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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雅俗之辨看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从雅俗之辨看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从雅俗之辨看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从雅俗之辨看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作者:陈宝良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400715

刊名: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Fujian Tribune (The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013(2)

本文链接:https://www.wendangku.net/doc/9a1776292.html,/Periodical_fjlt-rwshkxb201302016.aspx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积淀和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伟大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表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乐天知足、崇尚礼仪等等特征。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就在于“和合”二字。 (1)和合的字源和理念 “和”、“合”二字均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和合,就词义本身而言,“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结合、合作、融合。“和合”是实现“和谐”的途径,“和谐”是“和合”的理想实现,也是人类古往今来孜孜以求的自然、社会、人际、身心、文明中诸多元素之间的理想关系状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指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二是“中庸”,指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天人和一”旨在承认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反对将它们割裂开来。“中庸”则强调对待事物关系要把握一个度,以避免对立和

冲突。提倡“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有利于处理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在中国,以广泛深厚的和合文化为基础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认为道蕴涵阴阳两个相反方面,万物都包含着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这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把和作为处事、行礼的最高境界。其他人如墨子、管子、荀子等先秦诸子也多有关于“和”或“和合”的论述。“和合”概念在先秦时期基本形成。随着“和合”概念的形成,中国的原创文化也经过“百家争鸣”,逐渐“和合”形成儒、道两大显学,并且在两汉之际“和合”地接纳了由印度原创的崇尚“因缘和合”“圆融无碍”的佛教文化。因缘和合论成为佛教的重要理论,在历史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和合”概念被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佛所通用,并成为其概括本身宗旨的核心概念,同时也被其他文化流派的思想家普遍接受并广泛运用。西汉董仲舒为适应“大一统”杜会发展的需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实则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兼取道、法、阴阳五行说等各家思想,主张把礼治与法治相结合,明显受到燕齐文化的影响。

张恨水言情名作名作中女性命运探析

张恨水言情名作名作中女性命运探析 【摘要】张恨水虽生在"五四"时期,但他与进步思潮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反映于他的小说中,表现在女主人公的塑造上与主流作家明显不同:他的笔下出现得最多的是市民女性,这些女性迥然相异于现代知识女性或革命女性。在她们身上,传统性大于现代性、旧大于新、驯服性大于叛逆性。《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这三部小说中的女性大致可分为三类:驯服型、寄生型和叛逆型。女主人公们差不多都有相同的命运:或死或疯,或遭抛弃,或出走,都落得悲剧的下场。本文试图探究造成这些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分析潜藏在作者思想深处的文化意识。 【关键词】女性形象;女性命运;超越与拘囿;

目录 引言错误!未定义书签。 一、张恨水其人及其作品 3 (一)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3) (二)主要作品............................................................................................错误!未定义书签。 二、探析女人命运错误!未定义书签。 (一)女性形象........................................................................................错误!未定义书签。 (二)探究命运根源.......................................................................................错误!未定义书签。 (三)论析作者思想意识 结论 参考文献错误!未定义书签。 谢辞错误!未定义书签。

(完整版)中国古代文学史二练习题及答案(三、四章)

第一节 1、陶渊明,又名(),字(),号() 2、()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 3、陶渊明思考人生所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是() 4、陶渊明连同他的文学作品为后世的士大夫构筑的一个精神家园一方面可以(),另一方 面也可() 5、概括和分析陶渊明的思想 参考答案: 1、潜元亮五柳先生 2、辞彭泽令 3、安贫乐道和崇尚自然 4、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使他们得以休息和逃避 5、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 朽,但没有力量去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 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 第二节 1、陶诗的题材主要可以分为两类:()()()()() 2、陶渊明的田园诗最有特点的部分,也是最可贵的部分是() 3、陶渊明的咏怀、咏史之作的特点是围绕()和()这个中心,表现()的品格b 4、默写《归园田居》其三 参考答案: 1、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 2、有着着重写躬耕的生活体验 3、出世归隐自己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 4、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第三节 1、()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征 2、陶诗的一大特点是() 3、(),飞鸟相与还 4、具体概括陶诗的艺术特征 参考答案:

2、将日常生活诗化 3、山气日夕佳 4、一、情、景、事、理的浑融。陶渊明描写的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形似,叙事也不追求情 节的曲折,而是透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达高于世人之情,写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 二、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陶诗所描写的对象是,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没有 什么奇特之处,然而却充满警策;且陶诗很少用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只是白描,朴朴素素。 第四节 1、陶渊明的作品总最能见其性情和思想的是()()和()三篇 2、《五柳先生传》中塑造了一个()()和()的隐士形象 3、(),风飘飘而吹衣 4、木欣欣以向荣,() 5、概述《桃花源记》中的理想模式 参考答案: 1、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归去来兮此 2、清高洒脱怡然自得安贫乐道 3、舟遥遥以轻飏 4、泉涓涓而始流 5、在桃花源那里生活着的人其实是普普通通的人,一群避难的人,而不是神仙,只是比世 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淳而已; 他们的和平、宁静、幸福,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的。 第五节 1、()是第一位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学 2、由于陶渊明的吟咏,()和()已成为其象征 3、陶渊明的()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个归宿 4、列举古代有名文人描写陶渊明的作品 参考答案: 1、萧统 2、酒菊 3、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 4、鲁迅先生曾说过,“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 辛弃疾在《水龙吟》词中说:“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在《念奴娇》中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给予了陶渊明千古一人的最高

