,大搬(鞍山、抚顺、本溪等)不可能,小搬可根据实际可能分别现在就搬、布置好了再搬、等到非搬不可再搬三类,以及搬往北满或搬一部分到关内两方面着手。”②9月18日,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通报美军仁川登陆后的朝鲜战局。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9月20日,周恩来致电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要他转告金日成:“我们认为你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朝鲜军民的英勇是令人感佩的。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尚有增加的可能,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占领,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并向三八线进逼。而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方有可能。因此,请考虑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敌人要求速决害怕持久,而人民军则速决既不可能,唯有以持久战争取胜。”③这个电报,经过毛泽东、刘少奇的修改。④21日,倪志亮把这封电报转交金日成。金日成回电表示赞同。

随即,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向苏联方面通报了上述情况,并询问了苏联党对朝鲜战局的看法。双方取得了一致意见。

然而,我们不期望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腹背受敌的巨大压力下,9月27日,金日成果断下达了进行有计划的撤退的命令。9月30日,又向中方通报了朝鲜人民军第一方面军的八个师被隔断的情况。10月1日夜,周恩来致电倪志亮转金日成,表示“你们的军队必须迅速北撤,愈快愈好”。⑤10月2日,又在转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补充说:“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切勿恐慌动摇,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⑥上引两封电报中这两段十分有分量又十分急切的话,正是毛泽东在审阅电报时加写上去的。

①②③《聂荣臻年谱》上卷,第529 530页。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50页。《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56、57页。

这时,朝鲜战火已有向三八线以北进一步扩大的态势,而三八线是中国政府决定出不出兵的底线。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为了避免朝鲜战争扩大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9月29日,中国政府得到可靠消息,美军准备越过三八线。9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宣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②这后半句话,是毛泽东审阅时加写的。

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又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通过他转达中国政府对美国的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还说:“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我们至今仍主张如此。我在十月一日的报告中也声明了我国政府的态度,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中建设。”③华盛顿时间10月3日深夜,美国国务院接到了其驻印大使紧急发回的电报,报告了周恩来的上述警告。④然而,美国当局却一再无视中国为制止战争扩大所作的种种努力⑤。10月7日,美军大举越过三八线,企图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如果中国政府吞下这枚苦果,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当天的深夜,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同时,金日成与朝鲜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联名致信毛泽东,要求中国给予军事支援。信中说:“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⑥这封信在10月3日由朴宪永抵达北京,当面交给毛泽东。

对于美军在仁川登陆,毛泽东早有所料。他在1950年10月2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曾经这样说过:“还在今年四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七月中旬,七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我们又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⑦尽管毛泽东对出兵已有思想准备,但是要使一个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决一雌雄,真正下这个决心又谈何容易。

毛泽东最早得知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请求,已是10月1日深夜。2日凌晨2时,毛泽东立即致电高岗、邓华:“(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三)请邓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⑧

10月2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

会议召开前,毛泽东亲笔写了一份给斯大林的电报稿,对斯大林10月1日来电加以回复,

②③④⑤1956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苏共中央代表团时说:“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5、26页。

转引自《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卷,第138页。

直到1950年10月6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其评估报告中仍然认为:“外交部长周恩来近来所作的关于共产党中国对外政策的长篇报告,没有包含新的强硬言辞或谴责,而且其谨慎的威胁言论并不足以表明北平的对外政策有任何重大改变的迹象。”“它的意图很可能是力图吓唬联合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而不是中国即将干涉的预先警告。”见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7册,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48页。

原准备在中央书记处会议后发出。在10月1日斯大林来电里,要求中国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到三八线,以便让朝鲜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毛泽东在10月2日的电报稿中原准备答复说:“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①

除此之外,这份电报稿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毛泽东对于战争前途的分析。毛泽东估计到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那时,“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另一种是“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就当时而言,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毛泽东还客观冷静地分析了我军在火炮和制空权方面的劣势,坦言:“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②

二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部署及任务的考虑。毛泽东在电报稿中写道:“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五六个不够)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③这种先出兵展开、再换装反攻的设想,后来由于美军迅速推进至鸭绿江边而被迫改变。

