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历史看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兴衰
从中国历史看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兴衰
——韦森教授在复旦大学的讲演
给定一定的社会安定环境(即没有战争和兵荒)，无论在怎样艰难的社会安排中，市场经济都会自发成长。自汉武帝开始，中国历代王朝屡屡采取的重农抑商政策和“禁榷(官工业)”制度，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滞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制约因素。然而，在历史上的许多朝代，市场经济还是在皇权专制政制下艰难和强韧地成长起来，尤其是只要皇权专制朝廷稍微放松对市场经济自发成长的管制和压制，市场经济就会很快繁盛发展。但是，历史的悲剧是，当市场经济稍微有个几十年最多百余年的繁荣后，总会在官府腐败、社会动乱或外族入侵的战争中周期性地衰落下去。
自1978年以来，中国基本上已经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总量、市场分工和深化程度，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等方面来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首先应该归功于市场秩序的成长。然而，良序市场经济运行所必须具备的社会条件是什么，目前学术界对此似乎仍有许多困惑。
按照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理论发现，人类有喜好交易与交换的天生禀赋，这种天赋禀好的自然发挥，会导致市场分工的自发演进和市场秩序的不断扩展。因此，在人类大多数族群和社会中，市场总会蕴生其自发成长和不断扩展的内在动力。然而，市场自发成长和良序运作，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学界一般认为，确保现代市场经济良序运行的基本条件，是法治和宪政民主。在今天的讲演中，我谨想通过对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政治体制下中国市场经济兴衰史的回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缺乏必要的产权法律制度和法治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自发成长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一、西汉时期市场经济的第一次繁荣与禁榷抑商制度的出现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秩序。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市场秩序一般会在一定范围内自发成长与扩展，这一理论判断已为中国经济史和考古学的许多研究所证实。有研究发现，中国的手工业和市场交易在殷商就相当发达了。到了西周，市场分工更加细密，有了金属工、木工、玉石工、陶工、纺织工、皮革工、武器制造工等“百工”之说。
秦汉之交，中国经历了一段群雄争霸、内外骚动、诸侯并起以及民不聊生的时期。秦覆汉兴之后，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固的中央集权制统一国家，随后便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工商业的繁荣。按照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描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得其所欲”。在汉惠帝尤其是汉文帝(公元前180年-前157年)统治时期，朝廷听取大臣曹参的主张，采纳黄老之术，实行“拱己无为”的不扰民政治方略。在具体的经济政策上，汉王朝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到了汉景帝(公元前188-前141年)时期，朝廷又接受大臣晁错的建议，继续采取“君臣俱欲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的经济政策，结果出现了历史上40年左右“文景之治”的盛世。
文景时期，全国道路交通和市场交易网络逐渐形成，促进了当时的城市化进程和科技的进步。除政治首都长安外，西汉时期又自然成长出了一些全国性的商业大都会。譬如，当时就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都”之说，此外，大大小小的商业都会遍布全国各地。从科技发展史来看，西汉时期，中国的冶金业、制盐业和铸币业都相当发达，冶炼技术也非常先进，工匠们用高炉炼铁的方法非
常普遍。汉代炼钢方法的发明和整个钢铁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对经济各部门都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国经济史学名家傅筑夫先生曾经指出，西汉时期，中国“在生产技术的造诣上，在钢产量的产量和质量上，比之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钢铁工业所达到的水平，并无逊色，但是中国却早了两千年”。另外，西汉时期中国陶瓷、纺织、印染、酿酒、铜器和其它金属铸造业以及车船制造业都相当发达。文景之治时期中国工商业的繁荣表明，即使在农耕文明中，如果政府不过度干预和掣肘市场自发成长的内在力量，市场秩序也会大步扩展，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和社会繁荣。
