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世界

论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世界

作者：Jolie

指导教师：张**

摘要：作为一名女性作家，严歌苓始终自觉地关照女性自身的生存和境遇。她笔下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构成了一个富有魅力的女性世界，充满着雌性的魅惑气息。在对女性沉浮命运的书写中，将笔触直抵人性的深处，写出了极致环境下女人的大勇与大爱。立足东西文化的边缘地带，她写出了异质文化下女性艰难复杂的生存处境。她塑造了一个个瑰丽的东方女性神话，在一定程度上为弱者乃至弱势文化的出路提供了一份别样的话语言说方式。

关键词：严歌苓；雌性的魅惑；人性书写；边缘人生；东方女性神话

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曾提出著名的“女性写作”理论，她认为，历来文学史中以男作家居多，他们在描写女性的情感经验与身体体验时，往往以女性代言人自居，从自己对女性的想象和期待出发，塑造出一个个女性神话。女性长期处于男性话语霸权的控制下，若要改变这一现象，女性必须书写妇女、书写自己。“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1］。严歌苓的女性创作似乎正践行了这一理论观点——“我觉得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因为她们更无定数，更知觉，更性情化……”［2］严歌苓如是说。的确，在她几乎所有文本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作家对女性的书写和关注。无论是创作初期的《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还是后来的《少女小渔》、《扶桑》、《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无不渗透了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

纵观严歌苓的生命轨迹，说它是一部romantic legend并不为过。她出身文艺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具备了良好的文艺素养。7岁离家，12岁参加文工团，成为部队的舞蹈演员，其间六上西藏，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巡回演出；21岁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作为随军记者奔赴前线，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引起反响，随之便开始了其专业的创作道路；而立之年赴美留学，专业学习文学创作，其作品也拿下中外多项文学大奖，期间邂逅美国外交官劳伦斯，并上演了一部美丽浪漫的爱情喜剧。特殊的际遇成就了一个独特的严歌苓：

一方面，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另一方面，西方的文化与人文精

神又强烈冲击、颠覆着她原有价值观和人生观。在两种异质文化的边缘地带，她寻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创作道路。抛开主流文学对宏大叙事的偏爱、精英文学的启蒙姿态，严歌苓专注于个体经验的切入，书写女性在平凡日常生活中细水长流的坚守，书写她们作为弱者所独具的柔韧而顽强的生命力，书写人性的复杂与深度。在严的笔下，她们是一群充满魅惑的雌性，给这个荒凉的世界带来了勃勃生机和屡屡柔情。她用笔铸造了东方女性之魂，本文试就严歌苓的女性创作和她笔下的“女儿国”作浅要论述。

一、雌性的魅惑

这里用“雌性”而不用“女性”，是因为作者对这一概念有着自己独到的阐发。她在《雌性之地》中这样解释“雌性”：它“包含女性的社会学层论的意义，但雌性更涵有的是生物学、生态学、以及人类学的意义”。［3］把女性写成雌性，这个容纳是大得多，也本质的多了。同时，作家的创作中也对这一概念加以运用。于是，我们可以在其文本中看到各式各样的女性，她们或天真纯净、不谙世故，或善良、充满母性情怀，或美丽优雅。每个女子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她们的命运艳丽而凄美，她们是生活在这个混沌世界的清醒者，散发着雌性独有的魅惑气息。

严笔下的女性有着一些共性：她们多处弱势地位，在现实生活中倍受欺凌和侮辱，但身上都具有隐忍、阴柔的求生本能，柔软坚韧地对抗着世界，拒绝着“第二性”的定位。这在《第九个寡妇》的王葡萄身上有着充分的体现。看过《第》的人一定会对葡萄那双永远长不大、如孩童般地眼睛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双眼睛永远懵懂，不谙世事，不知道避人。她用这双眼睛，看透了周遭的一切人事，然后，以她的天真纯朴和自己对世事的理解来应对身边的风云变幻和世事无常。就像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浑顽未开，胆大妄为，拒绝洗脑，只凭着自己的善良和天真来丈量人心。这个乡村农妇如同乡野的一朵玫瑰，美丽刚烈，娇媚多刺，柔韧坚强地在恶劣的环境下成功地存活下来，并且活出了美丽，活成了传奇。

