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集行政法部分

1.《陈莉诉徐州市泉山区城市管理局行政处罚案》【2003年第6期】简介：原告：陈莉，女，31岁，个体工商户，住江苏省徐州市醒华巷。被告：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城市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徐新勤，该局局长。被告：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董峰，该区区长。2002年8月21日，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以陈莉擅自占用道路经营冷饮并影响市容为由，以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指挥部（以下简称综合整治指挥部）的名义，扣押了陈莉经营用的冰柜等物品。陈莉不服，认为城市管理局和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扣押财产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于2003年1月6日向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诉称：2002年8月21日晚，我在徐州市淮海路与立达路交叉处附近经营冷饮时，政府执法人员在未表明身份，未下达处罚决定，未列扣押清单的情况下，即认为我违法占道经营，并强制扣押了我经营用的冰柜、推车及食品、饮料。请求撤销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返还扣押物品。原告提供的证据有：1．综合整治指挥部于2002年8月22日补发的8113号物品暂扣清单，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2．证人陈平的证言。主要内容是：执法人员扣押了陈莉海尔冰柜1台（冰柜内有待售食品）及遮阳伞和放置冰柜的手推车。被告城市管理局和区政府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未提交答辩状，也未提供扣押财产强制措施的证据和依据。案件公开审理时，被告城市管理局出庭辩称：我局系根据市、区领导的统一布署，对占道经营影响交通的情况进行统一整治，没有违法。被告城市管理局出庭时提供的证据有：1．徐州市黄茅岗停车场一份进车单，以证明扣押原告物品品种和数量与扣押清单相符。2．证人彭远峰的出庭证言。主要内容是：他在参与2002年8月21日执法时，只扣押了1台空冰柜和遮阳伞。被告泉山区政府出庭辩称：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城市管理局作出的，该局能够依法独立承担行政责任，区政府不应作为本案被告。法庭认证中，双方当事人对本案的事实存在严重分歧。被告城市管理局认为，对原告陈莉扣押的物品，应该以扣押清单记载的内容为准。工作人员在采取强制措施时，没有扣押当事人冰柜中的食品、饮料及手推车。原告陈莉认为，城市管理局提供的扣押清单不是现场制作的，亦无相对人或其他在场人签字认可，故清单中记载的物品与实际不符，不能证明执法人员没有扣押冰柜中的食品、饮料及手推车。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的案件事实如下：2002年8月21日晚，被告城管局行政执法人员以原告陈莉擅自在徐州市淮海路与立达路交叉处附近占道经营，影响市容为由，将陈莉在经营中使用的海尔314型冰柜1台、手推车1辆及遮阳伞1把予以扣押，并于第二天向陈莉出具了物品暂扣单，暂扣单上盖有综合整治指挥部的印章。陈莉不服，遂以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政府、徐州市泉山区城市管理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关于被告城市管理局是否扣押了原告陈莉的推车及冰柜内的食品、饮料，双方的陈述不一致。城市管理局虽提供暂扣单和进车单予以佐证，但由于暂扣单不是现场制作的，没有相对人或其他在场人签字认可，故该暂扣单记载的内容不能采信，城市管理局提供的证人关于只扣押一个空冰柜和遮阳伞，未扣押手推车和食品的证言因为缺乏依据，亦不予采信。另查明：综合整治指挥部是被告城市管理局自行设立的内部工作协调机构，与该局合署办公。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城市管理局暂扣了原告陈莉哪些物品?暂扣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谁承担?泉山区人民政府是否应该作为本案的被告? 原告陈莉及诉讼代理人认为，综合整治指挥部无行政处罚权，有关工作人员在暂扣物品时未现场制作扣押物品清单和笔录，亦未在作出暂扣决定后7日内对暂扣物品进行处理，违反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程序，故暂扣行为应子撤销，同时应返还违法扣押的冰柜、遮阳伞，赔偿手推车损失200元及食品、饮料损失1000元。被告城市管理局认为，城市管理局在统一采取强制措施前已下发了通知，原告陈莉未停止非法经营，对其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并无不当；扣押陈莉冰柜时已将里面的食品和饮料移交给陈莉本人，暂扣物品后曾通知陈莉领回冰柜和遮阳伞，由于对方拒领，故不存在违法扣押的情况，也不应该承担有关责任。被告区政府认为，城市管理局能够依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区政府对其行为不应承担责任。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因综合整治指挥部是城市管理局的内设协调机构，且2002年8月21日晚暂扣原告陈莉物品行为是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实施的，该局是依法成立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行政组织，故本案中城市管理局应作为适格的被告，暂扣陈莉物品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城市管理局承担。故综合整治指挥部不具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区人民政府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无直接的法律关系，也不应承担法律责任。被告城市管理局在收到原告起诉状副本后的法定期限内，未向法庭提交暂扣原告陈莉物品的证据和依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应认定该暂扣行为无证据和依据，属于违法行政行为，应予撤销。城市管理局应返还违法扣押陈莉的海尔314型冰柜1台、遮阳伞1把。违法暂扣的手推车和冰柜内的食品、饮料也应予返还；但鉴于城市管理局现在已无法返还手推车和冰柜内的食品、饮料，故应予折价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原告陈莉要求返还手推车及冰柜内食品和饮料的诉讼主张，应对被扣押的手推车价值及食品、饮料的品种和数量承担举证责任，

但考虑到陈莉的手推车是自制的，陈莉的经营属于流动性的零售摊点，没有销售记录，客观无法准确举证，且被告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执法时未现场制作扣押清单或笔录，亦是造成该事实难以确定的主要原因，故手推车按陈莉主张的价值200元认定比较合理，应予支持；食品、饮料损失根据陈莉冰柜型号和经营品种等情况认定为800元比较合理，对陈莉主张赔偿其食品、饮料损失1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2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二）项、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第（四）项之规定，于2003年6月10日判决：一、撤销被告徐州市泉山区城市管理局2002年8月22日对原告陈莉作出的编号为8113号的暂扣物品决定；二、被告徐州市泉山区城市管理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原告陈莉的海尔314型冰柜1台及遮阳伞1把；三、被告徐州市泉山区城市管理局赔偿原告陈莉冰柜推车的损失200元和食品饮料损失800元，合计1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徐州市泉山区城市管理局负担。一审宣判后，城市管理局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要理由是：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中并不违法，扣押陈莉冰箱和遮阳伞是由于其违法经营，应当受到处罚。第二日出具扣押单是由于陈莉当时拒绝接收扣押单，应由其本人负责：没收陈莉违法经营物品时，陈莉当时已将冰柜内未售完的食品、饮料拿出。要求赔偿手推车和食品饮料，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依法改判陈莉答辩称：行政执法理应按有关法规的规定进行，暂扣我物品应当即时开具物品暂扣清单，还应制作被扣物品的名称、数量清单交给我，同时亦应向我讲明在限定时间内到具体指定地点接受处罚。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中没有执行有关规定，是明显违法：暂扣物品是事实，赔偿损失理所应该。城市管理局不承认暂扣了手推车和冰柜里的食品和饮料，不符合事实。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中，曾书面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认为不需要开庭，但双方均未提出不开庭的申请，故决定于2003年8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城市管理局于同年7月22日签收了开庭传票，但未到庭也未说明任何理由。法庭决定推延至8月26日开庭，并依法再次向城市管理局送达开庭传票，城市管理局虽于8月19日签收，但仍未到庭也未说明不到庭的理由。被上诉人陈莉两次均到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另查明：上诉人城市管理局的委托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当时我们也认为行政行为理由不太充足，就于8月28日决定放行……”。此事实有一审庭审笔录在卷证实：被上诉人陈莉在收到上诉状副本后，委托他人担任其二审期间的委托代理人，并与有关法律服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交纳了代理费用人民币1000元。陈莉及其委托代理人、证人在二审期间往返徐州和南京的必要的交通费用及必要的市内交通费共计人民币570元，陈莉要求城市管理局承担上述所支出的费用。此事实有被陈莉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代理费发票及相关车票证实。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案件当事人一审判决后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是其诉讼权利。但本案中，城市管理局在案件的一审期间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答辩状，也未提供行政处罚的证据和依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应当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且城市管理局的委托代理人在一审庭审陈述时，已自认其行政行为理由不充足。城市管理局在一审被判决败诉后，虽然提起上诉，却怠于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未向法院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也未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在接到第一次开庭传票后，既未申请延期开庭也未提供任何材料且拒不到庭，后也未按要求提供有关不能到庭的正当理由的说明；第二次接到开庭传票后，仍然拒不到庭且不说明任何理由，应视为申请撤诉。由于城市管理局不正当地行使了自己的诉讼权利，实际上加重了被上诉人陈莉的负担，基于公平原则，城市管理局应当负担陈莉因此次诉讼而支付的直接的、合理的费用，即二审期间的委托代理费用及诉讼参与人两次往返必需的交通费用共计人民币157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9月19日裁定：一、本案按撤诉处理，各方当事人按原审判决执行。二、上诉人徐州市泉山区城市管理局在收到本裁定书之日起3日内支付被上诉人陈莉在二审期间支出的委托代理费及往返必需的交通费用共计人民币1570元。

2.《陈宁诉庄河市公安局行政赔偿纠纷案》【2003（3）】简介：原告：陈宁，女，45岁，辽宁省丹东市人，住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解放街。被告：辽宁省庄河市公安局。住所地：辽宁省庄河市昌盛街。法定代表人：陈杰，该局局长。原告陈宁因不服被告庄河市公安局2002年4月16日作出的庄公行不赔字第（2002）第1号不予赔偿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于2002年4月16日向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诉称：2001年12月24日，我丈夫韩勇驾驶的出租轿车，在庄河市栗子房镇林坨处发生了交通事故，韩勇当场死亡。庄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在

事故现场用气焊切割该车，致使该车失火，经济损失达21万余元。经调查，该车被撞车损约为3万元，其余为失火损失。由于交通警察处理事故时的职务行为直接导致车辆失火，故应赔偿该车因失火造成的经济损失18万元。原告提供的证据有：1．庄河市价格认定中心的估价鉴定书，用以证明其车辆损失价值。2．被告关于该案的答辩，用以证明被告认定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处理车辆损失。3．证人林厚才、张旨有、李生东的证言，用以证明原告轿车失火是被告在处理事故中造成的；证人于庆波的证言，证明轿车失火前的经济损失不超过3万元。被告辩称：原告的赔偿申请，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依法不应予以赔偿。被告提供的证据有：1．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道路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2．证人刘吉富的证言，用以证明不予赔偿理由。在法庭调查中，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原告认为，被告提出的证据1、证据2不能作为被告不予赔偿的证据。被告认为，原告提出的证据1只能证明车辆损失的价值；证据2只能说明公安机关是按照国家赔偿法处理的，不能说明已认可按国家赔偿法赔偿；证据3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庄河市人民法院认为：原告提出的证据1是庄河市价格认定中心估价鉴定书。该鉴定书是对车辆价格的认定，而不能证明交通管理机关在履行职务中有违法行为；原告提供的证据2不具有合法性，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3可以证明当时交通管理机关工作人员对事故现场处理的情况，符合客观事实，应予采信。被告提出的证据1与本案事实无关联性；被告提供的证据2可以说明交通管理机关履行职责情况，应予采信。庄河市人民法院根据上述有效证据，认定以下事实：2001年12月24日8时40分许，原告丈夫韩勇驾驶的红旗牌出租轿车（牌照为辽Ｆ－93885）在庄河市栗子房镇林坨附近发生交通事故。庄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接到报警后，立即出警，赶到事故现场。在事故现场初步查明，韩勇驾驶的红旗牌轿车已被撞变形，韩勇被夹在驾驶座位中，生死不明，需要立即抢救。为了尽快救出韩勇，警方先后采用了撬杠等方法，都不能打开驾驶室车门，最后采用了气焊切割的方法，在周围群众的帮助下，将韩勇从车中救出送往医院。虽然在气焊切割车门时采取了安全防范措施，但切割时仍造成了轿车失火，因火势较大，事先准备的消防器材无法将火扑灭，扩大了汽车的损失。事后，原告陈宁要求庄河市公安局赔偿抢险警察气焊切割时造成车辆被烧毁的损失，庄河市公安局于2002年4月16日作出庄公行不赔字（2002）第1号不予赔偿决定。陈宁不服，故提出诉讼，请求行政赔偿。庄河市人民法院认为：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庄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在接到报警后，即派人赶赴现场处理事故，是履行交通警察的职责。在处理事故中，警方根据司机韩勇生死不明的情况，判断应立即从发生事故的汽车中将其救出送往医院，并无不当。在其他方法都无法打开已经变形的车门时，不得不采取破损车门的措施并不违法。虽然该措施后来导致了汽车的毁损，但由于当时情况紧急，无法采取其他更安全、有效的措施抢救韩勇。警方在救人过程中虽然造成了汽车的毁损，但不具有违法性，原告陈宁要求庄河市公安局对抢险过程中致使其汽车毁损给予行政赔偿，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庄河市公安局对此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是正确的，应予维持。据此，庄河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于2002年6月26日判决如下：维持被告庄河市公安局庄公行不赔字（2002）第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宣判后，陈宁不服，向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庄河市公安局赔偿其经济损失18万元。理由是：交通警察采取气焊切割车门的方式，并不是救人必须采取的手段，而且在用气焊切割车门之前，应该预见到引起失火的后果。失火是因为没有采取可靠的防范措施造成的，说明警方处理事故的措施不当，对由此引起的财产损失，应予赔偿。庄河市公安局同意一审判决，认为警方为履行职责而实施的紧急抢险行为，虽然给当事人造成了一定的物质损害，但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查明，确认了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是给予国家赔偿的必要前提。本案中，警方是在司机韩勇被夹在发生事故的轿车驾驶室里生死不明，需要紧急抢救的情况下，决定实施强行打开驾驶室车门措施的。由于当时其他方法都不能打开已经变形的车门，为及时抢救出韩勇而采取气焊切割车门的方法，实属情况紧急，迫不得已。因为不及时打开车门，就无法对生死不明的韩勇实施紧急救护；尽早打开车门救出韩勇，就有可能挽救其生命。气焊切割车门的方法虽然会破损车门，甚至造成汽车的毁损，但及时抢救韩勇的生命比破损车门或者造成汽车的毁损更为重要。因为相对人的生命而言，破损汽车车门或者汽车致他人利益损害明显较小，警方在紧急情况下作出强行打开车门抢救韩勇的决定，具有充分的合理性，而且在采取措施之前，警方已经尽可能地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虽然气焊切割车门导致了轿车的失火，但该行为从性质上属于警方正当的抢险救助行为，没有超出交通警察依法履行职责的范围。上诉人陈宁要求警方对在不得已情况下的紧急救助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给予行政赔偿，是没有法律

