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状况的初步考察汇编

1949年－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状况的初步考察

谢泳

一、资料

本文拟初步考察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杀情况，这期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的数量是惊人的，尤其集中于1957——--1967年前后约十年之间，而这十年中知识分子自杀的原因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及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密切相关，比如湖南南道县在1967年8 月到10月之间，被迫自杀的人数即达三百二十六人，文革期间，零陵地区自杀人数就有一千三百九十七人(《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转引自《大时代文摘》1997年7月10日8版，广州。)，也可以说这两次政治运动是导致知识分子自杀数量急剧上升的直接原因。由于中国大陆有关的档案尚未完全解密，有关这期间知识分子自杀的人数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所以我只能根据有关的回忆和少量的访谈及调查选取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自杀情况作为研究的基本材料，需要说明的是1949------1976年间自杀的知识分子中多数是不知名的，但由于这部分资料极难收集，所以本文据以分析的知识分子自杀资料基本上局限于著名的知识分子，这包括如下几类人物：一、作家。二、学者。三、第三名演员。四、科学家。见下表

四十位著名知识分子自杀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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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生年│毕业大学│留学│自杀所在单位│自杀年龄│自杀│自杀┃

┃│││国家│││方式∣时间┃

┃翦伯赞│1898│武昌商专│美国│北京大学│七十│未详│1968┃

┃傅雷│1908│上海持志│法国│上海文联│五十八│上吊│1966┃

┃老舍│1899│北京师范│英国│北京文联│六十七│跳湖│1966┃

┃储安平│1909│光华大学│英国│九三学社│五十七│跳河│1966┃

┃李广田│1906│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六十二│跳池│1968┃

┃陈梦家│1911│燕京大学│美国│中科院考古所│五十五│上吊│1966┃

┃邓拓│1912 │光华大学││北京市委│五十四│上吊│1966┃

┃范长江│1909│北京大学││新华社│六十一│跳井│1970┃

┃许政扬│1926│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四十一│跳河│1967┃

┃汪钱(竹)1916│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五十│不详│1966┃┃赵宗复│1915│燕京大学││太原工大│五十一│跳楼│1966┃┃姚溱│1921│大同大学││中宣部│四十五│自缢│1966┃┃李平心│1907│上海大学││华东师大│五十九│不详│1966┃┃杨刚│1905│燕京大学│美国│人民日报│五十二│自缢│1957┃┃闻捷│1923│││上海作协│四十八│煤气│1971┃┃田家英│1922│││中央办公厅│四十四│上吊│1966┃┃张宗燧│1915│西南联大││中科院物理所│五十二│自缢│1969┃┃张宗颖│1917│西南联大││中科院社会所│四十│自缢│1957┃┃陈笑雨│1917│││人民日报│四十九│跳河│1966┃┃饶毓泰│1891│中国公学│美国│南开大学│七十七│自缢│1968┃┃谢家荣│1898││美国│中科院地质所│六十│不详│1966┃┃卢作孚│1893│││四川政协│六十九│不详│1952┃┃言慧殊│1919│││上海戏校│四十七│自缢│1966┃┃上官云珠1920│││上影│四十八│跳楼│1968┃┃叶以群│1920││日本│上海文联│五十五│跳楼│1966┃┃吴晗│1909 │清华大学││北京市委│六十│不详│1969┃┃杨朔│1913│││全国总工会│五十五│不详│1968┃┃刘盼遂│1896│山西大学││北师大│七十│不详│1966┃┃田羽翔│1900│北京大学││山西大学│五十七│上吊│1957┃┃王重民│1903│││北京图书馆│七十三│自缢│1975┃┃顾而已│1915│││上影│五十五│自缢│1970┃┃刘绶松│1912│西南联大││武汉大学│五十七│自缢│1969┃┃陈琏│1919│西南联大││华东局宣传部│四十八│跳楼│1967┃

┃张若名│1902│天津女│法国│云南大学│五十六│投河│1958┃

│││子师范││││││

┃方书春│1916│中山大学│美国│北京大学│四十三│自缢│1957┃

┃罗广斌│1924│西南联大││四川文联│四十三│跳楼│1967┃

┃周文│1907│││中央党校│四十五│不详│1952┃

┃周瘦鹃│1894│││苏州博物馆│六十七│跳井│1968┃

┃冯大海│1927│北京大学││中国作协│四十│跳河│1967┃

┃孟秋江│1910│││天津统战部│五十七│不详│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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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共收四十名自杀的知识分子，在此之外，为了更进一步反映这期间自杀的知识分子情况，我再引述一部分文献中提到的自杀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由于不很知名，所以有关详情一时难以查考。

