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传教士汉学时期
第四章传教士汉学时期（9学时）
第一节概述
一、历史背景
基督教较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在历史上有三次，第一次是唐代贞观年间（公元635年），称景教，第二次是元代，称也里可温教，第三次是明代中叶（16世纪40年代至18世纪末）。前两次虽曾盛极一时，但未能在中国站稳脚跟，不久便销声匿迹了。
明代中叶的这次基督教的传入，从十六世纪末开始直到十八世纪末为止告一段落，前后约延续了两个世纪。当时来华传教的活动，几乎完全由耶稣会会士所包办。就国别而论，明末清初，来华的多为葡萄牙人，或附居于葡萄牙的其它各国(尤其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会士，这是由于新航路的发现，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资本主义殖民者中的明星。他们各自划分了势力范围，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进而抵达印度、马六甲，乃至中国的广东、福建、浙江的海面，最后占领了澳门；西班牙人绕过麦哲伦海峡而抵达马尼拉（菲律宾），再由马尼拉至台湾、福建，这是他们根据罗马教皇的命令而分的两路。十七世纪末葡萄牙的地位受到打击，法国路易十四开始派遣耶稣会会士及其它教派来华，于是就代替了原来葡萄牙人的地位，所以此时的传教士多为法国人。
当时的西方传教士本身并不带有商业或政治目的，更无直接的军事和经济后盾，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传教，可是在传教中他们无意地获得了第二职业，成为中国的研究者，而且后者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前者，是一项无心插柳所取得的成果。而就中外文化交流和国外对中国的认识而言是空前的，也直接影响了西欧18世纪的“中国热”。
二、传教士汉学的界定
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正式入华，从此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帷幕。1601年以利玛窦进京为标志，天主教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一个“传教士汉学”时期就此开始了。从罗明坚开始到最后一名耶稣会士钱德明，这些入华耶稣会士及其它修会的传教士用中文写出的中文著作有千部之多。另外，他们使用各种西方语言，或介绍、或翻译、或研究亦写了近千部的著作、报告和通信。
这些著作或通信明显区别于“游记汉学”时期的著述，原因有二：一是大多入华耶稣会士能用中文写作，当然也少不了中国文人的润笔；二是其中不少著作对中国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像后期的刘应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宋君荣对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冯秉正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就是许多当代的汉学家也是望尘莫及的。但这一时期汉学仍在传教学的框架中生长，中国还尚未做为一个实证的、科学的对象，研究者基本上都是教内学者和传教士，汉学研究尚未成为学术职业，所以，以“传教士汉学”加以概括较为合适。
三、传教士汉学的特点
（一）传教士是品学兼优的“读书修士”
这是一个从商人、多明我会士向“耶稣会士时代”转变时期。在此前来中国的人员大多是商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介绍，大多是建立在旅游观光基础上，很少谈得上研究；就是传教士，由于他们学识的局限和传教方式的不当，对中国
的了解也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此时“耶稣会士时代”和以前相比，传教士的文化素质有很大的提高，大都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人文科目如神学、哲学、逻辑、修辞，自然科目如天文、几何、物理、动植物，语言科目如希腊、拉丁语，甚或希伯来、阿拉伯语，均在修习之列。除了博学之外，它们在中国居留时间长，懂华语华文，能直接阅读中文典籍，因而他们在介绍中国文化、社会方面、自然比前期具备更多的优势和长处。
（二）开始学习、了解进而研究中国文化
他们都是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也是转播基督教义。他们在传教的过程中感到需要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以便于中国民众更好地沟通。而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有一批传教士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逐渐从客观需要变成主观热爱，从而成为中华文化虚心的接纳者和热心传播者，由单纯的传播基督福音兼成沟通东西方的文化，在给中国带来了现代西方的科学知识同时，也向欧洲传播东方的文明。中国文化、中国政治制度尤其是儒家伦理已成为他们为之献身的一种新的宗教热情。
从16世纪中后期开始的这一时期，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重大突破，有评论曾从地理、语言、经籍翻译、科举教育、宗教风俗这五个方面来评价这一阶段西方汉学研究的突破。重点则是中国的礼仪问题。
（1）地理。西方人对中国的省份、周边国家都有比较具体准确的记载，而有关长城也第一次介绍到了西方。如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
（2）语言文字。传教士们的著作里不仅不同程度地谈到中国语言文字，而且已出现了中外对照的字典，这无疑是汉学研究上的一大发展。如《葡汉辞典》（3）经籍翻译。这一阶段传教士能直接阅读中文资料，因而对中国的思想、制度、文化已开始有所研究。他们重视中国的经籍并着手翻译，为后来西方人大规模译书开风气之先。如《四书》。
（4）科举教育。16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科举制度、教育制度有比较具体的了解，并介绍到欧洲，对后来欧洲的文官考试制度有一定影响。
（5）宗教。在宗教方面，他们对中国的儒、道、释有了初步的了解，而且重点介绍、推崇儒家。这一时期中国的“茶”和“筷子”也介绍到欧洲。
西方汉学在其“传教士汉学时期”虽然在外在形式上尚未作为一个正式学科列入大学教育，“汉学研究”和“传教事业”也尚未有明显的分离，但实质上此时西方汉学已经创立，入华传教士和欧洲的一些教会内学者已开始对中国语言和文化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
四、传教士汉学阶段的划分
当时的欧洲的天主教有很多分支，如方济各会、奥斯丁会、外方传教会和耶稣会等。而在这次来华传教主要是耶稣会士，根据他们国籍不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540-1688年，以意大利、西班牙的传教士为主，传教本来是他们的主要职业，对中国的研究更多的是为传教服务。从1580年罗明坚进入中国内地，从此开始了实质性的传教活动。在这个时期中，无论从传教的角度还是从汉学研究角度来看，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这三位人物都比较突出。1688年南怀仁去世，第一阶段结束。
这一阶段是寻求容纳、理解，翻译基本经典、寻找语言通约和价值对话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从1688年-18世纪末，法国的传教士起主导作用。1688年，白晋等第一批法国耶稣会士到达北京，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出现了新的高潮，直到耶稣会1775年被勒令解散，著名的耶稣会汉学家钱德明（1718－1793）去世。
在这次交往中，天主教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典籍等方式，把中国悠久的文化介绍给西方，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对于各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从西方对中国角度来看，虽然Sinology这个词仍然没有出现，但是传教士中已出现中国研究的现象，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的传教士，他们都被研究家们称为西方汉学的先驱。
16世纪后期是欧洲汉学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尤其是在耶稣会士传教以后，西方的中国研究有了一个新的发展，因此，莫东寅在《汉学发达史》第60页）这样评论：“从来欧人关于中国之所记，非旅行之见闻，即事业之报告，距研究之城尚远，稍距研究之体者，始于此时，且依新来教士开其端。故耶稣会士之东渡，于中国宗教史学艺史上，有极大的意义，而论至欧西东方知识之发展，则更属划期之事件云”。从了解、介绍到研究中国文化，此时的传教士们虽然主要活动仍然是传教，但在传教过程中它们已经获得第二职业，成了中国文化的研究者。
第二节传教士汉学（第一个阶段）（1583-1688）
一、传教士的在华经历
汉学研究者们认为，1540年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个主要时期的开始。这年，西班牙人圣依纳爵·罗耀拉（1491年- 1556年），在法国领导成立了绝对效忠罗马天主教皇的“耶稣会”。接着，耶稣会便派遣大批传教士来华，形成西学东渐的一次高潮。
从1583年罗明坚把利玛窦带进了中国，真正开始了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第一个时期，此后来华传教的西方教士有数百人之多，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者的有意大利的利玛窦、龙华民（1559-1654）、熊三拔（1575-1620）、卫匡国，德国的汤若望（1592-1666），法国的金尼阁（1577-1629），瑞士的邓玉函（1576-1630）、，比利时的南怀仁（1623-1688）等。1688年南怀仁去世，第一时期结束。
（一）沙勿略（1506—1552年）：历尽艰辛，未能如愿
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先驱之一是西班牙人沙勿略。1540年，沙勿略成为耶稣会的首批传教士，奉教廷之命前往东方的印度、日本等地传教。1541年，他从里斯本出发来到印度，随后到达日本。在那里，他的传教活动获得了极大成功。他发现，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很深，在日本有一些人曾质问他；“如果你们的宗教是真正的信仰，那么为什么一切智慧之所由来的中国人没听说过你们这种宗教呢？”他从这里感到了中国对远东各国在政治与思想上的重大影响力量。于是决心尽早访问中国。不久，他从日本来到澳门，寻找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当时，
除了官方正式派遣的使节外，中国禁止一切外国人进入。
后来，他说服一个商人偷偷把自己带到了中国海岸珠江口外的上川岛，商人计划让沙勿略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偷渡，还答应在登陆后让他藏在自己家里。但是，因为商人的反悔，沙勿略的计划再次破产。1552年12月，沙勿略不幸染上疟疾，由于岛上缺乏医药，不久便去世了，年仅46岁。他后来被安葬在印度，1662年被教会列为圣徒，他的墓地也成为朝拜的圣地。
沙勿略没能实现他的理想，但他的上川岛之行揭开了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的序幕。因此，沙勿略在天主教史书中被称作“中国宣教之父”。
沙勿略失败了，却启发了他的后来者。1565年，耶稣会利用澳门在地理上的战略位置，在那里设立了澳门学院，负责管理中国和日本的传教事务。这之后，耶稣会在远东传教的负责人范礼安（1538－1606年）定下了在中国传教一定要适应中国文化的“适应路线”。
（二）罗明坚（1543年－1607年）：疏通官府，首次入华
第一个执行这一路线的是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字复初，意大利人。入耶稣会前已获得两个法学博士学位，并在市府“任显职”。1572年他加入了耶稣会。为取得教士的职位，他完成了哲学和神学的学习。他自愿到印度去传教，并于1578年从里斯本出发到达印度的果阿，1579年抵达澳门，开始了他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事业，同时也开始了他的汉学生涯。
罗明坚到澳门后，跟随一名中国文人学习中文，罗明坚是一位很有毅力并有极高天赋的传教士，到达澳门三年多以后便开始用中文来写作了。罗明坚学习中文的目的是为了传教，他认为“这是为归化他们必须有的步骤”。“以便日后用中文著书，驳斥中文书中(有关宗教方面)的谬误。希望将来能为天主服务，使真理之光照耀这个庞大的民族。”
当他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出现在广州每年对外国人开放的贸易会上时，马上引起了中国官员的注意。当地官员与他接触后，发现罗明坚温文尔雅，对中国文化也比较熟悉，这让官员们非常高兴。经过两年的交往，罗明坚被允许在当时两广总督所在地肇庆长期住下来。1583年，罗明坚来到肇庆，并在肇庆建起了中国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当地官员王泮为其命名“仙花寺”。在中国期间，罗明坚先后到过浙江、广西传教，为天主教在中国站稳脚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广东肇庆时，与利玛窦一起编写了第一部汉语—外语字典—《葡华辞典》以帮助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而且，他还在澳门写出了第一部欧洲人以汉语所写的著作——《天主圣教实录》，使天主教本地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到1586 年时，他已对中国文化有了较深入的了解，自称“我们已被视为中国人了”。他是明朝以来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的西方传教士。
罗明坚为传教四处周游，他开始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如果中国皇帝不认可基督教，那是不可能有在的发展的。如何做好中国皇帝的工作呢？那只有梵蒂冈的教皇亲自出面，给中国皇帝写信，送份厚礼，传教士们才可能见到中国皇帝，并在赢得皇帝的好感后，提出他们的传教计划。为此，1588 年罗明坚返回了欧洲。哪知欧洲局势风云变幻，梵蒂冈连续更换了四个教皇，罗明坚的设想一直被教廷置于脑后。最后，罗明坚于1607年在意大利萨勒尔城去世。在欧期间罗明坚把中国典籍《四书》中的《大学》的部分内容译成拉丁文在罗马
公开发表，第一次在西方出版了详细的中国地图集——《中国地图集》。
（三）利玛窦（1552年—1610年）：儒服汉语，学术传教
1、传教经历
