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财政体制与中国财政体制改革路径探讨_杨鹏 北方经贸 2013年10期

分税制改革背景

一、中国税收制度历史： 解放初期：中央对地方高度集权的“统收统支” 80s中期至90S中期的：财政包干制度 1994年至今：分税制 二：财政包干制度：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 划分收支和税种： 它按照企业和事业的隶属关系，把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支出彻底分开，明确各自的收支范围，并在划定的收支范围内。按照企业的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所得税,按照属地征收的原则划分流转税 收入： 地方：地方所辖企业收入、盐税、农牧业税、工商所得税、地方税收入归地方，工商税则作为中央和地方的调剂收入。 中央：中央所属企业的收入、关税收入归中央 支出： 财政 制度 东部和中西部的 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 系 政府和企业的关 系

中央：中央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央企业的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新产品试制费，地质勘探费，国防战备费，对外援助资金，国家物资储备支出，以及中央级农、林、水利，气象、工业、交通、商业、文教、卫生、体育、科研等事业费，均属中央财政支出地方： 分级包干： 由于各省情况差别很大,中央政府对全国37个下辖财政单位(包括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和一些计划单列市)实行六类不同的包干办： “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缴额递增包干”、“定额上缴”和“定额补助” 收入递增包干：以1987年决算收入和地方应得的支出财力为基础，参照各地近几年的收入增长情况，确定地方收入递增率和留成、上缴比例。在递增率以内的收入，按确定的留成、上缴比例，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成：超过递增率的收入，全部留给地方；收入达不到递增率，影响上缴中央的部分，由地方用自有财力补足。 三、影响： （一）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积极性，同时由于乡镇企业隶属于地方政府管辖,所以乡镇企业的税收不但几乎全部落入地方政府之手。 （二）中央财政增长缓慢，“两个比重”不增反降，影响经济发展。 “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 1979年第一个比重为28. 4%,到1993年已经下降为12. 6%;第二个比重也由1979年的46. 8%下降为1993年的31. 6%,中央财政不但要靠地方财政的收入上解才能维持平衡。（三）地方财政实力大于中央财政实力，所谓的“国家”能力受到影响。

中国财政体制改革

根据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和公共财政建设的基本要求，针对中国现行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运行中遇到的外部障碍，借鉴国际经验，在“十五”期间乃至2010年较长的一段时期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的基本思路和对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和公共财政原理，明确界定政府的事权范围，为建立科学、规范、稳定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提供基础性条件 1.按效率原则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职责关系。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干什么、能干好什么以及如何干？由私人机构来执行政府的一些任务，能否做得更好？这一直是世界各地的选民和决策者不断思考、探索实践的重要问题。中国的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期，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责尤为紧迫和重要。根据世界银行对转轨国家经验教训的研究结论（世界银行：《从计划到市场：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117页），首先政府在生产和产品分配及服务方面的作用应大幅度地削减。由公共部门提供产品和服务这一做法必须是一种例外，而非惯例。只有在市场失败的方面，如国防、初等教育、农村道路和一些社会保障项目等，而且在政府干预能够改善市场的情况下，政府干预才被视为合情合理。其次，政府必须停止对微观经济活动的限制和直接控制，政府应致力于促进宏观经济稳定，为私营部门的发展和竞争提供一种法律上的保证。最后，提供社会保障是所有国家政府的主要功能，但在市场经济中，社会保障应该主要针对最需要保护的那些脆弱的群体，政府不应为了使所有的人获得足够的生活标准而提供慷慨的保障，而是有必要强化个人在收入和福利方面的更大的责任心。 2.按分职治事、受益范围和法制原则依法明确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 分职治事是指在政府事务与民间事务按效率原则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对政府有充足理由承担的事务，在政府内部按照凡是低一级政府能够有效处理的事务一般就不上交上一级政府、凡是地方政府能够有效处理的事务一般就不上交中央政府的原则进行合理划分。受益范围原则是指政府行使政治经济职能和提供公共产品与劳务时，若受益范围遍及全国各地则应划为中央政府事权，若受益范围仅限于特定区域的居民和企业则应划归某一级地方政府。法制原则是指各级政府事权的确认、划分、行使及调整等应具有相应的法律保障，做到法制化、规范化并保持相对稳定性。根据上述原则和中国国情，中央政府的事权范围及主导作用应主要包括：（1）制定并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对经济发展的速度、方向、结构、生产力布局、GDP分配等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并通过各种手段组织实施；（2）调节经济总量关系，协调宏观经济结构偏差，促进并保持总供求和部门结构的大体均衡，促进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运行；（3）在市场失效的领域，有效承担起跨省际重大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项目的投资建设、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等；（4）调节GDP分配结构和组织社会保障，从全国着眼把收入差距控制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范围内，协调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5）调控各地区之间的财政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地区间经济社会协调发展；（6）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7）自觉组织和推动市场化进程，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8）维护国有财产的所有者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9）维护全国的生态平衡，搞好环境保护和人口控制等。 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应主要包括：（1）制定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对本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方向、结构、生产力布局、收入分配关系等具有区域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通过各种手段组织实施；（2）根据本地区居民（包括居民企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数量和质

