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和金雁——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秦晖

秦晖和金雁夫妻，双方都是“术业有专攻”的人文学者。秦晖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一九八一年，秦晖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师从赵俪生教授研究农民史，特别是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自八十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九十年代，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并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中坚人物。金雁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对苏联和东欧的历史与社会转型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这两位学者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清贫与寂寞中保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和独立。

秦晖先生言行从不高调，却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他有名言曰：“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这便是自由主义者待人接物的基本准则。九十年代以来，大学教授的生存环境大有改善，愿意去当官和商的帮忙、帮闲的学者，想要过上“居有屋、食有鱼、出有车”的优越生活，突然变得易如反掌。对于大部分身处名校的教授来说，八十年代那种“脑体倒挂”的困难生活，已经成了一种遥远的回忆。秦晖和金雁夫妇却是其中少有的例外，他们没有去“走穴”，没有去申请那些投官僚之所好的学术基金，他们的学问与生命是融为一体的，他们抓住的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真问题。这样的学问当然很难在那些“核心期刊”发表，也不能获得官方的若干奖项。

在今天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九十年代中期，当秦晖和金雁夫妇刚刚调到北京，因多篇观点新颖和思想深邃的文章而引起学界注意的时候，我曾经和友人一起前去拜访和讨教。那时，他们住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近一套破旧狭窄的、名副其实的“陋室”之中，屋子的总面积大概不到三十平方米。一间小小的书房，四壁都是顶到天花板的书籍，还有更多的书还装在纸箱里，根本无法上架。秦晖幽默地对我们说：“有时候，为了查找一份资料，不得不搬开几个大箱子，满头大汗，如同大海捞针，也算是一种写作间隙的体育锻炼吧。”书架与书架之间的空隙，大概只能容一个人侧身而过。那时许多大学生都拥有了笔记本电脑，秦晖却告诉我们，笔记本电脑对他来说，还是一个计划：“本来早就想添置一个台式电脑，但是家里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放置。以前笔记本电脑太贵，买不起，据说现在降价了，也想买一台。

”

这是一套七十年代的老房子，房间的设计甚至连客厅都没有，一进门的地方是不足三五平方

米大小的过道，我们便在这个过道里交谈。在旁边卫生间的门口，金雁正在一丝不苟地洗衣服，他们家中居然连一台洗衣机都没有“装备”。女儿则在另一个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做功课。除了书以外，家里差不多没有一件值钱的物品。这两位当代中国视野最开阔、思想最活跃、问题意识最敏锐的中年学者，生活水准却在北京的普通居民的平均水准之下，这一现象真让我产生无限的感慨。而与之形成显明对比的是，那些学会讨好既得利益群体的学者们，那些带着洋博士学位耀武扬威地回来的海归们，个个不是“学富五车”，而是“金玉满堂”。他们的生活品质是秦晖夫妇望尘莫及的，但他们的学术品质呢？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不能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谈起居住条件来，金雁苦笑着告诉我，就是为了改善住房条件，他们夫妇曾经三次试图“离婚”。我大吃一惊，如此恩爱的夫妻，怎么会选择离婚呢？而且是“三次”！原来，三次都是无奈之下赌气的“假离婚”，三次都被领导的“火眼金睛”识破而“未遂”。

第一次，是在他们两人在同一所大学念研究生的时候。当时，学校有明确的规定，研究生一人一个房间。因为他们是夫妻，便让他们合住一间。金雁向校方反映说，两个人应当分两个房间，凭什么减少一间？校方却说，谁让你们是夫妻呢？金雁气愤地说：“那我们离婚，一人一间行不行？”校方断然回答说：“不行！”

第二次，是在他们在西部某大学评职称的时候。虽然两人都是学校的学术骨干，发表的论文最多，上课也最受学生的欢迎，但是高级职称僧多粥少，系里的领导便来作他们的工作：“你们是夫妻，应当发扬发扬风格，两人只能上一个教授。”金雁感到莫名其妙——评教授是看个人的学术水平，难道评教授也要“学雷锋”吗？她愤然回答说：“我们离婚，然后一起参加公平竞争，行不行？”领导回答说：“不行！”

第三次是他们到北京之后单位分房的时候。好不容易等到金雁当时的单位中央编译局有机会分房了，她却再一次失望了：单位规定，假如配偶已拥有副高以上的职称，住房就由对方的单位解决，分房资格则自动失去。然而，秦晖所在的大学却表示，暂时无法解决住房问题。在万般无奈之下，金雁再次想起离婚这一招，老实人也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时候。但是，协议离婚需要单位开证明，单位明明知道他们是恩爱夫妻，也知道他们“离婚”的目的是为了分房，哪里会给他们盖章呢？

于是，他们只好放弃这个绝决的想法，一家三口一年又一年地挤在这套房子里。

屈原当年的追问今天仍然成立：在今天的中国，教授学问的多寡、思想的的锐利与迟钝，却与拥有的物质条件的好坏成反比。看看那些有名有利的教授，张维迎、林毅夫等人，别墅豪车，一场演讲便可获得数十万报酬，但他们从不面对中国的真问题。而秦晖、金雁所关注的，

正是转型期的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真问题，如农民问题、土地问题、转型正义问题、国企私有化问题等。但是，在这些问题上说真话，当官的不喜欢，经商的也不喜欢。如果没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如果没有安于贫穷的心态，这样的学问是无法做下去的。秦晖先生青年时代便生于忧患，与黑暗擦肩而过，因此他对身处“陋室”并无多少抱怨，也不曾尝试通过写作谄媚之文来改善物质条件。他说，现在已经很好了，比呆在农村的那九年时间好多了。

