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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1927年以后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

论1927年以后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
论1927年以后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

【数据库】人大全文95年政治类专题

【文献号】4158

【摘要】30年2月27日。②《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

【原文出处】学术界

【原刊地名】合肥

【原刊期号】199502

【原刊页号】028-032

【分类号】D3

【分类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作者】徐光寿

【复印期号】199504

【标题】论1927年以后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

【正文】

1924-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由服从逐步转变为怀疑、抵制甚至对抗。他先是拒绝赴苏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提出“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这些著名论断,他是中共党内第一个公开怀疑并抵制共产国际领导的人。他先是公开批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政策,又在大革命失败的罪责问题上与共产国际针锋相对。他的意见却又与联共党内反对派托洛落基一拍即合。这一结合,注定了陈独秀在中共党内的政治命运。不久,陈独秀即被中共中央开除了党籍。

陈独秀是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的,此后,共产国际仍想争取他,主动邀他赴苏,可他断然回绝。从此,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纵观这一阶段,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在以下几个重大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第一,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陈独秀认为,自己是“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但又指出:“机会主义政策固然来源于国际,然而中国党的领导者为什么不向国际抗议而忠实执行?”因此,国际应该负责任,中国党的领导者也应该承担责任,至于他自己,则更应承担“重要责任”[①]。可见,陈独秀并未有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国际。

然而,作为陈独秀和中共中央上级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却完全推卸了自己的责任,完全归罪于陈独秀及以其为首的中共中央。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八七”会议上就指责陈独秀“未将国际的指导传达到群众中去”,又攻击陈独秀经常“以个人的意思来改变”国际的指示;[②]斯大林也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③]1927年8月联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合会议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更明确地指责“中国共产党领导由于不断背离共产国际的批示而要为中国工农的失败承担应有的责任”,[④]闭口不提国际自身的错误(哪怕是失误)和责任。我认为,对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尤其是后期所犯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及时的,但共产国际这种文过饰非的做法,不仅有损其“世界性的共产党的形象,而且也不利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大革命失败后,党内连续出现几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正是共产国际和新的中央领导未能认真地,尤其是清醒地、理智地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然。其实,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所犯错误的理论根基上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而且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常驻中国,指导和监督其错误政策的贯彻和实施。因此,对于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责无旁贷,应负主要责任。任何辩解和推诿不仅无济于事实真相的澄清,反而只会欲盖弥彰,弄巧成拙。

第二,关于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问题。1929年春,陈独秀在上海看到联共党内斗争

失败者托洛茨基所写的分析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和中国革命理论的一系列文章,他茅塞顿开,深以为然。他特别欣赏托氏关于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共合作政策,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在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论断,因而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的理论。结合自己的独立观察和思考,他提出了一整套与共产国际针锋相对的理论观点:其一,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陈独秀认为,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是一个初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就经济成分而言,“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就阶级关系而言,“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⑤]由此,他说中国便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只是由于制度本身还不够完善,因而又是初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共产国际认为,中国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只能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阵营。“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屈膝投降”,[⑥]中国社会性质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发起了严厉的批判和猛烈的抨击,而陈独秀又与托氏观点如出一辙。

其二,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与策略。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过去的革命已经过去,将来的革命还未来到”,“中国革命的高潮,几时到来,却没有人能够预言,”[⑦]。因此革命的策略应该是“提出总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如在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之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国民党军事专政、召集国民会议等”[⑧]。这实际上是从其“二次革命”思想演变成的取消革命的错误主张。共产国际也承认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即使目前处于低潮,但也会溅起几朵小小的浪花。他批评“左”倾盲动主义关于中国革命正处于高潮的观点,指出革命高潮很快会到来,现在应作如下准备工作,包括传播知识、工人运动、农民斗争和培养军事干部等等,布哈林也说中国还没有出现革命高潮的形势,但应该准备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⑨]。因此,党的工作中心是争取群众,把暴动由直接行动的口号变为“宣传性质的口号”[(10)],苏维埃和红军的斗争只能分散存在,不能集中。应该说,在判断革命形势方面,共产国际比陈独秀要清醒和准确一些。但在革命策略方面,则双方都有错误,因而都遭到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中央正确策略执行者的抵制和批判。

其三,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陈独秀认为,未来的中国革命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在将来的革命中,只有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必须“建设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11)]。共产国际则认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任务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完成土地革命。布哈林、斯大林主持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指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无论从经济上看(土地革命和消灭封建关系),或是从反帝民族斗争上看(统一中国和民族独立),或是从政权的阶级本质上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都还没有完成”,因此“认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中国革命的任务“只在于肃清封建制度,而不是肃清一切大资产阶级”[(12)]。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所作的正确结论,对于统一全党的指导思想,制止和纠正盲动主义,批判取消主义,都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其四,关于中国革命和苏联利益问题。1927年7月爆发的“中东路事件”,把中国革命和苏联利益的关系问题推到了陈独秀和共产国际面前。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连续对中国党发出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革命战争”[(13)]。要求中国共产党显示军事威力,要求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惜作出重大牺牲,“冲上前去做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拥护苏联”,“组织最坚固的防御战线反抗进攻苏联”[(14)]。实即牺牲中国革命以维护苏联利益。这显然是典型的民族利己主义的态度。陈独秀反对共产国际、苏联政府的这种提法和中共中央响应号召的做法。他连续数次致信中共中央,对国际的指示和中央的宣言表示

异议,认为“太说教,太抽象了”,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的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15)]。实际上,陈独秀是以纠正中央的错误宣言为名,反对把苏联利益看作高于一切。中共中央复信陈氏进行辩论,第一次公开地把托洛茨基反对派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结合起来,对陈独秀的一些错误理论和托派小组织活动进行批评。共产国际也迫不急待地发来电示:“跟共产国际的敌人就托派的反革命政纲的内容进行辩论,是多余的”[(16)],直接指示中共中央开展反对取消派的斗争、开除陈独秀党籍是共产国际在世界范围内反右倾、反托洛茨基反对派斗争的必然结果。尽管不是共产国际直接电令开除,但中共中央的这一重大举措显然是根据国际指示的一贯精神作出的,并且事后也是得到国际认可的。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上的不同意见,只是开除党籍的导火线而已。二