利玛窦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年青时受业于正在进行文艺复兴的罗马学院。他在这里不仅掌握了拉丁文，希腊语和葡萄牙语，而且接受了人文主义传统和当时先进的科学知识，他有着丰富的神学、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知识。“为了弘扬上帝的荣光” 1578年，二十六岁的利玛窦，受耶稣会和葡萄牙国王的派遣，绕道刚刚发现的好望角航线，横渡印度洋，乘帆船来到了亚洲。他先在印度的果阿和越南传教。1581年（万历十年）利玛窦到达中国的澳门，在这里努力学习汉语。1583年利玛窦获准与罗明坚神父入居广东肇庆。1588年罗明坚回欧洲后，利玛窦在中国独力支撑。1596年利玛窦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由利玛窦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利玛窦和罗明坚刚进入中国时，自称来自“天竺”，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他们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认为这样能够博得人们的好感。直到在肇庆他认识了儒生瞿太素，瞿太素建议他穿儒服，因为中国大众所推崇、尊重的是儒家、儒学。于是利玛窦脱去袈裟，换上儒袍，出门开始坐轿，并像中国的儒生一样，读“四书”、念《诗经》、出入于文人墨客之中。这就是后来李之藻所说的“即利氏之初入五羊也，以佛数年混迹，后遇瞿太素氏，氏乃辨非僧，然后蓄发称儒，观光上国”。
后来利玛窦在长期观察研究中国的具体国情后得出结论，只有将教义与最为中国大众所推崇、尊重的儒学相结合，才能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门。于是，耶稣会用“西儒”的面目出现，采用结交士大夫、允许中国信众尊孔祭祖和将基督教义比附四书五经等做法，在韶州、广州、南昌、杭州、南京等地方进行传教。慢慢打开了在中国传教的局面。
利玛窦于1598年进京无果。终于在1601年历经千辛万苦到了北京，靠着进呈给万历皇帝（1573－1619在位）的自鸣钟在北京住了下来，并成了万历皇帝的门客。虽然他从来没见过皇帝，也从未参与朝中之事，但在文人中颇有影响。不仅有大学士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这样的晚明重臣投于他的门下，就连李贽（1527－1602）这样的另类文人也很欣赏他的才华，处处给他以帮助。
1610年5月11日（明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病逝，此时他已在中国生活了28年。万历皇帝认为利玛窦“慕义远来，劝学明理，著述有称”特“宣加优恤”，赐给他一块墓地，葬于当时北京城西的栅栏墓地。下葬时派遣大员祭奠，墓地正门上还有钦赐的匾额。基督教从此在中国真正扎下了根。
2、传教策略
利玛窦是耶稣会士中通过学习汉语、中国文化和使用欧洲科学的新方式来传播福音的代表人物。在他之后，掌握科学知识的耶稣会士纷纷来华出使。利玛窦的各项成就，特别是他对纪年法进行的改革，让他享誉明朝朝廷。在克服各种困难后，他终于在17世纪末达成了自己的心愿——得到皇帝的谕旨，在全中国传播天主教并接受任何愿意皈依的人入教。利玛窦无疑是当时来华传教士中取得传
教成就最辉煌的人物。他1583年来华，次年在肇庆为第一名信徒施洗，到他去世时，天主教徒约有二千五百人，在他的努力下，耶稣教会成为由罗马教皇直接派往中国最大的传教团。利玛窦打开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局面主要策略是：第一，“适应策略”（入乡随俗）。学说中国话，会读中文书，能用毛笔写中文字。学会汉语，是更好地了解当地的文化，并进而运用当地的语言文字来宣传基督福音。
第二，“合儒补儒趋儒易佛”。修正过去以“西僧”出现的面貌改为“合儒排佛”。利玛窦采取了联合儒教，补充儒家的不足，向儒家靠拢，反对佛教、道教的策略，力图把天主教教义和传统的中国儒学思想相结合，适合中国传统习俗的传教方式。如他们读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觉着这便是基督教中“爱人如己”的理论。他们感到一种惊喜，这不只是人类理性同一的伟大，而且借着儒家的伦理可以推进基督教的发展。利玛窦还从着装、语言、宗教等都做到一切本土化，中国化，使中国人能接受他们。
第三，“走上层路线”。为了更好地传播基督教，借助尊贵的身份和名义以及通过馈赠礼品（如三棱镜、圣母像、油画、世界地图以及地球仪、天文仪和自鸣钟等西方的宝物）来争取士大夫直至皇帝的统治集团人物的支持。他还担任“神医”，用奎宁治好了肇庆知府王泮的公子。王泮感激之余，为他争取到建房子居住和传教的权利。
第四，“学术传教”。制定并推行了学术传教的方针，借助西洋科学、哲学、艺术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为传教开路；使天主教得到了明朝士大夫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接受，吸引了明朝士绅的注意和好奇，天主教得以在中国立足，从而奠定了其在华传教事业的基础。
从中不难发现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努力适应中国国情。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而改变服饰，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适应，而与中国士大夫特别是皇帝的交往，充分证明他已经意识到士大夫特别是皇帝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即要想在中国成功传播基督教，就必须得到上层社会的支持。
利玛窦在中国前后生活了28年，为东西方进行世界性的对话作出了努力，为全人类的相互接触与合和作出了贡献。有学者称他是中国基督教之父、西方汉学的创始人、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
（四）卫匡国（1614—1661年）：绘制华图，力效华风
字济泰，意大利人，1643年来华。先在浙江传教，后游历各省（主要在浙江杭州、兰溪、分水、绍兴、金华、宁波活动，又在南京、北京、山西、福建、江西、广东等地留下了足迹，所以对中国山川地理、人物掌故详熟于胸。），卫匡国一一制成地图，以定其经纬同时，他又广交江南名士、达官贵人，致力学习汉文华语，阅读中华典籍舆志，对中国历史文化极富造诣。这些经历和知识，为他日后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卫匡国入华之初，正值明政权摇摇欲坠之时，一方面是关内的农民起义势如破竹，京师指日可夺；另一方面是关外的满洲大军重兵压城，待机长躯直入。在这种情势下，卫匡国为取悦明政府和士大夫，将原来的“西名”改为卫匡国，以袒露自己“匡扶”、“保卫”大明国的心意。
1650年，卫匡国被委任为中国耶稣会传教团代理人，赴罗马教廷为中国礼仪辩护，途经德、法、英、比、挪威诸国，并将其对于中国的地理、文化的思想灌输给欧洲。
1654年底，卫匡国在罗马参加了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同多明我会派进行辩论，最后以他的见解获胜，罗马教廷事后颁布敕令称，中国教徒的敬天祭祖尊孔等礼仪只要无碍于天主教的传播均可照旧讲行。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障碍得以排除，天主教也逐渐中国化。
卫匡国在罗马完成教务后，1657年再次赴华，曾觐见清顺治帝，返杭州传教，此时浙江巡抚余国器对卫匡国多方协助，使其得以在杭州重新建了一所新教堂，1661年竣工，其宏伟壮丽为当时中国西式教堂之首。1661年夏天不幸染上霍乱，医治无效，死于杭州，享年47岁。安葬在老东岳大方井天主教墓地。杭州人民为悼念这位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当年就刊印了他在1647年完成的著作——《逑友篇》。
卫匡国是中国明清交替之际来华的耶稣会会士、欧洲早期著名汉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他在中国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功绩，是继马可·波罗和利玛窦之后，对中国和意大利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科学文化交流做出杰出贡献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
相关连接：“礼仪之争”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大事，在文化上也是有代表性的事件。这一事件几乎危机到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存在。所谓礼仪之争，就是在天主教向中国传播时，围绕一系列问题的争论。这些问题包括：对孔子和祖先的崇拜，对天的祭祀，关于天主的名称及内涵问题。
在17世纪初利玛窦等人来到北京时，为了便于传教，就主动适应中国人的祭祖祭孔的风俗习惯，对于那些并不违背基督教根本信仰的习惯，一般采取宽容的态度。在解释教义时，也往往采纳中国思想中一些观点。
1610年利玛窦去世后，他的继承人龙华民开始发起礼仪之争。他对当时的许多现象都很不满，并导致了传教士内部的分裂。围绕三大问题，他们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后来事态逐渐扩大。虽然中以卫匡国的调停，一度缓和，但最终因礼仪之争和教皇的错误决策，导致了康熙帝下令禁教。虽然，康熙朝还没有实行严格的禁教，但康熙帝的禁教政策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成为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被此后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所继承和遵行，康熙的禁令于雍正元年（1723年）正式实施。
二、传教士的汉学成就
（一）罗明坚的汉学成就
1、西方人的第一部中文著作：《天主圣教实录》
《天主圣教实录》(又名《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是明末第一部天主教护教文献，是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后由西文翻译成中文(“译成唐字”)的第一本书，也是欧洲人“最初用华语写成之教义纲要”。
罗明坚第一次提到这本书是在1584 年1月25日所写的信中，他说：“我已经完成了4 年前开始用中文写的《天主圣教实录》。这本书使那些中国官员感到非常满意，他们已经同意我去出版。”
从中西哲学宗教交流史来看，罗明坚的《天主圣教实录》有着不可取代的地
位。首先，它首次在中国用中文表达天主教信仰，为天主教义的在华传播开了先河。《天主圣教实录》的内容并非罗明坚所独创，但他还是努力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天主教思想。这本书在晚明时期向中国人首次介绍了天主教的基本观念，也是西方人会通中西文化的最早尝试。罗明坚当年所用的许多术语现在成了基督教普遍接受的核心语汇，如天主（Deus）、宠爱、天堂、魔鬼、赎罪、地狱等。在论证的方法上他也尽力贴近中国人的思想和习惯。《天主圣教实录》已具有了“补儒易佛”的倾向，如在序言中他说：“尝谓五常之序，仁义最先。故五伦之内，君亲至重”，首先从肯定儒家入手，尔后再讲天主教神学；又如在讲到天主教诫规时，他尽量向儒家伦理靠拢，寻找共同点。《天主圣教实录》刻印后受到中国士大夫们的欢迎。罗明坚在一封信中曾说：“现在广州的官吏凡是和我交往的都称我师傅，他们都肯定我写成的《天主圣教实录》。”从中西哲学和宗教交流史角度来看，罗明坚的《天主圣教实录》具有重要价值，他开启了欧洲人以汉文写作之先河。
2、编撰第一部汉外辞典—《葡汉辞典》
明末耶稣会入华以后最早的双语辞典是由罗明坚和利玛窦编纂的《葡汉辞典》。该辞典大约形成于1584-1588年之间，但直到1935年才被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1890-1963年）在耶稣会档案馆发现，近几年来才开始对其进行研究（见“五、传教士的汉语研究”）。
3、第一次将儒家经典译为西方语言
罗明坚是来华传教士中最早从事中国古典文献西译的人。1582年他翻译的拉丁文的《三字经》译本虽然没有发表也没有产生影响，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在返回欧洲以后将《四书》中的《大学》部分内容翻译成拉丁文并且发表。其《四书》的全部拉丁文原稿现仍保存于罗马的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中。尽管罗明坚的全部译文未能发表，但《大学》部分译文的发表仍是西方汉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4、绘编第一幅中国地图集
16 世纪以前西方没有一幅完整的中国地图，对东方和中国的认识，中世纪以后大多还停留在《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之中。第一次在西方出版详细的中国地图集的是罗明坚。罗明坚的这部《中国地图集》于1987 年才被人发现，它原深藏在罗马国家图书馆之中。“这本地图集共有37 页地理状况描绘和27 幅地图”，其中有些是草图，有些绘制得很精细。
罗明坚是“传教士汉学时期”西方汉学的真正奠基人之一。他在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方面，在中国典籍的西译方面，在以中文形式从事写作方面，在向西方介绍中国制图学方面都开创了来华耶稣会士之先，为以后的西方汉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应与利玛窦齐名，同时被称为：西方汉学之父。
（二）利玛窦的汉学成就
真正长期深入地生活在中国，并真正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精神的是利玛窦。1595年，利玛窦在南昌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中文著作《交友录》。1596年他翻译、编撰了短作《西国记法》，将他的西式记忆法介绍给兴趣浓厚的中国人。他的代表性专著《利玛窦中国札记》，把中国比较全面也比较真实地介绍给欧洲。他共写了二十多部中文著作，其中收入《四库全书》的有七部。他第一次全面而深入地报道了中国，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科学以及蕴藏在科学背后的
逻辑和哲学思想，对明末中国思想从“心学”向“实学”的转变产生了一定作用。利玛窦不仅仅是“西学东渐”的先行者，也是“中学西传”的奠基人。
1、编撰字典——汉字拼音化
利玛窦在汉语拼音化方面经历了三个阶段。
（1）和罗明坚合编的《葡汉辞典》
（2）与郭居静合编的“中国词汇”
（3）《西字奇迹》（1605年刻于北京）
（见“五、传教士的汉语研究”）
2、中文著述
至于利玛窦的中文著述，则是围绕宗教、伦理学方面进行的。主要有《交友论》、《天主实义》、《二十五言》、《畸人十篇》、《辨学遗牍》和《西国记法》等书。
《交友论》（1595）：这是利玛窦所写的第一部华文著作。是一部西人论友谊的格言汇集，是利玛窦“从我们会院书籍中找出的西洋格言或哲人的名句，加以修饰，适合中国人的心理而编写的”。此书一出，即广为流传，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不小的反响，利玛窦的名声也随之远扬。
《天主实义》：利玛窦翻译了罗明坚编《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起名为《天主实义》，亦名《天学实录》，这本书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人论证了上帝的存在、人的灵魂不朽大异禽兽和死后必有天堂地狱之赏罚，报世人所为善恶的天主教教义。《天主实义》：亦是最早把星期制度引进中国的。这本书后来被乾隆皇帝收录在四库全书中，并有蒙、满、朝鲜、越南及日文译本。《天主实义》，是利玛窦宣扬天主教神学的代表作，也是他融合儒家和天主教义于一体的重要著作，在明代士大夫中有一定的影响。
《二十五言》：关于天主教道德信念、准则和修养的书。
《畸人十篇》（1608）：利玛窦同十位中国士大夫的对话集。
《西国记法》：一本介绍利玛窦本人如何能有过目不忘的能力的书。