计划中的事情,往往还要根据变化作出调整。在10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未能对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作出决定。会后,毛泽东只能将这份事先拟好的电报稿搁置一旁,而将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同时,毛泽东还转告斯大林,说:“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将出席”。④很长时间以来,在中共中央内部的重大决策过程中,出现如此反复的情况并不多见。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当时条件下要作出抗美援朝的出兵决策,是何等的艰难,是何等的不容易!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

尽管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了暂不出兵的决定,但是有关准备工作仍在继续有条不紊地加快进行。10月3日,周恩来会见来北京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内务相朴一禹,就朝鲜作战的各项问题交换意见。中国政府的立场,正如周恩来所言,如果美国军队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中国“不能坐视不管”。⑤第二天(10月4日),毛泽东重新改写了周恩来给驻朝鲜大使倪志亮的电报,明确指示应将武官观察组分成两组,一个调查平壤附近及平壤安东线、平壤辑安线的各种情况;另一个调查平壤元山线及元山清津线及其以北山区的各种情况。还嘱咐说:“平

①②《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26页。《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27页。

壤元山线至三八线之间的情况,如有可能亦应略作调查,但勿深入。”①

10月4日和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朝鲜战局和出兵援助朝鲜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彭真、陈云、张闻天、彭德怀(会议中间赶到)、高岗。列席会议的有: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胡乔木、杨尚昆。②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反复研究出兵的利弊得失,最终决定我国派志愿军入朝参战。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刚结束,周恩来于10月6日主持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到会者还有朱德、陈云、林彪、高岗、聂荣臻、杨尚昆、罗瑞卿、薄一波、滕代远以及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领导人。会上讨论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0月5日出兵朝鲜的决定,研究部署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还部署了国内防空和东南沿海的战备等项工作。③

10月7日,毛泽东召集彭德怀、聂荣臻研究出兵朝鲜的各项准备工作④。

至此,抗美援朝出兵决策即出,犹如箭在弦上,蓄势待发。促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这一决策的条件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无外乎敌我友三方面的基本态势。就美国来说,不但无视中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发出的严正警告,一意孤行,而且明显加快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步伐,迅速将战火推进到三八线以北,并对中朝边境中国一侧的城镇实施轰炸,大有使战争殃及中国境内之势。这对于刚刚摆脱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决不可以无动于衷、坐以待毙的。同时,在美国侵略军的节节进逼下,朝鲜劳动党、政府和人民处于危急之中,接连向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发出援助的请求。“唇亡齿寒”,毛泽东和中国人民深深懂得这个为历史所一再证明的道理,如果错失良机,令友方失望,实际上也是对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严重损害。

正如周恩来在10月6日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所言: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的。现在朝鲜政府一再要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⑤。

四、抗美援朝决策的第四阶段:一波三折

抗美援朝决策的第四阶段,是从10月8日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到10月18日最后确定入朝作战的时间。

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正式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说:“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⑥

①②③《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30页。

《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第118页。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84页;《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41页。

同一天,毛泽东通过驻朝鲜大使倪志亮把这个决定转告金日成,并要金日成“即派朴一禹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还告诉他,“彭、高二同志本日由北京去沈阳”。①

这天晚上,赶赴沈阳就任的彭德怀会见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相朴一禹。朴一禹向彭彭德怀通报了敌军情况,希望志愿军迅速入朝。双方商谈了志愿军入朝后的有关问题。②也是在这一天,周恩来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委派,同林彪一起前往苏联,准备同斯大林等商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中国军事援助及向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问题。③

自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抗美援朝出兵决策后,诸多重大事件均聚焦于10月8日这一天。照理说,出兵决策已经确定了。谁也没有料到,《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下达后,还会一波三折,直到10月18日才最后确定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时间。这种情况未曾有过。之所以会发生一波三折的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同斯大林的会谈进展的不顺利。

周恩来、林彪是10月11日午后到达苏联高加索黑海边的克里米亚(斯大林在此休养)的。在此之前,志愿军的出国作战准备工作仍在抓紧进行。

10月9日上午,彭德怀在沈阳召开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出兵援朝的意图,并了解部队情况。当天会后,彭德怀将会议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部队各项准备不很充分,但为争取时间,拟首先以两个军于10月15日出动,集结熙川、德川线,以便东西机动。报告中提到三项困难,即:缺少运输工具,部队无反坦克武器,缺少高射武器。同日19时,彭德怀再次致电毛泽东,询问:我军出动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及轰炸机配合,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盼速示。④透过这份电报,志愿军部队对缺少空中掩护的担忧跃然纸上。