依据的。又由于事故现场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准确判断司机韩勇的生死状况，故不能以事后证实的结果为理由，认定警方对韩勇的救助行为没有实际的意义，故上诉人陈宁认为警方实施的紧急抢险行为不当的理由亦不成立。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和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11月7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吉德仁等诉盐城市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2003（4）】简介：原告：吉德仁，男，36岁，个体运输户，住江苏省盐城市南洋镇。原告：蔡越华，男，24岁，个体运输户，住江苏省盐城市伍佑镇。原告：蔡和平，男，28岁，个体运输户，住江苏省盐城市南洋镇。原告：丁书全，男，29岁，个体运输户，住江苏省盐城市南洋镇。被告：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苏省盐城市建军中路。法定代表人：陶培荣，该市市长。2002年8月20日，盐城市人民政府作出第13号《专题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主要内容包括：城市公交的范围界定在批准的城市规范区内，以城市规划区为界，建设和交通部门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城市公交在规划区内开通的老干线路，要保证正常运营，继续免交有关交通规费；在规划范围内的城市公共客运上发生的矛盾，须经政府协调，不允许贸然行事，否则将追究有关方面的责任。吉德仁、蔡越华、蔡和平、丁书全认为《会议纪要》属于违法行政决定行为，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吉德仁、蔡越华、蔡和平、丁书全诉称：盐城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以下简称公交总公司）的5路和15路客运线路未经批准，擅自延伸出盐城市市区，与我们经批准经营的客运线路重叠，属于不正当竞争，损害我们的经营利益。为此我们多次向盐城市城区交通局（以下简称城区交通局）反映，要求其依法对公交总公司及5路和15路参加客运的车辆进行处罚并追缴非法所得。盐城市人民政府的《会议纪要》干预了城区交通局的查处，违反有关法律的规定，直接损害了我们的经济利益。原告诉讼请求是：（1）确认被告盐城市人民政府强行中止城区交通局查处公交总公司违法行为的行为违法。（2）确认《会议纪要》的相关内容违反了国家道路运输管理的有关规定。原告提交的主要证据有：1．交通管理部门颁发给吉德仁等人的道路运输证及其他相关材料以及吉德仁等人交纳有关交通规费的证明；2．吉德仁等人申请城区交通局依法履行法定义务的书面材料；3．城区交通局致公交总公司的通知、函告及公交总公司的复函；4．城区交通局城交[2002]66号《关于331省道客运经营业户请求我局依法履行管理运输市场法定义务申请的复函》。原告提供的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有：1．1998年建设部的三定方案；2．1998年交通部的三定方案；3．2000年江苏省建设厅的三定方案；4．2000年江苏省交通厅的三定方案；5．交通部办公厅公路字[1999]22号《关于明确交通客运行业管理主体的复函》；6．交通部交函公路[1999]189号《关于对〈关于明确我市交通客运行业管理主体的紧急请示〉的复函》；7．交通部公路司公运管字[2000]216号《关于请尽快理顺西华县道路客运管理体制等有关事宜的函》；8．交通部办公厅2000年《关于道路旅客运输行业管理主体的复函》；9．江苏省交通厅苏交运[1999]49号《关于对城市公交企业经营道路客运加强交通行业管理的通知》；10．《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11．1998年6月17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交通部计价管[1998]1104号《关于规范公路客货运附加费增加公路建设资金的通知》；12．交通部、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物价局（91）交工字714号《关于发布〈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规定〉的联合通知》；13．《江苏省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规定实施细则》；14．《公路运输管理费征收和使用规定》。被告辩称：《会议纪要》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2002年8月20日，在盐城市南洋镇交管所开通农村公交、延伸城市公交，与公交总公司发生大规模冲突的背景下，市政府召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进行专题会议办公，并作出了《会议纪要》。该纪要依据有关法规、文件及城市规划规定，对城市公交的范围进行了界定，明确了建设、交通等部门对城市公交和道路运输管理的有关职责，对争议的矛盾提出了处理方案。该行为属于行政机关内部指导行为，且未超越有关法规文件的规定，也未作出具体的行政决定，不具有行政强制力。原告吉德仁等人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无权对城区交通局能否查处公交总公司以及是否合法查处提出诉讼请求，认为市政府非法干预交通局对公交总公司的查处亦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盐城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规范性文件有：1．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城市建设管理局84城公交字第016号《关于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范围问题的函复》；2．1980年（80）城发公字309号《关于加强城市公共交通工作的若干规定》；3．建设部建城函[2001]93号《关于城市公共交通营运中有关问题的函复》；4．《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十九条之规定；5．《江苏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三条之规定；6．《江苏省道路运输市场管理条例》；7．国务院国发[2000]23号《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经庭审举证质证，原、被告对对方提交的证据材料及规范性文件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依法予以认定。依据以上证

据，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02年8月20日，被告盐城市人民政府因农村公交延伸入城与城市公交发生矛盾后，召集相关部门进行协调后作出了《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对盐城市的城市公交的运营范围进行了界定，并明确城市公交在上述界定的规划区范围运营继续免交有关交通规费等问题。另查明，原告吉德仁等人是经交通部门批准的道路交通运输经营户，经营的客运线路与市政府明确免交交通规费的公交总公司的5路、15路车在盐城市城区立交桥以东至盐城市城区南洋镇之间地段的运营线路重叠。2002年8月20日、21日，城区交通局分别向公交总公司发出通知、函告，要求该公司进入城区公路从事运营的车辆限期办理有关营运手续。公交总公司则于2002年8月20日复函城区交通局，认为根据建设部的文件及市政府《会议纪要》的精神，该公司不需要到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有关批准手续。2002年9月10日，吉德仁等人向城区交通局暨城区运政稽查大队和南洋中心交管所提出申请，请求依《江苏省道路运输市场管理条例》的规定对公交总公司的未经交通部门批准超出市区延伸到331省道进行运营的行为进行查处。2002年9月11日，城区交通局对吉德仁等人的申请进行答复，对上述通知、函告公交总公司的情况进行了通报，并在答复中说明2002年8月30日市政府下发的《会议纪要》已明确“城市公交在规划区内开通的若干线路，要保证正常营运，继续免交有关交通规费”，因南洋镇域已列入市建设规划区范围内，故该局无法对城市公交车进入331省道南洋段的行为进行管理。本案中原、被告的主要争议焦点是：（1）《会议纪要》是否为可诉行政行为。（2）《会议纪要》的相关内容是否合法。（3）盐城市政府是否有违法制止城区交通局查处的行为。原告吉德仁等人认为：《会议纪要》包括两个具体行政行为及一个已外化的内部行政行为，这些行为对其合法权益造成了实际的影响，是可诉行政行为，并因为同一路段道路运输的公平竞争权被侵犯而具有本案的主体资格；《会议纪要》明确将延伸到公路经营的城市公交继续免交交通规费与现有法律法规及交通部的文件相违背，属于违法行政行为；被告的内部行为已经外化，客观上制止了城区交通局对公交总公司违法行为的查处，侵犯了其公平竞争权。被告盐城市人民政府认为：《会议纪要》是政府的内部指导行为，没有特定的适用对象，是抽象的行政行为，《会议纪要》与原告之间没有直接的影响，不构成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该行为不可诉；《会议纪要》明确的相关内容符合城建方面的法律、法规及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法之处；不存在制止交通部门查处公交总公司行为的事实，是城区交通局自己认识到公交总公司的行为不违法自觉停止了查处行为。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盐城市人民政府的《会议纪要》虽然形式上是发给下级政府及所属各部门的会议材料，但从该纪要的内容上看，它对本市城市公交的运营范围进行了界定，并明确在界定范围内继续免交交通规费，而且该行为已实际导致城区交通局对公交总公司的管理行为的中止，所以该《会议纪要》是一种行政决定行为，有具体的执行内容，是可诉行政行为。原告吉德仁等人作为与被告行政行为的受益方公交总公司所属的5路、15路公交车在同一路段进行道路运输的经营户，认为市政府的行为侵犯了他们的公平竞争权提起诉讼，具有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被告盐城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为解决矛盾召集其下属的有关部门进行协调，并作出《会议纪要》，将公交的运营范围界定为城市规划区内，并明确对在上述范围内运营的公交车辆继续免交规费，是对原来就已经客观存在事实的一种明确、重申，是在其法定权限之内作出的行政行为，不违背相关的法律、法规，原告吉德仁等人要求认定该行为违法没有法律依据。虽然城区交通局客观上中止了对公交总公司超出市区运输行为的查处，但原告吉德仁等人在本案中并未能提交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违法干预了交通管理部门的查处工作，所以要求确认市政府强行中止城区交通局的查处行为违法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所述，本案中吉德仁等人虽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但因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于2002年12月22日判决：驳回原告吉德仁、蔡越华、蔡和平、丁书全的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100元，由原告吉德仁、蔡越华、蔡和平、丁书全负担。一审宣判后，吉德仁等人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上诉人诉称：一审判决认定盐城市政府的《会议纪要》相关内容不违法，是明显错误的。交通部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完全可以说明，城市公交的营运范围应“严格界定在城市市区”而非城市规划区。交通部、财政部等部委的三个规章均要求公交车辆出市区后，跨行公路的必须缴纳养路费、客运附加费和运输管理费。城区交通局是因为《会议纪要》的有关内容被迫停止对违法行为查处的。《会议纪要》中有关免交规费的规定，严重侵犯了我们的公平竞争权。请求确认盐城市政府强行中止城区交通局对公交总公司违法营运进行查处的行为违法；确认盐城市政府《会议纪要》的相关内容违反国家道路运输管理的有关规定。被上诉人辩称：根据建设部有关规定，城市公交车营运的地域范围为城市规划区，《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体现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顾全大局的原则，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不具备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无权提出诉讼请求。《会议纪要》属行政机关内部指导行为，不具有行政强制力。《会议纪要》中有关建设、交通部门职能划分及继续免交有关交通规费的规定是抽象

的，本案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由于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故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1）《会议纪要》中有关公交车辆在规划区内免交规费的规定是否可诉；（2）吉德仁等四人是否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3）《会议纪要》中有关公交车辆在规划区内免交规费的规定是否合法。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所谓行政指导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管理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具有咨询、建议、训导等性质的行为，不具有行政强制执行力。而被上诉人盐城市人民政府《会议纪要》中有关公交车辆在规划区免交规费的规定，是明确要求必须执行的，因此，盐城市人民政府认为该行为属行政指导行为没有法律依据。该项免交规费的规定，是针对公交总公司这一特定的主体并就特定的事项即公交总公司在规划区内开通的线路是否要缴纳交通规费所作出的决定，《会议纪要》的上述内容实际上已直接给予了公交总公司在规划区内免交交通规费的利益，不应认定为抽象行政行为。同时，由于该《会议纪要》是赋予一方当事人权利的行为，公交总公司作为受益人也参加了会议，因此《会议纪要》虽未向利益相对方直接送达，但《会议纪要》的相关内容在其后已经得到执行，城区交通局已将无法对公交总公司进行行政管理的原因及《会议纪要》的内容书面告知了吉德仁等人，因此应当认定盐城市政府在《会议纪要》中作出的有关公交车辆在规划区免征规费的行为是一种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由于公交总公司的5路、15路客运线路与吉德仁等人经营的客运线路存在重叠，双方在营运上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的。公交总公司营运中微利或者是亏损也不能否定双方的竞争关系。吉德仁等人认为《会议纪要》规定公交总公司免交有关交通规费，导致不平等竞争，因而提起行政诉讼，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吉德仁等人作为领取了经营许可证的业主，其经济利益与车辆的营运效益密切相关，有权以盐城市人民政府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公平竞争权为由提起行政诉讼。是否存在不公平竞争并不影响其行使诉权。一审判决对此认定合法，盐城市人民政府认为吉德仁等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理由不能成立。我国现行的交通管理体制存在的双重管理、两元结构的现象是历史形成的，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城市公共交通，而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道路运输。目前仍然存在部门之间、城乡之间分割客运市场的问题，此种管理体制虽不符合“统一、精简、效能”的原则，但在未经有权机关统一之前，应当予以认可，建设和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均应依法履行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八条规定，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公路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公路工作。根据国务院有关交通部职能的规定，交通部是公路交通运输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因此，各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作为当地公路交通运输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负责公路交通运输业的行业管理；维护公路交通运输行业的平等竞争秩序；负责公路路政管理和交通规费的稽征管理。因此，在交通部门管理的公路上营运的一切车辆均应当接受交通部门依法进行的行政管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公众出行的需要，城市公共交通超出原有的城市市区进行营运已成为一种客观现实。因此，城市公交的营运范围与交通部门管理的范围并不必然不相容，不能认为城市公交营运范围内的道路就必然排除交通部门的行政管理，也不能认为交通部门所管理的道路就必然不能成为城市公交的营运范围。城市公交营运范围的界定，并不影响交通部门对所管辖道路的管理。城市公共汽车驶离《城市道路管理条例》中所确定的由城建部门修建、养护的城市道路，在交通部门修建、养护的道路上营运的，也应当接受交通部门依据公路法及相关道路运输规章所实施的管理，根据规定办理相应的手续。根据交通部、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物价局联合制定的《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规定》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公共汽车在由城建部门修建和养护管理的市区道路上行驶的，免征养路费，但公共汽车跨行公路在十公里以内的按费额的三分之一计征养路费。而公交总公司的5路、15路公交车离开市区进入交通部门管理的331省道行使近十公里，应当依法缴纳养路费。根据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交通部联合制定的《关于规范公路客货运附加费增加公路建设资金的通知》的规定，公共汽车不属于免交公路客货附加费的车辆，应当缴纳公路客货附加费。盐城市政府提供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办公厅计办价格[1998]885号《关于公路客运附加费征收范围有关问题的复函》及建设部城建司建城交[1996]98号文《建设部城建司答承德市公用局再次重申城市公共交通界定》只能证明在市区运行的车辆，可以不缴纳该项费用，并不涉及出市区营运的公交车辆。同时，根据交通部、财政部联合制定的（86）交公路字633号《公路运输管理费征收和使用规定》的相关规定，在公路上营运的车辆还应当缴纳运输管理费。因此，城市公共汽车驶离由建设部门修建或养护的道路，进入交通部门管理的道路时，应当依法缴纳养路费、客货附加费及运输管理费。交通部门拥有征收上述费用和经法定程序免征费用的法定职权，其他任何行政机关均无征收或者免征的职权，无权决定应交纳规费的单位免交规费。综上，盐城市人民政府《会议纪要》中“城市公交在规划内开通的若干线路，要保证正常营运，继续免交有关交通规费”的规定作为政府的一项行政决定，具有行政强制力，是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吉德仁等人作为与公交总公司所属公交车辆营运范围有重叠的经营者，有权以《会议纪要》的规定侵犯

其公平竞争权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盐城市人民政府《会议纪要》中有关在规划区免征规费的规定，超越了法定职权。该项决定的内容缺乏法律、法规依据，且与前述国家有关部委的多个规定相抵触，依法应予以撤销。一审判决认定吉德仁等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及《会议纪要》相关内容为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认定正确，但对于《会议纪要》中有关在规划区免征规费的规定的合法性认定不当，依法应予以撤销。吉德仁等人的其他请求，因与其公平竞争权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5月19日判决：一、撤销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盐行初字第052号行政判决；二、撤销盐城市政府第13号《专题会议纪要》第五条中“城市公交在规划区内开通的若干线路，要保证正常营运，继续免交有关交通规费”的决定；三、驳回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人民币200元，由上诉人吉德仁等四人与被上诉人盐城市人民政府各负担100元。

4.《彭学纯诉上海市工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纠纷案》简介：彭学纯诉上海市工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纠纷案原告：彭学纯，男，56岁，住上海市沪太路。被告：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肇嘉浜路。法定代表人：张文蔚，该局局长。原告彭学纯2000年12月1日向被告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工商局）投诉，要求其履行法定职责，对上海有线电视台戏剧频道播放违法医疗广告，误导其妻子就医时死亡一案进行查处。工商局口头作出有关节目不属于广告，不予立案后，彭学纯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诉称：2002年8月16日晚，我妻子看了上海有线电视台戏剧频道播放的介绍411医院的电视医疗广告后，于8月21日住进了该医院进行治疗，29天后竟然无故死亡。被告在接到投诉后，没有对该违法医疗广告进行立案查处，属于不履行法定职责。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查处上海有线电视台播出的违法医疗广告。原告提供的主要证据和依据有：1．2000年8月16日上海有线电视台戏剧频道播出的节目光盘一张，以证明该节目实际上为医疗广告。2．411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以证明该医院被批准的诊疗科目中无骨科一项。3．有关“12家医疗机构受罚”报道复印件，内容有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广告管理处处长介绍医疗类违法违规广告的情况，以证明查处非法医疗广告属于工商局的职责范围。4．2001年4月27日《购物导报》和2001年4月20日《市民周刊》刊登的411医院的广告复印件。5．上海市卫生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加强医疗广告管理的通知》复印件，以证明被告应适用该通知对各类违法医疗广告予以查处。被告辩称：原告反映的电视节目是一个专题报道，主要内容介绍了包括411医院院长章某在内的五位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的事迹。节目虽然有关于骨病治疗的内容，但认定为广告依据不足，故我局已口头答复原告不对该节目立案查处。现原告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与事实不符，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法庭在审理期间播放了经录制的上海市有线电视台播出的有关411医院的节目。在质证中，被告对证据3、5没有异议；但认为根据证据1的内容，认定其属于广告依据不足；证据2是卫生局的职权范围；证据4的内容原告曾经反映过，工商局对411医院的违法广告也曾处理过。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8月16日晚8点，上海有线电视台戏剧频道《闪亮时分》栏目播放了专题节目《共和国之歌——献给人民功臣》，该节目内容主要是介绍上海411医院院长章某等五位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的事迹。原告彭学纯于2000年12月向被告工商局投诉称，因为看了该节目，他妻子于2000年8月21日住进了411医院进行治疗，29天后死亡。彭学纯认为该节目系违法医疗广告，故要求工商局进行查处。对此，工商局口头答复该节目不属于广告，不同意立案查处。故彭学纯起诉要求工商局履行法定职责，查处电视台播出该医院违法广告的行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应该如何认定医疗广告以及上海有线电视台播出的有关411医院的节目是否应认定为医疗广告。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工商局作为上海市的广告监督管理机关，对违反法律规定的广告活动，有权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卫生部1993年9月27日发布的《医疗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医疗广告是指医疗机构通过一定的媒介或者形式，向社会或者公众宣传其运用科学技术诊疗疾病的活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2001年3月1日在工商广字（2001）第57号答复中进一步明确，大众传播媒介利用新闻报道形式介绍医疗机构及其服务，如出现医疗机构的地址、电话号码或其他联系方式等内容的，在发表有关医疗机构报道的同时，在同一媒体同一时间（时段）发布该医疗机构广告的，即使发布者声称未收取费用，也应认定为利用新闻报道形式发布医疗广告。从彭学纯提供的电视节目内容可以看出，该专题报道从形式上具备了上述规定认定医疗广告的基本特征，工商局对彭学纯的投诉应予以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其本人。综上所述，彭学纯要求工商局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于2002年12月9日判决如下：