在西汉时期市场成长、民营冶金技术进步和商业贸易扩大的同时，商人资本的集聚也产生了一些令汉代皇权专制统治者担忧的社会问题。在缺乏较完备法律制度和民主政治的传统社会格局中，商人资本的自然成长，曾使汉王朝的统治者感到某些潜在威胁。伴随着文景之治时期工商业繁荣的是，“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汉书·食货志》)。这也就成了西汉王朝的继位皇帝打击富商巨贾、遏制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现实理由。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即位，登基5年后，便对民营工商业连下重手。首先，汉王朝接受大臣桑弘羊的主张，强力推行“均输平准”等统购统销的政策，同时将盐、铁、酒等重要行业强行收归官营，由官府垄断重要物资的运输和贸易。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禁榷制度”。此外，汉王朝还加重商人赋税负担，直接没收商人财产，并不断改变币制，使商人积累的大量货币财富丧失或减值。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办法，是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并加以各种人身侮辱等。通过上述种种政策，繁荣的民营工商业遭到极大打击。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作为其控制社会和确保朝廷收入来源的成功范例，汉武帝的抑商政策开了后期各王朝的先河，两千多年来，同类制度和措施被屡屡采用，从而对中国社会内部市场经济的自发扩展和经济增长，创生并沿存下来一种非常有效的束缚和制约机制。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禁榷抑商制度和政策的实际运作结果，就是自西汉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秩序随王朝的政治周期和更替而发生了多次“巨大经济波动”。纵观数千年社会史，伴随王朝兴衰而发生的周期性巨大经济波动，经过隋、唐、宋、元、明一直延续到晚清。
二、唐宋元时期市场经济的兴衰
东汉末年开始的社会大动荡和经济大破坏历时约半个多世纪之久，整个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被破坏为“一个烟火断绝、土旷人稀的荒凉地带”。后经过西晋时期的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中国的市场经济才稍加恢复。接着又进入南北朝至隋朝初期的大破坏、大混乱。这样的社会大动荡、经济大破坏一直延续到唐太宗贞观初年(公元627年)。唐统一中国，结束了持续数百年的战争和剧烈社会动荡。在政治统一和社会安定的环境中，中国市场秩序又在开明专制皇权政制下有所恢复，并获得了一定成长空间，随即中国也进入了相对平稳的经济增长时期。前唐时期，不仅中国的农业有了迅速恢复，商业贸易(包括国内和国外商品贸易)也有一定发展。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持续约120年。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42年)，中国经济又在朝廷官府的各种管束和控制下逐渐达致鼎盛。
然而，就在盛唐经济社会日趋繁荣的同时，最高统治集团开始腐败和挥霍无度起来。加上富豪旺族土地兼并加速，大量农民失地而成流民，社会矛盾也达到空前的程度。到天宝13年，终于酿成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在中国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史上，安史之乱显然是一件巨大的历史灾难。它不仅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而且就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而言，是一场浩劫。更为悲惨的是，在安史之乱被平息后，社会动荡和对经济的破坏并没有结束。随后的军阀割据和各地藩镇相继称兵昌乱，以及继而发生的黄巢农民起义及其镇压战争，使商品贸易几乎无法进行。结果，中后唐到五代十国时期长达二百年左右的社会动乱，把盛唐时期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破坏殆绝。
这种动荡和破坏，直到宋初才始有改变。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第一件事就是在政治上进一步加强皇权专制。在经济制度建设和经济政策上，宋代朝廷则在发展市场经济和商品贸易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与唐朝相比，除一些政府垄断的手工业部门外，宋朝政府一般不再干预和管制其他行业商人的正当经营活动，从而市场也不再被限制在固定地点和狭小范围中。自春秋以来直到盛唐时期一直实行的市场开市时间在宋代也被取消，随之商人可以日夜进行交易活动，工商业者第一次获得了自由。这实际上乃是中国古代商业的一次革命性变化，曾被许多史学家认作是中国的“商业和城市由古代型向近代型的转化”。