中国财政体制的改革

中国财政体制的改革 以事权与财权对等为核心的新一轮分税制完善和改革能早日启动，才是中国经济有可能走上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前不久表示，我国将实施一系列税收体制改革，重点增强地方财政收入的能力，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充分发挥分税财政体制在新形势下的积极作用。 十多年以来，分税制使得中央政府能够集中大量财力来调控经济发展，但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为了充实地方财政的“腰包”，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将在阵痛中开始“破冰”！ 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财政体制，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公共财政理论要求，是市场经济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较为成功的做法。 １９９４年，中国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较好解决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十多年来，对于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加强税收征管，保证财政收入和增强宏观调控能力，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有待于深化改革和加以完善的地方，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等。

有关统计数据表明，自１９９４年实施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从１９９３年的７８％下降到２００４年的４２．７％；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却明显上升，从１９９３年的２２％上升到２００４年的５７．２％。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没有相应变化，一直在７０％左右的水平上波动。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用４３％左右的相对财政收入支撑了７０％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与分税制改革前地方政府用６８．４％的相对财政收入仅仅支撑５９％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恰恰相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是政府必须承担的最重要的职责，带有非常强的外溢性特征，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理应由中央政府提供，政府的基本职能也必须依此来确定。如果由财力严重匮乏的基层政府来承担，必然会导致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不足或严重不均等，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正是由于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严重背离，分税制就无法起到平衡地区差异的作用，更导致了地方政府财源缩减，促使其从预算外寻找收入来源，出现了诸多不合理的财政现象，表现最为突出的有两方面：一是“土地财政”。据统计，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８年间，中国土地出让面积从４５３９１公顷上升至１６５８６０公顷，年均增长率１５．５％。同期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也不断上升，成交价款从５１４．３亿元上升至１０２５９．８亿元，后者大约是前者的２０倍，年均增长率３９．５％。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土地出让金成交价款年

分税制改革(2)

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简称分税制，是指将国家的全部税种在中央和 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借以确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入范围的 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它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推行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 模式。我国推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已近10年，其改革成效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按照市场经济下的分权原则，划分各级政 府的职责，初步规范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二是较大幅度提 高了中央财政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增加了全国性基础设施和公共 工程投入，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和部分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但是，分税制体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却也不容忽视，亟待解决。 一、税权划分不明确、不合理 多年来，政府与市场的职能一直没有界定清楚，政府包揽太多的状况 始终没有改变，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也划分不清。分税制改革的重点是 划分收入，但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清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是在政府职能尚未完全转变，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尚不 明确的条件下实施的，因而税权划分不明确、不合理。主要表现在： 过分强调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而没有兼顾地方政府的利益，造 成税权过于统一；地方几乎没有任何立法权，税收的灵活性受到抑制，致使地方“费挤税”现象严重，分配秩序十分混乱。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发展，现行的税权划分体系在运行中所暴露的缺陷不断增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 二、基层政府财政陷入困境 分税制使基层政府财源缩减，只能把筹资目光集中于农业。分税制改 革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变革，就是把一些原来由地方财政支配的收入划 归中央政府所有，从而改变了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结构。在这一制度 安排下，基层政府为了自身收入的稳定，就把筹集收入的关注点由 1994年以前的偏向工业，部分地转向了农业。但是，规范的农业税数 量是有限的，难以提供基层政府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资金。处于财政级

