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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概论——从《英雄》谈张艺谋电影艺术语言

美学概论结课小论文从《大红灯笼高高挂》看张艺谋电影

学院: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

姓名:王福祺

专业:工程力学12级三班

学号:02120905

指导老师:邓心强

日期:2014/6/23

目录

一、《英雄》故事简介

二、电影分析手法

三、《英雄》的创作团队和背景。

四、张氏电影对色彩的应用。

五、张氏电影对中国文化符号的选取和传统的表现。

六、《英雄》对武打场面和配乐的革新。

七、《英雄》价值观与文化现实的矛盾。

八、《英雄》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影响。

大众文化概论——从《英雄》看张艺谋电影星汉流转,东流逝水,荏苒的时光就这样悄悄地,慢慢地消逝了,无意间,

《美学概论》这门课程已然接近了尾声。在有限的时间里,老师您系统讲解了大众文化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鲜活的事例为依托,深入浅出的向我们阐释了大众文化的基本内涵、特征和规律,并着重介绍了电影、电视、畅销书、音乐、互联网、广告牛仔裤文化等大众文化形态,让我们重新定义了传媒、时尚、潮流、声音等概念,并为大家今后进一步研究大众文化现象打下了坚实的自学基础。

导语:

在日常授课中,您多次提到电影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并肯定了张艺谋导演在中国电影界标杆般的地位。作为中国著名电影导演,“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张自1984年在《一个和八个》中担任摄影师出道,先后制作了《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经典影片,并屡屡获得国内国际大奖。

2002年《英雄》的问世更标志着中国商业大片时代的到来。张在此后又制作了《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及《金陵十三钗》,两次刷新中国电影票房纪录、四次夺得年度华语片票房冠军。

在其影视生涯中,张艺谋先后完成了从摄影师、演员到导演的蜕变,成长经历曲折而传奇。其影片对中国电影市场影响深远,并对大众文化演变产生了无法忽略的巨大作用。

《英雄》作为中国商业大片的鼻祖之作,是张艺谋从文艺片导演向商业片导演转变的标志,改变了中国电影的表现手法,拓展了中国电影节的视野,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学生便以《英雄》这部电影为切入点,谈一谈我对张艺谋电影的看法。

一、《英雄》故事简介

战国末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起,惟秦国最为强大,急欲吞并六国,一统天下。为对抗秦国的吞并,六国各地一直上演着不同的刺秦故事。而赵国的三个刺客长空、残剑、飞雪,因剑术高超,名震天下,秦王因为他们三人,十年里没睡过一个安稳觉。突然传来一个叫无名的秦国剑客为秦王将他们杀死的好消息,秦王大喜,急召无名上殿相见。在大殿中,烛火昏暗,秦王离无名只有十步距离,无名将击杀长空、残剑、飞雪的故事娓娓道来:他利用三人之间爱恨交织的关系,瓦解了他们的力量,各个击破,因此取胜。可心机深沉的秦王发现了无名所述故事中的破绽,讲了另一个版本:残剑等三人主动求败,献出生命,用苦肉计帮助无名上殿,无名才是真正最危险的刺客。无名告诉秦王,他看错了一个人,那就是残剑,于是,另一个故事又从头叙起……最后,无名拿起了剑,此时他离秦王只有十步,他的绝技是“十步一杀”,然而为了天下百姓的安宁,他放

下了国仇家恨,没有刺出那刺王的一剑,并死于秦军漫漫箭雨之下。

二、电影分析手法

一方面,张艺谋的电影是一个整体,要分析《英雄》,就不能离开张的《高粱地》《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文艺片,也要结合张艺谋之后《十面埋伏》和《黄金甲》等后继之作,从时间的顺序看张的电影可以看出其电影的通性;另一方面,为了深入挖掘张的电影精髓,又不能广撒渔网,因为每一部精心制作的电影中,都饱含着导演对大众文化的深刻理解,以电影的要素为着力点,可以看出张氏电影的独特韵味。

从更广大的角度看问题,张氏电影是整个中国电影文化的缩影,是中国独特的历史和人文孕育出的产物,张的电影展现的也是整个中国电影市场的品质,所以也应该把张氏电影放到时代背景中考量。

综合上面三点,我决定从四个角度分析问题:

(一)、纵向比较法。以《英雄》为分析重点,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把《英雄》和张艺谋其它电影比较异同,分析其风格和手法的变化。

