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桂林抗战文化旅游资源的现状
浅析桂林抗战文化旅游资源的现状
摘要：桂林不仅坐拥甲天下的山水风光，也是全国首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同时，在抗战时期，桂林还是中国大后方的抗日文化中心，是抗战文化的聚集地，拥有着丰富的抗战文化旅游资源。本文浅析了桂林抗战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意义和开发现状，找出桂林抗战文化旅游开发中存在的几点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对策。
关键词：桂林；抗战文化；旅游资源开发
“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推动旅游业特色化发展和旅游产品多样化发展，深度开发文化旅游是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1]桂林是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其中包含着极具价值与内涵的抗战文化资源，不仅是桂林旅游业中一笔不可多得的物质财富，更是桂林的独特的爱国主义教育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财富。发挥桂林抗战文化的作用，以抗战文化旅游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这对发展多元化的桂林旅游模式和文化产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桂林丰富抗战文化资源可以分为以下8类：[2]
类型具体内容
抗战政治、军事机构活
动遗址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及纪念馆、中共桂林市城工委旧址、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遗址等
指挥地及战场遗址桂林保卫战战场遗址，包括桂林城防指挥所、陆军第三十一军指挥所、象鼻山、叠彩山战斗碉堡及战壕等
抗战英雄活动遗址和死难烈士纪念碑、塔、墓叶挺将军被囚处及活动地、钟毅将军墓、三将军墓、八百壮士墓、音乐家张曙墓
抗战文化机构活动遗址《救亡日报》社及印刷厂旧址、桂林<大公报)遗址、
广西省立艺术馆暨西南剧展旧址等
日军侵华罪行和桂林人民灾难遗址临桂马埠江村燕岩(白骨洞)惨案遗址、雁山王家村黄泥岩(白骨洞)惨案遗址等
国际援华抗战、反战机构及人员活动遗址美国飞虎队桂林秧塘机场旧址、兴安县猫儿山美国飞机殉难遗址、苏联援华陆军中校巴布什金墓等
名人住址、故居周恩来、叶剑英莅桂住址、何香凝桂林故居、阳朔徐悲鸿桂林故居、李济深故居、李宗仁故居、官邸等
抗战标语、石刻灌阳县“红军北上抗日去”标语、七星山曾公岩岩洞标语、张壮飞抗日石刻等
一、发展桂林抗战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要意义
1、有利于传承抗战文化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发展抗战文化旅游，可以进一步激发强烈的爱国情怀，培养“奋斗不息、生命不止”的革命信念，传承革命文化和发扬抗战文化精神。通过实地游览参观抗战遗址、旧址或博物馆，就地缅怀革命先烈，有利于增强人们革命信仰，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尊严和民族自信心。
2、有利于提升桂林文化软实力，塑造桂林新形象
桂林抗战文化旅游资源具有极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其文化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在全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是一个很有影响的独特的文化现象。文化软实力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精神保障，是建设文化城市必不可少的目标规划和城市向前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发展抗战文化旅游，将其与山水文化相结合，展现桂林独特的文化魅力，提升桂林文化软实力，走出一条“绿色山水、爱国精神、自强不息”的创新品牌之路。
3、有利于发挥桂林抗战文化韵味，提升桂林旅游文化的品位和形象
桂林不仅以秀丽的自然山水风光闻名于世，而且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抗战时期，桂林成为大后方著名的抗战文化中心，享有“文化城”的美誉，拥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目前由于市场的需求桂林旅游以自然风光为主，人们对历史文化的关注度骤减，尤其是抗战历史文化，桂林城市的历史文化韵味逐渐淡化。因此通过发展桂林抗战文化旅游，以丰厚的抗战文化底蕴和多元化发展形式吸引更多人的目光，引起更多人对抗战文化的兴趣，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提升桂林抗战旅游文化品味和形象的作用。
三、桂林抗战文化旅游开发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桂林虽然拥有着丰厚的抗战文化底蕴，通过调查获悉，桂林抗战文化资源在保护、开发与利用程度显然不够，桂林抗战文化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存在许多等待解决的问题。
（一）抗战文化旅游资源破坏严重，保护与管理不到位