秦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在广西看不好，后来又到湖南去，传教士创建的湖南湘雅医院有一个很有名的眼科医学中心。那里的医生说，这么小的孩子动手术很危险，建议维持一段时间，长大了再动手术。回到广西之后发现不行，眼睛的情况一直在恶化，父母又带他到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医院、中苏友好医院等等。后来在上海的汾阳路医院，终于做完了手术。现在他每次做眼科检查，医生都说这手术现在也不容易做。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的话，他就会永远在黑暗当中了。虽然动了手术，但还是留有视神经萎缩，直到现在视力仍然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零点二的视力。他在农村插队，插那么久，也跟视力有关，招工的机会他是轮不上的，体检总是不合格。

后来，秦晖考研究生，他的导师做了很多工作。赵俪生先生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都不招了。”秦晖此前没有受到过多少课堂教育，只在“文革”前上过六年小学。一九六九年下乡，在农村待了九年。不过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中的藏书很多，对他的影响很大。另外，农村那几年，他也学到了不少人生经验，他开玩笑说在农村读的是“早稻田大学”。也许正是这段经历，使他对农民问题不能忘怀，使他甘于清贫和寂寞，也有勇气抗拒各种干扰和压力。在清华他一度被停止授课，工资也只能领取一半。对此，他一笑置之。后来，有一位中央领导人在讲话中提及他研究的“黄宗羲定律”，大学的领导人才大吃一惊，立即部分恢复他的待遇。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秦晖对中国历史真相的概括是：“儒表”之下的“法道互补”。在帝制中国的两千多年中

，士大夫少有“纯儒”，多为“法儒”和“道儒”。中国人说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讲的是性善论，行的是性恶论；说的是四维八德，玩的是“法、术、势”；纸上的伦理中心主义，行为上的权力中心主义。他认为，中国要走出连续的历史、循环的怪圈、行政不正义的惯性，应当以“西儒会通”，解构“法道互补”。他指出，新儒学（以黄宗羲、谭嗣同为代表的“纯儒”的思想脉络）有可能为人类“超越现代性”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这种可能性要实现，第一新儒学必须走出形而上的象牙塔，从心性之学发展为制度之学。第二更重要的是，新儒学必须摆脱历史上被“法道互补”强奸的梦魇，真正成为“新”儒学。尽管我对儒学的“起死回生”颇为怀疑，但我认同秦晖对中国历史真相的透视。

金雁的学术成就也并不比秦晖逊色。她的专业就是苏联东欧研究，自一九七八年读研究生时起，她在这一领域默默耕耘已经二十多年了。金雁在波兰华沙大学的两年，正好是经济“休

克”的最困难时期，当时写过一本书叫《新饿乡纪程》，以后她还发表过多部关于前苏联和东欧问题的著作。她的研究纠正了许多中国人对苏联、东欧社会转型的似是而非的看法，比如那里的右派倾向于“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比如那里后来又出现了“左派复兴”，这些看法并不符合苏联和东欧的实际情况。而苏联、东欧面对的许多难题，是中国将来也要面对的挑战，中国的所谓“渐进改革”之路，并不能避免这些问题的凸现。因此，金雁的苏联和东欧研究对中国而言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其重要性至今仍未被学界充分认识到。

陋室之陋，并不能伤害秦晖和金雁学术的激情。他们各自发表的论文，皆让学界刮目相看。而他们两人在研究中又有相当的重合部分，于是他们合作以“卞悟”的笔名发表了好些文章。十年的光阴一晃而过，进入新世纪之后，秦晖和金雁终于在北大和清华合建的兰旗营教师宿舍分到了一套新房，尽管入住其中的教授们纷纷抱怨这些楼房的建筑质量太差，但是对于秦晖和金雁一家来说，毕竟有了那么大的面积可以将所有的藏书都放上书架。这本该是学者做学问的最基本的条件，现在却变成了他们的“最高理想”。不过，我仍然由衷地为秦晖和金雁感到高兴。我更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不必再用“离婚”这样的策略，来曲线获取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但愿杜甫当年“愿得广厦千万间，大蔽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梦想，早日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

“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 作者:秦晖 编者按： 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如何解读这个“奇迹”，当下已经成了思想界的顶级课题。“中国奇迹”是突破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桎梏的结果，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下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在全球化背景下，世人眩目于“中国奇迹”。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恢弘历史长剧正在揭幕之际，无疑，我们需要一场关于改革30年的大讨论。 结三十年，反思三十年，甩掉历史包袱，开创改革新局，这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好的纪念，最好的继承，也是我们在历史新关头最重要的使命。 为此，本报特刊发秦晖教授的文章，并将陆续刊发这方面的文章，力求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出有启发性的解读和总结，以飨有兴趣于中国道路、中国走向的广大读者，敬请垂注。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的“中国之谜”，即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 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 显然，这种争论的背后包含某种共同前提，即中国“渐进”——更多凯恩斯或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增长，东欧“激进”——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场竞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衰退。 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大可质疑的。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中国明确地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很难说她的目标是什么（尤其难说是“福利国家”），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而欧盟多数国家长期是社会党执政，是当今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东欧各国入盟谈判中的“福利门槛”、“劳工保护门槛”往往比“市场化门槛”还高。而现实就更不必说：恐怕没有人能证明如今的中国比东欧更像“福利国家”，而作相反的证明倒是轻而易举。（参见秦晖：

秦汉史(秦晖)