当前的财政政策和财政体制改革

当前的财政政策和财政体制改革 引言： 我们之前进行了有关绩效预算的内容的介绍，现在我们对绩效预算进行一些探讨。（一）政府的绩效评价：如何构建政府的绩效评价体系？ 1、政府的绩效评价是政府绩效预算的基础 2、如何构建政府的绩效评价体系 3、政府的绩效评价本质上是政府发展观和政绩观的具体体现 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一个政府的发展观，政绩观和理财观是有一定的内在因果联系的。（二）发展观、政绩观和理财观 1、发展观是基础，决定了他的政绩观 （1）要选择何种发展道路？有两种道路可以选择：一是经济和社会的全方位的大推进，二是经济的发展带动社会的发展。 （2）如何看待发展观的区域角度？是地区协调发展还是单兵突进的模式？ 2、正确的政绩观取决于科学的发展观 西方国家政绩观考核为社会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和进步。中国政绩观考核更多的为经济的发展：经济的稳定和经济的增长。作为执政者来说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追求。 3、快速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增长在带来福利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矛盾： （1）经济的增长必然带来外部负效应，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 （2）在市场条件下，经济的增长将直接带来收入分配的不公，差距的拉大等； （3）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短期和长期矛盾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经验证明，过快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能让全体公民享受到相对均等的经济增长的福利。 4、发展观和政绩观决定了政府的理财观 政府理财的理念和理财观主要分为两类： 1、追求财政的收支平衡理财观——（古典理财观） 财政收支平衡的理财观是政府将收支平衡放在第一位，不寻求收和支，可以让政府不必要承担经济的风险和过多的负担。 2、打破收支平衡的理财观——（现代理财观） 一是追求周期性的平衡，比如五年、十年的平衡，例如西方国家很多采用的是周期性的预算；二是放弃平衡，不怕负债，而依靠滚动的负债来支撑负债。此种理财观是政府将经济增长目标放在首位，政府承担一定的风险，将资源更多地掌握在手中，按照政府的意念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理财观是被动的，依从于政府的发展观和政绩观 （三）政府绩效评价的分类 1、在发展观、政绩观和理财观的发展基础上，构建政府绩效评价体系 2、在分类评价基础上确定支出和预算 3、政府绩效评价的分类：评价政府的绩效，需要分类评价，在这个基础上来确定支出。 （1）政府行政行为的合规性：政府行为是否遵行法律法规和行政规定以及总原则；

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

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重整税收结构后,增值税和营业税并重成为流转税的两大重要税种,且这个时间段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2004年7月1日期,消费型增值税在东北三省的石油化工业、装备制造业等八大行业试点征收;2007年7月1日,中部六省26个老工业基地的采掘业、电力业等八大行业也被纳入试点范围;2008年7月1日,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五个盟市以及泣川地震中受灾严重的地区;2009年1月1日,消费型增值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全面取代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不断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消费型增值税在经济活动中的益处不断展现,反观营业税变动不大,越来越不适应当今经济的发展。 转型后的增值税能够有效消除重复征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分工,而这正是目前交通运输业在发展中所欠缺的。并且交通运输业本身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制造业之后另一重要环节,涉及到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与人们的生产、生活都息息相关。众多企业与交通运输业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原材料、产成品的运输均靠交通运输,各企业外购交通运输服务的规模不断壮大。可以认为,国民经济中的各部分都离不开交通运输业,包括经济资源要素的开发、运输以及配置等,因此交通运输业与国民经济关联度极高。现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必然也对与之配套的交通运输业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促使交通运输业的不断发展。因此,交通运输业的大发展必然是未来的趋势。首先应在税制上,对交通运输进行改革,使其缴纳更符合实际需求的增值税,并且结构性减税,可以进一步推动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2012年1月1日,交通运输业改征增值税先在上海试点。根据《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交通运输业的增值税税率11%,对交通运输辅助业(包括仓储、港口、机场等)以6%征收增值税。目前试点范围已经逐渐至北京、天津、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8省市,并且有望在两年内推广至全国。可以说上海的试点走出了交通运输业改征增值税的第一步,后来的试点正是根据上海试点情况不断修订政策。因此,此次针对上海交通运输业试点方案的解析是非常必要的。 1.1.2研究意义

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

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 【法规类别】财政综合规定 【发文字号】国发[1993]85号 【发布部门】国务院 【发布日期】1993.12.15 【实施日期】1994.01.01 【时效性】现行有效 【效力级别】国务院规范性文件 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 （1993年12月15日发布国发[1993]8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为了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更好地发挥国家财政的职能作用，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国务院决定，从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改革现行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一、分税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现行财政包干体制，在过去的经济发展

