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本的军票侵略

抗战时期日本的军票侵略

●　张赛群

(南京大学　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　为了保障军费支出,寻找物资供给以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以及为了打击法币、削弱中国的抗战实力,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中、华南占领区,发行了军用手票,即军票。军票自始至终无任何准备金和无充分物质基金保障,其发行也对中国的抗战和广大群众的生活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关键词〕　抗战时期;军票;侵略

〔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3)03-0139-03

军票即“军用手票”,本是日本侵略军在其占领区开支经费的一种支付凭证。抗日战争时期,它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沦陷区经济资源,削弱中国抗战财政、金融实力的重要手段。本文试图就军票发行原因、特征及其影响等方面对之加以剖析,以求进一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

一

为了调拨军用物资和掠夺占领区经济资源,抗战不久,日方在其华中、华南占领区发行了军用票,以便进一步掠夺占领区资源,弥补因长期作战所造在的巨大消耗和应付以后的持久战争。具体说来,日方发行军票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是为了避免日银券贬值,影响其本国经济。“八?一三”上海战事挑起之后,日军在华中以日银券来支付军费,而没有马上使用军票①。一方面,日方尽可能地从其本国输送军需品来华,避免在上海发生支付关系;另一方面,日本将士的薪俸及就地开支概用日银券支付。随着战争的扩大,“军费支出浩繁,日金流通在外者为数至巨”②。为了不影响日本本国货币价值,日本政府严格限制把日银券带回本国。这一限令,使得日银券大量充斥于上海及其周围地区,并导致了上海日银券的贬值。相应的,其对法币及对美元、英镑的比价与日本国内相比,产生了一定的差异。在此情形下,“犹太侨民大量收罗日金,私运回日换取英美货币。”③而这对日本政府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为,日本国内不仅黄金外汇储备有限,同时国内资源也相当缺乏,生产很大程度上依靠国际市场,尤其是吞吐量极大的英美市场。战时,日本对英美及其属国的军需物资,如对石油、废铁、原棉、羊毛、橡胶等的需求大大增加。而这些物资的获取,都必须以大量的外汇来支付。因此,为了控制外汇储备的外流,日方需要一种与其本国金融相脱离的通货。

其次是为了掠夺占领区的物资。上海抗战开始,日军日益卷入战争的深渊。其战时物资供应除靠日本国内支持之外,也愈来愈依赖于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尤其是就近的占领区市场。因而日方对能套购国际市场资源及占领区物资的法币的需要也日益迫切。但另一方面,“七?七”事变之后不久,国民政府即颁布了《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及上海市银钱业分会四项补充办法,严格限制市面法币流通额,试图通过限制提存、减少法币流通等手段来稳定市面。同时,国民政府还同上海各英美外商银行订立“君子协定”,规定这些外商银行不再向抽逃资金及投机者供汇,不出售外汇期货。这些措施虽然主要是基于战争爆发而采取的应对办法,但客观上却导致了日军筹集法币的困难。从而也不利于日军所需物资的掠取。

再次是为了打击法币,降低沦陷区人民对法币价值的信任,削弱中国抗战能力。日方发行军票的目的之一的在于取代法币,获得沦陷区金融方面的垄断地位,从而操纵占领区的财政经济命脉。“七?七”事变后,日本想方设法破坏关内的金融,扰乱和削弱中国的经济。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地区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全国的金融中心所在,自然也是法币基础最巩固的地方。因而也必然是日军政治、军事、金融必争之地。日本处心积虑对法币加以破坏,还由于法币与英美外汇直接挂钩。抗日战争以前,国民党政府规定法币法定汇价为法币1元合英镑1先令2便士半,合美金3角,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地区仍勉力维持外汇市场,法币在一定程序上和一定范围内可以换取外汇。因此为了获得外汇和取代法币,日本内阁推出了一种没有任何准备金,主要依靠政治军事势力强制流通的军用通货,而这显然对法币是一种巨大的威胁。

二

就军票的发行及其流通过程来看,它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非规范性。军票发行的非规范性首先体现在军票价值保障的缺乏。纸币作为货币的代价符,本身只是一种信用货币,失去信用就难以维持,因而纸币必须要有价值后盾作为信用基础。一般说来,纸币发行之初,发行机关势必预备一定比值的准备金(以通用货币的形式),以维系银行和民众之间的信用。而1937年10月22日日本内阁发出的《军用手票发行要领》只是规定,“有关军用手票价值之维持由军