秦汉史 一、秦汉史简述（秦制与周秦之变） 二、周制介绍 三、儒、道、墨、法 四、儒道之争 五、汉儒之变化 六、“礼”的变化 七、“有为”和“无为”之争 八、西汉时经济政策 九、汉代的社会管理 十、汉代的吏治 十一、汉代基层设置 十二、中国古代行政设置（君权相权、分权集权）十三、汉魏之变 1）儒里化趋势、以礼入法 2）社会基层组织 3）选拔人才 4）货币使用

秦汉史简述 ●秦汉时代的研究基本依赖于正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因为很少有野史或 个人文集流传下来。要作出新的研究主要取决于地下简牍的出土 ●重视秦汉时代的原因：秦汉时代在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China基本认同为“秦”的转音；汉民族也是在汉帝国时形成） （越南将华人分为华族、艾族（客家人）、明家族（明代移民）） ●世界历史上的三大轴心文明：古希腊时代、印度列国时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 ●将汉代与古罗马帝国放在一起研究，是史学界一个热门的领域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 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谭嗣同 ●自秦汉已废封建（古汉语用法，意指奴隶），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为卿相；虽有封 爵，只同虚衔；虽有章服，只等徽章----康有为（与谭嗣同的观点截然相反）●毛泽东与康有为一样褒奖“秦制”，但康看到的秦制是“自由平等”，而毛看到的是“先 进阶级专政”和“镇压反革命”。毛与谭都把“秦制理解”为强权与暴力，但谭斥此暴力为“大盗”，而毛誉此暴力为“革命”和“镇反”，并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 （同样的事实判断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 （谭与康的判断是否是同一事件的两个方面？） ●周时有主人、附庸之分，而秦时臣民皆皇家奴，但有受宠与否之分 （主人对附从或尚知爱惜，因附从属于己也。而受宠奴之虐待其他奴也，有狐假虎威之横暴，无损及己物之顾惜，其虐或百倍） 秦汉史 ----周制介绍 ●孟子对周制的评价：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 ●左传对周制的评价：率其宗氏，机其分族，将其类丑 ●周的建构特点：血缘色彩浓，国人交往半径小 ●周朝族群的重要因素：血缘纽带的结合，宗族亲情父权的伦理关系 （周时天子之尊是伦理性的，不具有科层化的行政权力结构，天子对下面的诸侯不能随意任免）

秦晖：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传统中国及其现代

“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 ——兼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之路 秦晖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反思、批判中国传统、通过文化启蒙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重建为标帜。从那时以来整整八十年，对“中国传统”的事实判断（中国传统究竟是什麽）和价值判断（否定还是肯定传统，以及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之间的各种“保守”与“激进”立场）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主题。而前一判断则是后一判断的基础。就这一基础而言，过去八十年主要形成了两大认识范式，一是强调“生产方式”的“封建社会论”，它导致了以“土地革命”（消灭地主阶级的“民主革命”）为核心的“反传统”运动。一是强调宗法伦理、整体和谐与非个性化的“儒家文明”论，它引出了倡导个性解放的自由主义“反传统”运动和反对“西方个人主义”的传统复兴运动。 然而这两大认识范式看来都遇到了解释危机。作为历史，它们都无法解释何以同出“反传统”阵营、而且早期具有极端个性解放或激进自由主义色彩的五四极左翼（陈独秀、李大钊等）后来会发展出一种比“传统”更压迫个性更敌视自由的整体性极权倾向、并在其发展至极端的文革时期忽然迸发了向古代“法家”（商鞅、秦始皇等）认祖归宗的热情——显然，用“反传统过激”或“传统的影响”都难以解释这一切。作为现实，它们更无法解释当前改革中大陆上“西化”（民主、市场、自由、人权等因素）与“传统化”（国学热、宗族的复兴与乡镇企业中的家族化色彩等）同时发生的机制，尤其无法说清两者间的关系。 本文试图跳出这两种范式，从乡土社会而不是从“思想家”的作品中寻求对“中国传统”的再认识。本文认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既不是被租佃制严重分裂的两极社会，也不是和谐而自治的内聚性小共同体，而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与其他文明的传统社会相比，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性更弱，但这非因个性发达、而是因大共同体性亢进所致。它与法家或“儒表法里”的传统相连，形成一系列“伪现代化”现象。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方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起步时曾经过“公民与王权的联盟”之阶段，而中国的现代化则可能要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为中介。 小共同体本位论质疑 对于传统中国社会，尤其是被视为中国文化之根的传统乡土社会，目前流行的主要有两大解释理论：一为过去数十年意识形态支持的“租佃关系决定论”，这一理论把传统农村视为由土地租佃关系决定的地主—佃农两极社会。土地集中、主佃对立被视为农村一切社会关系乃至农村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基础；宗族关系、官民关系乃至两性关系和神人关系都被视为以主佃对立为核心的“封建”关系（此即把政权、族权、神权与夫权都归之于“封建地主制”的“四大绳索”论）；赋税、利息、商业利润等资源分配形式都被视为“地租的分割”；而“土地兼并—农民战争”的叙述模式被用以解释历史上的“周期性”动乱；“中国租佃制与西方农奴制”则成为解释中西之别、尤其是解释中国何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首要因素。