中国文学史谱系学论要-文艺学

中国文学史谱系学论要 蒋原伦 开卷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很有阅读快感,其文字酣畅淋漓,遒劲有力,一路读来,作者饱满的情绪力透纸背,笔触所及,如苏轼所言,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但是,另有一种怪怪的错愕的感觉挥之不去,这感觉来自他的编排体例。 该体例除了绪论和编首,正文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古文学,下编为新文学。在古文学编中又分“文”和“诗”两部分。文的部分,有魏晋文、骈文、散文;诗的部分则有中晚唐诗、宋诗、词、曲;下编新文学则分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三大部分。 说实话,最初翻检此书时,我略有眩晕:以为作者的现代文学史,就是指全书第二编的新文学,但是既然现代文学是指新文学,古文学怎么占了几近全书的三分之二的篇幅?这于全书宗旨不符呀。另外,古文学怎么会只从王闿运和章炳麟开始?骈文怎么只写刘师培等人? 定下神来琢磨,才弄明白,作者的现代文学史是从晚清,而不是从五四新文学开始的,所以像我们列在近代史课本上的一干文人如王闿运、陈三立、张之洞、王国维等就进入现代文学史的视野之中。当然更主要的是钱基博的文学史范畴是以文体作分野的,他将王闿运、廖平、吴虞、章炳麟、黄侃和苏曼殊等的文体作为魏晋文章的余脉来看待,将刘师培、李详等视作骈体文的传人,所以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竟然以“魏晋文”、“骈文”等古代文体为其开场锣鼓。接下来可以想见,作者是怎样来安排其章节和文学人物,并将他们对应起来。如“中晚唐诗”一节对应樊增祥、易顺鼎等人;“宋诗”一节对应陈三立、张之洞、郑孝胥等人。当然对这种编排体例,作者给出了充分的理由,如对王闿运的评价:“故其为文悉本之《诗》、《礼》、《春秋》,而溯庄、列,探贾、董,旁涉释乘;发为文章,乃萧散似魏晋间人;大抵组比工夫,隐而不现,浮枝既削,古艳自生。”①

唐宋士大夫精神生活侧写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9a1776292.html, 唐宋士大夫精神生活侧写 作者:谢琰 来源:《作文与考试·高中版》2017年第09期 唐宋士大夫谈论起“诗人”,也不仅是在说“写诗的人”,而是在讨论一种特殊的身份与人格。 陆游有一首著名的七绝《剑门道中遇微雨》:“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这幅陆游自画像,常让我想起蒋兆和先生画的杜甫像,也让我想起蒋先生本人。杜甫,陆游,蒋兆和,一律是骨骼清奇、忧愤深广的样子,代表了一种最典型、最深入人心的“诗人”形象——如果说“诗”是“穷而后工”的话,那么“诗人”就应当是“穷而后帅”了,越穷愁越有“范儿”(李白那样的就不是“诗人”,是“诗仙”)。 然而,有趣的是,尽管杜甫诗中不乏对自身形象的精彩刻画,比如“乾坤一腐儒”、“艰难苦恨繁霜鬓”,但是他却从来没像陆游那样,清醒地把自己界定为“诗人”。翻遍杜甫的诗集,居然只出现了一次“诗人”,即《留花门》:“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修德使其来,羁縻固不绝。”这是“诗人”一词最原始、最质朴的用法,意思是“《诗经》中的作者”,因为《诗经·小雅·六月》有“薄伐玁狁”之句,这里是用典。翻翻《昭明文选》,也全是这种用法,比如王粲《从军诗》:“诗人美乐土,虽客犹愿留。”《诗经·魏风·硕鼠》有“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之句,所以这里的“诗人”也是指“《诗经》中的作者”。 从中唐开始,“诗人固穷”的观念才真正萌生,“诗人”之名才带上一层意味深长的牢骚,显示了一种特殊的身份——盘桓下僚的寒士。孟郊最先喊出了寒号鸟一般的苦吟:《送淡公》:“诗人苦为诗,不如脱空飞。……倚诗为活计,从古多无肥。”《哭刘言史》:“诗人业孤峭,饿死良已多。”《吊卢殷》:“诗人多清峭,饿死抱空山。”白居易更善于总结,其《读邓鲂诗》说:“诗人多蹇厄,近日诚有之。京兆杜子美,犹得一拾遗。襄阳孟浩然,亦闻鬓成丝。”这就大大扩张了“穷愁派”诗人的阵容。此后直到晚唐五代,大大小小的诗人都在嘟囔着“诗人固穷”的调调,而且越写越偏激,越说越有理。 到了北宋,“寒士”们摇身一变,成为科举考试中的新宠、士大夫政治中的新贵。“寒号鸟”们也噤声了很长时间。从宋太祖到宋仁宗,这几朝诗歌中都极少看到“诗人固穷”的论调。等到神宗朝变法一起,倒霉的人又剧增起来,诗人们重新尝到了“穷饿”的滋味。表面上把孟郊诗讥作“寒虫号”的苏东坡(《读孟郊诗二首》),背地里也颇嚎了几嗓子孟郊式的苦吟。这么多穷愁之音,我们就不难理解陆游会在“细雨骑驴入剑门”这幅自画像的题头写上“诗人”二字了——“诗人固穷”,既是中唐以来的传统观念,也是陆游个人的人生感悟。 其实,当“诗人固穷”的观念在中唐悄然而兴的时候,“诗人高贵”的观念早已埋藏在很多诗人的精神深处。“诗人”之所以显得“高贵”,往往因为与隐士气节有关,所以“诗人”常和“酒客”、“居士”、“禅客”形成对偶关系。比如之前所举“酒客逢山简,诗人得谢公”、“诗人识何