被告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履行对上海有线电视台戏剧频道2000年8月16日20时播出的专题报道节目是否构成违法医疗广告进行调查处理的法定职责，并将结果告知原告彭学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被告负担。一审宣判后，上海市工商局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认为有关电视专题报道主要是介绍海军医院院长等医务人员的事迹，虽然其中包括了关于骨病治疗的内容，但认定为广告依据不足；接到彭学纯的投诉后，已积极进行调查，将节目内容录制成了光盘交给其本人，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了彭学纯，已履行了法定职责，请求驳回彭学纯的诉讼请求。彭学纯辩称：上海市有线电视台过去从未播放过类似的节目，据了解该节目是411医院自行制作后送电视台的；该节目中明确说明了医疗机构的名称、医师的姓名、医疗的内容，故应认定为医疗广告，请求维持原判。庭审中，法庭再次播放了经录制的上海市有线电视台播出的有关411医院的节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无异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以下简称广告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广告监督管理机关。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广告的管理和监督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之一，因此，认定有关节目是否构成广告、是否构成违法广告、以及如何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均属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范围。彭学纯认为上海市有线电视台播出节目属于违法广告，侵犯其合法权益，并向上海市工商局申请对该广告予以行政查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1993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卫生部《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医疗广告是指医疗机构通过一定媒介或者形式，向社会或者公众宣传其运用科学技术诊疗疾病的活动。公众所理解的广告，就是以一定的方式通过媒体对商品或者服务以及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单位的宣传和介绍。从庭审播放的上海市有线电视台专题节目《共和国之歌一一献给人民功臣》来看，尽管录制的光盘声音不清晰，但画面反映出节目中不仅有对411医院院长章某的事迹介绍，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介绍其诊疗方法和疗效，画面上还三次出现411医院名称的特写镜头。该节目反映的信息既有医务人员工作事迹的介绍，又有医务人员医术和医疗专长的介绍，其宣传医院和医院服务的用意十分明显，彭学纯有理由得出该节目属于医疗广告的结论。因此，原审认定该专题报道从形式上具备了认定为医疗广告的基本特征，并无不当，符合《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工商局以该节目不构成广告而不予查处的理由不成立。工商局虽然将不予立案查处的理由告诉了彭学纯本人，但由于工商局没有依法履行其法定的行政职责，未能够依法保护申请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故原审判决认定工商局应对该节目进行查处，亦无不当，可予维持。据此，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03年4月21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5.《上海汇兴实业公司诉上海浦江海关行政赔偿案》简介：上海汇兴实业公司诉上海浦江海关行政赔偿案【裁判摘要】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八条第（七）项规定，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应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但未经证实的不确定利益不能作为直接损失。原告：上海汇兴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辉河路。法定代表人：窦向阳，该公司总经理。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浦江海关，住所地：上海市太平路。法定代表人：马衍，该海关关长。原告上海汇兴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兴公司）因与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浦江海关（以下简称浦江海关）发生行政赔偿纠纷，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5月6日受理本案。原告诉称：2001年11月13日，被告对我公司进口的人工草坪征收了进口关税并代征增值税。2002年10月22日，被告又对我公司已经出售的人工草坪补征进口关税、代征增值税共计人民币47509．34。被告的补征税款属新增成本，导致我公司销售人工草坪收益减少，造成了我公司的直接损失。故请求确认被告第一次征税行为违法，并赔偿我公司47509．34元经济损失。原告汇兴公司提供的证据有：1．2001年9月20日汇兴公司与杭州市景芳中学签订的草坪销售合同书，草坪销售单价为180元／平方米。2．2001年9月26日汇兴公司与复旦大学签订的人工草坪足球场工程合同，草坪销售单价为215元／平方米。3．2001年9月30日汇兴公司与上海仕贤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草坪销售单价为102．5641元／平方米。4．2001年11月14日汇兴公司与广东华晋运动场地用品有限公司的电汇凭证。5．2002年3月25日汇兴公司与上海市杨浦区科技幼稚园签订的人工草坪运动场工程合同，草坪销售单价为150元／平方米。6．2002年8月汇兴公司与上海申虹建筑公司签订的中州路小学、赤峰路小学人工草坪球场工程合同，草坪销售单价为140元／平方米。7．2002年9月3日汇兴公司与上海市虹口区教育校产基建管理站就上海市水电中学、上海市凉城第二中学人工草坪工程签订的施工合同及银行支票、发票，草坪销售单价为135元／平方米。以上证据均用以证明原告进口的人工草坪在被告要求补征税款前已经出售。庭前证据交换时，因被告浦江海关已确认2001年11月13日征税行为适用法律错误，原告汇兴

公司撤回了要求确认其违法的诉讼请求。被告辩称：汇兴公司委托他人以错误的商品编号向海关申报进口人工草坪，由于工作人员当时未发现这一错误致使少征税款。但海关补税行为依法有据，汇兴公司要求赔偿补缴的税款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请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汇兴公司于2001年11月13日由上海协通（集团）有限公司代理报关，申报进口人工草坪共计8491．2平方米，浦江海关于同日分别征收关税101515．8元和代征增值税132 308．96元后放行。之后，浦江海关发现汇兴公司申报进口人工草坪的商品编号有误，工作人员根据错误申报的编号予以税则归类致使少征了税款，故于2002年10月22日向汇兴公司补征关税和代征增值税共计人民币47509．34元（以下简称补征税行为）。汇兴公司缴纳了补征的税款后，于2003年1月20日以浦江海关2001年11月13日的征税行为（以下简称原征税行为）违法为由，向浦江海关申请行政赔偿。2003年3月21日，浦江海关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认为海关征税行为合法，汇兴公司的赔偿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规定的赔偿条件，决定不予赔偿。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法）第六十二条规定：“进出口货物，进出境物品放行后，海关发现少征或者漏征税款，应当自缴纳税款或者货物、物品放行之日起一年内，向纳税义务人补征。” 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汇兴公司委托他人以错误的商品编号向海关申报进口人工草坪，浦江海关对此未予严格审核，致使少征了汇兴公司的税款。浦江海关发现少征税款后，依照海关法的规定向汇兴公司补征税款并无不当。汇兴公司虽然有权以浦江海关原征税行为造成其损失为由，要求国家赔偿，但由于汇兴公司提供的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单价，包括人工：草坪、铺设所需辅料及人工费用等证据，与赔偿请求之间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亦不能证明实际存在着损害的后果，故不予支持。据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7月14日判决：驳回原告汇兴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汇兴公司不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汇兴公司上诉称：（1）浦江海关初征税行为确定税则归类错误，违反《海关征税管理办法》中关于海关应按照正确税则归类进行征税的规定，属违法行政行为。（2）由于征税违法导致补征税，从而产生了进口人工草的新成本，而征税所涉及的人工草已在补征税之前出售，因此，新增的人工草成本不能够随已出售的人工草转移，只能冲抵上诉人出售该人工草所获收益。而新增成本增加的售价在当时是可能实现的。上诉人因新增成本而减少相应收入，存在着实际的损害事实。（3）我公司是根据原征税的税则、税率来确定合同售价成本的，海关征税在先，我公司根据海关的征税情况核定成本在后，将税收转为成本是确定出售人工草坪价格的重要因素，故原违法征税行为是造成损害事实的间接原因，而国家赔偿法并未规定间接原因所致行政侵权不承担赔偿责任。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浦江海关辩称：（1）行政赔偿诉讼的提起应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为前提，而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法应该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海关虽然后来作出了补税决定，并不意味着已经确认原征税行为违法。（2）国家赔偿法所称损害是对合法权益的损害，缴纳税款是汇兴公司的法定义务，原征税行为少缴的税款系其所获的不当利益，本应返还，故汇兴公司并不存在损害事实。（3）企业定价应主要取决于市场因素，关税的高低并非决定企业定价的惟一因素，汇兴公司提供的证据中销售单价浮动较大，而补征的税额平摊在所有进口的人工草坪上，与每平方米的销售单价浮动额相比是微乎其微的。故请求维持原审判决，驳回上诉。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原征税行为和补征税行为的内容及作出过程的事实均无争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予以确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征税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2）原征税行为是否给汇兴公司造成直接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该符合下列条件”。其中第（四）项规定：“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已被确认违法，应由人民法院依法认定。汇兴公司提出的赔偿请求，是浦江海关的原征税行为直接导致的。由于浦江海关已对汇兴公司作出了补征税决定，该决定本身即表明原征税行为在税则归类和税额计算方面存在错误，且案件一审时双方当事人对汇兴公司原征税行为的违法性亦无争议，故应认定本案赔偿请求所依附的原征税行为违法性已得到确认，汇兴公司有权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八条第（七）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根据海关法有关补征税制度的规定，本案中，最初的交纳关税和后来的补交关款，都是汇兴公司进口人工草坪时应承担的义务，不论人工草坪是否已经出售，在浦江海关依法确认其少交税款后，汇兴公司都应该依照海关法的规定补交税款。汇兴公司少交的税款为不当利益，本应返还。所以，在本案中，汇兴公司在履行补交纳税义务

时是否直接造成损失，是确认浦江海关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如果汇兴公司认为浦江海关的补征行为造成了其直接损失，就应对自己的赔偿主张负举证责任。汇兴公司提供的有关人工草坪的出售合同、协议书及电汇凭证等证据，虽可以证明进口的人工草坪是在浦江海关的补征行为之前已经销售，但由于汇兴公司出售人工草坪的单价为每平方米102元至180元不等，收益的幅度相差较大，故浦江海关关于征税数额并非合同定价的主要因素，合同定价主要是由市场调节的主张可以成立。汇兴公司主张的销售收入减少，是指以较高价格销售出人工草坪而获得利益为前提的，而较高利益的实现在销售中是受到供求关系等各种不确定因素决定的，属于不确定的利益，故不构成直接损失。由于汇兴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征税行为造成其直接损失，故汇兴公司的行政赔偿请求不能成立，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汇兴公司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据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于2003年10月10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中国银行江西分行诉南昌市房管局违法办理抵押登记案》简介：中国银行江西分行诉南昌市房管局违法办理抵押登记案（本案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68次会议讨论决定）【裁判摘要】国家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登记职责时，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致使行政管理相对人遭受财产损失的，应根据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02）行终字第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江西省南昌市房产管理局。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环湖路86号。法定代表人：白波，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武永平，江西太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志丹，江西宏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原中国银行江西省信托咨询公司权利义务承受者）。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站前西路1号。法定代表人：方红光，该行行长。委托代理人：杜红民，江西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文斌，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干部。被上诉人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以上诉人江西省南昌市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南昌市房管局）违法办理房屋抵押登记造成其贷款损失为由，于1996年8月28日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12月22日作出（1996）赣行初字第02号行政赔偿判决，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1年2月1日作出（2000）行终字第5号行政裁定，将本案发回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02年4月4日作出（2001）赣行初字第01号行政赔偿判决。南昌市房管局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赵大光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马永欣、甘雯参加评议的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书记员谭伟、陈春梅担任法庭记录。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武永平、刘志丹和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杜红民、徐文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举证并经庭审质证，认定以下事实：1995年4月5日，南昌市天龙实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天龙公司）以购买货物需流动资金为由，向原中国银行江西信托咨询公司（以下简称信托公司）申请贷款700万元。信托公司同意在天龙公司落实贷款抵押手续，确保贷款无风险前提下办理贷款。同年4月14日，天龙公司法定代表人颜桂龙向江西省南昌市房产交易管理所（以下简称南昌市房交所）提出对该公司在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船山路29号第二层2482．15平方米房屋办理贷款抵押登记手续的申请，并提交了天龙公司与中房南昌房地产开发公司第二开发处的购房协议书及005518号房屋所有权证。同日，信托公司委托江西省南昌市房产价格评估所（以下简称南昌市房产评估所）对天龙公司作为贷款抵押的房产进行价格评估。同年4月17日，南昌市房产评估所作出（95）洪房估字《估价书》，以市值的75%评估抵押房产的价值为6515643元。同日，信托公司与天龙公司签订了700万元的《借款合同》，借款期限自1995年4月26日至1995年9月25日，贷款利率月息为10．98‰。江西鑫马实业有限公司在借款合同中写明同意承担50万元贷款本息的担保责任。同年4月26日，南昌市房交所作出No．0005005《房屋抵押贷款通知书》，认定抵押人颜桂龙提交的座落于南昌市西湖区船山路29号2482．15平方米房产的产权人为天龙公司，产权证号为005518，抵押权人为信托公司，抵押贷款金额为700万元，抵押期限1995年4月26日至1995年9月25日共五个月，并在备注栏内注明：“银行（信用社）见此通知书可办理贷款手续，并收存此通知书；抵押贷款期满，贷款人凭本通知和银行（信用社）出具的还清贷款证明办理抵押贷款注销手续。”据此，信托公司于同年4月26日、4月30日和5月3日先后分三次共支付700万元贷款给天龙公司。同年6月13日，南昌市房管局以其下属部门南昌市房产评估所的名义函告信托公司，发现颜桂龙未在市房屋产权监理处办理房屋产权证书，即用假产权证办理了房产抵押贷款手续。信托公司得知情况后，于次日收回天龙公司尚未使用的贷款余额88．5万元。同年6月16日，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对颜桂龙利用假房产证诈骗贷款一案立案侦查，追缴到颜桂龙一部林肯卧车，经江西省价格事务所鉴定，价值15万元；另追缴到贷款利差款96万元。1996年5月7日，信托公司以南昌市房管局为赔偿义务机关向其提出行政赔偿申请。南昌市房