秦晖：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

秦晖：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 中国古代经济史上有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从先秦直到明清延续数千年的关于是否需要“抑兼并”的争论。“兼并”(亦作“并兼”)即今所谓的“两极分化”、“大鱼吃小鱼”之类。主张国家应当严厉抑止这种事态的即为“抑兼并”，而主张国家应放任不管的即所谓“不抑兼并”。当代一些学者把它们看作是经济思想领域中国家统制派与自由放任派之争，并赋予其新的意义，于是这种斗争似乎延续到了现代：改革前，尤其是在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里，“抑兼并”的“法家政策”曾博得一片叫好;改革后的经商潮中，“不抑兼并”又受到不少赞扬。直到最近这类笔墨官司还时有所见，[1]这实在是值得研究的。 过去很长时期，尤其是在鼓吹“儒法斗争”的年代里，“抑兼并”被视为法家的思想，因此历代“抑兼并”的著名人物，从桑弘羊、汉武帝直到王安石、朱元璋、张居正都被冠以“法家”称号。然而实际上，正统儒家思想中“抑兼并”的倾向并不亚于法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信条与对三代“井田制”的崇拜历来是我国“抑兼并”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而我国历代王朝中最“激进”的“抑兼并”实践者、以“五均六管”、“王田私属”为主要内容的严厉的国家经济统制政策实行人王莽，则是满脑子周公之道的超级腐儒，从没有人试图给他“法家”的头衔。有趣的是，历来被认为具有儒、法两种倾向的思想家们在进行辩论时常常会互相攻击对方纵容了“兼并”。如曾被认为“北宋的商鞅”的王安石，就宣称儒家教条主义者(“俗儒”)要对当时的“兼并”狂潮负责：“俗儒不知变，兼并无可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2] 而另一方面，汉唐诸儒则无不把“兼并”之泛滥归罪于秦代的法家政策，归罪于商鞅与秦政“信并兼之法，”“尊奖兼并之人”。[3] 其实平心而论，秦以后的儒、法两家理论，在摧抑兼并以维护宗法共同体这一基本点上并无分歧。其区别仅在于：儒家相对而言更倾向于以“礼义”、以宗法伦理的堤防来阻遏“兼并”，而法家则更多地主张用刑罚、用行政手段来打击“兼并”。事实上，这两种手法在历代专制王朝“抑兼并”的实践中常常是同时并用的。所以尽管有人指责儒家的无为之治放任了“兼并”，有人指责法家的功利观念鼓励了“兼并”，而实质上“抑兼并”不能说是哪一学派的、甚至不能说是哪一封建国家的特有主张。它是以共同体(而不是以公民个人权利)为本位的传统社会(包括中、西在内的一切前近代社会)本质所决定的一种政策。 尽管如此，在是否使用强硬的行政手段方面儒家也不能说是最“温和”的。汉初70年间“开关梁，驰山泽之禁”、经济上最开放的时代盛行的并不是儒家思想，而是提倡“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的黄老学说。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文化上的专制倒是与经济上的统制同步发展，“无为”的自然主义日益变成“有为”的国家主义，从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一直发展到五均六管、王田私属，终于在王莽时代走到了“儒家原教旨主义”与国家经济统制的双重极端。因此如果仅就西汉一朝的历史看，似乎儒家倒是统制经济的头号代表了。 当然这是表面现象，武帝以后经济统制的文化依据与其说是“儒术”，不如说是“独尊”。文化上的“罢黜百家”才是经济上“利出一孔”的最好注脚。事实上，文化专制不管以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为符号(不管“独尊”的是儒术还是别的什么术)，从根本上说都是与经济自由不相容的。焚书坑儒的秦朝与独尊儒术的西汉晚期之所以有十分类似的经济政策，其缘盖出于此。 而如果仅就作为学术思想的“儒术”而论，从中是既可以得出强硬经济统制的结论(如今人所谓的“井田制社会主义”)也可以得出反对这种统制的结论(如今人所谓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与民争利”等等)。应当说，孔子时代的“儒学”并没有什么系统的“经济思想”，而汉以后被独尊的“儒术”则已是先秦各家的成份都有所渗入的大杂烩，其中在经济统制问题上，源出先秦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与源出先秦法家的“有为”信念堪称两大传统，由此导出了“不抑兼并”的自然主义和“抑兼并”的统制主义这两种政策倾向。笔者姑名之曰“道儒(受道家影响之儒)”与“法儒(受法家影响之儒)”。这两个名词似前所未见，但笔者以为这样的划分较符合汉以后各种倾向都在儒家的框框中存在的状况，而比“儒道互补”、“儒法斗争”之类的说法合理。 法儒与“抑兼并”

秦晖和金雁——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秦晖 秦晖和金雁夫妻，双方都是“术业有专攻”的人文学者。秦晖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一九八一年，秦晖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师从赵俪生教授研究农民史，特别是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自八十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九十年代，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并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中坚人物。金雁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对苏联和东欧的历史与社会转型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这两位学者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清贫与寂寞中保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和独立。 秦晖先生言行从不高调，却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他有名言曰：“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这便是自由主义者待人接物的基本准则。九十年代以来，大学教授的生存环境大有改善，愿意去当官和商的帮忙、帮闲的学者，想要过上“居有屋、食有鱼、出有车”的优越生活，突然变得易如反掌。对于大部分身处名校的教授来说，八十年代那种“脑体倒挂”的困难生活，已经成了一种遥远的回忆。秦晖和金雁夫妇却是其中少有的例外，他们没有去“走穴”，没有去申请那些投官僚之所好的学术基金，他们的学问与生命是融为一体的，他们抓住的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真问题。这样的学问当然很难在那些“核心期刊”发表，也不能获得官方的若干奖项。 在今天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九十年代中期，当秦晖和金雁夫妇刚刚调到北京，因多篇观点新颖和思想深邃的文章而引起学界注意的时候，我曾经和友人一起前去拜访和讨教。那时，他们住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近一套破旧狭窄的、名副其实的“陋室”之中，屋子的总面积大概不到三十平方米。一间小小的书房，四壁都是顶到天花板的书籍，还有更多的书还装在纸箱里，根本无法上架。秦晖幽默地对我们说：“有时候，为了查找一份资料，不得不搬开几个大箱子，满头大汗，如同大海捞针，也算是一种写作间隙的体育锻炼吧。”书架与书架之间的空隙，大概只能容一个人侧身而过。那时许多大学生都拥有了笔记本电脑，秦晖却告诉我们，笔记本电脑对他来说，还是一个计划：“本来早就想添置一个台式电脑，但是家里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放置。以前笔记本电脑太贵，买不起，据说现在降价了，也想买一台。 ” 这是一套七十年代的老房子，房间的设计甚至连客厅都没有，一进门的地方是不足三五平方