试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试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摘要】中国文化的魅力,不仅因为它的古老,更因为它顽强的生命力、无与伦比的延续性。中国文化经历过高潮、低潮的起伏,并且屡次面临挑战,但是,它却一次次表现出强大的再生能力,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不曾中绝的古老文化,在当今时代仍显示出无限的生命力。 【关键词】中国文化基本精神功能 美国人类文化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她的《文化模式》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文化是人格的无限扩展。”文化之独特个性、文化体系之特殊价值素质,构成了通常意义上的“文化精神”。它隐含在人的心灵里,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并发挥着作用,其所具有的心灵姿式和生命律动,只能以符号的形式表现出来,将自己的影像投射到具体的物质形式上。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 天人合一精神。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不同态度是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中国文化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中国哲人把人看作是最为天下贵者,但又主张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虽然也把人与自然看作对立的两方面,但总的倾向是不主张将两者割裂,而习惯于融会贯通地加以把握,寻求一种自然的和谐,即“天人合一”(视天道与人道这二者为一体)精神。它不但充分阐明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体与客体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的认识,还表达了他们对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客体的客观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思考。这种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就是自然界与人的统一,即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去过度改造自然,同时人对于自然又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为我所用。在当今时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一直以来被公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也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就是一种反对神(包括神的世界、神的权威、神的力量等等)而提倡属于人的东西的思潮。提倡重视现世人生的意义、高度评价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中国文化宣扬的道德的人本主义,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价值,蕴涵着完善自我的能力。这种思想与近代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理论不谋而合,都充分肯定了人进取向善的天性。人本主义思想在儒家学说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在儒家看来,自我的完善并不具有排他性质,相反,根据人道的原则,个体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也应当尊重他人自我实现的意愿。即人是社会性的,人的自我实现离不开对他人的尊重与帮助。人本思想的确立,有助于人们合理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增强人的主体意识,并使人们能更有力地抵制外来宗教神学的入侵。 刚健有为的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积极人生态度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就是刚健有为的思想,它指导着人们合理地处理天人关系和各种人际关系,一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刚健有为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文化的代表《尚书》和《诗经》中。自古以来,中国的哲人都极力提倡有为、勇于进取,重视“刚”的品德,强调人有要坚定性、责任感和奋斗精神。坚持独立人格的思想是刚健自强思想的又一重要表现。孟子“舍生而取义”的豪言表现了他坚持独立的人格和气节。这种不畏强暴、不受诱惑、顶天立地的独立的人格精神,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 贵和尚中精神。“贵和谐,尚中道”,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作为中华文明的精髓,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贵和尚中,就是追求所谓的“和合精神”,即在冲突中追求融合,吸收各种优质成分,“和合”成为新结构、新事物、新生命、新思维,“和合”成宇宙万象。“和合精神”的发源可以追溯到宋明时期,比如宋明“理学

浅谈中国古代文人画的发展

浅谈中国古代文人画的发展 摘要:文人画,也称文人士大夫画,这样明确指出作者定位是士大夫阶层,文人士大夫古代指官僚阶层。这一阶层的绘画表现手法以水墨为之。文人画是政界中高级知识分子中的精英者的智慧结晶和思想产物,以书、画、文、思想构架起来的一种形式美。后来由文人士大夫阶层推向了社会,由业余走向了专业,在原先的框架上增加了诗词、印章等诸多因素,形成了一直延续壮大至今的形式美本体。 关键字:文人画、变化、发展 文人画是中国传统绘画当中一个特殊的类别。此一分类并不是根据绘画的内容,而是以画家的身分而定名,画家的身分多具有深厚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另还有较特别的──禅僧。 中国文人画始自唐朝的自然派诗人画家王维。其多才多艺,既能书擅画,又妙解音律,以画的造诣而论,创造了水墨山水画派,被称为“南宗画之祖”,文人画的开宗人物,受禅宗影响很大。诗作擅以描写山野田园自然风景,如身入诗中景色,他的画更具有这种气质。这种文字与绘画的结合始自王维,所以董其昌称王维的画为“文人画”。自此之后,中国的绘画与诗、词、书法等结了不解之缘,至于在一幅画上落款、题诗、题跋甚至于加盖图章,以及画家以书法笔意作画等的演变,似乎都可说是因“文人画”而产生。 表意境以书入画 “文人画”在创作上强调个人思想、意趣,结合书法、文学、绘画、人品诸种因素。大多数文人画家均以深远闲淡、穆和严静作为绘画创作最终追求的意境,因此他们以最简单的笔、墨、纸、砚为工具,以最概括的黑、白、灰为色彩语言,传达出画家内心最深切的感受。北宋苏轼,米芾、米友仁父子被视作文人画山水最早的典型。米芾不只是画家,亦是著名书法家,其作画力求“平淡天真”,以书法笔意,或露锋缓行或挑笔出锋,佐以下笔的轻重缓急、顿挑、使转纵横,使书法的意韵表露无遗。 中国文人画,从唐朝的自然派诗人画家王维建立以来﹐到了十三世纪元朝﹐开始受到艺术家和文人普遍的重视与喜爱﹐直至清初。此一文人画形式的画风发