管局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同年8月28日，信托公司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在本案审理期间，信托公司于1998年2月10日经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销企业法人登记，其债权债务由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承担。为此，本案原告由信托公司变更为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天龙公司因未参加1997年度年检，于1998年8月被江西省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了营业执照，且查无开办和主管单位。1999年10月29日，颜桂龙被缉拿归案。2000年10月20日，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0）洪刑一初字第89号刑事判决，认定颜桂龙用假房产证作抵押，诈骗银行贷款650万元，案发后公安机关共为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挽回经济损失199．5万元，造成实际损失450．5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判处颜桂龙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判决已于同年11月5日发生法律效力。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建设部《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条和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建房（1995）152号《关于加强与银行贷款业务相关的房地产抵押和评估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一条以及建设部、国家物价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88]建房字第17号《关于加强房地产交易市场管理的通知》第三条均明确规定，县级以上房产行政管理机关是负责本行政区域房屋产权产籍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是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履行房屋产权产籍行政管理的一项法定职责。南昌市房管局是南昌市范围内办理房产抵押登记的行政主管部门，南昌市房交所作为其下属单位，行使房产抵押登记的行政管理职权，应视为是受其委托的行为，南昌市房管局应对此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南昌市房管局的工作人员在履行房屋抵押贷款登记行政职权过程中，未认真审查颜桂龙提交的作为贷款抵押物的南昌市西湖区船山路29号第二层非住宅房屋产权证与该房屋所有权证存根以及档案记录内容是否相符，也未认真查对权证与印章真伪，即错误认定天龙公司对该房屋拥有产权，并作出《房屋抵押贷款通知书》，确认信托公司与天龙公司的房屋抵押法律关系有效。该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错误，其违法性已为南昌市房管局下属单位南昌市房产评估所1995年6月13日给信托公司的函所确认。信托公司于1996年5月7日向南昌市房管局提出赔偿申请，未果，又于同年8月28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有关赔偿程序及请求国家赔偿时效的规定。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颜桂龙诈骗信托公司650万元贷款一案已作出生效判决，确认信托公司因此而遭受的贷款损失为450．5万元。虽然信托公司贷款财产权的直接侵权人系颜桂龙，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是抵押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南昌市房管局违法办理抵押贷款登记的行为是信托公司认为无风险放贷的主要原因，因此南昌市房管局的违法抵押登记行为与信托公司的财产损失之间存在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鉴于颜桂龙已无偿还贷款的能力，南昌市房管局应对因违法办理抵押登记造成原告抵押权不能实现的部分依法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根据《中国银行信托咨询公司信托贷款办法》及《中国银行信托咨询公司信托贷款审批与管理细则》的有关规定，“信托公司应选择信誉好，利润高的企业发放企业信托贷款”。天龙公司申请贷款时已经处于资不抵债的状况，但信托公司在审批时却将其认定为是“以1500万元购得船山路29号一至三层房屋所有权，拥有近2100万元的固定资产”的企业，显然未按项目调查、项目评估程序规定的要求认真审查天龙公司的资信情况和履约能力，贷前审查工作存在过失；发放贷款时，违反了“一般不超过抵押物市值60%发放信托贷款”的规定，以抵押物市值75%发放抵押贷款650万元；放贷后又未按规定进行任何监督管理，以致贷款未按约定用途使用，被颜桂龙在短时期内用于偿还所欠债务及支付其他费用。原告对造成贷款损失，自身存在明显过错，依法应相应减轻南昌市房管局的赔偿责任。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因系可得利益，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财产损失范围，不予支持。南昌市房管局提出本案不属国家赔偿范围、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等理由，均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七条第四款、第二十八条第（七）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1．由南昌市房管局赔偿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贷款损失4505000元的60%，即2703000元。2．驳回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其它诉讼请求。南昌市房管局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信托公司在接到南昌市房交所《房屋抵押贷款通知书》的前一天就将280万元转入天龙公司账户，该笔款项的损失与南昌市房交所作出的《房屋抵押贷款通知书》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上诉人不应承担该部分损失；在信托公司已得知天龙公司用假房产证办理抵押登记的情况后，天龙公司法定代表人颜桂龙仍从信托公司取款36万元，对该款的损失应由信托公司自行承担；信托公司贷款时未能认真审查天龙公司的资信情况和履约能力，违反“一般不超过抵押物市值60%发放信托贷款”的规定，贷款后亦未按规定对天龙公司使用资金的情况进行监管，由于信托公司在贷款过程中存在诸多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损害结果是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造成的，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辩称：本案经原一审、二审及重审多次举证质证，足以证明一审认定信托公司于4月26日、4月

30日和5月3日先后支付贷款700万元给天龙公司，上诉人称信托公司在4月25日已将280万元转入天龙公司缺乏证据；《中国银行信托公司贷款办法》和《中国银行信托咨询公司信托贷款审批与管理细则》是被上诉人的内部管理规则，不属法律法规范畴，被上诉人在贷款过程中不存在过错，由于信托公司与天龙公司的贷款系抵押贷款，不是一般信用贷款，因此只要抵押物没有风险，该贷款也就没有风险；被上诉人作为金融机构其贷款本金是有资金成本的，且利息属法定孳息，与本金具有不可分割性，应纳入直接损失的范畴，一审判决认为“利息”系可得利益不属直接财产损失是错误的。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庭审质证，认定原告提供的有效证据有：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信托公司经营金融业务的银金管字第08—0347号许可证；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给信托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天龙公司申请贷款的报告；信托公司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申请审批书；颜桂龙向南昌市房交所申请办理房产抵押登记的申请书和信托公司委托南昌市房产评估所对抵押房产评估的委托书；信托公司与天龙公司签订的700万元《借款合同》；南昌市房产评估所作出的（95）洪房估字《估价书》；南昌市房交所作出的No．0005005《房屋抵押贷款通知书》；信托公司分三次向天龙公司支付700万元的投资贷款支付凭条；南昌市房产评估所告知信托公司关于天龙公司利用假房产证抵押贷款的函；信托公司出具的天龙公司共分三次归还贷款88．5万元、15万元、81万元等共计184．5万元的投资贷款还款通知单；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给天龙公司注册号为15832068—7—1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1995）洪民初字第48号民事判决书。1995年6月14日，南昌市公安局第二处收到南昌市房产交易所送来的天龙公司假房屋所有权证的收条；南昌市房管局出具的关于颜桂龙提交的005518号房屋所有权证属伪造证书的证明；信托公司请求南昌市房管局赔偿的申请书及南昌市房管局签收该申请书的证明；南昌市公安局出具的对颜桂龙刑事诈骗案立案侦查及追赃情况的证明；江西省价格事务所赣事估字[98]第03号《江西省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鉴定结论书》；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注销信托公司企业法人登记及由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承担其债权债务的《核准注销登记通知书》。认定被告提供的有效证据有：天龙公司与中房集团南昌房地产开发公司第二开发处签订的购买南昌市西湖区船山路29号的非住宅一至二层商场、三楼写字楼的协议书；颜桂龙提交给南昌市房管局进行抵押登记的005518号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南昌市房产评估所告知信托公司关于天龙公司利用假房产证抵押贷款的函；南昌市房交所向南昌市公安局的报案材料；南昌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南编[1984]47号《关于下达南昌市房管局人员编制的通知》和洪编发[1989]164号《关于同意成立市房产价格评估所及其人员编制的批复》；南昌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核发的事法登字赣0100182A号《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有：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天龙公司企业法人登记、注册及被吊销营业执照的资料；南昌市公安局（99）252号对颜桂龙的刑事拘留证；南昌市房管局向南昌市公安局出具的房屋所有权证第00519号和第005518号两本证书编号及其钢印“南昌市房屋产权管理局”与“南昌市房屋房产管理局”属伪造的证明；南昌市公安局询问信托公司职工辜洪武、盛利以及中国银行南昌市支行信托办事处经理刘剑光的笔录；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分业管理处出具的《南昌市天龙实业集团公司在原省行信托贷款700万元人民币资金走向一览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洪刑一初字第89号刑事判决书和执行通知书。上述证据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本院经庭审质证，对本案以下有争议的事实进行了审查：关于信托公司是否在抵押贷款通知书发出前已向天龙公司发放贷款280万元的问题。上诉人提出认定这个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信托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一份支付凭条上的盖章日期为1995年4月25日，即在抵押通知书发出的前一天。被上诉人对此辩称是由于工作人员未及时更换印章日期导致日期盖章有误，应以签写日期为准，并提供其他付款凭证和记账凭证佐证。经审查，信托公司提交的该支付凭条的印章日期是1995年4月25日，工作人员书写日期是1995年4月26日，该支付凭条印章日期与工作人员书写日期存在不一致，但信托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和记账凭证签写和印章日期均为1995年4月26日，有关信托公司内部批准手续的签写日期亦为1995年4月26日。在本案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对信托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没有表示异议，且对一审法庭当庭确认第一笔贷款发放日期为1995年4月26日的事实，亦表示无异议。上诉人在二审期间否定其在一审庭审时已经认可的事实，但未能提出充分证据证明，故上诉人提出发放贷款的时间是在抵押通知书发出的前一天的证据不足。关于南昌市房管局提出信托公司得知天龙公司用假房产证办理抵押登记的情况后，天龙公司仍从信托公司取走36万元贷款的问题。1995年6月13日，南昌市房管局下属单位南昌市房产评估所函告信托公司，天龙公司以假房产权证在该处骗取抵押登记手续。上诉人称在此前已口头告知信托公司，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上诉人还提出，1995年6月13日已将天龙公司用假房产证办理抵押登记的情况函告信托公司后，天龙公司仍从信托公司取走36万元，主要根据是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供的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洪公经诉[2000]第2号起诉意见书和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洪检刑诉（2000）079号起诉书，但上述法律文书能够证明的是，1995年6月15日和19日，

天龙公司的经理颜桂龙将其支付给江西省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的36万元购房款通过他人户头提现。故上诉人提出的信托公司在得知抵押存在问题后没有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的理由缺乏证据支持。本院认为，根据建设部《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条和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与银行贷款业务相关的房地产抵押和评估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一条，以及建设部、国家物价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加强房地产交易市场管理的通知》第三条的规定，南昌市房管局是南昌市范围内办理房产抵押登记的行政主管部门。南昌市房交所和南昌市房产评估所作为其下属单位，所实施的有关房地产抵押登记的行政行为，应视为是受其委托所实施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是抵押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南昌市房管局作为负责办理房产抵押登记的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房产抵押登记过程中，对当事人的申请应当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对于抵押房产及其权属证书的真伪有条件加以核对与识别。然而，南昌市房管局在本案中违反职业规范，未尽必要的注意义务，为持有假房产证实施诈骗的天龙公司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并明示信托公司可以办理贷款。信托公司基于对房产登记机关所办抵押登记行为的信赖，为天龙公司发放贷款，致使信托公司遭受了财产损失。虽然本案贷款人天龙公司是造成信托公司财产损失的直接责任人，但是南昌市房管局的违法行为客观上为天龙公司骗取贷款提供了条件，其违法出具他项权利证明的行为与信托公司财产损失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和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七条第四款、第二十八条第（七）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南昌市房管局对其违法办理抵押登记而酿成信托公司财产损失的后果，在天龙公司无法偿还贷款的情况下，应当承担相应的过失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南昌市房管局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不当，应予纠正。南昌市房管局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后，有权就其承担的数额向天龙公司行使追偿权。信托公司在办理抵押贷款过程中，没有按照项目调查、项目评估程序规定的要求认真审查天龙公司的资信情况和履约能力，所发贷款额度亦不符合与抵押物市值比例的规定，对于造成财产损失负有一定的过错责任，信托公司主张其在贷款过程中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信托公司作为金融机构，需要支付储户的存款利息，一审判决认为利息损失不属于直接损失不当，信托公司提出贷款利息损失属于直接损失应予赔偿的主张应予支持，但是信托公司要求按照贷款利息赔偿缺乏法律依据。南昌市房管局提出信托公司在抵押登记通知书发出前已向天龙公司发放贷款280万元的事实和得知抵押房产有问题后没有采取措施防止扩大损失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持，其认为由于信托公司的过错应当完全免除其赔偿责任的理由亦不能成立。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仍可就其实际财产损失向天龙公司行使索赔权。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赣行初字第01号行政赔偿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赣行初字第01号行政赔偿判决第一项为：由南昌市房管局赔偿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人民币247775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自1995年9月26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7.《沈希贤等182人诉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纠纷案》简介：【裁判摘要】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规划部门审批建设污染环境项目时，在申请方没有提供有关环境保护影响报告书，且建设项目不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情况下，即颁发建设许可证的行为，构成违法，应予撤销。原告：沈希贤等182人（名单略）。诉讼代表人：沈希贤，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4楼居民。诉讼代表人：王根保，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6楼居民。诉讼代表人：孙建荣，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6楼居民。被告：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法定代表人：陈刚，该委员会主任。第三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王茂起，该所所长。第三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金银龙，该所所长。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以下简称规划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以下简称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于2001年12月10日向第三人原卫生部卫生监督检验所（已与其他单位合并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所）、第三人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监测所（已与其他单位合并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以下简称健康安全所）颁发了2001规建字1769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许可第三人在朝阳区潘家园南里7号建设二级动物实验室。原告不服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诉称：我们均系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4号楼和6号楼的居民，与第三人的住所地仅隔一条马路。被告规划委员会就动物实验室建设项目向第三人食品安全所和健康安全所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违反法定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精神。建设污染环境的项目，必须遵守国家有关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必须对建设项目产生污染和环境作出评价，规定防治措施，经项目主管部门预审并依照规定的程序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计划部门方可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但规划委员会于2000年9月11日就核定了《审定设计方案通知书》，确定了本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结论。而本案的第三人却在2000年12月7日才就动物实验室建设项目向北京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环保局）申请办理环保审批，2002年2月21日环保局才给予确定批复。由于本项目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并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估，被告的审批行为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被告核准的动物实验室工程设计方案中，实验室与原告的住宅楼之间的距离为19．09米，不符合GB14925—2001号国家标准中关于实验动物繁育、生产、试验设施应与生活区保持大于50米距离的规定。另外，卫生部颁布施行的《卫生系统实验动物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具有一定规模的实验动物室建筑，周围至少应有20米的卫生隔离区，而原告住宅楼与该动物实验室之间是马路，显然不符合卫生隔离区的概念。本案中承担建设项目环境评价任务的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与卫生工程研究所虽具有一定资质，但因与第三人同属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下属单位，所作的环境影响评价难免有失公正。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为第三人颁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原告提交的证据有：1．有关动物实验室照片15张。以证明第三人现在已有的动物实验室对周围居民环境有影响，并发生过冲突的事实。2．调查笔录2份：其一为侯树森等5人的笔录，其二为贾彦君的笔录。以证明第三人现有的动物实验室对周围环境有影响，以及为建设动物实验室，建设单位与周围居民发生过冲突的事实。被告辩称：我委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是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本案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曾组织专家就此进行过论证并报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卫生部于2000年1月作出批复，同意第三人在朝阳区潘家园7号院内建设清洁级动物实验室。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于2001年11月下达了建设项目施工计划通知书。据此，我委于2001年12月给第三人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关于本案审批项目的环保问题，除我委核发规划许可证前卫生部已有相关批复外，核发该规划许可证后，环保局亦于2002年2月对该建设项目核发了《关于卫生部食品卫生检验所动物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上述情况说明该项目通过了相关专业管理部门的批准。目前的规划审批程序并未将环保部门的意见作为前置条件，原告提出该项目应当先经环保部门同意后方可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说法无法律依据。另外，我委在审批该建设项目时，有关国家标准尚未正式实施，故不适用本案。被告提交的证据有：1．卫生部卫规财发[2000]第24号批复。以证明该项目比较特殊，被告在审批前期做了大量工作，并经卫生部批准的事实。2．北京市建设委员会[2001]京建计施478号《建设项目施工计划通知书》。以证明经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审核批准，该项目已被列入2001年度施工计划。第三人食品安全所和健康安全所均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食品安全所在法庭审理时提交了有关证据，健康安全所未提交证据。第三人食品安全所提交的证据有：1．北京市环境保护局京环保监督审字[2002]41号《关于卫生部食品卫生检验所实验动物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以说明该建设项目已经环保部门审批通过的事实。2．北京市建设委员会颁发的05（建）2002—2090《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以证明本单位的施工是合法的。原告、被告双方提交的法律依据有：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建设污染环境的项目，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必须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作出评价，规定防治措施，经项目主管部门预审并依照规定的程序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计划部门方可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 3．卫生部于1983年11月28日颁布施行的《卫生系统实验动物管理暂行条例》第五条第5项规定：“具有一定规模的实验动物室建筑，周围至少应有20米的卫生隔离区。”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14925—2001号《试验动物环境及设施》（2001年8月29日发布，2002年5月1日实施）41．4规定：“实验动物繁育、生产、试验设施应与生活区保持大于50米的距离。” 在法庭质证中，原告对被告证据1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是认为该证据只能说明卫生部同意拨款让第三人进行建设，不能说明被告在审批该项目时考虑了项目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法庭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卫生部同意第三人建设该项目，以及建设地点、总投资额、建设工期等问题。原告对被告的证据2之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与被告的审批行为无必然联系。被告对原告证据1提出异议，认为无法确定动物尸体是谁扔的，从什么地方扔的，且出现在规划委员会审批之后，不能说明被告的主张。第三人健康安全所对上述照片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只是认为建设该动物实验室是必要的。第三人食品安全所对上述照片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所已经杜绝了乱扔动物尸体的行为，且该证据与规划委员会的审批行为无太大关系。被告对原告证据2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建设动物实验室对周边环境虽是有影响，但这个影响与该