1932—1937年,陈独秀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度过了五年时光。这五年,是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五年。在国际上,出于反法西斯斗争的共同需要,苏联政府开始支持中国蒋介石政权的抗日斗争,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国内,以国共合作为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基本形成,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政权已初具规模,成为抗日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全国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共同抗日局面。

陈独秀一出狱,即将主要精力投入抗战的宣传鼓动工作之中。他曾亲自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向叶剑英、博古等表示: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自然,这与共产国际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与国外托派分子和国内其他托派成员的反动立场有着根本的不同。这种态度理所当然地受到以毛泽东为代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欢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有逐渐缓和的可能。但是,1937年底和1938年初的一场“莫须有”的托派“汉奸”案彻底断送了可能出现关系缓和的一线生机。

1937年11月,久居苏联的王明、康生等人返回国内,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公开诬蔑陈独秀是每月向日本特务机关领取津贴的“汉奸”。在受到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责难后,王明竟说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汉奸”,也应该说成日本“汉奸”,康生在延安《解放》周刊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17)],为王明的诬陷添油加醋,无中生有,造谣中伤。使陈独秀蒙受了不白之冤。尽管半个世纪前的这桩公案早已有了定论,尽管王明、康生是指桑骂槐,含沙射影,但他们造谣都有一个硬绑绑的“理由”——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正在大规模地肃托。王、康此举实是受命于共产国际、受命于联共中央。

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之间缓和对抗关系的一线曙光黯淡了。陈独秀的思想也飞得更远了。

第一,他攻击苏联政治与纳粹主义同类,彻底否定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基于对民主问题重新认真思考,“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18)]。即是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陈认为是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决定的;苏联政治是“格柏乌”政治,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莫斯科已成为中世纪式的反动堡垒之一,推翻这个堡垒已成为目前的首要斗争;苏联政治不是社会主义,也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陈独秀公开诋毁苏联,亦即攻击共产国际。

第二,他公开宣称放弃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告诉他的朋友。“列托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还表示自己“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19)]。可见,他把十月革命否定了,把共产国际否定了,把马克思主义也彻底抛弃了。他宣称自己是“终身反对派”,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否定,他否定了自己政治生涯中最辉煌也最值得骄傲的业绩。

陈独秀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这是不正确的,也是违背他毕生提倡的科学精神的。斯大林晚年的错误固然与苏联政治制度方面存在的缺陷有关,但也有他个人的因素。仅仅看作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罪恶,从而怀疑一切、否定一切

科学的进步的东西,这是片面的,也是十分错误和十分有害的。毫无疑问,陈独秀又回归到他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思想水平上了。其中既有个人的因素、社会的因素,也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陈独秀拒绝了托洛茨基让他出国的邀请。他批判了中国托派的极大错误,曾致信托氏,诚恳地建议中国托派彻底改正极左错误,“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主民族斗争”[(20)],表现出可贵的反帝爱国品行。

更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国民党别有用心地挑拨他与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他也有较高的警惕。苏德战争爆发之初,为了攻击苏联,孤立共产党,诽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蒋介石曾派胡宗南、戴笠携带礼物微服私访陈独秀,挑拨陈对苏联和中共的对立情绪。本指望能从陈独秀这位中共创始人、又被中共开除了党籍且遭到“莫须有”诬陷、心怀极大愤懑的老人口中得到一些攻击中共、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言论,结果毫无所获,悻悻而回[(21)]。实际上,陈独秀是维护了中共、苏联和国际共运的利益。这是难能可贵的。

共产国际解散至今五十余年,对陈独秀的研究、对共产国际的研究以及对陈与共产国际相互关系的研究一直作为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和国际共运史研究领域的热点课题而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一个明显的态势是,人们对陈独秀的评价渐成增高趋势,而对共产国际作用的认识则愈来愈呈清醒公正,但仍然没有达到他们各自应有的位置。过去,在国际主义原则的束缚下,我们一直恪守着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高姿态,规定着一些统一的口径,致使一些重大的是非曲直和责任问题无法弄得明白。只有早年既与陈独秀又与共产国际有过密切接触的当事人,周恩来对双方的关系有过比较客观公台的评价,姑且摘录于此,以作为拙作的结尾:

一、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补充和发展。

二、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有可能避免国际的坏的经验在本国重犯,使国际的好的经验在本国得以发展。

三、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自己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毛泽东同志说,两个大国的革命胜利,即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是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时候取得的。

总之,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22)]。

为了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我们还需要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实事求是,来估定或重新估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①陈独秀:《答国际的信》,1930年2月27日。

②《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4、55页。

③《斯大林全集》第9卷306页。

④《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44页。

⑤⑦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38、445页。

⑧(11)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10日。

⑨(12)布哈林:《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国际代表在中国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29年4月版。

(10)《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第21页。

(13)《红旗》第34期,1929年7月27日。

(14)《红旗》第40期,1929年8月28日。

(15)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第433页。

(16)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第141页。

(17)《解放》周刊第1卷,第29、30期,1938年1月28日、2月8日出版。

(18)(20)《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5页。

(19)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陈独秀晚年致郑学稼教授原函墨迹》。

(21)沈醉、文强:《戴笠其人》,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267-270页。

(22)《周恩来选集》下卷,1984年版,第301-302页。

(作者单位:安徽省教育学院历史系)(责任编辑:王光照)