第二十四讲--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功能

第二十四讲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功能 民族凝聚功能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全面了解这些功能,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促进今天的新文化建设。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民族凝聚的功能。文化基本精神有着巨大的思想统摄性,它可以超越地域、阶级、种族、时代的界限,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哺育每一个中华儿女,使其凝为一体,同心同德地为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懈地奋斗。正因为如此,每当历史上出现外敌入侵之时,中华民族都能够万众一心地抵御外侮;而每当内乱出现之时,人们往往又可以在“中华一体”的民族认同基础上,捐弃前嫌,团结一致,变分为合,化乱为治,这些,都是与刚健自强、以和为贵的民族文化精神对人们的滋养分不开的。 我们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精神,还滋养出了崇尚和谐统一的博大胸怀。坚持和而不同的矛盾统一观,反对片面求同或乱斗一气;坚持统一,反对分裂。把家庭邻里的和谐、国家的统一看做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文化传统,对于中华一体、国家一统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对于我们国家、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曾经起了十分重要的聚合作用。 自西周以来,作为一种理性自觉,大一统观念便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的心中,“《春秋》大一统”是人人皆知的名言。作为中国传统精英文化主流的诸子百家学说,尽管各是其说,有的甚至形同水火,但在国家统一、民族融合、使天下“定于一”的思想方向上,却有共识,可谓相反相成。这种政治上的大一统观念,实际上是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民族文化精神熏陶的结果,是它的折射。不仅如此,“天下一家”、“民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还成为凝聚全社会的精神力量。以国家统一为乐,以江山分裂为忧,是中华民族天经地义的政治价值取向。这种大一统观念,经过儒法两家从不同思维路向的论证,特别是经过秦汉时期封建大一统国家的建立而带来的民族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实践,逐渐转化为民族文化深层社会心理的结构,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思维定势,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和社会文化的进步。

莎剧“猥亵语”雅俗论

莎剧“猥亵语”雅俗论 莎士比亚戏剧一贯以其深邃的思想、高尚的主旨、丰富的语言以及至高的赞誉被奉为世界文学之经典。然而在“高雅”的莎剧中,却存在着数量可观的“猥亵语”,这与其“高雅”的光环格格不入,也使莎剧多年来一直徘徊于“高雅”和“通俗”的争论之间。 要鉴定莎剧的雅俗,就必然需要从“猥亵语”入手,分析其在莎剧中所充当的角色、承担的功能、发挥的作用,并以此作为重新评价莎剧的重要依据。同样的,在莎剧汉译的过程中,也有着是否保留其中“猥亵语”的争议。 梁实秋认为,“莎士比亚就是这个样子,需要存真”,因而他对莎剧中的“猥亵语”采取悉数保留的态度;朱生豪则自陈“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因而他对“猥亵语”多有淡化、遮蔽、甚至删除。梁实秋与朱生豪二人的译本,均是莎剧中译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成就,但二人译本就“猥亵语”问题而言,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那么,二者孰优孰劣?谁的译本更能如实传达莎剧的内涵和神采呢?这必须从中国传统雅俗观以及梁、朱二人所秉持的翻译理念出发,进行分析和探讨。本文结合中国古典戏剧《牡丹亭》,并列举其中属于“猥亵语”的部分,对中国传统雅俗观念进行了综合性探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作品的形与神,将“雅”划分为以形取胜的“小雅”,和以神为本的“大雅”。 所谓的大雅,即是能够传递积极向上的力量的作品,其中所包含的“猥亵语”,是为“大雅”能够传达真实感情、能够生生不息传承下去而服务的。因而,莎剧以及其他经典作品中“猥亵语”的存在,不仅仅是为吸引读者一时的注意,而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作者意图、见解和呼吁。

因此,我们常常说的“雅俗共赏”,均是指能够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关注永恒的,并且能够吸引最广大人民喜爱、受到最广大人民拥护、得到最广大人民认可的作品。只有“雅俗共赏”了,才有机会成为经典,获得后世的赞誉。 见微知著,求实存真;晓白通畅,老少咸宜。——这才是莎剧,乃至所有文学最本质的特征。