10月10日,彭德怀和高岗研究出国作战问题,随即致电毛泽东:志愿军各项出动准备不充分,对美帝坦克尤其空军顾虑很大。炮兵进入阵地运动时无空军和高射武器掩护,顾虑更大。按你预定指示15日出动,20日至迟22日4个军、3个炮兵师在朝鲜北部的云山、孟山、德川、熙川、江界、前川、北镇、温井等地区集结。电报特别请示说:原拟先出两个军、两个炮师,恐鸭绿江铁桥被炸毁时不易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全部集结江南,改变原定计划。⑤毛泽东于11日复电:“(一)同意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全部出动集结于你所预定的位置,待机歼敌;(二)已电华东调一个高射炮团于十月十四日从上海开动赴沈阳转赴前线,请高注意接转;(三)其他各项已另复。唯空军暂时无法出动。”⑥

10月11日和12日,彭德怀在安东(今丹东)同邓华、洪学智等反复研究入朝部署和敌军动向,并到鸭绿江北侧勘察了渡江地点。然而,就在12日晚,彭德怀接到聂荣臻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诉他:原定方案有变化,主席命你和高岗明日回京面商。⑦

10月12日,毛泽东发出了两份电报,分别给彭德怀、高岗等和陈毅、饶漱石,指示他们: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东北各部队仍就地进行整训,暂不出动;奉调立即北上的宋时轮第9兵团仍在原地整训;“干部中及民主人士中亦不要进行新的解释。”⑧

①②③④⑤《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37页。

《彭德怀年谱》,第441 442页。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85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42 243页注3。《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42 243页注3。

空军掩护等能否及时就位,是彭德怀和志愿军指战员们连日来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最为关注的和周恩来在苏联积极谈判的问题。如今,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了障碍。

原来,在10月11日下午,周恩来、林彪同斯大林的会谈中,先由周恩来介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要否出兵援朝问题的情况,说明中国的实际困难,提出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朝;同时要求苏联援助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并向中国提供各种类型的武器与弹药,首先是陆军轻武器的制造蓝图供中国仿造。斯大林在会谈中表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才能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的作战。这个情况,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没有想到的。随即,斯大林、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明了会谈情况。①其实,关于在中国东北部署苏联空军一事的谈判,早在进行之中,且一直进展顺利。

1950年7月18日,刘亚楼等即向毛泽东报送了关于在东北地区部署中苏空军作战部队的报告。报告说:根据东北现有机场状况并经过与顾问同志商讨结果,对于我空军第四混成旅及苏联即将派来的一个空军喷气式驱逐机师之部署,作如下之建议:我第4混成旅在南京、徐州地区编组完成后,即转移到东北地区;以两个驱逐团及混成旅部驻安东,一个轰炸团驻四平或海龙。苏联来的一个喷气式驱逐师,则准备以师部及两个团驻鞍山,一个团驻辽阳。这样6个空军团配置在沈阳周围。上述各地机场、房屋、道路,据我们派人实地侦察,基本上都可利用现有的。毛泽东在当天批准了这个报告。②

7月20日,毛泽东发出了关于苏联来华之空军师的驻地和我空军混成旅改装训练问题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报说:“在研究了我们出动到中朝边界上的部队之空中掩护问题,以及我国空军转入使用喷气飞机并接收两个苏联空军师的一切器材的问题之后,我们欢迎您的提议,并对您及苏联政府给我们的帮助致特别感谢之意。”“我们拟将您派来掩护我们部队的喷气式空军师,驻扎在沈阳附近,两个团驻鞍山,一个团驻辽阳。这样驻扎,在与驻在安东附近的我国空军混成旅所属驱逐团协同动作之下,可以解决掩护部队以及保护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的问题。”电报最后还提议:“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议派遣我国空军司令部的代表一人和空军顾问长空军少将普鲁特可夫同到莫斯科一趟。”③

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在即的关键时刻,随着美国侵略军日益进逼中朝边境,防空问题越来越成为紧迫问题之时,斯大林却表示“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才能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的作战”。④这不能不令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感到,有必要对出兵决策再作一次审慎的研究。

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确定了出兵抗美援朝的决心。当晚22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告诉他中央政治局的最后决定:“(一)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三)真日(即十一日)菲利波夫(即斯大林)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

