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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袁嘉谷

[收稿日期]2003-01-08

[作者简介]杨知秋(1939-),男,开远人,彝族,编审,主要从事中国文史研究.

重新认识袁嘉谷

杨知秋

(云南省文联,昆明 650031)

[关键词]经济特科;中外时事;商业;重新认识

[摘 要]本文从三个方面重新认识袁嘉谷:一、经济特科以策论取士,而常科以八股文取士,所以经

济特科第一名比常科状元强;二、袁嘉谷忧国忧民,洞达中外时事;三、袁嘉谷对历代统治阶级重农抑商持批评态度,对商业的作用有充分认识。

[中图分类号]K 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958(2003)02-0031-05

K now Yuan Jiagu Once Again

Y AN G Zhi 2qiu

(The Literature and Art Union of Yunnan Province ,Kunming ,650031,China )

K ey words :The special subject of economics ;current affairs home and abroad ;know once again

Abstract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wants to know Y uan Jiagu once again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1.The special royal examination in economics chose the talents according to their articles on policies ,but the usual royal examination chose talents according to their articles which should corresponded to the frame set up by the emperor ,so the first place of the examination in economics was much stronger than the first place of the usual examination ;2.He worried about the people and the country ,and had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 2rent affairs home and abroad ;3.He adopted a critical attitude toward the policy where agriculture got more at 2tention than trade ,and ha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rade.

一、袁嘉谷与经济特科

袁嘉谷(1872-1937),字树五、树圃,号屏山居士。云南省石屏县人。他是我省历史文化名人。于1903年高中经济特科考试一等一名,使他一举成名。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认识仅知他是个“状元”,其他则知之不多。即便是对经济特科为何物,它与常科有何不同,特科第一名与常科状元孰优孰劣,认识也很有限。总以为常科高于特科,常科状元优于特科第一名。竟管特科没有状元的称谓,为了提高袁嘉谷的地位,就比附常科称他为状元,用他来填补云南没有出过状元的空白,消除人们的遗憾。其实若要硬称

他为状元,必须加个括号,意为相当于状元,像现在的一些括号干部一样。但遗憾的是,称袁嘉谷为状元,却丝毫没有提高他的名誉地位,而是一种贬损。

提到袁嘉谷,就要涉及经济特科;提到经济特科,就不能不提到袁嘉谷。因为在中国科举史上,只举行过一次经济特科考试,而袁嘉谷又是这次经济特科考试的代表人物。不知经济特科为何物,就不知道袁嘉谷。经济特科是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特设的一种科举考试科目,本来是戊戌变法期间由贵州学政严修请设,后因政变未及实

行,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始诏令内外大臣举荐通晓时务者,试以策论。二十九年(1903年)

 第25卷第2期

2003年6月

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JOURNAL OF K UNMING TEACHERS COLLEGE Vol 125No.2

J un 12003

 

付诸实行。《清史稿?选举志四》中是这样说的:“庚子,京师构乱,乘舆播迁。两宫怵于时局阽危,亟思破格求才,以资治理。二十七年,皇太后诏举经济特科,命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抚、学政保荐,有“志虑忠纯,规模宏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事者,悉心延揽。”二十九年正式考试,取列一等九人,二等十八人,袁嘉谷中一等第一名。

经济特科的经济,就是经世济民的的意思。经济特科就是选拔具有治国安民之才者的科目。从它选拔人材的标准:“志虑忠纯,规模宏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事”这十六字方针,从它的考试内容,也可以看出开设这个科的目的。它的内容为“策论”,具体说就是考了二场,每场两道题。首场试题为:一,《〈大戴礼〉:“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与近世各国学校德育、智育、美育同义论》。二、《汉武帝造白金为币,分为三品,当钱多少,各有定直。其后白金渐贱,钱制亦屡更,竟未通行。宜用何术整齐之策》。二场为复试,考题分别为:《〈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二、《桓宽言:“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民用给”。今欲异物内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从这考题就可以看出经济特科选拔的是有用之才,比起八股取士选拔出的人有天渊之别。

明清两代的常科考试,考的是八股文,虽也加试策论,但以八股文为主要录取标准。八股文是一种僵死的文体,毫无活气,是古代文体中公式化概念化的典型。它专为科举考试而设,故又称制艺;它始于元代,盛行于明清,因又称时文;它以《四书》中的句子命题,内容是代圣人立言,不能任意发挥,解释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所以又称“四书文”。它滥觞于唐代的贴经墨义及宋代经义。百经义废,而八股文缘之以起,自元代延佑年间,定科举考试法,始造八比一法。明初又重定体式,至成化以后,更以功令规定文之字数。八股文分“破题、承题、起讲、提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几个部分。其中“比”有四,又称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每股又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就