中国需要士大夫精神的回归

中国需要士大夫精神的回归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一个人为君王所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的豪迈气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群人内心世界对责任与道德的使命感;“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这是一个阶级对他们高洁情操最美的诠释。他们就是活跃在历史上在政府部门担任一定职务的有风骨的文人学士——士大夫。 士大夫出现于战国,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是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它是一种文化的结晶体。中国古代文化中,士大夫阶层政治文化的地位尤为重要,他们独立衍生出来的士大夫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 然而什么是士大夫精神? 士大夫精神是以文载道。它是心忧天下,以节死国的忠烈;它是心宽体胖,宽宏大量,不为五斗米折腰;它是勇敢的大无畏,它是视死如归的决心与忠贞,它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翻开中国历史,那些名臣贤相及志士仁人胸怀天下、安贫乐道、通达生死、恪守名节的道德规范,无不让人心怀敬仰。孔子怀抱天下大治的理想,周游列国讲学论道,成为万世师表;孙叔敖与子产,仁厚爱民,善施教化,以政宽得人和,国泰而民安;公仪休、石奢、李离,皆清廉自正,严守法纪,当公私利益发生尖锐冲突时,甚至甘愿以身殉法,维护君主和纲纪的尊严。陶翁弃官躬耕田园;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范仲淹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曾国藩权倾朝野,却谨小慎微,克己修身,他们高风亮节、忍辱负重、为民请命,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远为流传,彪炳千古。 可是,今天还要不要“士大夫精神”? 顾名思义,答案是肯定的。当今物欲横流的世界,世俗愈渐变得急功近利,一些官员不秉持操守,不讲官德官品,在权力、金钱、美色面前丢掉了正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些学者文人立场丧失,沦为某些理念的道具。官员们不作为、不清正,知识分子媚俗化,世俗化,他们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传统置诸脑后。这些都是士大夫精神的亵渎与缺失。 就如我国现行的公务员制度作为浅谈。我国公务员制度是人类在工业文明时代不断探寻社会管理和国家管理真谛的理性产物,它的产生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可以说,没有现代公务员制度,就没有现代高效率的现代政府。然而,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年来,我国公务员制度已得到普遍实施,但制度的完善尚需时日,各种研究也缺乏系统性、探讨性。纵观我国的公务员队伍,几年来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公信力受到国人的普遍怀疑,许多公务员的执政能力遭遇强烈质疑,这固然有其个人的因素,但是,归根到底还得归咎于制度的原因。目前,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普遍存在着三大缺陷和弊端:一、公权私用,缺少必要的民主监管机制。二、鱼龙混杂,缺少优胜劣汰的淘汰机制。三、缺少必须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 是的,一棵参天大树,若任蛀虫繁衍啃咬,最终必定逐渐枯萎;一个国家或政党,若任腐败毒瘤蔓延,最终也难免趋于衰亡。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保持党和国家肌体的健康,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促进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太史公说:“法令用以引导民众向善,刑罚用以阻止民众作恶。文法与刑律不完备时,善良

浅论张恨水雅俗共赏的平民文学

浅论张恨水雅俗共赏的平民文学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通俗文学作家,深受鸳鸯蝴蝶派的影响。由于他对旧通俗文学的现代性改造,打通了雅俗文学的边界,因此也堪称为 20世纪的雅俗文学大家。其作品如《金粉世家》、《啼笑因缘》、《春明外史》、《纸醉金迷》是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张恨水最大的优势在于他于传统中融合新知却又不生硬,于现代中贯穿封建却又不牵强,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证明了新旧融合改造的可能性,对章回体小说有现代性的改造。作品又以俗为雅,雅中藏俗;注重传承,用于创新;大量使用第三人称叙事模式的特点。他吸取了西方小说和传统小说写作手法的优点,创作出适合自己的写作风格的独特手法,他的作品新旧交融,既有传统章回小说的形式,又将现代的叙事内容融入传统的小说形式中,这正是张恨水雅俗共赏的平民文学的价值所在。 一、雅俗共赏的写作技巧 张恨水先生的作品俗中藏雅,雅中有趣,雅俗共赏。无论其人物性格塑造,心理 描写,还是情节安排,语言风格,都承继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精华,具有浓郁的时代特 色,是《红楼梦》诞生以来难得的艺术精品。 (一)雅俗共赏的故事情节安排 与新文学家大力强调小说的社会功能不同,张恨水不以“文以载道”作为自己的文学使命,而是把文章定位在供人消闲的通俗文学上,作“完全贴近大众的心”的小说。他毅然挽起章回体即将被丢进茅厕的命运,就是肯定文学之“通俗”的最突出表现。张恨水的小说多写言情故事,以言情来构筑小说的骨架,以增加小说的娱乐性趣味性,他循着传统的叙述路径,适当加入一些新的技巧,讲述一般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故事,力求做到为“匹夫匹妇”所喜爱。例如,《金粉世家》以金燕西和冷清秋的爱情发展为主线,描写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务总理金铨一家的兴衰史,淋漓尽致的展现了这个豪门之家骄奢淫逸、糜烂堕落的寄生虫式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同时,小说以男女主人公金燕西和冷清秋的恋爱、结婚、反目、离散为线索贯穿全书,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深深吸引着读者的眼球。《啼笑因缘》中北京青年樊家树到天桥游乐,认识卖艺为生的关寿峰,寿峰之女秀姑更暗恋家树。其后家树偶遇唱大鼓的少女沈凤喜,相互爱慕,樊家树更极力帮助沈凤喜摆脱卖唱生涯,供她读书。樊家树虽得富家女何丽娜垂青,亦专情如一。其后,凤喜三叔贪图富贵,使沈凤喜亲近刘将军,在威逼利诱下,凤喜嫁给刘将军做妾,在樊家树与沈凤喜私会为大帅知悉后,凤喜被拷打成疯。秀姑深入刘府,后设计暗杀刘将军。何丽娜因错向