资源保存的完整性是旅游开发的必要前提，桂林抗战文化旅游资源在开发的
过程中遭到严重破坏。随着桂林旅游现代城市的建设，拆迁与建设步伐的加快，不少文化资源特别是城市中心地带的一些遗址因为人为因素影响而被损毁。同时由于桂林旅游开发的重心以山水、古城为主，在抗战文化旅游资源上缺乏有效的管理，保护和修缮的不到位，使许多的抗战文化资源处于一个恶劣的环境中；其中突出表现为制度规范上的管理缺失，很多名人故居、抗战文化遗址的周边沦落为停车地和商贩买卖地，保护与管理严重不到位，如位于市中心太平路的《救往日报》社旧址。
（二）抗战文化旅游开发水平低，旅游开发形式单一
桂林抗战文化旅游发展至今，从现有抗战文化旅游产品来看，抗战文化旅游产品大都是以故居、纪念馆、纪念碑园(亭)、抗战遗址等为依托的静态参观型旅游产品为主。这样的旅游形式缺乏生动性、趣味性以及观众的可参与性，不符合现代旅游者的旅游消费需求，很难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和回头率。同时抗战文化旅游具有很强的实效性，在特定的时间内可以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主题活动为契机吸引众多旅游者，活动过后也没又继续开展其它特色活动，旅游开发形式单一，游客重游率较低。旅游市场的旅游产品种类繁多且彼此相互竞争，抗战文化旅游在这样的环境下，单一形式的旅游开发现状迫切需要得到改变。
（三）抗战文化旅游知名度不高，宣传力度不足
桂林作为世界著名的旅游文化名城，其独特的山水风光旅游是桂林对外的品牌，桂林有着大量的抗战文化旅游资源，抗战文化底蕴雄厚，然而其旅游人数却寥寥无几，对桂林抗战文化旅游缺乏基本的了解，旅游的知名度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有：桂林抗战文化旅游起步晚，发展规模小而分散；旅游形式单一，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不强；未能深入挖掘抗战文化旅游资源内涵，缺乏抗战文化旅游的精品；同时也由于宣传力度的不到位，使得丰富的抗战旅游资源被埋没，导致桂林抗战文化旅游知名度不高的现状。
四、推进桂林抗战文化旅游开发的几点建议
（一）以政府为主导，加强桂林抗战文化资源的保护与管理
政府作为抗战文化旅游开发的规划者、决策者，承担着保护与开发抗战文化资源的责任。加强政府对抗战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意识，通过政策法律和财政等手段对桂林抗战文化资源进行有效的修缮保护和管理，在抗战文化旅游的开发
上实施统一的规划和综合开发。首先由省、市政府相关部门牵头，对桂林抗战文化资源进行系统的、全面的整合，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保护和开发的政策管理措施，并把措施具体的落实到桂林抗战文化资源上；其次政府应加大对桂林抗战文化资源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桂林抗战文化，参与到保护与传承桂林抗战文化的行动中来；最后以政府主导，有选择地将部分抗战文化资源打造成为桂林抗战文化旅游精品，以旅游发展促进抗战文化资源的保护，使桂林抗战文化旅游资源得到行之有效保护与管理。
（二）开展抗战文化主题系列活动，多角度发挥抗战文化旅游资源优势
开展系列活动、多元化开发抗战文化旅游资源，改变桂林抗战文化旅游开发形式单一的局面。第一，结合“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开展抗战文化主题活动，通过把“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与抗战文化旅游进行有机结合，以游客宣讲、互动参与的形式积极开发游览活动。第二，与时俱进，开展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活动，以抗战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作为沟通的纽带，开展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可以增进双方了解，促进桂、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第三，举办国际性的纪念活动。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纪念日”为契机，美国飞虎队秧塘机场纪念馆为媒介，通过邀请各地包括港、澳、台、美等在内的二战老兵等人参与纪念活动，从而扩大桂林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
（三）打造桂林抗战文化新品牌，加大宣传力度，加强知名度
1、以西南剧展为核心，打造桂林抗战文化新品牌
旅游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开发抗战旅游的核心是发展抗战文化，以抗战文化元素为实质，打造文化旅游新品牌。桂林抗战文化底蕴雄厚，抗战文化最大的特点在于一戏——西南剧展。西南剧展在抗日战争期间风靡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为抗日救亡运动、以及中国戏剧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发展桂林抗战文化旅游，应以西南剧展为核心。通过对西南剧展戏剧进行整合，在原有的基础上引进现代演出舞台技术；以抗战题材为背景，把爱国主义教育和抗战文化的传承融入戏曲，创作出更多的“西南剧展”戏曲作品，打造崭新的桂林抗战文化戏曲盛宴，并积极的把新西南剧展推广出去、把桂林抗战文化的品牌传播出去。
2、搭建新媒体宣传平台，加大宣传力度