评陈独秀

评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对陈独秀先生,我觉得应从功与过两个方面来评价。 首先是功绩方面。对于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已有很多著作进行了论述。总的来说,我认为他主要有以下几大贡献: 一.在辛亥革命之前陈独秀组建岳王会,借岳飞精忠报国抗击金人的精神,宣传 鼓动革命,后来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牺牲的烈士大多是出自岳王会可见,陈独秀领导的岳王会对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起了多大的作用 二.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领导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他 以《新青年》为战斗堡垒培养出一代以改造黑暗中国为己任的新人;他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率先向传统封建思想的堡垒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发动文学革命,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更加广阔的领域;他锐意改革北大文科,为青年学生开辟了思想自由的新天地。众所周知,20世纪中国有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即新文化运 动和五四运动,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70至80年代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影响最早而且时间最长的当然是第一次,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如果没有这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就没有後两次思想解放运动。後两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是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扬,与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三.被毛泽东成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的陈独秀,通过《新青年》,以 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惊醒了长期束缚在封建桎梏中的一代青年,于是在1919年5月4日这天掀起了思想解放热潮,这个潮流冲决了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亦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四.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他在党的"四大"提出了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党的队伍也从50多人迅速发展到6万多人,为后来的革命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其功劳是不容抹杀的。他和李大钊一起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如今还在带领中国人民为建设现代化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披荆斩棘。毛泽东说过:“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我想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也许就是陈独秀提倡科学精神的延续吧,毛泽东一直很尊敬与欣赏他的前辈兼老师陈独秀先生,但遗憾地是他没有继承和发扬陈独秀的民主与自由的普世真理而是走向了民主与 自由的反面____独裁(专制),也没有陈独秀的学识渊博和高尚人格,进而酿成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也为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带来了专制这个消极影响,如果毛泽东很好贯彻了陈独秀的民主自由与科学那今日之中国也不会出现国共两党两岸对立,也不会出现众多的官僚与贪官,经济发展也会比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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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语文是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基本工具,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如果能够准确、熟练地运用语文这个基础工具,必须具有较强的语文能力。小学语文教学的目标就是让学生学会运用语言文字,打好听、说、读、写的基本功。而阅读教学则是听、说、读、写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让学生变聪明的方法,不是补课,不是增加作业量,而是阅读、阅读、再阅读。”阅读能力的形成,首先应该是从小培养阅读习惯,让学生进行大量的课外阅读,借助丰富的人类文化精品滋养学生的心灵,充实学生的头脑,无疑是使孩子终生受益的重要措施。 然而令人心痛的是现在的许多孩子不仅不知道该读些什么,甚至走入了阅读误区。为什么上了六、七年的学,孩子们却还是不会阅读呢?原因很多,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教学与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脱节。传统的课堂上,学生是被动的接受者,教师把课文分析得支离破碎,按照自己的理解、教参的分析,从专家角度,在高倍望远镜下剖析。这种方法,永远像一个精彩的演员在表演自己的拿手好戏,学生永远是观众,只会鼓掌。难怪学生不会表演?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意思是说,与其给人一些鱼,不如教人以捕鱼的方法,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要重视对学生方法的指导,利用各种训练手段,让学生学会学习,切实提高学生的能力。要教会学生怎样去运用所学的知识,如何独立分析和解答类似的问题,以体现具体应用能力,这是教学工作的最终任务。它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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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革命论与二次革命论 一次革命论 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者的一种错误理论。以王明等为代表。他们反对中国革命有阶段之分,抹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区别,迷恋于所谓“毕其功于一役”,企图把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并作一步走,在民主革命时期一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种错误理论,混淆革命的阶段和步骤,对革命事业危害极大。 二次革命论 “二次革命论”是指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过一段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等各种条件成熟后,再来进行一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又称“万里长城论”。[1] 其主要观点是认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要求无产阶级避免用“过分激烈的行动”吓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应有一个长久的停顿,反对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一种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前途问题认识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早在1920年,陈独秀就提出:“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的一定轨道,

中国也难以独异”。1923年4月和12月,陈独秀先后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正式形成了他的“二次革命论”的右倾理论观点。 陈独秀把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当作辛亥革命一样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他认为这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若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同时,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太幼稚,而资产阶级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观念和对阶级力量的错误估计出发,得出了中国革命的公式:“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就应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只能站在消极的帮助地位,民主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发展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只不过“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的能力之机会”。只有等到资本主义发达起来了,无产阶级才可能进行本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即第二次革命。 这是一种反对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否认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理论。 历史证明,这种理论在中国是不正确的。“二次革命论”是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两个紧密联系的阶段割裂开来,硬要在两个革命阶段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 其错误就在于陈独秀等人根本不懂得俄国十月革命后和中国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所处的新的时代特点与中国国情,不懂得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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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独秀的国家观主要经历了两次转变。第一次是从民族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变。第二次是从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本文主要考察陈独秀国家观的第二次转变。陈独秀国家观由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从抽象的国家向阶级性的国家的转变。第二,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劳农阶级专政的国家的转变。第三,从和平改革向暴力革命的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的十月革命在陈独秀国家观的此次转变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同时,陈独秀自身的爱国精神、与时俱进的素质等也是其实现国家观转变的重要因素。陈独秀国家观的第二次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陈独秀;国家观;转变;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目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不断传入,个人对国家的认识也变得复杂多样,因此,通过考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的认识与发展以进一步加深对国家的了解并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是非常有必要的。 “陈独秀作为早期共产主义者中最早关注和明确提出国家本质问题并试图予以解答的代表人物”,[1]其对国家观的贡献尤为重大。陈独秀国家观由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从抽象的国家向阶级性的国家的转变。 第二,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劳农阶级专政的国家的转变。 第三,从和平改革向暴力革命的转变。陈独秀国家观的第二次转变不仅对陈独秀本人而且对整个中国的政局具有重要的影响。 1 转变的表现 陈独秀在经历了由民族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变之后,又逐步实现了从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一是从抽象的国家向阶级性的国家的转变。自由主义国家观只是在抽象意义上谈论国家,对于国家的阶级性则毫无涉及。 二是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劳农阶级专政的转变。陈独秀向往西方的民主与自由,极力号召向西方学习,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当陈独秀认清资产阶级的虚伪性时,逐步向劳农阶级专政转变。 三是从和平改革向暴力革命转变。陈独秀主张以和平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改良,然而,在内忧外患的中国,陈独秀逐渐认识到阶级斗争、暴力夺权的重要性,实现国家观由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1.1 从抽象的国家向阶级性的国家转变 在五四之前,陈独秀主张抽象的国家观。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说:“不暇远征,且观域内,以吾土地之广,惟租借居民得以安宁自由。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夷场为憾。”从中可以看出,陈独秀极度热衷于西方的自由主义,认为中国民众只有通过学习西方的思想才能由愚昧走向科学,由保守走向进步。陈独秀主张国家的全民性,认为西方的自由与民主属于全体人民,国家是为全民服务的。然而,他并没有看到西方民主的虚伪性,更没有看到国家的阶级性,使得民众只是抽象地爱国,空喊爱国口号,不知道国为何物,没有理解国家的本质并做出实际的爱国行为。 在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逐渐认识到国家的阶级本质。陈独秀在《谈政治》中一改以前的提法,“意识到国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2]不久,陈独秀又进一步深化了其阶级性的观点,认为国家“就是一切统治阶级的所有物,谁取得统治权,谁便有权拿国家这一名义做统治全国人民之工具;国家权就是统治权,国家的利益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由此可以看出,阶级性的提出是陈独秀国家观转变的重大标志。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性是国家的本质属性。因此,陈独秀在认清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本质的基础上,对自由主义国

