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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学派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它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创始人王艮(gèn)(1483~1541)明代哲学家,初名银,王守仁替他改名为艮,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安丰)人,人称王泰州。泰州学派的信徒有上层官僚地主、知识分子、还有下层劳动人者。他们大都致力于封建道德的普及和宣传工作,规劝人们安分守已,息事宁人,因此泰州学派一度受到朝廷的青睐,成为晚明的显学。

李贽(1527—1602)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原姓林,名载贽。中举后改姓李,避穆宗讳而改名贽。号卓吾、笃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师出王艮之子王襄。著作有《李氏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李温陵集》、《初潭集》等。李贽公开以“异端”自居,毕生以反对礼教、抨击道学为己任(图片李贽)。其思想受王守仁和泰州学派的影响很深。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以师承地域为界,把阳明学派分为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泰州学派等。『泰州学派』影响极大,精英辈出,主要传人有王栋、徐樾、赵贞吉、何心隐等,这些人身份相差极大,如赵贞吉是朝廷高级官员,何心隐却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闹事,实在是五花八门,龙蛇混杂。但这一派中影响最大的却是另外两个人,一个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思想启蒙解放的先锋”名叫:李贽。另一个确是影响了明朝历史的人物,叫做徐阶。

王艮(gèn)(1483~1541)明代哲学家,泰州学派的创立者。初名银,王守仁替他改名为艮,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安丰)人,人称王泰州。起初投入王守仁门下只为求生,后经王守仁点化转而治学,并创立传承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好读儒家经典,有疑难,逢人便问;对儒经的解释,不拘泥传注,常常自有发明。王守仁巡抚江西,讲“良知之学”聚徒众多,王艮也拜王守仁为师。王艮家学由其子王襞承传。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有徐樾、韩贞、颜钩、赵贞吉、罗汝芳、何心隐等。先世原居苏州,后落户于泰州安丰场,以烧盐为生,始祖名王伯寿。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为“灶丁”(烧盐的苦力)阶级,世代为灶户,“七岁受书乡塾,贫不能竟学”,十一岁时家贫辍学,随父兄淋盐。十九岁时随父王守庵经商至山东,在山东拜谒孔庙时,得到很大启发,认为“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于是日诵《孝经》、《论语》、《大学》,置书于袖中,逢人质难,久而信口谈解,如或启之”,在十多年的自学中,一方面不耻下问,一方面“不泥传注”,强调个人心得。因善经营,“自是家道日裕”,成为富户。王艮的一生对泰州学派作出很大贡献。他的学生大多为下层群众,计有农夫、樵夫、陶匠、盐丁等487人。王艮不信“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天才论,而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这是他自学成才的切身体会。由于他非经院出身,一生文词著述很少,着重口传心授,使“愚夫愚妇”明白易懂,这成了泰州学派的特色之一。王艮的著作,后人辑为《王心斋先生遗集》。

该派之学的突出特点,在于力倡“百姓日用”之道,认为“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

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该学派认为“身与道”是世界的本源。王艮说:“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又说:“知修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本文下同)在拜王守仁为师以前,王艮已经有自己的“格物说”。他的“格物说”与王守仁的“良知说”观点比较接近。他说,“格物即是止至善”。并认为,在“止至善”这个命题上,孔子也只是达到“明德”、“亲民”而已。但对“安身”一事,却未能明了怎样达到最“善”。还援引儒经说明……安身”是“止至善”的重要内容。《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又曰:“身安而天下国家可保也”。《孟子》曰:“守身为大。”等等。还主张为“止至善”,要区别事物的本与末。为治“末”,先要立“本”。“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本乱末治,末愈乱也”。还说“格物”的“物”,有本末。须“格物知本”,“立本安身”。自“身”与“天下国家”都是“物”,“身”为“本”,而“天下国家”为“末”。“安身以安家而家齐,安身以安国而国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为失本”。“格物”的“格”,就是人治理国家的活动,就象用“矩”框治“方”形,“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要“以天地万物依于己”。即要从自我出发去矫正天地万地,使其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主张“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正己而物正”,企望以内心世界决定外界的“天下国家”。该学派发明了“明哲保身”的新根据。认为,在匡救社会过程中,首要的是“保本”,提出:“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该派“明哲保身”的理论根据是“身”等于“道”。基于“身与道原是一件”的理论,结论是“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这就告诉人们,在“尊道”的同时,须象“尊道”一样地:尊身”,才是“至善”。强调“安身”、“尊身”,强调“身”的价值,甚至以对“身”的态度衡量社会的优劣。竟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即“以道殉身”是“天下有道”的标志,“以身殉道”是“天下无道”的表现。因此,该派对“杀身成仁”说持保留态度。