新媒体是在传统意义媒体的基础上运用互联网与数字媒体技术，通过双向性的沟通，完成对信息的传播加工以及新的诠释。[3]桂林抗战文化旅游的知名度低，在宣传方式与力度上需要加强与创新，新媒体的应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桂林抗战文化旅游的宣传需求。首先通过对桂林抗战文物、遗址、遗迹等抗战文化旅游资源信息进行整合，运用新媒体，建立独立的桂林抗战文化旅游信息网站，以及手机公共微信、微博等，为桂林抗战文化旅游产品的宣传和营销提供更为广阔的宣传平台，让人们通过这个平台获取丰富的桂林抗战文化旅游信息，吸引游客的到来，从而提高桂林抗战文化旅游的知名度。
参考文献
[1]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政府网站.
[2] 李建平主编. 《抗战遗踪——广西抗战文化遗产图集》.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3] 刘海玲.试论新媒体在旅游风景区营销中的作用和用途，《中国报业》.2012年第14期.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经典之作
2014年5月，广西师范大学将田汉七十多年前的话剧《秋声赋》重新搬上了舞台，该剧在广西师范大学、桂林和南宁数轮演出，都引起了轰动效应，并成为第四届中国校园戏剧节入选剧目。 《秋声赋》是左翼剧作家田汉1941年创作的作品。这一年，田汉四十三岁，人到中年，进入了他人生的多事之秋。 1937年上海沦陷，田汉不得已离开中国现代话剧的摇篮上海，到武汉和长沙从事戏剧运动。1940年5月，他应陈诚之召，到重庆继续第三厅的工作。重庆期间，他与妻子林维中、女儿玛琍、儿子海云有一段黄金时代的生活。秋末冬初，前女友安娥也来到重庆从事文化抗敌工作，还带来了她与田汉的儿子大畏。安娥在重庆期间写作了长篇报告文学《五月榴花照眼明》，交给田汉指正，两人旧情重燃。田汉陷入家庭危机。 1941年发生了皖南事变，大敌当前之际，兄弟阋墙，同室操戈的悲剧煎熬着每一个明智的中国人。左翼人士纷纷离开重庆。政治环境的变化，加上安娥的存在，田汉与妻子林维中的矛盾日趋激烈，到了无法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境地。3月，田汉离开重庆到湖南。他希望这个离开能够带给他转机，帮助他打开民族风云和个人风月的新局面。 正当田汉隐居南岳菩提园的时候，5月，杜宣风尘仆仆从桂林来访。杜宣此一南岳之行，是要说服田汉加盟李文钊创办的新中国剧社。 桂林文化人苦斗的精神重新点燃了田汉的激情，他欣然同意加盟新中国剧社。8月，为支持新中国剧社的创建，田汉举家迁到桂林。 1939年4月20日，田汉曾经带领平剧宣传队抵达桂林，住在桂林榕湖路五美园一座小楼，从事他的新戏剧运动。此次重返桂林，田汉在东灵街花桥附近住，后来又搬到龙隐岩边的施家园。安娥也来到桂林，与田汉重聚。田汉一方面与安娥志趣相投，另一方面与林维中剪不断，理还乱，再加上皖南事变之后桂林文艺界相对萧条，家庭的秋天、国家的秋天以及桂林自然界的秋天，激发了田汉的创作冲动。1941年秋冬之际，田汉完成了话剧《秋声赋》。 一天，戏剧家熊佛西携夫人叶子访问田汉，田汉朗诵刚写完的《秋声赋》，熊佛西深受感动，口占一绝相赠：名满天下田寿昌，箪食瓢饮写文章，秋风秋雨秋声赋，从古奇才属楚湘。 秋天的桂林，田汉倾力支持的新中国剧社屡遇挫折，演出票房不好，后台老板撤资，以至于创办者李文钊忍痛辞职。田汉凭着他各种人脉关系支撑着新中国剧社的运营。正是在这种极度艰难的境遇中，10月，田汉创作了话剧《秋声赋》。1941年12月28日，由瞿白音导演的《秋声赋》在桂林国民大戏院上演，连演八场，终于帮助新中国剧社走出困境。数年后田汉回忆：《秋声赋》因接触了当时沉闷空气，也描写了一些本地风光，却从1941年12月28日在国民大戏院上演起，演到第二年1月3日。这也就稳住了‘新中国’（指新中国剧社）的经济基础，给了大家再接再厉的勇气。① 话剧《秋声赋》不仅写于桂林，而且剧情大都写的也是桂林。 抗战时期桂林的秋天，秋风萧瑟，秋意伤感。 昔日情人胡蓼红的到来让在桂林从事文化救亡运动的诗人徐子羽既兴奋又忧虑。他的兴奋是因为他与胡蓼红曾经志同道合，心心相印；他的忧虑是担心婚外的情感无法得到妻子的谅解。 妻子秦淑瑾对徐子羽的婚外恋情充满怨恨，她希望丈夫和自己一起去南洋生活，保证家庭的安宁与和谐。 徐母深明大义，支持儿子的文化救亡事业，但对儿子的情感生活也不满意。因为不愿意看到儿子与媳妇整天争吵，她与媳妇秦淑瑾一起从桂林回长沙。 胡蓼红有与徐子羽生活在一起的愿望，想带着徐子羽到马尼拉。但徐子羽并不同意她的主张，并对她的变化感到不理解。为与徐子羽远走高飞，胡蓼红想赢得徐子羽女儿大纯的支持。她引导年幼的大纯叫她妈妈。大纯明确表示自己有妈妈。此举让胡蓼红既伤心又醒悟，
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及其影响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981128818.html, 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及其影响 作者：刘春林 来源：《桂海论丛》2015年第04期 摘要：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究其原因，有桂林本身的历史根源、独特 的地理位置，抗战的客观形势以及广西特殊的政治气候，进步文化人士的积极推动，更有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贯彻执行，多方因素成就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而文化运动的开展和所取得的成就，对于桂林文化，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及对于我国当代文化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情况;原因;影响 中图分类号：K265.9 ; ; 文献标识码：A ; ; 文章编号：1004-1494（2015）04-0016-05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八年抗战无疑是最悲壮的一页。