小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正文)

小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 “摘要”阅读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是小学语文教育的一项重要的任务。一般认为,阅读能力包括认读能力、理解能力、想象力、鉴赏力,记忆力、阅读速度等,因此,语文教师必须在思想上对阅读教学予以足够的重视,应根据学生的特点,结合具体情况,探求适合的方法,着力培养学生的读能力。 “关键词”小学语文;阅读能力;培养 阅读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基础环节,语文课程标准指出,“九年义务阶段的语文课程,必须面向全休学生,使学生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阅读是识字的主要途径,有利于提高识字质量;阅读能够进行听说写的综合训练,提高听话,说话和作文的能力。同时阅读也是孩子相伴终身的精神家园。朱永新老师说过,“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因此提高小学生的阅读能力是极其重要的,阅读能力的提高不但能够加强小学生在阅读中的语感,还能让小学生去理解鉴赏文学作品。那么将如何提高小学生的阅读能力呢?下面将从几方面进行论述。 一、激发情感,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 “情”是一切“行”的源动力,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应诱发其内因,从调动学生的情感入手: 1、利用读物本身调动学生的情感 故事人人都爱听,尤其是从小就伴着奶奶的童谣、妈妈的童话长大的孩子,一听到老师说要讲故事,个个精神抖擞,双耳立竖,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迫不及待地想一听为快。特别是一些经典童话、寓言等更是百听不厌。因此,可利用读物本身优势,坚持从讲故事入手,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体验到阅读的快乐,产生阅读的兴趣。在此基础上,可逐步放手,向学生推荐一些书籍,如《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选》、《成语故事》、《百科全书》《木偶奇遇记》、等,或让学生自由选择书目,读他们感兴趣的书,了解最想知道的事。从内容上吸引学生,鼓励学生进行阅读。其次,教师还要善于抓住时机,组织学生拓展乐读,进行“相似激活”调动起学生的阅读积极性。如学习赞美祖国美丽山河的课文时,可向学生推荐一些相关的文章《长城》、《秦始皇兵马俑》等;在播放《西游记》、《水浒传》等电视剧的同时,可推荐原著进行阅读;在教学课文的相关生字时,可推荐学生去查阅《字谜》一书;在组织学生旅游之前,鼓励他们查找有关名胜古迹的资料……充分利用生活的大背景,创设良好的阅读习惯,调动起学生的多种感官,激发他们的阅读欲望。

陈独秀的宪政爱国主义

陈独秀的宪政爱国主义 作者:陈永苗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5-9-2 本站发布时间:2005-9-2 21:57:52 阅读量:258次 不爱没有人权的国家 1914年11月10日陈独秀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第1卷第4号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立即毁誉等身而名动天下。陈独秀说,“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不能一看到国家两个字,就胡里糊涂就去爱,不爱没有人权的国家。他激动地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他的意思是说,现在的国家,对外不能御侮,对内残害人民,不要算了。 尽管公认陈独秀剑走偏锋,但陈独秀还是站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他把爱国作为信仰加以审问,认为只能爱有资格值得爱的国家。他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看来能够防御外敌,并不是值得爱的条件。在外交和内政之间,只有内政是君子,保护人权而不是侵害人权的国家才值得爱。 爱国主义应该是理性的政治哲学,而不是盲目的政治信仰。在陈独秀看来,民族自爱心同个人自爱心具有相同的性质。个人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人生存,没有什么罪恶。民族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族生存,也没有什么罪恶。他爱国不能盲目。所爱国家对外不应压迫他国,对内不应压迫人民。如果没有这一界限,爱国心就是盲目的,甚至是有害的。 经过理性地考验,陈独秀确立了爱国主义信仰。对于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问题,陈独秀的回答是明确的:“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陈独秀的爱国是自由主义的,以个人自由作为终极目的。这让看起来是世界主义倾向的,