是八股,因这八股乃一篇中的正式议论,所以称这种文体为八股文。后来连字数都作了硬性规定。清顺治时规定每篇450字。康熙时为550字,后又增至600字。严格地说,它不是文章,只是一块敲门砖。科举的门被敲开了,就被扔进垃圾堆里,鲁迅先生抨击八股文时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甚么代圣人立言,甚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个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出来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省力,又不费事了。”

八股文的危害,当时就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习八股文者,多专从八股文中讨生活,废书不读”。“论其学则不辨唐宋;论其文,则不辨‘之、乎’。童而习之,破句之《四书》;长而效之,录旧之墨卷。……明人谓三十年不科举,方可以致太平。余谓必不得已,当大减天下学额三分二,停选翰林三十年,始可以言品节、政事、文学也。”(引自《越漫堂日记》乙集卷二光绪元年记)据阅卷官在袁嘉谷常科试卷上的批语所云:当时录取三甲的人,试卷中的错别字就有数十百处。其水平可见一斑。

如此庸材,还要他们去治国、牧民,国家怎能治理得好?蔡尔康的《纪闻类编》卷四引用人才论中写到:“自明之兴,专以制艺取士,制艺虽代圣人立言,其能独抒己见,发为高论者,虽有其人,然其余不过彼剽此袭,油腔滑调而已。上以此求,下以此应,聪明才智这士,一生有用之精神,尽消磨于无用八股之中,岂不可惜?及至登第入仕之后,今日责以礼乐,明日责以兵刑。忽而外任,忽而内调,是视八股朋友,竟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之人,反高于五臣圣贤之上,不亦慎乎!……及明之亡,有红纸大书榜于门上者曰:‘奉送大明江山一座’。下书八股朋友同具。此事虽由愤激而成,然亡明之覆辙,亦大可见也。”把明朝之亡与八股取士联系起来,并非危言耸听,确实有其因果关系。

我们把经济特科与常科加以对照,不难看出经济特科出身的人,都是于国家有利的人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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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朋友多半为废物,袁嘉谷的经济特科第一名,比起那些常科状元来,要更胜一筹,虽常科出身的人中也有一些杰出人物,那是以后成长起来的,与八股文无关。袁嘉谷共参加常科考试两次:一次是1898年,落第而归,说明他的八股文还不过关;第二次是1903年,中62名,赐进士出身,说明他的八股文已达参试者的中上水平。但同年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却高中,说明他最洞达中外时事,是一个治国安民的有用人才,如果这次考试的目的真正是为了破格求才,那就应委以相当职务,不是到要害部门任职,也应到工部、农部、商部上行走。令人气愤的是,慈禧太后举行这次科举考试的目的,不是为了破格求才,而是迫于形势,装出一副实行新政的样子,方废除八股取士,开设经济特科。但仅举行了这一次考试,他又停止经济特科,恢复八股文考试。但常科考试也仅进行了一次,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政府被推翻,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也寿终正寝了,袁嘉谷高中之后,便没有委以重任,而是“稍奖掖之”,与常科中式者一样,分到翰林院去当编修。连他的老师张之洞也大惑不解。清朝之世,他最大的官就是当到浙江提学使兼布政使(相当于现在的厅级干部),真可谓大材小用。八股朋友都可以“今日责以礼乐,明日责以兵刑。忽而外任,忽而内调。”有经济之才的袁嘉谷却只官至布政使,提学使,可惜,可叹!

二、袁嘉谷对商业的认识

中国数千年来都是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轻末。经济政策无不是重农抑商。先秦的商鞅变法就谓商事为末利,禁末利。秦碑中多言抑末,秦汉之世,也是一仍旧贯。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天下已平,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简直是一种职业歧视了。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隋文帝诏云:“工商不得仕进”。明令工商业者不准做官,阻死了他们的仕进之路。重农抑商的政策,是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所造成的。当然,在沿海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关系,交通发达,商业也

相对发达一些,句践就不轻工商,所以国富兵强。《越绝书》计倪云:“籴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农伤则草木不辟,末病则货不出。故籴高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农末俱利矣。”对商业的作用认识得最透彻的,单推《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他在《货殖列传》中,对农、虞(山林、川泽)、工、商的作用都进行了肯定,指出:“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他还引用《周书》的话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他还举例说:“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前燕封裕谏燕王慕容 曰:“百工商贾犹其末耳,虽然,工商不可轻也”。这说明在重农抑商的大环境中,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对工商的作用有较清醒的认识,但这种认识并不起主导作用。在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重农抑商是不争的事实。