一、“田保生是我在国民党外交部同事多年的老友。…….不幸1957 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浩劫初期，又遭受严重的冲击，1966年8月28 日，他因不堪‘造反派’的百般凌辱，与夫人双双含冤而死。”(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202-203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 年4月)

二、“新湖南报(包括湖南农民报)的五十四名右派分子中，最早自杀的是黄德瑜。在一次批斗他的斗争会之后，他只穿着短裤和拖鞋出走，从此就失踪了，当时曾有多方寻找都没有找到。……在农村监督劳动中在自杀的，有欧阳楠。……李长恭在坪塘新生水泥厂服刑，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宣布是该厂的‘三家村’成员，予以批斗，他很觉厌倦，就跳崖自杀了。……当年反右很起劲的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唐麟，此时却成为翻案的积极支持者了。……只是他此刻的支持起不了任何作用，翻案并未得手。而且他本人也自顾不暇，不久也就跳楼自杀了。”(朱正《新湖南报社的反右斗争》《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三、“李克俊，是总编室的一个职工。……..1955年6月下旬出版社迁景山东街之后不到十天，他自杀了，据说是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是胡风问题吧。……...刘佛谛，上通县师范，他是第十班，我是第十二班，…….....因为他于1969年初录了短见，……..喝敌敌畏，中毒而死…….”(张中行《流年碎影》401-52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5月)

四、“声讨刘宾雁的右派罪行----刘宾雁的好友戚学毅，以跳楼表演了‘士为知己者死’为开端…………..”(从维熙《走向混沌》6 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年5月)

五、“早在十年动乱之前，就已经有不少牺牲者了。例如著名的电影导演史东山，曾经担任过周恩来总理的机要秘书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著名女散文家杨刚，中共中央学

校秘书长，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周文，以及新闻工作者洛蔚，招麦汉等，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自己的生命。”(黄秋耘《风雨年华》16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年5月)

六、“朱学逵是北大中文系的优秀的毕业生……他趁人们都去午餐，五楼上仅有看管他的一位女同志在，他借口请假上厕所，立即将新婚爱人送的手表从腕上取下放在窗台上，自己迅即从五楼跳下去……。”(涂光群《中国三代作家纪实》399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6月)

七、“海燕书店的老板俞鸿模(他出版过许多七月派诗文)是自杀的”( 黄成勇《访冀汸》《博览群书》1997年2期，北京：光明日报社)

八、“说起这事还要提到我的早已去世的老友郑伯彬。他和徐盈在1957 年遭受同样的命运。徐的回答据说是一言不发，郑的回答是九年后，1966 年，自己结束了生命。”(金克木《徐盈的未刊小说》，《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3月22日3版，上海：文汇报社)

九、“父亲在遭受了一帮军内选择派的一顿毒打后，一个人狼狈不堪地回到家里。……..进门后，他一头冲进厕所里，好半天没有开门。开门后，我的妹妹闻到了一股敌敌畏的味道。…….他一个人走了。”(艾晓明《血统》351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年4月)

十、“1967年夏天，母亲写信告诉我，说梅萍自杀了。”(程念著，苏帆译《上海生死劫》，北京：中国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10月)

十一、“北师大围剿‘五一六’之时，王德一受到诬陷，被逼自杀。这是钱瑗一生中所受最大打击。”(章廷桦《同窗钱瑗》，《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6日，上海文汇报社)

十二、另外据笔者的调查，北京大学中文系党总书记程贤策、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颜毓蘅，杨佩铭，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李绂、罗绮夫妇都是在反右和文革前后自杀的。(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宁宗一教授，武汉大学板书逢彬，中国作协陈丹晨先生给笔者的信。)