论陈独秀的新青年教育思想

论陈独秀的新青年教育思想 [摘要]新人教育就是教育的一切要从人出发,以人为本,分析人,关注人,发展人。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力主除旧布新,积极为打造新国民而努力。他在救亡图存的思考中提出的新青年教育思想虽历近百年却依然熠熠生辉,对我国当前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创新仍具有不可或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陈独秀新青年教育科学精神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奔走呼号,倡导从文化入手改造国民性以挽救危局,成为他早期文化革命的出发点。为达此目的,他对新教育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从教育立论,提出了关于教育培育新青年的系列思想,主要涉及到教育的目的、方针和教育方法论、教育内容等众多方面,为今天教育的改革和创新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参考。 一、教育宗旨:培养健全的新青年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国民性改造成为当时新学人群为之奋斗的一个主要目标,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由此而发。他在1915年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开宗明义,极力倡导国家的希望在于青年,但不是旧青年而是新青年,对新青年的期盼溢于言表。他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1]他尖锐指出,社会遵循新陈代谢之道则隆

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然其所见社会之青年难以恭维,心力智衰者不绝如缕,不能自觉也难以奋斗。为此,他深刻指出,新青年要符合六大特征:第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第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第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第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第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第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欲达到培养新青年之目标,陈独秀力陈教育之重要:“广义教育,非其力所能悉除,强毅之士,不为所挠,填海移山,行见教育精神,终有救国新民之一日。”[2]教育的宗旨不是培养几个精英分子,不是培养几个白面书生,不是培养一群升官发财苟且偷安之徒,而是培养适应时世社会需要的健全的人、健康的人、理智健全的人,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所谓:“吾人所需教育者,亦去其不适以求其适而已。盖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长于短即适与不适也。”“今之教学相期者,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3] 为击退当时卑劣无耻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增强抵抗力,完成国民培养新形象,陈独秀注意借鉴西洋教育经验。他认为,新国民教育应当多管齐下,从人格上追求独立自主人格而非依附型奴隶人格,从所学上要以科学人权并重,从思想上要与世界同流开放包容而非自国的,从社会经济角度则要经世实利于社会而非守退安隐于乱世,从生理上要锻炼身体坚强体魄,要向西洋教育学习“全身皆

党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放弃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要表现是: 第一,对政治形势的错误分析。错误的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陈独秀认为造成这种危险的四点原因:帝国主义之分离政策,国民党之右倾,商人的恐慌,我们党中的“左”稚病。报告所着重批评的是党内的“左”倾,把党内的“左”倾看成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这种分析,一方面把党内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左”倾错误过分夸大,另一方面又掩盖了新右派准备出卖革命因而造成分裂危机的根本原因。对国民党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方针,使共产党向右转,以换取国民党的向左转,完全否认了联合战线中真正的危机是国民党蒋介石右派所造成的。为缩短左,右间距离,陈独秀提出所谓7条紧急措施,其主要内容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左的要向右,右的要向左,以达到联合战线的巩固。这实际上是以共产党的向右转去讨好国民党右派。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间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企图通过妥协换取国民党右派的左转是幻想。 第二,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否认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必要性。1926年下半年,农民土地问题已成为左右时局的中心课题。当时无论是从革命的还是从扩大共产党的力量来看,都迫切需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内容。而陈独秀在报告中却认为农民没有土地要求,说农民“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认为用对待农民土地问题的态度去划分国民党的左、右派是错误的。反对“包办民众运动”,反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以民众运动之退让去祈求国民党右派之不要反动。 第三,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会议只字未提“无产阶级领导权”,而且全面放弃了党权、政权、军权以致群众运动的领导权。陈独秀的报告和会议决议规定当时党的策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努力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势力,帮助他们获得党和政府的领导地位”,使他们从中央到地方“有群众、有力量、有政权、有党权”。同时,“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以为这样既可解决国共之间的矛盾,又可解决蒋、汪之间的矛盾,以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去防止国民党的右倾,完全否定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和政府中的领导作用。 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的连续让步,使蒋介石这个善于玩弄两面派手法伪装革命的阴谋家野心家篡夺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对国民党右派实行了三次大让步,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这些错误实质上是信任蒋介石、汪精卫超过信任工农群众、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这种右倾投降主义的继续发展,就使全党不可能集中力量去组织革命军队和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以准备对付蒋介石即将发动的突然袭击,为蒋介石后来发动反革命政变创造了条件。 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是导致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的一个主观原因。虽然按照当时的历史环境,即使不出现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革命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取得胜利。但是,如果中共党中央当时的领导正确,也就可以多保持一些胜利成果,至少不至于造成象后来那样惨重的失败。