类似的形象还有扶桑。在她的身上，凝聚着她那些拖着长辫、挑着扁担、拳头大的小脚上套着绣鞋的同族人的所有秉性：温顺善良、辛劳忍耐、平和麻木。她自小包办婚姻，丈夫未曾谋面便出海远行，与一个大公鸡拜堂成亲；随后被拐卖到美国论斤拍卖，沦为娼妓；后又在唐人街暴乱中惨

遭轮奸……但扶桑对此似乎是麻木无知觉的。所有的伤痛和苦难都平静的接受。在“我”这个第五代移民的眼里，她像是从最原始的远古而来，“自由、健壮、无懈可击”［4］，她嘴角那两撇天生的微笑，使她对谁都诚心诚意，就像“母性和娼妓就那样共存在她身上”［4］。白人少年克里斯终其一生都迷恋着扶桑，而促使他投入她怀抱的竟也是母性。母性是什么呢？“母性是最高层的雌性，她敞开自己，让你掠夺和侵害；她没有排斥，不加取舍的胸怀是淫荡最优美的体现”［4］。扶桑就是这样近乎无知觉地接受一切迎合一切，像雾包容嶙峋的礁石，像沙包容汹涌的海浪，裂了又聚，升起又退去，在这痛苦中一次又一次的弥合、完整。扶桑，恰如与她同名的花，红艳欲滴，丰满厚重，充满了鸦片一样的东方魔力，那艳丽的大红不正是她那饱受凌辱与摧残的母族的色彩吗？扶桑其实代表了一种文化，她的美貌和柔情，善良与宽容，高贵与低俗，无不浸透了古老中国那“历史绵长、古老沉重、辉煌灿烂、饱经沧桑的母族文化”［5］。它同她一样，跪着，宽容了世界。

另一篇被作者自称为“弱者的宣言”的是《少女小渔》。小渔是个单纯得有些傻的少女，与生俱来的母性让她充满柔情与慈悲。对病人的照顾和给予，对江伟母亲般的纵容和关爱，对无赖意大利老头的善良和温情。这种给予超越了道德贞操的观念，超越了世俗伦理的狭隘，小渔也因此光彩照人。在她的感召之下，糟蹋了自己大半生的意大利老头慢慢活得像个人了，他开始自食其力，并且“悄悄找回了遗失了更久的一部分自己，那部分的他是宁静的，文雅的。［6］”

无论是少女小渔、妓女扶桑、农妇葡萄，还是小姨多鹤（《小姨多鹤》）、演员苏菲（《一个女人的史诗》）、女兵穗子（《穗子物语》）等等，严歌苓都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鲜亮动人的女性形象。她们身处卑微的环境当中，但在两性关系中始终扮演保护者的角色，甘愿牺牲自己、包容一切。她们在世俗的低劣环境中闪耀着雌性的光芒和魅力，绽放着人性的高贵和美丽。