建设项目能否建设是两回事。第三人均认为证据2不能说明建设项目因对周边有影响就不能建设。原告认为第三人的证据1应当在被告审批之前作出，审批后作出的批复不能说明被告的审批是合法的。被告认为原告的主张无法律依据。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12月10日，被告规划委员会向第三人食品安全所和健康安全所颁发了编号为2001规建字1769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该许可证标明的建设项目为二级动物实验室，建设位置为朝阳区潘家园南里7号，建设规模为2949．18平方米。许可证的附件中标明该二级动物实验室层数为地上3层，地下1层，结构类型为框架。原告住宅楼均位于该二级动物实验室的北侧，其中6号楼与该规划建筑的间距为19．06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城市规划法的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被告作为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有权根据建设单位的申请，对符合城市规划设计要求的建设项目，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建设污染环境的项目，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必须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作出评价，规定防治措施，经项目主管部门预审并依照规定的程序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计划部门方可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被告规划委员会在审批该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应当审查第三人是否已取得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并根据卫生部颁布施行的《卫生系统实验动物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审查申报建设的实验动物室建筑是否保留至少有20米的卫生隔离区。但是，本案中规划委员会核准的动物实验室工程设计方案，实验室与原告的住宅楼之间的距离为19．06米，未达到规定的距离要求。规划委员会在诉讼中向法院提交的有关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审批行为认定事实清楚，程序正当、合法。据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之规定，于2003年6月19日判决：撤销被告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于2001年12月10日向第三人颁发的2001规建字1769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宣判后，规划委员会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规划委员会的主要上诉理由是：（1）根据城市规划法和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市规划委员会的工作职责只审查建设单位是否取得了计划部门批准的文件，只要建设单位持有该项目经计划部门批准的文件，就只能认定计划部门据以作出该批文的前提条件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等问题均已解决，规划委员会不应当审查应由其他部门审查的事项。（2）关于“20米卫生隔离区”的问题，鉴于该项目的特殊性，建设单位将该项目提交卫生部作了审查，卫生部同意该项目的设计。该批准文件是建设部门核发规划许可证的前提，规划委员会无需对该事项进行审查。（3）一审判决中认定规划委员会提供证据不足没有法律根据。案件二审期间，规划委员会经重新考虑后表示服从一审判决，自愿申请撤回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规划委员会在上诉期间自愿申请撤回上诉，属于依法处分其诉讼权利的行为，该行为未侵犯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利，应予准予。据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于2003年10月24日裁定：准予上诉人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撤回上诉，当事人按一审判决执行。

8.《宣懿成等18人诉衢州市国土资源局收回土地使用权行政争议案》简介：【裁判摘要】行政机关在依法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仅说明所依据的法律名称，没有说明依据的具体法律条款，且不能证明其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律的哪些具体规定，构成违法，应予撤销。原告：宣懿成等18人（名单略）。诉讼代表人：宣懿成，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卫宁巷居民。诉讼代表人：程钢，浙江省衢州柯城区卫宁巷居民。诉讼代表人：余根凤，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卫宁巷居民。诉讼代表人：孙则勇，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卫宁巷居民。诉讼代表人：戴志强，浙江省衡州市柯城区新开弄居民。被告：浙江省衢州市国土资源局，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法定代表人：黄昌煜，该局局长。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衢州市分行。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法定代表人：陈根海，该分行行长。2002年12月31日，被告浙江省衢州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国土局）作出衢市国土（2002）第37号《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书》，通知宣懿成等18名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及有关规定，将收回各原告在柯城区卫宁巷住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中涉及的拆迁补偿事宜由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衢州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衢州分行）负责，具体拆迁事务由有关拆迁事务所负责。原由各原告申请登记的住宅国有土地使用权予以注销，并请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将土地证交回。宣懿成等18名原告不服国土局的决定，于2003年4月4日向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原告诉称：我们是衢州市柯城区卫宁巷衢州府山中学教工宿舍楼的住户。2003年1月，因为第三人建设银行衢州分行建造车库需要用地，被告陆续向我们发出《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书》。但仅仅因为企业建造车库的需要，被告就作出收回我们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显然不符合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请求撤销被告的行政行为。原告提供的证据有：1．衢州市国土局（2002）37号《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书》18份，用以证明该局于2002年12月31日向各原告分别作出了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2．国有土地使用证18份，用以证明各原告均是衢州市柯城区卫宁巷衢州府山中学教工宿舍楼的住户，并依法享有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被告辩称：我局根据衢州市发展计划委员会（2002）35号《关于同意扩建营业用房项目建设计划的批复》、衢州市规划局（2002）浙规证0800109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并依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经报请衢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收回衢州市区卫宁巷地段原居民住宅用地187．5平方米，用于第三人建设银行衢州分行扩建。该收回土地行政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第三人扩建用地是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的，既是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也是实施城市规划需要使用土地，有关决定不存在依据不足、行为违法的事实。被告提供的证据有：l衢州市国土局（2002）37号《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书》，用以证明向各原告发出通知，准备收回这些住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面积共计187．5平方米。2．衢州市发展计划委员会（2002）35号《关于同意扩建营业用房项目建设计划的批复》，用以证明该局同意第三人建设银行衢州分行在原有的营业综合大楼南侧建营业用房建设计划，该项目包括：一层为车库、二层为营业用房，总建筑成积849平方米，其中营业用房566平方米，车库283平方米，另建绿地400平方米等。3．衢州市规划局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用以证明规划部门选址意见是因为第三人建设银行衢州分行现有营业场所难以适应金融业务需要，拟在营业综合大楼东南侧拼接一层车库、二层营业用房，约占地面积283平方米，并自行收购、拆除占地面积为205平方米的府山中学教工住宅楼，改建为露天停车场，具体按规划详图实施，上报审批。4．建设银行衢州分行扩建平面布局图，用以证明规划部门确定建设银行衢州分行扩建主要规划技术指标，规划用地1107平方米，其中规划总建筑面积是800平方米，办公建筑面积534平方米，室内停车场面积266平方米，集中公共绿地面积350平方米，建筑控制高度为3层。5．建设银行衢州分行扩建营业用房建设用地规划红线图，用以证明2002年12月18日规划部门同意按规划红线范围拆迁，并按详细规划平面图实施。6．衢州市规划局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用以证明规划部门经审核，认为该项目符合城市规划要求，准予办理征地、划拨土地手续。7．衢州市规划局选址意见审批表，用以证明第三人申请扩建营业房及停车场，经规划部门勘查后同意按规划样图实施，并上报审批，市政府同意。8．衢州市国土局（2002）37号《收回国有土地使用申请审批表》，用以证明该局审查认为，根据立项文件、规划红线图和第三人需要，准备收回原告等20家住户使用的国有土地，面积共计187．5平方米，报市政府审批同意。第三人诉称：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我行是国有银行，是为社会公共利益服规务的。且原告如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应先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才能提起行政诉讼。庭审质证中，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作出决定的主要依据不足。按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因为公共利益或者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可以调整土地使用权。但是第三人是商业银行，其性质属于企业，故其利益不能算是公共利益。被告提供的规划许可证等证据，均是针对第三人建停车场而制定的，不是衢州市的城市整体规划，故被告收回原告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不符合土地管理法规定的收回情形。且被告在“通知”中没有告知原告该决定适用的具体法律规定及诉权，在审批表中确认原告使用的国有土地均是行政划拨，也与事实不符。被告在质证中认为，该局是根据发展计划委员会的立项意见、规划部门的规划和市政府同意收回原告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才发收回土地通知的。第三人的建设项目既是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又是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改造需要使用土地，不存在收回原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据不足的问题。有关决定仅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收回，收回土地使用权的行政行为与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是划拨或者是出让无关，但与拆迁补偿是有关联的。第三人对原、被告证据无异议，认为原告未经复议直接起诉，不符合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经质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确认如下事实：原告系衢州市柯城区卫宁巷1号（原14号）衢州府山中学教工宿舍楼的住户。2002年12月9日，衢州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根据第三人的报告，经审查同意第三人建设银行衢州分行在原有的营业综合大楼东南侧扩建营业用房建设计划。该项目为三层

结构，其中一层车库，二层营业用房，总建筑面积849平方米，其中营业用房566平方米，车库283平方米，另建绿地400平方米。同日，衢州市规划局制定建设项目选址意见，建设银行衢州分行为扩大营业用房等，拟自行收购、拆除占地面积为205平方米的府山中学教工住宅楼，改建为露天停车场，具体按规划详图实施。同月18日，衢州市规划局又规划出第三人扩建营业用房建设用地平面红线图。同月20日，衢州市规划局发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银行衢州分行建设项目用地面积756平方米。2002年12月25日，被告建议收回衢州府山中学教工宿舍楼的住户国有土地使用权187．6平方米，并报政府审批同意。2002年12月31日，国土局作出（2002）37号《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并向各原告告知其正在使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将收回及诉权等内容，该通知虽然说明了行政决定所依据的法律名称，但没有对所依据的具体法律条款予以说明。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认为：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有关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一）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二）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三）土地出让等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的使用期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申请续用未获批准的；（四）因单位撤销、迁移等原因，停止使用原划拨的国有土地的；（五）公路、铁路、机场、矿场等经核准报废的。本案各原告均系衢州市府山中学教工住宅楼的住户，是该楼用地的合法使用者。被告国土局因建设银行衢州分行需要扩大营业用房，决定收回各原告住宅楼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国土局在有关该决定的书面通知中，仅说明该决定是依照土地管理法及浙江省的有关规定作出的，但却没有说明决定收回各原告住宅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具体法律依据。国土局依照土地管理法对辖区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进行管理和调整，属于其行政职权的范围。但在决定收回各原告住宅国有土地使用权时，对所依据的法律条款应当予以具体说明而没有说明，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在本案的诉讼中提供的衢州市发展计划委员会（2002）35号《关于同意扩建营业用房项目建设计划的批复》、《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审批表》、《第三人扩建营业用房建设用地规划红线图》等有关证据，难以说明该决定是由于“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或“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造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需要，故原告主张被告的具体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理由成立，应予支持；被告主张其作出的收回各原告国有土地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土地管理法规定的辩解，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有关问题批复》的规定，本案的各原告可以对行政机关直接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故对第三人关于原告未经复议即直接起诉不当的主张不予采纳。据此，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1目之规定，于2003年8月29日判决：撤销被告衢州市国土资源局2002年12月31日作出的（2002）第37号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案件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9.《李伏运请求国家赔偿案》简介：【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但持续至1995年1月1日以后，属于1994年12月31日以前应予赔偿的部分，当时没有规定的，应参照国家赔偿法规定按作出赔偿决定时的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予以赔偿。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书（2003）法委赔字第3号赔偿请求人：李伏运，男，1946年7月18日生，汉族，河南省长垣县人，住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线街27号铁十二局物资处宿舍。赔偿义务机关：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定代表人：李玉臻，院长。赔偿请求人李伏运于1999年6月6日以再审被宣告无罪为由，请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其被侵犯人身自由3118天的赔偿金；赔偿500天的误工费、医药费2075.38元，交通费69元；赔偿被作为赃款没收的3657元现金。同时请求返还被扣押的财产存款单11份，计人民币23 150元，并按存款单注明的存款利息返还利息；返还被扣押的人民币现金1960元及利息；返还被扣押的放像机、收录机各一台；返还被扣押的且未随案移交的彩电一台、金戒指一枚、香烟十条。2003年4月24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0）晋法赔字第2号决定，决定支付李伏运被限制人身自由2027天的赔偿金计人民币45642.40元；支付其被扣押并上缴国库的放像机和收录机各一台的赔偿金2850元；同时决定对李伏运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李伏运对该决定不服，在法定期间内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请求按照2002年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49.48元标准赔偿其自1990年4月14日至1995年10月31日被

限制人身自由2027天的赔偿金100 295.96元；请求按照有关规定，对其在冤假错案期间的经济损失、精神损失给予赔偿；并请求报销往返北京申请国家赔偿一次或多次的差旅费。本院赔偿委员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经审理查明：1990年4月14日，李伏运因涉嫌受贿被太原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23日被太原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1991年1月28日，太原市人民检察院作出并检刑起字（1990）第100号起诉书，以李伏运构成贪污罪、受贿罪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4月8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1）法刑初字第28号刑事判决，认为被告人李伏运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九千元，受贿三万余元，已构成贪污罪、受贿罪，以被告人李伏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总和刑期十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同时，对收缴的存款和现金28 327元、放像机和收录机各一台判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李伏运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1991年7月12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1991）法刑上字第88号刑事判决，认为李伏运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九千元9受贿三万余元，已构成贪污罪、受贿罪，同时认为李伏运在押期间能提供他人犯罪线索，经查证属实，应予以从轻处罚，遂判决撤销原审判决中对李伏运的处刑部分，以李伏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总和刑期十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同时判决维持原审判决对相关财产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的部分。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李伏运不服，多次提出申诉。1998年71月21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1996）晋刑监字第63号刑事裁定，裁定对该案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1998年10月12日，山西省高院作出（1996）晋刑再终字第63号刑事判决，认为李伏运任太原铁路分局太原西站劳动服务公司经理期间，该单位获得经营利润1 274 855按有关文件规定可提业务提成基金61 193，李伏运在业务活动中实际收取经费是31 430，比按规定应提成业务费少提29 63元；李伏运个人所得的九千余元为文件规定的个人奖励。李伏运提出的其是按文件规定提取的业务经费，用于联系业务，构不成贪污、受贿罪的理由，应予采纳。判决撤销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1991）法刑初字第28号刑事判决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1991）法刑上字第88号刑事判决，对李伏运宣告无罪。同时查明，李伏运1995.年10月31日被假释：其实际被羁押2027天。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赔偿请求人李伏运经再审改判无罪，依法应当获得国家赔偿。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晋法赔字第2号决定对于本案事实的认定清楚，根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参照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亦正确。但该决定将1994年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作为参照标准予以赔偿，适用法律不当。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即应按照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时的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根据上述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之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但持续至1995年1月1日以后，属于1994年12月31日以前应予赔偿的部分，当时没有规定的，应参照国家赔偿法规定予以赔偿。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应按作出赔偿决定时的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予以赔偿。赔偿请求人李伏运申请按照2002年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赔偿其自1990年4月14日至1995年10月31日被限制人身自由2027天的赔偿金的请求，应予支持。李伏运申请对其在冤假错案期间的其他经济损失、精神损失给予赔偿以及报销往返北京申请国家赔偿一次或多次的差旅费，因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三项、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之规定，决定如下：一、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晋法赔字第9号决定第一项；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向赔偿请求人李伏运支付被侵犯人身自由2027天的赔偿金人民币100295.96；三、维持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晋法赔字第2号决定第二项、第三项。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００三年十一月七日

10.《中海雅园管委会诉海淀区房管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简介：【裁判摘要】行政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要求其依法履行职责的申请，时间不予书面答复，亦未按规定履行指导、监督的职责，其行为构成违法。原告：中海雅园物业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西里。负责人：胡密珍，该委员会主任。被告：北京市海淀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张强，该局局长。原告中海雅园物业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海雅园管委会）认为被告北京市海淀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