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扩大，其弊端日益明显，主要表现在：税收调节功能弱化，影响统一市场的形成和产业结构优化；国家财力偏于分散，制约财政收入合理增长，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弱化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财政分配体制类型过多，不够规范。从总体上看，现行财政体制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必须尽快改革。 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并借鉴国外的成功做法，要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必须进行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的原则和主要内容是：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 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一）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两个积级性，促进国家财政收入合理增长。既要考虑地方利益，调动地方发展经济、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又要逐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适当增加中央财力，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为此，中央要从今后财政收入的增量中适当多得一些，以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二）合理调节地区之间财力分配。既要有利于经济发达地区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又要通过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扶持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和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同时，促使地方加强对财政支出的约束。 （三）坚持统一政策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划分税种不仅要考虑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分配，还必须考虑税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分配的调节作用。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以保证中央政令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平等竞争。

2020年(金融保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

（金融保险）财政金融体制 改革

第四讲财政金融体制改革 本章重点： 1、我国传统金融体制的特点 2、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成效和问题 3、什么是公共财政？它有哪些特点？ 4、为什么说公共财政是社会主义市场的必然要求？ 第壹节中国金融体制改革 壹、传统金融体制的特征 1、“大壹统”的银行制度。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逐步消失，只剩下银行业，而银行业也只剩下中国人民银行，所有从事金融业的部门和机构基本上都是人民银行的下属机构，人民银行同时承担宏观调控和日常金融业务的双重任务，其终极目标是服务于计划经济，是全国的信贷中心、结算中心、货币发行的中心。 2、银行的运作服从于上级指令。银行运行实行行政化的管理方式，体当下金融体制上，就是按行政区划设置机构，即省市设分行，区县设支行，区县以下设分理处。这种和行政管理的职能和层次结构高度壹致的组织结构，决定了金融决策是集中经济计划决策的壹部分，国家的计划决策对金融活动起支配和导向作用，成为金融决策的依据。 3、简单直接的货币传导机制。所谓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是指货币供给的变化对经济运行影响的途径。在以服从指令为运作方式的“大壹统”的银行体制下，货币供给的变动直接传统导至实体经济活动，没有任何中间变量。这种直接的货币传导机制对经济活动影响的力度极其有限。 4、直接被动的金融调控方式。在计划经济的三大管理体制，即计划体制、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中，金融体制从属于计划体制和财政体制，计划体制实际处

于核心位置，起支配作用。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通过经济计划来进行，信贷计划只是计划指令执行和操作的工具，完全不具备自主运作和调节经济的独立性，也无需独立承担宏观调控经济的重任。 传统金融体制的之上特点决定了要在满足计划经济运作要求的同时，扭曲了我国银行的基本运作方法和货币基本职能，形成了货币供给的倒逼，不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和深入，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 二、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 始于1978年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过程，大体上能够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1978-1984年，拆分原来的“大壹统”银行体系，建立中央银行制度。首先，恢复和设立了专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相继于1979年恢复成立或独立运营。中国农业银行负责统壹管理支农资金，集中办理农村信贷；中国银行作为国家指定的外汇专业银行，统壹运营和集中办理全国的外汇业务；建设银行全要办理拨改贷业务，此外仍利用自己吸收的存款发放基本建设贷款，重点支持企业为生产国家急需的短线产品而进行的挖潜改造工程，且发放城市综合开发和商品房建设贷款。这样，建设银行逐渐由完全办理财政业务，逐步过渡到既办理财政业务又办理金融业务，且金融业务比重越来越大的专来银行。1984年1月1日，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承办原来由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经过多年的发展，现今中国工商银行已成为以人民币资金为主和城填金融业为主的、提供多功能服务的中国最大的专业银行。国有专业银行的重建和发展是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必要条件，没有国有专业银行的重建和分担原来“大壹统”银行所承担的大部分具体金融业务，人民银行就无法专门发挥中央银

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回顾及未来趋势分析

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回顾及未来趋势分析 [摘要]综观我国近十年来的财政体制改革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的改革 进程：第一阶段是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其目的是构建与市场经济相 适应的政府与企业、 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和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 第二阶段是1998 年开始推行的财政支出管理改革，其目的是转变财政职能，优化支出结构，逐步建 立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目前我国的财政层次过多，是影响分税制财政体制正常运行 和导致基层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建议取消乡镇财政，实 行乡财县管；取消市级（地级市）财政对县级财政的管理，实行省级财政直接管理 县级财政。这样一来，全国的财政级次变为三级，即中央、省（市、自治区）和县 （地级市、县级市）三级，增强各级财政的调控能力。 1994 年以来，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我国积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 应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和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两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 构建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框架，有力地支持了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与此同时，由于改革的渐进 性和不完善性，以及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形势的变化，财政体制 运行中的不适应、不配套、不协调等矛盾开始激化和暴露出来，需要继 续深化财政体制和管理方面的改革，以适应当前财经形势发展的需要。 一、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回顾 综观我国近十年来的财政体制改革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的 改革进程：第一阶段是 1994 年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其目的是构 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和中央与地方 的分配关系；第二阶段是 1998 年开始推行的财政支出管理改革，其目的 是转变财政职能，优化支出结构，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框架。这两个 阶段的改革都获得了很大成功，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成效分析