该学派认为性“复其初”是“治天下”的前提。极力宣扬孟子的所谓善是本性,恶不是本性的说教;戒备二程的所谓善当然是本性,而恶也不可不说是本性的主张;又继承了张载、朱熹的人性论,也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主张人可以去掉“气质之性”而恢复“天地之性”。认为“天命之性,即天德良知”。还说:治天下的“本”,就是“身”;“本”必须端正;所谓“端本”,就是“诚心”;所谓“诚心”。就是要去掉“不善”的念头而恢复其“善”;这就是“复其初”,也即王守仁的“致良知”。该学派主张“不假安排”,不求“停当”。认为“天命之性”十全十美;“良知”天生就有,无须探求;而且“良知”以外,也没有什么应“知”的。对于“良知”,除了需要除去蒙在它上面的“气质之性”的物化物以外,根本不需要增加什么,如程子所谓:“人性上不容添一物”。又说:“天理科,天然自有之理也。也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本来是天然之理,“不假安排”—无需借助人工去安排,如果有谁凭愿望去安排。那便是“人欲”,而“人俗”正是理学要扫灭的内容。他援引《易》说,“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强调事物的不间断运动,主张任其自然。该学派宣传“心说”和“理一分殊”论。谓宇宙是心的城廓,四海是心的边沿,万物是心的体现。古往今来,只有这个心,浩大深邃。神秘莫测。并套用“理一分殊”论,认为“找者万物之体,万物者我之散殊”,大意是说,我是万物

的本体,万物分别是我的体现。

王襞字宗顺,号东崖,王艮的次子。拜龙溪绪山为师。他随父讲学于淮南,父没,便子继父业设讲席于备郡,宣传先天人性论,宣传“不假安排”说。王襞的弟子有韩贞号乐吾,本是陶瓦工。他文化水平不高,善于闻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诗歌宣传封建道德。主要观点是乐天安命,得过且过。徐樾字子直,号波石,王艮的弟子。徐樾的弟子颜钩,定山农;赵贞吉,字孟静,号大洲。罗汝芳字惟德,号近溪,是颜钩的弟子。曾于太湖讲”性命之学”,于海春书院宣讲乡约。他早年对佛典、玄学无不探讨。但到晚年,其说一概本于《大学》的孝、悌、慈等观点,而且着力批评禅学,说:“禅家之说,最令人躲闪,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转出头来,复归圣学者,百无一二。”

泰州学派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国期刊网

泰州学派研究的回顾与前瞻http://www.wendangku.net/doc/8d589aec0975f46527d3e1cb.html

期刊门户-中国期刊网2008-10-12来源:《阳明学刊》第三辑文/徐春林[导读]泰州学派是中晚明最为活跃的思想流派之一,对我国中晚明思想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这一学派。后世学者也对这一学派有所研究。目前关于泰州学派的研究,从总体来看,主要是围绕着泰州学派的师承关系、泰州学派的性质和基本特征、泰州学派的历史影响等三个方面展开的。第一个问题主要是事实方面的考察,第二、三两个问题属解释学的问题,涉及解读路径、诠释视野等问题。笔者认为,要推进泰州学派研究的深入发展,必须立足新的时代背景,运用新的解读方法,重新解读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是中晚明最为活跃的思想流派之一,对我国中晚明思想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这一学派。后世学者也对这一学派有所研究。但是,目前对泰州

学派的研究或关注不够,或方法单一、视野狭窄,仅在泰州学派的个案研究中有较大进展,总体性的研究和把握非常欠缺,这和泰州学派的巨大影响是不相称的。建国前,对泰州学派的整体研究很少。目前发现的有影响的只有嵇文甫先生的《左派王学》。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治的需要和泰州学派所蕴涵的“人民性”、“启蒙性”特征,泰州学派受到重视,介绍和研究也就随之展开。总体来看,从建国到80年代初期,泰州学派的研究以政治评判为主,在研究成果上也主要是在思想通史和哲学史书上的介绍,专著很少。在思想通史和哲学史书上的介绍方面,以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为代表。研究专著只有1980年出版了杨天石先生的《泰州学派》(初稿写于1973年)。80年代后期以来,学术研究逐渐摆脱了政治上的干扰和简单化的做法,泰州学派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一方面,国内产生了一批学术性强的文章和专著,有全面研究泰州学派的专著,如季芳桐先生的《泰州学派新论》(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年版);也有对泰州学派个案人物的深入研究,如吴震先生的《罗汝芳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还有一些对泰州学派人物、某一方面探讨的学术论文,如吴震先生的《泰州后学颜山农思想绪论》、陈来先生的《明代的民间儒学与民间宗教——颜山农思想的特色》,等等。另外,海外学者对泰州不派的研究也被介绍到大陆,如牟宗三先生关于泰州学派的研究。但总体而言,目前对泰州学派的研究以个案研究为主,全面性的研究虽有,但仍然以外在介绍为主,对其内在理路的考察、思