二、“女儿国”中的人性书写

严歌苓在创作中始终致力于人性的拷问，书写着特定环境下人性所能走到的极致。因此，她笔下浪漫诱人的故事、有趣多变的人物和苦涩的幽

默和调侃，都在冷静和博大中显示出忧伤和悲悯，充满了女性的柔情，对人性弱点的包容以及对人性悲哀的深刻同情。这在当代作家的创作中也显得尤为可贵。

（一）、性爱与爱情

作家关注于女性的地位和命运，赞美在各种压迫下女性身上的完整人性。同时，人性的扭曲，罪恶以及自我的复苏也在作者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雌性的草地·从雌性出发（代自序）》中，她是这样理解人性包括动物性的：“要成为一匹优秀的军马，就得去掉马性；要成为一条杰出的狗，就得灭除狗性；要做一个忠实的女修士，就得扼杀女性。一切生命的‘性’都是理想准则的对立面，‘性’被消灭，生命才得以纯粹，这似乎是一个残酷而圆满的逻辑……我也试图在人的性爱和动物的性爱中找到一点共同，那就是，性爱是毁灭，更是永生。”［7］她认为能够写好性的作家是最懂爱情、人性，最坦诚、最哲思的，这与当代的另一位女作家王安忆的观点不谋而合。她盛赞的作家比如米兰·昆德拉，D·H·劳伦斯，玛格丽特·杜拉斯等等。

女性人性的自由绽放和舒展，首先便是发现自己的身体，正视身体的欲望和人性的需要。然而，在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下，人们谈性色变，人性也成了耻于提及的东西。在《雌性的草地》中，女主角小点儿是个拥有“最完整的人性”的人。她美丽而淫邪，混进了女子牧马班。然而，这个罪恶累累的少女却是草地上唯一一个真正的女性。她像那丛火焰般的葵花，肆意燃烧着自己年轻的肉体和生命，放纵着青春的欲望。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作者对她充满赞赏，而站在道德伦理的立场，她又希望小点儿能成为一个圣洁、正义、向上的女性。小点儿一直在乱伦和欲望的漩涡中挣扎，直至她遇见了营长，遇见她真正的爱情。在与营长那份朦胧而清晰的爱恋纠结中，小点儿完成了她的蜕变。然而，“她改邪归正的过程恰恰是她渐渐与她可爱的人性、那迷人的缺陷相脱离的过程。她圣洁了，而她却不再人性。”［7］作者的态度是暧昧而模棱两可的。

小点儿，包括扶桑，她们都是在命运浮沉中卑微下去，而又在爱情里高贵起来。扶桑的肉体在无知觉得堕落，而她与白人少年克里斯的爱情却一步步引导她的灵魂上升，从不晓得苦为何物的扶桑痛苦起来，这痛苦来自于对忠贞的渴望。“忠贞和永久头一次进入你内心”［4］，这是一个真正进

入爱情的女子的渴望，她希望以一个清洁的肉体和灵魂面对爱人。之前的她们，尽情放纵自己，性的全面绽放使她们在肉欲中体味到“最底下的、最不受精神干涉的快乐”［4］，在这里，肉体是自由的，灵魂与之无涉。而爱情，让她们找回了自己的另一面。那个千百年来人们为之奋斗的、叫做“爱情”的东西让她们开始看重忠贞和永远。然而，有灵魂是痛苦的，扶桑躲进婚姻来避免爱情的伤害，小点儿则以安静纯洁的死来守护无望的爱情。先前残缺而诗意、魅惑而迷人的生命状态渐趋隐退，但却有了另一重意义上的美丽和高贵。高贵与低俗，诗意和平淡，性的全面释放与收敛复杂地纠结于一体，人性的丰富和多变由此可见一斑。

（二）、人性书写

在对人性的描写中，作者很少做是非的评判，因此也被有些评论家批评为无是非观念。的确，多数时候作家无意于褒贬，只是客观将故事写就，交付与读者，让读者自己做善恶的区别和对人性的窥探。从作者多次书写的“文革”题材中，我们不难看到，那场人类疯狂的暴动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

正如小点儿是美好人性的代表一样，沈红霞则是一个被异化的教条和观念的化身。她在高尚信仰的支配下，丧失了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人的本性，以其行动上演了一部为理想献身的神话。最终，女子牧马班档案的消失象征着神话的破灭，这群美丽柔弱的女性终究敌不过历史的无情和荒诞，她们以青春和热血谱写的诗篇成了一页空白，未留一丝痕迹。在理想、信仰这些耀眼名词的指挥下，她们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压抑、排斥自己的人性，身体成了被革命的对象，生命退化成抽象的符号。姑娘们一张张年轻的老脸正是她们生命状态的写照。“这个集体从人性层面看是荒诞的，从神性的层面却是庄严的……而同样是这份荒诞和庄严扼杀了全部女孩……便最终被认清为罪恶。”［7］