袁嘉谷身处清末民初,中国当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经济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而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早已“本末倒置”,工商业获得了高度发展,农业退居于次要地位。袁嘉谷亲眼目睹西方国家的高度发展得力于工商业,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如此之长,资本主义萌芽如此之迟,经济如此落后,对几千年来的“本”、“末”问题作了审视,对“工”、“商”的看法与传统的看法截然相反。

他对重农抑商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对抑商的作法予以否定。司马迁的重商,引起了《汉书》作者班固的非议,他在《汉书?食货志》中,不指名地讥司马迁“传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袁嘉谷在《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之通论》中反驳说:“异哉,班固之议史公曰:‘传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夫贱贫何足羞?特以不能农、虞、工、商之故而长此贱贫,则足羞。势利何足崇?特以大兴农、虞、工、商之故而宏此势利,则足崇。”在《〈史记?货殖列传〉书后》一文中,他又重申了这一观点,说明他为司马迁的辩护不遗余力。对于秦汉的抑商,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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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期 杨知秋:重新认识袁嘉谷

为“秦汉之抑商,抑之亦宜,然而激矣。”在论述商不可抑时,他畅论道:“论商之交万国,通万变,达人情,审器用,可以济农、工之穷,可以道农、工之识,农、工旧,商则新矣,农、工隘,商则宏矣。懋迁有无,通功易事,泽人足木,山人足鱼,商自有商才,商自有商用。矧藏富于民,心计出众,天下有赖商业立国者,有赖商以拓疆者”。他的这段话,指出了商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然后简略地概述了先秦设官分职,管理商政的情况。他还把古今中外的商政进行比较:“今所传之商会、印花、铸币,无不设官以主之,斯亦三千年上郁郁乎之文明也。”他善于古为今用,表明他的现代商业意识。

袁嘉谷的对商的论述,主要见于《〈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史记?货殖列传〉书后》、《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论》等文章中。在《〈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中,虽把农政、工政、商政分别进行论述,但没有把三者孤立起来,而是找出了三者的联系:“工也者,农之末而商之本也,农之委而商之原也,假令一国之中,农业兴,而一国之商,仅仅贩兹农产,通有济无,非不足以供民用也,而往往罕适用也;非不足以广市场也,而往往多弃材。”他认为,所谓本末,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是相对而言,如工政,既是农之末又是商之本。此话极是。在今天工商业发达的国家,工商为本而农已退居为末了。

在《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一文中,对农、工、商、虞的关系讲得尤为透彻。他写道:“工也者,农之末,商之本也,虞之委,商之原也”。若夫商以通为义,舟车以捷其程途,公司以厚其财力,银行以消息其盈亏,商会以研究其得弊,赛会以比赛其优劣,专官以劝戒其良苦,此皆今人之专长,而实则易事通功,古之人早明斯义也,不然,农所食,虞所出,工所成,不几窒天下哉!“《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少。”他认为四者缺一不可。

三、洞达中外时事的袁嘉谷

不了解袁嘉谷的人,以为这位“状元公”只知道“之乎者也”、“子曰诗云”,对中外时事一无所知,其实大谬不然。像评价一般大学者那样评袁嘉谷,说他学贯中西,是不恰当的。但是说他洞达中外时事,却是恰如其份的。经济特科选拔人才的四条标准中的“洞达中外事务”是最重要的一条,作为一等一名的袁嘉谷,当然就比别人更胜一筹了。从他的考卷中,可以看出这一点。1894年,他参加乡试,试卷之一为《第五问》:文中痛陈越南被法国占为殖民地,缅甸也归英所有之恶果:“自缅入英,交属法,滇几难为自守计”。“外患之来,近在眉睫”。经济特科考试的殿试卷:《〈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不但对《周礼》全书烂熟于心,倒背如流,而且还能联系中外现实加以论述。如在言工政的时候,他就指出:“今泰西各国,自培根开民智,政府奖工业,考工之政,孰非合于《周礼》之意耶!”在论述商政时,又联系中外时事道:“今所传之商会、公司、印花、铸币,罔不设官以主之,斯亦三千年上郁郁乎之文明也。”不仅指出中西商政相通,而且还进一步认为三千年前的周代就这样做了,这当然不是牵强附会,而是言之有据的。袁嘉谷联系中外时事,并非为了炫耀我们的祖先如何如何,而是为了以史为鉴,他反对因循守旧,认为“时异则势异”,要懂得因时而变,认为“天下之事,不知来,视诸往。天下之理,穷则变,变则通”。他认为周代的世卿世禄,到后世就行不通。因为:“世卿世禄,情私不公;宗亲宗臣,尾大不掉,此惟周可行之而不可行于后世者也。”再如兴利生财之道,也不能采用《周礼》时代那一套。因为当今“国家有无上之权,主权有生财之道,生众食寡,为疾用舒,量入为出,量出为入。当任一国之宏才而兴利,不当听碌碌之庸才而分肥;当握一国之要务而生财,不当收众民之脂膏而坐食,如舟车、邮电、矿盐、印花之类,民力莫能举,民事莫能兼,而必需国家之经营整理者,综一岁之出入,制一为之统计,举古今坐食分肥之税制,一一除之。”这些思想显然是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的影响而发的。此外,在设官分职上,他认为“财部之外,宜设农部。农有部,商亦宜部。内政有部,外交亦宜部。盖农、工、商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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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任,而大行人,小行人,象胥、掌客之附属工部者,不能不变而通之矣”。如不洞达中外时事,是讲不出这些话来,提不出这些建议来的。