宋代商业和市场贸易的空前繁荣，导致了采矿业、冶金业、工业制造业、纺织业、造船业、制糖业以及造纸业等官营和民营手工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另外，尽管从宋初朝廷就开始实行严格的榷茶制度，但是在整个市场经济繁盛发展的大环境中，宋代茶叶的产销还是在专制管束下得到空前发展。另外，宋代的冶金业也有很大发展。根据英国学者罗伯特·哈特威尔《北宋时期中国煤铁工业的革命》一书的估计，北宋时期(公元960-1127年)，中国铁的产量差不多已经是164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产量的2.5至5倍，并且与18世纪欧洲(包括俄国欧洲部分)的铁总产量的14.5-18万吨相若。从宋代的市场扩展、技术进步和冶金业发展等方面综合来看，公元1000年左右的中国，与17和18世纪欧洲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不多，表明中国提早六到七百年走到了人类社会近代化的大门口。
从公元960年到11世纪末，中国的经济“一直在沿着一条上升的曲线”增长着。然而，北宋时期百余年的市场经济繁荣，曾一度被北方民族的兴起和战争入侵所打断。北宋末年，女真族灭辽后挥军南下，侵犯大宋。于是，整个中原地区陷入兵燹战乱。宋金战争最初发生在中原地区，后又扩展到淮河流域。在金兵大举入侵而占领长江以北之后，北方一度繁荣的市场经济遭到惨重破坏，曾经繁荣兴旺的黄淮两大主要经济区荆榛千里，鸡犬无存，整个中国经济又陷入一个历史上巨大波动的低谷之中。
然而，一个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是，在长江以北被金占领后，南宋王朝在临安(今杭州)偏安一隅，维持了150年左右的统治，且在外敌(金)虎视眈眈、内部奸佞当道的社会政治格局中，中国市场经济却在南宋王朝政府控制薄弱的环境中自发成长和繁荣。尤其是以临安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发展和私人工商业的繁荣，已经远远超过北宋。南宋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十分发达。当时中国的海外贸易范围，东至朝鲜、日本，南至南洋、东南亚各国和印度，西至波斯、阿拉伯诸国。一些最近的历史和考古研究也发现，经由泉州而发展起来的海外贸易和造船业，在南宋时期已经相当发达。
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市场经济的自发繁荣和发展，最后还是被蒙古大军的入侵战争所打断，对中国社会的破坏十分巨大。中原以及江南大片疆域上发展起来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元军入侵的战争中均遭受到极大破坏。
蒙古族入主中原后，采取军政合一的国家制度管理国家，支配经济，相应的私有市场经济的发展受到极大压制。然而，从一些历史资料判断，尤其是从《马可波罗游记》对元代中国社会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即使在元朝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市场经济和民间手工业、商业还是强韧地恢复和成长，以致到元朝中后期，一些东南城市的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当时的欧洲。除了大都(今北京)外，像邳州、淮安、泰州、扬州、新州、镇江、苏州、建康、临安、泉州、庆元(宁波)、温州以及北方城市卞梁、涿州、中定府、太原府、平阳府、京兆府(西安)等城市和州府的工商业和贸易，都繁盛一时。
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经济史上，元朝一个可称道的方面是其发达的货币经济。在元帝国建立之后，朝廷在全国普遍推行和使用纸币。这样大范围的广泛使用纸币，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元朝时期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表明，即使是在专制统治下，只要没有战争和大的社会动乱，只要官府稍给民间一定的市场交换和商品贸易空间，市场经济秩序仍然能够在十分艰难的社会环境中顽强自
发地生长起来。然而，元朝市场经济的艰难成长，很快又为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社会灾难和农民起义战争打断了。
三、明清时期市场经济的两次繁荣与衰退
明初，整个中国经济一片凋敝不堪。由于元末官府腐朽统治所造成的经济衰退，加上元末二三十年农民起义和国内战争的摧残，从北方中原地区到南方各郡县，均“土旷人稀”。面对社会的凋敝，朱元璋首先采取的是“修养生息”和“重农务本”的基本国策。在政治方面，朱元璋制定严律，吏治朝政，强力整顿紊乱的社会秩序。在具体的经济政策方面，组织农民大举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生产工具，鼓励棉花、茶、花生、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全面促进农业的发展。对于工商手工业，除继续采用元朝的“匠户”制度外，朱氏王朝还采取措施严格控制私人商贾的经营活动，推行一系列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从明史来看，到了正统(1436年)、成化(1465年)时期，尤其是从嘉靖(1522年)到万历(1573年)年间，朝廷官府逐渐放松了对市场经济自发成长的管制，民间市场从而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随之，大部分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在嘉靖与万历年间，民营手工业和商业均有空前发展，以致许多学者认为，与同时期世界各国的工商业和技术发展水平相比，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工商业最繁荣的国家。