秦晖 如何认识西方危机

秦晖：如何认识西方危机 更新时间：2018-08-01 ●秦晖 (进入专栏) 西方发生危机，解释也有两种，右派老说是福利国家搞多了，左派老说自由搞多了，尤其金融监管不力等。这两种说法都对都不对，因为这两种弊病的确都有，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危机说穿了就是借债借得太多，而且美国是个人借债比较多，消费借债尤其在次贷问题上，欧洲是国家借债太多了，就是所谓的主权债务。但是这两者背后的根源是一样的，而且这两者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福利国家是有毛病，自由放任也有毛病，但是它都是可持续的，理论上讲不应该导致现在的这种状况。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高税收、高福利，低税收、低福利，都可以建立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理论上讲你都不可能得出这个国家要破产的后果，为什么现在会造成这种后果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在民主制度下左右两派都要为老百姓说话的结果，民主制度下老百姓对左右派都是只喜欢一半的，左派上台，老百姓就寄希望于他们增加福利，但是不希望他们增税，右派上台，老百姓寄希望于他们减税，但是不希望他们减福利，因此左派上台以后福利增加了，但是税收增加很困难，右派上台税收可以减，但是福利不能减，这么一来一回折腾几次，国家肯定就要破产。

所以当前出现的问题既不是福利国家的危机，也不是什么自由放任危机，我这里讲的不是说这两种制度没有它的问题，而就是民主制度的问题。我在中国也算是很典型的民主制度的鼓吹者，但是我清楚地看到今天这个世界的确是民主制度面临的一个十字路口，如果你完全按照这个搞下去，民主制度是搞不下去的。但是我就要问了为什么以前都是这样，而民主制度没有崩溃?如果搞了民主，老百姓坚决不愿意增税又坚决不愿意降福利，民主制度怎么可能维持两百年呢?我们也知道在民主制度的背景下，老百姓接受增加税收，接受降低福利，这个例子都是很多的，为什么以前他们可以接受现在就不可以这样呢?最近这二十年的确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专门造了一个名词叫做“反向的尺蠖效应”，就是左右派的两种理论，除了它的学理层面还有它的现实可操作层面，都一样的;如果在一个专制国家搞，很可能左右派都要为皇上着想，左派为皇上横征暴敛，但是国家提供的公共福利你没有办法保证，右派为皇上推卸责任，但是皇上横征暴敛的权力你照样没办法制约。在民主国家有相反的一面，但是这个事情在以前表现得并不那么突出，原因是假如老百姓真的“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很快就会出问题，一旦有问题，老百姓并没有傻到撞死南墙不回头的地步，他是会接受的，不管是增加税收还是降低福利。 但是最近这二十年，西方的那些人就好像感觉不到“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政策的危害，就把这个窟窿越做越大，以至于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一点我认为和全球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全

秦 晖《 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

秦晖《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 秦晖：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 ——谨以此文敬献于林昭等先驱者 一 可能有的朋友看到这篇文章的题目会说：错了！应当是"达則兼濟天下，穷則独善其身"才对。的确，《孟子》原来说的是"穷則独善其身．达則兼善天下"。后人习惯先"达"而后"穷"并改"兼善"为"兼济"，尚不失孟子原义。但我确实认为：一个人如果真心想要"善其身"与"济天下"，那还是改成本文题目所云的"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好。 思想史上流行的观点认为，"达則兼濟天下，穷則独善其身"是作为中国文化精髓的"儒道互补"的体现：前半句表达了儒家的理想主义和入世精神，而后半句显示出道家的豁达态度与出世境界。不过，从"文本史"的角度讲，这个说法是有明显缺陷的：如上所述，整个这句话原出于《孟子》，本与道家无关。而道家或老或庄，似乎都没有说过"善（无论独善兼善）其身"之类的话。相反，本来意义上的道家是主张"绝仁弃义"解构道德而追求无是非无善恶的"逍遥"境界的，它

并不强调个人道德修养。说前半句是儒后半句是道，似难以服人。 但如果把"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道德含义除去，而只把它们理解为"有为"与"无为"，则这句话（不仅是后半句）又成了纯粹的道家思想。人们常常只把"无为"看成是道家主张，其实至少庄周这个道家宗师也有追求“有为"的一面。在《庄子·外篇·山木》中，庄周曾自比"腾猿"："其得楠梓豫章也，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虽羿、蓬蒙 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间也，危行侧视，振动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 猴子抱上了高贵的大树，便得志称雄，"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眄睨也"。而一旦掉到了荆棘丛中，就夹起尾巴做孙子，"危行侧视，振动悼栗"了。换句话说，在庄周看来，人当得 势时是"有为"的，所谓"无为"，就是"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时的生存方式："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 众所周知，道家在知与行两方面都倡导“无为"。单就"无为"而论"无为"，本无所谓对错。强者对弱者"无为"，可以理解为宽容，弱者对强者"无为"，就沦于苟且了。权力 对权利"无为"意味着自由，而权利对权力"无为"则意味着奴役。

