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祥林嫂与曹七巧的女性形象对比-2019年文档
论祥林嫂与曹七巧的女性形象对比
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和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都是封建买卖婚姻制度和封建礼教下的牺牲者。鲁迅从鲁镇人们麻木的内心叫出了“没有爱的悲哀”以及祥林嫂“无所可爱的悲哀”；而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风流泼辣，内心充满了对情爱、财物欲望的渴求。这两个不同的母亲形象反映出从“五四”时期到四十年代，母性的叙述视角所发生的明显变迁。
一、畸形社会下造就的不同妇女的命运
祥林嫂是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下的牺牲者。在封建买卖婚姻制度下，祥林嫂早早就被卖去给卫家山的人做童养媳而失去人身自由和婚姻自由，丈夫死后逃到鲁镇做女工，然后被婆婆绑回卖给贺家?サ暮卫狭?，结果这次仍然家庭破碎。然而鲁镇的人们把她的不幸当成了生活的调料，不断冷漠和麻木地赏玩和挑弄着祥林嫂的伤痛，使她走向毁灭。
曹七巧生长于开着麻油店的普通小市民家庭，有着青春少女的活泼萌动，其暴躁泼辣的性格迥异于当时传统女性温良沉默的“美德”，但她的长兄曹大年为了钱把她卖给了姜公馆残废的二少爷。她时常对患有骨痨的丈夫感到不满而在姜家大院里口无遮拦的大闹。出身卑微再加上没有“教养”地宣泄，丫鬟们暗地里瞧不起她，颇有私情的三少爷姜季泽也对她颇有余悸。畸形的婚姻使她陷入无比的空虚和绝望中，终于从天真活泼的女孩扭曲为
心理畸形的疯妇。
祥林嫂代表着社会上长期被封建礼教毒害却始终自主自愿维持礼教的一群。她们把加诸己身的不幸看作是“天有不测风云”、“我真傻”，归罪于自身。她们本是被压迫、被凌虐的，但是她们又习惯了被压迫的状态，很快就坦然接受各种被安排，将社会的畸形看作命运的惩罚。相对于祥林嫂，曹七巧有着饱满的女性主体意识，又代表了在性欲和物欲中沉沦的群体。她拒绝了姜季泽，却将自己长期的性欲望与情感期待推向了绝灭的边沿。金钱造就了她畸形的婚姻，她却反过来成了金钱的守护者。祥林嫂的生活空间是封闭的、自足的小农经济，而曹七巧已经有了独立的、鲜明的个性，她婚后生活的空间更多的是在“金锁”之中。但是，她们的婚姻都有共同点--她们的生活都因为婚姻买卖制度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她们天真质朴的本性因这个残忍的转折点发生了严重的畸形，畸形的过程也是她们逐渐麻木、逐渐失去人生意义的过程。
二、善良的母性与荒唐的母性
儿子阿毛的死使得祥林嫂唯一的希望破灭了，但这种骨肉分离的痛苦却没能在众人面前寻得丝毫的安慰，反而一次次地冷而尖地反刺到祥林嫂沉重的内心。鲁迅抓住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又一精神要髓――礼赞母亲，感恩母亲。正是祥林嫂神经质地不断重复着“阿毛被狼叼走的故事”而被别人当成笑料的不正常的精神状态，体现了祥林嫂身上最原始的最真挚的母爱。祥林
嫂用自己的死证明：灵魂的有无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生命和决心忍受着地狱的酷刑来换取和死去的丈夫和儿子见面的机会，这是伟大的亲情和爱子情怀。
曹七巧继承了已经融入姜家的宗法父权的教育方式，而自觉成为了父权制度的女性代理者。对于女儿她严加管教，甚至以各种疑虑的心态不断干涉和破坏长安的恋爱与婚姻，但女儿的裹脚问题、进女中接受新式教育都显现出她在教育方式上的迷茫。然而她在对儿子却处处放纵，直到“渐渐跟着他三叔姜季泽逛起窑子来”，才慌了神，手忙脚乱地给儿子定了亲。儿子的婚姻唤醒了曹七巧沉寂已久的被压抑的“性”意识。长期以来，儿子便是曹七巧性爱匮乏的唯一的精神情人。媳妇的介入分享了儿子的部分情感空间，使得她的这种情感产生排他性。她津津有味地打探儿子与媳妇之间的闺房隐私，又肆无忌惮地向外人宣扬，活生生地将媳妇折磨致死。
封建父权暴力下的母性，在寻找女性自我和人格独立的过程中，如祥林嫂一般传统意义上的母亲无法为后来女性提供成功的母性经验、道德指标和行为准则。这时，“父权立场”反倒成为母亲约束儿女的不可违背的原则。在父权制度下，“女人是压迫女人的制度的产物，她所受的教育，或非正规的，都是为了永久性地延续这个制度”。婆婆对媳妇的压迫，实际上是男权制压制女人的制度的秩序延伸。曹七巧并非不爱自己的儿女，丈夫的残疾为她掌控全家提供了良机，在金钱与心灵的长期苦役下，对于
儿女的教育发生了严重的误判。过多的精神滞重使这位母亲逐渐丧失女性意识和原始母性，而成为父权主义的帮佣。
三、母性叙述视角变迁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往往从温情、沉默、忍辱负重等角度出发，没有意识到或忽略社会加诸于母性这种特殊的女性团体的苦难，更不会借母亲的形象塑造来反思甚至改变这种被压制、被迫害状态。“五四”以后，在以文学呼唤人性解放的潮流中，女性几乎不约而同地用彰扬母道来反叛专制父权。祥林嫂这个被礼教和麻木无情的社会共同摧残的个体意识没有觉醒的母亲形象或者有美好的一面，只是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相比之下，鲁迅所关注的封建礼教“吃人”问题虽然也是曹七巧不幸的根源，但是张爱玲显然更加重视物欲对人性的异化。在张爱玲笔下，母亲的神性被完全剥夺，母性成为复杂人性的一部分，是文化塑造的结果。母性回到人间本位，母亲本人也应当被审视、被批判。
张爱玲和鲁迅发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张爱玲身处沦陷区，作为女性本身其关注方向和鲁迅思考的方向定会存在不一致之处。鲁迅把国民性放置于封建大环境下的整体性思考，而祥林嫂则是“杂取种种，合而为一”的一员，对于整个国民性形成一个批判的张力；而张爱玲则善于从个体、家族出发，展现个人情感与家庭生活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与民间资本正在蓬勃发展，其对人性的摧残更受身处中国
经济中心上海的张爱玲的关注，作为年轻的女性作家，张爱玲以其细腻的心思揭示了在资本主义浪潮冲击下，人们对于金钱、物欲的追逐；而鲁迅则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对于农村社会的揭示和探索。总之，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女性写作可以有两种话语趋向：一种是将母亲上升至超伦理的个人化与审美化叙述对象，从而达到对伦理化主流话语的反叛；也可以在社会伦理结构中以反向的话语方式来重新结构母亲的伦理内涵，从而树立女性特有的价值标准。但无论是哪种书写形式，作家都将要面对母亲形象的历史书写与现实重写相悖逆的文化语境，而且母亲形象自身的矛盾性与复杂性都必然导致重写的模糊性与歧义性，女性主义最终无法找到一种理想化的母亲形象来作为母性关怀的文学表述，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母性关怀作为一种性别叙述策略是成立的，但是在具体的文本实践中却只能是以被批判和怀疑的面目出现，以母性关怀来作为一种文化拯救也只能是虚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