《辩学遗牍》：1635年出版，收录了利玛窦以天主教观点与明末净土宗袾宏和其门生虞淳熙的佛教观点交流的信件。
此外，他还写过或参与写过《西琴八曲》《斋旨》《乾坤体义》等著作。
第二语言学习成功的重要标志是可以运用第二语言进行写作，按现代对外汉语教学的标准要求，这应是比“特级“人才还要高一级的人才，而当时的入华传教士，特别是乾隆禁教以前入华的传教士几乎都能用中文写作，他们出版中文著作的目的，一是为传教，二是为同中国文人建立广泛的友谊与联系。但若从语言学习的角度来说，这个成就也是很大的。初步统计明清间入华的耶稣会士用中文著书近七百多部，仅利玛窦中文写作水平也已达到很高的程度，如利玛窦在《交友论》的序中写道：“窦自最西航海入中华，仰大明天子之文德，古先王之遗教，卜室岭表，星霜亦屡易矣，今年春时，度岭浮江，抵于金陵，观上国之光，沾沾自喜，以为庶几不负此游也。远览未周，返棹至豫章，停舟南浦，，目西山，玩奇挹秀，计此地为至人渊薮也，低回留之不能去。“这里用词之典雅，章法之流畅，就是今日的汉学家也难达到这个水准。
3、翻译著述
利玛窦在中国不仅直接用中文撰写了不少书籍，而且还翻译了许多西方科技
书籍。其本意是为了传教，但实际上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玛窦不仅著译了《几何原理》（与徐光启合译）、《天学实义》、《关于耶稣会进入中国》和《中国札记》，还把《四书》等中国文化经典译成西文，开西学东渐、中学西传之先河，使中国文化对西方科学与哲学产生重要影响，这位思想家便“当仁不让地被视为西方汉学的鼻祖”。
（1）西文翻译成中文
从译著书来说，他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一书最受关注和赞赏。利玛窦认为翻译这本书“乍看起来与传教并没有直接关系，但实际上却是对传教非常有利的工作”。从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秋开始，徐光启每天下午都要去利玛窦住所，由利玛窦口述，他笔录，一干就是三四个小时。历时一年多，三易其稿，终于用流畅通俗的文字最后完成了前六卷。并于同年在北京付梓出版，定名为《几何原本》。
尽管他们只译了该书的前6卷，但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仍十分巨大。首先是一次翻译即成我国惟一的定本，历代数学家均予确认。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其次是译本的文字通俗、简练。梁启超曾称赞说：（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之作”。事实也的确如此。《几何原本》中所确定的许多名词术语，十分切合它本身的数学意义，故为后代所沿用。如点、线、直线、面、平面、曲线、直角、钝角、锐角、直径、四边形、平行线、对角线、外切，等等。
在数学方面，除《几何原本》外，利玛窦还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协助下，先后翻译了《测量法义》（1卷，关于应用几何、测量，由徐光启笔录，附《勾股义》）、《测量异同》1卷、《勾股义》1卷、《圜容较义》（1卷，李之藻笔录）、《同文算指》11卷等。
同时，在天文学方面，利玛窦也在中国学者协助下，翻译了诸如《浑盖通宪图说》（2卷，李之藻笔录）、《乾坤体义》1卷、《经天该》2卷等书籍。
以《几何原本》和《同文算指》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数学书籍的翻译和引入，对明代数学乃至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和作用，“新奇的欧洲科学知识震惊了整个中国哲学界”。
据统计，利玛窦在中国的行程超过2000多公里，汉文译著共有19种，近半数是介绍西方科学的。
（2）中文翻译成西文
他将儒家的《四书》（1590年）翻译成拉丁文，并加少量的注释介绍给西方，这也是《四书》的第一部西文译本。利玛窦的中国文化观和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对西方近代哲学家如莱布尼奇、沃尔夫等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另外，像狄德罗等法国百科全书派，他们在启蒙运动中批判西方宗教虚伪性时，也多借助于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甚至以孔子为偶像，这与利玛窦等在中国的第一代传教士努力介绍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分不开的。
4、《利玛窦中国札记》
利玛窦一生将众多的西方科学、文化、宗教书籍翻译成汉语，第一次系统地将西方科学引入中国，同时，他也将中国文化较为充分地介绍到西方，最为完整的著作就是《利玛窦中国札记》。
《利玛窦中国札记》是利玛窦去世后，给后人留下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原
稿用利玛窦的母语意大利文写成，详细记述了他在中国的传教经历。书稿封面上除了“耶稣”、“玛利亚”几个字外，没有其他任何说明。后经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整理翻译为拉丁文，出版于1615年，取名《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汉译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拉丁文本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一经刊行，在欧洲便不胫而走。在不长的时间里，各种文字译本陆续出现，其中拉丁文本有1616年版、1617年版、1623年版及1648年版等四种，法文本有1616年版、1617年版及1623年版等三种，此外还有德文本、西班牙文本和英文摘译本各一种。
利玛窦的这部著作共有五卷，第一卷力图全面概述中国当时各方面的基本情况，共分十一部分，对明末中国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描述，内容涉及国名、地理位置、版图、物产、机械工艺、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科举取士制、政府机构、习俗、宗教等。第二卷到第五卷记述来华传教士，主要是利玛窦本人的中国传教经历。该书的内容全部来自利玛窦本人的亲身经历，他用西方人的眼光看中国，并且毫不隐讳他自己的褒贬评价。
这部著作是西方汉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利玛窦中国札记》再次为欧洲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扇大门是300年前由马可·波罗首先敲开的。在书中，欧洲人第一次较全面地真实地了解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科学技术，第一次认识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东方文化的无穷魅力以及带来的震撼，并由此引发了西方世界汉学研究热潮。对中国来说，他是一个使者，给中国带来西方科学的风气，而他所著《利玛窦中国札记》，则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西方介绍了一个真实的中国。
4、评价
他不仅把西学译介到中国，也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了西方。他翻译过《四书》，是最早的外文译本。他最著名的汉学著作是《利玛窦中国杞记》，这部书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中国和欧洲都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由于对西学和中学都有深厚的修养，所以，他的著作往往能够打通中西。在《天主实义》中，他说：“吾天主乃古书所称上帝也。”然后引用《中庸》及朱注、《诗经》、《易》、《礼》、《尚书》等中国经典，用以证明天主、上帝、帝三个概念在中西方的统一，为儒家思想和基督教的教义的一致性作论证。虽然这并不十分准确，但对于取得中国信徒的信任却十分重要。
正如石田幹之助《欧洲的中国研究》对利玛窦在汉学史上的贡献是这样评价的：“西人的支那研究实际上是自此时开始的。以前的欧洲的支那研究多以旅行见闻为主导的活动经过报告之类，和所谓的‘研究’这一术语是有距离的。自此开始，产生了具有研究色彩的著作。基督教的传入，使传教士们对中国古代宗教史、学术史等方面进行了极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西方世界对于支那学的研究和了解自此以后产生了划时代的突破。”（以上见刘正《图说汉学史》69页）（三）卫匡国
卫匡国是继马可·波罗和利玛窦之后，对中意友好关系和科学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又一位意大利人。他将自己所掌握的先进科学知识传授给中国人，推动了中国人和西方的先进科学的了解和学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通过自己的研究和著述活动，将中国的各个方面介绍给欧洲，从而在两国之间的科学文化交流中起了桥梁作用。
1、使欧洲和西方各国真正开始认识中国
他从1643—1653年，对中国历史、地理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为使西方人真正开始了解伟大的中国。他在欧洲游说期间，用拉丁文撰写了4部介绍中国历史、地理和文化的著作。这4部书是《中国上古史》、《中国新图志》、《论鞑靼之战》和《汉语语法》，《论鞑靼之战》已有中译本，收录在杜文凯所编、人民大学出版的《清季西人闻见录》中。
（1）历史著作——《论鞑靼之战》、《中国上古史》
《论鞑靼之战》（又译作《鞑靼战纪》） 1654年在比利时以拉丁文出版，很快就被译成英文、德文、荷兰文、意大利文等多种文字畅销一时。是世界上第一部记录明清易代历史的著作记载的是鞑靼人入关并挥师南下的战事，“所记至详，直言不隐，足补我国正史之阙略”（方豪语）。因此，被称为“17世纪的中国现代史”。但此书一般被视为蒙古史专著，与正宗汉学有一定距离。
《中国上古史》又译作《中国历史十卷》或《中国历史概要》，是欧洲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中国历史的编年体史学著作，1658年在慕尼黑用拉丁文出版，书的全名为《中国历史初编十卷，从人类诞生到基督降世的远方亚洲，或中华大帝国周邻记事》。从这一冗长的标题我们可以知道，卫匡国的这部书上自远古，下至公元前一年，即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卫匡国想把传统的中国历史引入到欧洲史学体系中去，引入到《圣经》的编年史中。这其中既有科学的成份，也有宗教的动机，两者调和在一起，产生了卫匡国本不想看到的结果，这就是由于他确认中国远古皇帝伏羲即位的年代较之《旧约圣经》所记述的诺亚洪水发生时间早了600年，从而引发了欧洲思想界对于《圣经》记载的可靠性和中国纪年的长期争论，使欧洲奉为经典的《圣经》创世说陷于窘态之中，动摇了《圣经》和基督教会的权威，并直接为欧洲启蒙思想家进行历史批判提供了依据。
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最早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易经》及其卦图。关于《易经》西传之始，中国学者过去认为，最早向西方介绍《易经》的应推柏应理。但实际上，早在柏应理（1624-1692年，比利时人）之前的29年，即1658年，卫匡国就在慕尼黑出版的《中国上古史》中，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最早经书《易经》。
（2）地理著作——《中国新图志》
卫匡国神父来华前从师著名耶稣会、《中国图说》作者基歇尔（1602-1680)攻读数学，受其影响，崇信伽利略学说。来华后传教之余热心于地理学研究，为之他到中国各地游历，沿途进行各省重要都邑的位置测量，并查阅大量中国方志，绘著成《中国新图志》，此图集有图17幅，其中全国总图一幅，分省图15幅，另附日本图一幅，解图文字172页。作为对世界地理学的一大贡献。他曾发明了一种用磁偏差测量经度的方法，于是乘此机会测量全国各地之经纬度。
《中国新图志》是卫匡国的又一拉丁文力作，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引起极大轰动。作为欧洲首部深入介绍中国地理的完整著述，引起了欧洲地理学界的高度重视，曾被译成九种欧洲文字出版。继1655年阿姆斯特丹版之后，1656年又出版了西班牙文版，1672年再版于布拉格、巴黎，影响甚广。卫匡国也因此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地理学之父”，该图志亦被欧洲地理学界视为地图绘制史上的里
程碑。
《中国新图志》出版后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便是史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卫匡国神父利用耳闻目睹的材料和许多中国方志（主要有利玛窦、徐光启、李之藻、徐霞客等）写成的这部著作，第一次向西方人比较完整地介绍了中国地理，描述了东亚和中国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全貌。这本地图集被西欧学者推崇为“地理学上的里程碑”，他在地理学上的卓越成就誉满世界。另外，在图志采撷的具体内容上，该书打破了中国官修地理志书因偏重政治区划建置而使各地风土人情知识受到的限制，更好地体现了欧洲地理学所趋向的综合性学科的性质。卫匡国在新图志的前言中根据自己在旅行中的所见所闻叙述了中国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居民组成、城乡风貌、手工建筑、科学文化、宗教信仰、历朝纪年表、中国计量单位等大量内容。最后还介绍了女真族的历史、语言、习俗、宗教及其与汉族的关系。而在有关各省的记载中，内容则包括地理位置、方圆面积、称谓来源、建置沿革、气候物产、名山大川、城镇交通、户口租赋、风俗习惯、文化古迹乃至于掌故逸闻等等，使得该书无形中成了一本定位准确的旅游观光指南。
卫匡国是首位将中国的自然面貌和人文政经的现状系统地介绍给欧洲的传教士，为欧洲列强在19世纪对中国先后进行的文化和商业扩张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在1735年法国神父汉学家杜赫德出版被誉为“法国汉学三大奠基作之一”的《中华帝国全志》之前，卫匡国的这部地图集一直是欧洲地理学界关于中国地理状况的权威参考书。即便是对于研究历史地理的中国学者来说，《中国新图志》亦是分外宝贵的域外史料。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高泳源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雍先生专门撰文对卫匡国地图进行介绍并高度评价。马雍这样说：“这部地图集不仅在17世纪有着相当的价值，直到今天仍有其科学价值；不仅对欧洲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来说是一部经典著作，对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历史地理，也是一部珍贵的参考书”。
2、妥善地解决了中国的礼仪之争，使天主教中国化
1610年，当利玛窦去世后，由意大利人龙华民接任中国耶稣会总会长后，出现了“礼仪之争”，即第一，译名之争。主张废除“天”、“上帝”、“天主”、“灵魂”等词，一律采用译音，主张把Deus译为“陡斯”。认为中国文化中的这两个概念和基督教的“上帝”概念所说的创造万物根本不是一回事。第二，祭孔和祭天祭祖。是宗教活动还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