下简称海淀区房管局）不履行备案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于2003年9月8日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诉称：2001年6月15日，原告依法成立。2002年2月，原告通过公开招标，与北京金罗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罗马公司）订立了物业管理合同，被告对此却不予备案，致使中标公司将原告告上法庭。2002年6月15日，原告任期届满。此前，原告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了改选，并于2002年6月14日以挂号信的方式，向被告申请备案。被告收到申请后，曾电话通知原告汇报工作，但并未在15日内以书面形式告知原告不予备案。根据有关规定，原告的备案手续合法有效，原告的身份也合法有效，一直以合法身份在民事诉讼中应诉和起诉。直到2003年8月14日，原告才从被告的证词中得知被告没有对原告备案。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纠正，请求确认被告不履行备案职责的行为违法。原告提交的证据有：1．备案材料邮寄存根和投递签收清单，用以证明中海雅园管委会改选后即向海淀区房管局申请备案。2．法院调查笔录，用以证明海淀区房管局工作人员在接受法院调查时，明确表示中海雅园管委会未备案。3．法院交换证据笔录，用以证明海淀区房管局对中海雅园管委会与金罗马公司订立的物业管理合同未予备案，一直违法行政。被告辩称：本案的原告不适格。物业管理委员会不是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组织，不具有诉讼行为能力，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我局对中海雅园管委会与金罗马公司订立的物业管理合同不予备案是合法的行政行为，对中海雅园管委会换届选举不予备案也是合法的。中海雅园管委会在改选过程中，未召开业主大会，以挂号信的方式申请备案且未提交应当提交的备案申请书、管委会章程、管委会委员名单及基本情况、产权人大会或产权人代表大会决议等材料，均不符合《关于物业管理委员会委员补选、改选、换届选举及变更事项的通知》的规定，而且我局也收到了中海雅园小区业主关于管委会不为业主办实事、以公告方式进行管委会换届选举侵害广大业主权益的举报。所以，我局认为中海雅园管委会提交的改选备案申请不符合备案条件，我局工作人员已明确告知中海雅园管委会对其申请不予备案。总之，中海雅园管委会的改选不符合备案条件，我局不予备案行为合法，请求驳回中海雅园管委会的诉讼请求。被告提交的证据有：1．中海雅园500名业主签名的举报信，用以证明业主举报中海雅园管委会改选程序不合法。2．中海雅园管委会寄给被告的挂号信，用以证明中海雅园管委会曾以挂号信的方式申请备案。3．海淀区房管局委托代理人的陈述。主要内容是：我局经办人员接到中海雅园管委会寄来的挂号信后，打电话通知中海雅园管委会人员到本局谈话，在谈话中明确告知其提交的备案材料不齐备、不符合备案条件，不予备案。该陈述用以证明已将不备案的情况及原因明确通知中海雅园管委会。在庭审质证中，原告中海雅园管委会对被告海淀区房管局的证据2无异议，但对证据1、证据3有异议，认为证据1的举报情况不属实，如管委会存在举报的问题，海淀区房管局为何不责令管委会改正?认为海淀区房管局委托代理人的当庭陈述不属实，当时经办人员的表示是：管委会的改选较规范，美中不足的是提交的管委会章程只是修改的部分章节，没有提交章程全文；经办人员还鼓励管委会克服困难，为业主服务，并没有告知对管委会不予备案。海淀区房管局对中海雅园管委会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认为证据2没有调查人的签名，不规范；认为证据3与本案无关。被告海淀区房管局提交的行政规范依据有：1．《关于开展居住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试点工作的通知》（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京房地物字[1997]第485号）。2．《关于全面开展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工作的通知》（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京房地物字[1998]308号）。3．《关于物业管理委员会委员补选、改选、换届选举及变更事项的通知》（京国土房管物字[2001]1083号）。4．《北京市物业管理招投标暂行办法》（京国土房管物字[2001]258号）。被告海淀区房管局认为，根据上述行政规范的规定，物业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和改选均须报行政主管机关核准，不经核准物业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或改选无效。根据中海雅园管委会提交的备案材料的具体情况，我局依照职权可以决定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改选是否登记备案。对可以登记备案的，在10天之内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并报上级主管机关；对不予备案的，无须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中海雅园管委会提交的行政规范依据有：1．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规范和加强本市居住区物业管理的若干意见》（京政办发[2001]91号）；2．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分区建设的住宅小区组建管理委员会及开发建设单位在产权人大会中投票权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京国土房管物字[2002]316号）。中海雅园管委会认为，被告房管局提交的上述行政规范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规范和加强本市居住区物业管理的若干意见》公布后即已失效，不能再适用。北京市海

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6月15日，北京市海淀区居住小区管理办公室批准中海雅园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明确第一届物业管理委员会任期一年；期满后应召开产权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物业管理委员会。2002年6月14日，原告中海雅园管委会向被告房管局寄送了《中海雅园第二届业主委员会报告》及《物业管理委员会章程》（经修改的部分条文）。在报告中，中海雅园管委会称，2002年5月8日至6月12日，中海雅园第一届管委会在小区内张贴了改选公告，成立了改选小组，并以公告形式在小区内公布业主委员会章程修改意见稿，征集业主参选第二届业主委员会的报名，公布报名参选第二届业主委员会的业主名单，公布第二届业主委员会委员及候补委员名单；因持反对意见的业主不足50%，通过了修改业主委员会章程，共选出胡密珍等9人为第二届业主委员会委员、另有2人为候补委员；后因，一委员退出，第二届业主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增补一名候补委员为委员。同年6月，海淀区房管局收到了一封署名为“中海雅园小区广大业主”、内容为反对现管委会进行的公告选举、要求按法规规定召开业主大会选举新一届管委会的举报信。海淀区房管局收到中海雅园管委会寄送的报告后，指派工作人员与中海雅园管委会负责人进行了谈话，指出中海雅园管委会报送的材料不符合要求，但未要求中海雅园管委会予以补正，也未明示不予备案。2003年8月，海淀区房管局工作人员在接受法院调查时称：中海雅园管委会于2002年6月到期后未予备案。中海雅园管委会遂提起本诉讼。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本案发生时实施的建设部《城市新建住宅小区管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居住小区物业管理办法》以及原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关于开展居住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全面开展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工作的通知》、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物业管理委员会委员补选、改选、换届选举及变更事项的通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规范和加强本市居住区物业管理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居住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是由居住小区内全体业主通过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代表本物业区域内全体业主的合法权益，负责对区域内物业实施管理的组织。物业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及换届选举，均须报当地区县国土房管机关登记备案。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选聘或解聘物业管理企业、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物业管理合同以及审议物业管理企业提出的物业管理服务收费标准、年度计划、财务预算和决算、监督物业管理企业的管理服务活动等，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场所由物业管理企业提供，日常办公经费也暂由物业管理企业从其收入中支付。据此，可以认为，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产生与改选均须经行政主管机关登记，有自己的组织章程和组织机构，有独立使用的办公场所，办公经费亦有相应保障，因而具有一定的民事行为能力，虽然不具备法人的资格，但如果物业管理委员会认为房管局处理其申请换届登记予以备案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该委员会的合法权益，有权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对于被告海淀区房管局提出原告中海雅园管委会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主张，不予采纳。根据上述行政规章的规定，房管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物业管理委员会的组建和日常工作的监督，有权要求物业管理委员会纠正其作出的违反法规、规章及政策的决定。原告中海雅园管委会在组建时已经在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了登记手续，任期届满后进行了换届选举。被告海淀区房管局如认为中海雅园管委会采取的换届选举方式不符合法规、规章的规定，可以要求中海雅园管委会予以纠正；在收到中海雅园管委会寄送的换届选举登记备案的书面申请后，如认为其提交的备案材料不符合规定，应当要求其补正；如不予备案，亦应书面通知并说明理由。海淀区房管局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不依照职权对中海雅园管委会提出的换届选举登记备案申请给予任何书面答复，亦未依照规定尽其指导、监督的职责，构成违法。为此，中海雅园管委会请求确认海淀区房管局的上述行为违法，应予支持。据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参照建设部《城市新建住宅小区管理办法》第六条、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居住小区物业管理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于2003年11月20日判决：确认被告北京市海淀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对原告中海雅园物业管理委员会提出的换届选举登记备案申请不履行备案职责的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北京市海淀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负担。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最高法院公报案例：保证金账户资金构成质押担保的认定标准--案件平息

保证金账户质押是银行与担保公司开展担保贷款业务合作时出现的一种新型担保方式。该担保方式的产生有特定政策背景：中小企业经营发展大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而中小企业在解决就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各地政府都在出台多种措施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成立融资性担保公司，鼓励担保公司与商业银行开展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业务合作，由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从银行贷款获取资金。实践中，银行为降低经营风险，一般要求担保公司除提供信用保证外，还要开立保证金账户，按担保贷款比例存入资金并不得动用，在其担保贷款逾期时，银行可直接扣划保证金账户内资金用于代偿贷款。近年来安徽省各级法院受理了大量针对法院执行融资性担保公司在合作银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而产生的执行异议之诉，本案即为其中典型案例之一。类似本案案件审理中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商业银行对案涉账户的资金是否享有质押权。如果商业银行主张的质押权能够成立，则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只能冻结，而不能扣划该账户资金；如果不成立，银行对该账户资金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则该账户即与担保公司开立的一般存款账户无异，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可以直接扣划该账户资金。 一、保证金账户质押的法律性质 审理本案首先需要正确认定保证金账户质押的法律性质，然后才能根据其法律性质来认定相关生效条件是否完备，得出银行主张质权是否成立的裁判结论。质押分为 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关于账户质押的法律性质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银行账户质押的实质是以未来债券出资的债权质押，所以应当属于权利质押。①存款人一经将金钱存人银行账户，就丧失了这些金钱的所有权，而只有权请求银行支付其账户上金钱债权，即账户金钱支付请求权，因此存款人不可能再就其账户中的金钱设定动产质权。账户质押的标的应当是账户金钱支付请求权，而账户质押的性质应为债权质押。②笔者认为，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账户质押的性质应当属于动产质押，理由如下：1．《储蓄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保护个人合法储蓄存款的所有权及其他合法权益，鼓励个人参加储蓄。”据此，储户对存入银行的存款享有所有权，而不是债权。储户以账户资金为质物设立质权，应当属于动产质押。2．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没有权利凭证的，质权自有关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存款人将资金存人账户后，银行并不向其签发法定的权利凭证。若认定账户质押为权利质押，则其成立还需要到有关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才能成立。而至今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了账户质押登记手续。而事实上账户质押普遍存在于银行业务实践中，其效力得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确认。事实上司法解释已经认可了银行对信用证开证保证金、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享有质权。权利质押需要经过登记才能生效，由此也可以反推出保证金账户质押不应属于权利质押。3．《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该条规定的特户是账户的一种，且该条是位于动产质押章节之下。特户是金融机构为出资金钱开设的专用账户，该账户特定化以区别于普通账户，③故该司法解释也认定账户质押的法律性质属于动产质押且属于金钱质押的一种。综上，在现行法律语境下，保证金账户质押应当认定为动产质押项下的金钱质押。 二、保证金账户质押的构成要件分析 根据前述分析，保证金账户质押属于动产质押。担保法规定，动产质权成立需要两项条件：其一是当事人之间订立书面的质押合同；其二是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质押的性质决定质物移交于质权人的占有并不改变质物所有权主体，否则就成为标的物的转让，而不是出质。但金钱作为一种特殊的动产，不同于其他动产，其权属确定遵循“占有即所有”的原则，换言之，金钱的所有权随着交付而绝对转移。因此，金钱质押不能通过直接移交金钱物理上占有形式进行，而需用特定的方式。对此，《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

行政诉讼法参考案例含复习资料

仅供参考，不负法律责任哦！ 参考案例 案例1 2005年3月10日，某直辖市甲、乙、丙三名律师决定出资合伙成立“新津律师事务所”。2005年5月16日，甲、乙、丙三人向该市司法局口头申请成立律师事务所并提供了律师事务所章程、发起人名单、简历、身份证明、资金证明等有关申请材料。市司法局受理申请的工作人员李某见甲满头白发，特别提醒三人，根据该市政府规章的规定，设立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发起人的年龄均不得超过60岁。甲告知李某，他们三人的年龄均不到60岁。于是，李某将一份市司法局专门设计的律师事务所设立申请书格式文本交给三人填写。三人填写完毕后，交给李某。李某当即受理了申请，并出具了书面的受理凭证。后市司法局指派工作人员张某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张某发现三人提供的资金证明系伪造，但考虑到甲曾经当过自己的老师且对自己很好，于是隐瞒了真实情况，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准予设立律师事务所的决定并向甲、乙、丙三人颁发了《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2005年12月27日，市司法局发现资金证明系伪造。此间，甲、乙、丙三人已付办公场所租金2万元，装修费3万元。 请问： （1）该市政府规章规定“设立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发起人的年龄均不得超过60岁”的条件是否合法？为什么？（注：《律师法》未对发起人的年龄作出任何限制性规定）（2分） （2）市司法局在作出是否准予甲、乙、丙三名律师设立律师事务所的决定之前，是否应当听取甲、乙、丙三人的意见？为什么？（2分） （3）《律师法》（2001年修正）第19条规定，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是否颁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的决定。请问，市司法局在作出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决定时，是否应当适用《律师法》的上述规定？为什么？（2分） （4）2005年12月27日，市司法局发现资金证明系伪造后，是否应当撤销“新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为什么? （2分）（5）如果市司法局发现资金证明系伪造后，决定撤销“新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是否需要赔偿甲、乙、丙三名律师的损失？为什么？（2分） 案例2 2004年8月，某地区行署为发展本地经济、保护本地区的烟酒业的发展作出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集行政法部分