朗读能力培养心得体会 心得体会模板

朗读能力培养心得体会 朗读是一种有声有色的语言艺术。该怎么正确进行朗读能力培养呢?接下来就跟本人一起去了解一下关于朗读能力培养心得体会吧! 朗读能力培养心得体会篇1 朗读注于目,出于口,闻于耳,记于心,是一种复杂的心智活动。新课标指出:各个学段的阅读教学都要重视朗读和默读。可见朗读是阅读教学中最常用、最重要的教学手段,朗读训练是否有效,是阅读教学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目前,朗读教学已受到广大语文教师的关注,但实际教学效果却并不如人意。多数学生能把文章读正确、读流利,但能读出意,读出味,读出情的学生却是极少数。那么,如何强化朗读训练,有效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呢? 一、充分发挥教师的朗读示范作用。 哲学家黑格尔说:教师是孩子们心目中最完美的偶像。小学生有很强的向师性,模仿能力极强。特别是中低年级的学生,对朗读的技巧掌握还不够,教师在课堂上声情并茂的范读,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而且使学生很快就能在模仿中感悟如何断句,如何停顿,以及语气的变化。高年级的学生尽管掌握了一些朗读技巧,但教师的范读仍很必要。好的范读可以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让学生直接领略文本所要表达的感情进而体会文本的思想内容和感情基调。教师该范读时要范读,且不可简单使用录音代替,失去范读的直观作用。实践证明:教师的朗读示范作用发挥得越好,学生的朗读水平就提高得越快。 二、充分保证课堂上读书的时间。 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提高学生理解、积累、运用语言的能力。而这只有让学生有较以课文为依托。些能力的培养提高无不要求教师以教材为根本,多的时间与文本打交道,从中获取信息,才能提高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感受、理解、积累运用能力。语文课上,教师应留给学生一定的读书时间,让学生多读,充分地读。然而,很多教师的语文课变成了一问一答的问答课。有的语文课上,教师一会儿让学生听录音,一会儿又让学生看影视,一会儿让学生去表演,学生朗读的时间少得可怜。还有的教师生怕学生对文本不理解,文章讲不透,不厌其烦地讲解,把学生朗读的时间变成了教师的演讲。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则自晓其义也。有效的朗读胜过教师透彻的讲解,所以语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末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 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 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承其流者,两汉赋家,颂声大作,雕琢阿谀,词多而意寡,此贵族之文古典之文之始作俑也。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然希托高古,言简意晦,社会现象,非所取材,是犹贵族之风,未足以语通俗的国民文学也。齐、梁以来,风尚对偶,演至有唐,遂成律体。无韵之文,亦尚对偶。《尚书》、《周易》以来,即是如此。(古人行文,不但风尚对偶,且多韵语,故骈文家颇主张骈体为中国文章正宗之说。——亡友王无生即主张此说之一人——不知古书传抄不易,韵与对偶,以利传诵而已,后之作者,乌可泥此?) 东晋而后,即细事陈启,亦尚骈丽。演至有唐,遂成骈体。诗之有律,文之有骈,皆发源于南北朝,大成于唐代。更进而为排律,为四六。此等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典文学,极其长技,不过如涂脂抹粉之泥塑美人,以视八股试帖之价值,未必能高几何,可谓为文学之末运矣!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朵之习,风会所趋,乃南北朝贵族古典文学,变而为宋、元国民通俗文学之过渡时代。韩、柳、元、白,应运而出,为之中枢。俗论谓昌黎文章起八代之衰,虽非确论,然变八代之法,开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吾 人今日所不满于昌黎者二事: 一曰,文犹师古。虽非典文,然不脱贵族气派,寻其内容,远不若唐代诸小说家之丰富, 其结果乃造成一新贵族文学。 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

我对陈独秀的看法

我对陈独秀的看法 10电子信息工程林源鑫学号:2010052707 记得陈独秀曾经说过:“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若是大家坏了,我一身也就不能快乐了,一家也就不能荣耀了。” 在我看来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与首任领袖是陈独秀最为辉煌的时刻,在那时候,他的思想高度与先进行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他只是播种者,而不是收获者,他把先进的思想种子散播到神州大地上,让人们觉醒,但最后又由于思想反复和右倾路线的推行,走向被撤消总书记的职务和开除党籍的深渊。 1914年,陈独秀发表了《《双枰记》叙》与《爱国心和自觉心》两篇文章,企图把愚弱的国民真正惊醒起来。为一个新的社会思潮开始形成,一个新的社会文化风气得以开创,一个从根本把中国人的思想乃至中国社会引入现代化轨道作铺垫。 文学革命的兴起对于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的推动作用无比巨大。就陈独秀而言,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组织设计者,同时也是由胡适首先发难的文学革命的直接的诱发者和最有力的支持者。正由于陈独秀有力的督促和诱发,胡适很快就把自己的理论主张写成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从而以发难者的身份拉开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序幕。 可见,五四文学革命,虽为胡适首先发难,陈独秀继而相应,但整个革命的兴起及其深入发展,陈独秀却起了特殊的作用:在当时情况下,倘若没有陈独秀的督促诱发,胡适未必能够很快地把自己的主张贡献在国人面前;同样,倘若没有陈独秀以《新青年》的阵地对他作坚强有力的支持,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也不可能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广泛积极的影响。对此,胡适本人也反复强调过,谓正因为文学革命得以陈独秀的声援,以及像他“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 陈独秀根据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特点,选择几个重要的方面主攻:(1)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倡导资产阶级民主政治。(2)清算封建主义旧道德,倡导以“独立自主人格”为核心的新道德。(3)反对迷信和偶像崇拜,倡导科学。(4)反对旧文学,倡导新文学。由此观之,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统帅,在全面指挥和重点攻坚方面,建有特殊的功绩。 由陈独秀倡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带给当时中国人民的思想震动以及留给后人的历史启示,远远胜于在这之前的任何一次社会变革和政治动乱。这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适时地为一个行将衰亡的民族提出了一个最深刻最严峻的问题:当闭关锁国主义再也无法抵挡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以坚船利炮为物质形态的猛烈冲击时,古老的中国要想避免亡国灭种的实现危险,必须不失时机地追顺世界文化潮流,通过真正的经济变革和政治革新来迎接中国现代化的曙光。 陈独秀在理论上有一定的缺陷:(1)体现了较浓厚的轻视群众的思想倾向。(2)在某些理论问题上既有反复,也有矛盾。(3)在处理党内矛盾及党内同志相互关系时,有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缺陷,爱大发脾气。(4)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中国共产党陷入绝境。(5)政治上的幼稚天真。 陈独秀的主要错误是:对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政治面目没有清醒的认识,