对中国当前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十大成效分析

关键词：分税制财政体制体制改革十大成效 （一）初步确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平均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财政经济实力迅 速增强，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高，加之税收结构变化滞后于经济结构的 变化，全国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支水平均较低，“两个比重”逐年下降。随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公共品供求缺口不断拉大、且显性化，财政 收入相对量的下降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及其相应的财政支出责任范围过宽的矛盾，使得各级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和县级财政一直处于“紧运行”状态。改革 开放以来地区间财政经济发展差距呈不断拉大的趋势，连续实行了十几年的财 政包干制，又形成了较为明确具体、稳定的地方既得利益，加之中央财力拮据，中央政府均衡地区财政经济发展差距的能力较弱、阻力较大。由于长期计划体 制下形成的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合理、不规范、不稳定的责权关系一时难以划 分清楚，也制约了财政体制改革的进程和力度。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和法制建 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之相适应，中国各级政府的公共财政职能、作用范围及 作用方式、收支规模与结构等也需要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来重新定位，作 为中国政府间公共财政关系制度化表现形式的财政体制改革也应从这一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在上述条件下进行分税制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一劳永逸， 只能采取渐进式策略，先构造起分税制的基本框架，然后在运行中再根据制约 财政体制的各种因素的变化逐步完善，以降低或“分期摊销”改革成本，减轻 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震荡。1994年推出并已运行了4年的分税制改革方案，以划分支出、划分收入、分设税务机构，实行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为主要内容，初步确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分税制体制的基本框架，在很大程度上 改革了包干体制下多种体制形式并存的不规范、不统一、不协调的状况，为理 顺政府间责权关系迈出了关键一步。 （二）增强了政府财政筹资功能，明显遏制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下滑的趋势 分税制主要按税种明确划分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源，并分设国税局和地 税局两套税收征管机构，分征分管，硬化了政府间资金上解、下拨的预算约束 关系，在划定的支出责任、税源、税权范围内，各级政府当家理财、自收自支、自求平衡的压力和动力明显增强，提高了地方政府开辟财源及征税的努力程度，减少了税源流失，增强了财政的筹资功能，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大幅下滑 的势头得到了遏制，扭转了财政收入长期低于GDP增长甚至负增长的被动局面。 （三）调动了地方政府培养和开辟财源、增加收入的积极性，增强了地方财政 经济的自我组织、自我发展能力 分税制改革是按照“存量不动，增量调节”的渐进式原则推行的，原属地 方支柱财源的“两税”划作中央收入或共享收入后，采取了税收返还的形式， 确保地方既得利益不受影响。具体操作办法是，以1993年为基数，按实施分税制后地方净上划中央的数额，确定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基数。因此，1993年 地方财政收入出现了超常增长。当年财政收入增长率大都在30％以上，超过

一文看懂我国财政体制

一文看懂我国财政体制 2017-05-19? 一、财政核算体系简介 1、财政核算体系的定义 政府财政统计核算体系（A System of Government Finance Statistics，GFS）是从经济角度反映一个政府治理国家、管理经济活动运行情况的多功能体系。 1974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制了《政府财政统计手册：草稿》，2001年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新，目前最新的版本是GFS2014。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不同，政府财政统计核算体系是以政府为主体进行核算，对本期的支付进行核算而不管这一支付是否反映的是本期发生的经济活动。政府财政统计核算体系的框架主要涉及四张表：资产负债表、政府运营表、现金来源和使用表、其他经济流量表，四张表之间存在勾稽关系，通过此关系将流量和存量联系起来。 2、我国财政核算体系内涵 （1）分税制财政体制 财政体制是国家通过规定各级政权管理财政收支的权限和各企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上的权限，据以处理国家各级政权之间、国家与企事业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的管理制度。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后，确立了分税制财政体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划分：中央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需支出，中央直接管理的社会事业发展支出；地方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支出。 第二、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属于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的税种属于中央收入；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由中央与地方分享；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为地方收入。 第三、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中央和地方收支划分后，为解决财力分布纵向和横向不均衡问题，中央对地方实施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分为两类，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由均衡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等组成，用于弥补财政实力薄弱地区的财力缺口，地方政府可统筹安排使用，主要目的是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专项转移支付重点用于“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以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及事业发展目标，或对中央委托地方事务、中央地方共同事务按其相应资金进行补偿，地方政府必须按规定用途使用。 第四、税收返还和地方上解。税收返还是为保障地方既得利益、顺利推进相关改革设立的，包括增值税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三项。地方上解主要是指地方按有关法律、法规或财政体制规定上解中央的各项收入，主要包括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保留的地方原体制上解收入和出口退税专项上解收入。2009年，为简化中央与地方财政结算关系，中央财政将地方上解与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作对冲处理，相应取消地方上解中央收入科目。 （2）我国财政预算管理体制