明朝中后期，曾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奇特的历史现象：腐败与经济发展并存。从成化(14 65年)时期开始，明王朝朝纲废弛，政治日趋腐败，加上皇帝带头掠夺国民财富，官绅地主大肆兼并土地，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但是，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社会格局中，由于朝廷官府放松对市场经济自发成长的约束和箝制，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的社会腐败，没有对市场经济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的繁盛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结果就出现了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与市场经济发展并存的一种非常独特的社会历史格局。
这种格局从许多方面反映出来。首先，随着棉花在明代大范围的推广种植，当时中国的纺织业非常发达。除纺织业外，明代的冶金业从明初就一直很发达。有历史学者估计，明代永乐初年中国的铁产量，已经相当于18世纪初整个欧洲的全部产量。但是，明朝初期，中国的冶金业主要控制在官府手中，只是到了明朝中后期，民营冶金业才迅速发展起来，并最后几乎全部取代了官营冶金业。综合考察明朝尤其是明代中后期手工制造业、采矿业、冶金业、商业、交通运输、对外贸易以及城市化的动态发展，许多经济史学家认为，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中国已经再次走到近代市场经济的大门口。
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与经济发展并存的社会格局又维系了近百年。然而，尽管在缺乏完备的产权法律制度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可以在一段历史时期中得以成长和发展，但社会是不可能在日趋恶化的政治腐败中长久维系的。明朝后期朝纲废弛，经济衰败，国家政治机器瘫痪，加上全面的财政危机和天灾人祸，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不断发生。随着清人入关，统治中国276年的大明王朝走向末日。
1644年大清帝国建立后，最初亦沿袭历代王朝屡屡采用的重本抑末基本国策，并在清初几十年推行了非常严苛的禁海令。然而，在社会稳定的大环境下，中国市场经济还是再度繁荣起来。尤其是在康乾盛世的130多年里，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口同时发生了大规模增长。按照美国政治学家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估计，在乾隆15年(1750年)，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8.2倍，英国的17.3倍。1 830年，中国的工业产值仍是法国的5.7倍，英国的3倍。中国的人口，也从顺治八年(1651年)的65 00万左右增加到嘉庆年间(1812年)的3.6亿。
然而，在经历了康乾盛世之后，尤其是到乾隆后期和嘉庆年间(1796-1820)，官府内部以及整个社会又开始腐败，社会的内部危机不断积累，起义此起彼伏。结果，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再次面临破坏和灾难。内忧之外，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一步步把清朝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推到崩溃的边沿。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几乎同时的捻军起义，又从根本上动摇了清朝统治的根基。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大清帝国逐渐衰落。
四、几点基本理论发现和仍然存在的理论困惑
通过整体回顾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下传统中国社会内部的市场经济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三个特征：
1、自秦汉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呈现比较明显的周期性兴衰特征。这一特征与王朝更替有关，且市场经济的兴衰和王朝的更替，常常互为因果。
2、给定一定的社会安定环境(即没有战争和兵荒)，无论在怎样艰难的社会安排中，市场经济都会自发成长。自汉武帝开始，中国历代王朝屡屡采取的重农抑商政策和“禁榷(官工业)”制度，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滞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制约因素。然而，在历史上的许多朝代，市场经济还是在皇权专制政制下艰难和强韧地成长起来，尤其是只要皇权专制朝廷稍微放松对市场经济自发成长的管制和压制，市场经济就会很快繁盛发展。但是，历史的悲剧是，当市场经济稍微有个几十年最多百余年的繁荣后，总会在官府腐败、社会动乱或外族入侵的战争中周期性地衰落下去。
3、从文景之治时期的市场经济繁荣，到康乾盛世时期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的市场分工和深化程度基本上没有多大进展，中国的科学技术进步整体上来说也不大，因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两千多年来大致是在同一水平上“内卷”(involuti on)或者说进行历史重复。