卫匡国的重要贡献就是妥善地解决了当时著名的“礼仪之争”。1654年底，卫匡国在罗马参加了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同多明我派辩论多时，最后以他的见解获胜，罗马教廷事后颁布敕令称，中国教徒的敬天祭祖尊孔等礼仪只要无碍于天主教的传播均可照旧讲行。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障碍得以排除，天主教也逐渐中国化。
3、编纂了欧洲第一部中国语法书
卫匡国撰写了第一部语法书，并于1653年将此书展示给了北欧的学者们。根据记载，他在德国科隆留下了一本亲笔撰写的《中国文法》，旨在欧洲传播汉语知识的著作，且为欧洲学者掌握汉语提供了不少方便。这本书很可能是西方学者用来学习汉语文法的最早的文法书之一，也许是第一本。根据方豪神父的考证，
《中国文法》一书的拉丁文原稿尚存格离哥斯大学（Hanter）博物馆。
4、开辟了派遣留学生留学欧洲的新途径
为了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西欧各国，吸取与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卫匡国第一个发起和派遣中国学生赴欧留学，从而开辟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途径。他于1651年重返欧洲时，把中国第一个赴欧留学生郑玛诺护送到欧洲大陆。
卫匡国神父著作还有：《真主灵性理证》即用推理的方法证明天主的实有，并提出天主存在的四条论据，及灵魂的不死不灭的二十二条证据。《逑友篇》内容为“论交友之道”。《中国新舆图》《中国教友的人数和品德简报》，1654年于罗马出版。原是卫神父呈传信部枢机主教的一份报告书。《中国耶稣会教士纪略》一书完成于1654年，是卫匡国作为中国区耶稣会驻罗马代办在罗马工作的一部分。
三、传教士的汉语学习
最早来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是方济各·沙勿略，而最早确定下耶稣会在远东传教路线的是范礼安。他认为在中国做传教工作“最重要之条件，首重熟悉华语。”正是在范礼安的安排之下，意大利入华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成为明末最早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并进而成为西方最早的汉学家。罗明坚返回欧洲以后，利玛窦独掌中国传教工作，他所提出的“合儒排佛”，以“适应”和尊重儒家文化，尊重中国人习俗的传教路线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条路线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入华传教士对汉语的系统学习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西方人学习汉语的第一个高潮。
一个洋人来到中国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汉语，学说中国话，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学习汉语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西方人汉语学习史是西方汉学史的基础，研究汉学首先要从这里开始。一方面，传教士的汉语学习是我们研究对外汉语教育史的重要内容，当罗明坚在澳门写出第一个汉字的时候，算起来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而新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才不过五十多年，我们就知道如何重视历史的经验，从这一过程中汲取智慧和经验。另一个重要的方面，了解和研究传教士的汉语学习和汉语研究，可以发现中国近代语言的变化，从根本上是从传教士入华开始的。
（一）罗明坚
罗明坚是第一个被耶稣会指派学习汉语、进入中国内陆传教的耶稣会士。一方面（客观原因），十六世纪的八十年代，罗明坚学习汉语，没有适宜的汉语课本，没有中西合璧的字典，字汇，没有合适的教员。并且，汉语方言多，汉字多，语义又因汉字排列顺序而发生变化等等，要学会汉语几乎不太可能。罗明坚学习汉文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汉字。另一方面（主观原因），罗明坚神父这时年已三十六岁，记忆力已不很强。
第一，汉字学习
对于初学汉语时的困难，罗明坚在一封信中做过描述，他说:“视察教务的司铎写信通知我，令我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在‘念’、‘写’、‘说’三方面平行进展。我接到命令以后立即尽力奉行。但是中国的语言文字不单和我国的不一样，和世界任何国的语言文字都不一样，没有字母，没有一定的字数，并且一字有一字的意义。就是对于中国人，为能念他们的书籍也必须费尽十五年的苦工
夫。我第一次念的时候，实在觉得难念，但是由于听命的意旨，我要尽力遵行这件命令，并且用我所能有的毅力作后盾。”
罗明坚最初学习中文的方法就是采取一般幼儿学习时的看图识字法。1583年他在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说：“起初为找一位能教我中国官话的老师非常困难，但我为传教非学官话不可，可是老师如只会中国官话，而不会葡萄牙语也是枉然，因为我听不懂啊！因此后来我找到一位老师，只能借图画学习中文语言，如画一匹马，告诉我这个动物的中国话叫‘马’。”
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中所保留存的罗明坚学习汉语的字表来看，它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简洁，全部字表的字共306个字。
其实，汉字总数虽然比较多，但常用字并不多。《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共收3500字，其中2500字是常用字，1000字是次常用字。据学者统计，现代常用汉字中的一至七画的常用字共有791字，而出现在许慎《说文解字》的已经有713字，占90%。这个字表是很简洁的，说明传教士在汉语学习阶段的汉字教育还是很实用的。安子介先生认为现代汉字的常用字有3650字，如果认识500字就可以阅读一般文章的3/4，如果认识2000字，就可以读懂一般文章的97.4%。现代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识字速度优先，如何集中识字，使学生在最短的时间中掌握汉语的最基本字，这个问题一直未解决好。
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看来看，他们当时的汉语学习基本上仍是以中国传统的语文教学为主，仍是从识字开始。在梵蒂冈图书馆仍保留着他们当年学习汉字的《千字文》、《三字经》等课本，实际上中国传统的语文教学一直是以汉字为中心的，从秦朝的《仓颉篇》、《急救篇》到南朝的《千字文》，宋代的《三字经》和《百家姓》，这种语文教学法持续了一千多年。这里并不仅仅是一个经验的方法问题，其中包含了对汉语特点的基本形认识。赵元任先生说：“汉语是不计词的，至少直到最近也还是如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罗明坚学习汉语的字表能提醒我们加强汉字教学的重要性，从历史的角度使我们重新认识这个问题。
罗明坚的这份文献中也有他学习词汇的记载，包括地名：北京、南京、山东等；时间：大前日、前日、昨日等；二十四节气：立春、雨水等；天干地支的词汇，从罗明坚学习的词汇来看，双音节词较多，词类主要是复合词类型。在这个词汇表中反义复合词很多，这是个很突出的特点，如表里、异同、迎送、远近、厚薄、授受等。从中可以得到启示，学习复合的反义词是个好办法，从记忆上比较好记，它具有对称性，在理解上也比较容易。因此，罗明坚的这个词汇表，对我们今天的汉语教学还是很有启发的。
第二，书面语的学习
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是汉语的重要特点，传教士入华以后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利玛窦说：“我认为中国语言含糊不清的性质，乃是因为自古以来他们就一直把绝大的注意力放在书面语的发展上，而不关心口语。”所以，传教士要想和中国人交往，特别是士大夫交往，学习书面语是必不可少的。从当年传教士在汉语学习中对书面语的重视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如他们用的教材就是“四书”，他们学习始终将文化作为主体。
罗明坚1579年到达澳门，1588年离开澳门返回欧洲，在华时间仅仅十年，
但他汉语所达到的程度是十分惊人的。这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可以用中文熟练的写作。代表性中文著作是《圣教天主实录》。他在1584年的通信中说：“我的语言学习很有收获，在内地这里得到帮助，每天都在长进。我已经完成了四年前开始用中文写的《圣教天主实录》。这本书使那些中国官员感到非常满意，他们应统一我出版。”也就是说，他从1580年到1584年，在四年内写出了这本书，当然这本书的出版肯定有中国文人的帮助。
二是最能反映罗明坚汉语学习成果的是他写的汉文诗。他的这份汉文诗手稿收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里，共有58首。如：《登梅岭》
乍登岭表插天高，因建梅关地位豪。今日游僧经此过，喜沾化雨湿长袍。
正是从这些文章和诗文中我们看到罗明坚汉语学习的实际状况和他汉语学习的成果。应该说，罗明坚的汉语学习是成功的，从他的汉语学习中我们可以得到启发，这不仅对于中国近代汉语史和汉语本体的研究有价值，对于西方人汉语学习史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二）利玛窦
利玛窦在华传教数年，历经曲折，遭遇重重困难，其中掌握中文是他要克服的首要障碍。艾儒略在《大西利先生行迹》中写到：利玛窦“初时，言语文字未达，苦心学习，按图画、人物，请人指点，渐晓语言，旁通文字，至于六经子史等篇，无不尽畅其意义”。简略的叙述也足见利氏学习过程之艰苦。通过利玛窦留下的信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是如何在学习中文的艰难阶梯上一步步攀登，终获成功的。
1、虔诚的宗教热忱
1582年利玛窦到达澳门，开始随罗明坚学习中文。1583年在给他以前的修辞学老师弗纳里的信中利玛窦表现出对中文的强烈兴趣，他介绍了中文的基本情况，并且说中文对他而言不算困难。1583年，在肇庆，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了一篇名为“中国纪事”的信向澳门耶稣会汇报进入中国大陆的感受，说：“中国这个地方实在是很漂亮，也很有活力，简直像是一个花园，根本无法用画笔来形容。”此信的原件现存于罗马耶稣会。
1584年中期他开始做一些布道工作，也随时听听忏悔。同年10月，他能够不用翻译自己讲汉语了，并且感到能相当好地读写中文了（中等水平）， 1885年11月他已进步到可以流利地讲汉语了，而且声称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几乎能读任何东西了。但是，此后很长时间，利玛窦都陷入停滞状态，沉重的工作负担和糟糕的境遇使他的学习没有什么进展。1592年他仍旧不能阅读大量书籍，因为“缺少固定的老师，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似乎无法让一个老师坚持教我们一两年”。在他的上级的不断督促下，他才最终作出成功的努力。1593年，利玛窦报告说他有一个攻读《四书》的速成计划，并且尝试将它们译成拉丁文。他找到一位有经验而且博学的老师，以使自己“在这把年纪（他已41 岁）再次成为一个学童”。利玛窦一天上两节长课，这样坚持10个月，到1594年1月终于取得突破：“我已鼓足勇气，使了我从现在开始能自己用中文写作。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利玛窦终于尝到了成功的果实。考察他的学习历程，我们发现，利玛窦没有真正抱怨过中文难学，事实上他的困难多在于外部条件的不利：传教工作的繁重占用他的精力和时间，周围的敌意使他找不到合适的老师，
即使找到了也不能坚持长期授课。当然，中西语言的巨大差异必然使西方人学中文感到特别困难，但利氏没有像许多传教士那样强调中文的不可理喻和汉字的沉重负担。一方面，利氏虔诚的宗教热忱在起作用，另一方面，利氏有他自己的学习秘诀——记忆术。
2、学习秘诀——记忆术
我们很难想象当时传教士们学习汉语的艰难：因为它“吐字单音，同音异义，四声有别，字如绘画，言文不一”；加之，没有任何词典，没有一本参考书，没有专职的教师，况且，汉字是一种不用字母的文字。他们在学习时是各显神通。利玛窦先在记忆上寻求技巧，在南昌时还因此写了《西国记法》一书。他学习汉语的记忆方法之一是用形象的“拆字法”：“要”字是一个从西部部落来的女子；“好”字是怀抱孩子的女仆；“利”字是收割庄稼的农民，等等。利玛窦后来不但自己精通中文，还经常给别的西方传教士上中文课。他给他们讲课的课本就是《四书》。利玛窦之所以能很快通晓汉语、汉文，除了靠看图识字和讲究记忆方法外，还靠用拉丁字母注音帮忙。利玛窦是用拉丁字母给汉语注音的首创人。所以，汉语的拼音化是从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开始；汉语拼音的鼻祖就是利玛窦和稍后我们要论及的金尼阁。
相关链接：利玛窦曾向中国人表演了他的记忆才能。在1595年给长上孟三德的信中，他讲到自己因此获得的巨大荣誉。在南昌的一个文人宴会上，他让文人们在纸上随意写下大量汉字，他看了一遍就能按照他们书写的顺序背下来，然后利玛窦又从后向前倒背了一遍。这种技艺使文人们目瞪口呆，也使利玛窦名声大振，许多人接二连三地请求他传授记忆技巧。后来利玛窦写了《西国记法》一书，向中国人讲解西方的记忆术。
（三）其他传教士的学习感受
学习中文是摆在每一个来华耶稣会士面前的问题，前面谈了利玛窦个人作为开拓者的情况，那么普遍来说，传教士们学习中文的感受如何呢？在他们留下的文字中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从中可以了解到他们面临的巨大困扰。
1、语音问题
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曾在其游记中介绍过中国的语言文字，如克鲁兹曾说：“中国人在书写方面没有固定的字母，他们用字来写一切，他们用这些字组成单词。他们有数量极多的字，用字来标明每件事物。”拉达也曾说：“中国人的字是迄今所知最原始、最难学的字，因为它们是字不是字母。每件事物都有不同的字，因此即便一个人认得一万个字，他也不能读懂一切。认字认得最多的人，就是他们中最聪明的人。”
17世纪中期的一位耶稣会士写道：“首先是发音问题。这种语言对我们如此困难，以致有时在厌恶与失望中我们喊道：‘这种语言更像是鸟的语言，并且只适合鸟的唇舌！’我们怎么才能学会正确发出精妙的词尾变化和嘶嘘之音，所有这些发音和音调听起来很相似，无独有偶，在而实际上相互差异非常大。”1769年10月晁俊秀神父发自北京的信中，可以见到同样的抱怨。他说：“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汉语的发音尤其困难，永远是个障碍。简直是不可逾越的障碍。首先，每一个词有五个不同的声调，不要以为每个声调都是清晰可辨的。这些音节在耳边一晃而过，好像就怕被人抓住似的。中国人还省掉不知多少元音，几乎听不到
双音节的词。从一个送气发音的词紧接着就是一个连音词；一个嘘音接着就是一个被吃了的音；一会儿气流通过嗓子，一会儿气流通过上颚，几乎总是鼻音。我在公开布道前，先对我的仆人至少练了五十遍。我让他听不懂就要我重复，我得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重复。他就像我的中国听众一样只听懂了十分之三。还好，中国人很有耐心，他们很惊奇，一个可怜的外国人竟会说两句他们的话。”神父的描述多少有些夸张和情绪化，显然他是烦透了。那么普遍来说传教士的汉语究竟说得怎么样呢？马若瑟说，许多传教士经过艰苦的努力，试图说汉语，但几乎不能被人理解，“他们是博学的，他们是机敏的，他们是勤勉的，但终其一生，他们只能含糊不清地讲汉语”。马若瑟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传教士不去费心掌握正确的汉语声调，而这对于说好汉语是至关重要的。