(二)、横向比较法。把《英雄》与同时期的其他中国电影进行比较,观察重点放在《英雄》与传统中国电影的不同在哪里。

(三)、背景分析法。将《英雄》放入时代的背景中,结合当时国际舆论和电影风格走势,分析中国电影改革的契机和动力。

(四)、点面结合法。因为电影内涵丰富,理解方法多样,为了突出重点,选取典型的电影符号进行分析,从点带面,逐步还原电影导演的本意。

三、《英雄》的创作团队和背景。

张艺谋电影中所蕴藏的主题,一直都有与第五代所传承和发展的“文化批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一般都会将人物放置于历史(古代和现代均有)和事件中去,去探讨人性和内心最纯粹的表现。陈凯歌醉心于历史的解析,黄建新醉心于都市的迷惘,田壮壮醉心于宗教的诠释,而张艺谋的电影主题,一直都离不开对传统的精神家园的反观。

张艺谋是一位对当今电影风潮、艺术流向都非常敏感的具有强烈感受力的导演。当阿巴斯为首的伊朗导演在全球掀起“真诚电影”高潮的时候,他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类型片所拥有的巨大潜在的观众群,于是《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相继出现,应和了这股“真诚电影”的朴素之风。他的感觉没有错,从这两部影片的获奖情况和评价来看,他得到了相当丰厚的回报。而当李安的《卧虎藏龙》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的情况下,张艺谋继续将这种类型片演绎下去,必然是具有商业和声誉价值的明智之举。《英雄》做不到经典或精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目的性太强,从开拍之初,它就将自己定位在“向《卧虎藏龙》挑战的角色地位上。

《英雄》是一个“多意的文本”,而且在刺秦的表面语意下隐含着多个现代性主题,大概只有这样理解才更接近一位国际大师呕心历血和众多明星历时一年半花费8000万美金创作出来的作品本身。另外由于这部片子要参加奥斯卡的背景,因此任何一种解读只能放在国际电影潮流的背景和西方人的欣赏视角之下,否则很难理解其中的真正含义;还有就是编剧李冯的特殊身份,他原来是90年代的新锐作家,既然也参与其中,那么应该相信这部

片子肯定是一部有深度的作家电影,而且他在文坛上扬威立万的看家本领就是解构历史文本并在其中嵌入(后)现代性复调主题,看看他写的精彩之至赏心悦目空前绝后的中篇《唐朝》,也应该相信《英雄》这部电影的文化层次。同时,《英雄》汇集了众多优秀的电影人,无论是武术指导程晓东、配乐谭盾,还是服装、人物设计和田惠美,都是电影界中的精英。《英雄》无论在画面、造型、音乐、动作方面都多多少少地融入了制作人员各自的风格,只不过根据导演的要求稍有变化,而深藏其中的精髓却是不变的。

四、张氏电影对色彩的应用。

张艺谋作为摄影专业的科班出身,对色彩的运用分外青睐。尤其在他艺术营造的早期,几乎达到痴醉与偏执的境地。作为中国电影艺术的探索者,张艺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是一个不断探索自己风格、敢于突破自我的开拓者。特别在色彩的使用上保持了一贯的敏感和极强的倾向性。“淡妆浓抹总相宜”,不拘一格,酣畅淋漓地发挥着色彩的艺术功能。

张艺谋对色彩的选择使用是有目的的,他在影片中精心设计、搭配着那些鲜艳、夸张的色彩,并赋予它们不同意义的象征。对色彩看似态惫的使用恰恰一方面与他影片中狂野混乱的情景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同影片中戏剧结构、情节发展、人物情绪,甚至同观众的情感体验、自己的主观意念都紧密相连。

在张艺谋的电影艺术中,色彩已不再是自然的简单再现,而是一种意象性地建构现代“神话”的艺术符号。突破了以往将摄影和画面单纯作为叙述工具的框架,使色彩的能指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传达出故事情节本身无法传达出的信息内容

《红高粱》在红色的基调运动中,穿插纯净的黄色(土地)、绿色(高粱)、蓝色(夜幕)、黑色(衣裤),礼赞生命的主体得到升华,色彩和造型在银幕上完全被电影化。

《菊豆》中他充分展露了玩弄电影色彩的高超手法,以红、黄、蓝三原色为基础,进行了大胆泼辣的色彩渲染来诠释人性,显示出高雅沉重的美。

大红灯笼高高挂》用灰、红、白三色合流构成凝重冷寂、焦躁而窒息的氛围,深蓝色的乔家大院里刮起了大红灯笼,一群妇女正为自由“性”福挣扎。

《英雄》更以不同的衣服颜色取代一般电影胶卷的换色,用红、白、蓝三色呈现三种故事的样貌,浓郁到倾泻般的色彩运用,真像在“色彩中流动”,让人们享受一场“视觉的盛宴”。

《英雄》由纯色转向多色,以不同的色彩表达不同的内容,人物服装的色彩不仅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并兼具区分故事情节的功能,张艺谋的匠心独创可见一斑。《英雄》放映后,曾有圈内人分析,张艺谋对色彩的把握在他的作品中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在对浓度很大的整块色彩的铺陈上,但这次《英雄》里用色彩讲故事还兼具了形式感的创意。