抗战时期的桂林，汇集了全国大量文化名人，他们办刊、出报，他们写作、绘画，他们演戏、合唱，用文化吹响战斗的号角，激励各族人民团结抗战，使桂林成为一座举世闻名的文化城。 一、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概况 1939年，随着大批文化人士、文化机构和文艺团体的到来，桂林形成第一次抗日救亡文 化运动的高潮。1941年初在皖南事变的影响下，桂林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陷入低潮。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和香港沦陷，又有大批文化人从沦陷区辗转来到桂林，1942 至1943年，桂林再现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高潮，直到1944年春的西南戏剧展。当年夏秋，受战局的影响，文化人撤退，桂林沦陷，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结束。尽管运动在初期面临敌机轰炸的直接威胁，中期出现政治生态环境恶化，后期有文化人的生活窘迫以及文化市场上出现种种不良现象的重重困难，但在抗战旗帜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方针政策的指导和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抗战文化运动在桂林轰轰烈烈地开展。 （一）抗日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抗战期间，桂林的书店、出版社、印刷业、图书、杂志出版、社会科学研究诸多方面都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书店、出版社的建立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桂林先后有各类书店、出版社共200余家[1]2，党直接领导和影响下的进步书店和出版社，如《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文化供应社、三户图书社等，其出版物在广大读者尤其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版业的发展带动印刷业迅速增长。抗战前桂林印刷企业不到30家，大部分属手工印刷，没有一家专门印制书版的印刷厂。抗战以后，据1943年7月的统计：桂林已有大小印刷厂109家，其中从事书版印刷的大型印刷厂8
论抗战时期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
抗战时期论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 摘要： 时隔今日，抗战胜利已过了六十多年，随着岁月的推移，当年抗战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是岁月无痕，历史犹存。虽然抗日战争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灾难，但在烽火连天里，中国大地抗战文化繁荣昌盛，历久不衰。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而抗战期间的桂林，文化名人云集，各种文化运动空前高涨。许多抗战文化运动和抗战文化都在这段时期产生了，而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和文化城就是这段历史的最好见证。 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式开始了，从这时候开始，桂林就成了正式的文化抗争和军事战场。在桂林这块抗战文化胜地，有许多的抗战名人都曾在这里留下他们精彩各异的传奇故事。都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的民族的抗战事业呕心沥血过，他们的传奇事迹引起了我们对桂林抗战文化的探索和思考。 在抗战文化运动中，桂林有着很强的典型性，它的具体表现就在于文化城。而这典型桂林文化城是怎样形成的呢？一是抗日战争的大形势所决定的。抗战爆发后，北平、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大批进步文化人跑到桂林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占香港，原来逃亡香港的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又涌到桂林来；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功的结果。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同志等，以拥护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的大义，对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和桂系元老李济深，开展了巧妙而又成功的统治工作，使桂系相对地保持着民主气氛；三是桂系与蒋介石有尖锐复杂的矛盾。抗战之前，有过蒋桂大战。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把桂系的军队调到前方，阴谋借日本军阀的飞机大炮摧毁桂系的军事实力。