读陈独秀《新青年》有感

新时代·新青年 ——读陈独秀《新青年》有感 一直有在床上看书的习惯,闲暇时会躺下惬意地翻上几页,欣赏大家之作。最近阅读的是一本名为品读人生的小册子,这里收录了清末至建国之初一众作家的作品,很意外地在这里读到了陈独秀先生的一篇名为《新青年》的文章,猜想这篇文章应该是陈老先生发表在他当年创办的杂志上的大作之一。将近百年过去了,在置身于21世纪的我看来,陈老先生的这篇文章依然有着振聋发聩,振奋人心的力量。这些激动人心的话语不仅仅是可以拯救当年的热血青年,也可以拯救迷失在现代社会中的青年。 陈独秀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一大至五大党的最高领袖。是他让那个零落瘫痪的国家找到了生机和希望;是他在那个闭塞保守的年代振臂一呼,叫醒了沉睡的人们;是他在那个腐败堕落的社会看到了青年的力量。他在字里行间渗透着对新青年的殷切希望,对旧青年的痛心疾首。“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是不可不指陈其大别,以促吾青年之警觉。”新旧青年有着相似的年龄,但在生理和心理上却有着天壤之别,必须指出这些差异以警觉青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陈老先生忧国忧民的拳拳热心,他明白一个国家的复兴与发展都寄托于青年,必须从青年身上寻找活力与气魄,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希望。 首先从生理上来讲,旧青年大多数都是斯斯文文的白面书生,最主要的特征是“悉秉蒲柳之姿,绝无桓武之态,艰难辛苦,力

不能堪;青年堕落,壮无能为”,而放眼国外时发现外国青年都是壮健活泼,非常有活力。“英,美,日本之青年,亦皆以强武有力相高,竞舟角力之会,野球远足之游几无虚日,其重视也,不在读书授业之下。”对比的结果是发人深省的,陈先生在这里就对新青年提出了恳切的要求:“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首应予生理上完成真青年之资格,慎勿以年龄上之伪青年自满也。”新青年首先应该有着健康的体魄,而不是遵从旧社会所提倡的孱弱书生形象。其实陈先生的观点放在今天也是有警示意义的。现在的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赢在起点线上,很早就开始给孩子增加各种各样的学习负担,让年仅十岁左右的孩子身负重压,生活重心只有学习,忽视了锻炼,忽视了身体的重要性,小小年纪就老态龙钟,活力不足。今天的孩子就是以后的青年,未来的国家栋梁。这些本应该天真烂漫的祖国花朵们现在的形象是:架着近视眼镜,耷拉着脑袋,背着硕大无比的书包。尽管学习很重要,但是身体同样不能忽视,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国外学习,教育里本来就应该包含体育和锻炼,不能让素质教育仅仅成为口号。 然后从心理上来说,旧青年的头脑里延续的是做官发财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个大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陈先生对于做官发财这种腐朽思想的鄙夷和不屑,在他看来,新青年头脑中必须斩尽这种腐败堕落陈旧的思想,必须有真实新鲜的信仰。只有这样的青年才可称之为二十世纪新青年,所谓的新主要是要有新的观念,新的精神,新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会去追求新的生活,才会建立起新的国家,新的社会。他把希望都寄托在广大血性青年身上,他用

陈独秀论文 3000字

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期末论文 题目:陈独秀的最后民主见解 姓名:徐梦园 年级:2013级思政二班 学号:2013040097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4年12月

论文提要 陈独秀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和民族灾难沉重的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一生是跌宕起伏,领导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等重要的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当选过总书记;但也受过多次牢狱之灾,……1937年7月,陈独秀在经受过8年的监狱生活后,作为政治犯被释放出狱。我的论文就是讲述陈独秀晚年的主要思想和我对其思想的认识与评价。我对他的晚年民主思想是采取总分的模式,分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系统阐述陈独秀的晚年民主思想,就是从总体角度来看;接下来是分别从两个理论观点阐述,第二部分是关于他的新“二次革命”论的形成;第三部分就是关于他对于苏联经验和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思想;几十年过去了,陈独秀关于民主思想的见解有得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有的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应以一个公平的心态去评析陈独秀。

陈独秀的最后民主见解 徐梦园 摘要:陈独秀,一个中国现代史上有过辉煌有过末落的人物。因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1929年11月,他被开除了党籍。以后他又和托洛茨基派结合,并被选为中国托派的中央委员。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处了13年徒刑。1937年七月,抗日战争的爆发,他被释放出狱。在晚年的时候,他的民主思想主要针对两个方面,一个是新“二次革命”论的形成;一个是反对苏联经验和斯大林; 关键词: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新“二次革命”论苏联经验反对法西斯 陈独秀,一个中国现代史上有过辉煌有过末落的人物,一生崎岖坎坷,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有重大的历史功绩,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当中,曾做出过重要贡献。但是他却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思想上及其思想活动上有着严重的缺陷,因此,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撤销了他总书记的职务。大革命失败之后,他没有听从党中央的劝告,继续走下坡路,1929年11月,被开除了党籍。之后他又与托洛茨基派结合,并被选为中国托派的中央委员。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决13年徒刑。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他作为政治犯被释放出狱。陈独秀是一个生前和身后都引起颇多争议的历史人物,廖盖隆先生曾评价他:“总观陈独秀的一生,他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确实有点像俄国革命中的普列汉诺夫。”也有人认为他的错误大约功绩,但是无论怎样,我们要学习的是他正确的思想和地方。 在面对反动派压迫和贫困生活的折磨下,陈独秀并没有思想和意识上消沉,反而继续探索属于他自己的民主思想。翻阅了大量的资料,我把1929年11月至1942年5月这一时期称为他的晚年时期,也就是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到1942年5月病逝这个期间。陈独秀的晚年民主思想不仅与他自身非凡而独特的经历密切相关,也同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初期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及其外部环境有关。下面,我就从总体角度阐述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 一、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的总体阐述 陈独秀的一生是追求民主的一生,他对待民主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早年时期,他的民主思想唤起了民众向封建堡垒冲锋陷阵的号角。在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所宣传的民主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特性,但是他所要达到的目的归根结底都是实现独立民主之人格,自由平等之人权。在后期,他又对民主的真正内涵作出了必要的说明“吾人第一须知民主之定义,即为由大多数人民管理即治理国家。”“以言民主,其一即由大多数人民管理的政治,亦即由大多数人民代表政制行使国家统治权,此乃君主一人统治及贵族少数人统治之对称也。”总的来看,他的民主理论观点主要是有民主的历史发展、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民主制与独裁制、社会主义与民主这几个部分组成的。