1.《陈莉诉徐州市泉山区城市管理局行政处罚案》【2003年第6期】简介：原告：陈莉，女，31岁，个体工商户，住江苏省徐州市醒华巷。被告：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城市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徐新勤，该局局长。被告：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董峰，该区区长。2002年8月21日，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以陈莉擅自占用道路经营冷饮并影响市容为由，以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指挥部（以下简称综合整治指挥部）的名义，扣押了陈莉经营用的冰柜等物品。陈莉不服，认为城市管理局和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扣押财产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于2003年1月6日向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诉称：2002年8月21日晚，我在徐州市淮海路与立达路交叉处附近经营冷饮时，政府执法人员在未表明身份，未下达处罚决定，未列扣押清单的情况下，即认为我违法占道经营，并强制扣押了我经营用的冰柜、推车及食品、饮料。请求撤销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返还扣押物品。原告提供的证据有：1．综合整治指挥部于2002年8月22日补发的8113号物品暂扣清单，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2．证人陈平的证言。主要内容是：执法人员扣押了陈莉海尔冰柜1台（冰柜内有待售食品）及遮阳伞和放置冰柜的手推车。被告城市管理局和区政府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未提交答辩状，也未提供扣押财产强制措施的证据和依据。案件公开审理时，被告城市管理局出庭辩称：我局系根据市、区领导的统一布署，对占道经营影响交通的情况进行统一整治，没有违法。被告城市管理局出庭时提供的证据有：1．徐州市黄茅岗停车场一份进车单，以证明扣押原告物品品种和数量与扣押清单相符。2．证人彭远峰的出庭证言。主要内容是：他在参与2002年8月21日执法时，只扣押了1台空冰柜和遮阳伞。被告泉山区政府出庭辩称：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城市管理局作出的，该局能够依法独立承担行政责任，区政府不应作为本案被告。法庭认证中，双方当事人对本案的事实存在严重分歧。被告城市管理局认为，对原告陈莉扣押的物品，应该以扣押清单记载的内容为准。工作人员在采取强制措施时，没有扣押当事人冰柜中的食品、饮料及手推车。原告陈莉认为，城市管理局提供的扣押清单不是现场制作的，亦无相对人或其他在场人签字认可，故清单中记载的物品与实际不符，不能证明执法人员没有扣押冰柜中的食品、饮料及手推车。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的案件事实如下：2002年8月21日晚，被告城管局行政执法人员以原告陈莉擅自在徐州市淮海路与立达路交叉处附近占道经营，影响市容为由，将陈莉在经营中使用的海尔314型冰柜1台、手推车1辆及遮阳伞1把予以扣押，并于第二天向陈莉出具了物品暂扣单，暂扣单上盖有综合整治指挥部的印章。陈莉不服，遂以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政府、徐州市泉山区城市管理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关于被告城市管理局是否扣押了原告陈莉的推车及冰柜内的食品、饮料，双方的陈述不一致。城市管理局虽提供暂扣单和进车单予以佐证，但由于暂扣单不是现场制作的，没有相对人或其他在场人签字认可，故该暂扣单记载的内容不能采信，城市管理局提供的证人关于只扣押一个空冰柜和遮阳伞，未扣押手推车和食品的证言因为缺乏依据，亦不予采信。另查明：综合整治指挥部是被告城市管理局自行设立的内部工作协调机构，与该局合署办公。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城市管理局暂扣了原告陈莉哪些物品?暂扣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谁承担?泉山区人民政府是否应该作为本案的被告? 原告陈莉及诉讼代理人认为，综合整治指挥部无行政处罚权，有关工作人员在暂扣物品时未现场制作扣押物品清单和笔录，亦未在作出暂扣决定后7日内对暂扣物品进行处理，违反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程序，故暂扣行为应子撤销，同时应返还违法扣押的冰柜、遮阳伞，赔偿手推车损失200元及食品、饮料损失1000元。被告城市管理局认为，城市管理局在统一采取强制措施前已下发了通知，原告陈莉未停止非法经营，对其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并无不当；扣押陈莉冰柜时已将里面的食品和饮料移交给陈莉本人，暂扣物品后曾通知陈莉领回冰柜和遮阳伞，由于对方拒领，故不存在违法扣押的情况，也不应该承担有关责任。被告区政府认为，城市管理局能够依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区政府对其行为不应承担责任。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因综合整治指挥部是城市管理局的内设协调机构，且2002年8月21日晚暂扣原告陈莉物品行为是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实施的，该局是依法成立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行政组织，故本案中城市管理局应作为适格的被告，暂扣陈莉物品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城市管理局承担。故综合整治指挥部不具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区人民政府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无直接的法律关系，也不应承担法律责任。被告城市管理局在收到原告起诉状副本后的法定期限内，未向法庭提交暂扣原告陈莉物品的证据和依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应认定该暂扣行为无证据和依据，属于违法行政行为，应予撤销。城市管理局应返还违法扣押陈莉的海尔314型冰柜1台、遮阳伞1把。违法暂扣的手推车和冰柜内的食品、饮料也应予返还；但鉴于城市管理局现在已无法返还手推车和冰柜内的食品、饮料，故应予折价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原告陈莉要求返还手推车及冰柜内食品和饮料的诉讼主张，应对被扣押的手推车价值及食品、饮料的品种和数量承担举证责任，

国开(中央电大)法学专科《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十年期末考试案例分析题题库(排序版)

国开(中央电大)法学专科《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十年期末考试案例分析题题库(排序版) (电大期末纸质考试必备资料) 说明：1.试卷号码：2110； 2.资料整理于2019年8月17日，收集了2006年7月2019年1月中央电大期末考试的全部试题及答案。 案情介绍：1999年9月，原告田某考入被告北京某大学的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取得本科生学籍。2002年6月29日，田某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随身携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中途去厕所时，纸条掉出，被监考教师发现。监考教师虽未发现田某有偷看纸条的行为，但还是按考场纪律，当即停止了田某的考试。北京某大学于同年7月5日根据该校《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第3条第5项关于“夹带者，包括写在手上等作弊行为者”的规定，认定田某的行为是作弊，根据《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第1条“凡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规定，决定对田某按退学处理，7月10日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但是，该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某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没有给田某办理退学手续。田某继续在该校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正常学习及学校组织的活动。2003年5月，在临近毕业时，北京某大学认为田某已被按退学处理，没有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不办理毕业派遣手续。田某不服，以北京某大学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2009年1月试题] [问题]：北京某大学能否作为行政诉讼被告？为什么？ 答：北京某大学能够作为行政诉讼被告。北京某大学在本案中属于法律、法规或规章授权的组织。根据行政诉讼法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法律、法规或规章授权行使职权的阻止的行为不服而起诉的，该被授权的组织是被告。 本案中，由于北京某大学并没有把退学决定送达田某，该退学决定并没有生效。因此，北京某大学作为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法人，经教育法规的授权，享有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行政权力。北京某大学拒绝给田某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和办理毕业派遣手续的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田某不服，可以以学校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案情介绍：2000年1月14日，某县公安局对违反治安管理秩序的公民李某处以12日行政拘留。李某不服，决定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2010年7月试题] 请根据所学知识以及《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回答以下问题： 1.对此案有管辖权的复议机关是哪一个？ 答：该公安局所在地的县人民政府和该公安局的上级公安部门均有权管辖。 2.李某能否向法院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答：李某如不服处理，可以不经复议就直接起诉到人民法院。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了可以复议也可以诉讼。 3.向法院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在什么时间内？ 答：《行政诉讼法》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限是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3个月内。 案情介绍：2003年 9月 6日，农民甲某趁夜晚无人之机，在 B市卢店镇食品经营处，屠宰了一头病死猪准备出卖。该市畜牧局得知后，遂决定立案查处。同年 8月 27日，畜牧局以食品经营处负责人乙某为甲某提供屠宰场所为由，依法对其处以 5000元罚款。乙某不服，便将畜牧局告上了法庭。[2007年7月试题] 2004年 5月 11日，B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B市卢店镇食品经营处的经营性质是非法人的国有经营单位，属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原告资格中的其他组织，而乙某只是该经营处的负责人，因此，被告不能直接对原告本人进行处罚，而应该对该组织进行处罚。故法院作出了因为该市畜牧局作出的处罚主体错误，予以撤消的判决。 问题：1.本案中市畜牧局是否能够成为行政处罚的主体？为什么？ 答：本案中市畜牧局是行政处罚的主体。具有行政处罚主体资格。 2.本案中市畜牧局应以谁为处罚对象？为什么？ 答：市畜牧局应当以B市卢店镇食品经营处为行政处罚对象，不能直接对乙某本人进行处罚。 案情介绍：2003年3月20日，某县某镇政府工作人员以违反计划生育法规为由，将孙某、蔡某夫妇家的一台54厘米彩色电视机带走。同年4月1日，镇政府工作人员又在蔡某任教的学校将其带走，次日放回。孙某将镇人民政府告上了县法院。[2010年1月试题] 1

最高院公报中最新的13个民商事典型案件的裁判规则

最高院公报中最新的13个民商事典型案件的裁判规则 （精编版）|法客帝国 目录 1. 就同笔款项签订购房协议和借款协议，亦可均有效 2. 夫妻一方单方自认借款，应对债务真实性严格审查 3. 夫妻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具有内部确权的法律效力 4. 指定收款人与实际收款人名称不符，结算行有无责 5. 股东正当取得非专属公司的商业机会，不视为侵权 6. “单方放弃服务，余款不退”的格式条款是否有效 7. 将住宅改为经营用房，应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 8. 履行方式约定“只能”的，不视为有其他替代方式 9.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及行政规章，合同并不无效 10. 当事人行使解除权，应符合约定或法定的解除条件 11. 注销土地使用证，未注销土地登记的，权利人不变 12. 轻便摩托车被鉴定为机动车，保险人亦不因此免责 13. 协助执行义务人恶意侵害保全申请人债权，应赔偿 一、就同笔款项签订购房协议和借款协议，亦可均有效 ——借贷双方约定以签订购房合同形式提供担保的，通过规避流押条款， 亦可达致购房协议和借款协议均有效的效果。 1、【案情简介】 2007年，朱某与开发公司签订14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了销售备案登记手续，开发公司开具了1035万余元的发票。次日，双方又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开发公司向朱某借款1100万元，开发公司自愿将前述商品房抵押给朱某，并约定如按期偿还借款，购房协议不再履行；否则，购房协议应继续履行。因到期未偿，朱某起诉要求继续履行14份《商品房买卖合同》。 2、【法院认为】 双方当事人基于同一笔款项先后签订了14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借款协议》，且办理了销售备案登记手续，依法应认定上述合同和协议均成立并已生效。《担保法》第40条规定：“订立抵押合同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物权法》第186条规定：“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这是法律上禁止流押的规

完整word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案例分析经典资料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案例分析经典 案例（1） 2004年10月20日，天津市工商局北辰分局市场科的工作人员张某、王某和天津市地税局北辰分局征收科的工作人员李某、赵某联合对某农贸市场进行执法大检查。李某、赵某发现E公司自2004年7月至2004年9月，偷漏税款达5000元，当场作出罚款5000元的处罚，并责令E公司补缴税款5000元。随后，张某、王某发现E公司经营假冒伪劣商品，当场作出罚款3000元、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E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钱某要求张某、王某举行听证，张某、王某告知钱某现在局里正在对办公楼进行翻新，没有地方举行听证，且E公司经营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举行听证还是这个结果，拒绝举行听证。E公司不服，遂向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请问： （1）李某、赵某和张某、王某当场对E公司作出处罚是否合法？为什么？（2分） （2）张某、王某拒绝E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钱某的听证请求是否合法？为什么？（3分） （3）张某、王某对E公司作出罚款3000元、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是否违反《行政处罚法》关于“一事不再罚”的规定？为什么？（3分） （4）E公司对上述行政处罚均不服，是否可以以天津市工商局北辰分局和天津市地税局北辰分局为共同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为什么？（2分） 1111 （1）不合法。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当场处罚程序适用于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案件，本案中两机关的执法人员当场对E公司作出较大数额的罚款、吊销执照的处罚显然违法。（2分） （2）不合法。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天津市工商局北辰分局在作出较大数额罚款、吊销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E公司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E公司要求听证的，其应当组织听证。（3分） （3）不违反。《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一事不再罚”是指，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本案中，税务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是针对E公司偷漏税款的行为，工商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是针对E公司经营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前后作出的两个行政处罚不是针对E公司的同一个违法行为，故不违反《行政处罚法》关于“一事不再罚”的规定。（3分） （4）不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两个行政机关共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本案中，天津市工商局北辰分局和天津市地税局北辰分局是分别针对E公司的不同违法行为作出处罚的，E 公司对上述行政处罚均不服，只能分别提起行政诉讼。（2分） 案例（2） 2005年3月10日，某直辖市甲、乙、丙三名律师决定出资合伙成立“新津律师事务所”。2005年5月16日，甲、乙、丙三人向该市司法局口头申请成立律师事务所并提供了律师事务所章程、发起人名单、简历、身份证明、资金证明等有关申请材料。市司法局受理申请的工作人员李某见甲满头白发，特别提醒三人，根据该市政府规章的规定，设立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发起人的年龄均不得超过60岁。甲告知李某，他们三人的年龄均不到60岁。于是，李某将一份市司法局

2019年最高法院公报民商事案件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9年民商事案例裁判要旨汇总 1.吴小与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捆绑交易纠纷申请案 【裁判摘要】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和数字电视付费节目费属于两项单独的服务。提供数字电视服务的经营者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将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和数字电视付费节目费一起收取，客观上影响消费者选择其他服务提供者提供相关数字付费节目，同时也不利于其他服务提供者进入此电视服务市场，对市场竞争具有不利的效果，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 2.天珍诉仁芳、霞健康权纠纷案 【裁判摘要】经营日常生活用品的个体店主允许他人在其经营场所从事产品宣传服务时，其作为场地提供者，应对所宣传的产品及服务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必要的审查，若未尽此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3.颜荷莲、程玉环诉周宜霞、天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 【裁判摘要】一、保健食品的广告容必须真实，应以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保健功能为准，不得更改和扩大，不得含有虚假、夸大的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销售企业或经销商推销保健食品时提供的大量宣传资料，如其容与该保健食品产品说明书载明的功效不一，且不同程度明示或暗示该保健食品具有抗菌、消炎、抗病毒、抗肿瘤、消除疾病等药理作用，则销售企业或经销商宣传保健食品功效的上述违规行为构成虚假宣传，依法应承担虚假宣传责任。二、根据谁主谁举证的举证规则，销售企业或经销商的虚假宣传行为与消费者延误治疗是否具有关联，以及与消费者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参与度如何确定，应由死者近亲属承担相应举证责任。如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

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的，依法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三、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幅度主惩罚性赔偿金。 4.晨光文具股份诉得力集团等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 【裁判摘要】关于外观设计近似的判断，应遵循“整体观察，综合判断”的原则。在具体案件中，既应考察被诉侵权设计与授权外观设计的相似性，也考察其差异性；应分别从被诉侵权产品与授权外观设计的相同设计特征和区别设计特征出发，就其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分别进行客观分析，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未付出创造性劳动，通过在授权外观设计的基础上，改变或添加不具有实质性区别的设计元素以及图案和色彩，实施外观设计专利的，构成对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侵犯。 5.投资申请省市中级人民法院错误执行赔偿案（2018）最高法委赔提3号 【裁判摘要】对于人民法院确有错误执行行为，确已造成损害，被执行人毫无清偿能力、也不可能再有清偿能力的案件，即使执行程序尚未终结，也可以进行国家赔偿。 6.佳华企业发展诉佳华教育进修学院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裁判摘要】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营利性民办学校举办者主行使知情权的，人民法院可以类推适用公司法相关规定。

行政法典型案例分析

典型案例分析 1.海口市陈某驾驶货轮在我国内海航运时，被上海市海关缉私队查获，货轮上载有我国禁止进口的货物。上海市海关对该货轮做出处罚决定：该货轮载有国家禁止进口的货物，无合法证明，认定该货物为走私货物，依海关法给予该货轮罚款2万元，拘留10日，并没收上述走私货物。陈某以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向海关总署申请复议，请求海关总署撤销该处罚决定。海关总署经复议，决定除没收走私物品予以维持外，罚款改为 1.5万元，并决定对陈某处以8日的拘留。请问： (1)陈某仍然对复议不服。陈某如果提起行政诉讼应向哪个法院提起？理由是什么？ (2)如果陈某提起行政诉讼，应以谁为被告？为什么？ (3)陈某是否可以不经过复议，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为什么？ (4)陈某如果不经过复议，而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应由谁管辖，谁是被告？为什么？ 答：(1)陈某可以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任何一个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第一，因为《行政诉讼法》规定，对海关处理的案件不服的，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二，《行政诉讼法》还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所以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权管辖。第三，行政诉讼法还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和行为的，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所以，海关总署所在地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权管辖。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原告所在地”，包括原告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和被限制人身自由所在地。行政机关基于同一事实既对人身又对财产实施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强制措施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被扣押或者被没收财产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上述行为均不服的，既