2010大众文化导论论文

大众文化导论 学期论文 调和鼎鼐,尔惟盐梅 ——金庸作品雅俗论 学号:XXXXX 姓名:XX 院系:XX 专业:XXXX 指导老师:XX

调和鼎鼐,尔惟盐梅 ——金庸作品雅俗论 摘要:古人常用‘盐梅相成’、‘调和鼎鼐’比喻良相处理社会政治矛盾关系的巧妙手段, 就处理文学创作的雅俗关系而言, 移此以评价金庸, 当非虚誉。而殷高宗也曾用“若作和羹,尔惟盐梅”作为命傅说为相之辞。细细品来,金庸确是一位玩弄文字调和雅俗与鼓掌的良相。金庸对于武侠小说一直有着准确的定位,肯定其娱乐性,更强调其作为文学种类的文学价值。金庸对作品的创作严肃认真,既追求大众的认同,也想登堂入室,利用十年修订得到了精英阶层的认可。最后,从金庸的作品本身来讲,它们的思想观念、文化蕴含和语言层面与传统武侠小说相比都有了长足进步,寓雅于俗,更加新颖,富有趣味。 关键词:雅俗;金庸;武侠;调和 武侠小说长期以来被界定为“俗”文学,所以,尽管它是众多文学类型中的一种,但在文学家族中,地位一直不高。而金庸以及金庸小说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奇迹。 自1955年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在香港《新晚报》连载以来,前后大约17年间,金庸总共发表了15部武侠小说。这些创作于50一70年代的小说,至今已经风行了30多年,而且还会继续流行下去。他的读者不限职业、年龄,超越政治分歧——他的小说在世界华语圈的流行,使他成为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 但是,金庸小说在很多人尤其是以正统自居的文学家眼里仍然被看作是“大俗”,不能登大雅之堂。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看法开始慢慢转变。1994年,一向以高雅、精品为出版定位的三联出版社推出了36册《金庸作品集》,印刷精美,装祯考究,校订细致,喻示着“金庸小说本身的价值转型,即它已经由单纯阅读和消费价值变成经典文本才具有的收藏价值”,这被视为金庸小说迈向经典化的重要标志。同年著名学者严家炎在金庸的北大受聘典礼上,发表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讲话,认为金庸以他的学养、功力和才华,从本质上提升了武侠小说的境界。如果说严家炎的发言还只是一次提示,青年学者王一川则做出了“颠覆教科书”的尝试。同样是在1994年他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时,将金庸排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老舍、郁达夫、张爱玲之前,而茅盾则落选。而1996年谢冕和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则将金庸

士大夫精神

士大夫精神 【概念】 “士大夫”是战国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在此之前,士均排在大夫之后。战国典籍中表示等级序列仍用“大夫士”。《荀子·礼论》载:“大夫士有常宗。”《吕氏春秋·上农》载:“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大夫士与士大夫表面看去只是前后颠倒了一下,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重大变化:大夫士强调的是等级;士大夫指的是阶层,它的特点是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混合体。分而言之,无论在春秋以前或战国,大夫都指有一定官职和爵位的人,社会地位比士高。为什么从战国开始,士常常冠在大夫之前呢?这是随着官僚制度的兴起,士大显身手的结果。一些出身士的人,靠着自己的才能,平步青云,出现了一批布衣卿相。另一方面,战国时期的大夫与春秋时期也不大一样。春秋时期的大夫,大部分是靠宗亲分封而来的,并且是世袭的。战国时期的大夫正演变为官僚体系中的一个职位和爵位,大夫中多数不再是靠宗亲分封,一般的也不再世袭,它们中的多数是由士升上来的。"士大夫"是上述情况在观念上的反映。从时代看,这一概念在战国中叶以后才流行开来。 【杂论】 士大夫精神:不为五斗米折腰,《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有教养、有德行的人;固穷:安守贫穷。指君子能够安贫乐道,不失节操。天地情怀,你可以分三部分论述,天,地,人,何为天,何为地,人在天地中是个什么状态。这所涉及的是中国古时文人的终极价值,这是士大夫精神的根本所在。 它宽宏大量,不为五斗米折腰。它有着大无畏的精神,为他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这便是士大夫的高善的品质。还有这样几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魏晋乱世,所以黄老之术盛行的原因在此。另有文天祥之流的忠烈之士,心忧天下,以节死国;更有秦桧这样的奸佞小人,实是儒学教育的败类。 【宋朝士大夫精神】 一个改革家,特别是一个失败了的改革家,在他的生前身后,往往会非议甚多,以致盖棺难以论定。然而,主持宋代第一次重大改革“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则是个例外。朱熹评论他:“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刘宰评论他:“本朝人物,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第一。”;范仲淹的改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文化不仅丰姿多彩,而且有着迷人的气质和丰富的内涵。这迷人的气质和丰富的内涵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关于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说:“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也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由此可见,所谓文化精神,就是推动和指导着人们实践的思想,亦即世界观和人生观。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谐调。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自然过程、历史过程、人生过程、思维过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一思想特征贯穿了“天人合一”观念源起与演变的基本过程,贯穿于古代的哲学、科学和艺术中。 “刚健有为”,《周易.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永无已时,故称为健。健含有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刚强不屈之义。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周易大传》强调“刚健”,主张“自强不息”,这是有深刻意义的精粹思想。 “中庸之道“是“和合文化”在为人处世方面的具体准则,它在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作一种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追求目标面对现实人生很多具体的两极选择,人们试图有效地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找到了一个均衡的支点,并使对立双方归于统一。在生活实践中,守中、不走极端,成为古代中国人固守的人生信条。 “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指以人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用中国传统方式来说,就是肯定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主题和价值主题,始终围绕着人生价值目标的揭示,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实践而展开。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间人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 “贵和尚中”,贵和谐,尚中道,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在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中西文化的一个重要差异,就是中国文化重和谐与统一,西方文化重分别和对抗,由此形成了显然不同的文化传统。 “崇德利用”,春秋时代有“三事”之说。《左传》文公七年记载晋国贵族郤缺的言论说:“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正德,端正品德;利用,便利器用;厚生,丰富生活。正德是提高精神生活,利用、厚生是提高物质生活。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民族凝聚的功能。文化基本精神有着巨大的思想统摄性,它可以超越地域、阶级、种族、时代的界限,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哺育每一个中华儿女,使其凝为一体,同心同德地为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懈地奋斗。