2、汉字同音字和庞大的数量
汉字为单音节，而且汉语的音节组合种类不多，应当便于掌握。但另一方面，这样造成的大量同音字令传教士们头疼。再加上他们不熟悉声调变化，更增加了他们的困惑。晁俊秀举例说，“shu”表示“书”，可后来知道还可表示树、暑热、有人教他“叙述、曙光、雨水、施舍、习惯、比赛输了等等意思，“如果我要列举这同一词汇的所有意义，那简直没完没了。”西方人习惯于以不同的发音确定不同的词，而汉语能指之间的差异对语音区别的依赖要小得多。汉语同音字的繁多正说明两种语言系统基础的不同。
传教士学中文的最大负担还是数量可怕的汉字。关于汉字的数量估计不一，多的达八万（金尼阁一利玛窦），少的有四万（庞迪我），还有的说六万多（曾德昭等），而要能读写，起码得认识一万字左右。困难在于汉字的非表音性，传教士得一个个地记忆。为此要付出巨大精力。沙守信说他每天花八小时抄字典，抄了五个月才终于学会看中文书。这种学习方式有普遍性，但受到马若瑟的批评。
传教士们往往把学汉字的痛苦与烦恼错误地移情到中国人身上。李明认为中国人厌恶汉字，羡慕欧洲人的字母表系统。他说：“把数量可怕的字符装入一个人的头脑中”是一个“十分沉重的十字架，一个人被迫背负终生”。他感到学习大量汉字的需要是“中国人无知的根源”，文人们没有别的时间追求其他知识。在金尼阁编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可以见到相似的意见：汉字“给记忆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以文为业的人们从小到老都要埋头学习他们的这些符号。毫无疑问，这种钻研要花去大量时间，实际上，那本来是可以用来获得更有用的知识的。”实际上，在16世纪，西方人一接触汉字系统就有类似评价。此后一些入华的耶稣会士也一再重复这种说法。
3、汉语语法没有规律
传教士的烦恼还可能来自汉语语法。晁俊秀说，汉语没有性数变化来区别事物的种类和数量；汉语的动词形式不表明主语的情况，也不表明动作的时间等特点；而且，同一个词可以当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单数、复数、阳性、阴性等等。“您必须听仔细，琢磨揣度说话的场合。”汉语的句法没有规律，“为了学会这种语言，学了所有词汇后，还必须学会特定的每一句话，稍有一些改动，你说的话就有四分之三的中国人听不懂了。”
汉语的语音稀少，音调难辨，语法简单，这使传教士们形成一种偏见：汉语是一种模糊不清的语言。《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称“中文或许是所有语言中最模
棱两可的。”这种说法普遍流行。基歇尔也说汉语“充满模棱两可的含混意义”。李明强调汉语口语准确表达意思的困难。
汉语和汉字与西方语言文字系统的差异，不仅造成西方人学习的困难，而且使西方人形成种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但是，我们也能听到截然不同的声音。
如前所述，利玛窦不认为中文难学，也许语音困扰过他，但语法的简单只会使他感到轻松，记忆汉字也不是难捱的苦行。曾德昭同样欣赏中文语法的简洁，认为中文比拉丁文容易学，因为学生需要花大量时间才能掌握后者的语法。他评价中文“非常严格”“，“可爱，超过了我所知的其他语言”。安文思认为中文比希腊语、拉丁语或任何一种欧洲语言都好学，原因有三：1、汉字虽多，但属于象形文字，有规律、成系列；2、汉语的发音种类少； 3、语法简单，不像欧洲语言有关于人、数、时方面的复杂变化。前面见到的学中文的几方面困难，在这里都成为中文易学的表现。另外，关于音调，安文思强调中国人运用得非常自然，口语表达也很清楚。他向欧洲人介绍说，所有的耶稣会士尽管已是完全的成人，来华一年就能听说汉语，两年后能“告解、布道、写作，像是用母语一样流利”。而这是不可能发生在欧洲语言上的。为证明，他列出耶稣会士们的中文著作。安文思（《中国新志》）关于传教士中文水平的说法与马若瑟有些矛盾。这是怎么回事呢？安文思为争取欧洲支持在华传教，可能夸大其词。另一方面，马若瑟可能因本人的高水平而对缺乏语言天分的同事提出了过高要求。而且时代在变化，不同时期的传教士的整体素质有所差异，同时组织训练的情况可能也有所不同。
传教士的禀赋和性情的差异也许是造成两种不同的学习感受的主要原因。而不同的学习感受往往导致对中文认识评价的不同。当然，这不能仅仅归于个人因素，因为个人只不过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对于由此反映出的更深远的背景，需要认真探讨。客观地讲，中西语言结构的差异的确增加了西方人学中文的困难，但如果囿于原有的语言习惯，以西方传统的框架衡量臧否中文，则只能产生偏见。
四、传教士的汉语教育
从16世纪开始，东来的传教士都十分刻苦学习汉语，利玛窦在《札记》中指出，神父们同中国人交流之余，就把时间用于研习中国语言、书法和人们的风俗习惯。石方西神父被任命为中国教团的成员，“在孟三德神甫的帮助下，马上在开始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传教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所以要求也越来越迫切。教授汉语的现象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开始这是个别想象，或者说聘请私人教师、到后来在正是学校里也出现了教授汉语，尽管规模不大，但其意义十分重大。这一时期的汉语教学，无论是聘请个人教师或是在学校里开设课程，都为1814年雷慕沙在法兰西学院首次开设汉语讲座开了先河。
（一）教学机构
罗明坚于1579年左右到达澳门，刚到澳门时，他遵循范礼安(1538 —1606)指示，进入中国的天主教神父“应该学习中国话及中文”，开始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罗明坚为了推动了传教事业，在澳门建立了一座传道所，并开始用中文为澳门的中国人宣教。罗明坚把这个传道所起名为“经言学校”，这是中国的第一个用汉语来传教的机构，也是晚明时期中国第一所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学校。以后利玛窦把它叫做“圣玛尔定经言学校”。而1594年在澳门成立的
圣保禄学院则标志着耶稣会在远东的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圣保禄学院里汉语是必修课，人人要学，因为它是东方传教的必须沟通工具，不但每位学生要学，教授也要学。这说明中文教育成为学院教育中的重要内容。
（二）汉语教材
罗明坚初到澳门时学习汉语尚无固定教材，张西平先生 1998年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时发现了罗明坚以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为教材的识字课本散页。但以后随着入华耶稣会对中国文化认识的深入，利玛窦开始翻译《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著作的总称)，接着郭纳爵(1599～1666)翻译了《大学》，柏应理(1624～1692)后来在巴黎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柏应理的这部书被称为入华耶稣会士贯彻利玛窦“适应”路线的“最高成就”。美国学者孟德卫认为利玛窦所译的《四书》经过一代一代的修订，它的拉丁文和汉语对照本已成为入华传教士学习中国文化的教材。
从罗明坚、利玛窦开始，《四书》一直是耶稣会士们学习中文的教材。耶稣会士重视《四书》和他们的文化调和策略有关。儒家学说是明清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利玛窦通过在中国的学习与实践，确定了调和儒家与基督教，争取上层人士皈依的传教方针。《四书》是当时儒家传统的基础文本，让传教士通过《四书》学中文，既可学到规范的文言文，又可了解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可谓一举两得。
马若瑟在他《汉语札记》中讲了的他如何通过《四书》学中文：“首先，我抄录整部《四书》。我在练习本的左页写汉字，按照我看到的助手写字的正确笔顺，一笔一画地写。同时，我努力牢记每个汉字的各部分的意义。在相对的一页，我写下想到的各种注解与评论。与此同时，我还在单独的本子上列出人名、地名、动物和花草的名字等等。”他又在每个本子上按字母作了索引，以便查找。
马若瑟说：“我们真的应该用心学《四书》，中国人从童年起就被让这么做。我们应该一到中国就开始记忆它们。”马若瑟又讲了学习《四书》的恰当顺序，以及应选用的注解。这是一个成功者的经验之谈，因为马若瑟被公认对中文和中国文化有精深造诣。
还应指出的是，传教士也通过中国出版的字典学习中文，特别是那些力图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传教士，这方面的参考更是不可少。他们常常提到一些中型字典，如《海篇》、《字汇》、《正字通》等。像《说文解字》这样的小学经典，也被一些深入研究中国文化的耶稣会士认真研读。
（三）汉语教员
1、聘请私人教师
16世纪开始来华的罗明坚、利玛窦、石方西等传教士，他们学习汉语进的并不是学校，而是聘请个别懂汉语的人。
比较理想的中文老师是译员和学者。在“译员”的帮助下，罗明坚“用很多时间攻读中国书籍”；罗明坚中文能力的提高大大推动了他的传教事业。
罗明坚和利玛窦进入肇庆以后，以“高薪聘请”了一位有“声望的中国学者”，让他住在家里“当家庭教师”，在家庭教师的帮助下，他们用“适合百姓水平的文体写了一部关于基督教义的书”。
2、“老手带新手”
耶稣会士们采取老手带新手的方式教习中文，即由先学中文的传教士担任后
“国外汉学”研究概览(一)
“国外汉学”研究概览(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日益频繁，中国走向世界之势空前强盛，世界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中国需要进一步了解世界，便成了历史的必然。而深入考察和研究中华文明播扬于世界各国的历史与现状，对于我们来说，更是迫切的需要。于是，在20世纪末的几年内，渐渐形成了所谓的“汉学热”，仅在1996年至1997年两年之中，这种热潮就已经初见端倪。 “汉学热”的显著标志，乃是专业力量的增强和专题著述数量的激增。在这之前，相关研究的译文和论文，多半散见于各种期刊、学报(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而在《国际汉学》(1995)之后，又有《汉学研究》、《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刊物或书系相继问世。专业刊物的创办，有力地推动了“国外汉学”研究的发展。这两年间随着中西、中日、中韩、中俄双边关系研究的深化，还有一些研究著作和文集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多半以交流史和学术史的形式出现，如严绍璗、中西进主编《日中文化交流史大系》(已出文学卷和思想卷，1996)、严绍璗着《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1996)、卫茂平着《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1996)、河北人民出版社编《国际汉学漫步》(1997)、刘海平主编《中美文化的互动与关联》(1997)、吴芳思(FrancesWood)着《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洪允息中译本，1997)、黄鸣奋着《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1997)、周发祥着《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1997)、郑判龙主编《韩国诗话研究》(1997)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总数当在20种以上。在半个世纪之前，
老一代学者已有汉学著作，这时又见重印本，以补学术研究的空白，如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1997)。 在“汉学热”兴起之时，一些学者认为对“汉学”一词本身，就应该有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于是他们撰写文章，着重探讨它的内涵和性质，以及反馈国外汉学研究信息的价值和意义。阎纯德为《汉学研究》创刊号作序时，强调国外汉学的特殊性、开放性、及其对交流双方文化建设的互补性。他指出，“古人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意思说，事物只有运动才有生命。文化是流动的，流动可以开化文明，发展文明。中国文化可以流出去，带着自己的古老、沧桑和辉煌；还可以流回来，带着异样的风景。从中国流出的文化，汲取了异国文化的智慧，形成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又有外国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这就是汉学。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另一种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成的一种文化。所以，可以说汉学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汉学，是中外文化交融的精魂。汉学可以与中国文化相近，也可以与中国文化相距很远，总之，它是一门相当独立的学问，是一个亟待投入人力进行研究与开拓的学科。”(《序〈汉学研究〉》)诸如此类的论述，对“国外汉学”研究的发展，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既然汉学是中外文化碰撞的产物，它便广涉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科技等多种专门的知识领域。面对这种情况，我国学者一般是双管齐下，巨细兼顾，一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梳理国外汉学的
美国汉学第一人