分税制起源及改革措施

北方民族大学 公共经济学结课作业浅论分税制的起源及改革措施 学院：管理学院 姓名：大伟哥 班级：公共管理X班 学号：20099999 2011年11月11日

浅论分税制的起源及改革措施 一、分税制的历史起源 1980年代，中国实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沿海省份由点到线开始全面发展经济，地方和中央采用包税制。包税制的实质是“包盈不包亏”，地方财政每年仅向中央交纳定额的财政税收，部分地方采用减免企业税收的方式，截留经济发展成果，藏富于企，加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通货膨胀，造成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中央财政陷入严重危机的现象。期间共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的事，每次都大约是二三十亿元人民币。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占整体财政收入的比重，双双迅速下降，形成建国以来未曾出现过的“弱中央”状态。中央财力不够，国防建设、国家的基础性投入均面临严重的经费匮乏状态。分税制改革自然而然地被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1994年税制改革，又称为“分税制”改革。以朱镕基副总理为主导，刘仲藜以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财税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身份，正式开始了分税制改革。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税收分配制度及税收结构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改革，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涉及范围最大、调整力度最强、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财税改革。 二、主要内容 概括来说，其主要内容为： 1、重整税收结构，取消一些不合理的税种（如产品税），代之以较符合市场化改革的税种，例如征收增值税和规范消费税。 2、重新划分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地方共享税。使中央取得更大的财源。 3、为了保护个省市（特别是富有的省市）的既得利益，中央设计了一套税收返还制度。 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财税制度。是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分配关系的规范方法。大致作法是：按税种划分收入；中央集中必要的财力实施宏观调控；中央和地方分设税务机构，分别征税；有一套科学、完整的中央对地方收入转移支付制度。从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在短期内建立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理想模式还缺乏必要条件。只能循序渐近，逐步到位。分税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