为什么两千多年来在皇权专制政制下中国市场经济会呈现出这种明显周期性兴衰的特征？这显然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讲演者小传
韦森
1953年生，山东单县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院副院长。1997年获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0-2001年以及2006年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合作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曾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并在国内有影响的报刊上撰写专栏文章和学术随笔。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研究兴趣。学术专著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文化与制序》，《经济学与哲学》；经济学随笔集有《难得糊涂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如诗》和《思辨的经济学》，主要译校著作有：米勒的《管理困境》和韦伯的《经济通史》。
税收法定的必然
作者：韦森知名经济学家
税收法定，首先并不是作为一种先验的政治理念或法律原则而提出来的，而是人类宪政民主政治运动的一项现实诉求。大多数法治民主国家是围绕税收法定原则的确立而扣动自己民主政治历史演进之扳机的
税收，是任何国家存在的基础。税收法定(Statutory Taxation)，则是近代以来世界上民主政治的最根本和最核心的运作理念之一。从税法学的基本原理来说，税收是现代国家主权的一种表征，但它同时也是国家公权力对纳税人私权利的一种“干预”与“侵犯”。在现代国家中，政府的财政支出一般会呈现一种持续增长的趋势，因而税收不断增加，这成了困扰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的一个根本性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税收和税制，最能从本质上反映一个政府公权力的强弱及其范围。
如若是一个全权政府，其表现特征往往是其税收权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和限制；而宪政民主政治下的有限政府，要征收任何税收，则要受宪法以及民意代表的实际约束。这种实际约束，一般并不仅仅表现为宪法中的某种条文的明确规定，而是通过一定议会的审定程序中具体表现出来。在许多发达国家很早就设立了专门的税务法庭或财务法院。
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来看，税收法定，首先并不是作为一种先验的政治理念或法律原则而提出来的，而是宪政民主政治运动的一项现实诉求。只是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演进，税收的法定性和自愿性逐渐变成了在当代世界各国的立法与财政运作实践中一项不断完善着的民主政治原则。
在欧洲，税收法定的理念最早是在英国《大宪章》中所初步确立下来的。1215年，英王约翰王为了筹集军费，横征暴敛，引起了英国贵族、教士以及城市市民广泛不满。他们联合起来，发动了武装反叛，迫使约翰王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签署了限制国王权力的《大宪章》。《大宪章》规定，在征得“全国一致同意”外，国王不得课征任何“兵役免除税或捐助”。这样，《大宪章》用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了主权者征税必须受限于法律和人民同意的双重约束。
之后，在1628年通过的《权利请愿书》中，又有进一步的规定：“没有议会的一致同意，任何人不得被迫给予或出让礼品、贷款、捐助、税金或类似的负担”，从而正式在英国的宪章性法律文本中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胜利后，英国国会制定的《权利法案》中又进一步重申：“国王不经国会同意而任意征税，即为非法。”至此，税收法定的基本政治原则已经确立下来了。
再看美国的独立历程。在18世纪后半叶，英国政府在北美殖民地开征印花税和糖税，以转嫁它在战争中的巨额财政亏空。之前，英国政府在殖民地只征收关税。当时，北美殖民地的民众担心，此例一开，英国政府以后会进一步征收其他税收，于是，便以在英国议会无殖民地代表参加为由，宣称英国政府无权向殖民地人民征收印花税，从此便开始了北美殖民地的反英独立战争。
美国独立后在1781年颁布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宪法第1条第7项便是有关税收法定的规定。美国宪法同时规定了现代宪政的几项基本原则，如权力分立、权力制衡等等。可以说，美国宪政民主建设是从因限制政府税收权而展开的，或者说是税收实际上成了美国宪政民主政治启动的基本动因之一。
回顾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我们也同样会发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直接起因亦是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课征新税而引起的。1774年路易十六继位时，法国经济已经是危机四伏。为解决政府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开征新税，从而引发与三级国民议会的冲突，结果导致国王出军队镇压国民议会。以法