二、分析

爱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曾对自杀现象做过系统的研究，他从对宗教活动、婚姻家庭以及政治、民族群体的研究中，将自杀的类型分为三种，即利己型(egoistic)，这种类型自杀的根源在于个人没有同社会融为一体。第二种为利他型自杀(altruistic)，即自杀者出于高尚的信念，如为宗教信仰或义无反顾的政治忠诚面贡献自己的生命；第三种为动乱型自杀(anomic)，它的产生是由于个人缺乏社会约束的调节，个人需求和欲望的实现受到了社会的制约。杜尔凯姆将自杀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因素的思路，给人们很大的启发，他认为自杀责骂社会环境有关，正是从自杀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才能找到某个人自杀的根源和背景。(爱米尔·杜尔凯姆《自杀论》，中译本128，174 ，200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1949-1976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杀状况，恰好能从它们发生的社会环境中找出根源。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和杜尔凯姆的研究是不相吻合的，或者说杜尔凯姆作为社会学家，他所描述的是常态社会中自杀现象的一般规律，而我在本文中所考察的是一个非常态社会中知识分子自杀的奇异现象，在这种现象面前，杜尔凯姆有关自杀的理论，常常难以说明整体状况，而只在具体到某一自杀的个体时，才显示出它的意义。比如在1949-1976年间集中自杀的大批著名知识分子，和他们所处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般的紧张和冲突，

而是这个环境从根本上出现了有意识地强加给知识分子的压力，这种压力在1957年1966年达到了高峰，知识分子自杀情况和这两个年头发生的政治运动完全成正比例。这就是说，这期间出现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完全带有突发性和传染性，个别自杀者的结局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显示某种暗示性，使许多面临同样压力的知识分子能在恐惧中感到那种结局也是适宜

于自己的。比如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妇自杀后，仅过了三天，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于9月6日也自杀死去，又隔了三天，9月9日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李翠贞教授也自杀身亡，李翠贞与傅雷生前是好友。(陈丹晨《在历史的边缘》2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8月)

从1949-1976年间知识分子自杀的人数上看，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有这么多知识分子选择自杀的道路是令人吃惊的。西方国家和亚洲的日本作家自杀的情况比较为人熟知，但在三十年的时间内(仅以我上表所列的四十位知名知识分子而言)有如此多的知识分子自杀，也是惊人的。有研究表明，西方和日本作家有自杀的情况，而中国作家自杀的传统是不常见的。陈丹晨在一篇比较中西作家自杀现象的文章中认为：“在古代历史上，这种社会动乱，政治黑暗，专制迫害等等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诗人作家处境十分艰难，一般却并不选择自尽方法，而寻找了另一出路。”(陈丹晨《在历史的边缘》2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8月)陈丹晨认为这与中国文人的生死观有关。“中国传统文人中，包括儒、佛、道各家在生死问题上有一点绝对相似的是重生轻死。”(陈丹晨《在历史的边缘》2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8月)可见中国作家本无自杀的传统，但为什么到了某一历史时期却集中出现一个自杀的高峰呢？这个原因只能从那一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寻找。这一时期除了政治上的高压之外，对知识分子而言，生存的空间是极其狭窄的，在这时期受到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处境既不同于帝俄时代的流放，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谪贬。在那样的时代里，在皇权之外还有民间社会，被正统贬斥，并不意味着在民间无法生存。而1949-1976年间，民间社会的根本消失，使一个知识分子在受到政治迫害之后，根本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知识分子是以传播思想文化为职业的，但1949年后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权利完全消失了，这些权利的消失，使知识分子只能依赖体制生存，而一旦被体制排斥，他们只能去从事体力劳动，而对知识分子来说失去了以上两种自由，他们的生存能力是很低的，多数知识分子受迫害了后的绝望也是由此而生的。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是导致这一期间知识分子自杀现象急剧上升的根本原因。另外，当时对知识分子的处理方式通常是两种，一种是将其下放到最为贫困的地区，另一种是将其遣返回乡。改变生存条件是在肉体和物质上折磨知识分子，因为常年在一种环境下生活的人，突然改变生存环境，并不是精神上能否承受的问题，而是生活习惯就无法忍受，当年大批出生在江南的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北中国的新疆、青海、山西、东三省最偏僻的乡间，使多数知识分子在身体上受到极大摧残。遣返故乡的打击则是双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成名的知识分子，多从中国乡间来，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荣归故里，衣锦还乡，但当时对知识分子的遣返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却选择了赶回老家去的办法，让一个好不容易才从乡间挣扎出去的读书人，(他们多数出生在富有家庭，回到农村，回到贫下中农面前)戴上右派、历史反革命、特嫌、阶级异己分子等帽子回到从小生长的环境里，让故乡的前辈、亲戚、孩提时代的朋友，都知识自己的罪行，这对一向爱面子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打击是很严酷的，在1949年后的时间中，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里，无形中对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时的最终出路产生了影响。