浅析我国分税制改革下中央与地方财政间的平衡关系

浅析我国分税制改革对地方财政的影响 ——经济0901 魏光继关键词：分税制中央财政地方财政税源差异联系 引语：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正蓬勃发展。“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的思想被广泛用于各个领域。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后，我国借鉴西方发达国 家的经验，并结合自身特殊的国情，制定出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制度。然 而，一个制度的制定到实施并然存在曲折性，受文化因素，政治因素，经济环境等诸 多方面的影响。那么，本文就将针对我国的分税制改革展开讨论。 正文： 一：分税制的定义 首先介绍一下分税制的定义：分税制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来源一种财政 管理体制。实行分税制，要求按照税种实现“三分”：即分权、分税、分管。所以，分 税制实质上就是为了有效的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关系，通过划 分税权，将税收按照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有时还有共享税)两大税类进行管理而 形成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 分税制的真正涵义在于中央与地方财政自收自支、自求平衡。当今世界上，实行 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一般都实行了分税制。至于实行什么模式的 分税制，则取决于三个因素，即政治历史、经济体制、以及各自遵循的经济理论。我 国正在推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税制，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尚不够彻底和完善，但是， 把过去实行的财政大包干管理体制改为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不仅初步理顺了国家与 地方的关系，而且调整了国家与纳税人的关系。 国际上的分税制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分权为主的分税制，这种类型以德国、 原南斯拉夫为代表。另一种是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分税制。这种类型以美国、日本为 代表。两者各具特色。而我国现行的分税制又有何不同呢？ 199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央的“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战略部署指导下 进入新阶段，财税体制改革充当改革的先锋，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 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建起了中央和地方两套税收管理制 度，并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收机构分别征管；在核定地方收支数额的基础上，实行 了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转移支付制度等。成功地实现了在中央政府与 地方政府之间税种、税权、税管的划分，实行了财政“分灶吃饭”。 其特点主要是： 第一，按照税源大小划分税权，税源分散、收入零星、涉及面广的税种一般划归 地方税，税源大而集中的税种一般划为中央税。一般来说，不可能把大税种划为 地方税。但由于地方税不仅对法人(公司、企业)征收，而且更多的是对个人征收，所以， 税源分散在千千万万个纳税人手中；又由于地方税征收范围面小，税源不厚，所以收 入零星；由于地方税税种小而多，所以涉及面广，几乎涉及到所有单位和个人。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意义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意义，无论是相对于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财政管理体制，还是在更为科学地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权关系基础，提高财政收入占GDP、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两个比重而言，都是值得称道的。十余年来的平稳运行和从容调控也证实了这一点。但作为当时条件下的一种渐进改革方案，随着实践的进展和矛盾的累积，体制不完善之处也不容忽视。 支出调控能力仍有较大差距 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虽然实现了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和“两个比重”的迅速提高，彻底扭转了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长期被动的局面，但财权的调整并不意味着事权关系也同时得到理顺，通过支出体现的调控能力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这一问题可从三个方面来比较：一是财政总支出占GDP的比例偏低。 发达国家财政支出的规模平均达到了GDP的40%左右，中东欧等转轨国家2000年分别平均达到了42%和33%。我国财政总支出的规模在改革开放后一直呈下滑趋势，分税制改革后这一趋势得到扭转，但直到现在这一比例也只有20%多一点。二是中央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偏低。发达国家中央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平均达到了60%以上，一些转轨国家中央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平均也达到了60%。我国中央政府占总支出的比重却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如果持续保持这种低水平的国家总财力和中央政府相对财力，就会在国家财政能力和实际需求之间出现比较大的缺口。三是预算外资金大量存在。不少地方为平衡财政收支，促进地方经济建设，把某些财政职能转移到其他政府部门，力求避免财政体制对地方财力的制约。这些被外移的财政职能和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威相结合，缺乏必要的财政监督，导致地方预算外资金规模急剧膨胀。 省以下财政体制有两大矛盾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主要着眼于规范中央与省级财政之间的收入与支出关系，对省级以下财政体制的改革并未作明确规定。由此产生两个矛盾：一是财政收支矛盾随体制运行而越来越集中于基层县和乡，一些正常性支出无法得到保证。财力集中缺乏划分税种的规范性，财权上收缺乏事权调整相配套，使县、乡两级支出基数和支出刚性增大，从而产生了省以下体制的矛盾和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权、事权关系不对称问题。二是基层财政矛盾已呈现向中央财政集中的趋势，逐渐形成支出的倒逼机制。在省以下体制无力自行调控的情况下，中央财政不得不在工资性支出、农村税费改革等方面实施专项转移支付，加剧了中央财政收入与实际可用财力之间的矛盾。在转移支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各地由于经济发展基础和潜力的巨大不平衡，分税制后省际间财力调剂和省内县际间财力调剂的压力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与1995年转移支付制度刚实施时相比，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结构中，各种应急性的专项转移支付所占的比重，已取代税收返还等存量部分居第一位。在这些专项转移支付在财权、事权关系不规范的情况下，它的迅速增加可能使财力增量部分的支出安排脱离分税原则和财权、事权的匹配关系，重新陷入界定不清的状态。 政府行政级次需要调整

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

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 国发[1993]第8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为了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更好地发挥国家财政的职能作用，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国务院决定，从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改革现行的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一）分税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现行财政包干体制，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扩大，其弊端日益明显，主要表现在：税收调节功能弱化，影响统一市场的形成和产业结构优化；国家财力偏于分散，制约财政收入合理增长，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弱化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财政分配体制类型过多，不够规范。从总体上看，现行财政体制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必须尽快改革。 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并借鉴国外扔成功做法，要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必须进行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的原则和主要内容是：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将各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 （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1、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两个积极性，促进国家财政收入合理增长。既要考虑地方利益，调动地方发展经济，增收节支的的积极性，又要逐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适当增加中央财力，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为此，中央要从今后财政收入的增量中适当多得一些，以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2、合理调节地区之间财力分配。既要有利于经济发达地区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又要通过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扶持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和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同时，促使地方加强对财政支出的约束。 3、坚持统一政策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划分税种不仅要考虑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分配，还必须考虑税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分配的调节作用。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以保证中央政令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平等竞争。税收实行分