袁嘉谷之洞达中外时事,更突出地表现在他洞达列强觊觎中国之野心和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上言滇事疏》、《再言滇事疏》等文章,对法国殖民者修筑滇越铁路,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企图把云南作为他的势力范围,继而控制西南诸省的狼子野心进行了彻底揭露。建议清政府亡羊补牢:“储人才,全邦交,保路利,筑支路”。对将来说,也是未雨绸缪。对于日寇侵犯中国的狼子野心,袁嘉谷更是洞如观火。

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继续执行妥协投降的政策,发诏书曰:“自今以后,君臣当以练兵筹饷两大端为重。”袁嘉谷气愤地说:“呜呼!练兵、筹饷足以自立乎?人之政策进入大陆,我之政策只在军饷。”并作《书台湾事》,诗云:“沧海横流障不东,飞来魍魉噬鸡笼。妖氛蔽日连天黑,炮火蒸云匝地红。苦憾逃师范文虎,遗羞据险郑芝龙……先世避金勿苛责,古今败事是和戎。”对日寇的侵略和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对于帝国主义对付中国的鬼蜮技俩,袁嘉谷也了若指掌。他在薛叔耘《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中写道:“嗟夫!中国锢蔽久矣。西人谓遇中国人,必先谀其政之美,教之善,心之智,而后交涉易欺。”这种先谀后欺的手法,现在也时有所闻。

袁嘉谷对中外时事的关心,出于他爱国主义思想的支配,但也与他受维新派的思想影响有关。他的《书台湾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那一年写的。1897年北上会试,一路咏诗,将其诗特意命名为《公车集》。1898年到京,参与康有为、梁启超在京设立的学会,深受其影响。《言滇事疏》与《再言滇事疏》就是是年写下的。1904年,袁嘉谷赴日本考察政务、

学务,历时一年,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了解。

袁嘉谷不但洞达外国时事,对国内时事也有深刻的了解。袁嘉谷在《西藏改建行省议》一文中,指出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归我疆图,号称恭顺。”由于沙俄与中国的进逼,虎视眈眈,形势危急。他认为:“欲保藏而坚守之,曰,惟改建行省宜”这才是万全之策。他还批驳了种种行省不可建之谬论,接着指出:“熟思之,审处之,非亟亟改建行省,无一计之得者。”此文作于1894年,当时英国侵犯片马之案未发,袁嘉谷就有如此见地,说明他高瞻远瞩,具有预见性。

袁嘉谷有极为强烈的领土意识。他参加《清史稿》的编篡工作,对中国的版图十分认真,在《与清史馆馆长第一书》中,在谈到修地理志第十一时,道:“舆地之学,欲求其精,宜先测绘。”“清世列祖列宗,规模宏远,开疆拓土,实为亘古之光。不幸中叶以后,列强崛兴,外兴安岭以内之地,经几次之画界而失之。……若香港、台湾、猛乌、乌德之弃尤显焉者,《清史》当一一载之。”第二书中,他见目录中将策凌、僧格林沁诸人列入藩臣传,尖锐地指出:“夫蒙古内属久矣,与省何别?藩焉者,沿于理藩部耳。顾地无异,视人宁异乎……窃以为此目,而分诸人以入大臣各传中便。”因凌策、僧格林沁为今为蒙古科尔沁亲王,而蒙古科尔沁内属中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将这些人列入藩臣传,岂不成了地是中国领土,而人却成为外国人了,不伦不类,莫此为甚。其它如《滇南土司改流议》,也是有远见卓识的。他认为改土归流的重大意义在于增强边防力量,抵御英法殖民主义者对云南的侵略,其次是为了救民于水火。

从以上论述说明,袁嘉谷对国际、国内形势和省情都十分洞达,十分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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