可后来万万想不到是台儿庄大捷，反而大大地提高了桂系的威望与实力。战败后由于人民政府的领袖李济深被蒋介石囚禁在南京砀山好几年。这样，在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经历了团结和分裂，形成了复杂的矛盾斗争关系。 这样，桂林文化城就随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而波浪形的向前发展，而成为文化史上的罕见文化现象。 在那段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何香凝、柳亚子、夏衍、茅盾……用他们的民族气节勾画出一个个爱国文人的高尚情操。而他们那抗战时期的动人故事，从此更是流传于世…… 抗战时期，著名文学家夏衍，著名画家郁风，著名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金山，著名编剧蔡楚生等来到了桂林，给桂林的抗战文化带来了空前的发展。一是兴办刊物，宣传抗日。夏衍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主办了《救亡日报》、《华商报》。二是积极开展抗日文化运动。为了充分发挥文化人士的才能，桂林当局对文化人士的工作进行精心安排。旅德学者张铁生负责编辑《新建设》杂志；旅美女作家黄庆云恢复期刊《新儿童》。1942年5月8日，旅港戏剧工作者章泯、司徒慧敏、丁聪、彭凤子等人在桂林中北路大众电影院公演了《北京人》。香港《天文台报》社长陈孝威，在桂林桂西路广西省立桂林中学大礼堂作“会师东京”的演讲。写于、出版于桂林的报告文学如夏衍的《走险记》，矛盾的《虚惊》，萨空了的《香港沦陷回忆》等书籍民众踊跃购买，争相传阅。以柳亚子的《流亡杂诗》、何香凝的《香港沦陷后赴桂林有感》以及《太平洋鼓吹集》中的338人写的441首诗，无不令人传唱。在此期间，这些文化人士还创作了《走出香港》等50多幅美术作品和《再会吧，香港》、《白云故乡》等深受民众欢迎的话剧和电影主题歌曲。
【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及其影响】 运动桂林
【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及其影响】运动桂 林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八年抗战无疑是最悲壮的一页。抗战时期的桂林，汇集了全国大量文化名人，他们办刊、出报，他们写作、绘画，他们演戏、合唱，用文化吹响战斗的号角，激励各族人民团结抗战，使桂林成为一座举世闻名的文化城。 一、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概况 1939年，随着大批文化人士、文化机构和文艺团体的到来，桂林形成第一次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高潮。1941年初在皖南事变的影响下，桂林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陷入低潮。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和香港沦陷，又有大批文化人从沦陷区辗转来到桂林，1942至1943年，桂林再现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高潮，直到1944年春的西南戏剧展。当年夏秋，受战局的影响，文化人撤退，桂林沦陷，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结束。尽管运动在初期面临敌机轰炸的直接威胁，中期出现政治生态环境恶化，后期有文化人的生活窘迫以及文化市场上出现种种不良现象的重重困难，但在抗战旗帜下，在中国共产
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方针政策的指导和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抗战文化运动在桂林轰轰烈烈地开展。 （一）抗日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抗战期间，桂林的书店、出版社、印刷业、图书、杂志出版、社会科学研究诸多方面都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书店、出版社的建立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桂林先后有各类书店、出版社共200余家[1]2，党直接领导和影响下的进步书店和出版社，如《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文化供应社、三户图书社等，其出版物在广大读者尤其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版业的发展带动印刷业迅速增长。抗战前桂林印刷企业不到30家，大部分属手工印刷，没有一家专门印制书版的印刷厂。抗战以后，据1943年7月的统计：桂林已有大小印刷厂109家，其中从事书版印刷的大型印刷厂8家，还有从事彩印、铸字、装钉的，设备比较齐全。每月的生产用纸达1万令到1.5万令，排字生产达3000万字到4000万字[1]2。著名出版家赵家璧曾说：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书刊，有80%是桂林出版的[2]37。随着出版社、印刷厂的激增，图书、杂志的出版也显得空前繁荣。抗战时期在桂林出版的文艺著作多达1000多种，丛书50余套，杂志共出版了200多种，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学、戏剧、美术、音乐、青年、妇女、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回顾及展望_刘春燕