试论张恨水小说的文化特征与独特价值

试论张恨水小说的文化特征与独特价值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通俗文学作家,深受鸳鸯蝴蝶派的影响,由于他对旧通俗文学的现代性改造,打通了雅俗文学的边界,因此也堪称为 20世纪的雅俗文学大家。其作品如《金粉世家》、《啼笑因缘》、《春明外史》、《纸醉金迷》是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张恨水最大的优势在于他于传统中融合新知却又不生硬,于现代中贯穿封建却又不牵强,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证明了新旧融合改造的可能性,对章回体小说有现代性的改造,这正是张恨水小说的价值所在。因此,我们必须弄清张恨水传统的旧的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我们再看他作品中所包含的现代性特征,从而在历史的流变中欣赏他的独特价值。 一、传统文化特征的体现 (一)作者本身的传统文化特征 张恨水原名张心远,安徽潜山岭头乡黄岭村人。生于江西广信小官吏家庭,肄业于蒙藏边疆垦殖学堂。后历任《皖江报》总编辑,《世界日报》编辑,北平《世界日报》编辑,上海《立报》主笔,南京人报社社长,北平《新民报》主审兼经理,1949年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1917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因其父曾在江西上饶广信税务当职员而在上饶出生,并在上饶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童年就读于旧式书馆,并沉溺于《西游》、《列国志》一类古典小说中,尤其喜爱《红楼梦》的写作手法,醉心于风花雪月式的诗词典章及才子佳人式的小说情节。 青年时期的张恨水成为一名报人,并开始创作。他自1914年开始使用“恨水”这一笔名,其名取自李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句。到1919年为止,这时期创作的作品,如《青衫泪》、《南国相思谱》等,以描写痴爱缠绵为内容,消遣意味浓重,均可列入鸳鸯蝴蝶派小说中。 1924年4月张恨水开始在《世界晚报·夜光》副刊上连载章回小说《春明外史》,这部长达九十万言的作品在此后的五十七个月里,风靡北方城市,使张恨水一举成名。1926年,张恨水又发表了另一部更重要的作品《金粉世家》,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但真正把张氏声望推到最高峰的是将言情、谴责、及武侠成分集于一体的长篇《啼笑因缘》,这部小说至今已有二三十个版本,在发表的当时就因各大电影公司争先要将之拍摄为电影而几成新闻,由它改编成的戏剧和曲艺也不在少数,而因《啼笑因缘》而作的续书之多更是民国小说中之最。至此,张恨水的名声如日中天,即使不看小说的人也知道这个作家,

浅谈古代行政管理中的辩证思想

浅谈古代行政管理中的辩证思想 浅谈古代行政管理中的辩证思想 福建省委党校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行政管理中具有丰富的辩证思想,无论是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他们都是相辅相成的,把他们割裂开来,或是人为地对立起来,划分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甚而说谁该批、谁该评,都是不客观的。本文拟以这一角度,谈谈有为与无为、原则与变通之间的辩证关系,无论是讲原则,还是讲变通,讲有为,还是讲无为,都只不过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采用的一种管理办法罢了,至于它们运用得是否正确、只能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加以评判。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其中既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本文试就其中的辩证思想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有为与无为的辩证统一 “有为”从字面上说,就是有所作为,也就是管理者要从修身开始,然后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要遇事诚敬、不敢苟且,这样才有可能搞好行政管理。周公在《尚书?周书?无逸》中总结了自己的经验,认为管理者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贪图安逸。他指出,从商朝到周朝的历代君王来看,凡是勤勉有为的,都能治好国家,否则,必然会遇到挫折和失败。《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了周公对其子伯禽的训诫:“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而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他为寻求人才,听取情况,治好国家,勤勉劳累到如此地步。春秋时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战败、备受侮辱而返国之后,“苦心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耶!”“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通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使越国从废墟中兴起,战败吴国。至于像三国刘备的见髀肉复生而失声痛哭,晋代祖逖为恢复中原而闻鸡起舞,这些奋发有为,刻苦自励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据说,晋陶侃为广州刺史,“无事则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他解释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自劳耳。” 宋神宗时,有个殿帅宋守约,“自入夏日,轮军校十数辈捕蝉,不使得闻。有鸣于前者,皆重笞之。人颇不堪”。宋神宗认为这样太过分了,“守约曰:’臣岂不知此非理,但军中以号令为主,臣幸遇承平,总兵殿陛,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误令守一障,庶几或可使人‘”。这种居安思危、常备不懈的思想确实令人钦