秦晖先生的昂纳克寓言看世界贸易纷争

秦晖先生的“昂纳克寓言”看世界贸易纷争 2019/8/26 最近一部美国纪录片《美国工厂》刷屏了，10年前秦晖先生在某访谈会上提出了“昂纳克寓言”，面对如今的世界贸易纷争，再看这个论点似乎更能体会贸易纷争的由来，本人觉得相同体制的国家只适合和相同体制的一起玩，如果有某些不同体制的国家参合进来，由于人为的优势势必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竞争，自由竞争的结果反而是劣币驱逐良币，这也许就是世贸组织形成的由来，也是为何世贸组织会强调成员的体制性和知识产权保护。也许他们早就想到这点了，但是怎么解决，难道最终还是另起炉灶吗？附上秦晖先生的访谈内 容。 秦晖：奴隶制有一个监督成本问题。从经济学角度讲，奴隶制提高劳动效率的唯一障碍就是监督成本高，连物质刺激这个障碍都没有，—早有经济学家讨论过这个问题：奴隶制下，你干得多，我赏你，所以奴隶制下并非干多干少都一样，物质刺激加上鞭子驱使。而监督成本在很多场合也可以有办法解决。他致命的短处就是创新不行，自由经济就凭这一点胜过他。 但是低人权国家纳入全球化进程后，你自由经济创新的东西人家都可以学，但是人家的那一手铁腕驱使你却学不得。在这样背景下，这个竞争鹿死谁手就很难说。 我最近去了趟德国，和东德最后一任共产党总理莫德罗长谈三个小时，我提出一个问题叫“昂纳克寓言”。两德统一是西德把东德

“吃掉”了，而且取得了很大进步，我们都知道，莫德罗也承认，但也有严重的问题：东德制造业垮了后，新的并没有建起来。德东地区经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去工业化”状态。 刘苏里：很多西方国家有这个问题。 秦晖：是的，所有发达和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有这个问题。但东德问题更严重，—他们原来全靠制造业，制造业一衰败，虽然第三产业发展很快，但并不能完全解决就业问题。更何况他们从西方又引进了高福利，强势工会这些制度。本来这些东西也可以养活他们，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解决上述问题，于是他们的左派，包括莫德罗，就对这个现状骂得很厉害，说我们吃亏了，西德捉弄了我们，搞得我们这里失业率上升。他最近还说，中国就做得很好，跑到中国来，大吹中国模式。他们左翼党的基金会开会也给我发了邀请。我之所以想去跟他谈话，是因为我看到他在中国发表的言论。这人好像吃了后悔药，以为中国这样做才是对的。其实我们都知道，东德出现的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它的制造业垮了，西德的资本又不来投资呢？道理很简单，两德统一后很快通过东西马克一比一兑换，两边的收入基本拉平了，社会保障，强势工会，劳工权益等等，都变得和西德一样。那西德的资本凭什么跑到你这里来呢？你有什么吸引力呢？我说资本愿意跑 到中国，也不愿意跑到你（东德）那里去。我对莫德罗说，你设想过另外一种可能吗？比如说两德统一，你们可能把西德“吞”掉吗？莫德罗说，我觉得不可能，我也不指望东德“吞”掉西德，我只是说统一以后他们应该对我们更好一些。我问他，真的一点可能都没有吗？

秦晖：自由、乌托邦与强制——写在《共产党宣言》150周年(强烈推荐)

秦晖：自由、乌托邦与强制——写在《共产党宣言》150周年（强烈推荐） 一、“良知”与“头脑”的双重困惑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150年前马、恩以这一诙谐的起笔成就了一篇鸿文，开始了一个时代。 到本世纪20年代，据说是克列蒙梭说过：“一个人如果30岁以前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的良知就有问题；如果到30岁以后还是社会主义者，他的头脑就有问题。”看来此时在克列蒙梭心目中，社会主义的道义感召力仍然强大，然而其理性说服力已经出了问题。但在此前，多少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与其说是着迷于它的道义力量，不如说首先是叹服于它的智慧力量。布哈林曾回忆说，他早年信仰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因为它“崇高和美好”，不如说首先是马克思著作“异乎寻常的逻辑严整性”征服了他[1]。维特伯爵，这个沙俄总理大臣，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个贵族，一个过了30岁而头脑绝无问题的精明改革家，也在日记中写道：马克思以“数学般精确无疑的论证”使他确信未来的世界属于社会主义，只是他认为俄国目前还太落后，所以还需要沙皇陛下的治理……[2]。 然而80年后，波兰前统一工人党末代首领拉科夫斯基亲手删掉了改建的社会民主党宣言2 0条所有的“马克思”字样，他感叹道：西德的勃兰特天天讲社会主义，而我们如今回避这个词就像回避瘟疫一样……。克列蒙梭若生逢其时而读过《古拉格群岛》，他还会说社会主义的“良知”没有问题只是“头脑”不够么？ 古今中外，许多宗教以其悲天悯人的终极关怀赢得了无数信众，而牛顿、达尔文的科学又以其缜密的理性思维倾倒了无数智者。但同时具有宗教般的道义权威与科学般的理性权威双重魅力的，除马克思主义再无其二。然而百年过去，在这世界的许多地方（如前述的波兰），同时在道义上与理性上都陷入极度自卑的，好象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在本世纪初，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影响之大，恰如世界上没有基督教千年王国而基督的信仰者却满天下一样，在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宣传马、恩自不待言，民粹主义者抢先译出《资本论》，自由主义者打出“合法马克思主义”旗号，就连沙皇的总管维特也在日记中（要知道日记是心里话而不是给人看的）对马克思敬仰有加。而在20年代的中国，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蒋介石要加入第三国际，国民党的笔杆子陶希圣之类满口的唯物史观，多数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也在经济上认同社会主义……然而到了世纪末一切都倒过来了。当年马克思说过，社会主义的胜利使得它的敌人也扮装成社会主义者。而今，则是社会主义失败使得它的信徒也扮装成非社会主义者了，在大潮的冲击下，国家易帜党改名，“连累”所及，西德社民党也宣布把“民主社会主义”提法改成“社会民主主义”以避嫌，而波兰社民党干脆只讲“人道的资本主义”而不讲“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党国际发表声明，对“前共产党”一窝蜂地向自己认同表示怀疑，而这个国际的内部则有人倡“社会自由主义”之说，因为“民主社会主义”也臭了……。以致于有人说，当今只有教皇还敢讲同情社会主义的话而不被斥为可耻之言。 于是有人写出《历史的终结》一书，宣称资本主义已经最终获胜。几年过后，人们发现这位先生错了。东欧转轨不顺利，导致了“左派复兴”。多米诺骨牌没有继续倒下，而东亚的资本主义却发生了多米诺式的金融灾难。庞大而富强的民主世界奈何不了几个孤立而倔强的独裁者，连年饥荒的、屡战屡败的和美国鼻子底下的，一个个令人难以置信地转危为安，就连那