罪恶不止这一处，《拖鞋大队》中蔻蔻们对耿荻的背叛同样令人惊心。这群“上流社会”的少女出身书香门第，正值豆蔻年华，但稚嫩的口中吐出的是粗俗不堪的话语，纯洁的心灵也满是污垢。耿荻在她们最艰难的境遇中伸出援手，而她们却带着对一切人事的不信任，将罪恶的小手伸向耿荻洁净的蓝学生装。不过，当我们看到她们父亲们的态度，也便能了解，如果连自己都可以出卖，亲生女儿都可以背叛，还有什么是不能出卖和背

叛的呢？

人性是复杂的，“谁都弄不明白自己的人格中容纳了多少未知的素质……不到特定环境它不会苏醒，一跃而现于人的行为表层。”［8］在特定的环境中，人性会走到怎样的极致呢？《白蝶标本》里充斥着童真与混乱成人世界的尖锐对立。曾经美丽高贵的朱阿姨变成了一只白蝶标本，任人观看和触摸。“我”坚决护卫着朱阿姨的尊严，但“我”的微薄力量却难以抵挡那些荷尔蒙膨胀的疯狂人们，在无邪的童年看到太多的邪恶与丑陋，“我”惟有以沉默来对抗成人世界。《白蛇》中那个如仙似梦的孙丽坤亦是如此，在“革命小将”的专政和“改造”的中，曾经优雅美丽的白娘子变成了一个粗俗肥胖的美女蛇。“过去，她心里净是好地方，一块块的都没了。”［9］在这里，可怕的并非“改造”本身，而是“改造”对人性中高贵优雅一面的摧残，它让你放弃自我，自甘堕落，低到地面之下，任人践踏和凌辱而不觉羞耻。朱依锦，孙丽坤是美的，对美的摧残和毁灭，使人性恶的一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开来。孙丽坤由一位美人变成一个俗妇，似乎也是对蹂躏她的人的报复：她的这些“观众”也只配看这肥俗不堪的市井妇人。因为不懂得尊重和爱护美的灵魂是不配看到美的真面目的。

《金陵十三钗》中的那些风尘女子，在民族危亡、暴行来临之际，毅然舍生取义，用自己的生命——精神的，肉体的，来拯救女学生的纯洁和灵魂。当她们白衣黑裙、怯生生地站成一排走向日本兵时，谁说她们不是一群纯洁的天使，高贵的女神呢？所有的铅华和肮脏在此刻洗尽。

温情而悲悯的叙述中，严歌苓细致地描述着风雨飘摇的世事中人性的暴虐与美好，拒绝所谓“血泪史”的控诉，而以“客观、冷漠、暧昧而又充满歧义”［10］的叙事，黑色幽默的语调，宽容的态度向我们展示了女性命运的坎坷和人性的复杂。

（三）、直面边缘人生

移居美国，对严来说无异于一次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都是裸露的，像是裸露着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的敏感……”［11］在这“痛”远大于“快”的情感体验中，她更能冷静、理智的思考：无论是遥想当年，还是关注现实。成熟的阅历、沉静的思索使其超越了原有的视域局限，思想变得更加开放、多元和宽容。同时，东西文化边缘的“他者”