从上表所统计的情况可以看出，在已知的自杀时间中，除了卢作孚、周文自杀于1952年外，剩下的三十八人全部都自杀在1957和1966年前后，这个知识分子的自杀时间和1957

年的反右和1966年的文革完全重合，恰好揭示了这两次运动的实质。

我曾按如下的思路对自杀者情况进行过调查：

1.自杀的具体时间、地点。

2.自杀的方式(跳河、楼、烟囱、海、井、粪坑；自缢；打开煤气；服过量安眠药；触电；切断动脉；卧轨等等)。

3.自杀的直接动机。

4.自杀时所在的具体单位。

5.自杀时的经济状况(主要指收入)。

6.自杀前的身体状况(是否患有疾病)。

7.自杀时的婚姻状况(主要指是否与配偶不和)。

8.自杀时与子女的关系。

9.自杀时的具体年龄。

10.自杀后单位的结论。

11.自杀者家族有无自杀病历。

12.其他特殊情况。

分析以后我们会发现如下特征：

一、自杀方式中，以最简单，但也自杀率较高的方式如跳楼、上吊为基本方式，这个方式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在选择自杀时的绝望程度。从一般自杀方式看，中国知识分子选择的方式受制于物质条件的制约，如在已知的四十位自杀者中，只有诗人闻捷是选择打开煤气的方式，因为他生活在上海，其他自杀者多选择自缢和跳楼，这要忍受更大的痛苦，这种自杀方式的单一化，正反映了自杀者唯有一死的心理。

二、自杀者的年龄中，除老舍六十七岁，饶毓泰七十七岁，卢作孚六十九岁，王重民七十三岁，周瘦鹃六十七岁外，其余三十五人，年龄约在四十五-五十五岁之间，尤以五十岁左右为高峰。这个自杀者的年龄告诉人们，在1949-1976年间自杀的知识分子中，以年富力强，正在事业高峰期的中年人为主，这个年龄通常是一个社会成员生活是否正常的主要指标，所以年龄段自杀者集中对社会的影响是很巨大的，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一般都是上有父母，下有儿女。

三、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这些自杀者分布的单位也很集中，以高等院校、作协文联、艺术团体为主。这个职业颁特点符合反右和文革的直接指向。

四、在这四十名自杀者中，有张宗燧、饶毓泰，谢家荣三位学部委员，其中饶、谢还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

五、这些自杀者中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夫妻双方自杀现象，计有翦伯赞夫妇、傅雷夫妇、吴晗夫妇、闻捷夫妇、刘盼遂夫妇、刘绶松夫妇、杨嘉仁夫妇、田保生夫妇、李绂夫妇等婚姻状况是研究自杀时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都认为婚姻状况的恶化是导致自杀现象增多的一个原因。但我们特别注意到中国知识分子中夫妇同时自杀的现象恰好表明，这一时期的自杀人数激增完全是由于外在的社会压力而致，与自杀者的性格、年龄、经济、婚姻的良好状态都不足以缓解自杀者的压力，这从反面证明当时社会的恐怖程度。

六、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杀情况与1957年和1966年间政治运动对个人人格侮辱有着。这一点在有些人身上甚至超过了政治迫害，比如当年武汉大学教授刘绶松夫妇就是在被人当面扇了耳光之后自杀的，其他诸如老舍、傅雷、翦伯赞、吴晗等等都有类似的情况，由此可见由政治迫害而导致的人格侮辱是许多知识分子自杀的直接原因。

简短的结论

一、1949-1976年间，中国出现了大批知识分子自杀的现象是人类的耻辱，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一时期其他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

二、知识分子大量自杀的情况，作为个体可能有其特殊的原因，但就整体看，大量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的发生是这一时期政治文化必然带来的结果，我在前表所列的四十名自杀者中，没有一例有家族自杀病史的，可见自杀现象的大量发生和个体的生活状况没有直接关系。

三、在一个没有自杀传统的国家里突然出现奇异的自杀高峰，从反面证明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确实具有改变传统的能力。

四、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的集中出现，说明那一时期民间社会的彻底消失，也证明了人们生存权利根本没有保障。

五、自杀现象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会在很短时间内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