美国汉学第一人——卫三畏 引言 所谓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是指对境外中国文化研究的反研究，是我们站在母体文化的氛围里，探索母体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情况、历程、规律和特点，了解它在异质文化中的影响的广度、深度和不同的层面，分析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采取了什么不同的研究方法，走过了什么样的学术道路，等等。从外延上说，它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一种延伸；从内涵上说，它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一种补充。研究海外汉学，可以在整体上促进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他可以作为一个深刻而有力的参照系，来观照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更科学、更全面的研究中国文化的理论体系，把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实践上，可以使人们对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有全面、透彻、准确的了解，因而可以使我们的对外文化交流做到有的放矢，卓有成效，这就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制定对外文化交流的方略。 美国早期汉学研究 美国汉学兴起于19世纪中叶，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早期美国汉学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以来华传教士为主体。裨治文、卫三畏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他们精通中文，熟悉中国历史文化，汉学研究水平之高、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二是注重中国现实特别是关注中国近代化问题的研究，从而开启了美国汉学注重现实的先河，是汉学研究摆脱了欧洲汉学古典规范的束缚。 美国汉学之缘起 19世纪初期开始，随着广州、澳门中外贸易在海外影响的不断扩大，西方世界对中华帝国的认识逐渐增多，再通商的过程中，欧美基督教传教士随本国商人相继来华，东西方文化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具影响的碰撞。西方文化的不断进入，使两种文化在相互撞击过程中产生两种对世界不同看法：一是全球范围的经济、文化扩张主义；二十不顾时势境迁的时间范围的自我中心论。这两种世界文化观最终都没能在各自的形成过程中取得成功。但由于相互碰撞，东西方文化出现了难得的认同。认同之一是，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引发了对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研究；认同之二是，在中国，这种研究表现为近代社会知识分子追求进步、自由，图强自主的“西学东渐”。由于西方对中国的不断研究和认识，最终促成了近代一门新的学科——“汉学（Sinology）研究的形成。 汉学研究的范围在近代西方涉及面广。它包括对中国社会、政治、历史地理、语言文字、哲学、宗教等诸方面进行系统研究，是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欧洲，法、英、德等国已经逐渐形成一支职业化的汉学研究队伍，开始了种种专业研究。这种专业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来华传教士作为研究汉学的一支重要力量从中发挥巨大作用。传教士凭借他们在华传教的亲身经历，以及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以著书立说、出版发行等
海外汉学研究授课讲义汇总
海外汉学研究 授课大纲 授课教师:润 授课系别:中文系 授课专业:对外汉语专业 授课年级:大三 授课课时:34 第一部分绪论(3学时 一、汉学研究的相关概念 (一何谓“汉学” 汉学是Sinology,指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及社会、宗教、经济、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问。 1.“国学”与“汉学”的关系 2.“汉学”与“中国学”的关系 (二何谓“汉学研究” 汉学与汉学研究的关系 (三何谓“汉学家” 二、汉学研究的研究视野 (一研究畴(容
1.关于中国文化向域外传递的轨迹和方式。 2.关于中国文化在传入对象国之后,于对象国文化语境中的存在状态。 3.关于世界各国(对具体的学者来说,当然是特定的对象国在历史的进程中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中形成的“中国观”。 4.关于在中国文化(以人文学术为主体的各个领域中的世界各国学者的具体的研究成果和他们的方法论。 (二研究立场 (三研究方法 三、汉学研究的研究状态 (一研究机构 (二研究人员及结构 (三研究困境 (四研究成果——冷板凳坐热? 四、汉学研究的课程意义 (一学术研究价值 (二学习意义结合对外汉语教学的知识结构 五、汉学研究的参考文献 (一推荐教材 《国外汉学史》,何寅、许光华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
(二主要参考书目 1.《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林徐典主编,中华书局,1995年。 2.《中西文化交流史》,福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3.《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学勤主编,教育出版社,1996年。 4.《汉语研究在海外》,石锋主编,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5年。 5.《海外中国语言学研究》,石锋主编,语文出版社,1995年。 (三其他参考文献 1.《汉学发达史》,莫东寅,文化出版社,1949年(大象出版社,2006年 2.《汉语研究小史》,王立达编著,商务印书馆,1963年。 (四影响较大汉学研究辑刊 1.《汉学研究》,阎纯德主编,1996年起。 2.《世界汉学》,梦溪主编,1998年起。 3.《国际汉学》,任继愈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所主办,1996年。 (五影响较大汉学研究书系 海外汉学研究丛书,大象出版社 列国汉学史书系,学苑出版社,阎纯德主编,2006年起。 第二部分海外汉学研究史(国别史(31学时 第一章海外汉学概述(1学时
国外汉学研究
国外汉学研究 讲稿
上编概述 对外汉语专业系列教材中没有《国外汉学研究》。本课程应改为“国外汉语研究”。 一、汉学定义 汉学（Sinology）或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社会、宗教、经济、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问。德国汉学家傅海波对“汉学”下的定义：“汉学是运用语言学方法，从中文史料来研究中国、中国历史和文明”。 如果说中国文化是源，那么汉学就是流。汉学是中外文化的混血儿，属于跨文化研究。 从传统汉学到中国学的转型。传统的，注重纯文字的考证和翻译以及对人文科学的关怀；现代的，注重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 “汉学”有宽窄两义。广义上，它可以指“一切非本土的研究中国的学问”。狭义上，则于以现代方法来考释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经典文献的学问。（刘东《“国学”与“汉学”》，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三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 “汉学”的另一种意义 经学史上有汉学和宋学两个阶段，一般说来汉学讲求训诂名物、五行谶纬，宋学讲求心性哲学，着重纲常伦理（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二、汉学研究的意义 汉学已经是外国人的研究成果，而汉学研究则是研究的研究。汉学是国学的一面镜子，有借鉴意义。任继愈先生说：“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又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以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如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诸多领域，时时迸发出耀眼的火花。”总的来说是开阔眼界。汉语是世界的，汉语研究也是世界的。就汉语研究来说，汉学主要有以下借鉴意义： 1、理论背景。国内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基本上是从西方全盘移植的。理论探索一直是国内汉语研究的软肋。蒋绍愚先生、王宁先生多次大声疾呼加强理论研究。自己不动手去探究理论，遇到语言现象便到外国学者的理论中寻求解释。规律的探究应该是很值得的鼓励的。 2、科学的研究方法。传统音韵学基本上只能区分音类，不能构拟古音。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Karlgren）运用历史比较法系统地构拟了《广韵》音。他的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商务印书馆2003）和学说在全世界影响很大，现代国内外许多有成就的音韵学家，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先后在他研究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补充修订工作。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用俄国民俗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无论是方法论还是观点方面，都令中国学者耳目一新。 3、有语言优势。德国大诗人歌德有一句名言：“谁如果只知道一种语言，他对语言就一无所知。”重要的汉学家大都精通三种以上语言（母语、汉语、其他语种）。《国际汉学》第十六辑刊登了梅维恒、梅祖麟《近体诗的梵文来源》，（大象出版社，2007），如果不懂梵文，肯定写不出这样的论文。从事汉藏语系研究也需要精通多种语言。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曾说年轻一代的学者有点土。外国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拿汉语和自己的母语进行比较。汉学家研
美国汉学的历史分期与研究现状
美国汉学的历史分期与研究现状 提要：美国汉学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业余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以时间点为界限，则可以把美国汉学分成更为清晰的三个时期，即早期( 1877 年前) 、中期( 1877 ～1928年) 、后期( 1929 年后) 。就近20 多年来国内外对美国汉学的研究来看，战后的中国学是重点。在这样的现状之下，应该加强对20 世纪前半期以及20 世纪以前的美国汉学史的研究。 关键词：汉学历史分期美国 一、历史分期 美国的汉学研究虽然起步比欧洲晚，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汉学研究的专业化和大量研究机构的建立，美国的汉学研究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今天，无论是在资金投入、学术资源方面，还是在研究模式、人才培养方面，美国均处于整个西方汉学研究的领先地位，其研究成果对中国本土学术的影响也趋增巨大。 任何学术都必然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1963 年，全美国仅有33 人获得中国研究博士学位，而到了1993 年，供职于美国大学、政府、新闻界、企业界的各类中国研究专家已逾万人，其中仅效力于跨国公司、基金会、法律事务所等机构的专家就达到5300 人之多。19 世纪时，美国没有一家专门研究中国的学术团体，汉学研究在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42 年建立)、美国历史学会( American Historical Society，1884 年建立) 中所占比例均十分有限，而目前仅哈佛大学就有10 多个与中国研究有关的机构。 如果将汉学研究限定在大学或学院研究的层面上，那么美国的汉学研究开始于1877年，这一年6 月耶鲁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此后，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也设立了类似的职位。如果从宽泛的意义上看待汉学，将商人、旅行家、传教士、外交官以及其他对中国有兴趣的人士的研究也看作汉学的一部分，那么美国的汉学史则可以追溯到18世纪。1784 年在第一艘到达中国的美国商船上，大副山茂召( Samuel Shaw) 写下了他对中国的第一印象，美国汉学伴随着中美直接贸易的产生而产生。但美国汉学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欧洲汉学从此结束了在美国的影响，实际上，19 世纪30 年代以前美国人关于中国的信息主要来自欧洲( 特别是英国)。当代美国学者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 将欧洲汉学的起源划定在17 世纪，他把基歇尔( Athanasius Kircher )、威尔金斯( John Wilkins)、莱布尼茨( Gottfried W. Leibniz) 等人利用来华耶稣会士提供的信息进行汉学研究的学者称之为“早期汉学家”( proto －sinologist) ，把他们的研究称之为“早期汉学”( proto －sinology)。①如果套用孟德卫的概念，我们可以把美国的建国元勋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潘恩( Thomas Paine )、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 ) 称为“早期汉学家”，他们都曾读过耶稣会士的著作并写下了自己对中国的看法。②19 世纪利用欧洲文献研究儒家思想的超验主义者如爱默生( Ralph W. Emerson )、梭罗( Henry D.Thoreau) 同样也可以归入这一行列，他们虽然人数很少，研究范围也很有限，但却是美国早期汉学一个不应忽视的组成部分。 对于这200 多年的美国汉学史，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分期。一种比较常见的看法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界线，理由是战前美国的汉学研究比较零散，且受欧洲的影响比较大，战后，特别是1958 年通过“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日本高校汉学教学情况简介资料
日本高校汉学教学情况简介 一、开设中国文史哲及汉语课程的日本国立、公立大学 1、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文化研究所 日本三大汉学研究重镇之一（另外两个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和民间团体东洋文库），1941年11月根据天皇的命令成立，专门研究中国重要的地志、社会民俗等。1948年4月，原外务省东方文化学院并入其中，建立了语言文学、历史地理等分学科研究部。其图书馆收藏汉籍17.7万册，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珍本、善本。 与中国古典文学相关的教学研究人员： （1）阿部吉雄（1905－）：东京大学文学部名誉教授，私立实践女子大学文学部教授，日本中国学评议员兼专门委员；专业方向：中国古代哲学；有：老子·庄子，中国哲学，朝鲜朱子学与中国朱子学，日本汉学年表等论著； （2）仓石武四郎（1897－1975）：东京大学文学部名誉教授，日中学院院长；专业方向：中国语言文学；有：中国文学史问题、尚书正义、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讲话等论著； （3）池田温（1931－）：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专业方向：中国古代史；有：律令官制和敦煌学方面的论著； （4）福永光司（1918―）：文学学士，文学部教授兼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专业方向：中国哲学；有：庄子、老子、列子、论语、中国思想概论等论著； （5）镰田茂雄（1927－）：文学博士、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专业方向：中国佛教史；有：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等论著，参加《日本古典名著总解说》编写； （6）前野直彬（1920―）：文学部教授，专业方向：中国古典文学；有：唐诗选、六朝唐宋小说选、唐宋传奇集、陆游、幽明录·游仙窟、唐诗鉴赏词典（附唐代官制）、唐代诗集、风月无尽——中国的古典与自然、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考、蒲松龄传、韩愈的生涯、宋诗鉴赏词典（附宋代官制）等论著； （7）田仲一成（1932―）：文学硕士，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专业方向：中国古典文学；有：论王国维的近代艺术思想，清代地方剧资料集等论著； （8）竹田晃（1930―）：文学硕士，教授，专业方向：中国文学史；有：中国文学史问题，搜神记，曹操——他的行动与文学等论著； 2、京都大学文学部、人文科学研究所