身份，也使她更关注那些为常人所忽略的“边缘人”。她涉足于一系列大胆敏感的题材，比如同性之爱、乱伦题材和一些非常态的生存方式，题材的多样与复杂给她作品以真实而强大的生命力。其中，最为震颤人心的是她对海外边缘女性心灵深处的刻骨展现，揭开华美光鲜的表层，人性的柔弱与无奈展露无遗。比如其笔下最常出现的那个“来自中国内地的女人”形象，单就这一身份就意味着“她”将挣扎于种族、父权、资本主义等多重话语霸权之下。“在后殖民社会的西方人眼中，女人是今日世界最后一块殖民地。”［12］克里斯对扶桑的迷恋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被古老中国的神秘气息所魅惑。让他迷恋而又不无嫌恶的那个群体，正是他想象与期待中的东方。

《红罗裙》中，少妇海云为了美国梦，嫁给了古稀之年的华裔周先生，在异国庞大阴森的城堡里，她平庸而痛苦地活着。和继子卡罗一样，她也是个局外人，无根无系的漂泊感使两人日渐接近，发生了暧昧的情感纠缠。继母的身份让她止步，情爱的渴望又使她想无视天伦。两个儿子的相继离去使她归于平静，她最终也会像周先生一样苍老在城堡中。

《风筝歌》里，梅老板对英英悉心培养，流浪汉肯特的到来却使他的苦心宣告失败，中国闺秀式的淑女为开放摩登的西洋女郎所取代。风筝的一去不复返，也象征着美国式文明对海外华人无孔不入的影响与侵袭。在东西方文化的左右夹击中，是恪守传统，还是接受新知？严也认真地反思了美国的绚烂华美的自由和民主，在《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借女主人公之口，展现了这个为金钱所控制的伪民主国家的真实面目：“在这个非婚姻里，我们这对非男非女进行了非性交，养出了一个非生命，组成了这个非家庭。就跟我们的非生活一样，喝非咖啡，加非糖非奶，往面包上抹非奶油，所以一切都可以不算数，菲比也可以转眼间不算数……”［13］人们可以用一切“非XX”来自欺欺人，但这欺骗却无法创造出真正的生命。

对于同性恋现象，作者则更多持宽容态度。《白麻雀》里斑玛措对美丽上尉何小蓉的倾心，《白蛇》里徐群珊对孙丽坤的迷恋，无不是对美本能的欣赏与保护。她们真诚纯洁的姐妹情谊，是在混乱社会里的相依相恋，是对男性侵袭的互相保护。因其无功利而显得尤为可贵。对于禁忌题材的书写，比如“南京大屠杀”妓女群像（《金陵十三钗》）、“文革”中惨遭蹂躏的知青文秀（《天浴》）、被拐卖的农村少女巧巧（《谁家有女初养成》）等，

也使严的女性书写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走得更远、更为宽广。对边缘人生的关注，对复杂人性的书写，使得严的作品拥有了更为丰富和多元的魅力。

三、寻找失落的女性

严歌苓一直致力于女性创作，但又全然不同于西方女权主义，她认为西方的女权主义流毒很大。“今天的女性很精于算计，但始终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第二性的角色，跟男人要这个要那个。”［14］“这么多的女人暗暗为自己定了价格：车子、房产、多少万的年收入。好了，成交。这种出卖的概念被成功偷换了，变成婚嫁……有多少女人不在出卖？”［4］作者感叹着当代女性的缺失，着力于发现并热烈歌颂着古老的东方女性之美。

有人批判她笔下的女性有奴性和佛性，对此，严并不以为然：今天又有多少纯粹的女性呢？她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一条脉络：寻找当代社会中所失落的女性，那一部分的她们是文雅、温柔、女性十足的。鲁迅先生在《小杂感》中曾说：“女人中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15］这句话被奉为至理名言。的确，天真纯洁的女儿性与温柔包容的母性是女性身上最光彩照人的特性，那么作者心中理想的女性是什么样的呢？