【语言与文化】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回顾及展望 刘春燕1，盘福东2 （1.中共桂林市委，广西桂林541001；2.桂林博物馆，广西桂林541001） 摘要：桂林抗战文化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特历史现象，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桂林抗战文 化研究堪称独秀山下一枝独秀。回顾总结桂林抗战文化研究3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对进一步挖掘和弘扬桂林抗战文化的当代价值，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抗战文化研究；一枝独秀；回顾；前瞻中图分类号：G 122；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3）12－0151－06 收稿日期：2013-10-10 作者简介：刘春燕（1965-），中共桂林市委副秘书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副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抗战文化、区域政策；盘福东（1950-），桂林博物馆研究员，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研究方向：抗战文化、民族学。 社会科学家 SOCIAL SCIENTIST 2013年12月 （第12期， 总第200期）Dec.,2013 （No.12,General No.200） 桂林抗战文化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特历史现象，是桂林文化中最有特点的一部分，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文化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桂林抗战文化内涵丰富、 思想深刻，其所展现的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孕育的抗战精神、高昂的爱国主义主旋律，是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们有理由为它的过去式而自豪，为现在式而骄傲，为将来式而展望。”[1] 本文试图对30多年来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主要研究领域、讨论热点及发展趋势做一梳理，以更好地推动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服务当代文化建设。 一、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回顾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广西日报》开辟“桂林文化城忆旧”专栏和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组织专门力量，收集、整理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艺史料为开端。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研究被迫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1979年《广西日报》恢复“桂林文化城忆旧”栏目为标志，研究工作重新开启。80年代以来，《广西日 报》、《桂林日报》，《学术论坛》、《广西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家》 、《抗战文艺研究》等报刊以及《广西文史资料》、《桂林文史资料》等资料丛书相继刊发了一系列桂林抗战文化史料和学术论文，由此推动了桂林抗战 文化研究的蓬勃开展。[2] 90年代以来，研究队伍不断壮 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学术探讨历久不衰，研究成效引人注目。 （一）史料收集卓有成效，初成体系。30多年来，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日报社、广西党史研究室、广西地方志办公室、广西桂林图书馆、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桂林博物馆、桂林市文化研究中心（今发展研究中心）、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研究机构和部门，采取历史文献征集、口述实录、实地调研等多种方式，收集整理并出版了一大批桂林抗战文化史料，涉及文化城盛况、重要文化活动、文化大事、文化机构、旅桂文化名人、报刊杂志等诸方面，成为桂林抗战文化研究领域学术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出版资料类图书32部， 其中，文化城概况类图书史料11部，以桂林市文化研究中心、广西桂林图书馆编的《桂林文化大事记》（1987）、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的《桂林抗战文艺辞典》 （1989）、魏华龄主编的《桂林抗战文化史料》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