部谋求适当之措施。”对于发行准备则没有任何规定。以后,尽管日方推出一些物质保障和价值维持措施,使军票流通获得了一定的物资和资金支撑,客观上也给军票赋予了一定的的价值,但这仅是一种事后推出的不充分和不稳定的维持军票价值的手段,与严格意义上的发行准备不可同日而语。同时纸币本是一种银行信用货币,是民众与银行及政府之间的信用关系,其价值由军部来维系,显然不合货币发行一般常理。维持纸币信用的第二种方式是建立与另类通用货币的联系,以求在此种纸币信用基础崩溃时,民众可以转而依靠另类货币,当然这只是信用基础已失的一种补救措施,但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序上赋予了此种纸币一定的信用。军票发行之初,虽承认与日元的等价关系,但军票发行要领却规定,“军用手票与日本通货之兑换暂不实行。”1938年以后,军票一度可以与日银券之间进行交换,但不久,日本政府又推出了回收上海地区的日银券,限制日元在沪流通的措施,从而使军票又失去了这一信用保障途径。

其次,军票发行的非规范性还体现为军票发行毫无计划,一切视军需而定。1937年10月,军票发行之时规定,“根据中国事变派遣部队使用军用手票,管理办法之规定发行军用手票,原则上使用于中国(华北除外)派遣军之军人军属薪俸、薪金以外之开支。”④这里提到的军票管理办法第一条除了规定“政府为便于供应军费开支,在预算范围内发行军用手票”⑤之外,对于军票发行额自始至终没有明确的规定,以后,军票流通范围,发行数额皆视军事发展进程而定,

。

再次,军票发行的非规范性还表现在军票票面的不规范上。军票最初采用一种劣质纵形纸张,后来干脆就地利用未印号码的日银券。军票票面上没有发行银行,也只有到1940年起,才开始编列号数,极不规范。

(二)强制通用性。纸币的出台本应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水道渠成的趋势,但由于军票有民众间丧失信用基础。因此军票实行初期信誉极低,在上海遭到普遍的抑制。“除了军方指定的商人以外几科都不接受,而且就连这些指定实人也有的拒绝接受军票。领到军票的人也立刻将它拿到银行换成日银券,再次进入市场流通领域的几乎看不到。”⑥为了扩大军票的流通,日方开始强力推行军票。1938年8月,日方设立由陆海军、大藏省、兴亚院、日本银行的代表共同组成的军票对策委员会,策划强制推行军票。同年9月,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必要时可以军票收回日银券。11月,日方禁止在华使用日元。以后,日方又采取一系列强制性措施:开始在上海实行军票票据交换;强迫以军票支付日元存款;规定在沪日本机关和企业以军票开支;规定从上海向沦陷区运输物资,无论是建材还是普通民用品,都必须经过有组织的贩卖协议会的机构运出,原则上,这种贩卖直到最终消费都须依靠军票进行⑦。

(三)侵略性。从货币角度来看,发行一种只有流通职能、支付职能,而无价值尺度职能的支付凭证,这本身即是对人民财富、物资的一种掠夺。以后,侵略性也贯彻军票发行的始终。以军票的价值维持为例,根据1939年9月军票对策委员会的决定,军票价值的维护主要从调节军票投放量和确保垫偿物资两方面着手。前者主要是设立各种价值维护资金,以便在军票价值下落时,购买军票。在这方面,日方也有一定的投入。如1940年10月至1941年7月,日方又曾提供了351562美元和19万英镑,直接用于维持军票市价⑧。但军票价值主要依靠法币调节。而日方获取法币的手段,如攫取关税、倾销日货、武装走私等都带有明显的侵略性。确保垫偿物资主要通过宣抚用品配给组合,及以后取代该组合的“华中军票交换用物资配给组合”(简称“军配组合”)来开展。前者即日军强行从百姓手中收购军需物资,而后又廉价将一些日常用品卖给中国百姓,其中军票是买卖这种“宣抚品”的唯一支付工具。后者与前者性质相似,两者皆是通过对物资实行全面统制和严格实行军票买卖,来谋求华中军票价值及扩大军票流通。而“军配给合”自1941年7月后,其物资来源就以占领区为主,其侵略性亦更加明显。

(四)阶段性。军票发行因战局发展和侵略政策的需要,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最初日本政府发行军票只是将其作为实施军需物资现地调配的一种暂时性的试用证券。但随着战局的持久化,军票作为掠夺军需物资的经济性武器的意义更加重大。相应地,军票的性质也强制性地转为一般通货,成为配合日方“以战养战”战略的一种策略手段。1938年8月以后,日本政府即开始赋予军票一般通货的职能。与军票性质阶段性同步的是军票流通过程、使用范围及发行数额的阶段性。从流通过程看,1937年11月5日,日军柳川兵团在杭州湾登陆后,正式开始使用军票。1938年7月,日军在广东省登陆后,开始在广东使用军票。广州、武汉沦陷后,军票开始在整个华中、华南日军占领区流通。军票使用初期,仅限于派遣部队之薪俸、薪金以外之开支,以后在日本政府及军方的合力维持下,流通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到糖、海味、棉布、棉纱运输公司及报关行等业用以解交日商贷款、水陆运费、暨购买火车、轮般客票之需⑨。相应地,其流通数额也明显增加。以华中地区为例,1939年6月为3131万元,当年全年为5598.6万元,1940年度为10132.3万元,1941年度达到14977.9万元,1942年度为19114.2万元。除此之外,华南一带军票流通额也有增加。