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秦晖说

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秦晖说： 中国最大问题是左右派都想讨好 “皇上” ——中国民众应向政府要福利 作者：韩咏红 聚集世界各地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的通商中国“慧眼中国环球论坛”，日前在本地举行。借着本次论坛，本报专访了多位学界名人与企业家，请他们更深入分析中国问题现状与出路，并将内容以专访形式刊出。 今天的中国存在各种各样问题，社会群体有各种各样诉求，体制内的凝聚力在衰减中，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清华大学历史教授、著名学者秦晖认为，中国的出路依然在于渐进式的和平转型，其中的要义不外乎两点：一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其次老百姓要大力向政府要福利。做到这两点，理想中的宪政与民主也就会到来。

秦晖说：“这两个方面，我觉得都可以不断施加压力。在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上逐渐地改进。最终让现行体制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问题，不断地受到压缩。当压缩到权力和责任对应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变化就到来了。” 他解释说，所谓宪政体制，无非就是统治者的权力，以及统治者为了拥有这个权力所应当承担的责任，都是建立在和老百姓缔结了契约的基础上。 中国的问题也正是统治者掌握的权力大得没有边界，与此同时它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又没有承担，简而言之，即统治者的责任不可被追问。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与国力的迅猛增长成为全球备受瞩目的现象，但中国的社会矛盾也在快速积累，在过去两年里，恶性群体性事件更频繁地见诸报端，社会不同思潮对立尖锐，左右派人士公然“约架”，加上民族主义抬头，中国出现一方面变得强大，一方面变得更敏感，不确定性增强的矛盾现象。 从1980年代开始研究历史，秦晖的关注点始终紧随中国的变化与改革。1980年代，他研究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经济史，近年再关注东欧改革前的经济与社会，比较东欧与中国改革的不同进程，重点集中在转轨经济学理论。

今天还不存在一个中国方案秦晖

今天还不存在一个“中国方案” 秦晖 摘要：我们拥有比社会主义还要社会主义的、或者说是“超社会主义”的统治权力，但很多时候连资本主义的责任也不愿意承担，也就是只有“次资本主义”的责任。所以我们政府的“能力”当然强，它的权力大到可以为所欲为，责任小到可以不欲为就不为。今天的中国跟“苏联模式”渐行渐远，跟西方也没有走近，跟当年德国的纳粹模式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中国方案”要讲独特性，那么独特性在哪里？这的确是需要讲清楚，而且讲得既要符合中国的现实——的确是因为搞了这一套，使我们比别人要强。还要讲得让大家听了觉得“信服”，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值得学的东西。 “中国方案”因为是在G20经济峰会讲的，所以很多人理解为是一个经济上的方案，实际上这个说法的涵义远远不止于经济。我们以前老是想学别人，不管是学苏联也好，学西方也好，既使是当时讲“中国经验”，实际上也是把它理解为一种转型的经验，比如说我们以前说渐变要比剧变要好，我们没有搞休克疗法，我们搞渐进式改革。或者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其实还是要转型，只不过我们认为比他们稳重而已。 即便只讲经济，如今中国的经济到底怎么样，也有个相对而言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现在的经济毫无疑问是在恶化，与过去相比在恶化，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全世界范围来看，我们有些人还是有点自得其乐，因为全世界的经济也在恶化。你要说对中国经济是乐观还是悲观，这看你以什么为参照系了。中国经济如果跟前一阶段的高速发展来讲，的确是风光不再，经济动力三驾马车、投资、消费与出口，几乎都是衰落状态。经济史告诉我们，真正的产业革命，都意味着大规模的资本更新，大投资不一定有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却一定有大投资，而且不是人为的、政府印钞政府自己去投资，而是真正奔新产业的高效益去的民间大投资。而中国经济现在恰恰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投资疲软，尤其是民营部门的投资极其疲软。巨量超发货币却形不成有效投资，全都成了越来越危险的泡沫。电子商务之类的确是经济亮点，但这类亮点远不足以支撑整体经济的改善，我们的经济的确是问题大了。