《英雄》由五大颜色构成:白、蓝、红、绿、黑,以黑色作基调。白色象征最美丽的死亡,蓝色象征最崇高的较量,红色象征最炽热的生命,绿色象征最宁静的回忆,黑色象征最博大的胸怀。通常,用不同的色彩表达不同的内容,很容易给人矫揉造作的感觉,但《英雄》结合得非常融洽,多种色彩丝毫没有影响故事、情节的整体感,达到了相得益彰的意境。另外,缤纷的色彩创意还涵盖了多重意义:首先,用颜色来讲述了三个不同的故事;其次,由于有了色彩上的时代分隔,使观众在理解故事情节上减轻了压力,并且观众对不同颜色的理解也激发了不同个体潜意识里的联想,以颜色的象征意义带领观众轻松走进了剧情。

五、张氏电影对中国文化符号的选取和传统的表现。

从《红高粱》开始,张艺谋电影的创作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道具的使用。《菊豆》中硕大的染布机;《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被专家所诟病的“伪民俗”——点灯;《活着》中对于皮影戏的双重意义展示;《秋菊打官司》中的陕西秦腔吼出的“走咧……”;甚至连最为单纯简单化拍摄成的《我的父亲母亲》中,也有平常很少为人所知的“锔碗”工艺。这些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老民俗“道具”艺术,在电影中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这些道具在张艺谋电影中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一种对于传统艺术的承载,抑或是表现其电影的厚重性,而是更为深刻的与影片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在电影《活着》中,皮影戏的使用,正是与主角福贵的人生起伏进行了有机的对位结合在展现出了更为深刻的内涵和主题阐释。在张艺谋电影中,这部影片被公认为是他水平最高的一部,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在于其对于人生的表现和对电影本质的探索更为深刻和贴切所致。这种贴切,也反映在了“皮影戏”的使用上。这种道具使用的双面性,恰恰表现在了其对于电影主题的“象征”上的。

而在张艺谋进行商业创作的时候,这种与商业创作一定程度上对立的传统文化却依然出现在了其电影中,并且丝毫没有减少或者消失的倾向。

《英雄》在艺术和商业结合上也有着相当的创新。除了“罗生门”式的叙事策略,借鉴好莱坞的大片模式,对武打场面、影像画面设计、视听效果等方面也都颇有新意。可以说,《英雄》是一场视觉上的盛宴。所有关于中国的视觉符号,《英雄》里都不遗余力地再现:围棋、书法、剑、古琴、山水、竹筒、弓箭、巍巍楼宇、漫漫黄沙、青山碧水、红墙绿瓦。在《十面埋伏》中,对于“小妹”那段飘逸的舞蹈,也是中国本土的古典舞的痕迹,当然,竹林文化的阐释虽然比《卧虎藏龙》相差甚远,但是依旧存在着中国人特有的更为甚者是在黑色幽默喜剧中《三枪拍案惊奇》中,张艺谋竟然破天荒的将“二人转”、“陕西油泼面”、“年画”以及“春晚”式的小品式表演融在了一起,套用一个具有悬念性的故事,使得整部电影散发出了特立独行的特点。

由此可见,张艺谋电影中对于“道具”的使用占据了重要的作用。应该说是“文化道具”已经成为了张艺谋电影创作的重要手段之一。当然,对于整部电影内涵揭示,这种道具和传统的结合,并没有达到最为完美的效果。

六、《英雄》对武打场面和配乐的革新。

有几个镜头给人留下强烈印像:李连杰一剑刺中甄子丹,为描述剑之快,镜头在李连杰的脸一点点穿破雨水的画面中一一定格。李连杰与梁朝伟在九寨沟一场对决戏,二人蜻蜓点水,水面及水下的镜头,绝对可以写入武侠片视觉经典。如月誓为主人报仇一节,与飞雪在胡杨树林中生死对决。在这场戏里,急速运动的敌手中剑身亡,血眼看世界,使画面和空间变赤,颇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意味。

在听觉方面,《英雄》也把武侠片的音效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影片配乐是著名音乐人谭盾。他不再像以往武侠片那样强调刀剑、拳脚、飞行的强烈夸张表现,相反,英雄的配音和拟音方面都相当克制,他们更重视体现“绵长”“幽远”的意境,更强调声音的质感。充分容纳各种具有表现力的细节化声音段:不仅有鼓声、琴声、伊扎特帕尔曼的小提琴,

甚至是各种在武侠场面中的自然声音。这些克制后表达出的已经令人大开“耳”界。例如,正对画面,背景声安静得像清澈的湖水,在一片衣袂挥舞和鼓声的中低音中,剑声划破空气的锐响,配合人影腾挪的声音。枪剑相撞后的渐弱的震颤声,极富韧性极具质感。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为描述李连杰剑法之准,他一剑横贯毛笔,从劈裂笔杆竹质到笔尖毛质声音的变化。还有在九寨沟对决的剑戏,人脚踏在平静的水面声,剑挑破水,震开的一圈圈涟漪声,人耳闷在水利到跃出水面后扑面而来的空气感等等。