山与中国文化

山与中国文化 社会学家余光远说:"旅游(休闲)是一个文化性很强的经济事业。" 瑞典哲学家皮普尔说:"休闲是一种文化基础"。休闲学者马惠娣说:休闲的价值不在于实用,而在于文化,所以,在阐释山地休闲之前,有必要谈谈山与中国文化的联系。 山与中国文化 信手翻阅一下中国的文化艺术文本,或回眸一下中华历史长廊,你会发现,中国的文化历来与山有着不解之缘。 古代中国人对于山有着近乎宗教一般的崇拜与敬畏,自夏商时代始,历代帝王都有登山封禅和祭祀山帝的传统。春秋之前,朝廷设有掌管大山的官吏被称为"岳"。尧在位时,晚年选择继承人,命四岳"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四岳推荐了舜。因此,山又称为"岳"。五岳之首泰山可谓中国的文化山,儒教创始人孔子感慨"登泰山而小鲁",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据考,早期只有东西南北"四岳",因为在中国的文化词汇中,有五行、五谷、五音、五味之说,因此,添加了中岳嵩山,始有五岳之说,以求对应和平衡。中国的山岳多因是道教、佛教的发祥、壮大之地而声誉鹊起,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五岳是中国道教孕育传播的地方,九华山、普陀山、峨眉山与五台山列为四大佛教圣地。中国古代众多的神话传说都发生在名山大川之中,像神农尝百草,愚公移山,孙悟空与花果山、五台山等,《西游记》、《聊斋志异》提到的魑魅魍魉神仙鬼魅的出没藏身之地则不是山洞就是山头。而武当山、嵩山与博大精深、独树一帜的中华武林文化有着深厚渊源。 山居文化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句中可窥见一斑;王维《山居秋暝》对山中美景一咏三叹,唯美之至;黄公望晚年隐居富春山,一幅《富春山居图》被后人誉为画中之兰亭。白居易筑草堂于北香炉峰,其《庐山草堂记》开头便是:"匡庐奇秀,甲天下山……"为庐山奠定了很高的声望。"背山面水"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学上的人居经典,而且是今天的房地产商宣传中最响亮的招牌之一。当代文人余秋雨前有畅销书《文化苦旅》,其"文化"、"旅"字流露了游历与中国文人创作之间的关系,其随后的《山居笔记》书名又道破中国文人无法释怀的"山居"情结。 有山多有水,水随山转,山因水活,山静水动,阴阳互生,这是古今中外崇尚的最佳审美和休闲境界。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雅士鸿儒寄情于山水,以达到物我两忘的超然境界。南北朝时的俪道元,宋代沈括,明朝的徐霞客遍游名山大川留下《水经注》、《梦溪笔谈》、《徐霞客游记》文笔优美的地理学著作。李白、杜甫、谢灵运一生纵情于祖国山河,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中国历代的艺术史上形成了山水诗、山水画的主流派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苏轼为后世文人效仿的楷模,庄子"智者乐水,仁者爱山"为后人津津乐道。九九重阳登高习俗又对中国人的山地休闲起着推波助澜作用。在国人眼中,山水蕴涵着宇宙无限奥妙,是得道、生慧,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和修身养性之处,是吸取天地精华、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处所。山与休闲文化的关系,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休闲方式和休闲理念。 现代中国革命时期,山又因革命斗争历史被抹上红色一笔。井冈山被称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延安宝塔山成为革命者心中的圣地,太行山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根据地,、沂蒙山水哺育了中华好儿女,狼牙山、风雪大别山也因革命故事而成为红色旅游经典。朱德、毛泽东、邓小平等不少革命领导人非常喜爱登山,这除了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以外,又多了一层意味:

论析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论析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10公管10080330 朱跃东 摘要: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思想观念和传统文化,它具有两个不可或缺的特点:一是具有广泛的影响,感染熏陶了大多数人民,为他们所认同接受,成为他们基本人生信念和自觉的价值追求;二是有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思想观念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长期受到人们尊崇并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的思想观念和固有传统,从理论思维的高度审视,所谓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广义地讲,就是指导中华民族延续发展、不断前进的精粹思想,是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就其性质而言,它是一种伟大的卓越的精神;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它渗透在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之中。 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思想观念和传统文化,它具有两个不可或缺的特点:一是具有广泛的影响,感染熏陶了大多数人民,为他们所认同接受,成为他们基本人生信念和自觉的价值追求;二是有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 由于中国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表现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思想也不是单纯的,而是一个包含着诸多要素的思想体系。现在“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 天人合一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各个时期的具体涵义不尽相同。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天人合一”远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但作为一个明确的命题,则是由北宋著名的哲学家张载最先提出来的。在中国哲学中,天有自然实体与精神实体之分,有人格化,神性之天与物质性之天的区别,故对“天人合一”历来存在着唯物与唯心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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