浅谈秦晖关于“中国奇迹”原因的分析

浅谈秦晖关于“中国奇迹”原因的分析 [摘要]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理性计划经济”与“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的放弃的代价不同；中国和东欧经济体的功能不同；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交易成分不同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基本原因。但在“中国经济奇迹”背后却存在一个产权初始配置合法性缺失亦即公正性的缺失的严重问题。因此只有实现起点公正、代理公正、协商公正才能有利于我国改革的顺利进行，经济的持续发展，实现“中国奇迹”的继续。这一思想为我们理解“中国奇迹”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关键词]秦晖；中国奇迹；原因 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如何解读这个“奇迹”，当下已经成了思想界的顶级课题。“中国奇迹”是突破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桎梏的结果，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下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在全球化背景下，世人眩目于“中国奇迹”。对此秦晖给出自己的见解。 一、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分析 不管什么思潮流派的学者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是相当快的。而上世纪90年代中东欧各国进入转轨以来很不顺利，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经济滑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对比？现在非常流行的解释，就是关于所谓“东欧激进”与“中国渐进”的说法。秦晖认为，在意识形态上这些说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产生是基于以下原因： （一）“理性计划经济”与“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的放弃的代价不同 在转轨以前，中国和东欧的经济体制，虽然都被叫做“计划经济”，其实严格说，应叫“非市场经济”更合乎两者的共性。东欧的这种所谓“理性计划经济”是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理性主义产物。最典型的代表就是1930年成名的苏联经济学家，后来也是东欧经济学界惟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康托罗维奇，他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等。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放弃一个理性计划，不管是渐进放弃还是激进放弃，不付出代价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计划均衡破坏很容易，市场均衡建立则是很难的。而要放弃一个根本没有什么均衡可言的“命令经济”是很容易的。这种放弃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这两种途径都可以有经济正收益。也就是可以通过改善计划，即所谓“按科学规律办事”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引进市场原则来实现。事实上我国在改革初期这两种做法都起了很大作用。但这种情况在东欧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他们本来已经很“理性”了。摆脱无计划的命令经济可以是无代价的，但摆脱理性计划经济必须是有代价的。 （二）中国和东欧经济体的功能不同 作为一种非市场的经济，作为一种个人不是主体的这样一种共同体本位的体制，从逻辑上有两种功能：第一种是束缚功能，使得社会缺少竞争，没有自由；另一种是保护功能。这种体制可以给人提供某种社会保护、有很高福利，但摆脱这种体制在逻辑上就有所谓代价问题，即摆脱束缚的同时也就失去了保护。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两种意义上的自由”：摆脱了束缚的自由和失去了保护的自由。但是这两种自由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是等量的。比如人民公社制度，就对农民的

秦晖 儒表法里

秦汉以后——儒表法里 2009-02-08 13:05 我们知道，秦制后来搞得很不象话，那么这个过程就使得先秦的诸子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原来儒道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到了那个时候就变成道法的关系比较密切。我们知道，在孔子和老子的时代，实际上孔子是讲有为的，老子是讲无为的，可是有为、无为，当时你仔细看，其实他们都有一个现实观，就是他们都认为西周那种方法很不错。孔子是积极有为的要恢复那一套东西，就是兴灭继绝，而老子认为以前已经很好了，何必多事，去搞那种争霸图强一统万方的雄心壮志呢，小国寡民不是很好吗？但是到了庄周时代，周制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到了庄子时代，这个所谓无为，就已经没有了小国寡民的现实根基，就变成了一种所谓顺其自然，就是顺从现实，于是出现了一种我们称之为道德上的极端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在楚国表现得最明显，楚国后期的政治中有亲齐和亲秦两派。以屈原为代表的抗秦派儒家成为失势派。 秦朝的统治最后搞得天怒人怨，秦朝灭亡之后，法家那一套赤裸裸的理论逐渐消失，灭秦起义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都是楚人，楚文化因而一度极有影响，道家在汉初有很大的影响。入秦后，“秦制”已是现实，而所谓恢复三代仁政、诛除暴君成为新理想。道家在秦亡之后，在法家名声不好时，一度成为汉朝主要的思想资源。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就逐渐成为一种犬儒主义和强权主义的互补结构，明

代的王夫之曾经强调，这个道家它和法家那一套，有很明显的互补关系，统治者越是用法家的那一套进行统治，老百姓就越容易往道家。其实这句话用我的语言来讲，我们大家都知道，道家就是讲不要太认真，无可无不可，清代的郑板桥有四个字，很多人挂在家里，叫做“难得糊涂”。其实这样一种政治结构，用王夫之的话来说，叫做“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 于是儒家讲的那一套权责对应，说你对我好我就忠于你，你对我不好我就可以造反，这一套理论就行不通了。我们知道到了汉景帝时代，儒家所谓的革命理论出现了最后一次阐扬，当时有一个儒生，有一次在汉景帝面前说暴君不仁，大家揭竿而起推翻暴君，这是顺应人心的一种革命行动。当时代表道家的黄生就马上说，这不对，这个简直是犯上作乱，这怎么能行呢？哪怕暴君他再无道，他也是君啊，你再能干，你也是臣啊，汤武这样做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那儒生就说了，如果说革命就是犯上作乱，那刘邦岂不是成了乱臣贼子了，汉景帝就觉得很狼狈，如果说革命是很不应该的，汉朝怎么说合法呢？如果说革命是应该的，那现在老百姓革我的命怎么办？那汉景帝说了，最好的方法就是不争论，“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古儒设想的是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小共同体内可以靠亲情达到，在陌生人社会中他认为应该向小共同体那样，但是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