七、《英雄》价值观与文化现实的矛盾。

《英雄》强调的是天下的概念,想通过一个神话般的古代故事,阐述一种经过现代包装的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观念,宣扬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大局观。但是社会的文化现状是“后现代主义以反现代主义形式和价值为其特征,背叛、遗弃了大量保存于传统文化中的希望、价值和真理。社会的巨变使得植根于前技术社会的道德伦理、审美意识、语言逻辑、价值特征纷纷归于无效,失去其合法性根基和同社会对立的异己与超越能力。它关注的是如何跨越观念的束缚,畅快表达作为社会个体人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生活体验;它的“娱乐化”倾向,决定了这是一种在人的日常心理和行为层面上对于责任、义务等精神内在构造的彻底拒绝,一种直观感受的轻盈松弛,这不能说不和传统的文化思想有着巨大的反差。

中国的传统审美文化注重的是作品的教化性,“中国古代美学强调审美文化的他律性是主导倾向……这种强调他律性的思想,在中国艺术史和美学史上影响深远,以至于常常出现把艺术当作道德教化的工具这种偏向”。随着后现代文化思想的发展,现今人们的意识中已经普遍存在对现实作品的怀疑、批判,倾向于生活与思想的世俗化,人们更关注的是自身物质生活与个人的精神体验,而不仅仅拘泥于某些抽象、空洞的理论和信念,假如这种种理念拿不出让人信服的证据,只会受到大众的怀疑甚至摈弃。。

与他过去的电影相比,《红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及后来的《一个都不能少》,都旨在通过平凡的人物、平实的语言、平淡的现实状况,揭示、烘托人性的本质——人性的闪光点或是人性的丑陋。“喻大于小”是他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段,而在这部电影里,我们看到的是神话般的人物、夸张的历史和半文半白的语言,那充塞大脑的影音讯息和显得有点勉强、难以自圆其说的主题内涵,反而使人物的本质——人性的表达被空前削弱。这种风格的突变,对于一位有着20年从影经历、有着丰富经验和相对固定艺术风格的导演来说,是要冒一定危险的。且不说观众能不能在短时间适应这种变化,就是这种“转型”也很容易成为东施效颦、不伦不类的跟风之作。从事实上讲,张艺谋确实也有想把《英雄》与《卧虎藏龙》相比较的意图,而且他也注意到与之区别的重要性。就这部电影的立意看,似乎影片有了更不同、更深刻的内涵。

九、《英雄》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影响。

《英雄》带来的电影产业化运作的模式是颇有启示的。从前期的策划筹备、类型片明星制,到拍摄制作,最后宣传发行,《英雄》呈现给人们的,是一整套迥异于国产电影以往操作路数,却又完全符合商业规律的市场化电影运作范式。《英雄》上映2个月,国内票房就达到2.4亿元人民币,毫无疑问,《英雄》获得了国产电影空前的商业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说,《英雄》是中国电影产业化道路的一块里程碑,它在艺术和商业结合的中国武侠类型

片的发展上,有着丰富的启示意义。

《英雄》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几个第一

1,使得国产电影的票房第一次在本土打败了进口的电影(主要是指好莱坞电影)

2,第一次打破了以前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票房分配制度,提高了国产片投资方的票房分配比例,从而增加了投资方的投资信心和积极性。

3,打破了电影音像版权的单方垄断价格,使得音像版权的价格上升了几十倍。

4,第一次使中国电影在北美市场战胜了好莱坞大片,连续两周成为北美的票房冠军在强有力的宣传造势下,商业电影的叫座,票房的突破,无不是加快商品经济的消费,促进经济产业的发展,提高人民的审美,提笔点睛的点出一些已经被人们遗忘的精神文明。

很多人认为商业片在故事情节上不算好片。是为了冲着票房去的,可是如果在行业内来说,乃至文化经济领域中,商业片所起的作用(商品经济的开发,文化产业的宣传等)都是无可厚非的。所以,张艺谋的电影仍然是很成功的。更何况不仅让世界对中国的电影刮目先看,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标志之一,也让中国自己的国民重新认识并创新自己。《英雄》的成功,加速了资本进入电影市场的速度,发展并培育了电影消费市场,完善了电影产业链,发展了中国电影技术,为中国电影业培养了新鲜血液,并使中国电影产业进入良性的循环。综合看来,《英雄》是划时代巨作,它是中国电影工业的里程碑,也是中国电影继往开来的转折点,作为中国商业大片的先驱之作,成功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商业电影制作之路。《英雄》将被永远记录在中国电影的史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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