一个美国汉学家的独到点评 为什么汉语如此的难
. 一个美国汉学家的独到点评为什么汉语如此的难？ 任何一个喜欢思考的人看到这这篇研究文章标题后可能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对谁难?”这是个合乎情理的问题。毕竟，中国人学起来似乎没问题。当中国幼童们经历“可怕的两岁”时，正是他们的汉语把他们的父母搞得焦头烂额，而且再等上几年，也正是这些小孩就会真的用那些难到让人没办法的中文字潦草地写情书和购物单了。那么我说“难”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篇文章的语调会带有很多的牢骚和抱怨，所以我不如直接明确说出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对我来说难，一个母语是英语的人在成年时试图学习汉语，经历教科书、录音带、会话伙伴等等这样一整个过程，整个一个语无伦次的过程。我的意思是对我来说难----对很多其他的西方人来说难，他们耗费人生的一年又一年，用脑袋来撞击中国的长城。如果这就是我所要表达的全部，那么我的述就太空洞了。汉语对我来讲当然难。毕竟，任何一门外语对一个非母语的人来说都难，对吧?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如此。对一个学习者来说，并非所有的外语都同等程度的难。取决于你的母语是什么。一个法国人学意大利
语通常比一个美国人学起来更容易，而一般美国人学德语比日本人快得多，如此等等。那么，我现在争辩的是，汉语比你有可能打算去学的任何其它一种语言都难。我的意思是，专业资料Word . 汉语不仅仅是对我们(母语为英语者)来说难，而是在绝对程度上难。也就是说，汉语对中国人他们自己来说都难。要是你不相信，可以去问一个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愉快地告诉你他们的语言很难，可能是全世界最难的。(很多人甚至以此自豪，就如同一些纽约人事实上会为生活在美国最不适宜居住的城市而自豪一样。)也许所有的中国人都该因生为中国人而获颁一枚奖章。无论如何，他们总体上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他们的母语所具备的珠穆朗玛峰般的地位，他们站在其“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峰顶上，注视着卤莽愚蠢的老外们呼哧呼哧地沿着陡峭的山坡往上攀爬。每个人都听说过一个被广泛认定的事实：英语里有句成语----“这对我来说如同希腊文”，如果你在全世界所有语言里寻找这句成语的对等表达，并由此达成一个“哪门语言最难”的共识，那么这一语言学调查的结果是，汉语轻松赢得“标准难以读懂语言”称号。(比如，法语里有句成语C\\est du chinois，“这是中文啊”，等于是说：“没法看懂”。其它语言也有类似的表达)。
西方汉学答案
一、马可波罗游记的意义 《马可波罗游记》的思想文化意义： 《马可波罗游记》无疑是西方东方学中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它是第一部全面、深入介绍中国的游记，是中世纪西方对中国认识的顶峰。在本质上，它是西方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是西方文化进展中的一个环节。 1.《马可波罗游记》拓宽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马可波罗这个威尼斯富商的契丹之行，一下子把西方人的眼光拉到了大陆的最东端，欧洲以往那种地中海世界观念被突破，罗马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它拜托了中世纪地图学的幻象，构成了欧洲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2.《马可波罗游记》激发了欧洲的世俗观念。文艺复兴造就了意大利人新的性格，人们对于世俗生活的渴望，对财富的迷恋，对爱情的追求被调动起来。《马可波罗游记》成为一种意大利梦幻新生活的象征，成为一切世俗追求的理想王国。 3.《马可波罗游记》催生了近代的地理大发现。全球化的序幕开启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第一个驾着三桅帆船驶向大西洋的是一位意大利人——哥伦布，他正是《马可波罗游记》的忠实读者。他对契丹的向往使他对契丹财富渴望的西班牙国王一拍而合。 二、高本汉的成就 高本汉（1889—1978），歌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 1.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2.高本汉最大成就是对古代汉语语音的构拟。他运用欧洲研究的比较音位学原理，以及吸收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为这些汉字拟定了一套比过去精确得多的语音系
统。 3.高本汉首开中国历史声韵学研究的先驱，也开始了瑞典大学系统教授汉语的先河。他训练出了一批对瑞典汉学发展产生巨大推动的学生，如马悦然、林西莉、汉斯、卜斯温等人。 4.高本汉一生着述达百部之多，研究范围包括汉语音韵学、方言学、词典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学、艺术和宗教。在中国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创见颇多。 三、西方来华传教士汉语研究的主要成就 1.开创了汉欧双语词典的编纂工作 中国的双语词典历史悠久，佛教僧人曾编纂汉语和梵语的双语词典。 明末耶稣会入华以后，最早的双语词典是罗明坚和利玛窦编纂的《葡汉词典》。《葡汉词典》的学术地位： 第一，它是最早的汉语-西方语言对照词典之一。事实上，真正的汉语与欧洲语言对照的双语词典应从《葡汉词典》开始。 第二，它是最早的用罗马字母给汉字注音的系统，实际上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第三，它为研究晚明语言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作为中国第一部汉英字典，其影响是深远的。 第一，它为西方人、尤其是来华传教士学习中文提供了便利。《华英字典》出版后，受到欧洲各界尤其汉学界的普遍赞誉，并很快风靡欧洲大陆。 其次，对后来的词典编纂者具有启发作用。《华英字典》对日本英日字典的编纂产生了很大影响。 另外，在《华英字典》中已包含许多现代汉语语词，对现代汉语新词的创制和中
美国汉学的历史分期与研究现状概要
美国汉学的历史分期与研究现状 提要:美国汉学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业余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以时间点为界限,则可以把美国汉学分成更为清晰的三个时期,即早期( 1877 年前、中期( 1877 ~1928年、后期( 1929 年后。就近20 多年来国内外对美国汉学的研究来看,战后的中国学是重点。在这样的现状之下,应该加强对20 世纪前半期以及20 世纪以前的美国汉学史的研究。 关键词:汉学历史分期美国 一、历史分期 美国的汉学研究虽然起步比欧洲晚,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汉学研究的专业化和大量研究机构的建立,美国的汉学研究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今天,无论是在资金投入、学术资源方面,还是在研究模式、人才培养方面,美国均处于整个西方汉学研究的领先地位,其研究成果对中国本土学术的影响也趋增巨大。 任何学术都必然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1963 年,全美国仅有33 人获得中国研究博士学位,而到了1993 年,供职于美国大学、政府、新闻界、企业界的各类中国研究专家已逾万人,其中仅效力于跨国公司、基金会、法律事务所等机构的专家就达到5300 人之多。19 世纪时,美国没有一家专门研究中国的学术团体,汉学研究在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42 年建立、美国历史学会 ( American Historical Society,1884 年建立中所占比例均十分有限,而目前仅哈佛大学就有10 多个与中国研究有关的机构。 如果将汉学研究限定在大学或学院研究的层面上,那么美国的汉学研究开始于1877年,这一年6 月耶鲁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此后,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也设立了类似的职位。如果从宽泛的意义上看待汉学,将商人、旅行家、传教士、外交官以及其他对中国有兴趣的人士的研究也看作汉学的一部分,那么美国的汉学史则可以追溯到18世纪。1784 年在第一艘到达中国的美国商船上,大副山茂召
日本汉学研究数据库一览
日本汉学研究数据库一览 Sinraptor Librarry of Sinology中国学網頁捜尋器 [url]http://www.ne.jp/asahi/sinology/lib/[/url]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汉籍善本全文影像资料库 [url]http://shanben.ioc.u-tokyo.ac.jp/[/url]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目录 [url]http://www3.ioc.u-tokyo.ac.jp/kandb.html[/url] 「東洋文庫所蔵」図像史料マルチメディアデータベース [url]http://dsr.nii.ac.jp/toyobunko/[/url] ディジタル?シルクロード（Digital Silk Roads） [url]http://dsr.nii.ac.jp/[/url] アジア写真資料集成 [url]http://kande0.ioc.u-tokyo.ac.jp/ap/[/url] サンスクリット語写本 [url]http://utlsktms.ioc.u-tokyo.ac.jp/[/url] アラビア語写本ダイバーコレクション [url]http://ricasdb.ioc.u-tokyo.ac.jp/daiber/db_index.html[/url] インド?イスラーム史跡建築／ [url]http://www.ioc.u-tokyo.ac.jp/~islamarc/WebPage1/htm/index.shtml[/url] タイ語書誌 [url]http://ricasdb.ioc.u-tokyo.ac.jp/thaidb/Thai_Index.html[/url] 南アジア文献 [url]http://www.ioc.u-tokyo.ac.jp/~sadb/[/url]
美国汉学的历史分期与研究现状_顾钧
中国学 美国汉学的历史分期与研究现状 顾钧 提要|美国汉学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业余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以时间点为界限，则可以把美国汉学分成更为清晰的三个时期，即早期（1877年前）、中期（1877 1928 年）、后期（1929年后）。就近20多年来国内外对美国汉学的研究来看，战后的中国学是重 点。在这样的现状之下，应该加强对20世纪前半期以及20世纪以前的美国汉学史的研究。 关键词|汉学历史分期美国 中图分类号|K207.8 作者信息|男，1972年生，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100089。 一、历史分期 美国的汉学研究虽然起步比欧洲晚，但 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随着汉学研究的专业化和大量研究机 构的建立，美国的汉学研究步入了发展的快 车道。今天，无论是在资金投入、学术资源方 面，还是在研究模式、人才培养方面，美国均 处于整个西方汉学研究的领先地位，其研究 成果对中国本土学术的影响也趋增巨大。① 任何学术都必然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的过程。1963年，全美国仅有33人获得 中国研究博士学位，而到了1993年，供职于 美国大学、政府、新闻界、企业界的各类中国 研究专家已逾万人，其中仅效力于跨国公司、 基金会、法律事务所等机构的专家就达到 5300人之多。②19世纪时，美国没有一家专 门研究中国的学术团体，汉学研究在美国东 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42年建 立）、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Society，1884年建立）中所占比例均十分有 限，而目前仅哈佛大学就有10多个与中国研 究有关的机构。 如果将汉学研究限定在大学或学院研究 的层面上，那么美国的汉学研究开始于1877 年，这一年6月耶鲁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学 教授职位。此后，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也设 立了类似的职位。如果从宽泛的意义上看待 汉学，将商人、旅行家、传教士、外交官以及其 他对中国有兴趣的人士的研究也看作汉学的 一部分，那么美国的汉学史则可以追溯到18 世纪。1784年在第一艘到达中国的美国商 船上，大副山茂召（Samuel Shaw）写下了他对 中国的第一印象，美国汉学伴随着中美直接 贸易的产生而产生。但美国汉学的产生并不201 ① ② 详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 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清史研究》2000年 第4期；黄育馥：《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 的几点变化》，《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John M.H.Lindbeck，Understanding China： 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larly Resources，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1，p.140；David Shambaugh，ed.，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Armonk，N.Y.：M.E.Sharpe，1993，p.197.