“理想的女性必然是阴柔的、防守的，就像《扶桑》中的那个中国妓女扶桑，她用跪着的谦卑谅解了站立着的高傲男性对她的伤害。”［16］扶桑是个多么好的女人，她“诚心诚意的像脚下的一坏土，任你踏，任你在上面打滚，任你耕耘它，犁翻它，在它上面播种收获……任何自视高贵的女人身上的女性都干涸了。”［4］的确，在她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纯粹的女性：单纯善良如小渔，宽厚包容如扶桑，天真无邪如葡萄，包括苏菲，包括多鹤。这些女性之所以可爱，是因为她们都是同样的天真而不谙世故，善良而无意于算计，有着宽广温柔的母性，包容一切，原谅一切，是女儿性与母性的完美统一，高贵、美丽。

与此相反，她笔下的男性不多且大多形象欠佳，或俊美柔弱，或面目模糊，或软弱无能。而他们身边都有着充满母性与包容心的女性。的确，女性在本质上是平和、温柔、怜悯的。如果只有她们，这个世界将会减少许多战争和杀戮。也正因有了女人，才给这个粗糙坚硬的世界增添了柔情与悲悯。女性以其自身柔弱而坚韧的力量，洗涤着肮脏、仇杀、混乱，代

之以洁净、温情和井井有条。多鹤固执的洁净与条理，小渔“希望任何东西经过她的手能变得好些”［6］，于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克里斯对扶桑母性的迷恋，大勇对于一个贤淑妻子的向往，意大利老头人性的复苏。

如同张爱玲一样，严歌苓也有着奥涅尔《大神勃朗》中的地母情结，那地母是一个自由、丰满、舒展的妓女形象。“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着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17］，生长万物的大地便如女性，生长一切，包容一切，接受一切。而这种纯粹的女性则更像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女性神话，或者一种理想状态。她最喜欢中国农村妇女，她们“看上去迟钝，但内心藏着一种英明，她们不和男人，不和这个世界一般见识，在混沌的境界是有着大智慧。［14］”

这些理想女性的身上呈现着鲜明的文化色彩，她们同中国文化一样，充满着柔性和韧性的气质。中国文化说到底是一种封闭型、保存型的文化，它追求稳定、中和、通达，追求太极图般的圆满，具有强大的包容力与融合力。正如这些女性，她们以宽广的胸怀原谅一切，包容一切，它源自人类本能之爱，虽不强大却坚韧，在逆境中柔弱生存而生生不息。

四、结语

严歌苓笔下这些鲜明的女性形象为世界文学形象之林增添了一抹柔情和魅惑般的东方魔力。她书写着女性的欢乐悲喜，人性的丰富和复杂，寻找着理想中的她们，并创造了一种女性作为“弱者”独特的生存策略。在作者的瑰丽想像中，女性在卑微状态下却有了实则尊严的海一般深沉的宽容与母性，于是她们便有了一种弱到极致的自尊与强大。

同时，在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她将自身遭际的“痛”与“快”借文学渲泄出来。这种独特的视角与体验，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理解与领悟，带来了别样的审美感受。她在文本中书写着真正意义上的东方，充满着阐释者的魅力，颠覆和消解了后殖民主义的话语霸权——“只有东方学家才能够阐释东方，原因是东方根本无法阐释自己”［18］。由此，我们对女性主义以及异质文化间的相互碰撞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继续发展的女权主义将走向何方？以中国文化为代表弱势文化在西方强势文明的汹汹来袭下将如何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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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美国）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第371页

On Female World Of Yan Geling Writings

Jolie

Abstract：As a female writer, Yan GeLing always consciously care for women own survival and the situation . The colorful female images in her novels constitute a glamorous female world, which full of female fascination. With a sharp style,she write the deepest human nature and women’s great courage and great love under extreme conditions.On the borderland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she wrote women’s hard and complex survival condition in the alien cultures.Yan created many beautiful oriental female myths, to a certain degree, provided other discouese writing style for the weak way out and even weak culture.

Keywords：Yan GeLing; female fascinaton;human nature writing; marginal life; oriental female myt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