三

军票的发行,在对沦陷区的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的同时,也严重削弱了中国的抗战力量。

首先严重打击了日占区的法币。华中、华南法币基础巩固,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地区,是法币集中流行的区域。日军占领华中后,基于套汇、掠夺物资等各方面的考虑,没有立即采取逐法币的政策。相反,对之既排斥又利用。一方面,通过强夺其流通领域,迫使法币贬值,甚至伪造法币⑩,扰乱中国经济。另一方面,日方又利用法币维持军票价值和套购外汇。如前所述,军票价值的维持主要依靠法币。日方利用掌握的一定数量的法币,当市场军票行情低落时,就抛出法币购买军票;当军票行情上升时,就出售军票吸收法币。而日本的套汇活动,直到1941年7月英美宣布冻结中日的资金,日寇套购外汇严重受阻,及太平洋战争爆发

之后,日本套取外汇已无可能时,才决定停止使用法币,并将搜刮到的大量法币向国统区套购战略物资。日本侵略者这一政策给国统区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使国民党政府无法抢购沦陷区的战略物资,从而加深了国统区的物资恐慌;另一方面,法币被逐出日伪统治区之后,大量涌入国统区,也加剧了国统区的通货膨胀。总之通过一系列的打击和利用措施,使得“以往中支占领区的经济是在军票依赖法币的基础上运作的,然而,现在可以说已经表现出向相反方向转变的可能性。” 瑏瑡从而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抗战能力。

其次掠取了大量的外汇和物资。30年代的加紧扩军备,使得日本国内1936年始即出现巨额入超。战争期间,非军事工业的衰弱,广大中国市场的丧失和各国抵制日货的峰起,都使日本对非“日金集团”的贸易输出益加困难,而与此同时,日本对非“日金集团”(尤其是英美市场)的物资需求却因战事的延深而日益增加。这就导致战时日本外汇不足问题和物资紧缺问题更趋恶化。而沪战之初的上海仍维持外汇的自由买卖,之后,国民党政府虽曾实行外汇管制,但在上海仍借助中英外汇平准基金维持着外汇黑市。日本便设法在黑市进行套购活动。据估计,从1938年6月到1940年敌伪套汇的外汇金额至少达到2亿元之巨 瑏瑢,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以军票套购所得。而后,日方又以这些外汇向英美等国购买原料、燃料及军用物资,并直接从国统区购买战略物资。这样,通过套购外汇和物资,日方不仅消耗了中国财力、抗战能力,同时又得以从国际市场购买军需物资,支撑其侵略战争。其危害性,正如孔祥熙所说,“我流通于游击区之法币,敌人既百端压迫,强为兑换,或用武力收兑,或以日货贸易,法币当有一部流入敌人手中。此项流入敌手法币,以之购外汇,则影响我汇市;以之收买我物资,则间接取得外汇,亦均具威胁之势。” 瑏瑣

此外,日本侵略者用军票掠夺了大量的物资,造成广大沦陷区和国统区物资供给的困难。以后军票的大肆发行,也加剧了沦陷区物价和的飞涨和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如以1936年的批发指数为100,到1941年,上海已涨至1099.3,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物价上涨进一步猛烈 瑏瑤。物价飞涨受害最深的无疑是广大劳动人民。上海工人的生活费用指数,如以1936年为100,1941年为826.84,1942年即达1993.56,1943年更达到7225.65 瑏瑥。在此情况下,普通工人和贫民的生活急剧恶化。

注　释:

①(日)东亚研究所:《中国占领区经济的发展》1944年版,第499页。

②③《沪分处为复调查日推行军用票情形代电(1940年2月9日)》,转引自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417页。

④⑤清水善俊:《中国事变军票史》第4、5页。日银调查室编《日本金融史资料》昭和篇(29)1971年。

⑥古忠厩夫:《中日战争期间华中经济战的一个侧面》,《上海研究论丛》,第9辑,第289～290页。

⑦

瑏

瑡《山崎经济研究所上海分室(秘)报告》1940年12月。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0、63页。

⑧吴景平等著:《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245页。

⑨《四联总处上海分处秘快邮代电》(1940年1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0页。

⑩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8卷,1999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58页。

瑏瑢寒芷:《战后上海的金融》,香港金融出版社1941年4月版,第14页。

瑏瑣《孔祥熙关于1937年～1939年财政实况密报》,《民国档案》, 1993第1期。

瑏瑤

瑏瑥《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84页。

责任编辑:汉河;校　对: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