行政诉讼法案例分析题

行政诉讼法案例分析题 案例1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 某市原有甲、乙、丙、丁四家定点屠宰场，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屠宰许可证等证照齐全。1997年国务院发布《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该市政府根据其中确认并颁发定点屠宰标志牌的规定发出通告，确定只给甲发放定点标志牌。据此，市工商局将乙、丙丁三家屠宰场营业执照吊销，卫生局也将卫生许可证吊销。乙、丙、丁三家屠宰场对此不服，找到市政府，市政府称通告属于抽象行政行为，需遵守执行。三家屠宰场遂提起行政诉讼。 （1）市政府的通告属于何种类型的行政行为理由是什么 （2）谁是此案的被告理由何在 （3）此案乙、丙、丁是否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理由是什么 （4）颁发定点屠宰标志牌属于何种性质的行为，工商局、卫生局能否据此吊销乙、丙的执照许可证 案例2 严××的4岁女儿媛媛连续3天出现流鼻涕，咳嗽，发烧等症状。1991年8月4日上午8时30分送县人民医院治疗。家长见女儿病重要求立即住院，因无床位医院不准住院。40分钟后，医生才给媛媛看病，作了一般检查后，医生说，孩子病得不轻，但还诊断不出什么病，先在观察室观察治疗。医生开了药方，家长取药给媛媛服用后留在观察室治疗。上午11时，媛媛突然发生抽搐，面色苍白，不讲话，值班医生立即抢救。下午3时许，经抢救无效死亡。医院诊断死于急性心 肌炎。 严××认为医院开始误诊，又抢救不力，属医疗事故，一直反映到 县卫生局。在县卫生局督促下，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对媛媛之 死进行鉴定，结论是媛媛之死不属于医疗事故，医院也拒绝承担任何 责任。 1991年10月6日，严××向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鉴定结论 隐瞒了事实真相，是错误的，请求县法院撤销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 员会所作的结论。 问：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行为是不是具体行政行为 为什么 ②严××不服鉴定结论该怎么办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③若县卫生行政机关根据该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作出了处理决定， 当事人不服而起诉的，法院应否作为行政案件受理为什么 案例3对行政裁决行为的行政诉讼 甲集团公司经A市人民政府的批准，在该市的繁华地区建商业大厦， 为此在这一地区的40户居民要拆迁。甲集团公司取得该市房屋拆迁 主管部门的许可后，分别与40户居民就拆迁补偿形式和补偿金额、 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问题进行协商 并签订协议，其中因与14户居民就拆迁补偿金额有分歧而未能达成 协议。就此甲集团公司与这14户居民向批准拆迁的房屋拆迁主管部 门申请裁决。A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 条例》关于“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对补偿形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 积和安置地点、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经协商达不成协议的，由 批准拆迁的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裁决”的规定，裁决甲集团公司一次性 补偿拆迁费的数额。甲集团公司对此有异议。于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1）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的行为属于何种行为 （2）甲集团公司对A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裁决有异议，应提起何诉 讼 案例4复议机关改变行政决定的管辖 某区工商局干部任某下班路经集贸市场，从个体摊贩汪某处买了1箱 苹果，回到家中发现有几个苹果是烂的。则返回市场找到汪某要求换， 汪某以苹果是降价出售为由不给换，两个人吵了起来。这时，任某向 汪某表明自己是工商局干部，如果不给换，以后就别想再在此卖东西， 汪某对任某的话未加理睬，仍然大吵。任某恼怒，上前与汪某撕打起 来。汪某用拳猛击任某的头部、脸部，致使任某腮颊明显青肿，嘴角 流血。此事件被闻讯赶来的公安人员制止。事后经医院诊断，任某属 轻微脑震荡。对此事件，区公安局认为，汪某属于妨碍执行公务的违 法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9条的规定，作出拘留10天 的处罚决定，并责令汪某赔偿任某的全部医药费200元。汪某不服向 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市公安局经查认为，汪某的行为性质属于侵犯他 人人身权利，根据《治案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的规定，仍然处以 汪某10天的拘留，赔偿任某200元的医药费。汪某仍不服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1）对于本案哪个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2）本案被告是谁 （3）本案有无第三人如果有是谁 案例5行政诉讼案件的管辖权 梁某从某地购买了大量食用油，租由赵某任船长的货船A，欲将油运 往甲省B市。但乙省A市海关疑该船为走私船，将该船连同货物扣押。 因赵某无法出示购油的增值税发票，被海关限制人身自由达3天之久。 后经协商，赵某依海关要求交纳了40万元押金以后，返回梁某处取 增值税发票。待取来后海关却说该发票是假的，拒绝退还40万元押 金。此时船已在海上被扣一个月有余。梁某和赵某对海关的扣押行为、 限制人身自由以及扣押金的行为均不服，欲起诉。 若赵某系甲省B市人，梁某是丙省C市人，且A、B、C三市均为省会 市，那么哪些法院拥有管辖权理由何在 案例6行政诉讼参加人、司法审查标准、行政诉讼判决类型 1999年10月9日下午，某县花边厂职工邹某倒汽车时，不慎将已停 在该地的个体出租车司机林某的出租汽车刮了一下。为此林某和邹某 夫妇发生口角，以致双方夫妇扭扯。在扭扯中，林某打了邹某妻子一 巴掌，致其轻微伤，后被邻居劝解。当晚，邹某召集制锁厂职工尤某 及其妹夫陈某等人于23时许，持刀闯入林某家，邹某殴打林某及其 丈夫。次日凌晨1时许，邹某，陈某和尤某再次闯入林某家，捣毁林 某部分家具。之后，该三人又闯到林某的胞妹家，捣毁其部分家具。 1999年11月1日，某县公安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二 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以“故意殴打他人”为由，对邹某，林某作 出行政拘留10天，对尤某，陈某分别处以治安警告处罚。林某认为

《最高法院公报》2018年第2期 案例解读

《最高法院公报》2018年第2期案例解读 编者：《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8年第2期共刊登5件案例，其中最高法院案例2件，地方法院案例3件，现将案例基本观点整理如下，供法律同仁研究参考。案例争点、裁判要点系小编原创整理转载须授权，原文请参见生效文书。案例之一：技术合同纠纷案中，合同标准、市场标准与商业化目的的关系裁判要点：1.技术工业化以技术的工业化应用为目标，仅能解决技术能否从实验室走向工厂的问题。产品商业化以营利为目标，解决产品能否在市场竞争中获利的问题。在涉及技术工业化的合同纠纷中，除非当事人明确约定，否则不应将产品商业化认定为技术合同的目的。2.涉及技术工业化的合同，投资方在技术指标的设置和产品合格标准的选择上，应当尽可能选择符合商业化目标的标准，避免标准选择过低，导致技术工业化成功但产品的商业化失败（市场竞争力弱）。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51 案例之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中，误划款项、案外人权益保护问题裁判要点：1.案外人误划款项至被执行人账户的，因该行为缺少转移款项所有权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产生转移款项实体权益的法律效果，案外人实体权利足以排除强制执行。2.误划款项转入被执行人账户，即被法院冻结并划扣的，则可以认定被执行人未实际占有该款

项，转账款项并非“特殊种类物”的相应货币，亦不适用“货币占有即所有”原则。3.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查明涉案款 项实体权益属案外人的，应直接判决停止对涉案款项的执行，无须以不当得利另诉。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 书（2017）最高法民申322号 案例之三：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认定裁判要点：只要行为实施了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之一，即可构成犯罪。案例之四：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出售其他家庭成员名下房屋的效力认定裁判要点：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出售其他家庭成员名下房屋的，该行为是否有效，关键在于房屋所有权人是否事前知晓且同意。对此判定应当考虑房屋产权证书、款项支付、买受人占有情况等因素综合推定。案例索引：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扬民终字第0264号法律问题：个人从事网约车是否构成非法营运，处罚力度问题裁判要点：1.个人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网约车运营，违反现行规定，构成非法运营。2.在共享经济新业态背景下，网约车社会危害性较小，行政处罚应遵循比例原则，不应畸重。3.行政处罚决定书记载事项应当明确具体，未记载违反事实时间、地点、经过等具体事项的，应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案例索引：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市行初字第 29号

2018年电大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案例分析全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案例分析题 （一）惠州市辖下龙门县化工厂未经批准擅自向本县一河流内设置排污口，排放大量工业废水，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县环保局责令化工厂迅速纠正违法行为，并报经市环保局批准，对该化工厂处以9万元的罚款；县化工厂认为，省政府颁布的《防治水污染条例》规定：“县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决定的罚款以不超过1万元为限；超过1万元的，应当报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而县环保局却对化工厂处以9万元的处罚，明显违法，欲申请行政复议。 问题：龙门县化工厂可以向哪些机关申请复议？ 1.本案的行政复议机关是龙门县人民政府或县环保局的上一级部门机关即惠州市环保局；2.根据《行政复议法》第12条规定，对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选择向本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别主管部门申请复议。 （二）A县发生旱灾，从外地运到一批救灾物资，该县B乡民政所委托各村发放救灾物 资，C村在发放救灾物资时把李某遗漏，李某不服想提起行政诉讼。 问题：李某应以谁为被告？为什么？ 1.李某应以乡政府为被告，因乡政府是具 体行政行为的实际实施者，C村只是被委托的组织； 2.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被 委托的组织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以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三）在2003年10月15日，A县政府根据《发展A县经济的实施规划》，以红头文 件形式作出了一项《关于对A县几家工业企业进行调整的措施》的决定，其中决定将属于集 体所有制的A县机床附件厂与属于国有企业的A县机械厂合并为A县机械总厂；A县机床附 件厂不服县政府的这一决定，认为合并决定实现未征得他们的同意，侵犯了企业的自营自主 权，遂向A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A县政府有关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告诉县法院，这一 合并决定是为了改革和发展A县经济、解决县机械厂的经济困难作出的，县机床附件厂应当 顾全大局，服从县政府的决定，同时，县政府要求县法院应与县政府态度一致，维持县政府 的改革措施，对县机床附件厂的起诉不予以受理。问题：1.A县法院是否有权受理此案，并说明理由？答：A县法院有权受理此案，因为A县政府的红头文件面向企业的对象特定，是具体行政行为，且该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企业县机床附件厂经营自主权，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2.A县法院是否必须服从县政府的意见，并说明理由？答：A县法院无须服从 县政府的意见，以为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县法院，独立行使行政案件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 其他组织及公民的干涉。

行政法案例分析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案例 1. 1996年国企职工张某因奖金分配事宜与厂长发 生争执，严重妨碍了厂长依法行使职权，县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依据《省政府关于保障国企厂长、经理依法行使职权的规定》，对张某处2年劳动教养。张某不服，张某认为依据行政法规，张某作为国企职工不在可实行劳动教养的对象范围以内，县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自己的行政处罚无法律依据。县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认为《省政府关于保障国企厂长、经理依法行使职权的规定》就是自己行政处罚行为的法律依据，而且省政府有权制定规章，该规章第5条规定对妨碍国企厂长依法行使职权的国企职工可处3年以下劳动教养。 问： (1)县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张某处2年劳动 教养的行政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还是 抽象行政行为，为什么？ (2)张某与县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主张何为正确，为什么？ (3)如本案诉至法院，法院应如何处理，为什么？ 答;(1)县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张某处2年劳动教养的行政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因为其是针对特定人张某作出的。3分 (2) 张某与县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主张，张某的主张正确，因为省政府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立法，且不能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省政府的规章超越了省政府的立法权限，因而其超越的部分是无效的。3分 (3) 如本案诉至法院，法院应撤消劳动教养委员会的行政处罚决定，因为依据行政诉讼法，缺乏法律依据的具体行政行为应撤消。3分；综合分1分2.张某未经规划部门批准，在自家的院子里盖了一 间两层小楼，扬州市城管局于2004年1月10 日向其下达了限期拆除的通知，并罚款2000元。 张某不服，以扬州市城管局无法定职权为由诉 至法院，2004年5月10日，法院以市城管局无法定职权为由撤销了市城管局的具体行政行 为。市城管局不服，认为自己虽无对违章建筑 的执法权，但得到了具有法定职权的市规划局 的委托，于是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 问： (1)限期拆除与罚款2000元的性质是什么？ (2)受理本例行政案件的法院应是哪个法院？ (3)法院的判决是否正确，为什么？ 答：(1)限期拆除属于行政命令；罚款2000元属于行政处罚。3分 (2)受理本案的一审法院应是扬州市城管局所在地的基层法院。3分 (3)法院的判决正确。因为受委托的组织在行使受托的行政职权时，应以委托单位，而非本单位的名义进行。本案市面上城管局以市规划的名义作出限期拆除与罚款2000元的具体行政行为。3分；综合分1分 3.交警张某认为李某驾驶机动车辆违背了交通信 号闯红灯，当场将其拦住，处以罚款100元，要求当场收缴，李某认为自己没有闯红灯，自己是在绿灯亮时通过的停车线，不同意接受处罚，且指出即使是罚款当场处罚并收缴的也只能是50元以下。交警张某认为李某认识态度不好，决定加大罚款幅度，处200元罚款。双方为此发生争执。 问： （1）交警张某对李某当场罚款100元并要求当场收缴的行政处罚适用的法律程序是

行政诉讼法案例分析-乙肝第一案

行政诉讼法案例 —张先著诉芜湖市人事局案案情摘要： 2003年6月，原告张先著在芜湖市人事局报名参加安徽省公务员考试，报考职位为芜湖县委办公室经济管理专业。经过笔试和面试，综合成绩在报考该职位的三十名考生中名列第一，按规定进入体检程序。 2003年9月17日，张先著在芜湖市人事局指定的铜陵市人民医院的体检报告显示其乙肝“小三阳”，主检医生依据《安徽省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实施细则(试行)》确定其体检不合格。张先著随后向芜湖市人事局提出复检要求，并递交书面报告。同年9月25日，芜湖市人事局经请示安徽省人事厅同意，组织包括张先著在内的十一名考生前往解放军第八六医院进行复检。复检结果显示，张先著乙肝“一、五阳”，但体检结果仍为不合格。依照体检结果，芜湖市人事局依据成绩高低顺序，改由该职位的第二名考生进入体检程序。并以口头方式向张先著宣布，张先著由于体检结论不合格而不予录取。 2003年10月18日，张先著在接到不予录取的通知后，表示不服，向安徽省人事厅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2003年10月28日，安徽省人事厅作出皖人复字(2003)1号《不予受理决定书》。 2003年11月10日，原告张先著以被告芜湖市人事局的行为剥夺其担任国家公务员的资格，侵犯其合法权利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认定原告体检“一、五阳”不符合国家公务员身体健康标准，并非法剥夺原告进入考核程序资格而未被录用到国家公务员职位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恢复录用。 案件焦点 1、人事局是否为适格被告？——体检结果由人事局负责还是由体检医院负责？ 2、鉴定结论是否合法？ 3、《安徽省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实施细则(试行)》是否合法有效？ 争议分歧 针对焦点一：人事局是否为适格被告？——体检结果由人事局负责还是由体检医院负责？ 1、体检结果由人事局负责，人事局为被告。 在芜湖市范围内进行公务员招考录用，是被告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其中体格检查工作由被告指定的医院完成，其行为性质应属行政委托关系，被委托方的一切行为，其责任都应当由委托方负责。因此，人事局应该对体检不合格的鉴定负责。原告对体检结果不合格不服应该以人事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2、体检结果由体检医院负责，医院为被告 医院与人事局之间并非行政委托关系，而是委托鉴定关系。医院以其医学标准对鉴定结果负责。人事局只是使用了鉴定结果而作出不录用决定，因此原告若认为体检结果违法则应该以体检医院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 针对焦点二：鉴定结论是否合法？ 1、合法：人事局依照有关规定，指定医院进行体格检查行为，是委托鉴定关系，而非行政委托关系，医院作出的体格结论是鉴定结论。鉴定结论应该以医院的检验标准为依据，因

最高法院公报案例

最高法院公报案例“借款纠纷”司法观点集成（2005-2014） 来源：法律讲坛日期：2014年11月19日11:26 阅读提示：本文共收录24则案例，分五个小节（程序、合同效力、债权债务转让、借款担保、其他），均是围绕借款合同纠纷中系列问题展开，均收录自《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第一节：程序 一、瑞华投资控股公司与山东鲁祥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嘉祥景韦铜业有限公司、陈中荣、高学敏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2007)民四终字第28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8年第12期 裁判摘要：原告据以提起诉讼的基础法律关系涉及多份借款合同，虽然借款人为同一主体，但是，为多份借款合同提供担保的担保人均系多人，各担保人所提供担保的对象、金额、方式也不相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此类诉讼的合并需要当事人同意并经人民法院许可，否则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不予合并审理。 本院认为：上诉人瑞华公司据以起诉的基础法律关系涉及多份借款合同，借款人为鲁祥集团和景韦公司两家公司，为借款合同提供担保的担保人既有多个自然人又有多个法人，各担保人所提供担保的对象、金额、方式也不相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此类诉的合并需要当事人同意和人民法院许可。而作为本案当事人之一的黄岗集团对上诉人瑞华公司在原审法院提起的诉讼明确提出了管辖权 异议且不同意合并审理，原审法院也不认为本案可以合并审理，因此，上诉人在原审法院所提起的诉讼不具备法定的合并审理的条件。上诉人的上诉无理，依法应予驳回。 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昆明办事处与昆明新人人海鲜酒楼有限责任公司、昆明新人人金实酒楼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2007)民二终字第210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8年第9期 裁判摘要：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中，鉴于被告方数个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且其在各企业法人中的法定职权与义务基本相同，故在向被告方送达开庭传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