【华南理工毛概2014版资料】第2章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第二章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一、单项选择题 1、 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社会制度是( 。 A .奴隶社会 B .资本主义社会 C .封建社会 D .新民主主义社会 2、近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是( 。 A .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B .仍然是落后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 C .正在发生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D .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3、近代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是( 。 A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B .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C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 D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4、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是( 。 A .无产阶级革命 B .旧民主主义革命 C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D .社会主义革命 5、下列不属于近代中国革命根本任务的是( 。 A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 B .推翻帝国主义 C .推翻官僚资本主义 D .推翻封建主义 6、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属于 ( 。 A .资产阶级革命 B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C .社会主义革命 D .完全独立的革命 7、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是在( 。 A . 1924年 B . 1915年 C . 1916年 D . 1917年 8、近代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端或标志是( 。 A .辛亥革命 B .五四运动 C .抗日战争 D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9、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是在( 。 A .辛亥革命 B .五四运动 C .国民革命 D .土地革命 10、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明确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的会议是( 。 A .中共一大 B .中共二大 v C .国民党一大 D .中共四大 11、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思想是( 。 A. 党的一大 B. 党的二大 C. 党的三大 D. 党的七大 12、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思想是( 。 A. 党的一大 B. 党的二大 C. 党的三大 D. 党的四大 13、毛泽东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是在 ( 。 A. 党的上海会议 B. 党的广州会议 C. 党的八七会议 D. 党的遵义会议 14、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是在( 。

陈独秀的宪政爱国主义 , 爱国与执政党无关

陈独秀的宪政爱国主义 , 爱国与执政党无关 陈永苗 不爱没有人权的国家 1914年11月10日陈独秀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第1卷第4号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立即毁誉等身而名动天下。陈独秀说, “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不能一看 到国家两个字,就胡里糊涂就去爱,不爱没有人权的国家。他说激动 地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他的意思是说,现在的国家,对 外不能御侮,对内残害人民,不要算了。 尽管公认陈独秀剑走偏锋,但陈独秀还是站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他把 爱国作为信仰加以审问,认为只能爱有资格值得爱的国家。他说: “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 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 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看来能够防御外敌,并不是值得爱的条件。在 外交和内政之间,只有内政是君子,保护人权而不是侵害人权的国家 才值得爱。 爱国主义应该是理性的政治哲学,而不是盲目的政治信仰。在陈独秀 看来,民族自爱心同个人自爱心具有相同的性质。个人自爱心无论如 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人生存,没有什么罪恶。民族自爱心无论如何 发达,只要不伤害他族生存,也没有什么罪恶。他爱国不能盲目。所 爱国家对外不应压迫他国,对内不应压迫人民。如果没有这一界限, 爱国心就是盲目的,甚至是有害的。 经过理性地考验,陈独秀确立了爱国主义信仰。对于究竟应当不应当 爱国的问题,陈独秀的回答是明确的:“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 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 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 的国家。” 陈独秀的爱国是自由主义的,以个人自由作为终极目的。这让看起来

陈独秀《敬告青年》读书笔记 2000字

《敬告青年》读后感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 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一大至五大党的最高领袖。近些天我读了下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很有感触,被他的诚挚情感、锐利的目光所折服,所震撼。在该文中,陈独秀先是充 满诗意地将青年热情讴歌了一番,曰:“青年如初春,如朝阳,如百卉之萌动,如利 刃之新发于硎”。并感言“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并由此类推, 得出一个发人深省的结论:“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 则人身亡;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接着, 作者开始历数中国社会之黑暗,痛陈专制制度之罪恶,率先对青年们提出了六点期望。 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4、世界的而 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提出的这六点,总的是 向青年人可以做到:民主、科学、人性、理性、改革和开放。我也很同意他提出的这 六点,因为,它指出了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研究了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指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弱点,这也更突出了它的呼吁是多么迫切,而且也正如他所说,青年如 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 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将希望寄托于他们身上也是情理之中。 对于文章的这六个关键论点,其中我认为对后代最有启发性的是第六点:科学的 而非想象的。科学,对于当时那种各种思潮混杂的年代而言是多么的重要,他给人们 的不仅是理性的分析,更有追求革命创新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勇气!想象,既超托客观 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控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而且中国的迷信思想根深 蒂固,陈独秀呼吁人们崇尚科学破除旧思潮,开创新时代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循恶社会,作退 避安闲之想。而且他用辩证看法来对待问题“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尤具科学性。也只有重视科学才可避免“是犹有锁国之 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的重蹈覆辙。陈独秀看到“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他的目光的前瞻性,是可敬的。 文章分析了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指出了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弱点,切中时弊,针对性极强。其中第一条“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就是“人权”即“民主”思想;第六条“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是“科学”思想;第二条“进步的而非保守的”、第四条“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则是提出了改革、开放思想,也就是说,95年前,陈独秀先 生就提出了中华民族要求生存、求发展,必须改革开放!民主是大智慧、是凝聚力、是科学决策的前提、是法治的保障、是权力制约和反腐的利器。没有民主就没有科学 发展。所谓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而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用科学的态度看待客观事物。 但仍有些许瑕疵,文中强调学习西方,却从未提及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犯 了片面性与狭隘性的错误,而且,他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但是,离开改造 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实践理论,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要根本改造有这种环境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实不可能的。 这篇文章是发表于五四运动之前的四年。用近代史的观点来说,当时的中国革命 还只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以可以说这篇“檄文”在激励号召青年同过去决裂的时候, 还未指明决裂之后的方向。摆脱了过去,又该何去何从,这个答案,则自然留给了其后 的革命来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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