想实质的诠释仍不够深入,还有广阔的诠释空间可以拓展。关于泰州学派的研究,从总体来看,主要是围绕着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泰州学派的师承关系、泰州学派的性质和基本特征、泰州学派的历史影响。第一个问题主要是事实方面的考察,第二、三两个问题解释学的问题,涉及解读路径、诠释视野等问题,且第二、三两个问题有密切的关联性,对学派性质和特征的认定必然影响对其历史影响的认识。

一、关于泰州学派师承关系方面的研究

对泰州学派师承关系的考察是泰州学派研究的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它不仅涉及对这一学派宗旨的判定,还涉及许多相关学者的学派归属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早期关注,主要集中在李贽身上。由于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中未列入李贽,因而李贽是否泰州学派就成了问题。对这一问题,以侯外庐先生的肯定性意见最具影响,即认为李贽应属于泰州学派。杨天石先生则持相反意见。(《泰州学派》第170页)随着泰州学派研究的深入,这一问题越来越凸显,不仅李贽,而且许多泰州学者的“籍贯”成了问题,成为当前泰州学派研究的一个新问题、大问题。研究这一问题的文章主要有:1、吴震:《泰州学案刍议》(《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泰州学案的重新厘定》(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门》第五卷(2004)第一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吴震先生的文章不仅指出了黄宗羲《泰州学案》编排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和重新厘定泰州学派的性要性,而且不具体分析了赵贞吉、耿定向与泰州学派的关系,认为二者均不应归属泰州学派。2、彭国翔:《周海门学派归属辨》(《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4

期)。彭先生认为,不管从哪个角度而言,周海门都不应归属泰州学派,而应归属于浙中王门。3、马晓英:《江西学人与泰州学派》(载《泰州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该文主要论述了江西泰州派学者对泰州学派的传播。可以肯定的是,这一问题才刚刚开始,随着泰州学派研究的纵深推进,这一问题也将不断深入。

二、泰州学派的性质和基本特征方面的研究

泰州学派的性质和基本特征的研究,明显地呈现出两种研究路径:一是学术视角,一是社会与政治视角。学术视角主要是以该学派思想与王阳明良知说的关系为标准来判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现成派。以日本学者冈田武彦为代表。冈田把王门分为三派:现成派(左派)、归寂派(右派)、修证派(正统派),泰州学派被归结为现成派。不过这里的现成派不仅指泰州学派,还包括王龙溪。但在现成派的具体介绍中,除王艮、王龙派之外,分五节别介绍了罗近派、周海门、耿天台、何心隐、李卓吾。可见,泰州学派是其现成派的主体。这里的左、右派之分是就其和阳明的关系而言的,并非政治涵义。

2.日用派。钱明先生的观点。钱先生把王门分为王派:虚无派、日用派、主静派、主敬派、主事派。其中日作派即指泰州学派。钱先生还指出,该派的主旨是“百姓日用即道”。创始人王艮。共有弟子孙487人,次子王东崖、二传弟子颜山农、三传弟子罗近溪、何心隐是该派主要代表。

3.“左派”说。来先生的观点。陈先生根据和阳明的关系把

王学分为左、中、右三派,泰州派学者归属左派。经处左派亦非政治意义上的左派。

另外,牟宗三先生也对泰州学派的特征有论述。他首先以地域为标准把王门分为三派:浙中派、泰州派、江右派。牟先生认为三派皆是本于阳明的发挥。对于泰州学派,牟先生指出,泰州学派始自王艮,流传甚久,人物多驳杂,亦多倜傥不羁,三传而有罗近溪为精纯,故以罗近溪为代表,并认为阳明后唯王龙溪与罗近溪是王学之调适上遂者,是真正属于王学者。以罗近溪为泰州学派的代表,极有见地,可见牟先生对泰州学派的看法。此说目前在学术界影响甚大。以社会和政治视角看泰州学派的性质,主要有以下观点:1.“左派”说。这是嵇文甫的观点。他说“泰州学派是王学的极左派,王学的自由解放精神,王学的狂者精神,到泰州学派才发挥尽致。这个学派王心斋发其端,中经徐波石、颜山家、何心隐、罗近溪、周海门、陶石篑,等等,发皇光大,一代胜似一代”。(《左派王学》第44页)然这里也是把泰州学派和王学作比较,但立论在政治层面上。嵇氏的观点影响很大。2.启蒙说。以侯外庐先生为代表。侯先生认为:“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王艮是“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者”。(中国青年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思想史纲》下,16-17页)他认为,“从泰州学派的思想内容来考察,其平等思想与消灭阶级差别的思想,其对土地问题的平均分配思想,其对封建教条的…判逆?思想等等,也都证明它的异教徒的性格”,他还特别指出,“李贽的观点贯穿着平等、