中国财政和税收体制的改革

中国财政和税收体制的改革 传统概念上的财政体制，包括预算管理体制、（国营）财务管理体制、行政事业财务管理体制、税收体制和基建投资体制等。其中企业事业财务体制是基础，预算体制是主导和代表（如“分灶吃饭”财政体制，即是以“分灶吃饭”预算体制为代表的财政体制），税收体制、投资体制等则分别规定收入、支出方面的有关体制。 ; 财政和税收体制反映、规定、制约着国家（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关系，也反映、规定、制约着政府理财的职能范围、管理重点和行为方式。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间，财税体制改革始终是整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的财政、税收体制配套改革，在我国初步搭起了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框架，而在此之前，还有三次较重大的财税改革举措。 ; “分灶吃饭”体制的实行及仍存在的问题 ; 1980年，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改革方兴未艾之际，中国选取财政分配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突破口，向地方下放财权，改变“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体制，按照经济管理体制规定的隶属关系，明确划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简称“分灶吃饭”体制。这是传统体制开始向新体制渐

变的财政分水岭。 ; 1985年，在第二步利改税基础上，将“分灶吃饭”的具体形式改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即按照税种和企业隶属关系，确定中央、地方各自的固定收入（所得税、调节税等），另有共享收入（产品税等）；支出仍按隶属关系划分。这时已有“分税制”的概念和讨论，但体制的实质仍是渐进过程中的财政包干制。 ; 1988年，在1985年体制的基础上，对收入上解比重较大的17个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实行了“收入递增包干”和“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等几种（后来曾、归结为六种）不同形式的包干办法，简称“地方包干”。这使中国渐进改革中的企业包干加上财政包干，形成了包干制的“鼎盛时期”。 ; 在实行“分灶吃饭”之后，财政体制改革除预算管理体制方面的数度调整之外，还取得了如下一系列进展：; ——调整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扩大企业留利和更新改造资金规模。经过80年代初的利润留成，1983年和1984年的两步“利改税”，1987年后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探索和90年代后逐步树立“税利分流”方向，形成建立企业制度的大思路和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方针，在扩大企业财权之后，又将企业独立商品生产经营者的法入主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地位，逐渐引上轨道。 ; ——改革税制。初步形成了多税种配合发挥作用的复

分税制改革历程

最近，有传言称地税与国税人员的分流合并工作将于全国“两会”后启动，关于地税与国税拆分合并的话题再次引起关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中央财政陷入了严重危机，由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中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的状态。中央财力的薄弱，使那些需要国家财政投入的国防、基础研究和各方面必需的建设资金严重匮乏。正是这场财政危机，让党中央、国务院痛下决心，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国拉开了序幕。

1991年的全国财政会议，给一位刚到财政部工作的人士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当时的财长是王丙乾。这位工作人员说，每年财政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做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当时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第二年的预算无论如何都安排不了，有一个大的窟窿，因为前一年税收只有2970多亿元，很多地方非常困难，又赶上贵州遭遇大灾，中央没有钱给地方。王丙乾出于无奈，要各省作“贡献”，从1000万到1亿元不等。（图为王丙乾） 财政会变成了“募捐”会。一些财政厅厅长却对王丙乾说：“跟我要钱，我可没有！”一些富裕省份的财政厅厅长与财政部长当面“反目”。“很多年过去了，我还在为王部长难过，那时做财长非常可怜。”一位财政部干部回忆说。（图为王丙乾）

“反目”有没有道理？有！比如广东，依据与中央签订的财政大包干“契约”，每年只向中央财政上交22.74 亿元，递增9%，再要钱就超出“合同”范围。但是，让财长下不来台的是，原以为由于中央给了广东很多优惠政策，就连关税都留给了广东，中央财政遇到困难，要点小钱会如此不给面子。（配图）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共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的事，每次总数大约都是二三十亿元。其实人们心里都清楚，名为“借”，实为“取”，就是要地方“作贡献”。（配图） 财政会议还向地方“压”税收指标，压不下去预算盘子就定不下来，中央财政下一年度就无米下锅。因此，财政会议上“罗圈架”打得不可开交，税务局长跟财政部“打”，地方财政厅厅长也跟财政部长“打”。税务局说：我们收不了这么多。财政部坚持不让步。当时，几乎所有省份对中央下达的税收指标提出异议，特别是富裕地区。一年一度的全国财政会一开就是半个多月到20天，会上不是认真总结财税工作，变成人们为“领任务”，分税“收指”标而争执不下的会议。（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