国第三等级为主的巴黎各阶层市民为保存国民会与国王展开斗争，由此揭开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序幕。
大革命胜利后，同年8月，法国制宪会议颁布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其中14条规定：“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认可，注意其用途，决定税额、税率、客体、征收方式和时期。”法国大革命开启了法国现代宪政民主建设的一二百年的历史。在随后一两个世纪中，法国宪政民主演变的整个历史也是围绕着税收与国家主权者的权力范围这一主轴而展开的。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出，在人类近现代历史上，民主政治建设的历程总与税收制度紧密相联，对税收法定的追求实际上构成了一些国家宪政民主政治建设的主旋律。
言语行为与制度的生成
韦森：言语行为与制度的生成
摘:
谈到“以言行事”，非常奇怪——甚至有点偶然（?）——的是，从中文的“说”的构字法来看，恰好也标示着“以言行事”的意思。汉语中的“说”，不正是由“言”和“兑”构成的？由此我们可以说：“言”之“兑（现）”即为“说”。“说”字本身是否就意味着“人要说话算数”，要“言而有信”？如果这样理解，可以认为，中文的“说”的构字法本身就包涵着某种道德劝诫和行事箴言，也包涵一定约定俗成约束成分。当然，按照许慎的《说文解字》考，“说”在古文中原有“悦”即“喜悦”的意思：“说：说释也。从言、兑。一曰，谈起。”按照《段注》，“说释即悦怿。”“悦怿”在现代汉语中的意思则为“喜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汉语中，“兑”在《易经》中它原为八卦之一。由于在《易传》中有了“兑，说（悦）也”的说法，“兑”的意思之一即为“悦”。翻译为现代汉语，《易传》这里的意思是说，“兑，就是喜悦”，即现代汉语中的“悦。”由此来看，“说”在古代汉语中的另一蕴藏的含义为“喜悦”。从“言”、“兑”的原意来看，“说”在古汉语中又意味着“说话的快乐，言语之快感”？对此，我们现在只能猜测。当然，在《易经》中，“说”亦有现代汉语中的“说话”的意思。譬如，《易?咸》有言“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论语?八佾》也曾有“成事不说”之语。《论语》这里“说”，亦有“讲解、解说”之意。另外据一些学者考证，从唐代起，“兑”才有了现代汉语中“兑换”的含义。譬如，唐代丁仙芝《馀杭醉歌赠吴仙人》中就有了“十千兑得馀杭酒”的诗句。到了宋元时期，“兑”有了“兑现”的含义了。譬如，《水浒传》中就有了“兑坊”（当铺），明清小说中的“兑”则大量含有“兑现”的含义了。当然，这里我们必须注意语言学者所警告的“望形生义”的流弊，正如赵虹（1991，页137）所见，千余年来，治古文字者往往“望形生义”，如宋代王安石有“波者水之皮”之说，更有“人为为伪”、“言之于公为讼”、“五人为伍”、“二户相合为门”，“分贝为贫”等等。但话说回来，这些“望形生义”的解释难道没有道理？如古汉语的中的汉字“羣”（群）字，不就内涵着“君为群首，择君为头”，“羊为群身，倡导温顺”的文化涵蕴？由此看来，“群”字本身就蕴含着在一个农业中人们选拔出一个有良善美德的君子作为众人的首领，且由他来教化和引领人们走向光明（“羊”通“阳”）的一个（公有制下的）共同体的意思。这个“群”字，难道不又是远古中国农业社会及其结构的一个惟妙惟肖的写照？
这一轮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峰值已过
作者：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伴随着中国经济高增长峰值已过的这一基本经济事实，税收不断提高、人民币不断升值以及货币政策不断收紧这三重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正开始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最近，从各种渠道传来的信息均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速正在放缓，以至政府决策机构也调整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把2008年的GDP年增长目标定为8%。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其他一些国际机构最近也都降低了对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率的预期。目前，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这一轮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峰值已过。
当下的社会格局容不得经济低速增长
对于任何一个大国经济来说，经济增长速率一旦被加快起来，其增长势头，总秉有一种很强的惯性和冲势。这一两年，政府的一些宏观调控政策收效并不明显，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一直十分强劲，在很大程度上就与中国经济的前冲惯性太大有关。然而，一些宏观经济决策人士和经济学人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习惯于把中国经济看作一匹马，以为只要政府扬一扬鞭子，它就会快跑；勒一勒缰绳，它就能缓步慢行。很显然，如果说这不是一种天真的想法的话，至少也忽略了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经济体的增速所秉有的一种强大的增长惯性。反过来说，一旦这列巨大列车的增速减了下来，要想通过一些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手段让它快跑起来，也不可能立马见效。