自由和尊重个性的精神”,并认为整个泰州学派都具有这一特点,他们是“启蒙者的先驱”。与启蒙说相联系的就是其人民性性问题,即认为泰州学派是极具人民性的学派。启蒙说影响巨大,长期以来左右着泰州学派研究。3.奴才说。杨天石的观点。杨先生认为:“泰州学派是奴才道德的鼓吹者”,“要人们浑浑噩噩地生活,高高兴兴地受剥削、受压迫”,“从主要的方面来看,泰州学派的社会作用是反动的。”(《泰州学派》第173页)杨先生明确指出,他的看法和把泰州学派视为具有丰富人民性和异端色彩的唯物主义学派的观点则好相反。(第176页)此说也有较大影响。

三、关于泰州学派历史影响方面的研究

和对泰州学派性质和特征密切相关的是泰州学派的历史影响问题,这也是泰州学派研究的一个大问题。从学术史上对其历史影响的研究比较少,有影响的观点是余英时先生的“内在理路说”,认为泰州学派促使了心学的解体,催生了清代考据学,亦即说,从心学转向考据学有其内在理路。

四、泰州学派其他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关于泰州学派的研究已比较深入,学者们对其许多方面作了探讨。主要有:关于泰州学派讲学方面的研究,陈来、吴震等有相关文章和专著涉及这一问题;关于泰州学派的生命体验问题,陈来、钟彩钧等先生有相关方面的论文面世。另外,关于泰州学派的民间化、泰州学派与民间宗教的关系等问题,均有文章探讨。总体而言,政治性话语主导着泰州学派的研究,虽然近年来这种状况在泰州学派的个案

研究中有所改变,但对泰州学派的总体把握没有突破。这种研究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一、这种使用西方话语的研究存在明显的比附或削足适履的弊端,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如启蒙性、人民性问题,泰州学派就不具有反封建的、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性质。相反,在泰州学派的著作中,对王权的维护和歌颂随处可见。泰州学派对民众传播儒学是基于儒者生命修养的需要,是生命实践的展开。具体来说,就是基于儒者“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民胞物与”等生命修养观与境界观的需要。即使有启蒙性和人民性,那也是迥异于西方的启蒙。第二,与上述问题相联系,从政治性角度解读泰州学派有许多问题难以解释。以启蒙性、人民性作为其特征,则难以理解泰州派学者对王权的歌颂和维护,众多泰州派学者的宗教性问题也难以作出合理的说明。另外,大量的泰州派学者为封建士大夫的问题也难以解释。同样,“奴才说”也有许多问题无法解释。当前不少学者所作的学术式研究较为客观、准确,但缺乏整体感。当然,个案研究是整体把握的前提和基础,能为总体上研究泰州学派奠定基础。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认为,要推进泰州学派研究的深入发展,需要必须立足新的时代背景,运用新的解读方法,重新解读泰州学派。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拓展泰州学派的研究。(一)泰州学派的生命哲学研究。儒学是生命的学问,这一点是大家都认可的。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儒家作为生命哲学的面向有不同的表现。明代中后期,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学者扩展了儒家哲学的生命向度,主要表现在:在肯定道德生命的基础上,也肯定了人的肉体生命的重要

性,使感性生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理性生命的禁锢,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如王阳明说“无身则无心,无心则无身”,就是一个例证。不过,王阳明开创了融合儒释道三教、兼顾人的身心灵明的生命智慧的新局面,但把这一观念全面推向深入的还是泰州学派。笔者认为,生命哲学是泰州学派的基本特质,其师承关系、思想内涵、理论旨趣、人格特征,无不围绕生命这一核心问题来展开,对这一向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厘定泰州学派,更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其思想实质和更合理地评估其现代价值。(二)泰州学派与儒学民间化研究。从理论旨趣上说,民间化是儒学的一贯追求。但真正把民间化作为自己的理论宗旨并倾力于此的,在儒学史上恐怕不能不以泰州学派为典型。泰州学派不仅在理论上为儒学民间化作了大量的说明,更重要的是,这些泰州学派的学者的儒学民间化的实践值得我们分析和总结。(三)泰州学派与明清学术与文化研究。长期以来,由于对泰州学派政治内涵的过度诠释,导致对泰州学派在学术史与文化史意义上的遮蔽。事实上,泰州学派有许多理论功底极为深厚的学者,如罗汝芳等。这些学者的思想在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随着明代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入愈益彰显。但对这些泰州派学者在总体上对明清学术与文化有何影响,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对泰州学派历史影响阐发得最为充分的是“左派”说和启蒙说。左派说认为泰州学派极大的解放了思想。启蒙说主要阐发了泰州学派的人民性和其反封建意义,以及对市民思想的影响。另外,文学艺术方面也多以此为依据来解读中晚明以来的文学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