北京外国语大学考研—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介绍
北京外国语大学考研—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介绍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所开设的专业为：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本学科设定了三个研究方向：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和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习年限为3年。毕业生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能够胜任在高校、科研院所、报社出版社等单位教学、科研、编辑、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同时，还应具有跨文化研究的视野和从事比较文学、海外中国学和翻译学等领域的研究能力。 中心鼓励研究生学习期间积极从事科研活动，如发表学术论文，参加重要的学术会议，参与中心的科研工作，除了按学校规定进行奖励之外，还将学生取得的成果纳入奖学金评定的范围和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优先考虑范围。 一、三个研究方向的课程设置： 1、国际文学关系研究: 中外文学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源远流长，中外文学之间可资比较的方面众多。本方向以事实联系为基础，从翻译、传播、接受等方面探讨中外文学以及中外文化之间的各种关系。本方向有助于学生把握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了解中外文学的基本特点，培养他们阅读和分析中外文学原典的能力。 2、国际中国文化研究: 全面研究域外汉学发展的历史、人物和著作，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路径、历史与特点，使学生从历史学角度掌握世界主要国家汉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主要特点。同时，本方向关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从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以及传播方法、传播效果评估等方面展开研究，掌握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规律与方法，在中外互动之中研究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发展。本方向让学生对域外汉学的整个发展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为他们从事国别汉学的个案研究提供背景知识和方法论借鉴，对中国文化在域外传播的总体有所把握，为在跨文化背景下展开中国文化的传播研究打下基础。 3、跨文化翻译史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西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都体现为翻译史研究，不论是中国早期的佛经翻译文学，还是古希腊、罗马对异域文学的翻译，都展现出了跨文化翻译的特点。跨文化研究史研究方向，主要是对文化翻译、翻译作品以及翻译理论，从历史上进行理论研究。近年来，伴随
海外汉学研究的重要网站介绍
海外汉学研究的重要网站 海外汉学板重视海外汉学相关电子书的收集,也注意相关网站\论文资料的收录.今乃特开一贴收录汉学研究相关网站,希望大家帮忙补充! 1.国内的海外汉学研究网站 华东师大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 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心： 智识学术海外中国学 海外学人博客： 宋明炜： 2.日本汉学研究数据库一览（转自数典） Sinraptor Librarry of Sinology中国学網頁捜尋器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汉籍善本全文影像资料库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目录 「東洋文庫所蔵」図像史料マルチメディアデータベース ディジタル?シルクロード（Digital Silk Roads） アジア写真資料集成 サンスクリット語写本 アラビア語写本ダイバーコレクション インド?イスラーム史跡建築／ タイ語書誌 南アジア文献 中国絵画所在情報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ァヅァ古籍电子图书馆 Kanhoo!東洋学サーチ 日本所在漢籍Database Kambun Database 日本漢文学書誌データベース
Digitales Turfan Archiv（德国） ... /dta_chu_index.html 三國志辞書の頁 DOKISHA (Daoqishe) Home Page 东京大学图书馆 日文资料检索 ... 20&result=short 倉頡計畫 草原考古研究会 日本中央アジア学会 内陆アジア史学会 遼金西夏史研究会 高句麗研究会 萩原正樹のホームページ(詞学) 西夏文字の世界 包山楚簡データベース 楚簡データベースindex 龍大大谷文書：全画像?書誌 奈良文化財研究所木簡データベース 漢籍データベース 漢籍リンク 中国経典文学工具書録（Big5）（美国）『睡人亭』 中国史沙龙 东亚绘画史研究文献目录 历代书法碑帖集成
北外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介绍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介绍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成立于1996年。十余年来，中心以沟通中外文化为己任，整合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整体学术力量，在继承北京外国语大学“将世界介绍给中国”的优良传统的同时，承担起“将中国介绍给世界”的新的历史使命，旨在探索中国文化在全球发展的战略问题，探究中国文化在世界各民族中间的传播和影响，对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中国文化研究给予学术观照，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下追踪中国文化典籍外传的历史与轨迹，梳理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的历史、人物和各种译本，研究各国汉学（中国学）发展与变迁的历史，并通过对各国重要的汉学家、汉学名著的翻译和研究，勾勒出世界主要国家汉学（中国学）的发展史，从跨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揭示世界各国的中国形象及其形成的机制，探索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轨迹和路径。 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从创建到发展至今，始终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届校领导的支持，一直是学校大力建设的科研单位和重点学科。 1996年以来，在陈乃芳校长的支持下，汉学中心得以建立。陈校长主动约谈张西平教授，了解汉学中心的情况，并决定每年向中心拨付定额活动费用，使得中心最初的工作得以展开。 2005年郝平教授调任北外校长，他的到来使汉学中心发生了质的飞跃。郝平校长第一次到中心调研，看到中心出版的一批高质量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和西方汉学史书籍，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在郝平校长的关怀和指导下，汉学中心有了两个方面的根本性变化：第一，学校拨付专款支持汉学中心的学术发展和出版事业；第二，中心工作得以一般的学术研究层面提高到学校发展战略的层面。 陈雨露校长、韩震校长先后上任后，均到汉学中心视察，参观中心的办公、科研区域，与中心人员座谈，听中心负责人介绍中心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国内外学界所积累的学术影响，两位校长均根据汉学中心的学术特点，对中心的工作提出了宏观指导和具体指示。 陈雨露校长指示：“在积极倡导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大形势下，汉学中心应该抓住机遇，发挥研究专长，积极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做出切实的贡献，为学校科研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尽力。”
海外汉学研究的论文
贺铸《青玉案》的两种英译本对比赏析 林思婕 对外汉语0801班 U200816394 内容概要： 一、引言 二、贺铸《青玉案》原词及中文翻译 三、两种英译版 四、两种版本的对比赏析 五、总结 关键词： 《青玉案》英译宋词对比赏析 正文： 一、引言 贺铸的《青玉案》是我最喜欢的一首宋词。那种青春年华的孤寂与愁绪，伤流年，叹闲情。那种无以名状的忧伤似烟草，似风絮，似黄梅雨，叫人欲罢不能、欲说还休。唯有春天，总是那么姹紫嫣红、风情万种，而人生的青春那么短，更痛苦的是还无法与佳人相共韶华。这怎不叫人断肠？ 初中时偶邂这首词，便爱上了它。最喜欢那“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绝妙比喻。 后来高中时再背这首词，便喜欢那句“锦瑟年华谁与
共”。那时的我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生，学习之余也常常渴望能遇到此生致爱。 现在大学了，重读这首词便喜欢这句“彩笔新题断肠句”。将“彩笔”与“断肠”并列，更加对比出诗人的内心悲凉。 二、贺铸《青玉案》原词及中文翻译 青玉案——【宋】贺铸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 锦瑟年华谁与度？ 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飞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 若问闲情都几许？ 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中文翻译： 偶然的一次机遇，使作者结识了词中所写的这位女子。但她未能到横塘来，便只好看她姗姗而去了。你青春的美好年华将怎样度过呢？想象着的情景是：大概你是在桥上踏月，院落赏花，或者生活在有着雕花窗子的朱阁里面吧。天空，碧云缓缓流动；地下，临水的岸上香草轻轻地摇曳。伫望既久，望断云天，而―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江淹)。愁情难遣，于是希望象江淹那样能有一枝五色彩笔，写出动人的诗句来——可是即令有，恐怕也只能写出肠断魂销的伤
论美国汉语教学历史回顾与现状
美国汉语教学历史回顾与现状 姚道中* 张光天? 美国的汉语教学一直以大学的汉语教学为主，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最初的几十年美国汉语教学发展比较慢，1970年以后发展的速度变快，最近几年的发展尤为神速。开设汉语的学校以及学习汉语人数都在大幅度地增长。本文旨在回顾这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汉语教学的历史，并且介绍一下目前汉语教学的情况和未来发展的趋势。 美国汉语教学的历史 为了讨论的方便，本文把美国汉语教学分成两大类：主流学校的汉语教学和非主流学校的汉语教学。主流学校指的是正规的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汉语是学校开设的正式课程，学生在主流学校学习汉语可获得学分。主流学校以外的学校一律算做非主流学校，包括中文学校、政府机构开设的语言学校及课程、商业语言学校等等。 19世纪 主流学校 美国主流学校的中文教学是从大学开始的1。美国的汉语教学也一直以大学的汉语教学为中心。第一个把中文列入课程的大学是耶鲁大学。1871年有位以范南（Van Name）为姓氏的先生在耶鲁大学开课介绍日文和中文的“要素”2。可惜他的教学内容及中文水平如今已不可考3。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答应将 * 姚道中。美国亚利桑纳大学亚州研究博士。夏威夷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学系教授。孔子学院联执院长。2005年起担任美国AP测试阅卷主任。 ? 姚张光天. 美国波士顿西蒙斯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硕士，夏威夷大学亚州研究硕士。负责管理夏威夷大学亚洲部的中文藏书。 2008年当选北美东亚图书馆协会中文资料委员会主席。
其藏书捐给大学图书馆时，曾敦促耶鲁大学尽快设置一个中文教授职位。由此可知范南先生的专长并非中文，故需另外聘请一位精通中文的教授4。1877年耶鲁大学聘请了刚从中国回来的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 为中国语言及文学教授5。卫三畏是最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之一，也是美国汉学研究的先驱者。据称他是当时唯一能说流利中文的美国人6。1877年2月在中国营口经商及担任美国驻营口领事的弗朗西斯·奈特（Francis P. Knight）写信给哈佛大学校长提出了筹募资金在哈佛大学设立中文讲座的建议，为有志于前往中国工作的专业人士提供学习中文的机会。哈佛大学接受了奈特的建议，开始在中国招聘中文教师，两年后请到了当时在英国驻宁波领事馆工作的安徽人戈鲲化7。戈鲲化(Ko K'un-hua)于1879年10月22日正式开班授课。戈鲲化收的第一个学生是他的英语老师。卫三畏曾经于1880年去拜访戈鲲化。事后卫三畏跟朋友说戈鲲化的学生比他的多一倍，戈鲲化有一个学生，而卫三畏没有学生8。戈鲲化是第一个在美国大学教授汉语的中国人，上课时穿着清朝的官服，教南京口音的南方官话。戈鲲化在哈佛的教书生涯并不太长，于1882年2月14日因患肺炎过世9。他在美国一共只教了四、五个学生10。 耶鲁和哈佛都是财力雄厚的私立大学，设立中文课程应该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没有容闳和奈特两位先生的推动，恐怕校方不会想到要开设中文课程。可以说美国汉语教学的历史是由个人的推动而开始的。美国西海岸的加州大学是顶尖的公立学校。该校在1890年设置了中国语言文学的教席，可是直到1896年才请到了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 担任这个职务11。由此可见美国的中文教学有一个坎坷的起始。19世纪时的美国人似乎对学习中文没有什么兴趣。 非主流学校 严格说来，美国的中文教学是从非主流学校开始的。1848 年，为了满足华工的需要在美国几个大城市的中国城有了广东话课程12。1870 年旧金山有了为华裔子弟开设的中文学校。1874年美国东海岸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市也有了中文学校，教授的是文言文。1881年夏威夷开设了第一所中文学校，当时夏威夷尚未成为美国的一个州。1892奥勒冈州的伯特兰市也有了中文学校13。19世纪美国东西海岸的中文学校以西海岸为多，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移民分布的情况。由
海外汉学期末
海外汉学研究 填空（5*1） 单选（5*2） 多选（5*3） 概论 1朴学，即质朴的学问。汉代儒生研习儒经，注重名物训诂考据，尤其是古文经学派，因而后世常称汉学中古文经学派为“朴学”。朴学又称考据学，针对理学的空疏而言。“乾嘉朴学”继承东汉许慎的古文经学，故又称“汉学”、“考据学”。 2传统汉学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 现代汉学则以实用为原则，主要兴趣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社会生活各层面。3汉学的性质 1.汉学的历史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 2.汉学是一门在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或多变文化关系的近代边缘性学术。 3.汉学的借鉴与启迪作用。 4世界汉学可分为三大板块： 周边国家的汉学（日本、韩国、越南） 俄罗斯汉学 西方汉学 5旅游汉学《中国与印度游记》、《马可·波罗游记》、吕布吕基思《远东游记》、雅各布·德安克纳《光明城》、贝尔西奥《中华王国的风俗与法律》、《利玛窦中国札记》、亚历山大·德·罗德神甫《在中国的数次旅行》、南怀仁《中国皇帝出游西鞑靼行记》、李明《关于中国现状的新回忆录》 6传教士汉学西班牙的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这部书被誉为汉学的第一部著作，它对中国的政治、历史、地理、文字、教育、科学、军事、矿产资源、物产、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第一次作了百科全书式的介绍 7专业汉学雷慕沙于1814年12月11日在法兰西学院创设“汉语和鞑靼-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开始的。 朝鲜 1在三国中，高句丽最早接受中国文化、最早使用汉字。 2宗大王创制正音文字，1446年颁布施行《训民正音》，“甲午更张”后，立谚文为正宗文字。1910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后，汉字被彻底废除 3古代朝鲜汉语教材 《老乞大》：元末明初以当时的北京话为标注音编写。 《朴通事》全书用对话或一人叙述的方式，介绍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训世评话》：李边，汉语文白对译的形式，在中国的民间传说或笔记小说中节选了65则古今名贤节妇的故事。 4崔溥《飘海录》迄今所见古代朝鲜最早的一本中国行记专著 5李滉创立了的退溪学派，李珥创立的栗谷学派，两个学派立足于朱子学的理气论 关于李杜优劣问题：以杜诗成就为准绳衡量朝鲜诗人的成就已成为惯例。李朝梁庆遇《霁湖诗话》中极力称道卢守慎五言律诗所取得的成就 6《太平广记谚解》其中收录了14篇并非原《太平广记》的作品，如《红梅记》，其蓝本是明朝周朝俊的《红梅记》。周作是根据瞿祐《剪灯新话》中的《绿衣人传》改编的。此外，李昌祺《剪灯余话》中的《胡媚娘传》也被翻译成朝文，收入此《谚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