在中国经济目前的“低发展阶段”（人均GDP刚过2000美元），有几年甚至十几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应该是一种正常现象。有鉴于此，我一直不认为有什么所谓的“经济过热”现象，并一再指出，没有必要对近几年中国经济的两位数高速增长担心和忧虑。事实上，在伴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如社会财富和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政府官员腐败、城乡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没有减缓且有继续拉大的趋势等等）不断积累的当下社会格局中，容不得经济低速增长。
一旦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一些被经济高速增长所暂时掩盖和缓和的种种社会问题就会纷至沓来，或者说较明显地暴露出来。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速不应在人均GDP还未达到三四千美元之前就减缓下来。
税收不宜继续增加
政府将2008年的GDP年增长目标定在8%，这是个什么概念？对于目前中国这样农村人口仍占一半以上，且人均GDP才刚超过2000美元的一个相对处于低发展阶段的大国经济体而言，GDP增幅低于6%~7%，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零增长，或者至少说是某种程度上的“经济不景气”。
在这么一个社会格局和态势中，税收还要继续增加的话，其经济和社会影响就更值得深层反思了。在人民币不断升值和资产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政府再对企业增税，这无异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在目前通胀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再增加与家庭与居民消费有关的税收和税种，无疑又会进一步遏制消费和“内需”。
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上来分析，在任何经济体制中，真正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往往均是由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所推动的；而依靠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常常伴随着高浪费、高资源消耗和低效率。因而，政府应该考虑把钱留给企业，让企业有更充裕的资金谋其自身的成长和发展，提升生产效率、更新设备、研发新产品、提高出口竞争力和有更强的能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才是一国经济的长久发展之道。
但目前在税收不断提高、人民币不断升值和货币政策不断收紧的三重压力下，一些中小民营企业，尤其是那些从事出口生产、加工和贸易的中小企业负担加重。譬如媒体报道称，今年春节前，珠三角地区已有大批台资及中小型的港资厂结业或者撤离。据分析，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去年以来内地出口退税下降，劳工及环保成本上涨等因素，令众多厂家无力经营。
这说明，伴随着中国经济高增长峰值已过的这一基本经济事实，税收不断提高、人民币不断升值以及货币政策不断收紧这三重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正开始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约束政府财政税收部门任意“敛财”和任意花钱
我个人认为，总体而言，2008年3倍于GDP增速的政府财税收入的增长，并不是件什么好的事情，其中的负面影响并不小。财税的超高速增长和庞大的政府财政支出不断增加，不但在某些方面会损害中国经济的长期和持续增长势头和质量，而且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政府官员腐败和社会财富向一些与权力有密切关联的人加速积聚等等。因而，这其中所潜含的危险性，应当给予足够重视。
从目前的实际财政支出构成来看，那些由政府投资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大都是资源消耗型的，这也势必会导致资源高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断自我维系，并实际上在部分推动资产价格的上涨，最终会传导消费品物价上涨。在这样一个局面下，经济的增长速率一旦下降，政府必然会采取扩张性的宏观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如此只会导致目前这种外延的、粗放的、高资源和能源消耗和有损环境的经济增长模式自我维系，并不断自我强化。
面对当今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这样一个格局，我认为最需要做的和最当做的一些改革措施，就是要通过宪法和一些行政法规来约束政府财政税收部门任意“敛财”和任意花钱。钱怎么收、收多少和如何花，这些都应该具体讨论决定，而不仅仅是每年投票通过一个整体的政府财政预算报告就了事。说到底，在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治安排中，需要有真正能制约一些政府部门任意征税和任意花钱的行政机制。