①《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85页。

法,保持二十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电报最后斩钉截铁地说:“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①

在电报中,鉴于入朝作战的一个时期内尚无法依靠苏联的空军掩护,对入朝初期的作战方针做了调整,提出:“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在10月14日凌晨3时的电报中又补充说:“彭及高岗同志均认为打伪军有把握,他们和我一样,都认为参战为必需和有利。”②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心在苏联暂不提供空军掩护的情况下坚持出兵的同时,也作了在近两个多月内因空袭遭受损失的思想准备。毛泽东在10月13日22时电报的第四点中表示:“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③

10月13日深夜,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来电后,立即约见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转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内容,要求他立即向斯大林报告④。

10月14日,毛泽东接连给周恩来发去两封电报。第一封是凌晨3时发出的,主要是介绍了朝鲜前线的最新情况和我志愿军出动后的初步考虑,并重申了需要苏联政府明确答复的两个问题:“(一)两个月内苏联是否确实能派出前线的志愿空军及后方各大城市的掩护空军;(二)苏联允诺帮助我们的飞机、坦克、炮类及其他军事装备,是否可以用租借办法而不打破我们预算计划(至少二十万万美元用于经济文化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⑤第二封是晚上21时发出的,主要是通报志愿军出动时间及近期部署。关于志愿军出动的时间,电报说:“我军决于十月十九日开动,先头军步行二百公里至德川须七天,休息一二天,可于十月二十八日在德川、宁远线以南地区开始构筑工事。全军二十六万人渡过鸭绿江须要十天时间,即要到十月二十八日才可以渡江完毕。”关于近期部署,电报说:准备先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还告诉周恩来:“彭德怀同志明(十五)日返安东,在安东布置两三天即去德川与金日成会面。”⑥

周恩来迅速将10月14日这两封电报的内容向斯大林作了通报。斯大林要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⑦至此,周恩来在苏联的谈判任务已告结束,并于10月18日回到北京。

这时,彭德怀已于10月15日回到沈阳,传达中央政治局的最后决定,并于当晚会见了朝鲜

①②③④《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52、253页。《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52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52、253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86页。

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朴称金日成首相希望中国尽快出兵,并愿与彭德怀早日会面。①此时,朝鲜前线的局势已很危急。会谈结束后,彭德怀便同高岗、朴宪永等一起乘火车赶赴安东。16日,在志愿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再次做了临战动员。正当彭德怀准备同朴宪永一道前往朝鲜同金日成会面时,接到了毛泽东于17日下午17时发来的电报:“(一)先头两个军请准备于十九日出动,明(十八)日当再有正式命令;(二)请彭、高二同志于明(十八)日乘飞机来京一谈。”②10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再次研究出兵援朝问题。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会谈情况的汇报,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预定计划于19日入朝作战。

这天晚上21时,毛泽东正式下达命令:“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③值得一提的是,这封电报是毛泽东要彭德怀起草,并以他的名义下达的。毛泽东还批准他的长子随彭德怀一起入朝参战。国难当头,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倚重之情,溢于言表。

1950年10月19日,美军和南朝鲜军队攻陷平壤,兵分多路,向中朝边境加速推进。同日晚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义无反顾地跨过了鸭绿江。10月25日,在朝鲜北部的温井附近首战告捷,揭开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与此同时,苏联空军也于11月1日起在中朝边境鸭绿江上空执行作战任务。

对毛泽东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彭德怀曾经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④

抗美援朝出兵决策,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当年,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面对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美国的战争威胁,和朝鲜人民一道,保家卫国,以弱抗强,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凯歌。这为稳定冷战背景下的周边局势,冲破美国的封锁遏制走上国际舞台,创造有利于国内和平建设的外部环境,奠定了良好的开端。正所谓化挑战为机遇。

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历程表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以国家安全为最高利益,善于从国际力量对比及互动当中观察和判断局部性的突发事变,未雨绸缪,预作多种判断和多种准备,并能根据复杂多变的情况作出灵活、机敏、果敢的抉择,始终牢牢把握捍卫国家和平与安全的主动权,从而化被动为主动。同时,还能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充分利用对手的弱点及其失误,确保出手即胜、初战即胜。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回味、思考与借鉴的。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北京100017)

(责任编辑王素莉)

①《彭德怀年谱》,第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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